王绵之方剂学讲稿总论1

总论 什么叫方剂？是在辨证审因、决定治法的基础上，选择切合病情的药物，酌定合适的用量，也就是定量，通过一定的规矩，配伍组合，规定剂型，说明服法，这是方剂的一个主要精神，这个概念是根据中医辨证论治提出的。 一 方剂学的形成与发展 方剂的形成发展：方剂形成很早，具体是何时，何人所为，尚不能查。从历料上看，方剂的发展至少在周以前，在发展药物治病后，积累经验，从单味发展为多味治病，在多味治病中逐步摸索出一些东西，知道了如何配伍治疗最好，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是方剂形成离不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一定的知识、工具，才能有方剂的产生，从生食到熟食，有这些条件为方剂的形成提供基础，在周休《礼记》“君有疾饮药，臣先偿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偿之”。可见当时已药煎后饮用，也说明当时人们对药有无毒性，尝不明了，故先用人偿之。《史记·仓公列传》及《流沙阴简》中见出有方，如长桑君教扁鹊以“禁方”，禁方乃自己的积累的方剂，不轻易传与人，扁鹊治病人假死时，用了“八 ”之剂和煮之，说明当时方剂已具备了一定的形式，也有一定的道理，证明这些方不将药物草率的堆切，而是有一定的规律和目的，更主要证明了这一问题。在《内经》中，关于治疗原则、方法、方剂配伍组合的一些理论，都有很多记载，说明到了《内经》时代，方剂的理论已经成熟了，此处成熟并不意味完善，从开始到定形，已经把它当中经验的东西抽取出来，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成为比较有系统的理论，所以说它是成熟的，在《内经》虽只记载了十个方，但这十三方还是相当原始的，有的还是单味药，有些方用药简单，从此可能会疑问，理论发展到这样地步，为什么没有方？因为古代著作，从《汉书·艺文志》中看出，它是分开的。《内经》是医经，有七家，经方比它多，有十一家，所以在《内经》中少，还有更多的，虽没传下来，但有记载，在那里已积累相当的资料，形成了理论，在此以后，更进一步是张仲景的著作，记载了相当多的方，有314方（除去重复及后世的附方），从方的数量、药的数量及剂型上，都说明在这一时期又有很大的发展。应特别指出的是，仲景方有它的特点，非常精练严谨，针对性强，换一药便是另一方名，加减一些剂量是另一方名，证有所不同，方便有了改变，而经过后人的研究，这些方的配伍当中，有相当的经验和道理，从方剂来说，它的立法、用药非常精练、严谨，针对性强，为我们后人学习和研究方剂提供了很宝贵的东西，后人不仅尊之为“医圣”，而且称其书为“方书之祖”。 从发病原因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探讨，对病因病机，隋代的巢元方《诸病源侯论》侧重谈病的发生、特殊症状，由于这样的发展，促进了临床各科的发展，促进了用药物治病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方就更多了，这是一方面，另一个是到了后来，在这些方书里有一些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是海外来的，如婆罗门，它不是咱们的名字，是南洋的，由于交通的发达，中外的交流，各种各样的文化、物产，也扩大交流，包括了外来的医药药方。在祖国医学的遗产中，包括了一个部分是吸收了外来的东西在里面，在这些外来的东西不是拿来的，而是融合起来的，是融合在祖国医学的系统里面，很明显，不仅善于吸收，而且善于有机地将其融合要一起也是中医的一个传统。 唐《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将他们能收集对的，经它们的选择加以分类整理，另外引用历代著作的理论，《内》《难》《伤》《金匮》《巢氏病源》等加以论述，还有一些他们自己的，是现在可以看到的专门的方剂书籍，当中可以看出用药的精神与伤寒没有太大的变化，《伤》侧重用辛温，“寒为阴邪，伤人之阳，保护阳气”，用温热，这是现在可以看到的，《伤》的六经辨证，辨证论治，有理到法，从法到方，从方到药，理法方药全了，而这里着重谈方，这是主要的方书。《肘后方》比较简单，用药基本上跟《伤》精神没有太大的变化，是治疗表证，但已经用清热药与其配合，也开始有了一些清热解毒的方剂。从这里可以看到用药的发展，结合药物的发展，由于治疗中积累经验，由于药物的不断发现，使用药物的增多，使用药物的方法理论更加发展，到这时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方剂的形成发现，也有个“风格”的变化，最明显从宋代开始，习惯上讲金元四大家的学说，另外还有对药物理论的研究，从宋开始，对这个问题比较重视，从张元素开始研究，过去说药物的性味、归经、功用，但它为什么产生这些功用，为什么能归经，对这理论的阐发从宋开始。宋时战乱多，生活不稳定，病的情况比较复杂，对人体的影响也有了不同的变化，还有就是宋封建统治阶级对这也比较重视，知心民众，实质上是为了长生，讲究炼丹、服石，同时收集了民间各种有效方剂。从宋中叶开始，将药材作为封建统治的专利、专卖、垄断，随着医学的发展，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在这样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从整个医学的发展中，方剂也得了相应的发展，而由于方剂的发展，又促进了医学理论和临床各科的发展。在医疗实践中，方剂的发展使得方法更多了，在这时期，辛凉解表的方剂开始形成，表里同治的方剂比较多见，《伤》仲景是先表后里，是非常严格的，表证先需解表，张也提到表里同治，辛温加辛凉的问题，如加石膏等，但这些方面的应用比较少，不像在宋代比较多，不仅是辛温与石膏等的配伍，而且发现的药物增多，也开始用辛凉解表的药物治疗，由病理、人的体质、人们对病的认识的深入，在用药上看起来味数多了，但它的主治配伍还是比较严格的，不是随便的加减，它还是有机的配伍，药多理不乱，由于对疾病的认识深化了，考虑的面比较全了。宋开始对过去的方进行了理论分析，成无已对《伤寒》进了解释，在《伤寒明理论》中讲了20多首方，完全用《内》的理论来解释，说明这方为什么能治这病，这方为什么这样组成，它的配伍的道理是什么，它内在药物与药物之间的联系有什么东西作了一些说明，从这以后方剂的理论研究更加深入，更加广泛了，对方剂理论分析的书籍多起来了。宋以来的方书多，不单是时代性问题，也由于印刷术的进步，书流传的比较多。另外，促使方剂的发展还有一个原因是温病学说开始萌芽，方剂的治疗方面的问题也有所不同，在温病当中强调的是阴液，特别强调的是救阴液、保阴液，与《伤》保阳气不同，保阴液并不是否定保阳气，救阴液也不否定护卫气，只是侧重面不所不同，由于接触的病接触的具体情况，具体实践的对象不同了，所以强调的侧重面不同了，正因为这样，促使了方剂的进一步发展。金元四大家在他们各自的学说当中，有它独特的发展，刘河间善用清热，他研究《内》结合当时的实践，认为病机十九条不出一个火字，“六气皆从火化，皆从热化”，主张用寒凉，用寒凉并不等于它不用别的药物治病，而是他有用寒凉治病中他在自己独特的经验，从理论到实践他有自己独特的经验，也就是在理法方药都有特长，如地黄饮子，不仅是寒凉的问题；张子和主张用汗、吐、下，人称“攻下派”；李东垣主张调脾胃，从脾胃立论，侧重五脏六腑的功能，以后天为本，认为人的饮食亦为气血，人体的营养从脾胃而来，先天所有的东西很有限，而人所伤，脾胃为主，创立了脾胃学说，同时创立了许多方，具有代表性的是补中益气汤，也就是在临床上提出的“甘温除大热”的问题，这对后来治疗内伤杂病影响很大，在这个学说上确有成就，除此之外，他也擅长治外科病；朱丹溪特别强调相火，他对相火的研究比较深，强调“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一水不 二火（君相二火）或五火（五脏之火），主张滋阴降火，与其说其为滋阴派，不如说其为降火派，用一黄柏就是大补阴丸，从这一角度，他认为降火就是滋阴。四家各有特点，但本身的学说独特于一个面，并不局限于这一方面，它整个是从《内》《难》开始，到后世的一些著作，对药物的研究，四家学派的产生跟当时的药物研究有很大的关系，对药物的分析，比以前来说更加细致，这就给后来留下有用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学术之争，如果用得不恰当，也会造成一些坏处，偏执一见，在临床中都是错误的，我们要辨证论治，不能证病跟学派来生、按我的擅长来生，而应根据病人的病来分析、来治疗，对四家要有正确的认识，把其长处结合起来，不能抓一家，否定其他家，而就其本身的学说，也不是完全完整的，特别刚才提到的丹溪的降火滋阴的问题，张子和汗吐下三法，他认为治疗以攻邪为主，邪去正自安，实际上三法包括很多内容，常超出此三法的内容，正如我们讲八法，细分很多法，只是归纳起来而已，简单理解是不行的。 自宋以后，方书更多，论方剂理论的书如《医方考》，对《伤》方阐述的医家也很多。历史上最大的方书是《普济方》，《本草纲目》方剂也很多，它不仅阐述了一些方剂理论，对药的解释中论到方的理论。 方的理论在《内经》里很多，有一些是治则、治法，过去在名词上没有区分，现在我们对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治则指治疗疾病当中都必须遵循的东西，如在基础理论中，治病必求于本，正治、反治、标本、因时因人因地制宜，这些不管治疗那一个病，都需以此为原则来加以考虑。治法是针对具体证、具体病来进行的，法可分很多，***下有许多小法，把汗法说成解表法还是不恰切的，汗法中有许多方法来发汗，在《内》中就有不用药物的发汗法，“渍形以为汗”，可能用热水，可能用药煎，对虚人感冒，补中益气汤方歌中，“阳虚外感此方施”，通过扶正的途经治疗，现在有扶正解表，法有大有小，法针对性很强，有具体的对象，治法与所辨得的证应是相对应的，表证解表，表寒辛温解表，表热辛凉解表，是对应的，气虚外感，则益气解表，阳虚外感助阳解表，再小的一个方子都有它的治法；也可以包括几个法在里，泻下救阴时用大承气汤，黄龙汤既益气又补血，既有人参，又用当归，是补法加泻法。到了后世，邪实正虚可用扶正药加入，加用益气养血药，也可用清热滋阴药，或者益气滋阴同时用，这是从《伤》三承气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感冒，表证固然有典型的表寒表热证，表寒用辛温，表热用辛凉，可是也有一些由于人的生理条件不同，自然条件不同，往往在疾病过程中不能辨是表寒或表热，因此在用的时候当寒热相配，而在《伤寒》中用麻黄，桂枝，或者大青龙，那里没有一种辛凉解表，而现在大青龙等用的少，是因为其他的药丰富了，这些问题说明方剂是发展的。 经方、时方的问题。对经方，一说仲景为经方，一说唐以前的方为经方，对此了解一个概念就行。自唐以后用药的风格，随药物的丰富，理论的提高，疾病的变化，开始不同，各有所宜。 方剂理论，在《内》里很多，有的是治则，有的是治法，专门对一个方剂进行理论性解释始于成无已在《伤寒明理论》中把20个方作了细致的理论性的论述，这可以说是方剂理论著作的第一篇，从这以后逐渐多了。对《伤》证所对应的方也多了，对这也有了争鸣，实际上也就是方剂的发展。《医方考》专门解释方剂，针对证解释方，有其特点，也有不足之处，同样的方可用于不同的证，可以说是异病同治，实际上用于不同的证、不同的人，它的配伍用量、配伍的君臣佐使上总是有所变化的，吴昆在后一问题上说明白的，在前一个问题还不够，从这儿开始可以说是方剂发展过程中的又一次飞跃，加强了方剂的论理性，是把方剂的配伍组成，从理论上说得更清楚。从这以后，便多了起来，《名医方论》《绛雪园》等，从明以后多，这与历史的发展相应。 总论2 方书争论最大的难点是方书分类问题，时至今日，仍未解决，从已有的分类方法看，主要有几种。《五十二病方》所谓分类，既无顺序，也无分类，到《千金》《外台》既有病科分类，又有脏腑分类，《千金》分小婴儿方、妇科、大脏六腑、虚热寒实；按病：《伤寒》，从此方剂分类有了框架，后世分类大体上在此基础上变化。另有分类是按治法，这种分类的书不多，如明《景岳全书》有古方八阵、新方八阵，用药如用兵，药就是兵，遣兵调将布阵，讲究王者之师，讲究王道，这在中医治病中是一个特色，也是个优势，是根据中医整个理论特点而来的，它不是治病，而是治病人，在从《内》理论中明确看到，它治的不是机械的人，不是自然人，而是社会人，简单地说，中医强调七情为病，与社会发生关系。中医的整体观，人是一个整体，社会自然又是一个整体。中医的特点在于它治疗的是社会人，因此不是以单一的治病为目的，既要治病，还要治好人，不能为了治这个病同而造成另一个病，不能因为治疗这个病，而造成他的生长发育障碍，不应给他其它各个方面造成损害，这 是中医治病的一个基本思路。当然在抢救危重的病证，在治标时，那又是一种情况。但总的来说，中医讲治标不忘本，主导思想是不离开人。如五味子仁可降转氨酶，但从观念的整体来说，也造成害处，就是一停药就反跳，反而比以前还高，加大量可再退，反复几次最后就无效，给其他药治疗也造成困难，对病也是愈反复愈加重，这就相类似如镇痛既止痛，是为有效，但并不是所有使用镇痛剂止痛都是有效的，很明显的阑尾炎腹痛用镇痛剂是危险的，说不定要出医疗事故的，因为掩盖了他的症状；而中医不是这样，辨证审因，而后来论治。张景岳引用王元正的“见热不表热，无汗不发汗，见血不止血，见痰休治痰”，强调仍是治病求本，讲的是更深一层的道理。我们在临床上治病，已不单纯是科学性的问题，已上升为艺术性的问题，中医处方往往不能统一，在过去往往是一种说不清的怨枉，实际上这正是中医的一个特点，一个优势，内容丰富，方法多样手段各种各样，虽人所掌握的方法不同，但它可达到相同的效果，而临床上辨证后，他要精雕细啄，不仅要对病清楚，而且对人也要搞清楚。过去医时，对此不理解，明明把烧退了还要挨批评，过去讲伤寒病现在讲温病，在看这种病时，不是看你是多快退烧的，不是看这个病的全过程是多长时间，把病治好后3个月的情况如何，还要把这个病人原来的病合并治疗，病好以后的身体比以前还要健康。这里着重强调治病不要忘了人，用药不要只取一时之效，治病必求于本，尽管我是针对某一个问题，但不忘他的本质所在，我当前解决的只是一个问题，特别现在内科复杂的病又特别多，我们要逐步解决，总的我们要知道他的本在哪里。 八阵是按治法分类，真正的八法，作为分类，象张景岳归纳这么多的方子方书还少，八法很早有人提出来，在注解伤寒论时就有人提，在一些理论性书中已经提到了。 要明白一个概念，以法统方并不是指方剂的分类，它是指“方从法出，法随证立”，统是统帅，是指导用药。 《和剂局方》是称门，补益门、火门、风疾门等，他也是很难把所有的方剂包括进去，它还是有儿科、妇科，现在成药中还有沿用这样的方法。《局方》是历史上国家颁布的成药典，从解放后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才有药典，才有中药的药典，宋当时将药典发到各个行政区去，医生按此用药无误，药铺按此配成散剂、丸剂等，《局方》特点：其中绝大多数方剂虽然不都是古方，它是通过从各地征集而来，都是行之有效的，缺点是适应证写的比较复杂，甚至带有宣传性质，或者是广告性质。今后在研究方剂时，看《局方》应注意这一点。但也有一些方子比较荒诞，有一些所谓的怪药如乌鸦等。 还有一分类法就是作用的分类法，它既包括了治法，又包括了病因，如风寒暑湿燥火，清热祛炎，清热解暑，痰，祛痰，祛虫，这是跟治法又不完全一样。徐灵胎在《灵台轨范》中又有一法是通治法。分类难就难在方剂特别多，《普济方》就有6万多，《本草纲目》中也有1万多，现在运行教材用这种分类方法，是走过弯路的，一开始在南京编第一本教材时，也不用这个方法，后来又搞了个八法，回过来也不行，因为这门学科，更接近临床，与临床结合紧密，这样以汪昂《医方考》为蓝本，以便于学习。这里还强调教材用什么方法分类，更适合学习，将来从这出发研究，我们不要想一下子把几十万，成百万方给他们理出一个科学的分类方法。 方剂的参考书是非常广泛的，理论散在各家著作中，特别是各人的方子，在他的方子里注重他的思想，并没有给这些方写一个论述，如补中益气汤，他写了很多加减在其中，他并没有把这个方子进行详细的注解，方子治疗的证他也没有去阐述、归纳，该方很好，他的思想也表现得很突出。《纲目》一看都认为是一本药书，实质上很多地方是方，如讲麻黄，其下就有麻黄汤，就有它的解释，所以我们深入的研究方剂，就要看这些书，现在活血化瘀的方就有很大的发展，无论是在理论上、应用上，活血化瘀在《伤》就有该类方剂，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着重从活血化瘀着手，如逐瘀汤、补阳还五汤等，有些方剂，从它的方名可以知道它的作用，或者它提供的线索，它或者在脏腑分类里，或者在治法分类里，或者在病证分类里。 方剂歌诀，从汪昂《汤头歌诀》，歌诀高度概括出方的主要内容，大部分方歌对帮助记忆有一定好处，但他不代表方剂的全部内容。 方剂学是从有了学院以后才提出来的，既然有了“学”就要有系统的理论，这里的知识很多，但很散在，如何进行理论系统化，在编第一部讲义时开始把基本理论系统化，所以说“方剂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 方剂不是药物的随意组合，而是有目的的、有理论指导的配伍，通过配伍组合以后，这些药就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它不是药效的相加。 重视方剂更好的提高，提高不仅是为了方剂学的本身，而是为应用，通过提高，对新发现的病要提供有效的方剂。如肝硬化，类似它所处的阶段和它所出现的证，以及它后来的发展，直至肝硬化，或继发肝癌，中医都有类似的记载。现在艾滋病更是这样，它所涉及的问题我们从中医角度考虑，以及现在西医疗效，我们相信会找到一个方法治疗，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获得性免疫缺陷性疾病，从病因病源学说上来说，刚刚对其进行研究，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有什么特性，有什么规律，有些人可带病毒若干年不发病，有些人发病很急，但从我们中医治病毒性疾病来看，如果它合并细菌性疾病，并驾齐驱，运用抑制病毒的方法。和中医治疗一个病，方法有不同，该病就是造成人体免疫系统的破坏，现在通过好多药物证明，能够提高人体的自身免疫力，从这两个特点来说，治疗艾滋病会有办法的。我们既要研究它的病，又要研究它的药，怎样来配伍应用，治法与方剂要引起大家重视。 五行学说，用以阐明脏腑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个关系非常复杂，又不能单纯用相生相克来说明，于是又有了反侮，来补充，若不懂其中道理的人便问：一会正的，一会反的，到底谁对，可是现在开始发现，肺不仅是呼吸系统，也不仅仅是循环系统，它有内分泌的互相作用的关系在内。我们要不断地发现问题，而我们过去讲脏腑之间的关系用来治疗，不仅是实则泻子，虚则补母，还可以隔二隔三，你可以补后天，我可以补先天，还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其效果是殊途同功，要完全解释其中的道理，还要应用现代科学方法，还有很多道理有待科学的进步方可解释。经络已被证明与过去画的图相似，有些理论按照原来的说法，证明确实是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暂时就那么认为，这里指的是真正的东西，如气功，鱼龙混杂，但真正的气功，它确实有效，象用气功带功麻醉进行甲状腺手术等。 原来有十种，后来有“十剂”，后世有发展，有的加成十二剂，十四剂，甚至加成二十八剂，这种分类方法在方书中很少，只是陈修园《医方妙用》《时方歌括》用的十二剂，他只是归纳一部分方剂，这种分类争论很多。汪昂分类方法比较好，但也有问题，有的方剂分在两类里，如补益剂有了，又放在理气剂里，这种分类方的方法，方剂与治法的关系，有的方不是针对单纯的病证，往往有的方包括了几个方面，分类时可放这儿，也可放在那儿，方剂放在这儿合适，要看它的病理的解释与剂相合 是可以的，相同的方剂放在不同的章节，具体如礞石滚痰丸，是可放在泻下剂，也可放在祛痰剂里，该方特殊在有泻下祛痰的功用，针对食积和水饮这样的病证，在学习中概念必须清楚。 为什么要单独成立一门方剂学？ 方剂学研究方剂，实际上它涉及理、法、方、药，四者是合在一起的，它是辨证论治当中作为论治的工具，整个辨证论治的结局是落实在一个方里，与各个课程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它又有不同之处，方剂学主要是讲治法与方剂的，讲这些又不能离开辨证，又不能离开药，实际上它是以法为纲，以方为目，通过方深入地探讨方所涉及的证、所涉及的药，证就要讲病因病理，药就讲药理，方证要分析清楚，要把药理谈清楚，谈药理就要把药的配伍以后的道理讲清，这里就看出它跟中医基础课程，跟中医的临床课程有联系，又有区别，中医基础理论是它各自的系统来讲证，分析其病因病理，以藏象经络学说为基础，方剂中讲证，不按一个系统一个系统的讲，证它涉及几个方面，风寒感冒出现咳嗽时，落实在肺，又要涉及皮毛、营卫气血，在这里分析证时，就把整个东西联系起来，突出它的病。另外，诊断讲脉、诊法，在这里要综合起来，脉浮为在表，舌黄，脉是数是缓，是结代，要与证相合，这与诊断又有不同。药的差距又太大，中药学要每味药全面讲清楚，性味、功能、归经、主治，还要讲配伍应用的问题，附带还要讲形态产地等问题，是每味药的基础问题，而在方剂里，用药首先不是用它的全部的功能，特别是通过配伍以后，突出了它某一个方面的功能 ，加增了某一方面的功用，或者是取其用而弃其性，或取其性，这里不仅讲药的理论，只要药的一个方面，而要讲药与药之间的关系，说明这些药所组成的方为什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与临床课比较，临床课是按科，按病，按证来分，如内外妇儿五官等分，每科都有其病，着重于病的系统，讲其病因病机、证，更主要讲病的变化，多种类型，有的人病很单一，有的是新病与老病，与体质又有关系，变化之后还有预后的问题，是以病为主讲其发生、发展、变化、归宿，所以它就不可能对方进行详细的分析。 讲方剂是为临床课论治阶段奠定基础的，同时在讲理论时，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中药、诊断，而以方剂主治为主，进行综合的分析，在有机联系的情况下作以解释，这就培养了学生学理阶段，不是学问上解决的问题，而且是应用一门学科的问题。必须注意在方剂里分析方、证、药，应该比原来其他基础学科要深入，细致，帮助它深化理解这门学科，应用 这门学科。中医特殊在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同一病或不同病有多个阶段，有不同的变化，只要病机相同，就可用相同的方法治疗。方剂中不是包办了临床各科所用的方，而是在这些常用方中，取出代表性、理论性强的方剂，讲了之后就有举一反三的作用。临床各科所用的方剂也不是治疗该病的所有方剂，它也是举例，只有理解这些方剂，才能举一反三，临床治疗久痹，用独活寄生汤，可内科，有的习惯用蠲痹汤，实际上只要理解独活寄生汤，就能应用它。 方剂课应该是模拟临床的教学，讲方就要讲临床上某一病，实际上是某一证，包括了各家各科的学科，又包括了理、法、方、药的几个方面，搞方剂的人就是杂家，凡中医的内容都比较多的涉及到，不了解这些就难了解清楚。 二 治法与方剂 治法，是方剂学中应该讨论的内容，方剂学不仅谈方剂，而有还应阐明方剂与治法、基本知识与临床的应用规律。治法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内经》中有关治则、治法的内容，这些内容直到今天仍指导着临床，如《五常政大论》中有许多制方的方法、治病的方法，“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甚者从之”等，热证用清热的方法，“坚者削之”就是现在的消法，“客者除之”指有外邪当祛除，表证根据不同的人，如何除之，可以用解表药除，可以用扶正的药来除，或二者并用，根据病的具体情况而定，或以补为主，或以汗为主。补充一点是，《五十二病方》看从方剂的具体内容证实了周末、先秦、秦代、战国，但从《内》成书的时间，以及《内》中能如此的总结一些治法理论来说，而到今天还能行之有效，从理论的正确性来说，不知这以前的实践有多少次。可以肯定治法是后于方剂而出来的，上升到理论后，反过来成为指导组成的一个重要原则，必须遵守的东西，这样才能有条不紊、有目的、有针对性的组方，治法在指导方剂中，现在在思维上必须认定这个过程，这是个逻辑问题，而是在辨证论治的过程中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治法很多，八法只是在张景岳八阵的基础上，程钟龄归纳总结出来的，当然张景岳的八阵也不是他一个人创造的，因为历代《伤》的注家总结归纳了一些法，程讲“治病之法，八法尽矣”，可后面又讲“一法之中，八法备矣”，从此可看出，八法是归纳出的***，历史上没有对此严格的区分，概念上没有明确。治法是治疗的原则，但它是对一个具体的证的，我们所说的治则是临床任何病证必须考虑的，都必须遵守的，小到某一个方，它也有某一个法，而一个方中，不只有某一小法中一法，就是***也不只一法，汗下并用，汗吐并用，补下并用，每一法不代表一个剂，每一个法的内容分别在几个剂里面，决不能把一个剂当作一个法，解表剂并不完全是汗法，泻下剂也不等于下法，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