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综述中编研究综述关于王明左倾路线危害的研究综述

关于王明“左”倾路线危害的研究 研究概况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接连出现过三次“左”倾错误。其中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对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尤为严重。它不仅使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到极大损失，白区党组织保存无几，革命力量丧失殆尽；并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90%以上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丢失。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长征，中国革命因此遭受巨大挫折。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形成及其危害，都有较为认真的研究和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不仅有大批论文发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更有一批专著问世。如金立人等编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上海》，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的《王明评传》，曹仲彬、戴茂林的《王明传》，以及周国全、郭德宏的《王明传》。这些论文和专著对王明“左”倾路线及其危害给予了全方面的论述。此外，部分国外学者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研究，也涉及对王明的功过评价问题。现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问题做一个简单概括。 一、共产国际与王明“左”倾路线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共产国际与王明“左”倾路线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1． 共产国际与王明的上台 学术界一般认为王明上台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国际和米夫的支持。共产国际看中王明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听话，他的言行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旨意办的。在其之前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因与共产国际意见相左而受批判。他们认为在中国坚决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最好人选是王明，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对他给予积极的扶植。米夫对王明在苏联及国内的宗派活动予以支持，为其上台奠定了基础。并对王明倍加称赞，委以重任，为扶持其上台作了组织上和舆论上的准备。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一手操纵下进行的，在其安排和导演之下王明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王明正是由于跟着共产国际的指挥棒转而受到重用。 王明上台还有其他一些原因：王明打着“反立三路线”、“拥护共产国际路线”的旗号，蒙蔽了一些同志；王明等人用教条主义吓唬人，往往引经据典，唬住了党内一些理论水平不高的一些同志；党内浓厚的“左”倾思想情绪的存在，使得王明提出的“左”倾口号和政策在党内得以贯彻执行。（盖军、于吉楠：《陈绍禹是怎样上台的》，《党史研究》1981年第2期；王荣先：《有关王明的几个问题》，《土地革命史新论》） 2．共产国际与王明“左”倾路线理论、方针、政策的关系 1935年的遵义会议虽然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但直到十年后延安整风期间才得到彻底的清算。有学者认为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王明路线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是息息相关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共产国际路线，就是斯大林路线。 在关于中国革命形式的估计、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策略路线以及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形成了一些“左”倾错误认识。王明等左倾主义者亦步亦趋，鹦鹉学舌，照搬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脱离中国实际，把马列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并受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对反对派或持不同意见者的过火斗争和不民主作风的影响，在党内通过实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来推行其“左”倾错误统治，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董钧：《共产国际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党史研究》1980年第5期；向青：《共产国际和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6期） 此外，郑德荣、何荣棣的《共产国际有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黄修荣的《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秦路的《对共产国际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关系的再认识》等也都谈及共产国际与王明“左”倾路线的关系。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研究了共产国际与王明“左”倾路线的形成及理论、方针等问题。有学者详细论证了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与王明“左”倾路线理论的关系，认为其理论来源正是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其形成的 标志 禁止坐卧标志下载饮用水保护区标志下载桥隧标志图下载上坡路安全标志下载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下载 就是《两条路线底斗争》（《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这个小册子就是大量抄袭共产国际决议拼凑而成，是共产国际“左”倾观点的翻版。总之，学术界认为王明“左”倾错误实际上是错误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结果，是共产国际战略策略不适当地推行到中共党内的产物。 3．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四年之久的原因与其发展过程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到一年王明就离开中国去了苏联，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为什么要说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四年之久呢？ 王荣先认为主要原因有三：第一，王明离开中国前，根据共产国际一系列决议和指示的精神，为中国共产党规定了纲领、政策和战略方针，并在组织上调整了中央和各地党的领导。第二，王明离开中国后，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坚持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第三，王明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时，担负着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联系的任务。一方面，他要向共产国际提供中国革命的情况，作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工作的依据，另一方面，他又要向中国共产党转达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王荣先：《有关王明的几个问题》，《土地革命史新论》1995年版） 金冲及先生认为第三次“左”倾错误统治的时期长达四年，它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到这年9月临时中央成立之前，主要的内容是在“保障国际路线的执行”的旗号下，改组中共中央。第二个阶段，从1931年9月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成立，到临时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前。这时，第三次“左”倾错误得到比较全面的展开。第三个阶段，从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在这个阶段，他们直接控制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全面推行“左”的冒险主义方针，最后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和红军的被迫长征，中国共产党再次濒临大失败的边缘。（金冲及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的比较研究（续）》，《党的文献》2000年第3期） 二、王明“左”倾路线的危害 王明“左”倾路线几乎断送中国革命的前途，对于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的政治、军事、组织、思想等方面的危害，学界都作了重点研究，成果丰富。 1．王明“左”倾路线对党在白区工作的危害 上海是王明推行“左”倾错误路线的重要据点，有学者以王明“左”倾路线对在上海党组织的危害作了专门研究。认为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取得中央领导权后，立即开展了“反右倾”，打击“右”派，排斥异己，残酷打击党内抵制他错误的优秀干部；“九一八”事变后，在领导反日斗争中犯了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脱离了中国当时的客观实际和全国各族人民抗日救国的要求，排斥和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抗日将领的抗日活动，使党丧失了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利时机；开展飞行集会、示威游行、公开散发传单等冒险主义的政治活动，造成大批同志被捕、牺牲；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各类团体中大搞关门主义；在发展党团员工作上盲目追求数量，造成组织不纯，暴露、损失了一大批党的组织和骨干同志。最终导致党在上海和白区的组织被破坏殆尽，革命力量损失惨重。（金立人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4年版） 关于王明“左”倾路线对白区工作的影响和危害，有著作将其概括为以下几点：在白区党组织工作中推行“左”倾政策和冒险主义的斗争策略，使党的组织遭受损失；在白区的工人运动中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给工运造成严重损失；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兵运工作中贯彻共产国际“左”倾错误指示精神；中共在白区的左翼文化运动也受到“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的影响。（郭德宏编：《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年版） 2．王明“左”倾路线对根据地和红军的危害 与此同时，中央和其他革命根据地也受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的贯彻及其危害也是学界关注的对象。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开始全面推行。由于深感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央苏区中的威信高、影响深，“左”倾领导者就策划了一场所谓的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问题不只是罗明一人，为了打倒一大批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的领导干部，他们还在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到处寻找反对“罗明路线”的“执行者”和“代理人”，开展了所谓反邓、毛、谢、古“反党派别”的斗争，借此否定毛泽东等在苏区的正确领导。（刘荣仁：《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的一场严重斗争》, 《湖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 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联合其他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曾一度同中华苏维埃、工农红军签定了抗日反蒋协定。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对于中国共产党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极为有利的大好形势。但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错误推行打击“中间派”的“左”倾关门主义策略，不给其应有援助，以致坐失良机，结果害人害己。使中共失去了利用此事变粉碎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大好时机。（叶心瑜：《福建事变中的王明“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党史研究》1982年第2期） 从1931年春起，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就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们在苏区强制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错误的土地政策，并将这些政策写进了《土地法》草案。1933年1月底博古等来到中央苏区后，又下令在整个中央苏区开展大规模的查田运动。查田运动中“左”倾错误，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一是严重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二是过分打击了地主、富农；三是伤害了一大批干部；四是影响了农业生产。……使苏区内部的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从而制约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给正在进行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增添更多的困难。”（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军事上的“左”倾错误对中央苏区的危害最大。“左”倾的中央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两个拳头打人”、“两条道路决战”等错误方针路线；更为严重的是无原则地重用李德，取消军委的集体领导。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李德起初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接着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最后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极力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六路分兵”、建立正规军打阵地战等一整套“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方针，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年版） 王明“左”倾路线控制中央以后，为贯彻其错误路线，派出了所谓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来“改造”各地党组织和红军，各根据地深受其害。江抗美著文论述了王明“左”倾路线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危害。他认为张国焘等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后，立即占据了最高领导地位，开始特别卖力地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土地政策方面，全盘否定以前取得的成果，提出“重新分配一切土地”，贯彻王明“左”倾土地政策；在组织路线方面，则按照王明的宗派主义政策，对根据地的党和红军实行全面的“转变”和“改造”，大搞“肃反”扩大化，这成为断送鄂豫皖根据地的罪恶根源；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左”倾盲动路线，后又犯了“右”倾逃跑主义错误，这样，鄂豫皖根据地最终被断送。（江抗美：《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鄂豫皖根据地》，《华中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 唐正芒则对以前重视不够的王明“左”倾路线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和危害进行了调查研究。王明“左”倾经济政策主要表现为：否定了毛泽东等制定的正确的土地政策，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等“左”倾土地政策，在执行中愈来愈左；制定“左”倾政策打击地主富农兼营的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并对公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产生很大消极影响；在财政税收方面，过早取消主力红军筹款而增加税收，财力不支时就于增税之外增加民负，使百姓难以承受；商业贸易上的自我封锁政策，对于根据地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及克服困难、打破封锁、夺取战争的胜利，都是有害无益的。 王明“左”倾经济政策的危害：第一，增加了根据地的动乱因素，影响了根据地秩序的稳定。第二，造成根据地耕地抛荒、耕作粗放、粮食减产、连年粮荒的不良后果。第三，延缓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造成军民生活艰难的局面。第四，群众生活困难严重影响扩大红军工作。第五，经济上的“左”倾错误影响到根据地的巩固和战争的进行，成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唐正芒：《王明“左”倾经济政策及其对根据地的危害述论》，《土地革命史新论》1995年版） 第三次“左”倾错误及前两次“左”倾错误出现，金冲及先生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党的领导者的指导思想是主观主义的，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并不符合客观存在的实际” 。（金冲及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的比较研究（续）》，《党的文献》2000年第3期） 三、国内外对王明及其“左”倾路线的不同看法 国际上也有学者对王明及其“左”倾路线进行了研究。其中美国学者劳伦斯、萨利文发表了一些不同看法。他认为虽然1931—1934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以进行宗派斗争和采取进攻战术为特征，但他们还是尽力使中共在城市保存一有活力的组织，这方面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城市的党虽然遭到了国民党的严重破坏，但毕竟保存下来了，这要归功于他们的努力。（《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版） 另外，学术界对王明以及王明“左”倾路线错误的认识也更加客观。有学者注意到了王明在苏联期间思想上的变化。他们认为从1933年初到1935年7月的共产国际七大，王明的思想是复杂的。这时，临时中央正按照王明的“左”倾政策和主张指导中国革命，并通过五中全会把“左”倾错误推向高潮。王明对其做法是肯定的，并赞扬其取得的胜利和成绩。同时，他的主张随苏联对外政策及共产国际主张的转变开始变化。如为抗日反蒋开始主张争取中间阶层；主张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东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苏区“左”的政策；不赞成临时中央经常点名批评各地区、各部门，给他们戴机会主义的帽子等等。当然，这些改变是不彻底的，并出现反复。（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002年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对于中共犯的“左”倾错误作了认真总结，给予了恰当的评价。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也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在没有现成经验的基础上干革命的，因此犯错误有其深刻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和不可避免性。因此对1931年王明离开中国到莫斯科后，国内中央所犯错误不直接挂在王明帐上，而是说临时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 参考文献 1．曹仲彬：《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2．王明：《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4．郭德宏：《王明及其教条主义》，《安徽党史研究》1991年第1期。 5．金冲及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的比较研究》，《党的文献》2000年第3期。 6．金立人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 7．郭德宏编：《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述评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年版。 8．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9．《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版。 10．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