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不止译宣言
陈望道（1891－1977）原名参一，浙江义乌人，语文学家、教育家，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教授、校长。
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该是怎样一番模样？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翻译《共产党宣言》成为陈望道的一项罪名，对他的诋毁，抬头总是“‘《共产党宣言》译者’陈望道如何如何”。他被描述成活脱脱一个流氓无产者形象，“爱抽美丽牌香烟，常穿一件破大衣……”
后来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主持新闻系，在学生眼里，陈老师总是穿着那么一身深色的长袍，只是为了季候才在质料上有一些改变；抽土制香烟，烟质不好，常要两根火柴才能点燃；午饭时间，只在一家茶馆里啃着烧饼，说“这样经济了时间，也经济了力”，而晚上，他能够在朋友家里臭虫很多的床上一觉睡到天明。
上世纪60年代，复旦校园里常见一位面目清癯的老人，穿着深藏青的呢中山装，腰板笔直，步履很快。高
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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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会悄悄告诉新生，这就是陈望道校长。
长久以来，陈望道被一道光环笼罩着《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者。然而在革命者、政治家的光环以外，他其实还有着前辈学人的性情一面。
这一面，世人的记忆里已不多。典型的例子是复旦新闻系毕业的小罗。他回忆，自己进校第一天，就到陈望道塑像前照了几张照片。“反正知道这个名字，忘了怎么知道的了。不过除了知道他是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老校长，也不知道别的了。”
知他者言：陈望道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人物，许多人敬畏他，其实他是一个平和的人。
重庆时期的复旦学生描述这位教授：他走着老是像赶路，虽然步伐那么平稳，你总觉得他一点也不悠闲，好像总在思考。你和他点头，他的回答也是那么淡淡的。你将感到他不那么容易亲近，而你去到他屋子里讨论“的、哩、吗、了”，他会高兴地给你谈上三四个钟头，还会递给你一支香烟……
陈望道珍爱他的“的、哩、吗、了”。语言，而非革命，才是他作为一个学者的安身立命之所。1932年，他写成《修辞学发凡》，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汉语修辞学专著。他研究文法学，在广西任教时接触到粤语，对这种方言立刻着迷，兴致勃勃开始大谈“走先”（官话“先走”）、“落楼”（官话“下楼”，他初听时大吃一惊，以为是说要掉下楼去）。他很欣赏广东话将男女之间的恋爱说成“拍拖”，认为此二字用得极贴切。
上世纪40年代，复旦新闻系讨论“系训”，有教授提出“打成一片”，立刻受到同学的欢迎，觉得一是通俗易懂，二是强调了新闻记者必须和人民站在一起，三是这口号是从延安传来的，更加令人兴奋。眼看着要举手通过了，陈望道却提出“好学力行”四字，认为这才是对新闻人更根本的要求。最后，陈望道的提议获得通过。
新闻史家评，陈望道担任复旦新闻系主任期间，于“新闻”二字，“有大视野”。他倡导学生每周举行“新闻晚会”，讨论的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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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包括“欧洲为什么开辟第二战场”、“日本为什么投降”等，甚至专论过“历史有情还是无情”。
学问上有大视野，他却又是极生活化的一个人。写《修辞学发凡》时，遇到障碍，他便停笔不强写，坐上电车“从西到东或从南到北压马路”，一面看马路两边的商店招牌，一面听乘客的谈话，往往意外地有所触动，想通一个问题，于是赶紧回家接着写。
友人回忆，陈望道当年有一道拿手名菜“神仙鸡”，先用黄酒将鸡浸泡多时，并佐以葱姜等调料，然后用100张报纸送入炉内将鸡慢慢烩熟，鸡全身呈金黄色，香气扑鼻，入口鲜嫩无比。
1920年初，陈望道接受上海《星期评论》负责人戴季陶、李汉俊等人的约请，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一日，陈母心疼儿子，便做了糯米粽子，外加一碟红糖，送到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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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前，催促儿子趁热快吃。过了一会儿，母亲在屋外问他红糖够不够，是否需要添些，他连连回答：“够甜，够甜了。”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竟见儿子满嘴都是墨汁，红糖却一点儿没动，原来他一边译书，一边蘸着墨汁吃了粽子，还浑然不觉。
对于记者问起陈望道，小罗不解。他自嘲：“我们这些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不会感应那些老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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