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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16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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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第一章 如何研究战争  第一节 战争规律是发展的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  革命战争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因此在一般的战争规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不懂得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质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规律就不能指导革命战争就不能在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有一种人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反动的中国政府或反动的中国军事学校出版的那些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这些条令仅仅是一般战争的规律并且全是抄了外国的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来用丝毫也不变更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他们的理由是:过去流过血得来的东西为什么要不得?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  又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  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并且不放弃土地又能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在敌区或在我区敌区交界地方去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过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正规性只是游击队使用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已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拚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这里单说战略退却江西叫做“诱敌深入”四川叫做“收紧阵地”。从前的军事理论家和实际家也无不承认这是弱军对强军作战时在战争开始阶段必须采取的方针。外国的军事家就曾这样说:“战略守势的作战大都先避不利的决战使至有利的情况始求决战。”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对此也没有任何的增加。  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过去却有许多人坚决地反对退却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反对是完全错误的了。  准备反攻须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进入反攻阶段。  依我们的过去情形说来大概须在退却阶段中取得下列诸种条件中至少二种以上才算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才好使自己转入反攻。这些条件是:  (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二)有利作战的阵地  (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五)使敌人疲劳沮丧  (六)使敌人发生过失。  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并且由于这个条件第四、第五、第六等条件也容易造成或发现。所以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所以“退却终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围剿”时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根据地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比较一般的作战起了很大的变化也是使后来敌人不得不采取堡垒主义〔〕的主要原因。  退却的军队能够选择自己所欲的有利阵地使进攻的军队不得不就我范围这是内线作战的一个优良条件。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条件。再则还要求好打的敌人例如敌人疲劳了或者发生了过失或者该路前进的敌人比较地缺乏战斗力。这些条件不具备时虽有优良阵地也只得置之不顾继续退却以就自己所欲的条件。白区未尝无优良的阵地但无优良的人民条件。如果其他条件也还未造成或未发现时红军便不得不向根据地退却。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的分别也大体是如此。  除地方部队和钳制兵力外一切突击兵力以全部集中为原则。当着我们向战略上取守势的敌人进攻时红军往往是分散的。一旦敌人大举向我进攻红军就实行所谓“求心退却”。退却的终点往往选在根据地中部但有时也在前部有时则在后部依照情况来决定。这种求心退却能够使全部红军主力完全集中起来。  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然而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往往不知敌之分进各军何部最强何部次强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个侦察的过程。往往需要许多时间才能达此目的。战略退却的所以必要这也是一个理由。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在相当长时间中要不发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要这样做退却的终点就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有时退到该地区还无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几步待敌发生可乘之“隙”。  退却所求的有利条件大致如上所述。然而不是说须待这些条件完全具备方能举行反攻。要同时具备这些条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必要。但依据敌人当前情势争取若干必要条件是以弱敌强的内线作战军队所应该注意的在这上面的反对的意见是不正确的。  决定退却终点究在何处须以整个形势作出发点。在局部形势看来有利于我转入反攻如果不是同时在全体形势看来也对我有利时则据此决定退却终点就是不正确的。因为反攻的开始必须计算到以后的变化而我们的反攻总是从局部开始的。有时退却终点应该选在根据地的前部例如江西第二次、第四次反“围剿”陕甘第三次反“围剿”时。有时须在根据地的中部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有时则在根据地的后部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这些都是将局部形势联系到整个形势来决定的。江西第五次反“围剿”我军全然不讲退却原因在于对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都不注意实在是一种鲁莽灭裂的干法。形势是由条件造成的观察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的联系应从当时敌我双方所具条件之见于局部的和见于全体的是否在一定的限度上利于我之开始反攻以为断。  退却终点在根据地可以大体上分为前部、中部、后部三种。然而是不是根本拒绝在白区作战呢?不是的。我们拒绝在白区作战仅仅指的对付敌军大规模“围剿”。敌我强弱悬殊我们在保存军力待机破敌的原则下才主张向根据地退却主张诱敌深入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造成或发现利于反攻的条件。如果情况并不这样严重或者情况的严重性简直使红军连在根据地也无法开始反攻或者反攻不利需要再退以求局势之变化时那末把退却终点选在白区也是应该承认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应该承认的虽然我们过去很少这种经验。  白区退却终点大体上也可分为三种:第一是在根据地前面第二在根据地侧面第三在根据地后面。第一种终点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如果红军没有内部不统一和地方党的分裂即立三路线和AB团〔〕两个困难问题存在是可以设想在吉安、南丰、樟树三点之间集中兵力举行反攻的。因为当时从赣抚两河间〔〕前进的敌人军力比起红军来优势并不很大(十万对四万)。人民条件虽不如根据地但阵地条件是有的而且是可以乘敌分路前进时各个把他击破的。第二种终点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当时敌人进攻的规模没有那样大而敌有一路从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前进这一路的力量又适合于我们的攻击时也可以设想红军就在福建西部的白区集中首先打破此敌不必绕道千里走瑞金到兴国。第三种终点同样例如上述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敌之主力不是向西而是向南我们也许被迫着退到会昌、寻乌、安远地区(那里是白色区域)引敌更向南进然后红军由南而北向根据地内部打去这时北面根据地内部的敌军当不是很多的了。但以上这些说明都是假定没有经验可以作为特殊的东西看待不可作一般原则看待。对于我们当敌举行大规模“围剿”时一般的原则是诱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因为这是使我们最有把握地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  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则谓我退一步敌之堡垒推进一步根据地日蹙而无法恢复。如果说诱敌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末在堡垒主义的第五次“围剿”是无用的。对付第五次“围剿”只能用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的方法。  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亚〔〕的打硬仗也得到丧失全国的结果虽然阿国失败的原因不仅仅这一点。  危险人民的问题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如果依照“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拒绝对德和约时新生的苏维埃就有夭折的危险。  这种看起来好像革命的“左”倾意见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对的一切依照当时具体情况看来对于当时的全局和全时期有利益的、尤其是有决定意义的一局部和一时间是应该捉住不放的不然我们就变成自流主义或放任主义。退却要有终点就是这个道理。然而这绝不能依靠小生产者的近视。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布尔什维克的聪明。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当然战略退却是有困难的。退却开始时机的选择退却终点的选择政治上对干部和人民的说服都是困难问题都必须给予解决。  退却开始时机的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在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的退却如果不恰在那种时机即是说如果再迟那至少我们胜利的程度是要受到影响的。退却过早和过迟当然都有损失。但是一般地说来过迟的损失较之过早为大。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这对于到达退却终点以后整顿队势以逸待劳地转入反攻有极大的影响。江西粉碎敌人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围剿”的战役都从容不迫地对付了敌人。惟独第三次战役因为不料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我们结束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七月一日蒋介石就开始了他们的第三次“围剿”)红军仓卒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如何选择这个时机全靠收集必要的材料从敌我双方大势上去判断和前面说过的选择准备阶段的开始时机所用的方法一样。  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由于干部没有经验对于战略退却不相信在第一次和第四次反“围剿”的初期第五次反“围剿”的整期在这个问题上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难。第一次反“围剿”时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干部的意见在没有被说服以前不是退却而是进攻。第四次反“围剿”时由于军事冒险主义的影响干部的意见是反对准备。第五次反“围剿”时干部的意见开头是继续军事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入的观点后来是变成了军事保守主义。张国焘路线不相信在藏人和回人〔〕地区不能建立我们的根据地直待碰壁以后方才相信也是实例。经验对于干部是必需的失败确是成功之母。但是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我们的战争吃这种亏是不少的。  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当时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但是在有了这一次经验之后在后来的几次以对“围剿”时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大家相信根据地的损失人民的吃苦是暂时的大家都有了红军能够打破“围剿”的信心。然而人民的信任与否密切地联系于干部的信任与否因此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说服干部。  战略退却的全部的作用在于转入反攻战略退却仅是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全战略的决定关键在于随之而来的反攻阶段之能不能取胜。  第四节 战略反攻  战胜绝对优势敌人的进攻依靠于在战略退却阶段中所造成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比较敌人开始进攻时起了变化的形势而这种形势是由各种条件造成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然而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的存在还没有使敌人失败。这种条件和形势具备着决定胜败的可能性但还不是胜败的现实性还没有实现两军的胜负。实现这个胜负依靠两军的决战。只有决战才能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这就是战略反攻阶段的全任务。反攻是一个长过程是防御战的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也就是防御战的最后阶段。所谓积极防御主要地就是指的这种带决战性的战略的反攻。  条件和形势不仅仅在战略退却阶段中造成在反攻阶段中继续地造成着。这时的条件和形势不完全和前一阶段中的条件和形势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  可以是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的例如此时敌军的更加疲劳和减员不过是前一阶段中疲劳和减员的继续。  但又必然地有完全新的条件和形势出现。例如敌军打了一个或几个败仗这时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就不仅敌军疲劳等等而是增加了敌军打败仗这个新的条件了。形势也起了新的变化。敌军调动忙乱举措失当两军优劣之势也就不同于前了。  假使一个到几个败仗不是属于敌军而是属于我军那末条件和形势的有利与否也变到相反的方面。就是说敌之不利减少我之不利开始发生以至扩大起来。这又是完全新的不同于前的东西。  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  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给敌人更大的损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图。  所以不论在何方说来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  反攻阶段中问题是很多的主要的如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问题、速决战问题、歼灭战问题等。  这些问题的原则不论对于反攻说来或对于进攻说来在其基本性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反攻就是进攻。  然而反攻不完全是进攻。反攻原则是在敌人进攻时应用的。进攻原则是在敌人防御时应用的。在这个意义上又都有若干的区别了。  因为这个理由虽然这里把作战的许多问题统统说在战略防御的反攻部门中而在战略进攻部门中只说些另外的问题以避重复但我们应用时却不可忽略其相同点也不可忽略其差异点。  第五节 反攻开始问题  反攻开始问题即所谓“初战”或“序战”问题。  许多资产阶级军事家都主张慎重初战不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进攻皆然而以防御为尤甚。我们过去也曾经严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江西反对敌人第一次至第五次“围剿”的作战给了我们以丰富的经验研究一下这些经验不是没有益处的。  第一次“围剿”时敌人以约十万人之众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之线分八个纵队向红军根据地进攻。当时的红军约四万人集中于江西省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  当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不过十万人且均非蒋之嫡系总的形势不十分严重。(二)敌军罗霖师防卫吉安隔在赣江之西。(三)敌军公秉藩、张辉瓒、谭道源三师进占吉安东南、宁都西北的富田、东固、龙冈、源头一带。张师主力在龙冈谭师主力在源头。富田、东固两地因人民受AB团欺骗一时不信任红军并和红军对立不宜选作战场。(四)敌军刘和鼎师远在福建白区的建宁不一定越入江西。(五)敌军毛炳文、许克祥两师进至广昌宁都之间的头陂、洛口、东韶一带。头陂是白区洛口是游击区东韶有AB团易走漏消息。且打了毛炳文许克祥再向西打恐西面张辉瓒、谭道源、公秉藩三师集中不易决胜不能最后解决问题。(六)张、谭两师是“围剿”主力军“围剿”军总司令江西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张师又分置两处我一次打一个师是绝对优势。(七)张、谭两师主力所在的龙冈、源头一带接近我之集中地且人民条件好能荫蔽接近。(八)龙冈有优良阵地。源头不好打。如敌攻小布就我则阵地亦好。(九)我在龙冈方向能集中最大兵力。龙冈西南数十里之兴国尚有一个千余人的独立师亦可迂回于敌后。(一○)我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缺口后敌之东西诸纵队便被分离为远距之两群。基于以上理由我们的第一仗就决定打而且打着了张辉瓒的主力两个旅和一个师部连师长在内九千人全部俘获不漏一人一马。一战胜利吓得谭师向东韶跑许师向头陂跑。我军又追击谭师消灭它一半。五天内打两仗(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于是富田、东固、头陂诸敌畏打纷纷撤退第一次“围剿”就结束了。  第二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二十万人何应钦为总司令驻南昌。(二)和第一次“围剿”时一样全部是蒋之非嫡系部队。以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朱绍良的第六路军为最强或较强其余均较弱。(三)AB团肃清根据地人民全部拥护红军。(四)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从北方新到表示恐惧其左翼郭华宗、郝梦龄两师大体相同。(五)我军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若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无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六)我军人数较上次战役时虽略减(三万余)然有四个月的养精蓄锐。基于以上理由乃决找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共十一个团)打第一仗。胜利后接着打郭、打孙、打朱、打刘〔〕。十五天中(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走七百里打五个仗缴枪二万余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当打王金钰时处于蔡廷锴、郭华宗两敌之间距郭十余里距蔡四十余里有人谓我们“钻牛角”但终究钻通了。主要因为根据地条件再加敌军各部之不统一。郭师败后郝师星夜逃回永丰得免于难。  第三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蒋介石亲身出马任总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总司令。中路何应钦与蒋同驻南昌右路陈铭枢驻吉安左路朱绍良驻南丰〔〕。(二)“进剿”军三十万人。主力军是蒋嫡系之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五个师每师九团共约十万人。次是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三师〔〕四万人。次是孙连仲军二万人。余均非蒋嫡系较弱。(三)“进剿”战略是“长驱直入”大不同于第二次“围剿”之“步步为营”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而消灭之。(四)第二次“围剿”结束至第三次“围剿”开始为时仅一个月。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三万人左右)又绕道千里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之兴国集中时敌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但我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发觉陈诚、罗卓英两师赶至。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师和蒋、蔡、韩军间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带转到莲塘。第二天和上官云相军(上官指挥他自己的一个师及郝梦龄师)前哨接触。第三天打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尔后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炳文师为第三仗。三战皆胜缴枪逾万〔〕。此时所有向西向南之敌军主力皆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猛力并进找我作战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我军。我军乃于蒋、蔡、韩军和陈、罗军之间一个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由东面回到西面之兴国境内集中。乃至敌发觉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息了半个月敌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下决心退却了。我又乘其退却打了蒋光鼐、蔡廷锴、蒋鼎文、韩德勤消灭蒋鼎文一个旅、韩德勤一个师。对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则打成对峙让其逃去了。  第四次“围剿”时的情况是:敌分三路向广昌进主力在东路西路两师暴露于我面前且迫近我之集中地。因此我得以先打其西路于宜黄南部地区一举消灭李明、陈时骥两个师。敌从左路分出两个师配合中路再进我又得消灭其一个师于宜黄南部地区。两役缴枪万余这个“围剿”就基本地打破了。  第五次“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却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年之久绝无自主活跃之概。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  上述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我军作战的经验证明处在防御地位的红军欲打破强大的“进剿”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因此得出下述的结论:  第一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第一次反“围剿”时先想打谭道源仅因敌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开进却两度忍耐撤回过了几天找到了好打的张辉瓒。第二次反“围剿”时我军开进到东固仅因等待王金钰脱离其富田巩固阵地宁可冒犯走漏消息的危险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追敌而居等了二十五天之久终于达到了要求。第三次反“围剿”虽是那样急风暴雨的局面千里回师又被敌人发觉了我们迂回其侧后的计划但我们仍忍耐折回改用中间突破终于在莲塘打着第一个好仗。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只有第五次反“围剿”时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从挽救的企图出发北上就敌于洵口不预期遭遇战胜利(消灭敌一个师)之后却不把此战看作第一战不看此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而贸然进攻不可必胜的硝石。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这就是说即使初战打了一个胜仗若这个仗不但不于全战役有利反而有害时则这个仗虽胜也只算败了(例如第五次“围剿”时的洵口战斗)。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胜了敌军全局将起如何变化假若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虽结果不见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须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想明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若只顾反攻不顾反攻胜利后或万一反攻失败后下文如何做法依然未尽得战略指导者的责任。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走一步应该看那一步的具体变化据此以修改或发展自己战略战役计划不这样做就会弄出冒险直冲的错误。然而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时期的方针是决不可少的。不这样做就会弄出迟疑坐困的错误实际上适合了敌人的战略要求陷自己于被动地位。须知敌人的统帅部是具有某种战略眼光的。我们只有使自己操练得高人一等才有战略胜利的可能。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张国焘路线的战略指导之所以错误主要地就在于没有作到这一点。总之退却阶段时必须计算到反攻阶段反攻阶段时必须计算到进攻阶段进攻阶段时又须计算到退却阶段。没有这种计算束缚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败之道。  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  第六节 集中兵力问题  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  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  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  防御战本来容易陷入被动地位防御战大不如进攻战之能够充分地发挥主动权。然而防御战是能够在被动的形式中具有主动的内容的是能够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的。完全有计划的战略退却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内容上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是诱敌深入准备反攻。只有不肯退却仓卒应战(例如硝石战斗)表面上似乎在力争主动实际上是被动的。战略反攻则不但内容是主动的形式上也放弃了退却时的被动姿态。对于敌军说来反攻是我军强迫它放弃主动权同时即给以被动地位的努力。  要完全达到这种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  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第一是为了改变进退的形势。过去是敌进我退现在是企图达到我进敌退之目的。集中兵力一战而胜这个目的在本战斗就达到了也给予影响于全战役。  第二是为了改变攻守的形势。退却到退却终点在防御战中基本上属于消极阶段即“守”的阶段。反攻则属于积极阶段即“攻”的阶段。虽然在整个战略防御中并没有脱离防御性质然而反攻和退却相较不但形式上而且内容上是起了变化的东西。反攻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之间的过渡的东西带着战略进攻前夜的性质集中兵力就为达此目的。  第三是为了改变内外线的形势。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在中国红军的战史中这个问题常常成为重要的争论问题。一九三○年十月四日吉安之役不待兵力完全集中就实行开进和攻击幸而敌人(邓英师)自己逃走了我们的攻击本身并没有奏效。  从一九三二年开始有所谓“全线出击”的口号要求从根据地的东西南北四面出击。这不但在战略防御时不对就是在战略进攻时也是不对的。在整个敌我对比的形势没有根本改变的时候无论战略或战术都有防御和进攻、钳制和突击的两方面事实上绝少所谓全线出击。全线出击的口号是伴随军事冒险主义而来的军事平均主义。  军事平均主义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照我的意见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应有一个。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哪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江西宁都县东韶地区打谭道源的作战一九三一年九月的江西兴国县高兴圩地区打十九路军的作战一九三二年七月广东南雄县水口圩地区打陈济棠的作战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江西黎川县团村地区打陈诚的作战都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如像水口圩和团村这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前者击溃陈济棠二十个团〔〕后者击溃陈诚十二个团)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军事平均主义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了极点。“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钳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钳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以恢复了。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三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  由于看不见根据地人民的力量常常发生惧怕红军远离根据地的错误心理。这种心理在一九三二年江西红军远出打福建的漳州时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红军转向福建进攻时都曾发生过。前者惧怕整个根据地被占后者惧怕根据地的一部被占而反对集中兵力主张分兵把守结果都证明不对。在敌人看来一方面根据地使他们畏进一方面打到白区去的红军是他们的主要的危险物。敌军的注意力总是向着主力红军所在地抛开主力红军不顾而专向根据地是很少这种事情的。在红军实行防御时敌人的注意力也还是集中于红军。缩小根据地的计划是敌人整个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如果红军集中主力消灭其一路敌军统帅部就不得不把他们的注意力和他们的军力更大地向着红军。所以敌人缩小根据地的计划也是能够破坏的。  “堡垒主义的五次''围剿''时期我们不能集中作战只能分兵防御从事短促突击”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敌人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主义作战法完全是红军自己的节节抗御促成的。如果我军在内线放弃节节抗御的战法再在必要和可能时转向敌人的内线打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种。集中兵力的法则正是战胜堡垒主义的工具。  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并不包括放弃人民的游击战争在内。立三路线主张废弃小的游击战争“一枝枪也集中到红军中去”早已证明是不对的了。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说来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点。  置红军的支队于次要的作战方向也是必要的不是一切都要集中。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证对于战场作战的绝对或相对优势的原则上。对于强敌或关系紧要的战场作战应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临之例如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仗集中四万人打张辉瓒的九千人。对于弱敌或不关紧要的战场作战临之以相对优势的兵力也就够了例如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二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战向建宁打七千人的刘和鼎师红军只用了一万多人。  也不是说每次都要优势兵力。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用相对劣势或绝对劣势兵力出现于战场。相对劣势例如某一区域仅仅有一支不大的红军(不是有兵而不集中)为着打破某一优势敌人的进攻在人民、地形或天候等条件能给我们以大的援助时以游击队或小支队钳制其正面及一翼红军集中全力突然袭击其另一翼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必要的并且是可以胜利的。当我袭击其一翼的一部分时兵力的对比仍适用以优势对劣势、以多胜少的原则。绝对劣势例如游击队袭击白军大队伍仅仅是袭击其一小部分同样适用上述的原则。  集中大军于一个战场作战受限制于地形、道路、给养、驻处等的说法也应分别情形去看。这些限制对于红军和白军是有程度上的区别的因为红军较之白军能够忍受更大的困难。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保守秘密的。红军的作战一般是奇袭。  第七节 运动战  运动战还是阵地战?我们的答复是:运动战。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仅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对于我们是基本上无用的。阵地战对于我们不但防御时基本地不能用它就是进攻时也同样不能用。  由于敌人强大和红军技术贫弱所发生的红军作战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  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  革命的内战时期作战线不能固定就在苏联也有过这种情形。苏联军队和我们的军队不同的地方在于其不固定的程度不如我们之甚。一切战争也不能有绝对固定的作战线胜负进退的变化不许可如此。但是相对固定的作战线往往见之于一般的战争。惟独敌我强弱悬殊像处在目前阶段的中国红军这样的军队则是例外。  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这种领土的流动性完全是来源于战争的流动性。  战争和领土的流动性影响到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也发生流动性。若干年月的建设计划是不能设想的。计划改变的频繁是我们家常便饭的事情。  承认这种特点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从这个特点出发规定我们的日程不要幻想有进无退的战争不要震惊于领土和军事后方的暂时的流动不要企图建立长时期的具体计划。把我们的思想、工作适应于情况准备坐下又准备走路不要把干粮袋丢掉了。只有在现在的流动生活中努力才能争取将来的比较地不流动才能争取最后的稳定。  统治着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否认这种流动性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  我们的工农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国家但是今天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国家。今天我们还处在内战的战略防御时期我们的政权距离一个完全的国家形态还很远我们军队的数量和技术较之敌人还差得远我们的领土还很小我们的敌人时时刻刻想要消灭我们才快活。从这个上面规定我们的方针不是一般地反对游击主义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在这里怕羞是没有用的。相反游击性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的长处正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工具。我们应该准备抛弃游击性但是今天还不能抛弃。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但在今天却是宝贵的和必须坚持的东西。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基本的是运动战并不是拒绝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战。战略防御时我们钳制方面某些支点的固守战略进攻时遇着孤立无援之敌都是应该承认用阵地战去对付的。采取这样的阵地战制胜敌人的经验我们过去已经不少很多的城市、堡垒、寨子被我们打开某种程度的敌人野战阵地被我们突破。以后还要增加这一方面的努力补足我们这一方面的弱点。我们完全应该提倡那种在情况需要而且许可下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我们所反对的仅仅是在今天采取一般的阵地战或者把阵地战和运动战平等看待这些才是不能许可的。  红军的游击性没有固定作战线根据地的流动性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流动性十年战争中一点也没有变化吗?有变化的。从井冈山到江西第一次反“围剿”前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是很大的红军还在幼年时代根据地还是游击区。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三次反“围剿”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就缩小了许多方面军已经建立包含几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已经存在。从第三次反“围剿”后至第五次反“围剿”为第三个阶段游击性流动性更缩小了。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建立。长征是第四个阶段。由于错误地否认小游击和小流动就来了一个大游击和大流动。目前是第五个阶段。由于没有战胜第五次“围剿”和大流动红军和根据地都大大地缩小了但又已经在西北立住了脚根巩固了并发展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已经统一指挥此事为前此所未有。  依战略的性质说也可以说井冈山时期至第四次反“围剿”时期为一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为又一阶段长征至今为第三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错误地否定了以前本来是正确的方针我们今天又正确地否定了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的错误方针复活了从前的正确方针。然而不是否定第五次反“围剿”时的一切也不是复活从前的一切。复活的是从前优良的东西否定的是第五次反“围剿”时的错误的东西。  游击主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非正规性就是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工作方法简单化等。这些东西是红军幼年时代本身带来的有些在当时还正是需要的。然而到了红军的高级阶段必须逐渐地自觉地去掉它们使红军更集中些更统一些更有纪律些工作更周密些就是说使之更带正规性。在作战指挥上也应逐渐地自觉地减少那些在高级阶段所不必要的游击性。在这一方面拒绝前进固执地停顿于旧阶段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大规模作战的。  另一方面是运动战的方针是现在还需要的战略和战役作战的游击性是无法阻止的根据地的流动性是根据地建设计划的灵活变更性是在红军建设上的不要不适时宜的正规化。在这一方面拒绝历史事实反对保留有用的东西贸然地脱离现阶段盲目地跑向可望不可即的、在当前没有现实意义的所谓“新阶段”同样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当前作战的。  我们现在是处在红军技术和组织的下一新阶段的前夜。我们应该准备转变到新阶段去。不作这种准备是不对的是不利于将来的战争的。在将来红军的技术和组织条件改变了红军建设进到了新阶段红军的作战方向和作战线的比较固定就出现了阵地战增加了战争的流动性、领土和建设的流动性大大减少了到最后也就会消灭了现在限制着我们的东西如像优势的敌人及其据守的巩固阵地就不能限制我们了。  我们现在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的错误的办法另一方面也反对复活红军幼年时代的许多在现时不需要的非正规性。但是我们要坚决地恢复红军一路来用以打胜仗的许多可宝贵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原则。我们要把所有一切过去的优良的东西都总结起来成为有系统的更发展的更丰富的军事路线以便争取在今天战胜敌人并且准备在将来转变到新阶段去。  运动战的实行方面问题是很多的例如侦察、判断、决心、战斗部署、指挥、荫蔽、集中、开进、展开、攻击、追击、袭击、阵地攻击、阵地防御、遭遇战、退却、夜战、特种战斗、避强打弱、围城打援、佯攻、防空、处在几个敌人之间、超越敌人作战、连续作战、无后方作战、养精蓄锐之必要等等。这些问题在红军战史中都表现了许多的特点战役学中应当有条理地叙述到应当给以总结我在这里就不说了。  第八节 速决战  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干了十年的革命战争对于别的国家也许是值得惊奇的对于我们却好似八股文章还只作了破题、承题和起讲〔〕许多热闹文章都还在后面。往后的发展在一切内外条件的影响下无疑地将比过去有大大地增高速度的可能。因为国际和国内的环境已经起了变化而且会有更大的变化要到来可以说我们已经脱离了过去的那种慢慢发展的孤军作战的景况。然而不应该打算明天就会成功。“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因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从这一点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的重要方针之一。  战役和战斗的原则与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决。在战役和战斗上面争取速决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惟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有人在立三路线时期讥笑我们的做法为“打拳战术”(说的是打过来打过去才能夺取大城市)讥笑我们要待头发白了才能看见革命的胜利。这种表现急性病的情绪早已证明是不对了。但是他们的批评意见如果不是放在战略问题上而是放在战役和战斗的问题上则是非常之对的。原因在于:第一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第二白军有很多支部队红军只一支部队打破一次“围剿”要准备迅速的连续的作战第三白军各个虽然分进但多是比较地密集打它们中间的一个如果不能迅速地解决战斗其余各个就都来了。为了这些理由不能不实行速决战。对于我们几小时一天或两天解决一个战斗是经常的。只有在“围城打援”的方针下目的不在打围敌而在打援敌对围敌作战是准备着相当地持久的但对援敌仍然是速决。战略防御时固守钳制方面的据点战略进攻时打孤立无援之敌消灭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这些时候也常常给予战役或战斗以持久方针。然而这些持久战只是帮助而并不妨碍主力红军的速决战。  速决战不是心里想要如此做就做得成功的还须加上许多具体的条件。主要的条件是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不解决这些条件而求战役或战斗的速决是不可能的。  打破一次“围剿”属于一个大战役依然适用速决原则而不是持久原则。因为根据地的人力、财力、军力等项条件都不许可持久。  但在一般的速决原则之下反对不正当的急躁性是必要的。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最高军事政治领导机关估计到根据地的这些条件估计到敌方情况不为敌之其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给予必要的耐心和持久是完全必要的。江西打破第一次“围剿”从初战到结束只有一星期打破第二次“围剿”只有半个月打破第三次“围剿”就熬上了三个月第四次是三星期第五次就熬了整整的一年。但是第五次没有打破“围剿”而被迫突围时还表现了不应有的仓卒从事。依情况还可以熬上两三个月用以休整军队。假如这样又假如突围后的领导稍为聪明一点情况便将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如此仍然不破坏我们所说的力争缩短全战役时间的原则。除了战役战斗计划力争集中兵力和运动战等等条件、务期在内线(在根据地)消灭敌之有生力量、迅速解决“围剿”以外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第九节 歼灭战  “拚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给敌以杀伤是作为给敌以歼灭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则便没有意义。因给敌以杀伤而给我以消耗又因给敌以歼灭而给我以补充这样就不但抵偿了我军的消耗而且增加了我军的力量。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对于第一、二、三、四次“围剿”我们的方针都是歼灭战。每次歼灭的敌人对于全敌不过是一部分然而“围剿”是打破了。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击溃有意义乃至让敌逃去有意义只是对于全战斗或全战役中我军主力对确定之敌举行歼灭性的作战而说的否则便没有什么意义。这又是一种有所失对有所得而有意义的场合。  我们建立军事工业须使之不助长依赖性。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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