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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材料案例一:早期知识分子进入工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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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材料案例一:早期知识分子进入工人之中案例一:早期知识分子进入工人之中 结合以下几篇文章,思考如下问题:在共产党成立之初,当时的知识分子怎样进入工人群体做工作?知识分子进入工人之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应如何解决? 1. 五四运动与新知识分子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   1919年"五四"示威前两个月,一群北大学生承担起向平民讲演的使命。在此之前,围绕文学革命的论战和新旧的斗争,一直局限于校园内的期刊杂志和校园外的好奇或义愤填膺的知识分子范围内。学生讲演团的建立是使这些争论超出了文人的圈子,论战的内容也因面对平民而有所变化。如果没有老师们的支持和引...

学习材料案例一:早期知识分子进入工人之中
案例一:早期知识分子进入工人之中 结合以下几篇文章,思考如下问题:在共产党成立之初,当时的知识分子怎样进入工人群体做工作?知识分子进入工人之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应如何解决? 1. 五四运动与新知识分子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   1919年"五四"示威前两个月,一群北大学生承担起向平民讲演的使命。在此之前,围绕文学革命的论战和新旧的斗争,一直局限于校园内的期刊杂志和校园外的好奇或义愤填膺的知识分子范围内。学生讲演团的建立是使这些争论超出了文人的圈子,论战的内容也因面对平民而有所变化。如果没有老师们的支持和引导,年轻一代也许不会产生走出校园的想法;同样地,如果学生们不愿意走向街头,导师们的观点很可能被保守知识分子的喧闹所淹没。   起初,参加讲演团的学生们相互不信任。文化思想接近的"新潮"社成员,不以为他们的目标,与1918年冬至1919年冬所建立的"国民"社和创办《国民杂志》的积极分子的目标相一致。他们努力集中于使自己和同胞从封建主义的精神束缚中醒悟过来。另一方面,"国民"的学生把文化上的反传统主义者视做民族救亡的障碍,因为当中国面临政治需要时,这些人却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的精神弊端上。"国民"社的成员为他们参加了1918年5月反日抗议而自豪。当时,来自北京、天津几所大学的学生试图向中华民国总统递交请愿书。这次活动失败之后,北大学生决定继续此一职志,组织团体来警惕国民,国家正处于屈辱的危机处境。   "国民"社的积极分子既然献身于民族救亡事业,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接受或敌视《新青年》和《新潮》所倡导的启蒙运动。用"国民"社创始人之一张国焘的话来说,该社的成员认为:所有的学生团体都应投入救国活动,救国比其他事情更重要。从最顽固的保守派到无政府主义者,人人都应团结起来救国。救国第一!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产生:1921-1927年》(TheRiseoftheChineseCommunistParty,1921-1927;Lawrence,Kans.,1971),第1册,p.49。1918年冬至1919年初,"全体"学生尚未开始这一事业。教师们,像是李大钊,与陈独秀者流相比,对爱国情感较少怀疑;又与鲁迅者流相比,对国民性较少忧虑。他们对"国民"的活动有兴趣。年轻的美术教员徐悲鸿为第一期"国民"设计了封面,它描绘了一个思考着的年轻人,用手掌托着下巴,充满了为民族命运的担忧,而决心面向将来。北大校长蔡元培为新刊物作序,希望这份杂志切实肩负起宣传的责任,做到"正确"、"纯洁"、"博大"。关于教员支持国民党的情况,见许德珩:《回忆国民杂志社》,《五四时期的社团》(二),pp.37-38。   蔡元培的希望、李大钊的支持和徐悲鸿的绘画,若仅从此着眼,人们也许会以为,"新潮"和"国民"在自我形象和目标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两个团体创办的刊物都在反映出教育青年的自我意识,都是致力于唤醒中国。然而在实际上,"国民"的创办者起初曾是"新潮"的积极反对者。邓中夏可作为他们志趣的代表。邓是傅斯年进入北大文学系后一年,即1917年进入北大的,他熟读《史记》和《资治通鉴》,满怀儒家的经世之志。邓坚持练习书法并始终对启蒙运动持反感态度。他卷入了1918年的反日爱国运动。此后不久,他成为国民社的活跃分子。   国民社成员认为,"救国"不仅是第一要务,而且是唯一的行动。国民社另一发起人许德珩回忆道,与"新文化运动"相对立是注重民族救亡的必然产物:《国民》杂志是在1918年反日运动高潮中创办的,……创刊物的钱完全是学生和同情学生运动的教员与社会人士捐出来的。……《新潮》和《国民》不同,是受校方支持的……《新潮》比《国民》的影响力大。……"五四"以前我们与傅斯年不对头,……"五四"以后才统一起来。……"五四"以后,我们对陈独秀的态度也转变了,因为陈赞成我们搞学运。关于教员支持国民党的情况,见许德珩:《回忆国民杂志社》,《五四时期的社团》(二),pp.37-38。许德珩的回忆和张国焘的一样,都是片面的,因为两人都是依据日后的思想信仰强调"五四"运动的社会意义。他们的回忆显然没有提及"五四"之前与"新潮"成员的任何合作,特别是在平民教育演讲团这一方面。   事实上到1919年3月,"新潮"和"国民"的成员都在为建立这个学生组织而积极工作。这种联系的存在,说明了"五四"时期知识和行动的统一,或确切地说,说明了理论家和行动者之间,有着共同的关怀,而这种基础却为当事者和学者们所忽略了。新潮社、国民社及讲演团成员的部分重叠,暗示了中国新型知识分子之间所拥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被某些人忽视或歪曲了,这些人认为"五四"的"理论家"没做多少工作,而"行动者"则是过于注重行动以至于不关心或轻视知识。按照葛兰西的说法,作为一个不懈的劝说者,他必须能知擅行。而这正是"国民"和"新潮"的成员在1919年3月着手完成的事业。   "五四"示威前两个月,国民社领导人邓中夏、廖书仓、张国焘和许德珩等,基于爱国运动的受挫而认识到,如果没有更广泛的国民觉醒运动,中国就不能免除于民族屈辱。随之,他们就产生比启蒙知识分子所提倡的文学革命更为开放的态度。与此同时"新潮"领导人如罗家伦和康白情等,已逐渐对"新文化运动"有限的诉求失望,他们渴望超出他们自己怀疑论者的狭小圈子,把启蒙倡导引入中国社会。   "新潮"的缔造者高元,后来成为讲演团的创立者之一,清楚地道出了这些知识分子的觉醒。在与国民社合作前夕发表于《新潮》的《反秘密主义》的文章里,他把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种种邪恶,归咎于存在于男女之间、国家官民之间和民族之间的秘密行为倾向。最后,他充满激情地解释了,启蒙斗士们尽管对社会大众观点不无怀疑,但仍然加入到这次演讲活动的部分原因:秘密的发生,不过一种人,或一种团体,图谋他们自己的利益……我们人类要是互助,才能发展社会上正当的生活;凡害人利己的秘密行为,都是不对的,想要实行互助主义,有事就要大家商量,所以秘密就不能不推翻了。高元:《非秘密主义》,《新潮》1卷4号。"大家商量"确是北大学生们在1919年春决心要做的。揭露在中国社会非常盛行的"图利自我"的共同愿望,使"国民"和"新潮"的领导人能够建立起这个新的讲演团;双方都相信,"讲演"将更有效地促进两个社团间各自的目标。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3月26日的《北京大学月刊》上通告成立。这个通告与"新潮"宣告的精神相一致,宣称学生们的目标仅仅在传播"北大精神"。同他们之前的"新潮"成员一样,这个讲演团的创立者也自称有权用前所未有的词汇,定义他们将在社会上充分传播的"北大精神"。   这与蔡元培在《国民》杂志序言中所希望的"专心求学"相去甚远,也与三个月前《新潮》发刊旨趣中的"客观的怀疑精神"大不相同。盖闻教育有二:一曰以人就学之教育,学校教育是也;一曰以学就人之教育,露天演讲、刊发出版物是也。共和国家以平民教育为基础……学校教育唯钱与资财者之子弟使得享受,而寒酸之子弟及迫于生计而中途失学者不与焉……共和国体必根本动摇。补救之术为何?厥曰露天演讲……北京大学因以平民主义之大学为标准也。平民主义之大学,注重平民主义之实施,故平民教育尚焉。《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启》,《五四时期的社团》(二),p.135。虽然讲演团所谓的北大是一所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大学的想法是新颖(而不真实)的,但这个团体的活动形式与内容却十分传统。在北大学生决定于星期天下午走上街头之前的若干世纪里,儒家的乡绅们早已经从事于"乡约"的工作了。"乡约"是一种由政府所谋划的定期讲演,旨在规劝平民服从家庭权威以及过道德且平和的生活。这种以知识分子作为平民思想导师的诉求,早在17世纪就已经以"乡约"的形式存留下来,并被用为控制广大的文盲民众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   虽然身着长袍的北大学生看起来像是早期的乡绅,虽然他们对乡民说的话与数世纪前文士所说的同样不可理解,但1919年"五四"前走上街头的北大学生,在思想上却有着根本的不同。他们不受国家的制约,并试图颠覆国家所提倡的传统忠孝方式。儒家学者鼓吹盲目顺从的"美德","新潮"和"国民"的成员则反其道而行。   在中国需要新文化这点上获得共识之后,讲演者实际上把许多已在启蒙杂志上讨论过的问题带上街头。罗家伦即是一例。在撰写了大量关于"男女问题"和中国问题根源的家族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文章之后,罗在1919年4月3日做了题为"家庭改良"的讲演。第二天,以前敌视"新文化运动"的邓中夏做了"家庭制度"的讲演。4月5日,邓又在题为《现在的皇帝倒霉了》的讲演中,抨击民众中盛行的皇帝崇拜心态,以进一步支持启蒙思想。见《讲演团成员在街头讲演的丰富题目》,《五四时期的社团》(二),pp.142-185。   学生们把局限在期刊和北大围墙内的非儒学观点,如许德珩4月3日讲演的题目"劳动与才智"(LaborandIntelligence)带上街头。这些问题对传统乡绅来说十分生疏,而问题的提出正标识出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出现。在此之前,受过教育的人总以为劳心者比劳力者高贵。既然学生讲演者走上街头去倡导理性批判的好处,他们不得不在心里承认,此举并非是只有劳心者才能执行的特质。当学生们试图讨论所有人都有能力独立思考和重新评价传统价值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诉诸普通民众的批判能力,而这些人千百年来一直被视为愚昧和危险的。同时,诉诸民众的批判能力也就是在探究民众旧有的信仰。难以观察地,甚或是不知不觉地唤醒民众之举事实上是在攻击平民的旧思维习惯。当"新潮"成员康白情和俞平伯等人在讲演团的赞助下,走上街头讲演如"迷信"和"打破空想"等主题时,见《讲演团成员在街头讲演的丰富题目》,《五四时期的社团》(二),pp.142-185。启蒙运动已经以各种方式准备投入"五四"运动。   因此,在跨代合作和论争的复杂过程中,(葛兰西所谓的)新型知识分子在中国诞生了。1917年至1919年期间,是师生彼此间的关系和论争,而不是他们在社会上的所作所为,界定了他们相同处。但是,正因为他们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传人,正因为他们紧密地认同于此一文化传统中的语言和文学,所以他们要改变人们在"说""写"习惯的尝试,便成为更广泛的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他们唤起了在那时依然处于休眠状态的中国民众的自我意识。通过公开揭露自己学识的局限性,他们动摇了社会文士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威。最后,由于承认自己也享受过教育的特权,他们促使自己把享受知识的各种好处,宣扬给那些以往被文士们所轻视的民众。   但如果他们所要传达的信息不是如此特殊,北大学生的所作所为不会超过传统的改革者,尽管他们拥有善意和组织的能力。最后,正是新型知识分子一代又一代对启蒙的追求,才确定了他们最后的成功。如果他们不愿意揭发自己文化遗产里的疮疤,他们也许就无法诊断,更不用说治疗同胞们的政治痼疾了。 "五四"启蒙运动   1919年12月,《新潮》创始人罗家伦以公开信的方式,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了他那代人对启蒙运动的憧憬,这是他对资深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张继(即张溥泉)给《新潮》编辑部的赞扬信作出的答复。罗选择这种回信的方式,表明了有必要在一种既安全又有意义的条件下,阐明近一年来思想革命的目标。张继最初的那封信,是因为对袁世凯、张勋复辟帝制有感而发所写的。这位温和而又绝望的无政府主义者,把"新潮"视为昏暗的中国文人世界里唯一的希望。在这个大多数群众仍然墨守礼法的社会里,张把北大青年看作中国人的旧思维习惯方式也许可以被挑战的象征。   在赞扬新潮社所作所为的同时,张继也告诫学生,不要被炽热的爱国政治引入歧途。他以为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是改变群众的精神状态(mentaloutlook)。他引用他所喜爱的法国思想家孔德(AugusteComte)的名言,有意地提醒学生记住孔德的政治思想箴言。在引用孔德的话时,张继有意地诉诸学生们对这位哲人的科学思想的崇拜,此一崇拜是学生们在通过对社会现象之实证知识(positiveknowledge)的探索时所达成的。主要是通过他们在《新青年》的导师。早在1916年2月,陈独秀就论证,康德和穆勒所持有的现实主义世界观为新文化运动所拥护。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第6期,(15September1915),p.1。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将批判意识与实证论结合在一起,这实际上是仿效19世纪欧洲的"科学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始自康德,旨在以科学知识取代宗教信条。见CharlotteFurth:《丁文江:科学与中国的新文化》(TingWenchiang:ScienceandChina'sNewCulture;Cambridge,Mass.,1970),pp.14,96,&126。   罗的复信《答张溥泉》意味着接受了老革命家的挑战。在重申了那代人对实证主义思想的赞赏后,罗继续阐述他们现在关注的问题。他认为"平心而论,袁世凯、张勋的罪,也并不是他们自己的罪,乃是中国人心态的本质害他们的。"罗家伦:《答张溥泉》,p.367。一旦罪恶的责任从腐败、愚蠢的个人身上转移到轻信、迷信的民族群体上,中国启蒙运动的目标就更清晰了。和两个世纪前的欧洲一样,自称为知识分子(如罗家伦)的人,视改变同时代人的思维习惯为己任。他们的目的就是把怀疑(disbelief)和焦虑(uneasiness)--另一法国思想家孔狄亚克(Condillac)称之为"不安"(inquietude)--传播到长期盲从于传统和专制的社会去。   因为需要用新思想去合法化(justify)自己反抗权威、传统以及家庭的行为,张继这样的旧知识分子才对法国思想和中国"新文化运动"感兴趣。而学生们所要求的,则不仅是要改变世界观而已;他们"思想革命"的目标,是要改变自身的思想习惯以及同时代人对世界的惯常反应。老师们,特别是陈独秀,赞赏孔德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并藉此攻击同胞对传统的依附。学生们则运用孔德的方法论,更具体地分析自身世界观的起源。借助于孔德和其他西方思想家,他们发现了理性批判(criticalreason)的力量和严谨,"新潮"知识分子尽管具有宏大的抱负,但考虑到近代思想的潜能和局限,他们展示了一种引人注目的谦恭形象。他们特别关心的主题是个人和社会心理学。他们的师辈为新旧之战而殚心竭力,不得不忍受保守派的喧闹,被其指责为"激进的、邪恶的和破坏性的";他们因被逼迫而产生了对启蒙运动的需要,这是保守派学者林抒1919年3月18日在其著名的致蔡元培信中提出的指责。蔡元培在其同样著名的回信中,维护了北大实行的学术自由政策。这位校长宣称,激进团体并不能代表学校的学术气氛。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p.71。但却无暇去论及它的合理性。学生们则相反,他们受益于各方面的见解,能够不理睬保守派的叫嚣。他们扩大批判的领域,试图推动启蒙事业。   这些学生在1919年12月把思想革命定义为"独立的、平等的和逻辑的思维"。然而他们很快便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障碍,比他们的法国和中国先辈所遇到的还要顽固。当"五四"事件仍记忆犹新之时,他们便领悟到社会行动主义是可以多么轻易地就变成思想变革长期而艰难的挑战的代替品。与张继的告诫相呼应,他们也试图防止自身和同时代人偏离启蒙事业。1919年事件过后不久,即使在爱国动员(patrioticmobilization)高涨之时,他们仍然重申探求"自觉"(真正的自主)的重要性。这一申明是在迅速发展的政治压力下所昭示的,所以并未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令人信服。与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不同的,新潮社的青年在把思想付诸实践之前,已没有几十年的准备时间来从容地进行哲学批判了。结果,他们的思想革命及社会动员的努力往往仓促草率。而且,由于不断地诉诸西方思想,他们容易受到爱国情绪的责难。虽然他们同代的大多数人都准备投身民族振兴事业,但很少有人愿意将中国的软弱归咎于自身传统。因此,持有这种观点的"五四"知识分子便常被斥责为"非中国人"。然而,即使在他们离开了为其提供保护的北大很久以后,他们仍然坚持思想改造和政治改革的双重任务。   坚持改造自身与改造世界是"五四"那代人的鲜明特征。从1919年"新潮"的兴起到下一代爱国政治运动(1925年的五卅运动)爆发的短短五年中,他们逐渐锻炼出在思想上以及在个人之间的团结力,这在他们日后纷杂的社会生涯中留下了印记。因为这些学生从北大毕业后经历各异;这种休戚与共的关系就更为明显。我们看到,一些学生在1919-1920年后不久即赴欧、美留学。在国外,潜心于学术研究,使他们暂时不需要考虑自身的变化与难以驾驭的外部世界的不协调。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维持太久。   在国内,"新潮"知识分子,诸如朱自清和叶圣陶等,发起了文学研究会,这是一个具体实施"五四"文学革命的社团。参加"平民教育讲演团"的若干人,继续活跃于工人夜校和北大社团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一些在"五四"启蒙运动后更进一步,在1921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这包括教师李大钊和陈独秀,学生邓中夏、张申府、张国焘、高尚德和李骏。参见本书附录三。   尽管"五四"青年走上了不同的社会和政治道路,但对文化变革的共同关注则一直持续到1920年代。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继续探索更科学、更合理的世界观,以取代同胞们的传统的、正在衰败的儒家世界观。他们坚持反对父子、夫妻间的奴性道德观,提倡个人摆脱地位和家庭义务的束缚,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最后,他们继续介绍、翻译和接纳西方思想,即使在他们同时代人已经陷入狂热的排外情绪时。事实上,后面的章节将说明,在中国长期激烈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中,"五四"知识分子一直设法保持和扩大理性批判的功能。在整个斗争过程中,尽管承认知识分子负有特殊使命以及有它自身的局限性,但他们从未过度地偏离他们宏大的革命目标。 从思想转变到社会革命   在"五四"事件后的一年里,学生们震撼地发现,旧的思维习惯深深根植于同胞之中。虽然他们的爱国动员号召,迅速得到全国的响应(工人罢工和商人罢市证明了这一点)关于1919年"五四"游行后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情况的论述,见周策纵:《五四运动》,pp.117-144。,但"五四"积极分子们发现,广大的民众对思想觉醒的呼声仍然无动于衷。他们越是对北大启蒙师生之外的民众演讲,就越加意识到他们所倡导的批判的自觉,实际上并不为人所接受。由于他们在北大之外的街道与乡村所进行的启蒙思想传播努力受到了挫折,"五四"学生们因而面临两种选择:放弃思想觉醒的宣传,或者改变宣传的内容和形式,以适合平民大众的需要和局限。   年轻激进分子们相信,在社会变革中心灵的转变占优先地位,因此对他们来说,放弃启蒙的理想是不可想象的。那些于1919-1920年"五四"事件后留学国外、注重自身思想觉醒的学生们,也没有放弃社会革命的抱负。这种抱负使他们继续与国内的同志们保持联系。这些国内的同志们投身于工人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学习的活动中,并且最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这些在国内的以及在欧美的学生们为了更有效地与平民沟通,都在继续探索转变自身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的各种方式。这种探索或是采取合作研究,或是采取通信,甚或是单枪匹马的形式进行的。   知识分子转变自身思想的努力,开始于"五四"事件不久之后。在1919年秋冬,已和国民社合作建立"北大平民教育演讲团"的新潮社成员扪心自问:为什么少数启蒙者唤醒中国民众的努力如此受挫?他们奋力解决这一问题,除了继续进行街头演讲,并且扩大周期性的周日下午到校外小镇和乡村的活动。   在这些校外活动中,学生演讲者三至五人一组,演讲的题目涉猎很广,从抵制日货到改革家族制度。到1920年春,当民族救亡的紧迫性稍有缓和时,学生演讲者渐渐感到公众不愿聆听他们的启蒙演讲了。4月13日的一份包括新潮社发起人罗家伦和国民社发起人邓中夏在内的讲演组的报告,明显地反映出平民们对思想觉醒的号召毫无兴趣。这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发生在长辛店,那里是一年后北大学生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人的地方。今日是星期日,长辛店方面,工厂的工人休息,都往北京游街去了;市面上的善男信女又到福音堂做礼拜去了,剩下可以听讲的就可想而知了。……虽然抓着旗帜,开着留声机,加劲地演讲起来,也不过召到几个小孩和妇人罢了。讲不到两个人,他们觉得没趣味,也就渐渐离去。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不"掩旗息鼓","宣告闭幕"啦。……接着我们西行到赵辛店……然而一点多钟,到不了五六人,还是小孩。那么,自然又要"免开尊口"了。土墙的底边,露出几个半身妇人,脸上堆着雪白的粉,两腮和嘴唇却又涂着鲜红的胭脂,穿上红绿的古色衣服(但不敢拟定是那个朝代的),把红的嘴张开着,仿佛很惊讶似的,都总不敢进前来。但是我们也不好理他。好!入京的火车快到了,回去罢,莫要尽在这里做"时间耗费着"啦。《长辛店讲演组的报告》(13March1920),《"五四"时期的社团》(二),pp.167-168。起初,学生们的演讲不仅没人听,实际上等于是被平民拒绝了。他们离开了这个村镇,相信自己只是浪费时间地一无所成。但许久以后,学生们才认识到,在他们讲演的时候,即使没人来听,但事实上他们也对国人有了新的和重要的认识。身着旧时代服装并躲在矮墙后面的妇女,使学生意识到,他们的乡村同胞们尚与城镇里的共和政体文明相距甚远。当北大讲演团另一小组来到丰台郊外的小村庄时,这一认识更加深刻了。在这里,他们有一批全都是受到乡村里的儒学教师影响的年轻听众:(七里庄)住的人家有五十多户,共计二百余人。有国民学校一所,教室就是厨房,书案就是菜床,气味龌龊,鼠间一般的黑暗。每个学生都有一本《千字文》、《三字经》、《论语》。……那位年轻的先生,吸着旱烟,闭着眼,颇有点不赞同的样子。仿佛我们说的话,都是引动学生的邪念似的。《丰台讲演组活动的详细报告》(Spring1920),《长辛店讲演组的报告》(13March1920),《"五四"时期的社团》(二),pp.165-166。在另一个村,大井村,学生们遇到了一位"辫子长、烟袋长、戒尺长"的先生:我们再三的请求,也允许了学生们成排立正,站在那边听讲道的。……首由王君星讲"缠足的害处",……其次我讲了个"平民教育的重要"。再由郭君衍盈讲"为什么要读书?"当讲演时,一位年轻的媳妇,才要出门来听听,立刻教一位老妇人痛骂了这些混蛋、王八羔子,不学好这一类的话,那媳妇马上关上门了。……近日教部有实行强迫教育的消息,这不是小孩子玩吗?大家想想,预先没有农村讲演员解释他们的误会,开通他们的风气,又无此项适宜的教员之养成,势必至于当教员的都像七里庄、大井村两位先生同一步调。同上。既然开始借助启蒙思想去粉碎人们的幻觉和愚昧,"五四"青年现在更清楚地了解,为什么国民有这么多的错误观念。义务教育并非早期改革家所想象的灵丹妙药。欲进行真正社会变革的人,首先要知晓民众迷信的根源和韧性。走入乡村与工厂以传播启蒙信息,使"五四"青年开始懂得孕育中国传统积习的真正情境。在启蒙初期只是偶然进行的"社会调查",终而成为走出北大,与群众进行有效交流的方式。当传播"五四"启蒙信息的努力失败后,学生们开始关注一些长远计划。他们不再周期地到校外讲演,而是通过讲演团进行工人教育的活动。1920年,讲演团的成员开办了两所工人夜校:一所在北大,提供给警卫、工友和其他无法进入学校课堂的"外来客";另一所则提供给长辛店的工人。   启蒙运动一旦从《新青年》和《新潮》的言论转变为实际的行动,它就有了新解。这两所夜校代表了启蒙运动的两个不同的方向。青年文人在为平民传播知识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在这两种环境中也极不相同:后者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前者则更自由地进行了文化改革的尝试。   北大平民夜校是蔡元培"劳工神圣"观点的产物。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不久,便开始以"劳工神圣"作演讲,撰写文章。这是他努力克服国立大学中旧式师生存在的颓唐精神状态的一项成就。许多人从自身利益出发,或囿于旧思想的观点,信奉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原则,故而蔡很早就坚决支持学生讲演团。   1920年,当讲演团决定在校内开展活动时,蔡元培为在学校附近建立一个固定的讲堂提供了财物支持。在这个讲堂里,学生们可以登记定期的讲演时间表。这个讲堂也变成了北大夜校。1922年1月第一批学员正式毕业,记者争相报导出席毕业典礼的文人才士。《晨报》17日载文:前日(十五日)为德国李克卜内西特和卢森堡为无产阶级殉难之日,北大平民夜校,特选于是日举行第一届班毕业式。……场地在北大第二大讲堂……教职员致训词,来宾演说,均很沉重,除于学生加以勉励外并于平民教育竭力鼓吹,而学生丁希光亦有长篇答词,以达盛意,其叙述贫民求学之苦况,闻之令人心恻……该班毕业生共有四十人。然后,记者又记述了参与学校对第一批学员施教的知识分子的情况与志趣:蔡氏(元培)素重视平民教育。五四以后,北大平民夜校居各校先,实其提倡之力,此次亦蒙其辅助,至课程分配,胡适教授于时间、学科上均有指教,似北大方面均大为鼎力维持,中学班不难办好……此外该校于正式功课外,设有随意科,如体操、拳术、舞蹈、手工、国画、戏剧、珠算等。《北大平民夜校第一次毕业式参观论》,《晨报》(17January1922),p.35。然而,对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夸耀却少多了。学校是由讲演团的左翼分子邓中夏、张国焘等人所创办的,起初也遭受过挫折。厂主也搞了个"劳工训练学校"来限制北大学生"胡闹"的影响。一位入过两个学校的人士回忆道:厂主的学校吸引了七八百个工人,而北大讲演团的学校工人最多只有一个左右。厂主的学校给我们笔和纸作晚上签到用。进这个学校有好处,只要工头说:"现在都去学校吧",我们就可提早下班。到年终,还把挂表、香烟奖给经书记得最熟的人。作者与长辛店车辆厂退休工人韩玺华的谈话。韩1915年到该厂做临时工。1921年他从工人夜校转入工人再创团。有关工人夜校的情况,见《北方的红星》,pp.57-74,此书专为长辛店厂庆60周年而做(北京,1960)。鉴于工人缺乏兴趣,讲演团决定更改校名为"工人娱乐社",增设了唱歌、讲演等课程。以后几年里,娱乐社成为新诞生的共产党和工人接触最早、最有效的地方。在1922年2月共产党领导的罢工期间,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   北大夜校出现后,启蒙运动一时间通俗化了,启蒙思想得以简单明了地传输给平民。当了老师的北大学生,停止了街头演讲而埋头于这项工作。他们对北大之外的情况越来越少了解,他们准备讲演的内容,也与平民所爱听的背道而驰。   与北大相反,去长辛店的学生们继续边教边学。由于平民百姓对批判的自觉精神缺乏兴趣,他们也得重新解释启蒙信息。然而,正因为遭到了比在北大夜校讲演的同志们更明显的失败,他们不得不深入社会调查,这使一些青年共产知识分子比1917年的胡适或陈独秀(在1917年发起了思想和文学革命)更有效地把"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传播到社会中去。   在其后的五年里,想把启蒙运动推向民众去的知识分子,和想向民众学习的那些人之间的裂痕加深了。然而,这些自由的知识分子在回顾中,有一种夸大这种分歧的倾向。关于新潮社和国民社的对立最详尽的描述,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北京,1958)。事实上,两部分学生都从他们在"后五四时期"动员民众的经历中,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在思想与精神方面昏睡不醒的根源。两个团体都没有停留于爱国的学生运动范围,都在继续探索改变民众心态的方法。长辛店和北大的学生领袖们仍然以为,中国人的心灵积习必须加以改造,他们都致力于深化这种改造,并从倡导新思想的他们自身首先做起。   开始这一过程的最明显标志是出国留学,而这也是新潮社所赞同的方法。远离传统习俗和旧价值观,是激进学生的长远目标。从北大毕业后,他们终于有了机会及物质条件,转化抽象的目标为实际的研究策略。与老一辈的文化反传统主义者不同,学生一代是从中国的现代大学毕业后才出国的,他们求知的目的性,比1911年前就已回国的老师们更为明确而且强烈。学生们向往去欧美进行研究学习,师辈们则是在日本完成思想觉醒的。   1920年秋,北大第一批中国留学生赴美攻读研究所课程,费用由上海棉商穆藕初提供,他直接和蔡元培商定这一事项。关于穆藕初和蔡元培之间的友谊,可见傅乐成:《傅孟贞(斯年)先生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论文集》(台北,1979)。另见汪敬熙在其心理学硕士论文前言,《比较心理学文集》(Baltimore,1923)。由于出资人是资本家,这些学生被指斥为"资产阶级"(bourgeois)的同类。但赴美国的"五四"学生在思想和政治兴趣方面大不相同,其中包括新潮社的知名人物罗家伦、康白情、汪敬熙、冯友兰和杨振声。他们的研究科目反映了"五四"启蒙运动期间,对中国问题关注的多样性。因此,汪敬熙在霍普金斯大学研究行为心理学,杨振声在哥伦比亚大学探究个人行为心理学,而冯友兰则在杜威的指导下研究"比较人生观"(ComparativeLifeIdeals),都不足为奇。   在欧洲,讲演团发起人许德珩埋头于法语研究,而傅斯年和张申府则分别在伦敦和巴黎之间,就数理逻辑和精神分析问题,进行着热烈的通信。傅和张都未正式选课,他们俩人分别在伦敦大学(theUniversityofLondon)和索邦大学(theUniversityofSorbonne)旁听相关课程。两人均决定就他们于国内比其他爱国者在行的课目,"从头再来"研习一遍。作者1981年6月与张申府的谈话。张提到了他和傅斯年在欧洲时持续通信。这些信"丢失"了--很可能是在1966-1969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烧掉了,那时所有与台湾有联系的大陆知识分子常遭受猜疑和迫害。这种打算专注于教育的决心,也同样发生在"五四"事件后留在国内的"五四"青年身上。例如顾颉刚(没有放洋留学的少数分子之一)便于1920年辞去《新潮》的编务工作,以便可以毫无拘束地开始其他"着迷"的工作--历史研究。孙伏园和李小峰是《新潮》成员陆续到欧美留学后留在国内负责编务的人,他们一方面致力于将"新潮"转型为研究学会,另一方面则借由出版质量更好的白话小说与更具可读性的当代社会科学理论翻译作品,来增加《新潮》的销售量。   即使离开了北大,这些青年仍然保持着他们的责任感:获取新知识使同胞们得以摆脱沿袭已久的不正确的世界观。在告别培育了他们启蒙信仰和社会革命观点的大学和首都之际,他们互赠告别诗以表达这种责任感。1920年3月,新潮社创始人之一的康白情赠诗许德珩(往昔来自《国民》阵营的批评者,讲演团的战友),并论及"五四"未竟的事业:打呀!骂呀!   呼声还在耳里,   但事业没做完,   你又要去了。   但世界上那里不应该打?   那里不应该骂?   又何必一处?   暴徒是破坏底娘;   进化是破坏底儿,   要得生儿,   除非自己做娘去!   奋斗啊!--努力、加油、永久!康白情:《送许德珩》,《星期评论》第41期(14March1920),p.4。康白情自己很快就向旧文学"让步"了,重新写起他在北大期间反对过的旧体诗。然而,他1920年的诗真实反映了"五四"运动后不久,留存于新青年之中团结一致的精神。这种精神被某种持偏见的论著遗忘或曲解了,我们现在恰当地恢复它的原貌是必要的。与其注重后来成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和加入中共的两部分学生之间的政治分歧,不如回顾一下1919年游行之后,这些知识分子要改变民众思想的共同决心。   从这个角度出发,考察1921年11月建立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学生们就大有裨益了。这些学生乍看起来似乎和一年前赴欧美深造的学生有所不同,因为他们明确地表示,在继续进行社会和思想变革之前,必须进行自我教育。这个包括邓中夏、朱务善和高尚德等熟悉"平民教育"学生的研究会,是北京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栖身之所。研究会的宣言清楚地表明启蒙知识分子的信念:在其他社会阶级广泛地接受他们的号召前,他们自己还需要更多的学习:我们愿意研究他指马克思。--译注底同志,现在大家都觉得有两层遗憾:(一)关于这类的著作博大渊深,便是他们德意志人对此尚且有"皓首穷经"的感想,何况我们研究的时候更加上一重或二重文字上的障碍,不消说,单独研究是件比较不甚容易完成的事业了。(二)搜集此项书籍也是我们研究上的先务。但是现在图书馆底简单的设备,实不能应我们的要求;个人藏书,因经济底限制,也是一样的贫乏,那么,关于书籍一项,也是个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发起马克思学术研究会启事》,《"五四"时期的社团》(二),pp.272-273。在天津,另一群深受"五四"运动影响的大学生成立了"觉悟社",其中有周恩来、邓颖超和刘清扬等。它的宣言也反映并强调了青年一代在努力改造中国传统思想的同时,也有追求自觉的决心:我们全是学生,绝不敢说已经"觉悟",并且也不能说是现在已经"觉悟"。我们的决心就是齐心努力向"觉悟"道上走,同时也盼望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向"觉悟"道上走。《觉悟的宣言》,pp.302-303。从北大的平民教育讲习会到天津的觉悟社,我们不难发现其思想发展的轨迹。然而无论是站在街头演讲、在邻近的乡村进行访问,或者组织工人夜校,这些"五四"活动分子发现,他们自身对要加以改造的社会实在了解太少了。在爱国动员的过程中,他们同时面临着双重困难:自身对启蒙思想理解的肤浅和民众对他们启蒙号召漫不经心。然而这些学生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使社会革命和思想转变相结合的任务。事实上,他们越深入地投入民族救亡活动,他们就越对"五四"运动的初始目的有更深的理解:中国要在世界民族之林获得持久的独立自主,首先必须敢于自由地思想。   在1919-1920年间一连串事件之后的五年里,他们继续恰当地用国人所能接受的语言,去翻译和传播启蒙思想;换言之,他们仍然是"危险人物"--这是新潮社创始人之一张申府自封的。1920年张在北京组织第一个中共小组。1919年5月的爱国游行前夕,张针对保守派所谓的只有激进思想家才会主张颠覆现有的社会秩序的谬论,反驳说所有思想家都是危险的,因为他们的活动颠覆了那些压制社会低层阶级的上层人士的"视为当然"的特权制度。张辩称道,思想是天生地无法无边的、颠覆且解放的:凡思想家都是危险的,因为他们要破坏特定固定的制度、舒服的制度;凡思想都是无政府无法律的。……劳动者若能自由思想财产,足令富人不安;当兵的若能自由思想战争,足令军纪破坏;少男少女若能自由思想性欲,足令道德扫地。……你们怕思想,咒骂他,诡谋抵抗他,……其实就在你们"想"抵抗思想,你们怎么能说不是先自己思想?……将来能生存的人是去思想的人。张申府:《危险思想?》,《新青年》6卷5号(May1919),pp.552-554。 知识分子在"后五四"时期的困境   在"五四"前夕,想象"未来属于那些敢于思想的人"是勇敢的,也许这样做可能有点愚蠢。直到学生游行爆发之际,大部分的中国民众仍然未听说过(同时也不太关心)什么"自由思想"。此外,保守派对新文化的公开反对,也迫使蔡元培试图限制"新潮"思想自由地在社会中漫涌。促成新思潮从北大冲向校外街道和乡村的,不是思想说服力,而是"五四"爱国运动。   但是,"思想洪流"并未解决知识分子的两难境地,也没有解决怎样使启蒙运动遍及中国,从而使民众摆脱奴性道德束缚的问题。这更未能使知识分子消除对自己不适当地代表了新思潮解放力量的怀疑。在"五四"之后的五年里,这些青年都在内心认真思考,并在所加入的团体内继续讨论这些问题。最终,正是他们在北大岁月里所结下的团结友谊,使他们没有放弃摆脱这些困境的希望。   使新思想和社会革命在理论与实践上相结合,并不是"后五四"时期唯一的难题。师辈一代的知识分子在1911年政治革命失败之后的岁月里,便已经奋争过了。在民众中传播启蒙思想,是学生运动的显著挑战;而这一任务的艰巨性,早就已经显示出来了。例如在1919年5月北京学生游行前几天,西安的"新文化运动"支持者杨钟健致函《新潮》:兄弟自阅读贵刊以来,心中一直非常感佩,尤其是讨论"女人的人格"、"家庭改革问题"、"自由恋爱"等等那几篇……不过我也怀疑那些理想有多合理。中国妇女中许多人并不知道什么"人生观"和"家庭改革"等新鲜名词。难怪越来越少人能够读《新潮》。杨钟健:《给记者》,《新潮》1卷5号(May1919),pp.948-949。半年后,当举国仍然处于爱国热情高涨之时,"五四"知识分子和新潮社发起人傅斯年,再次怀疑中国社会究竟是否存在着新思想。到了1919年11月,傅斯年比杨钟健更为尖锐地向同代人提出问题,并极为痛苦地总结道,不仅是贫困的妇女和其他平民没有接受启蒙思想的准备,即使像他自己那样的学生一代,也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新世界观的挑战。傅痛斥学生一代的自我形象,说:"我们自以为是有新思想的人,别人也说我们有新思想。我以为惭愧得很。我们生理上、心理上驮着二三千年来的历史。……我们只可说是知道新思想可贵的人,并不是彻底的把新思想代替了旧思想的人。"   傅斯年并不愿意停留在这种模糊的一般概念上,他继续抨击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畏缩不前的原因:崇尚先哲。这使他们可以达数世纪之久地讨论专制问题,而不对其存在的思想意识前提提出根本的挑战。为了唤醒国人,傅写道:我们应当常常自问:我们若生在皇帝时代,能不能有一定不做官的决心?……我们现在腼颜自负的觉悟,不和当年提过考试而不中秀才的人发生一种"生不逢时"的感情一样么?有什么了不起呢?这感情能造出什么生活来呢?……所以新思想不是即刻能贯彻了的,我们须得改造习惯。傅斯年:《中国狗和中国人》,《傅斯年选集》,p.348。傅斯年对其伙伴们能否实现启蒙思想和他们是否具备有效地将其传播到社会中去的能力,深感怀疑。在以后的几年里,傅更是加深了这种怀疑。   留洋学习并没有消除这一疑问,反而使之加强了。在从伦敦寄给北大教师胡适的一封充满痛苦的长信里,傅斯年进一步批评所谓的"新"青年的虚假意识(falseconsciousness)。他的朋友俞平伯在伦敦仅待了两个星期,就突然几乎是不告而别地返回中国了。有感于此,傅试图发觉这个"新潮"伙伴意志消沉的原因。他的信反映了一代人的忧郁。为了说服俞留下,傅从伦敦追到巴黎,又到了马赛(Marseilles),但终未成功。傅试图找寻"思乡"以外的原因,但他发现,无论是对国外生活条件不适应,还是"恐怕还有些遗传的精神病症",都不能对此作出解答。傅进一步探究后,发现是"家庭制度"和"文人稚气"损抑了俞平伯的精神,而他本人所受的影响"只不过比俞略少一些"。   按照傅的说法,俞平伯在"五四"期间曾坚定且理智地摆脱了"空虚无用之想",并在个人自主的基础上追寻"新道德"。但现在俞发现,他新近掌握的世界观,并不足以抵御媒妁婚姻的现实:(俞)偏偏一误于家庭,一成"大少爷",便不得了了;又误于国文,一成"文人"便脱离了这个真正的世界而入一梦的世界。我自问我受国文的累已经不浅,把性情都变了些。如平伯更可长叹。但望此后的青年学生,不再有这类像就好了。……(我)此后学心理学大约偏重于Biological〔生物学〕一派与讲FredianPsychoanalysis(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之一派。……近来很不想做文章……研究的态度稍多些,便不大胆说冒失话;……近中更觉得心里边extroversion〔外向〕的趋向锐减而introversion〔内向〕之趋向大增,以此不免有些懒的地方。傅斯年:《寄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Vol.1,pp.102-106。在北京城的"新潮"伙伴中,俞平伯和傅斯年都曾试图树立新的自我形象--具备独立与批判性格的学者;对此,傅斯年仍在身体力行。然而这种角色太抽象懦弱了,无法冲破束缚着启蒙倡导者的社会之网与感情之网。傅认为,学者的内在的思想骚动,是由于无力克服成为仕绅的诱惑。一旦成了"大少爷",俞平伯也就成为了文人的内在软弱的牺牲品。按照俞平伯这位焦虑而同情的朋友的说法,俞的文学兴趣,使他越来越深陷于非现实的泥淖。由于自我怀疑,这使他自身无法抵御面对要求屈从的压力;但他的屈从,又使他对"五四"启蒙运动对旧的社会角色、旧文学、旧的自我形象的解放作用,产生了怀疑。换言之,像俞平伯这样的知识分子,作为传统知识分子后代的形象十分安全可靠,所以他们能够重新考虑(也许是自认为是又重新考虑)接受传统观念。   身处遥远的伦敦,傅斯年因此更能够感受到,受传统支配的中国文人所面临的顺从压力。他们对传统的执着,也反映在国内那些更激进的、进行自我质疑的"五四"活跃分子身上。傅斯年那些留在国内决心继续社会革命的同学们,也在尽力与顺从压力的诱惑作斗争。而这种屈服于舆论压力的诱惑,与俞平伯在国外所经历的并非毫不相关。他们面临的共同困境是,在争取民众支持他们的政治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的同时,又要防思想上的妥协。在坚持"五四"启蒙精神完整性的争斗中,这些"五四"学生们继续得到北大老师们的支持和鼓励。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不到一个月,陈独秀写了《反抗舆论的勇气》一文。在这篇文章里,陈要青年们记住:"群众心理是盲目的,所以舆论也是盲目的。"他以为这种心理的主要特性是害怕反抗权威,俞平伯正是为这种情绪所压倒。陈独秀最后说:"中国永无前进之希望,除非出现一些能大胆公开反抗舆论的人。"陈独秀:《反抗舆论的勇气》,《独秀文存》第2卷,p.123。   要想抵御文人家庭和大众舆论这种传统权威的压力,就必须坚持和发展作为批判性知识分子的认同感。这不是什么个人事业,而是社会变迁的本质。1919年后的几年里,随着"五四"运动中的老师和学生们发起了如"中国共产党"和"文学研究会"这类组织,这种挑战就变得更具体了。如果单从社会活动的层面来看,这两个团体似乎有很大的差异;事实上就功能而言,它们倒是很相像。它们全都维护和发展了作为批判性知识分子的认同感,使知识分子得以抗拒要他们放弃"五四"启蒙理想的压力。   中国共产党和文学研究会都是1919年一连串事件所引发的讨论和辩论的产物。一年后,即1920年10月,当许多同胞们仍沉浸在民族主义热潮的余晖时,北大的一些老师和学生组织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它的目的纯粹只是在扩大学生运动的爱国内容。它的成员有《新青年》编辑李大钊、《新潮》撰稿人张申府和高尚德、《国民》杂志创始人邓中夏和张国焘,还有"平民教育讲演团"的积极分子李骏和朱务善。北京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包括:新潮社成员张申府、高尚德,还有北大平民讲演团的成员邓中夏、张国焘、朱务善和李峻等。周子信:《北京共产党小组》,《人民日报》(6October1980),p.4;另见作者与张申府于1980年3月和4月的谈话。两个月后,也就是1920年12月,另一批学生和老师们一起创办了"文学研究会",其目的在于使文学成为促进中国社会觉醒的更积极的力量,其成员有《新青年》编辑周作人、《新潮》撰稿人叶圣陶、孙伏园、郭绍虞和朱自清,还有一些和北大没有正式关系但却具有共同的反传统理想的朋友,其中最著名的有茅盾和郑振铎。   在"五四"到1925年更大规模的"五卅"爱国运动之间的五年里,这两个团体都坚持了"五四"知识分子发起的批判性的自觉。在中国共产党内,工人教育、工会和罢工的组织者,继续宣传反对封建道德、提倡白话诗,以及强调启蒙运动对唤醒落后民众的重要性。同样,初露头角的"文学研究会"青年作家也互相鼓励,不允许该会成为传统的"文以载道"的代言人,而是要使之成为反映遭受凌辱之民众的血泪的镜子。   因此,组织者和作家之间的差异与他们的共同点相比,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他们的共同点不是偶然的或形式上的,而是经由不断的沟通和合作所达成的。邓中夏和朱自清在这个期间的友谊,是"五四"知识分子间持久团结的典范,尽管人们以为这一时期是他们两者差别最大的时候。这两位朋友虽然分别投身于中国共产党和文学研究会,但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互相鼓励忠于"五四"启蒙运动。在加入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而成为朋友之后,他们依然对社会革命时代的新诗体抱有共同的期盼。邓中夏期望作家能深入到社会变革中的实际事务上,而朱自清则为艺术表现中的粗制滥造深为忧虑。感谢朱自清之子朱乔森对邓中夏和朱自清友谊的介绍。1980年4月,我得以在北京与他见面并交谈。关于邓中夏继续关心"五四"思想的进一步根据,可见20年代早期刊物上登载的下列文章:《新诗人的棒喝》,《中国青年》(1December1923),pp.4-6;《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中国青年》(22December1923),pp.6-9;《恋爱自由问题》,《中国青年》(6January1924),pp.14-16。   这样,他们保持联系,相互告诫,不要忘记北大期间就开始肩负的社会和文化启蒙的双重职责。1924年夏,两位年轻人在杭州再次相会。朱自清在一首诗中回顾了"后五四"期间作家与社会组织者之间的紧密团结现象。从多愁善感的作家对具有务实心态之组织者的赞赏中,我们可以瞥见两人间的持久友谊。尽管所有的思想都得在未来岁月的政治烈焰中经受考验,但这种团结使启蒙思想得以处于社会革命的前沿。 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活动记录 一、征集团员 1919年3月7日 本校学生邓康〔邓中夏〕、廖书仓等近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 二O、印刷讲演稿启事 1919年11月11日 我们在外讲演也很久了,可是仔细考虑起来,收效还是不大。这是什么原故呢?(一)因为我们都是学生满嘴的新名辞,到讲的时候当然是丢不掉。但是一般平民的脑子里,却缺少这个顽意儿,他们听了如何能懂?(二)因为我们的团员,外省人实居多数,方言术语当然是格外的杂乱。所以听讲的人,感受困难,不易领会。有许多人主张发讲义,昨已由干事会通过。各位团员呵!你如出去讲演,请你将要讲演的意思做成稿子,于每星期三日以前交来,以便从容付印。但稿子不取冗长,各位也是要注意的。 二二、第三次常会纪略 1920年3月16日 昨十四日上午九时,该团假第二院校长室开会,到者甚众,由旧总务干事陈兆畴君主席,讨论进行方法甚详,次选举,次摄影,次茶话,延至十二时方散。 该团去年年终,因特别情形遂陷于停顿之地位。兹由大会议决重新整顿。闻其目的不仅在恢复旧观已耳。兹将讨论各事,略述于后: (一)广邀团员,以为大扩充之地步。不取入团金,仅收常年费铜元六十枚。(章程原定一元今特减少。) (二)除城市讲演之外,并注重乡村讲演、工场讲演。 (三)各团员在春假或暑假中归家者,无论已毕业或未毕业,皆须就地力肆讲演。并组织讲演团体,以帮助本团平民主义之宣传。 (四)为讲者及听者免除扦格起见,发行讲义。 (五)为普及京外起见,发行讲演录。 (六)侯经费扩充时,拟在京城四处建设讲演所。 二六、乡村讲浦办法 1920年3月30日 本团星.期六晚干事会议议决“乡村讲演”具体办法数项,开列于后,务望团员注意。 一、定为四月二、四、六、八,四天。 二、每天出发,至多不得过两队。 三、每队至多不得过五人。 四、讲演队由报名团员自由组织。 五、地点定为卢沟桥、丰合、长辛店、海甸、罗道庄等处。 六、火车费由团中开支,但饭费则由各人自备。 七、每队须推定书记一人,详记讲演情形,报告于团中。. 八、讲演员如恐方言名辞,不易为听众所晓,可作成讲义,交由本团代为油印。但须于三十日以前交来。 二八、长辛店讲演组报告 1920年4月13日 讲演地点:长辛店赵辛店 今天出发讲演的人,总不算少了。可是成绩比二、六两日,真是瞳乎其后。..... 有上边的两个原因,所以在长辛店虽然扯着旗帜开着留声机,加劲的讲演起来,也不过招到几个小孩和几个妇人罢了。讲不到两个人,他们觉没有趣味,也就渐渐引去。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不“堰旗息鼓”,“宣告闭幕”啦。 没奈何,向西走,间他们附近有大村庄没有?他们答有赵辛店。及到赵辛店又使我们大大的失望。既到了这个地方,也不得不实施我们的职务。于是仍把旗帜扯起来,留声机开起来。然而一点多钟,到不了五六人,还是小孩。那么,自然又要“免开尊口”了。土墙的上边,露出几个半身妇人,脸上堆着雪白的粉,两腮和嘴唇却又涂着鲜红的胭脂,穿上红绿的古式衣服,但不敢拟定是那个朝代的。把鲜红的嘴张开着,仿佛很惊讶似的,总都不敢进前来。但是我们也不好理她。好!入京的火车快到了,回去罢,莫要尽在这里作“时间耗费者”啦。 三一、丰合讲演报告 1920年4月27日 四月初二日午前八点钟我们五个人拿着旗子还不敢放开,因为恐怕巡警误会我们是“五四”、“六三”那种露天讲演,来和我们打麻繁。所以堰旗息鼓,给他个神不知鬼不觉,乘著京奉车,直到丰台。下车后,远走三里多地,到了一个村落,名叫七里庄。住的人家有五十多户,共计百余人。有国民学校一所,教室就是厨房,书案就是菜床,气味鲤醒,鼠洞一般的黑暗。每个学生都有一本《千字文》、《三字经》、上下《论语》。炕上躺的一位流氓式的年轻先生,见面先说道:“我们也会私塾改良哪”。经我们数次的请求,才发命令叫学生出来听讲。首由汤君讲演北大平民夜校与本村国民学校的比较,次由刘君讲演女子应当和男子一样的读书。村中的老人听讲的还不少,个个都点头称善。只是那位年轻的先生,吸著早烟闭著眼,颇有点不赞同的样子。仿佛我们说的话,都足以引动学生的邪念似的。但是他那不赞同的态度,又不敢大模大样的表现出来。村里除了在学校里读书的小孩子,来听讲的又有二十多个,都满身是泥,满脸是灰。村中的生活很苦的,老弱年幼的又这样多,教育又没有,这真是一件极危险的事。 后至大井村,该处三百多家,约有千人。南苑第十二日新学校设在此地,这是个国民小学。门外墙上贴了一篇黄纸,大书特书的是“新旧兼授,加讲经传策论”。里边教书的先生有三长:辫子长,烟袋长,戒尺长。我们再三的请求,也允了叫学生成排立正,站在那边听讲道的,以后我们不叫学生们那样拘执了。这位先生也说道:“我们私塾改良过来呀,不过学董不叫我们学那些花草,所以我们就仍旧复了原了。”此次讲演,乡里人来听的也不少,共有六十多人。首由王君讲缠足的害处,有些女人,都半笑半羞的娘娘娜娜的回家去了。这个村子比七里庄见富裕,所以就添上缠足这一回事了。其次我讲了个平民教育的重要。再由郭君讲为什么要读书?当讲演时,有一位年经的媳妇,才要出门来听听,立刻叫一位老妇人痛骂了些混蛋、王八羔子、不学好这一类的话,那媳妇马上关上门了。在我们开讲以前,右营游缉队想著干涉,后经解说明白而去。这也是个村子略见富裕的表示,添上了剥夺穷民的大兵,来保护几家害苦了老农人的地主。天到十二点半,我们才拿著旗子,回到丰台午餐。 丰台为铁路交汇的地方,市面还算热闹。但是到处都是极脏的水沟,未免卫生上太不讲究。有慕贞女学一处,约五十余人。私塾五处,共约六十余人。丰台公立小学一处,约三十几个人,内藏孔圣人牌一座,戒尺一大根。此外有英文日夜学校一所。因为讲演时间无多,未便详细参观。土产著名的有芍药、花生、白菜、柏树等。社会上生活状况,殊形艰涩。闻野娟尤多。 四〇,.假讲演通告 1920年6月17日 我们平民教育讲演团底目的,不是要发展平民教育吗?可是我们都是北大学生,事实上已偏重于北京一隅了,黑暗的中国,何处不应该改造?腐败的教育,何处不应该改良?我们因事实上底限制,不能把我们底平民教育主义推广到全国,这是我们极大的恨事! 现在暑假快到了,我们的团员,大概都要回家;即有不回家的,也有长期或短期底旅行。这是什么时候?不是我们推广主义唯一的好机会吗?我们团员各省各乡都有,我们足迹所到的地方,就使那个地方得些光明,吸受“北大化”,这不是一件极快活底事情吗?列位!努力! 一、所交接底人,如认为有输入吾们主义之必要时,不管他是人多人少,我们就要与他攀谈。Sokrates的对话法,似乎可以采用。 二、所到底地方,如已有讲演会所,我们便要乘时加入讲演。 三、若该地没有讲演会所,便要提倡设立‘个或数个。最好是联合该地底学生或比较好点底绅士一致进行。 四、提倡阅书报社。我们团里还剩有《新生活》四百余本,不妨携归代卖。 五、我们的讲演,似乎应该注意—(一)卫生常识。(二)科学常识。(三)民治国家组织底大要和意义。(四)经济组织底内容和利弊。(五)世界和国内底大事情几样东西。若救国爱国的空话,以少说为贵。 以上是我们输出底一方面。至于输入底一方面,就是希望各位都要把当地社会实状,详详细细记录下来,下年归校时,交团中刊布,作我们改造社会底参考。 四四、开会记事 1920年10月12日 本会于本月八日在第二院校长室开秋季全体大会,由前任总务干事邓康君主席,讨论一切进行事宜。 议决事件如次: 甲:定期讲演地点 一、要求本校仿北京高等师范办法,就本校附近建讲演所一间,以为常期讲演之用。 二、保留南城京师模范讲演所及东城北城两通俗讲演所,以为星期日讲演之用。 三、长辛店盼望本团讲演,非常迫切。叠与总务干事接洽,决定自本学期起,定该处为间周讲演之用。 2. 李立三同志谈安源工人运动 (一)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大革命遭受失败后的困难时期——井冈山时期,曾用这句成语来鼓励同志们对革命的信心和斗志。这是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大革命经验中,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中,找出的一条重要的革命发展规律。中国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一开始都只是“星星之火”,可是,为时不久,就燃起了烧遍全国的革命大火。 一九二一年秋,我们党建立不久,毛泽东同志很快就到安源做了一段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同志当时是我们党的湘区书记,安源是当时湘区所属范围内最大的工业企业,工人群众最集中的地方,所以特别引起毛泽东同志的重视。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间,毛泽东同志派我们到安源去做工人运动的时候,他对于如何在工人中进行工作,如何把工人逐渐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已经是胸有成竹。现在还模糊记得他当时告诉我们的话:安源工人众多,受到种种残酷剥削,生活特别痛苦,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的地方。但是应当看到,反动统治势力的强大和社会环境的黑暗,要开展革命工作并不是很容易的。首先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争取公开活动,以便和工人群众接近,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广大群众的核心。因此,他要我们以办平民教育的名义,由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介绍到安源去(关于这件事情,李六如同志在他写的《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中,有比较详细的回忆)。我们开始办的是平民小学,学生多半是八、九岁的工人子弟,我们以访问学生家长的名义开始在工人中进行工作。开设工人补习夜校,已经是过了二、三个月以后的事。平民学校的建立,首先是两个早已和毛泽东同志认识,并有通讯联系的铁路工人帮助筹办一切。为了使平民学校取得合法存在和公开活动的条件,设法通过社会关系,找到当时在安源商会做事的一个比较开明的绅士给以支持;同时打听到当时萍乡县知事是一个喜爱古文、反对白话文的举人出身的人,因此就用“四六体”写了一篇呈文去请求立案,果然得到了他的“青睐”,很快批准立案,他并把这篇“四六体”呈文加上头尾,作为布告张贴在平民学校的门口了。这样,我们就在合法的掩护下,开始进行革命的工人运动。后来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时,把章程中的宗旨一条写成“联络感情,涵养德性”,也就是为了争取合法.更便于进行革命活动。 俱乐部成立发展很快,不到三个月就有一千多工人加入。特别重要的是,党的支部也发展很快,大约在一九二二年二月间才建立起六个人的支部,到七月间已发展到三十多人,形成了工人俱乐部的坚强领导核心。这时毛泽东同志又到了安源,了解了各种情况以后,认为组织罢工的条件已在逐渐成熟,告诉我们要从各方面加紧准备。 毛泽东同志非常注意罢工战术问题。他在九月初写了一封信给我们,其中主要意思是:罢工胜利的条件首先要靠工人群众有坚固的团结和坚强的斗志,同时必须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罢工口号。我们正是根据这个指示,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这个口号既激动了广火工人群众的战斗决心,又博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对于罢工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工人在各种残酷压迫剥削之下,真是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因此,“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这个口号激起了工人群众这样坚决的战斗热情。这也就是“哀兵必胜”思想的客观基础。 当时毛泽东同志特别关心的事情是加强领导,这样一次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大罢工,在当时湘区还是第一次,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是不行的。因此,不久后就派刘少奇同志到安源来了。刘少奇同志的到来,不仅使安源的同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增强了信心,形成了强有力的领导,而且他亲上前线,直接领导罢工运动各方面的工作。 安源工人运动的一些主要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后来一九二四年,我们到上海做工人运动的时候,也就是运用了这些经验。一开始在上海六个区办了平民学校或工人补习夜校,接着培养了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建立党的支部,组织工人俱乐部。到一九二五年二月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的时候,又根据“哀兵必胜”的思想,提出了“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正是这个口号鼓舞了工人的斗志,激起社会的同情,并通过商会的调解,逼迫日本资本家部分地接受了工人的要求,取得了上海工人罢工的第一次胜利。因此可以说,一九二五年上海工人运动的大发展,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起了指导作用的。五卅运动爆发以后不久,又是刘少奇同志到了上海总工会担负起领导上海工人总罢工的工作。 (二) 安源罢工是有他的特点,但不能抹煞其他的罢工,也不能说安源罢工超过了海员罢工、“二七”罢工、五卅运动等。对历史不能过分夸张。 安源罢工是毛主席领导的,是正确的。很会运用策略和强调争取社会同情,实际就是非常注意统一战线工作。在安源罢工前,毛主席给我一封信,指示在斗争中要取得社会同情,以“哀兵必胜”做比喻。又指示,提出的口号一定要“哀而动人”,安源罢工时“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就是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提出的(当时是将口号写在纸上,贴在墙上)。这一口号不仅工人拥护,社会上的人士也是同情的。 在毛主席思想指引下,我们很注意作红帮的工作。工人中间加入红帮的很多,红帮头子是矿上的顾问,包工头大多数是他的徒弟,矿上资本家利用他们压迫工人,他们又以“义气”、“保护穷人”、“为穷人谋幸福”等欺骗工人。在我们的争取下,有一、两个红帮小头目入了党。罢工前,我们最担心的是红帮破坏罢工斗争。所以刘少奇同志指示我,找两个受我们影响的红帮小头目带我去见红帮头子,我买了一点礼物就去了。红帮见我去了很高兴。称我李主任(俱乐部主任),喝完鸡血后(我带去一只鸡),我说我们要罢工,又讲一些罢工是为穷兄弟谋幸福,保护穷人等等道理,提出要他讲义气、多帮忙,他拍着胸脯说:“我一定帮忙”。我立即提出罢工期间的三个要求:1.鸦片馆关门,2.街上的赌摊收起来,3.不发生抢劫案。他连拍三下胸脯说:“第一点我包了,第二点我包了,第三点我包了。”并将一、二两点写在布告上。这三件事情的实现,在社会上发生很大的震动,甚至一些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也都认为俱乐部了不起。(因为这三件事是多年不能解决的,工人罢工后就完全实现了。)这件事情表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说明了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的作用。 “二七”罢工失败后,全国工运陷于低潮,而安源的红旗不倒,是因为执行了毛主席的灵活策略。我当时到长沙见毛主席,他指示,要以“弯弓待发”的姿式等待,看形势发展如何再决定是否罢工,所以当时安源只举行了游行示威。在斗争条件方面也只提出要求不高的经济条件(没有政治要求),矿局很快就答应了,恰恰在这时武汉的罢工斗争失败了,安源的斗争也就结束了。安源的工人运动在工运低潮时没有受到损失,相反有所发展,表现在:1.俱乐部建筑了新房子。2.工人子弟学校扩充为八所,学生成千。3.党的组织处于半公开状态。 毛主席领导工人运动的思想和张国焘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张国焘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搞工人运动只看见工人,看不见其他人,使工人陷于孤军作战的地位,也可以说是要不要统一战线的问题,这正是毛主席领导工运的一贯思想。 (三) 少奇是罢工前去的,安源大罢工时,主席派他去的。刚从莫斯科回来。罢工时,他作代表。当时党组织不到二十个党员,十几个人开支部大会,决定少奇作代表。罢工胜利后,选举他当副主席兼裁判主任。当时什么事都找俱乐部。不久,我走了,主要是少奇同志。主要领导是少奇组织的。罢工时支部书记是我,后来发展的很快,二四年二五年可能发展到四、五百人。恐怕是全国最大的组织,至少有一、二百人,人数发展得很快,比上海大。 我当时用李隆郅这个名字,后来因为工人不认识,改为李能至,又改为立三。罢工之后,夜里十二时,我与少奇在俱乐部,工人怕敌人迫害我,把我弄跑,拉到一个地方,睡不到半小时,又拉走,一天换三个地方。后来在一个山后面,一个砖瓦窑里,两个工人陪着我,在窑中住了两三天。那时工人认识少奇同志的少,出面的人是少奇同志。那几天的主要领导是少奇同志。 后来谈判,我、少奇,没有二十几个人,没有收买,是商会调解。当时以毛主席统战思想,我们与商会搞的好。我利用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是姓谢的。 罢工以后,我有一回到矿局,搞伙食到萍乡,工人怕敌人迫害,把矿局包围起来,一定要我出来,有过这样的事。 签字是在商会签的,时间晚上。我记得俱乐部没有改为工会。俱乐部就是工会。为什么不改?许多地方都叫俱乐部,俱乐部是为了掩护,使敌人不注意。长辛店最早也是俱乐部,“二·七”前不久才改工会。 罢工前毛主席写信给我,说“哀兵必胜”,我记得很清楚,让提出最动人的口号,后来才提出了“过去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要说罢工的策略和指示,这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来的。我去时,主席说要取得合法地位,办平民学校;统战思想,毛主席一开始就明确。罢工时就贯彻了这个思想。党一开始是讲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讲民主革命的。到“二大”时,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建立中华。实际工作中还没有运用,当时工人运动中就不明确。毛主席是明确的。不仅是战略,而且运用到策略中去。这个思想明确很重要。毛主席领导长沙泥木工时,提“营业自由”,就是得到小资产阶级、资本家的支持。这口号是注意统战的。安源的战略也是这个思想。后来,安源硕果仅存,战略策略正确是很重要的原因。“二·七”失败后,汉口站不住脚,许多同志去安源,所以能存,也是这个原因。 工人消费合作社和裁判委员会的主任开始是刘少奇兼的。“二·七”前五个月,安源各方面的工作有很大的发展。当时工会简直是半政权机关。什么事情都找工会,司法官,矿警局没用处。工人有纠察队,打架就找工会,合作社有许多铺子。当时换钱是剥削,工人合作社成立后,工人银元换铜板就到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起来后,许多商人就垮台。许多商店是工头开的。 3.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刘少奇 朱少连 (1923年8月10日) (一)弁 言 自产业革命以后,机器愈发达,渐将社会分成劳动与资产两大阶级;机器愈发达,两阶级的界限愈分明,两阶级的利益愈背驰,劳工解放运动乃随之而起。最近数十年中,西欧劳工阶级皆各组织团体,联成一气,向资产阶级宣战;或已取得政权,实行劳农专政;或已养成伟大的潜势力,仍不断地向资产阶级进攻。中国产业发达较迟,要求解放的呼声,直到最近数年中,才从久被压迫的劳动界中发出来。自从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员大罢工以后,工会运动与罢工运动乃层见迭出,而武力解散武力压迫亦随之而至,这可以证明中国劳工解放运动发达之速,势力之大,社会上一般人的视线也不容不转向于这一方了。安源路矿工人的工会运动及旧年九月之大罢工,实是幼稚的中国劳工解放运动中最有成绩的一件。在这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过去的事实,详细的披露出来,聊供伙伴之借鉴,借叨明者之教益。 (二) 黑幕重重的萍矿与株萍路 萍乡安源煤矿为中国最大产业,即汉冶萍公司之一部,开采已二十余年,产量极富,据估计约包孕有五百兆吨之多。其采取方法,悉仿西制,电车驰骤,往来如梭,机声隆隆,累年不绝。全矿雇用工人凡一万二千余人(开大工时,人数尚须增加),内计窿内矿工六千余人,机械工千余人,余则俱为洗煤炼焦、运输及各项杂工。每日可出煤约二千余吨,炼焦约七、八百吨。所出煤焦,除略供本矿及株萍、粤汉两路之用外,余均由株萍、粤汉两路及公司轮驳运往汉阳、大冶,以供两处钢铁厂之用。 萍矿原来之工作制度,除窿外一部分机械工人及窿内杂工等系点工(以日计工资)而外,余俱为包工,工人皆在包头之下做点工;因此工人出卖其劳力,乃不能与资本家直接交易,中间还须经过包头阶级之剥削。如窿内矿工,矿局所给工资,每人每日可合银洋二角七、八分,而工头给与工人,则每人每日只可合铜元二十六、七枚(安源洋价每一元可换铜元二百一十余枚),工头剥削所得,实在工人工资一倍以上。且当发给工资时,又得剥削其尾数,如工资在一元以上者给一元,不上一元者则仅以不足数之铜元付给之。他如歇工扣伙食,误事罚工资,重利盘剥等事,无所不用其极。是故工头每月收入有银洋七、八百元者,有上千元者。 工头收入既如是之丰,则欲相安于无事,势必须分与职员若干以塞其口;否则职员固可上下其手,使工头不独无红利可图,且将大折其本。工头与职员于是双方勾结,一方尽力剥削工人之血汗,一方又着手于“吃点” 、“买空” 、“做窿” 、“买灰” 等弊,从矿局方面攫得许多利益。 窿外各种包头于工人之工资,皆有同等之剥削,间有剥削至工人工资三、四倍以上者。 萍矿工人每日工作时间为十二时。工人皆系成年工人,惟一小部分之学徒及守房子送饭等工人为童年工人,女工绝无。矿局对于工人生活的设备,极不完善。窿工有食宿处四区,计屋百余间,每间约丈余宽,二丈余深,须住四十八人,然因房屋过少,竟有每屋住至五十人以上者。房中床俱叠置,大类柜橱,空气恶劣,地位低湿,诚一“栖流所”之不如!窿外工人亦稍有寄宿房屋,但亦不敷用。他如食宿处之食料更属粗陋无比。工人洗澡池直等于一小市之泥沟,实为世间绝无而仅有者!诸如此类,均非生人所能堪。余如工人游艺及工人教育设备,皆一无所有。卫生方面,设有一萍矿医院,然亦仅潦草塞责,司其事者初不类减少工人痛苦一如天使之慈心医士,直一性情暴躁如狼似虎之市侩耳,屠夫耳! 萍矿当局对于各职员工头对工人之无理打骂及无情剥削与压迫,初不加以制止,时且助长职员工头之威风以对待工人。以故萍矿职员工头得任性而行,毫无忌惮。其中重重之黑幕,实有非吾人所忍言者!矿局职员,自矿长以至各下级职员及工头管班等,无不可以殴打工人,工人对于彼等之无理命令,亦莫敢稍有违抗。工人有稍不如意者,即滥用私刑,如跪火炉、背铁球、带篾枷、抽马鞭、跪壁块等,或送警拘留蛮加拷打。人生而受此,诚奴隶牛马之不如矣! 株萍路局工友共有一千一百余人,工作制多系点工,其中黑幕较少,惟其职员平日无理之压迫,亦不稍减于矿局,工人教育及卫生之设备各种,亦均付缺如。 安源路矿工友性质俱十分激烈,不畏生死,重侠好义,极能服从,又以万余工友,团聚一处,声息相通,故团结力亦十分充足。而另一方面,工作既如是之苦,压迫既如是之重,待遇既如是之虐,剥削既如是之深,故“组织团体、解除压迫、改良待遇、减少剥削”之口号一出,即万众景从,群焉归附。 (三)第一个工人补习学校——俱乐部的成立 安源工人向来并无何等之组织。间亦有结兄弟及同乡会等小结合;但此种小结合于工人利害初无何种意义。年来因潮流之澎湃,工会运动及罢工运动既已弥漫于全国,安源工友之较为明了者,因之亦渐感本身痛苦之难忍与四周形势之可图,遂有意顺应此种潮流而谋自身之解放。 民国十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以后,特托人介绍安源路局火车房数工友通信,此后书记部所有各种书报及各处劳工解放运动之消息均次第传来,《工人周刊》等出版物,乃时出张于工厂附近之墙壁,宣传因而大广,于是要求解放之念,在此少数工友之心中,乃如雨后春笋,勃然怒放!适湖南中华工会机械会于九月(一九二一年,即民国十年)派人到安组织分会,路矿工友加入者达二百人。但机械会之组织是狭义的,只限于机械工友,对于此地久受压迫困于地狱中的大多数煤矿工友,不免有向隅之憾。此间一部分较觉悟的工友渐觉此种贵族式、排他式的机械会,绝对无发达之可能,遂于十二月中函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帮助并指导一切。书记部当即特派毛润之、李能至、宋友生与张理全四人到安考察情形,开始活动。毛等先以朋友的关系与各工友接洽,渐谈及工人受痛苦受压迫及有组织团体之必要等情,于是大得工友欢迎。书记部因是乃决定在安源办一工人补习学校及国民学校,特派李能至及蔡增准充当教员。学校于民国十一年一月成立,校址设于安源五福巷,这便是第一个工人补习学校。斯时工人夜晚至校补习者有六十余人,其中以路局工人为多。李等于教课之中,即略事宣传“工人在世界上之地位及有联合起来组织团体与资本家奋斗以减少痛苦解除压迫之必要与可能”,此外并常与各处工友接洽联络。二月之久,工友因此而觉悟者甚多;且辗转传播,来与李等接谈者日众,最后乃共集议组织俱乐部。三月十六日开第一次筹备会,推出筹备主任;四月一日开第二次筹备会,即由发起人李能至、朱少连等十人联名呈请萍乡县立案,并请出示保护,当蒙批准出示在案。因官厅之保护与发起人之宣传,俱乐部遂稍形发达,乃迁入牛角坡五十二号。四月十六日开第三次筹备会时部员已达三百余人,遂选举李能至为正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并选出评议、干事若干人。五月一日劳动节,俱乐部遂宣告成立。当日举行大游行,并散发传单,向社会及工友表明俱乐部成立之意义,晚间并演新剧及他种游艺,借娱群众。 俱乐部成立以后,加入者并不十分踊跃,良以当时俱乐部对外宣传之宗旨,仅为联络感情,交换智识等数句空话,对于工友切身之利害,初未明言。后乃以“创办消费合作社可买便宜货”为口号向群众宣传,加入俱乐部者因是渐众。 (四) “铤而走险”的大罢工 十一年七月,湖北汉阳铁厂工友因所组织之俱乐部为武力强迫解散而全厂罢工,不数日且获胜利。安源工友得到此项消息,甚为惊奇。俱乐部乘此时机,即向工友明白宣告:“俱乐部之宗旨,为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群众为之大动。矿局路局方面初对俱乐部甚不注意,及汉阳铁厂既罢工,乃渐觉俱乐部实含有几许其他作用,因之俱为不安而思有以消弭之。又因汉阳铁厂之罢工,乃由于武力压迫铁厂工人俱乐部而起,以故对于俱乐部虽十分恐惧,但亦不敢迳行压迫,遽尔封禁,只得以笼络手段假意敷衍。此时俱乐部正主任李能至已去长沙,部内办事人除朱少连外,尚有蒋先云、蔡增准数人。矿局当时系副矿长舒楚生握权,舒遂亲身至俱乐部探听情形,一面恐吓蒋,蔡等,一面又以津贴俱乐部经费拨给俱乐部房屋为言,希用笼络手段,借保无事。但彼时蒋、蔡等皆未为所诱动,反向工人大为宣传,谓:“舒矿长都到了俱乐部,矿长都不敢轻视俱乐部,可见俱乐部是正当的机关了。”于是俱乐部乃以此事及汉阳铁厂罢工胜利事件日夜在俱乐部宣传,每日分数处演讲,工人之来听者日众一日,加入俱乐部者亦日以数十计。空气愈造愈浓厚,形势愈趋愈严重,资本家恐惧之余,破坏之手段乃立至。 舒矿长见威吓不灵,利诱无效,且形势日趋险恶,不得已乃邀同路局机务处徐处长等联名具禀萍乡县署及赣西镇守使署,谓俱乐部为乱党机关,请以武力封禁。九月七日,赣西镇守使肖安国换防抵萍,路矿当局便大施恐吓手段。路局职员徐海波装神作鬼,以虚伪之友谊,警告俱乐部副主任朱少连(路局行车部总司机,与徐为同学)并加恐吓,促其速走,否则必有杀身之祸。次日两局挂名职员沈开运(湘人,素称当局傀儡),同样恐吓俱乐部职员蒋先云、蔡增准者数次。他们以为将朱、蒋、蔡等数人先行吓走,俱乐部必定自然瓦解。那知朱等强硬异常,不为所动,且切实声明:“秉正大光明之宗旨,作正大光明之事业,死也不怕!”九日俱乐部正主任李能至由长沙到安源,态度更为坚决,誓死不离安源。徐海波,沈开运等知诡计不行,乃请萍乡县正式出示,训令俱乐部自行停闭。但此时粤汉路罢工风潮又起,路矿当局恐慌万分,将从前破坏俱乐部之手段完全软化,忙请李能至不要发表萍乡县训令,并承认往官厅疏通保护俱乐部。俱乐部乃趁此时机,竭力训练新加入的多数工友,并向路矿两局提出条件如下: (一) 路矿两局须呈请行政官厅出示保护俱乐部。 (二) 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二百元。 (三) 从前积欠工人存饷限七日内发清。 并限于二日内完全答复,俱乐部在此二日内,即竭力宣传“如不圆满答复,即行罢工”,并竭力宣传须服从俱乐部之命令,须依指挥而动作。此时群众激昂,已无可制止。及十二日路矿两局第一次答复,俱乐部认为不圆满;遂再通告路矿两局限即时答复;一面即准备各项手续以谋最后之对付。当日路矿两局虽一变从前欺压的态度为谦虚的态度,作具体答复,但尚圆滑,于存饷一项之答复,仍不圆满。至此俱乐部复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剥削等条件,要求答复。同时又接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来函,略谓:“……请你们努力作最后的对待:不要为官威所降服!我们奋斗的精神,自有奋斗的代价。我们因压迫而死,毋宁奋斗而死,死有代价,死有价值!我们对于你们表无限的同情,决设法为诸君的声援!”罢工行动,这时已勃不可遏。十三日火车房工人即无心作工,人人相遇即聚谈罢工,并声言:“若本日下午四时萍乡县保护俱乐部的告示不到,并本月饷银不能答复在十五发给,即行罢工。”同时矿局窿工及各处工人也都跃跃欲动。迨至晚间十二时,萍乡县告示还未到部,俱乐部此时已成骑虎之势,乃断然将罢工命令发出,时为一九二二年(即民国十一年)九月十三日午夜十二时也,俱乐部部员时仅七百余人。 (五)罢工以后 先是工友既如此激烈,俱乐部已知非罢工即无法解决;但深恐万余工友不能齐心,又恐不能维持秩序,而各处工人代表无不满口承认,担保己部工友能够齐心,能够维持秩序。并声言罢工期内,各工友的举动,当比平时更加文明,维持的方法只有各归住房而不外出。俱乐部见各方皆有把握,且情势已迫,故于十三日夜将各处罢工命令,分别同时传出。即于是夜开赴株州之元次车先行停开,将车头及水柜各种重要机件完全卸下,并通知机务处各工友,次早不放进班号。当夜三时,矿局东平巷电线忽然断绝,运炭电车不能行走,各工友皆已知当夜罢工,遂如潮水一般,一群群涌出窿外,大呼“罢工”不绝。工友出窿后,即争取树枝将窿口塞满,先通知当晚四时接班的不要进班,再派人在各窿口把守,并竖立大旗一方,上写“罢工”二字。于是窿工完全罢工了。其余如洗煤台、制造处、修理厂、炼焦处等均于十四日上午停止工作,各归住房去了。此外尚有八方井锅炉房一处及电机处电机二架,俱乐部命令仍照常工作。因为八方井锅炉房乃供给窿内打水机、打风机之用,若停止工作一小时,全矿即将完全被水淹没;无风全窿即将着火。这一部分工作乃萍矿最险要的工作,所以不能停工。电机除供给电车外,尚供给安源全市电灯及窿工食宿处之饮水,若停止工作,则全市黑暗,且万余工人无水可饮,故亦不能停止工作。 大罢工实现后,俱乐部恐怕这日会要被封,遂把各种重要文件及办事地点均先行迁开,仅由俱乐部接收各方报告及发布各种命令布告而已。总指挥李能至秘密策应,俱乐部全权代表刘少奇长住俱乐部应付一切。十四日清晨,俱乐部监察队各持白旗密布街市及工厂附近,以维持秩序。各处墙壁满贴俱乐部布告,有“候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及“各归住房,不得扰乱”等语。一面并密派侦探队随处刺探消息,防止破坏。同时发表宣言如下: 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 (1922年9月14日)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呵!请你们看:我们的工作何等的苦呵!我们的工钱何等的少呵!我们时时受人家的打骂,是何等的丧失人格呵!我们所受的压迫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我们要“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 现在我们的团体被人造谣破坏;我们的工钱被当局积欠不发,我们已再三向当局要求,迄今没有圆满答复,社会上简直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呵! 我们要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我们要求的条件下面另附。 我们要求的条件是极正当的,我们死也要达到目的。我们不作工,不过是死!我们照从前一样作工,做人家的牛马,比死还要痛苦些,我们誓以死力对待,大家严守秩序!坚持到底!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呵!我们罢工是受压迫太重,完全出于自动,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的呵!请你们一致援助!我们两万多人饿着肚子在这里等着呵!下面就是我们要求的条件: (一) 俱乐部改为工会,路矿两局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向路矿两局交涉之权。 (二) 以后路矿两局开除工人,须得工会之同意。 (三) 从本月起路矿两局每月例假废止大礼拜,采用小礼拜。 (四) 以后工人例假、病假、婚丧假,路矿两局须照发工资。 (五) 每年十二月须发给夹薪。 (六) 工人因公殒命者,路矿两局须给以天字号棺木并工资三年,一次发给。 (七) 工人因公受伤不能工作者,路矿两局须营养终身,照工人工资多少,按月发给。 (八) 路矿两局从前积欠工人存饷,一律发给。 (九) 罢工期间工钱,须由路矿两局照发。 (十) 路矿两局须指拨火车房后之木围及南区警察所前之大坪为建筑工会之基地,并共拨一万元为建筑费,每月两局各津贴二百元为工会常月费,从本月起实行。 (十一) 以后路矿两局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 (十二) 窿工全体工人须加工资五成。 (十三) 添补窿工工头,须向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 (十四) 窿工食宿处须切实改良,每房至多不得过三十八人。 (十五) 洗煤台须照从前办法,每日改作三班,每班八小时,工资须照现在长班发给,不得减少。 (十六) 制造处、机器厂将包工改为点工。 (十七) 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四角以下者,须增加一角。 萍乡安源路矿两局全体工人同启 又一面具禀萍乡县署及赣西镇守使署,呈明罢工原委。一面将上述十七条用公函递送路矿两局,并函达两局:“如欲调商,即请派遣正式代表由商会介绍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接洽。” (六) 屡战皆北的破坏手段 路矿当局此时已不知手段之何出,恐慌万状,一面派代表经商会与俱乐部接洽,一面仍无调和诚意,极力设法破坏,思将此掀天风潮消灭于无形。 萍矿工头平日剥削之苛刻,前已略述。工友平日对工头敢怒而不敢言者,此时之欲尽行发泄此不平之气,固为意中事,是工头对于此次罢工,当然有切肤之痛。于是百计从中破坏,思借此以自保。其中尤以由卖工头职位每月收入数千元的总监工王鸿卿(鄂人)为最厉。大罢工实现后,王即召集全体窿工工头会议,商议破坏罢工方法,议定由各工头各去请其亲戚的工人数人,许以入窿不作工,仍照常给价。有少数工友为亲谊及金钱所惑,颇思照计而行。但工人监察十分严密,不许其入窿;如有入窿者,即以武力对待,即公司职员亦均不能入窿。工人之已入窿者,复不准其出外,任其在内饥饿,候至次日下午方由俱乐部下令,将入窿之工人放出,再详加劝导,令其改悔。于是各工友再无一人敢自行上工者。王鸿卿见此计不行,便又密遣暗探刺杀李能至,悬赏洋六百元。工友闻此大愤,宣言俱乐部主任若被害,当使路矿局全体不得生离安源。一方面严加警卫,不许李能至外出;即偶尔出外有所接洽,不出二十分钟,必有数百人围其所入之房屋不许出入,工友保护首领如是之周到,王鸿卿狡酷的手段,自无从施为了。王便又改途易辙,想用武力压迫,遂联电镇守使,请将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域,设立戒严司令部,于重要地方俱安置机关枪,大肆威吓;并出价每人二元一天,请来军队数百,占住俱乐部及各处重要工作处。工人一见武力,愈加愤激,即有数千工人冒死冲入俱乐部。起首军队把守头门,不准入内,工人愤极,一拥而入,军队无法,乃群由后门山背鼠窜而出,口里并说:“我们都是别地人,谁愿意来干涉你们这种事?我们不过是王老爷两块钱一天请来的呀!”十六日有军队把守各工作处,保护工人入班作工;但工人乃在食宿处把守,故仍无人上工。此外复有多数工友围住工作处坐守,不准任何人入内,军队来驱至死不退。 (七) “军队没有这样的纪律!” 矿山工人,分子甚为复杂。在一小市镇内,万余人举行罢工,无一人不为秩序吃虑。罢工后,商家大起恐慌,以为抢劫会即刻实现,天尚未黑,即纷纷闭市。市面自八九时后,除工人监察队及警兵外,便没有人行走。乃这次罢工秩序之好,初非意料所及。此时俱乐部命令之严,远过军令,平时街上赌钱及窿工食宿处之赌博皆在所不免,而于罢工期间内,赌博乃绝迹;即非工人之在街市赌钱者,见俱乐部监察队旗帜一挥,便都四散。平时星期日街上工人拥挤不开,独这几日内,工人皆归住房不出。各工作处之监守员监守极严,无论何人皆不准入内,即有路矿两局及戒严司令部之特别徽章的人及兵士都不准通行,惟有俱乐部的条子方可。故路矿两局及戒严司令部均到俱乐部请发徽章,这时候的俱乐部真是唯一的独裁政府呀!有一次工人集聚多人,军队用机关枪向他们假作射击,他们不怕死,一拥向前,势极危迫,恰好工人监察队到,旗帜一挥,便无一人不四散了。至是戒严司令李鸿程旅长也叹惜他部下的军队没有这样的纪律,声明工人不妨碍秩序,彼亦决不干涉工人。李旅长盖亦知工人此举在要求改良生活,非武力所能解决,因而对于这次罢工,后来反积极维持,出力甚多。有人常说工人无智识,见此也可以稍塞其口吧! 罢工后,工人各归住房,每房派一人到俱乐部打听消息,如有事故,即一呼数百,如臂使指。罢工前一日李能至到车务处与矿长路局长谈话,适正有专车将开赴萍乡,工人疑为路矿两局谋挟李能至到萍乡去,于是数千工人将车务处围住,由众寻出李能至送回俱乐部始散。罢工后有一工友为戒严司令部拿去,不一刻即有数千工人将军队围住,声言请军队快些释放,军队拿枪驱逐,工人不动,军队不得已乃将该被捕工人释放,于是俱乐部监察队旗帜一挥,大家便散了。 (八)资本家终于屈服了 十四日上午初罢工,就有商会代表谢岚舫及地方绅士陈盛芳来俱乐部愿任调人,工人代表出与接洽,将所要求之条件提出,当由谢,陈二君携往路矿两局,至晚回信,略谓:“路矿两局对于工人所要求各条,皆可承认;但现时做不到,请先邀工人开工,再慢慢磋商条件。”工人代表谓:“工人所希望的在于解决目前生活问题,若路矿两局不派全权代表从磋商条件下手,徒用一句滑稽空言作回话,事实上恐万不能解决。”十五日路矿两局派了全权代表到商会,俱乐部主任李能至亦到。路矿两局仍以先开工后商条件为辞,工人方面绝对拒绝,仍无结果。十六日早,绅商学界来信劝工人让步先开工,工人宣言不承认条件无说话之余地。同时并发表如下之宣言: “各界的父老兄弟:米也贵了,布也贵了,我们多数工友——窿工,还只有二十个铜子一天,买了衣来便没有饭吃,做了饭来便没有衣穿,若是有父母妻子一家八口的那就只有饿死的一条路了!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做工,所以要加工钱;我们不能赤着身体做工,所以要加工钱。路矿两局只要将那纸烟酒席费节省一点下来都够给我们要加的工钱,但我们停工已是几天了,他们还是不理,不是要强迫我们向死的路上走吗? 我们从前过的生活,简直不是人的生活,简直是牛马奴隶的生活,天天在黑暗地底做了十几点钟的工,还要受人家的打骂,遭人家的侮辱,我们决不愿再过这种非人的生活了,所以要改良待遇。现在我们停工几天了,路矿两局还是不理,不是要强迫我们向死的路上走吗? 路矿两局要强迫我们去死,我们自然是非死不可,现在两万多工人都快要死了!亲爱的父老兄弟们!你们能忍心见死不救吗? 我们要求路矿两局的条件是救死的唯一法子,不达到我们的要求,便没有生路,我们也只好以死待之。 各界的父老兄弟们!我们两万多人快要死了!你们能忍心见死不救吗? 安源路矿两局全体工人同启” 十六日午刻两局派人来部,请代表至戒严司令部商量解决办法。工人代表去后,仍声言不从磋商条件入手无解决之希望。戒严司令便立刻现出本来面目,多方恐吓代表,谓:“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代表先行正法!”不料这位代表毫不为动,反谓:“万余工人如此要求,虽把代表砍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司令复谓:“我对万余人也有法子制裁,我有万余军队在这儿!”工人代表愤然说道:“就请你下令制裁去!”随后舒矿长到了,与工人代表说了些工人无理罢工的话,要求工人即时上工。工人代表请其磋商条件,舒氏不肯。后参谋长也来了,说了些不关紧要的话。这时候外面喧声如雷,有数千工人把司令部围了,声言请代表出来,有事请旅长与矿长到俱乐部商量。代表出外向大众解释以后,复入与旅长、矿长谈话。旅长方拿出调人的口气来说:“请代表下午再来这里商量。”代表即厉声说:“若不磋商条件,即可以不来;至说用别的方法可以解决,请你们把我斫碎罢!”言时怒不可遏。这时旅长与矿长都软了下来,唯唯要求而已。代表回俱乐部后,旅长即来一信,代表驻军向俱乐部道歉,并愿自为调人,请从速解决。 俱乐部组织既十分严密,群众又如是勇敢,一切破坏的手段亦均归失败。同时电机处及八方井打风打水机等险要工作,亦因烧炭告罄,势极危迫。且路矿两局职员内部分为数派,对于此次大罢工,都想利用俱乐部将敌派打倒而自握实权,暗中与俱乐部接洽者,时有其人。两局当局际此危岌之秋,又迫于商会及地方士绅之请求,于是矿长李镜澄氏乃出而主张实行调和,从事磋商条件。十七日晚,两局及俱乐部代表会同商会地方士绅等调人将条件细加磋商,订就草约;十八日早,由三方代表在路局机务处签定正式条约。五日之大罢工,至此始告终止。 条件原文如下: “(一)路矿两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 (二)以后路矿两局开除工人须有正当理由宣布,并不得借此次罢工开除工人。 (三)以后例假属日给长工,路矿两局须照发工资;假日照常工作者须发夹薪,病假须发工资一半,以四个月为限,但须路矿两局医生证明书。 (四)每年十二月须加发工资半月,候呈准主管机关后实行。 (五)工人因公殒命,年薪在百五十元以上者,须给工资一年,在百五十元以下者,给百五十元,一次发给。 (六)工人因公受伤不能工作者,路矿两局须予以相当之职业,否则照工人工资多少按月发给半饷,但工资在二十元以上者,每月以十元为限。 (七)路矿两局存饷分五个月发清,自十月起每月发十分之二;但路局八月份饷,须于本月二十日发给。 (八)罢工期间工资,须由路矿两局照发。 (九)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洋二百元,从本月起实行。 (十)以后路矿两局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 (十一)窿工包头发给窿工工价,小工每日一角五分递加至一角八分,大工二角四分递加至二角八分,分别工程难易递加。 (十二)添补窿工工头,须由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 (十三)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四角以下者须加大洋六分,四角以上至一元者照原薪加百分之五。 萍矿总局全权代表舒 印 株萍路局全权代表李义藩 印 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李能至印 民国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协定” (九)罢工胜利庆祝会 条件签定后,俱乐部即召集工人到大操场开庆祝大会,工友到的一万余人。操场中间立了一个演说台,撑起俱乐部的旗子及国旗。下午两点钟,数百工友手持小旗拥着李能至来了。李到场时,掌声雷动,万余人执帽呼跃以欢迎之。李登演说台,宣布条件毕,接着说道:“我们这一次罢工胜利,全在各位齐心。希望各位将此种精神永远保持着。因为我们工友的痛苦很多,一次是不能完全解决的。现在虽说胜利了,但所得的幸福究竟不多,所以这次不能解决的问题,只有留着以后再来解决,终究我们是得最后胜利的。望各位暂且安心上工,保持着今日的热度去上工。”演说毕,共呼:“劳工万岁!”者三。随即数十人燃爆竹,李主任前导,群众后随,旗帜蔽天,爆声震地,由安源新街旧街大游行一次,返至俱乐部摄影而散。 当日所发之上工宣言如下: 萍乡安源路矿工人上工宣言 罢工胜利了!气也出来了!从前是“工人牛马”,现在是“工人万岁”!我们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宣告上工。 我们这次所得的胜利虽是很小,但这是第一次胜利,以后第二次第三次……的胜利是无穷的,故我们的痛苦在这次不能解决的,以后第二次第三次……再解决;只要我们自己的团体——俱乐部在这里。 我们这次罢工的“秩序、齐心、勇敢”,要算是我们神圣精神的表现。各界的朋友们!你们不要说工人无智识呵! 我们得了肖镇守使及戒严司令的维持,与绅商学各界的调停得力,使我们的条件完满解决,我们深深的谢谢他们! 我们这次罢工,是安源工人出头的第一日,是露布安源黑暗的第一日,我们从今日起,结紧团体,万众一心,为我们自己权利去奋斗!我们现在要祝 工人万岁! 工人俱乐部万岁! 萍乡安源路矿全体工人同启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对于俱乐部实多所助益,该部得着安源罢工胜利的消息以后,复致函俱乐部慰勉有加,俱乐部对此亲爱热诚之导师,实具无限恳挚之钦仰与谢意!兹将该部来函录下: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全体工友: 诸工友这次的罢工,敝部已经看见了诸工友是很有战斗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对于诸工友这次的大胜利,敝部是很佩服的欣喜的,敢向诸工友前庆祝胜利,大呼: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万岁! 全世界劳动阶级万岁! 敝部又敢用十二分的诚意敬告各工友.诸君这次的胜利,不是诸君终极的胜利,诸君终极的胜利是在于把资本阶级打倒,将全世界的产业由劳动者自己管理,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社会之后。诸工友为得要达到终极的目的,终极的胜利起见,在现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实力举行社会革命的时期中,一方面要发展诸君已经学会了的战斗能力和组织能力好打倒资本阶级;一方面要设法练习诸工友的管理能力,好待社会革命后,管理一切的产业,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才是诸工友的真正胜利。诸工友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呵!努力呀!奋斗呀! 全世界劳动阶级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敬祝” 这一次大罢工,共计罢工五日,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俱乐部共用费计一百二十余元,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而仅有的事。追忆往事,仰瞻前途,于欣幸之余,实令人起无限兴感,增无量勇气! (十)俱乐部的改组 此次罢工的意义,对于安源工人直接的利益,工人“阶级的觉悟”,及中国劳工解放运动前途所发生的影响,至为巨大。而意义在安源之明而易见者,厥为打破“包头制度”。前此工头与职员之虐待工人、压迫工人、剥削工人,以及工头职员彼此勾结弄弊之种种黑幕,至此已扫尽无余。万余工友在安源做了二十余年牛马的工作,过了二十余年的非人生活,忽然得此出头的一日,直似出于烈焰之中而入于清凉之世。因是对于自己利害相关的团体——俱乐部之信仰与保护,亦跻于最高的程度了,于是全体万余工友均争先加入俱乐部。俱乐部便乘此从新改组,选举各级代表及职员,至十月始行竣事。当选出总主任李能至、路局主任朱少连、窿外主任刘少奇、窿内主任余江涛,及总代表四十五名、百代表一百四十余名、十代表一千三百八十二名,并委任各股股长七人,各股委员三十余人。至是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始克完成。 (十一)包工制打破了——工头职员反动的结果 罢工以后,工头职员已不能勾结弄弊,不能剥削工人了。他们那种肥厚的意外之财再不能有了。他们对于俱乐部的愤恨自不待言。他们心里总是时时记念着前此的甘味,渐渐图谋推倒俱乐部而恢复他们从前的权势和利益。于是萍矿工头百余人都是这样感觉着,一部分职员也从中挑拨。他们对于工程故意不负责任,一任工人自己去做,事情坏了,便说:“这是工人的错过,现在有了俱乐部,我们管不着工人了。”复从中挑拨一部分工人故意捣乱,破坏俱乐部的秩序。工头职员利害是相同的,因之渐渐团结起来,筹谋恢复原有地位的办法。十一年十月萍矿工头百余人仿照俱乐部办法,从新组织游乐部。其手段即系召集所有失业工人(在安源有数千人)及被俱乐部摒退之工人与各工头职员有亲密关系之工人联络一气。预计待稍有成绩,职员即假借他种名义,将俱乐部工人渐次裁减,再以种种方法挑拨或强迫工人罢工。待俱乐部罢工,彼即将游乐部所联络之各项工人,补充作工,旁面再以武力帮助,如此一来,俱乐部哪不为所推倒?他们看错了!他们以为俱乐部唯一的手段只有罢工,他们不知道罢工是“工人的自由”,权柄完全操在工人手里,不受任何方面之威迫和利诱的。他们想到了上面的那个办法,以为是绝妙的办法,俱乐部绝难有法抵制,必堕入此计无疑了。所以他们洋洋得意,天天开会讨论,正式组织团体。但秘其宗旨及办法,对外宣布,只说组织团体加入俱乐部。可是他们做事无经验,开会时意见纷歧,彼此争论,并临时主张刺杀俱乐部主任李能至,再行发动。此时正值李能至赴长沙有事数日即归,闻他们竟遣人在路上拦阻李能至,不使他再到安源。不料其事为工人所知,群情激昂,誓将予以严厉之对待!群众此时之心理,对于破坏俱乐部者,有若劫其衣食夺其生命者然。故即将犯嫌疑之数工头送司法科拘押,一面质问各工头是否破坏俱乐部?是否谋杀李能至?各工头皆矢口不认,只说开会组织团体,系集议加入俱乐部及议定各处包工改成分账(合作)事。次日俱乐部即召集各工头开会,询问各工头昨日云云是否确实?各工头皆首肯者再。包工制本于工人极不利益,自罢工以后俱乐部久有意将各处包工制改为合作,自无问题。所以当表决萍矿各处包工改为合作制。此次各包头既承认愿改合作,工人方面自亦十分赞成。于是俱乐部议定合作条规,将窿工处及窿外各处包工悉改为由工人合作,窿工处工头每月工资自十元起至三十元止,工人工资照罢工时条约 规定 关于下班后关闭电源的规定党章中关于入党时间的规定公务员考核规定下载规定办法文件下载宁波关于闷顶的规定 不改,其余各项消耗归合作账内开支,所得红利工头占百分之十五,管班占百分之五,余百分之八十,由工人平分(详见最高代表会议报告)。窿外依各处情形不同临时规定。要之,工人从正当工资外,还可得着若干红利。于是破天荒改包工为合作的办法,在萍矿乃告成功了。萍矿工人受包工制之痛苦已二十余年,至此始完全打破,萍矿之黑幕亦将廓清,于工人之利益固属无穷;为矿局斩绝弊病,亦为实业前途之大幸。此次风潮并要求矿局开除主动工头六人,其余各工头均加入俱乐部为名誉部员。自此以后工头职员皆不敢明白的反对俱乐部了。 (十二)汉冶萍总工会成立 十一年七月汉阳钢铁厂工会罢工胜利以后,安源路矿工友阶级的觉悟愈加明了,即有联合组织一总工会的动机。徒以时机尚未成熟,故未提出。九月安源大罢工胜利以后,汉阳轮驳工会,大冶钢铁厂工人俱乐部及下陆铁矿工人俱乐部先后筹备成立,于是组织总工会之提议,乃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大冶向安源提议以后,俱乐部即特派代表朱少连朱锦棠赴汉阳参与筹备事宜。适各处代表均到齐,乃于十一月十二日成立汉冶萍总工会筹备处,当晚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当议定组织大纲,取权力集中制,决定总工会地址在汉阳。并议决为谋感情的密切与总工会基础的坚固起见,由第一次筹备会议各代表组织参观团,参观大冶、下陆两俱乐部,一以联络感情,交换意见,鼓励会务之发达,二则促大冶新厂俱乐部早开成立会。结果参观团之目的完全达到。五工团代表于十一月二十日同返汉阳,开第二次筹备会议,修正章程及代表会议细则,起草宣言,定期十二月十日开成立大会。三万余人之总工会,便由此组织成功了。(关于汉冶萍总工会成立大会详情附后) (十三)几件琐事 至此俱乐部规模已立,反动派亦不敢再动,因是便太平了几个月。俱乐部除每日排解各项内部纠纷及办理各项小交涉外,即专事工友之训练。至十二月底,因十三条内有“每年十二月须发给夹薪半月,候呈准主管机关后实行”一条,此时工人即向矿局要求发给年终夹薪,矿局以“公司无复电”,“矿局经济困难,难于照发”推诿。后经过几许交涉,路矿两局尚不能圆满答复。且十一、十二两月份之本饷亦因经济困难不能发给。后工人即要求将本饷待下月再发,先发年终夹饷,矿局亦不承认。于是群众气愤,愈逼愈高,以致于怠工,致于演出各种纷乱。最后结果,路矿两局承认发给年终夹薪,惟以当时经济困难,先发夹薪之半,而将十一,十二两月份工资移作下月补发,余一半之夹薪待后缓发,风潮因以平息。 一月十七日为劳动界先驱黄爱、庞人铨被害纪念日,俱乐部大开追悼会演说并举行大游街。群众精神,为之一振。 二月七日京汉铁路之惨变发生后,中国各处工会受其影响因而被封闭者甚多。安源亦接交通部来电要路矿两局封闭俱乐部。但安源情形不同,工人势力太集中,产业又极险要,封闭俱乐部必致引起重大纠纷,于实业前途,于地方治安,皆非福利。路矿两局深明于此,故不敢遽尔压迫,俱乐部亦对此十分注意防范,故将此重大之风浪消弭于无形。 五月一日为劳动纪念节,全世界各处工人皆于是日举行悲壮之示威运动,且是日系安源俱乐部之成立周年纪念日,故俱乐部于是日特开全体部员大会一次,并举行游街。是日路矿两局俱停工一日,全体工友一万三千余人皆各持旗帜至大操场集合,以“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教育,及俱乐部成立万岁”为口号,沿途旗帜掀天,呼声雷动,颇极一时之盛。此次示威运动以后,工人更知自己力量之浩大,精神为之大振。 (十四)第二次与矿局协订的条件 十二年六月复发生加工资问题。此问题之发生,原系矿局职员私自增加少数工人工资,其中不无情面的关系。故此牵动多数工友要求照样增加工资,未几而牵动全矿。矿局不知如何办法,请俱乐部出来负责解决。俱乐部以此系矿局职员惹出,事前俱乐部并未与闻,因即声明对于此次问题不能负责,仍请矿局负责解决。但矿局以经济困难,不能普遍增加工人工资,故对此风潮之解决绝无办法,只得再次要求俱乐部帮助。同时风潮愈延迟愈扩大,此问题愈难解决,俱乐部以此难可完全卸责,但以国家实业、地方治安与俱乐部前途种种关系,不能不出来尽力消弭。矿局经济困难,普遍增加工资既为事实上所不能;他方又以时局的关系,万不能让风潮再加扩大;而在工人方面形势,非得要求增加工资不可。在此种困难情形之下,俱乐部与矿局一连磋商十余日,始设一特别办法,即由矿局每月津贴俱乐部教育经费一千元,俱乐部将工人常月费减半,聊以表示矿局职员之错误,借解工友之愤懑。俱乐部将此种办法宣布,工友甚不满意,解释无效。后由工人代表复向矿局提出租借建筑工会地皮及津贴建筑费一万元,矿局允与呈请公司实行。于是复经过半月之演说解释,工友始得相当谅解,依从此种办法。俱乐部即向矿局提出条件四条,矿局完全承认,同时矿局以近来出产日渐减少,应请俱乐部特别维持;又工人对于厂规常常不能遵守,应请俱乐部向工人加以劝告等向俱乐部提出三条。俱乐部以此均系应尽之义务,亦予以承认。于是由矿局及俱乐部续订条件七条,此次风潮遂告终结。 条件原文如下: “萍矿总局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协订条件: 一、凡薪资每日在一元以上之工人,上年罢工时未增加工资者,照原薪增加百分之五。 二、矿局每月津贴工人俱乐部经费一千元(原有一百元之津贴在内),从十二年七月起付给。 三、矿局以后增加工人工资,须通知俱乐部。 四、矿局对于学徒,每年须考查其成绩一次。 五、俱乐部对于矿局出产应竭力维持,照现人数,使每日平均出产额达到二千三百吨以上之数目。 六、矿局所订工人遵守规则,无论何处工人及代表,皆应共同遵守。如有违犯,照该规则办理。 七、以后工人如有事项,应由俱乐部主任团与矿局接洽,不得动辄聚众喧扰要挟,并不得动辄罢工妨碍工作,如有此项情形,应由俱乐部负责。 萍 矿 总 局 舒 印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刘少奇印 民国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协订” (十五)庸人自扰的路矿当局 在京汉惨剧发生四围空气恶劣之时,萍矿当局曾向公司主张停工改组(即将萍矿故意关门,将工人遣散,再从新召集工人开工),公司未加允许。随后发生增加工资问题,矿局当局报告公司,故意张大其词,谓工人如何骄傲,不服管束,并聚众要挟,无法维持等情。又以出煤减少之过,完全推到工人肩上。并以工人要求租借地皮及建筑费一万元事严电公司,作为工人骄横之左证。当局并因此电请公司辞职。公司远驻沪上,莫明真情,紧急报告既如雪片飞来,遂以为工人真正骄横无比,无法维持,一面电江西督军蔡成勋,请其派队到处维持实业,以戢工人盛焰,并请转电赣西镇守使即地相机办理。又电赣西镇守使肖安国略谓:“萍矿工潮,愈演愈烈,公司损失,为数至巨,请即就近相机办理”等语,一面并遣人调查实在情形报告公司核办。当此情形之下,适矿局工人谢怀德与路局站长伍寿廷发生小小冲突,路局职员亦故张大其词,联名具禀镇守使署,涉及俱乐部,风传此时即有派队来安解散俱乐部之举。群众得此消息,十分愤激,以为当局对待工人太无诚意,一面派出监察队多人,从事严防,如当局终不谅解,即以最后手段相见,亦所不惜。一面即径函路矿两局质问,略谓:“敝部自成立以来,对于路矿两局,无时不谋其前途之发展,所以裨益于矿政路政者,实不在少数,事实俱在,有目共睹,而路矿两局对于敝部初无维护之心。敝部自维力薄,然自卫亦尽有余;徒以路政矿政之兴废,地方人民之安危,对于国家前途,关系綦重。是故敝部一切措施,但所以谋矿局路局前途之发展。此旨意不能为两局当局所谅解,敝部实深遗憾。今特函达,希即将贵局今后对敝部之态度,明白惠复,以释工人疑虑”等语。后各方见形势不佳,此举即无形消灭。蔡督亦以时局关系,派队到安,恐惹起政治纠纷,碍难照准等语回答公司及萍矿局。萧使亦以此事系内部纠纷,碍难以武力压迫,致酿成不可收拾之局面等语回答公司。俱乐部见风潮已过,亦不复追问了。 (十六)俱乐部维持产业之诚意与努力 俱乐部宗旨除保障工人利益外,他如提倡工人自治,促进实业进步,在工作上服从职员责任范围内之正当指挥,都是俱乐部的主要任务。此旨终始可以昭告世人,即工友方面亦尽能了解遵行。现在萍矿出产减少,在工人方面固不无错过,但矿局缺少煤桶及缺少材料与工头职员对于工作上全不负责,实为主要原因。不料矿局恐见责于公司,将此种出产减少之错过,悉数委之于俱乐部,知之者固不值一哂,不知者且将以讹传讹,俱乐部之冤将终无剖白之日了。故俱乐部于前次风潮经过后,即召集各处总代表与矿局矿师及总管段长等开一联席会议,共商整顿矿局出产办法。始则提出出产减少之原因:第一为缺桶;第二为工头职员在工作上太不负责;第三为一部分工人见职员工头完全不负责,亦效尤偷懒,不服指挥。对于这数种原因之补救办法:由矿局添制新桶,赶修烂桶,严令各工头职员在工作上切实负责。由俱乐部训示工人竭力工作,在工作上服从工头职员责任范围内之正当指挥,如有故意违犯,即照规则办理。自此次会议后,烂桶已陆续修起,新桶亦逐渐添造,最近每日煤炭出产已超过二千一百吨,渐恢复旧日原样。由此可见出产减少之原因,大部分实应由矿局负责,亦可见俱乐部维持产业之诚意与努力了。 (十七)俱乐部建设方面之过去与今后 上面系一年以来俱乐部所经过的重大事件,至俱乐部在建设方面所作事业,亦不甚少,成绩亦尚不恶,其详情见各股报告,兹略述如下: 工人子弟学校,十二年度已办三校,学生六百人。工人补习学校因事实上难于进行,无甚成绩。 消费合作社亦于十二年三月开办,至今已开三店,凡五股,资本约二万元,营业亦甚发达。 又俱乐部近因经济扩充,特组织经济委员会,专事保管本部经济并审查各项帐目。 又对于部员彼此间及与外人间之纠葛纷争,特组织裁判委员会,专事此项排解剖断。并设问事处于部内,受理各种纷争事件。 他如游艺、讲演、互济各股,亦均稍有进行。建筑工会、扩充学校,亦正在筹划进行中。 本年俱乐部所做的重要工作,多半为应付各种变故及各种事务上的处理,其成功仅达到打倒包头——中间剥削阶级——制度的目的。关于工人教育及工人训练,在本年未能十分注意创办。此种设施,关系俱乐部前途发展至大且巨,今后当努力于这一方面,俾工友实明了自己阶级在世界上之地位,俱乐部终极的目的以及达到此目的之途径。 (十八)结 论 在这一年中,俱乐部以幼稚的组织,新结合的群众,不断地与恶势力奋斗,尚能日跻于健全,此亦非偶然的事情。产业的发达,资本主义自己之措施,已经付与工人以团结的机会及自己解放的力量。工人苟运用得法,则在长途的阶级斗争中,雄壮的凯旋声将永远为工人所歌唱。安源路矿工人过去的胜利,一面是靠着工友坚强的团结,得时的反抗,以及对自己的团体——俱乐部——之悦意的服从与热诚的拥护;一面乃是由于路矿两局前此森森的黑幕与此时不智的应付。对于路矿两局及各派反动之势力,我们要明白恳挚的告语:历史的大轮盘已经载着吾人向全体人类解放的方向前进,已经叫工人起来为他们自己的阶级——并要为全人类——谋幸福,试问谁有力量能将这大轮盘阻住使之后退呢?“反拨适助前进”,这是物理学的公例。不要说“回天有术”,老实说,拦阻在进化途中的人们,只是促自己的生命,速自己的灭亡而已。我们盼望大家不要再做出这种历史上的大错误来! 说到我们自己,过去的经验,固然证明了我们精神的坚强,魄力的雄伟;但同时世界的大势——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最后的侵掠,国内军阀最后的反动,我们开赴前线的伙伴,在这种侵掠反动的炮火中,已经一排一排的阵亡了,睡在后营预备军,还在迷迷糊糊地做那“苦是命定”“十六小时的工作是对养活我的厂主应尽的责任”的苦梦——已把我们的担负加重了,加到十分重了!我们今后不仅应为我们自己的团体,为我们万余苦朋友,努力奋斗,我们更应为我们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苦朋友努力奋斗!我们一面要去唤醒后营的伙伴,一面自己打叠精神收拾器械预备开赴前敌。时机何等紧迫,责任何等重大!伙伴们,庆祝过去的事小,预计将来的事大,我们应从今天便着手收拾预备,我们此时当高呼预祝: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发展万岁! 全国各工会的恢复的胜利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万岁! � 选自《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一书第三、四部分。参见: � HYPERLINK "http://book.ifeng.com/book.php?book_id=1458" ��http://book.ifeng.com/book.php?book_id=1458� � 摘录自《北京大学校史资料室辑》 � 本文第一部分原题《看了“燎原”以后》,原载1963年6月4日北京日报,收入本书时略加删节;第二部分摘自中国革命博物馆资科《李立三谈安源工运》;第三部分摘自北京大学历史系《安源煤矿史》编写组1959年1月10日访问李立三同志记录。 * 整理自《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 � 工头向矿局领取三十人之工资,而只雇用二十人,余十人之工资即为工头囊中物,这便是“吃点”。——原注 � 实际上出产只九百吨,而工头勾结各方,向矿局虚报一千吨,此中一百吨之价值又为彼等囊中物,这便是“买空”。——原注 � 扣发做窿(窿即隧道)应用之材料与人工,使窿狭隘难行,而工头仍向矿局虚报,从中攫取利益,这便是“做窿”。——原注 � 萍矿设有化验处,特廷化学专家专任其事。逐日窿内所出之生煤洗煤,各机所出之净煤,炼焦各炉所出之焦炭,均按次分别提送化验,日不下百数十次,磷灰轻者奖,重者罚,严定分数。工头为求奖免罚起见,便贿买专任化验之化学专家。金钱一到,磷灰立减,不爽毫厘;其贿买之最周到者,该化学专家即取纯煤一块,为之化验,另由他处撮取些须之灰加入搅拌之,此种化验之结果,乃为上等;若久不献殷勤之工头,化学专家即呼而语之日:“你的分数到了五十几分了(指磷灰而言)”,此即催促贿赂之隐语。这便是“买灰”。——原注 PAG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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