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第一次进京

第一次进京——岁月划痕之五十六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到北京玩一玩，已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可在五六十年代，能到北京开开眼，会令人艳慕，我们班的一位同学进了趟北京，就吹嘘了好几天。没想到1966年8月中旬，我也遇上了这样的好事，是学校组织的，到北京看大字报。那时我正在保定五中上初三。其实7月份我就应该毕业，只因为市里要求各学校组织开展文化大革命，我们毕业的事就耽搁下来。到北京看大字报？这事听着有点儿难以理喻，可当时却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人民日报》在1966年6月2日刊登了一篇北京大学的大字报，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班里组织政治学习，邱同学给我们念了这两篇文章。大字报的标题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内容是揭露北京市委大学部及北大领导压制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罪行，作者为聂元梓等7人。评论员文章的标题是《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把这三位领导定性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北京市委、北京大学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号召将它们摧毁。大字报指名道姓地批评领导，让人听得胆战心惊。以前对大字报不了解，初闻就见识了它的火力。不知是市里有要求，还是五中的校领导紧跟形势，他们决定组织师生去北大看大字报。我们36班是在校班级的第一班，自然被安排在第一批。听到这个消息班里沸腾了，因为班里绝大多数人没去过北京。人们兴奋地说，我们可以去毛主席工作的地方了。此前在北京工作的表舅来保定时，曾跟我们说起过表妹参加了国庆15周年游行庆典的事。听到表妹能在天安门前接受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检阅，我羡慕得不得了，恨不能马上就飞到天安门，看看我只能在记录片中看到的景象。去北京的日子终于到了。1966年8月14日上午，我们在两位姓谢的老师的带领下，列队前往保定火车站。上了火车，同学更兴奋了，叽叽喳喳地议论着能想到的一切话题，一刻也不消停。我们乘坐的是慢车，每个小站都停，站牌一露大伙就起哄似地念站名。车到窦店时，一念站名人们就都哄笑起来，因为保定土话中“逗店”是极为可笑的意思，怎么能用它做地名呢？耿同学更是乐不可支，溜下座位底下去了。我们在永定门火车站下的车，站台上正在播放马玉涛演唱的歌曲，听着特别好听，后来知道它的歌名是《见了你们格外亲》。出了车站，我发现马路宽阔，高楼林立，绿化带不仅有树木和鲜花，还有草坪，感觉比记录片里的北京还棒。街上的行人穿着得体，面带自信，都挺有气质。再看我们，怎么都像小村儿来的。尤其是说话，人家都跟播音员似的，我们一张嘴就是“俺们”，带着山杠子味儿。两位谢老师大概是担心出乱子，一再要求我们遵守纪律，不能单独行动。他们那儿也没有让我们看，就直接把我们带到了清华大学附中。为什么要在清华附中住宿？老师没说，我们也就无从知晓。清华附中校园已贴满大字报，对比我们学校的冷冷清清，人家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就是好。清华附中已为我们安排好住宿的地方，就是教室。里面已厚厚地铺了一圈儿干草，干草上面铺着布单，这简易床躺上去还挺软和的。晚饭后，我们应邀参加了学校举办的文艺晚会。晚会上有红卫兵的演出，不过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毛主席写信支持的红卫兵，不然会激动得不得了。演出的红卫兵身穿褪了色的肥大的成人旧军装，腰扎宽腰带，是不是戴红袖章已忘了。他们演唱的歌曲我没有听过，感觉火药味十足。其中一首很快就唱遍全国，成为红卫兵的标志性歌曲，所以后来我也会唱了。现在能想起的歌词有：“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看阎王”。演出时的动作不像舞蹈，像打架。另一首对我震撼更大，歌词是“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唱完后还要挥拳跺脚地骂街：“滚！滚！滚！滚他妈的蛋！”我越看越发毛，心说可别成了他们的斗争对象。文艺演出结束后，我们又在大操场看了电影《青松岭》。第二天天刚亮，两位谢老师就叫我们起床，说我们必须赶紧离开清华附中，因为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发现我们当中有“黑五类”的“狗崽子”，让我们立即滚出学校，不然就要采取革命行动。原来，清华附中已由红卫兵划分了阶级阵线，“黑五类”子女已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而我们是全班同学一起来的，没有把出身不好的同学排除在外，他们不能容忍，就把我们一锅端了。两位谢老师也不是“红五类”，自然没有争辩的勇气，立即带我们离开清华附中，前往北京大学。到北大后，两位谢老师让我们在校园看大字报，并一再叮嘱不要出学校。他们则去找北大的老师协商解决住宿问题。说如果解决不了，下午就返回保定。听老师这么一说，我有了紧迫感，没有游览校园，只往有大字报的地方跑。记得我看大字报的那个地方有好多树，周围的房子上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多是批判陆平他们的，说的是北大的事儿，看不大明白。不过我还是一丝不苟地抄录。因为我觉得这些大字报就是我们要取的真经。来之前，老师说我们到北大看大字报主要是取经，所以我特意准备了一个抄录大字报的新笔记本。大字报太多了，这么抄下去肯定抄不了几篇，于是我改为边浏览边摘录重点。就在这时，有同学告诉我一个重要消息，说那边的墙上贴着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回信，我将信将疑，就跟他去看。到那儿还真的看到，有人用大字报的形式转抄了一封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回信。回信中毛主席认定清华附中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并表示热烈的支持。大字报抄的这封信虽不是红头文件，但我相信是真的，因为没人有胆量敢伪造毛主席的信件。那些高喊“滚他妈的蛋”，蛮横地将我们赶出学校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竟然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这让我非常意外。另外，我一直认为“起义”的才是好人，因为农民造反都叫“起义”，而直称“造反”的肯定是坏人，而毛主席竟然说“造反有理”，这也让我非常意外。看来我的政治学习是白学了。我感觉毛主席的这封回信，才是“真经”，立即认认真真从头到尾地抄录下来。中午，我们在北大的学生食堂吃饭。吃饭时，老师说已经与北大协商好，晚上我们就睡在北大礼堂。下午，我们继续看大字报。晚饭后，老师带我们去了北大礼堂。北大的礼堂比我们五中的礼堂大多了，还摆着一排排带靠背的长椅，看来开会不像我们一样要自带凳子。老师说晚上我们就睡在长椅上。长椅的靠背和底座都是硬木条做的，木条间有很大的空隙，上面又没像清华附中那样铺干草，躺上去很硌。可我们没人抱怨，因为人家没嫌弃我们中间有“黑五类”的“狗崽子”，让我们住下来，已经很大度了。有同学看椅面太窄，担心睡着了掉下来，就把两个长椅面对面地并起来睡。我嫌费事，就直接睡在了长椅上。那时天正热，不铺不盖也没问题。第二天，老师安排我们上午继续看大字报，下午离京。同学们都觉得，既然来了北京，怎么也应该到市里转一转，至少要去看看天安门，因此都强烈要求再多呆一天。可两位老师固执己见，就是不采纳我们的意见。吃过午饭，他俩就带着我们返回了保定。这次取经，效果不错，真的点燃了我们保定五中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清华附中成立了红卫兵，我们学校的“红五类”子女也筹备成立自己的组织；清华附中阶级阵线分明，我们学校也让“黑五类”子女交待父母的问题；北大贴了好多大字报，我们学校也贴出了大字报。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是38班的蔡同学贴出的，矛头直指学校里的“牛鬼蛇神”。他的大字报是一幅漫画，标题是《异曲同工》，漫画上有两个青面獠牙的人，一个像教音乐的潘老师，一个像管生活后勤的史管理员，下面标注的还真是两个人的名字。画上两人都在忸怩作态地唱歌，口中飘出音符，音符中有歌词，潘老师的歌词是攻击党的领导的，史管理员的歌词是攻击党的政策的。我到五中上学不久，就知道潘老师是右派。听说他到五中任教后又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因校领导不让走，他在党内整风时提了不少意见，后来被定性为“攻击党的领导”，成了右派。潘老师是“黑五类”分子，上大字报顺理成章，史管理员为什么会与他为伍呢？经多方了解得知，史管理员原来是级别很高的中央部门的大干部，因为犯了严重错误（什么错误没人能说清），被分配到我们学校。听说保留了级别待遇，但不安排实职，学校就让他当了生活后勤管理员。实际上后勤工作还有人管，他只管住校同学的食宿。他几乎没有进入同学们的视野，他的问题也只有校领导才知道，可为什么蔡同学把他画上了漫画呢？我们都觉得是校领导透露了内部信息。后来，又贴了一些大字报，矛头都是指向老师的，其中就有揭批带我们去北大看大字报的两位谢老师的，说其中一位有海外关系，里通外国，另一位忘了是什么罪行了。我估计给他们贴大字报，有泄私愤的成份。因为他们坚持让我们8月16日返回保定，而17日北京各学校就开始组织在京学生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活动。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了100万红卫兵。如果我们16日不走，17日自然也被组织到100万之中，多么幸运，多么幸福。这么好的机缘，竟然因为“二谢”的固执，与我们擦肩而过，我们能不恨他们吗？去了一趟北京，竟然连天安门都没有看到，根本没法炫耀，我深以为憾。同班的崔同学、程同学、型同学等几人也有同感，于是我们酝酿再次赴京。怎么去呢？有人提出（是谁首倡忘了）扒火车，说向北开的货车都要经过北京，我们像铁道游击队一样，扒上北向的货车，肯定能到北京。大家都觉得有道理，决定就这么干。8月下旬的一天大早，我们在学校集合后直奔保定南货场，保定的货车都在那儿编组发车。到了货场的铁道边上，我们想问一下货场的人，哪列货车到北京，可周围找不到人。就在就时，有一列货车“咣当咣当”地撞动车厢，之后极缓慢地向北开。崔同学当机立断，招呼大家寻机上车。在几节棚车过后，正好有一节敞车经过，我们立即都从敞车的小铁梯爬上去。这节敞车装的是煤，没法坐（没人带垫的东西），而站着又累又危险，我们就都蹲在煤堆上。火车越开越快，风也越来越大，刮起的煤面儿直打脸，我们都掉转身子，背风蹲着。火车有时会在小站停下，我们都担心它停下后不走了，幸运的是没出现这种情况。大约开了3个多小时，火车又在一个货场停下来，我们看周围的墙上有北京的字样，就下来打听，原来真的到了北京。站上的人告诉我们，沿着铁路线就能走到北京站。还告诉我们不要进到站里，要提前找出口出来。我们走着走着，发现有出去的门，就从那个门出去了。我们都想方便，可又不知哪儿有厕所，就决定去北京站。走了不远就找到了，站里的厕所，便坑是水冲的陶瓷蹲便，门口还有陶瓷的洗脸盆，盆前的墙上装着大镜子。这可比保定强多了，保定火车站从外边看也很大气，可里边没有厕所，旅客方便要到站外的公厕。公厕的便坑是骑蹲的长沟，又脏又臭，当然也不会有洗脸盆了。从火车下来，我们的脸上都沾了不少煤面儿，像花皮猴似的，看到有洗脸盆我们都借机洗了脸。出站后，我们向北，再向西，直接去了天安门广场。大概走了三四十分钟就到了。我终于看到天安门了，跟画上的一样，显得雄伟而神秘。广场比想象的还大，走在广场显得自己很小。西侧的人民大会堂，东侧的历史博物馆也一样宏伟。广场中央矗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庄严肃穆，我们几人特意登上台阶，看了碑上的浮雕。在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圈儿，人们都觉得饿了，可周围看不到有卖吃的东西的。打听后得知，前门那边有饭馆，我们就向南去了前门大街。刚到大街就看到一家粥铺，橱窗玻璃上标着各种粥的价格，我们兴奋起来，因为保定人都爱喝粥，当然喝粥也省钱。粥铺还有甜点，我们没有要，一人只要了一碗加糖的红小豆粥。一喝，真可口，比保定的小豆冰棍味儿还正。喝了粥，有了精神，我们决定还扒火车回去。可走到北京站，有人提出个问题，说万一上的货车不在保定停，那可就傻眼了。大家都说担心得有道理，便决定花钱买票，乘客车回去。票价是几毛，还一块两块？已记不得。那时孩子手里钱少，买张车票就有割肉的感觉。上车后我若有所失，但很快就心理平衡了，因为我有了吹嘘的资本——见过真的天安门，还喝过北京的红小豆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