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性质与哲学视角审视下的经济学—一个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与展望_韦森

©1994-2010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第6卷第3期2007年4月经济学(季刊)ChinaEconomicQuarterlyVol16,No13April,2007经济学的性质与哲学视角审视下的经济学———一个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与展望韦　森3摘　要　基于对经济思想史上一些相关文献的理论回顾,本文认为,在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理论互动演变的当下格局中,是对经济学的性质、意义、任务以及它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这样一些元经济学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进行理论反思和讨论的时候了。第二小节的文献追溯发现,在经济学说史上,伴随着由“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的转变,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学的本质和任务的理解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三小节讨论了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价值中立的科学问题。研究发现,任何经济学派的理论观点都会潜含着某些价值判断和伦理原则在其中,经济学家作为一个“学术人”所面临的问题,首先是如何透过自己的文化信念和价值观,去发现人类社会中的某些“自然秩序”。第四小节讨论了经济学能否成为像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那样一种高度形式化的“精密科学”这一问题,并对目前主流经济学中流行的唯科学主义的研究偏向做了一些反思性的评论。本文最后所得出的结论是:为了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在未来的健康成长,应该鼓励不同经济学流派和研究路径之间的竞争、对话和多元化发展。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3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通讯地址:上海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0433;电话:(021)65643525。E2mail:liweisen@fudan.edu.cn。本论文是笔者所承担的2005年教育部一般项目“现代经济学的语言与修辞: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综合比较视角”的部分研究成果。笔者感谢黄有光、孙广振、陈志武、文贯中、洪永淼、姚洋、史晋川、叶航、周业安、李文溥、董志强、宋铮、杭行、陈钊等诸位的评论和批评意见,我的学生皮建才、梁捷、方钦、席天扬、杨荷、周子贤、丁建峰以及李华芳等也提出了诸多修改意见,尤其是指出了我的打字错误。他们的一些意见已经采纳进本文的最后定稿之中。当然,本文的所有的观点和依然存在的纰漏由作者全部负责。“理性永远存在,但它并不永远存在于理性的形式之中。”———卡尔·马克思一、引言:从豪斯曼的《经济学的哲学》谈起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同时,自同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界也经历了一个近30年的思想解放过程。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社会进步和思想解放过程,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但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已经大致完成了一个从计划经济时代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基本框架和©1994-2010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946　　经济学(季刊)第6卷范本的单一经济学话语体系向一种当代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研究共存且诸多门类经济学科共同繁荣发展的时期转型;在各大学经济学院和商学院的实际教学过程中,也实际发生并正在试行着一种多元化课程设置的动态演变格局。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高校经济学教育的双重进步和同步发展,不但使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高校经济学专业的博士和硕士等专业理论人才进入教学或科研单位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经济学中新生代的主流研究力量,而且也有成千上万的毕业生进入了一些国外著名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并有一大批从国外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回国执教,或在各科研机构和实际经济部门从事经济理论研究。更为可喜的,这一新生代的中青年经济学人,开始以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语言与国际经济学界的同仁们进行 交流 第4课唐朝的中外文化交流教案班主任工作中的交流培训班交流发言材料交流低压配电柜检验标准小王子读书交流分享介绍 ,并开始在国际上的外文经济学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长是巨大的,同时中国经济学理论在整体上所取得的进步也是巨大的。然而,这双重的巨大成就,并不能掩盖在中国社会现实中以及在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的一些问题。正如经历了30年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社会正在走向何方这样一个巨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有待学术各界共同探讨和思考一样,中国理论经济学也同样面临着未来道路如何走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另外,这里不得不说,正如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巨大成就可能部分遮蔽了中国理论界观察社会问题的视界一样,当下中国的经济繁荣,也似乎致使忙忙碌碌的中国经济学人没时间来反思经济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这样一个“形而上学”问题了。然而,现在的问题可能是这样:只有大致理解经济学到底是怎样的一门学问了,中国经济学界方能较合宜地理解经济学人自身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确当位置和角色,也才能进一步较清楚地把握我们这个社会的未来走向。一句话,在当前中国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与经济理论互动发展的格局中,从未来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变迁和经济理论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是在整体上反思经济学的本质和任务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了。2007年1月,北京世纪文景出版公司翻译出版了美国经济学家豪斯曼编的《经济学的哲学》(丁建峰译)文集。这部文集的编者丹尼尔·豪斯曼(DanielM.Hausman)现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哲学教授,并且已经担任在国际甚有影响的《经济学与哲学》杂志的主编十多年了。由这位行内专家所精心收编的文集,荟萃了近现代经济思想史上一些理论大师的经典之作,覆盖了经济学诸领域中的一些“元经济学”(meta2economics)的深层问题。在豪斯曼《经济学的哲学》中译本的封底,中国经济学家汪丁丁教授曾表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判断:“为了让经济学走向21世纪,我们应当知道它在20世纪的整体状况。对经济学的整体把握,就是经济学的哲学。”笔者非常同意这一见解。这篇文献综述性文章,自不敢言是对经济学的发展作任何整体性的把握,而仅仅是基于笔者一点非常有限的文献阅读,就理论©1994-2010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第3期韦　森:经济学的性质947　　经济学中几个相互关联着的重要问题,做些文献梳理,并附带增加自己的一点“边际评论”。这里,笔者仅挑出三个主要问题来,就教于经济学界的先辈、同侪和青年同仁。这三个问题分别是:经济学的本质(nature)与任务是什么?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价值中立的学科?经济学能否成为像物理学和化学那样一种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精密科学”?1从经济学说史上来考证,最早是法国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孟克列钦(AntoynedeMontchrétien,1575—1621)最早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他1615年和1616年分别发表了“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和“论政治经济学”两篇文章,最早把“政治”与“经济”联合起来使用,比斯图亚特早了150年。另据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著名经济学说史学家格罗内维根(Greonewegen,1987)考证,在英语世界中,最早使用“政治经济学”作为其书名的,是英国经济学家斯图亚特勋爵(SirJamesSteuart),1767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但1875年,西方一位经济学家麦克劳德(H.D.MacLeod,1875)在“政治经济学是什么?”一文中,主张将“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并将其定义为“探讨支配可交换物品数量的科学”。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坎南(Cannan,1929,p.44)认为,尽管麦克劳德提出了这一主张,但是,直到马歇尔(AlfredMarshall)之后———尤其是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在19和20世纪之交对西方经济学界的巨大影响下,人们才逐渐接受了“经济学”这个概念。到了20世纪2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就比较通用“经济学”而不是“政治经济学”了。二、经济学的本质与任务可能自“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和“经济学”(econom2ics)这些术语出现以及理论经济学学科形成以来,1经济学是什么似乎就成了经济学家们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较早,经济学家们多是从经济学的定义去把握经济学的本质和任务的。譬如,在《国富论》中,斯密(Smith,1776/1930,vol.II,p.177)曾把政治经济学视作为“研究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一门学问”。斯密(Smith,1776/1930,vol.I,p.395)还认为,“作为政治家和立法者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有两个不同目标:首先,为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和生计;其次,为国家和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所需的充分收入。概言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正因为斯密本人在写《国富论》时心目中把经济学视作为写给政治家和立法者读的一门学问,在他的话语解释(discourse)中,到处不无建议君主与政府应当在治理社会时如何行事的治国方略和政策建议。换句话说,斯密恰恰是在古汉语“经邦济世”和“经世济民”的“经济”意义上来看待经济学的性质与任务的。用施蒂格勒(1986,ch.18)的话来说,在斯密等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的任务是劝说(preach)人类社会尤其是国家的主权者(thesovereign———一译“君主”)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合宜治理方式和制度形式,来使一国的经济繁荣,人民致富。有了这一明确的学术目标,在《国富论》中,斯密不仅讨论了一些经济和贸易政策,而且还较广泛讨论了政治、法律甚至外交等方面的问题。譬如,除了提出“看不见的手”这一著名的经济学原理外,斯密在《国富论》中还讨论了保证这种看不见的手能得以©1994-2010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948　　经济学(季刊)第6卷良好运作的自由制度原则及其法律保障问题。斯密(Smith,1776/1930,p.184)指出:“一些特惠或限制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和最单纯的自然和自由制度就会自动建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完全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给予完全的自由,让其依照自己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以其产业和资本与其他任何人以及其他阶层进行竞争。”依照这一理念,斯密还对社会的收入分配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但却在很大程度上被人忽视了的观点:各阶层人民的收入分配,也应该是由市场竞争来决定的事。斯密(Smith,1776/1930,vol.II,p.152)说:“君主应该给予各阶层子民以公正和公平的待遇,如仅仅为了促进某一阶层的利益,而损害另外一个阶层的利益,显然与此相违。”斯密对市场经济进步意义的确信,甚至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只要给定充分的自由竞争和市场秩序的自然成长空间,市场诚信体制也会随着交易的扩大而慢慢产生出来。譬如,在1762年到1763年撰写的《法理学讲义》中,斯密(Smith,1978,p.538)就曾明确指出:“只要商业在某一国家兴起,就总会带来人们正直和守时(probityandpunctuality)的习惯。这些美德在未开化的国家里几乎是不存在的”。斯密还接着举例到,在当时欧洲各国当中,荷兰人最注重做生意,同时也是最遵守诺言的人。22现在看来,斯密在18世纪的这一理论猜测,似乎有普遍意义,因为,斯密的这一判断,似乎也被当代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历史实践所证实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浙江省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而这些省份和地区的市场诚信程度和诚信体制建设也比市场化程度相对落后的中国西部和内地省份要高一些。这应该是一个可以通过实证检验来证明的事实。　　对斯密本人对自发市场秩序运行之合理性的这种强烈信念,就连比较推崇自由市场体制的芝加哥学派中一位重要思想家施蒂格勒(GeorgeStigler)也似乎感到难能完全接受,并好像略有微词。在1980年在哈佛大学所做的题为“经济学抑或伦理学”的著名坦纳人类价值讲座(theTannerLecturesonHumanValues)的讲演稿中,施蒂格勒曾把斯密比喻为那种自由市场体制合理性理念的“传道人”(preacher),并认为在《国富论》中到处都可以找到这种“传道”、“说教”或言“劝说”的例子。照施蒂格勒看来,在斯密之后,这种基于经济学家个人价值和伦理判断的说教就比较少了,他还举例到,在李嘉图(DavidRicardo)的《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以及在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这种“说教”就不多了,而到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就根本没有“说教”了(参见Stigler,1986,中译本,392页)。施蒂格勒还认为,从那之后,经济学家们就变得“圆滑老练”起来,用今天的话说,人们不再像斯密那样关心人类社会到底是如何运作的这类“经邦济世”的大学问了,而是把话尽量说得婉转巧妙,从而只是做些解释现实经济现象的“实际功夫”。如果说施蒂格勒的这一观察无误的话,我们今天似可以进一步认为,在经济思想史上,斯密对经济学性质和任务的解说和理解,在后来的©1994-2010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第3期韦　森:经济学的性质949　　经济学家中在很大程度上被“修改”(revised———这里可不是在“修正”意义上说的,而且也很难说是被“修歪”)了。尤其是到了另一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功利主义伦理学家和法学家边沁(JeremyBentham)那里,经济学的性质和任务被明显“功利化”了。照边沁(Bentham,pp.1793—1795,p.223)看来,“政治经济学既可被当作一门科学,也可被当作一项技艺,但当科学被运用于指导技艺时,两者可视作为同一回事”3。3边沁的这一定义当时就遭到另一位经济学家西尼尔(NassauW.Senior)的批评,说边沁这种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的做法将损害经济学的发展(参见Senior,1836/1938,p.3)。4这里必须指出,不能因为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在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一百多年后基本形成了,就认为斯密这部伟大著作中关于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就过时了和不重要了。即使在当代社会,如果任何经济学人在读斯密的《国富论》时还不能为他在两百多年前的一些理论洞见所震撼和感动,那他本人就该自问一下自己是否真得算是一个“经济学人”了。　　在认识经济学的任务和性质时,我们必须省悟到,斯密之所以像一个为市场经济运作之合理性大声呼喊的传道人那样写出《国富论》、《道德情操论》以及《法理学讲义》等经典著作,完全与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在18世纪后半期,英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才刚刚萌生,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还在大行其道,保护市场运作的法治和宪政民主体制还没完全建立起来,更重要的是,当时的英国还处在工业革命的黎明前夜中。在此情况下,斯密把自己的经济学的任务确定为一种为政治家和立法者所写的一门学问,并决意要把自由市场体制的理念传道给(preach)世人,现在看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在《国富论》出版后的一个多世纪中,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英国、荷兰、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相继生成了。正如施蒂格勒(参见Stigler,1986,中译本,418页)所注意到的那样,“自《国富论》出版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经济发展的步伐一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率和规模向前迈进。西方世界的生产技术、经济体制、生活方式,乃至政治制度,都发生了持久而意义深远的变化”。19世纪西方世界的兴起,西方国家中法治化的市场经济运作体制的生成,标志着西方社会从整体上已经完成了其现代化过程,因而,像斯密那样为呼唤法治化市场经济体制的生成和降临的“市场经济理论传道人”的历史使命已随之结束了,接着,经济学的现实任务和历史使命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历史变迁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样,到边沁和约翰·穆勒(JohnStuartMill)所处的19世纪中后期,西方的社会历史已经不再需要经济学家们像斯密那样为呼唤出来“市场经济”而进行呐喊了,而是较多地 要求 对教师党员的评价套管和固井爆破片与爆破装置仓库管理基本要求三甲医院都需要复审吗 经济学家们去注重探究市场运行中人们的行为方式并较功利地研究和教导人们如何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作出自己的最佳选择,这就是可以理解的了。4由此我们今天也可以判断,如果我们把经济学认作为从财富创造和社会福利增进的视角来探析人类社会是如何运作的这样一种话语体系的话,其任务和意义亦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进程而不断发生变化,但是,经济学本身所©1994-2010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950　　经济学(季刊)第6卷展示的市场运行的一些基本原理,应该是经济学本身所永远秉有的,否则,经济学也就失去了它本身是有关人类经济社会运作基本原理的一门学问这一特殊性质了。在19世纪后半期,处在自亚当·斯密所沿袭下来的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学术传统中,以及在英国市场经济业已形成的历史背景中,约翰·穆勒(JohnS.Mill)对经济学的任务以及现实的和历史的意义的理解,较斯密来说就有了一些“修改”,并且,穆勒对经济学本质的理解,较斯密而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譬如,在《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方法》这一经济学说史上的经典名篇中,穆勒(参见Hausman,1994,中译本,53—55页)曾对政治经济学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政治经济学是探讨某些社会现象规律的科学,这些规律产生于人们生产财富的联合行动之中,就其所涉及的现象而言,不会由于人们对其他目标的追求而被修正。”接着,穆勒还指出,在确定政治经济学的上述定义时,他试图将其本质刻画为一门抽象科学,并认为其方法是先验方法,即建立在人们嗜好财利、为追求财富而精心选择手段的假设基础之上(这一点分别为后来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的一位重要经济学家米塞斯,即LudwigvonMises,所承传下来,下面我们还会谈到这一点)。从穆勒的这一经典名篇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发现,穆勒对经济学家以及经济学的理论任务的理解较斯密已经发生某些变化。与斯密那样把经济学理解为为政治家和立法者所写的一门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的大学问5不同,穆勒较倾向于把理论经济学视作为研究人是如何追求财富且建立在某些有关人的行为模式的一些先验假定基础之上的“精密科学”。今天我们也从中可以发现,穆勒的一些论断,实际上与马歇尔之后西方新古典主流学派的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基础上的抽象推理精神,在许多方面是相契的,或者说穆勒的经济学思想,已经蕴含了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建构理路和分析精神的萌芽。5斯密的这一理论精神被后来的马克思所强烈地继承下来了。但是,二人的区别在于,在马克思那里,政治经济学已经不再是为政治家和立法者所写的“经济”学问了,而是向世人“劝说”一个理想的美好社会应该是怎样的“理论论证”和“构想”。由于讨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与任务已经属于另外的专门研究话题,并在实质上已属于另外一种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故本文就不再展开讨论了。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马歇尔(AlfredMarshall)以及其经济理论,可谓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点。不但自马歇尔之后,“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经济学的通称逐渐为“经济学”一词所代替,而且人们对经济学性质和任务的理解,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Marshall,1920,p.1)曾对经济学的性质做了一个折中的把握:“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一方面它是研究财富的学科,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它是研究人的学科的一部分”,或者概言之,“它研究在个人与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对马歇©1994-2010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第3期韦　森:经济学的性质951　　尔的这些论述,我们今天似可以做这样的解读: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一门学科,既要研究财富的创造和增殖问题,也要研究人的经济行为,但目的却只有一个,即探究和论述人类社会如何才能最佳地创造和使用财富。马歇尔之后,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古典经济学繁盛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了当代经济学的主流。当代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学本质和任务的理解,较早被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位老牌经济学家罗宾斯(LionelRobbins)较全面和系统地予以阐述出来。在1932年出版的《经济科学的本质和意义》的这本小册子(1935年出版第二版)中,罗宾斯对经济学的本质、任务、意义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了专门的探讨。按照罗宾斯(Robbins,1948,参见中译本,16—20页)的理解,经济学的本质是研究资源稀缺条件下人类在配置资源方面是如何行为的一门形式化的社会科学。罗宾斯认为,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中,当人们进行多种目标的选择时,经济学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自己选择的意义,以及如何做选择,故“它提供了人们合理行动的一种技术”,因为,“我们要想做出完全合理的选择,就必须先知道自己偏好些什么”(同上,123页)。罗宾斯对经济学本质和意义的这种理解和把握,为后来的绝大多数当代经济学家所赞同,并在此精神下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学术建构,从而逐渐形成了当代经济学的宏大理论世界。之后,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本质和任务也做过一些具体的描述,但与罗宾斯的理解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差别。譬如,在“经济学抑或伦理学”中,施蒂格勒(Stigler,1986,参见中译本,393页)曾明确指出:“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一直是以大众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解释实际经济现象,而且近200年来我们能始终诚心诚意地尽力完成这一使命,尽管并不总能取得极大的成功。”施蒂格勒的这一见解,实际上不过是复述了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的一些基本见解。譬如,在其著名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一文中,弗里德曼(Friedman,1953)曾强调指出,实证经济学在原则上是独立于任何价值判断的,“作为一种实证科学,经济学是一种被尝试接受的、关于经济现象的概括体系,用以对条件变化的结果作出预测”(参见Hausman,1994,中译本,174页)。应该说,经济学作为解释社会现实中经济现象的一门实证科学,今天已经不再是弗里德曼、施蒂格勒和芝加哥学派的几个经济学家的主张和信念了,而是变成了当代主流经济学家或言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和信奉的基本立场。然而,从上述经济思想史的简短梳理中,我们已经大致看出,这种实证经济学或言“实证主义精神下的理论经济学”,显然已经不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眼中原来的样子了,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偏离了经济学的亚当·斯密传统。就此而论,哈耶克(F.A.vonHayek)认为,只有从门格尔©1994-2010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952　　经济学(季刊)第6卷(CarlMenger)到他本人一脉承传下来的奥地利经济学分析道路6,才代表了经济学理论的亚当·斯密传统。现在看来,哈耶克的这一见解不无道理,或者至少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概言之,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以来,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学的本质、任务和意义的理解和把握,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此,笔者不想再对经济学的性质和任务做任何新的定义性把握,而只想在这里提出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在面临着21世纪初叶中国经济继续进行着的一种非常独特的市场深化过程的历史格局和大势中,中国当下和未来的理论经济学的历史使命是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又将能够做些什么?是一股脑地全部挤入当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中对当下社会现实中的一些现象(包括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些过渡性的“特殊现象”)做些形式化的实证研究?还是部分回归到经济学的亚当·斯密传统,走出一条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自身道路?或至少走一段自己的独立发展路程?6在1937年发表的一篇关于“经济学与知识”的论文中,哈耶克(见Hayek,1949)似乎倾向于把经济学理解为关于“选择的纯粹逻辑”(purelogicofchoice)。这是哈耶克早年的思想。到了晚年,哈耶克则认为,由于“经济”(economy)一词的含义含混不清,他主张用一个希腊词的Catallaxy(邓正来主张把它翻译为“偶合秩序”)来替代它。相应地,哈耶克则根据一位在19世纪初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和枢机主教华特理(ArchbishopWhately,1831)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导论》一书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catallactics”(含义为“研究市场交易现象的科学”),主张以此概念来取代当代充满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精神的且高度形式化的“economics”。在哈耶克的后期著作中,他对研究自发市场交易秩序生成和运作机理的这种“交易的科学”做过较详细的分析和阐述。米塞斯本人也赞成采用华特理的这一“catallactics”概念,并且在他的《人类行动》(Mises,1949)和《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Mises,1960)等著作中分别探讨了这个概念含义。但是,与哈耶克的晚年思想的区别在于,对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一样深恶痛绝的米塞斯则明确地把经济学和这种研究市场现象的交易的科学理解为有关人类经济行动的一门先验科学,即他所要建构的“praxeol2ogy”(人类行动的科学)的一部分。照米塞斯(Mises,1960,EPE,I.2.1)看来,“thebasicprinciplesofeconomicsarenotempiricalbutapriori”(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在《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一书中,米塞斯(Mises,1960,参见中译本,12页)还更明确地说:“努力得出普遍正确知识的人类行动的科学是一个理论体系,它迄今为止最为精心地构建的一个分支是经济学。在其所有的分支中,这门科学是先验的,而不是经验的。正如逻辑学和数学一样,它不是得自于经验,它先于经验。它现在就像过去一样,是行动和事实的逻辑。”三、经济学是否能成为一门价值中立的学科?从上一节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作为研究和解释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现象的一门知识体系,经济学的任务会随着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格局和不同现实要求而发生改变,并在世界历史上实际上经历了从斯密的那“经邦济世”的大学问,到马歇尔的经济学的双重任务,再到弗里德曼的对广义的市场现象进行实证研究这样一种经济分析史历史的转变过程。然而,尽管经济学的任务随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而变化了,但经济学的本质和意义(significance)却并没有发生多少实质性的变化。我这里是说,尽管随着西方社会中法治化市场经济体制的成长和成熟,经济学家们不大再需要©1994-2010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第3期韦　森:经济学的性质953　　为通过市场交易过程而配置资源的合理性(raisondÄêtre)和优点进行“说教”(preaching)了,而主要致力于研究通过市场运行的“机理”是怎样的这样“现实的”问题,但经济学的目的和意义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向人们展示,通过形成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和制度安排,人类社会才能最有效地创造和最佳地使用财富,从而增加个人、群体、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7由于意识形态(英文为“ideology”。美国著名的华裔思想家林毓生教授主张把它译为“意蒂牢结”,这是个非常不错的建议)问题太过复杂,加上有西方学者如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等认为现代世界已经到了“ideology”终结的时代了,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毋宁用“文化信念”(culturalbeliefs)或“价值观”来代替之。8在《货币、货币哲学与货币数量论》一文中,韦森(2004,67页)曾认为:“人类生活世界中的经济现象界是经由人类社会活动和交往过程而形成的一种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mileDurkheim)和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GeorgSimmel)所说的那种‘自成一类的存在’(suigeneris)”。　　经济学的本质和意义是如此,但是在完成这一理论任务时,由于不同经济学家们观察社会问题的视角不同,特别是由于经济学家们使用不同的经济学术语和解释话语体系,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并且会导致完全不同的政治诉求和经济主张,于是乎,好像经济学家们就如熊彼特(JosephSchum2peter)所见的那样均落入了不同的意识形态7之中。这里不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使用源自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有关术语和话语体系,就很自然会得出在任何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的商品生产中均存在着剩余价值的创造与占取问题,因而“剥削”问题是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理论死结。相反,如果采取“边际效用价值论”概念及其相关联着的分析话语体系,人们则会达致现代经济学中的欧拉定理(theEulerTheorem):完全竞争下的所有生产要素投入的收益均等于其边际产出,因而如若不存在垄断,就不存在剥削问题。正因为这一点,许多人认为,劳动价值论是维护劳动阶级利益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则是为资产所有者阶层的剥削做辩护的(参见Schumpeter,1949,p.352)。单从这一简单的例子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在经济学的话语解释中,使用不同概念、术语和不同“话语系统”,就会产生对现实世界的不同看法,从而发生了经济学中不同“意识形态”的分野。于是,这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作为现实经济过程之“镜像反映”的经济学中的概念、原理、定理以及古典经济学家所喜欢使用的“经济规律”(economiclaw,或翻译为“经济法则”)到底是指一种什么样“自成一类的存在”(suigeneris)8?为什么观察同一个现实经济过程,经济学家们有时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理论解释中经济学家们个人的价值判断以及任何一个经济学人在现实观察和进行经济理论思考时的知识结构中所潜含着的意识形态背景问题了,而必然牵涉到经济学的本体论(ontology)和认识论(英文为“epistemology”,或译“知识论”)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并且说到底与经济学的语言这一最深层问题密切相关着。由于经济学的语言问题极其复杂,我们只能留作为以后的研©1994-2010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954　　经济学(季刊)第6卷究任务而这里暂且不再深究,但目前我们至少可以猜测到,在经济学说史上所形成的诸多的流派,原来只是一些大家共同使用某套经济学术语并以此进行推理和交流而形成的一些不同的“语言共同体”!因而,只有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视角历史地和理论地考察和审视一些基本经济术语与现实对象性的关系,并进而对经济学的语言进行哲学本体论的考察,才能期望对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能有一个较深层的理解(但不可能期望所有问题全得到解答)。9由于从经济学的语言和修辞的视角梳理经济学中一些基本概念的生成和演变过程太过复杂,已经远远超出了目前这篇文章所能深入讨论的可能,在本文下面的讨论中,我们这里只考察经济学是否是一门价值中立的科学这样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9按照当代一位美国大哲学家奎因(WillardV.O.Quine)的语言分析本体论哲学,任何理论都有某种指谓的概念框架,没有任何理论可以独立地离开某种概念(语言)框架而得以讲说和辨认。依照奎因的这种语言分析哲学的理路,可以认为,对经济学说史上任何一个流派的学术观点的评价,以及对经济学本身“客观性”(韦伯语)和“科学性”的评估,可能最终都要追溯到经济学的语言分析中去,这是本文作者目前的一个基本判断。10这里应该指出,尽管索洛提出一些经济术语可以超越经济学家个人的价值判断以及意识形态之争而适用于任何社会,但是他还是观察到,经济学的任何结论都很难逃脱经济学家们的意识形态背景。在对“经济学”的“科学性”和“超越性”进行上述辩护之后,索洛最后还是承认:“经济学可能确立的任何结论(即使经过了最激烈的批判审视之后)都必须建立在关于经济制度的哲学和意识形态讨论的一套基本规则之上”(见Hausman,1994,中译本,220页)。　　应该说,自20世纪初以来,经济学家们从古典的“politicaleconomy”话语体系逐渐转向了“economics”的话语体系,随之,经济学家们的主要理论诉求,就是要构建像“physics”(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那样一种关于人类经济社会运行内在法则的带有“ics”词缀形式的“economics”的“科学”(下一小节我们会专门讨论这一问题)。自从这一转变发生以来,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方面尽量避开伦理判断,另一方面则公开声言要尽量做到“价值中立”。值得注意的是,不但像芝加哥学派的主要思想家弗里德曼那样公开表明,要把经济学构建成一门实证科学,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套‘理论’或‘假说’,来对尚未观察到的事物作出有效且有意义⋯⋯的推测”(见Hausman,1994,中译本151页),而且像米塞斯这样的奥地利学派的旗手,也公开声言“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对价值判断是中性的”(参见Mises,1960,中译本36页),并且,在他的《人类行动》一书的导言中,米塞斯还明确指出:“如果像道德监察官那样带着某种任意的标准和主观价值判断的赞同或不赞同的态度来研究社会事实,那将是徒劳无益的”(参见Mises,1949,p.2)。应该说,当代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均赞同米塞斯的这一观点。譬如,为了说明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应该是价值中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索洛(RobertM.Solow)教授就曾具体举例到,像国民收入、失业率、价格水平、利率等等这些经济学术语以及其所涵指的现实经济对象性,与社会制度无关,它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样适用”(见Hausman,1994,中译本208—209页)10。©1994-2010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第3期韦　森:经济学的性质955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西方学者对经济学家们的上述立场和理论诉求大为怀疑。譬如,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Myrdal,1969,p.74)在其《社会研究中的客观性》一书中就曾指出:“事实上,没有任何社会科学或社会研究的分支是‘道德中性的’(amoral)或‘政治中性的’(apolitical)。没有任何社会科学是‘中性的’或简单来说‘事实的’,实际上在这些词的传统意义上来说也不可能是‘客观的’。任何研究永远是并且在逻辑上必然是建立在道德和政治评价的基础之上的,研究者必须明确表明自己的价值观。”另外,作为《经济学与哲学》杂志主编的豪斯曼和麦克佛森(MichaelS.McPherson)也认为,尽管经济学家们相信存在着与伦理学不相干的经济科学原则,尽管他们相信伦理学无助于他们的实证经济分析,但是“如果经济学家们拒绝关注伦理问题,那么他们将不会知道应该提出什么问题”。根据这一判断,豪斯曼和麦克佛森在《经济学、理性和伦理学》一文中还主张,“即使纯粹的实证经济学,经济学家们也必须考虑所研究的社会和他们自己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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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Hausman,1994,中译本,223—226页)。基于这一判断,豪斯曼和麦克佛森(同上,232页)还用带着不无讽刺的口吻说:“经济学家们并不费心研究道德哲学,但却[常常]自我感觉拥有道德权威”。因为,照当代西方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帕累托最优显然是最理想的。照此逻辑,任何帕累托增进,也显然就是一个道德上的改善。由于按照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推理,只有完全竞争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因而,这些实证经济学家们实际上假定完全竞争才是最符合道德的。由此看来,这些声称价值中立的经济学家,并不是没有个人价值判断(value2free),而是无时无刻不在做着功利主义的价值判断(即从增进社会效率一维来观察社会问题)。照此看来,这些实证经济学家们,逃脱了市场运行中的价值判断了吗?显然没有。另外,豪斯曼和麦克佛森(Hausman,1994,中译本,231页)还曾举例道:如果社会存在一种状态R,在这一状态下,有成千上万的人沦为饿殍,但却仍无法通过损害某些人的利益(哪怕是极其微小的利益)来改善这千万人的利益,那R无疑仍然是一个帕累托最优状态。但这种状态是否符合道德?这一状况是否应该改变?主流经济学家又该如何回答这一问题?或者就根本拒绝回答而把这类问题留给政治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去回答?退一步讲,即使当代主流经济学家们从他们的职业分工角度坚持拒绝研究或不回答上述问题,他们也仍然绕不开经济学的价值判断和伦理立场问题。在《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小册子中,韦森(2002,84—95页)曾论证到,如果从“双头”(duopoly)合谋定价的思路来论证“独占”(monopoly)的定价原理,就会发现,如果独占者可以做到“完美差别定价”(perfectpricedis2crimination),完全垄断(即市场独占)与完全竞争在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上应该没有任何差别。因为,独占者的“完美差别定价”,可以像完全竞争一样©1994-2010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956　　经济学(季刊)第6卷达到无任何“无谓社会福利净损失”(dead2weightloss)的市场均衡状态(帕累托最优)。但与完全竞争的市场安排不同,在一独占企业能完全垄断市场并且能做到“完美差别定价”的市场安排中,所有由“消费者剩余”所表示的“福利增进”都变成了独占企业的“垄断利润”了。那么,既然同样可以达到市场均衡的帕累托效率,为什么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垄断就是不好的,是不符合道德的;完全竞争就是好的,就是符合道德的?难道他们就没有先入之见的道德判断在其中?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将会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这些“假道德中立者”(pseudo2moral2neutral)逼到一个非考虑市场安排的道德含蕴不可的墙角。从这一视角来考察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以新古典主义为主流的所谓“科学主义”的经济学,并非没有伦理判断和道德基础。其道德基础恰恰在于从边沁、穆勒、西季威克(HenrySidgwick)到埃奇沃思(FrancisY.Edgeworth)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即认为,只有完全竞争的市场才是“最公正”因而才是“最道德的”。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相信,只有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才会无“无谓社会福利净损失”问题。但是,如上所述,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们能逃脱完全垄断(市场独占)加完美差别定价能做到与完全竞争一样的市场均衡效率的道德评判么?到这里,我们也许才能真正理解凯恩斯在1938年7月4日致哈罗德(RoyHarrod)信中的所说的一段话的意思:“我认为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道德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这也就是说,它必须运用内省和价值判断”(参见Hausman,1994,中译本,253页)。这里应该指出,通过上述推理,我们逼出了一些自称是价值中性(value2neutral)的经济学家们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伦理立场,并不是说功利主义伦理学没有道理,也不是说功利主义伦理学不无可取之处,恰恰相反,笔者认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理性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功利主义伦理学所发现的一些基本原则之上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显然离不开功利主义的经济和伦理的“计算”,但把功利主义作为它的唯一基础,显然也会带来许多问题。因为,功利主义内秉着许多它自己无法摆脱的理论困境,且人类社会毕竟也有超越功利主义考虑的美德和良善。譬如,从静态上考虑,给吸毒、贩毒和性产业等社会现象开绿灯,在一定时点上肯定是一种帕累托增进。经济学家们是否由此就主张对这些社会现象都应该发给“准许”的牌照?另外,人类也有超越功利计算的自由、权利、正义、公平、平等等其他基本伦理价值。如果按照功利主义伦理学的思路一竿子插到底,在人类社会中将会出现许多怪异现象,甚至从某种程度上会动摇人类文明社会的基础。更何况,仅从功利主义伦理学的一些价值判断出发,既可以导致自由市场竞争是最合乎道德的判断,也可能同样推出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合理性———这关键取决于对人类的天性如何认识和把握。©1994-2010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第3期韦　森:经济学的性质957　　经济学不能超越伦理学而做到价值中立,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要回到过去的意识形态之争中去。11经济学的伦理基础和道德判断问题的复杂性,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成长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一起,正急切地呼唤着中国经济学界重视对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问题的研究。中国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以及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进步,也要求中国的学人对这些学科交叉领域中构成人类社会运作之深层理性基础的一些基本价值进行评判和审视。这无疑是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提出的一项非常紧迫的时代理论要求。11在谈到亚当·斯密的工作时,熊彼特(Schumpeter,1949,p.352)曾指出:“就亚当·斯密而言,令人感兴趣的实际上不是他没有意识形态的偏袒,而是这些偏袒无害”。熊彼特还具体解释道,当斯密写《国富论》时,他曾全部把同情给予了劳动者,而对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则采取了一个完全旁观者的态度,认为后者是必要的恶。由此熊彼特认为,斯密的意识形态偏袒,并没有损害他的经济学的“科学性”。当熊彼特说这话时,显然有他的价值判断在其中。经济学家不能超越意识形态,或如美国著名学家鲍尔丁(KennethBoulding,1970)所见那样,经济学家不可能超越他们所在的“文化”和“亚文化”中一些信念进行理论思维和价值判断———正如人难以超越语言进行思维一样,但这并不一定就完全是负面的。这里的问题的实质在于,经济学家作为一个“学术人”(homoacadem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