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后英国对“华夷”体制的抵制
原标题：鸦片战争前后英国对清朝“华夷”体制的冲击
摘 要：“华夷”观念是中国封建王朝处理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的重要思想。鸦片战争前后“华夷”观念一直成为中国与英国之间进行交往的障碍。 英国几次派遣使者访华，都因清朝所遵守的“华夷之辩”“夷夏之防”这些传统观念而失败，故英国一直想极力打破清政府这种不平等的外交理念。 直至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在英国猛烈的“炮火”攻击下放弃了“华夷”观念。
关键词：鸦片战争前后；英国访华；抵制；“华夷体制”
一、“华夷”“夷夏”之外交思想以及英国的进入。
“华夷之辩 ”“夷夏之防 ”这种对外关系思想是中国传统的封建王朝处理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的重要思想。在传统的儒家政治学说中，缺少西方世界所定义的“平等国家”的概念，强调的是上尊下卑的礼治。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中， 虽有群雄并立的格局，但一般皆自称正统，即要有一个统领“天下”的核心政权。 而其他政权被视为“属国”或“藩属”,强调“汉贼不两立”[1]（74）， 由此传统演化到清朝的对外体制，坚决遵守“夷夏之大防”的“天朝上国”思想。按照清朝的规定，来广州的外国商人，只许与清政府指定的行商作交易，而不准另觅贸易伙伴，也不得与清政府官员打交道， 一切经由行商转禀。 这种规定的目的，一是隔绝外国人与一般中国人的联系，以防“里通外国”;二是保持“天朝”的颜面，清朝官员可免于“低下”地与“蛮夷”接触[2]（104）。 清政府认为其周围国家与自己的关系都是朝贡关系， 根本不承认与之平等的国家的存在。
而 18-19 世纪， 西方国家开始发生大变革，经济迅猛发展，英国尤其占居首位。国家之间的贸易交往关系十分频繁，国家之间的交往自然频繁起来，不止在商业贸易方面有了共同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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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政府之间的交往也更加体系化。在与中国贸易中，英国虽然领先于其他国家，且获利丰厚，但它在贸易活动中处处受到中国政府的限制。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贸易事项都是经过“大班”（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代表的称呼）与广州的行商进行贸易协商，清政府官员从不直接与其交涉。 另外在马戛尔尼使团出访中国之前，英人常常因为财产关系与华商纠缠不清。而最让英国人不满意的一点是，清政府长久受到“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传统思想的影响，高傲自大，视除自己以外的国家与人为“夷类”,使英人认为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礼遇，英国政府希望得到平等待遇。
清政府为何具有如此“自信”的“华夷”观念，部分是因为儒家文化的优越感和外传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水平并不低于西方。在 16 世纪，中国乃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至17、18 世纪之交，中国进入“康乾盛世”. 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确实是落后于西方有些工业国家了，但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英国最先进的事物，经过儒家教义的折光，就变成了最荒谬不堪的东西[2]（7）。 因此，当英国满怀希望地想与清朝建立贸易关系时， 清朝自然不愿意与外国人有交集， 只是将英国看成如以往进贡的“藩属”国。 所以英国一开始的“一厢情愿”当然使清王朝不为所动。
二、马戛尔尼使团与阿美士德使团访华对“华夷”观念的初次抵制。
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之前， 就有葡萄牙、荷兰等国派来访华使团。 1720 年（康熙五十九年）葡萄牙使臣斐拉理来华，遵守了清朝的三跪九叩之礼。 1726 年（雍正四年）葡萄牙使臣麦德乐等人来华，有向清朝表示他们“独立国使节”的想法，但清朝仍以朝贡国使臣之礼待之， 双方发生了外交礼仪之争。 关于中英礼仪之争最早有影响的就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 1793 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政府以为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派马戛尔尼率使团来华。英国政府对此次出使极为重视，首先，在人选上，他们认为中国历来轻视商人， 所以派出的正使马戛尔尼既是英国国王的亲戚和大臣，又曾是驻俄公使，一个十分博学的人。 其次，为了显示英国国力的强盛，安排使者乘坐装有六十四尊炮位的军舰， 从步兵和炮兵中挑选出五十人组成卫队护送， 以期从心理上引起中国人的“敬慕”[3]（7），不想让清朝政府将其与那些清政府以往认为的“藩属国”划等号。 可是清政府却一直将马戛尔尼使团当贡使看待， 在其由天津转进北京的护送车船上，都插着表明“英吉利贡使”字样的旗帜，到热河觐见乾隆帝时，因“跪拜礼”双方产生分歧，最后以单膝跪拜觐见乾隆帝，乾隆帝十分不满意这样的结果。当看到马戛尔尼所呈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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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知英使之来，非为祝寿，国书中，英使提出通商要求。清政府认为这是有违天朝体制的， 随即让马戛尔尼早日离开中国，并且乾隆皇帝给英国国王的敕谕（回信），全是上国口吻。英国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中国却将其视为属国的一次觐见，并没有以平等的礼仪来接待，并以种种体制对英商加以限制， 使英国人感到极大侮辱。 此次访华经历促使英国极力想打破这种不平等的外交格局。
1816 年（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又派阿美士德访华，嘉庆皇帝仍视其为贡使，双方又因观念和体制上的不一致，即觐见皇帝之礼仪，彼此冲突不断。 清廷大臣要求阿美士德见皇帝时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阿美士德认为这是藩属国对宗主国君主之礼， 所以予以拒绝。 嘉庆皇帝以“中国为天下共主，岂能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 ”[4]（232）立即将阿美士德使团遣送回国。英国此次来华目的在于“消除一向受到的种种冤抑， 免除将来这种或其他类似性质的情况继续发生”[5]（62）， 并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建立在一种稳定、健全和公平的基础之上。但中国政府仍然像对待马戛尔尼一样，以藩属之礼相待，阿美士德也为保全其国威在仪节等问题上拒绝做任何让步。因此，阿美士德连嘉庆皇帝的面都没有见上就离开了中国，这次来华商讨贸易又不了了之。
1793 年和 1816 年的两次访华， 虽然发展贸易是英国与中国发展外交关系的主要目的， 但英国始终怀有让清朝平等之外交形式对待英国的期望。 就清王朝而言，“天朝”是天下共主，三跪九叩是藩属国使节觐见皇帝之礼。不行此礼，不仅是对清朝皇帝怠慢，而且是对清朝礼制的破坏。 而在英国人看来，中国人处理外交问题的作风不可容忍， 尤其是因为在事实上这些国家并不是清朝的藩属， 而只是要求双方开展平等的通商交往。面对清朝傲慢自大的态度，英人无法容忍， 因此英国总想找机会向清朝政府证明它不是其藩属国，但总受到清朝的拒绝。双方因体制之争， 矛盾激烈。 正如陈恭禄先生所说：“大使之来，徒增两国之恶耳！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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