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绪论

绪论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从汉末建安（196）开始，到隋文帝统一中国（589）结束，约400年的文学史。它包括建安文学、正始文学、西晋太康文学、东晋文学、南朝文学、北朝文学等几个大的阶段。　一、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起讫及分期　　　　　　　　　　　　　　　　　　　　　东魏→北齐　　　汉　　魏　　　　　北方十六国→北魏　　　　　末　　蜀　　西晋　　　　　　　　　　西魏→北周　　　建　　吴　　　　　　　　　　　　　　　　　　　　　　隋　　　安　　　　　　　　南方东晋　→宋→齐→梁→陈　　　　　　（196）...........................（约400年）..............................（589）　　过去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对这一将近四百年的文学创作不无偏激的指责多于平心静气的研究，如唐代大诗人李白就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之一），一笔抹杀了建安后的全部 诗歌 诗歌26首倪柝声诗歌智慧书红色经典诗歌朗诵稿诗歌鉴赏术语怎样读懂古代诗歌 创作；宋代文豪苏轼就走得更远了，在称道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时（《韩文公庙碑》），间接地否定了整个东汉后的文章。其实，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不仅是汉代与唐代文学之间承前启后的桥梁，它本身也具有不容低估的艺术成就和极具特色的艺术魅力：既产生了像陶渊明这样的大诗人，又涌现出许多文学集团；既创作了华美精工的骈体文，又将五七言古诗推向繁荣兴盛，并且为后来五七言近体诗的产生积累了大量的艺术经验；既拓展了文学表现的题材，又丰富了诗文的艺术表现力。二社会巨变与士人觉醒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的时代特征是：全国长期处于分裂，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乱不休，民族矛盾尖锐和民族大融合。从黄巾起义到汉末大乱，从三国鼎立到西晋统一，后又是八王之乱，导致南北分裂长达二百七十多年。其间最长的朝代不过一百年（如东晋、北魏），短则二十多年。在中国这块版图上曾经一度出现过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国家。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分裂，政权不稳定，各种力量为了争夺权力或扩大统治范围，互相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有时战争异常激烈，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战乱和分裂是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反映在文学上，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这一时期文学的悲剧性基调。由于政权的更迭频繁，统治集团中为了争夺权力的斗争也充满着杀气，许多文人被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从东汉末年的党祸大屠杀，到西晋初司马氏政权的高压政策，许多文人都朝不保夕，惨遭杀害。如孔融、祢衡、杨修、丁仪、嵇康、张华、陆机、陆云、潘岳、刘琨、郭璞等等。难怪有的文人用酒来麻醉自己，有的人隐居山林，韬光遁世，养性全身。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的转变是自然的。随着东汉帝国大厦的崩塌，国家原来的意识形态也失去了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人们行为统一人们思想的能力，繁琐的经学逐渐为士人所厌弃，儒家的价值观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集中体现儒学观念的名教日益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出现了许多非孔弃礼离经叛道之士。于是，士人由从前主要是伦理的存在变为精神的个体，由东汉末年寻求群体的认同变为后来追求个性的卓异，由希望成为群体的现世楷模变为渴望个体的精神超越，这就是人们所常言的魏晋南北朝“人的觉醒”。西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建立起一整套维护大一统专制集权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理论体系：天人彼此交通感应是其理论的基石，“君权神授”是其理论的核心，外在的行为规范——礼、群体融化个体、察举征辟制度是其理论体系的几大重要支柱。高度统一的儒家思想体系对两汉时期士人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东汉末年、政权岌岌可危的情况之下，士人的节操突出地表现出来：范滂在东汉第一次党禁时下狱时，见同被囚禁者多有疾病，于是请代授掠考之苦。被考问时，他慷慨陈辞：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后汉书·党锢列传》）第二次党禁将起，乡人劝李膺逃亡，李膺慨然对曰：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汉成帝时槐里令朱云，曾上书切谏，指斥朝臣尸位素餐，请斩佞臣安昌侯张禹(成帝的师傅)以厉其馀。成帝大怒，欲诛云，云攀折殿槛(殿堂上栏杆)。后来成帝觉悟，命保留折坏的殿槛，以旌直臣。事见《汉书．朱云传》。魏晋南北朝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多次下诏敦崇儒学，但在思想界“不尊儒术”却成了时尚（《晋书·裴頠传》）。东汉末年儒学独尊的局面就已被打破，士人纷纷“叛散五经，灭弃风雅”（仲长统《乐志论》），没有了统一的价值观念，没有了统一的是非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思想便既混乱又活跃，“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定检，事无定价”（曹丕《典论》佚文）。到正始年间嵇康更无所顾忌地声称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甚至认为儒家的道德有违人的本性：“推其原也，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对儒家名教的厌倦进一步激发了对道家老庄的兴趣，嵇康就坦承“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与山巨源绝交书》）。这标示了时代思想与学术趣味的巨大变化。这一历史时期，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玄学风靡士林，由于国家对人们思想控制的减弱，这给思想界留下某些自由思考的空间，士人表现出空前的理论热情，在理论上辨名析理寻幽探微。士人清谈的主要话题是有与无、言与意、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但玄学的重心并非要探讨宇宙的本体，而是追寻一种新的理想人格。这种理想人格即人们所说的“魏晋风流”或“魏晋风度”，它具体展现为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冯友兰《论风流》，《三松堂学术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一旦挣脱了名教的桎梏，僵硬的礼仪和迂腐的教条不仅不能束缚人们的思想行为，甚至那些伪善的礼法之士还成了人们的笑柄，“口不论人过”的阮籍在《咏怀》中也说那些名教中人，“尊卑设秩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中出，复说道义方”，这种虚伪做作的丑态令人作呕。曹操在几次“求贤令”中，公开要求僚属发现和荐举那些“不仁不孝”、“盗嫂受金”的才士，曹丕也不喜欢那种峨冠博带规行矩步的行为，史称“魏文尚通脱而天下贱守节”。魏晋名士们毫不隐晦地说“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他们许多人在行为上放纵不羁，或“脱衣裸形在屋中”，如刘伶；或丁母丧却“饮酒食肉”，如阮籍；更有甚者居丧期间与奴婢私通，如阮咸（《任诞》）。蔑弃礼法和放纵无检非但不受责难，反而为士人所乐道和仿效，“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同上）。行为“通达”而不拘礼教成为一时盛行的士风。既然已不拘拘于名教的礼节，既然不在乎儒家的节操，人们就不再膜拜外在于人的气节、忠义和德行了，只有内在于人的气质、个性、才情、风度才为大家所仰慕。六朝士人毫不掩饰地夸耀自己才华，曹操欣然接受“乱世之英雄”的品评，全然不计较“治世之奸贼”的讥诮。桓温与殷浩青年时齐名，二人彼此互不买账，殷浩在回答桓温“卿何如我”的问话时说：“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每人在才名上当仁不让，为了决出才气的高低优劣，他们经常通过论辩来进行“智力比赛”：“许询少时，人以比王苟子，许大不平。时诸人士及于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在焉。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决优劣”（《世说新语·文学》）。六朝士人富于智也深于情。“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世说新语·简傲》），竹林七贤中人王戎自负地认为：“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世说新语·伤逝》）。连一代枭雄桓温也生就一副温柔心肠：“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说新语·言语》）人们摆脱了礼法的束缚和矫饰，便自然地坦露出人性中纯真深挚的情怀，“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任性不羁的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世说新语·任诞》）南朝著名作家江淹写有优美动人的《恨赋》和《别赋》，将人生之恨与离别之情写得让人“泣下沾巾”，“黯然销魂”。士人们把礼法名教扔诸脑后，追求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决不为功名利禄而扭曲自我，任性而行是他们所向往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所企慕的人生境界，“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也感叹说：“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任彭泽县令才八十余日便“眷然有归欤之情”，更在《归园田居》中如释重负地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爱智、重才、深情之外，六朝士人们同样也非常爱美。我们在六朝的典籍中随处可以见到人们对飘逸风度的欣赏，对漂亮外表的赞美：“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遨游，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世说新语·容止》）《世说新语》中关于人物品藻的记载，显然是审美的，而不是实用的，道德的：◇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赏誉》）◇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龙，矫若惊龙。（《容止》）◇有人叹王公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容止》）◇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唯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容止》）◇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容止》）◇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稽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容止》）士人们向内发现了自我，必然导致他们能向外发现自然：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世说新语·言语）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世说新语·言语）此前几乎没有人对自然美有如此细腻深刻的体验。佛学从东汉传入中国，当时尚无多大影响。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才发展起来。佛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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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窟的开凿达到极盛的情况。这对此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佛经的传入和佛经的翻译影响了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为魏晋南北朝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气氛和土壤。当时文人与佛教的关系也相当密切。许多文人或与佛教徒交往，或笃信佛教。佛学具有哲学和神学两方面的内容。它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颇为精致，与老庄哲学有相通之处，因而受到士人的喜爱。东晋时，佛学与玄学相辅而行，僧人参与清谈，士子研究佛理，成为一时风尚。佛教很快成为一种普遍的信仰。《高僧传》卷四：竺僧度，姓王，名晞。字玄宗，东莞人也。虽少出孔微，而天姿秀发。至年十六神情爽拔，卓尔异人。性度温和，乡邻所羡。时独与母居。孝事尽礼。求同郡杨德慎女，亦乃衣冠家人。女字苕华，容貌端正，又善坟籍，与度同年。求婚之日，即相许焉。未及成礼，苕华母亡，顷之苕华父又亡。度母亦卒，度遂睹世代无常，忽然感悟，乃舍俗出家，改名僧度，迹抗尘表，避地游学。苕华服毕，自惟三从之义，无独立之道，乃与度书，谓：“发肤不可伤毁，宗祀不可顿废，令其顾世教，改远志，曜翘烁之姿，于盛明之世，远休祖考之灵。近慰人神之愿。”并赠诗五首，其一篇曰：“大道自无穷，天地长且久。巨石故叵消，芥子亦难数。人生一世间，飘忽若过牖。荣华岂不茂，日夕就雕朽。川上有余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娱耳。滋味可适口，罗纨可饰躯，华冠可曜首。安事自剪削，耽空以害有，不道妾区区。但令君恤后。”度答书曰：”夫事君以治一国，未若弘道以济万邦，安亲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济三界。发肤不毁，俗中之近言耳。但吾德不及远，未能兼被，以此为愧。然积篑成山，亦冀从微之著也。且披袈裟，振锡杖，饮清流，咏波若。虽公王之服，八珍之膳，铿锵之声，暐晔之色，不与易也。若能悬契，则同期于泥洹矣。且人心各异，有若其面。卿之不乐道，犹我之不慕俗矣。杨氏，长别离矣，万世因缘，于今绝矣。岁聿云暮，时不我与。学道者当以日损为志，处世者当以及时为务。卿年德并茂，宜速有所慕，莫以道士经心，而坐失盛年也。“又报诗五篇，其一首曰：”机运无停住，倏忽岁时过。巨石会当竭，芥子岂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闻荣启期，皓首发清歌。布衣可暖身，谁论饰绫罗。今世虽云乐，当奈后生何。罪福良由己，宁云己恤他。“度既志怀匪石，不可回转。苕华感悟，亦起深信。度于是专精佛法，披味群经，著《毗昙旨归》，亦行于世，后不知所终。同书卷十一《释净度传》记载：释净度，吴兴余杭人。少好游猎，尝射孕鹿堕胎。鹿母衔痛，犹就地舐子，度乃心悟，因摧弓折矢，出家蔬食，诵经三十余万言。佛教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二）故事性的加强；（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四）词汇的扩大；（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起源于原始图腾宗教崇拜。经先秦两汉的神仙方术学的培育而形成。它推崇老子和庄子，但是把他们当成神仙，这和玄学在性质上不同。道教的教义和佛教完全不同，它不否定现实生活，相反要以各种方术帮助享乐，即能给与虚幻的满足，又具有实用性，因此信奉者颇多。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许多游仙诗，跟道教的影响有关。总之，这个时期无论在思想上、文化上都是一个大变革的时期。社会思潮和学术文化的多样化，有力的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的诗，郦道元、杨衒之的定景文，云冈、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闳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和趋向。在文学上的具体表现上：（一）文学进入自觉的阶段，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二）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人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因素；（三）语言形式美的发现及其在文学上的应用。从文体发展来看，五言诗得到发展并达到强盛；七言诗确立；骈文兴起；汉大赋演变为抒情小赋；出现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魏晋南北朝文学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主要特征：文学的自觉鲁迅在他的著名论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　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文学的自觉”是本时期文学的最主要的特征。而此前，汉代的文学观念，典型地体现在《毛诗序》当中：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教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汉人仅仅把文学看成是“助人伦，成教化”的工具，并没有认识到文学自身的独立价值，文学家本人也难免有一种自卑感，认为辞赋属于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统治者更是将文人当作“倡优犬马”畜之。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对文学的重视和文学观的发展。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他所说的文章，不仅包括政治、伦理等方面的文章，还包括诗、赋等文学作品。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将文学提高到“大业”、“盛事”的高度来看待。这个情况与汉代作比较就可以看出区别。汉武帝虽然也喜欢文学，他的身边确实也聚集了一批文学家，但只不过是“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司马迁《报任安书》）。而他的喜欢文学，更多的是注重文学作品的娱乐消遣作用。所以说，汉代文学还未走向自觉，还未取得完全独立和高尚的价值与地位。对文学的重视还表现在一些学者文人对文学作品的收集、整理、编辑和品评。如梁太子萧统编的《文选》，南朝陈代徐陵编的《玉台新咏》，钟嵘的《诗品》等。　　文学观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文学批评理论的繁荣。一些文学批评家著书立说，专门对文学就行品评、研究。这方面的主要论著有：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其主要贡献在于：（一）论述了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二）总结了许多宝贵的文学创作经验，揭示了创作活动的奥妙，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论。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有了对各种体裁的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新的文学思潮，就是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求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及价值。《文选》列各种文体为37类，《文心雕龙》把文章分为33类，而且将这些类又归纳为两大类：文与笔。《文心雕龙》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里所说的“文”，主要指诗赋等注重文采、抒情体物的文体；“笔”，主要指论说、表章等实用的文体。虽然这样的分法只是从有韵无韵上考虑，但毕竟已经注意到了各种文体的特点和性质。　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曹丕《典论•论文》说“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善实，诗赋欲丽”；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丽，赋体物而浏亮”；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的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而梁元帝萧绎的《今楼子•立言》，对文笔的划分更准确了：　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若文者，惟须绮穀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里，他认识到“文”的特点有三：美的辞采、美的声调音律、能够打动人的心灵。他是从审美特征来认识文学的，比较直接的抓住了文学的本质特征。已经跟我们今天对文学的认识几乎一致了。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不但表现在理论的创新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创作实践中追求美的创造。表现在：　　一是开拓了一些新的题材。陶渊明创立了田园诗，谢灵运、谢朓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这些都是表现自然美的；梁代宫廷里出现了“宫体诗”，主要是表现女性美的；边塞诗也始于南北朝。　　二是文学形式的更新演化，也反映了一种对美的追求。拿诗歌来说，古体五言诗在汉代已经成熟，经过建安诗人和阮籍等人的创作，在内容、手法等方面又有新的发展和丰富；七言诗在汉代产生，但数量极少，到了曹丕的《燕歌行》，可以看到明显的进步，南朝的鲍照又创立了以七言为主的杂言乐府歌行；齐“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最美的诗歌样式——格律诗即将出现。三是追求修辞的华美。这与文学观的发展是一致的。曹植的诗歌开始讲究词采华美和对仗工整，开始着意于炼字造句。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公宴》）此后太康诗人、南朝诗人大多着意于此，成为一种时尚。第四，注重文学与哲学的结合。文学与哲学结合这一特点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比较明显，但严格讲，先秦诸子散文不是文学作品。而哲理诗在先秦两汉时较少见。到了汉末，从古诗十九首起，诗歌中已经有了哲理化的因素。到了魏晋时期，文学与哲理的结合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新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与当时玄学有关，另方面与作家个人的经历有关。从根本上说，是作家个人意识加强，重视个体价值的结果。本时期的哲理诗，以阮籍、陶渊明的成就最高。这一种文学与哲学的结合，给中国古代文学的面貌带来了极大的改变。这使文学（主要是诗歌）摆脱了简单的、就事论事的反映现实的传统，表现了作者更为深邃的心理活动，并把读者带入到一个更高层次的思考。诗歌的内涵，由此变得更加丰富、深沉、厚重了。总之，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史上文学的自觉时代，是文学的各方面都富于创新精神的时代。尽管这个时期的文学还不是很成熟，但是它为后代的文学确立了一些重要的原则，提供了多样的发展空间，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为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