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为何在五四时期活起来了

學術論文白話文為何在五四時期「活」起來了？●黃　華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14年4月號　總第一四二期摘要：清末白話報刊以開通民智為目的，但在下層民眾中其實影響有限。即使如《京話日報》者在晚清獲得巨大成功，但在民國復刊之後聲勢也大不如前。然而為何五四時期胡適、陳獨秀諸人宣揚的白話文在短短兩三年之內就「活」起來了？本文從五四「青年」的歷史培育及特點、清末民初白話報刊的起落和接受群體的變化之間的關係等因素，來探究五四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之「快」的原因。本文認為，清末以來「青年」群體的孕育以及他們在五四時期希冀某種表達和行動的出路，最終打破地域的限制，實現南北呼應，為白話文從「倡議」快速轉化成「現實」增添了強大的助力。關鍵詞：白話報刊　白話文　書寫權力　青年　五四1901年，《無錫白話報》創辦人裘廷梁雖提出「崇白話而廢文言」1，但在當時少有應和者。清末白話文運動的提倡者也極少存在以白話代替文言的觀念衝動，若不是來自胡適「異域的引爆」2，恐怕陳獨秀諸人仍舊浸淫在由文言文延伸出來的自戀式麻木中。1916年10月，胡適在《新青年》登出〈寄陳獨秀〉，又在1917年1月刊出〈文學改良芻議〉，大力提倡白話文；陳獨秀隨即在同年2月發表〈文學革命論〉和之，白話文的興起才蔚然成勢3。後來，陳獨秀在答胡適的一封信中以「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的「最後之因」來解釋白話文的勝利，而胡適反對陳的這種唯物史觀，在對白話文的歷史、當時的政治形勢作出一番闡述之後，加了一句：白話文的局面，若沒有「胡適之陳獨秀一班＊ 本文為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五四白話文運動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傳播學考察」（專案編號：13YJC860012）的研究成果。c142-1309003.indd5514年4月3日上午11:5956 學術論文人」，至少也得遲出現二三十年4。其實，當時白話文自身尚處於貧乏、爭議之中，但為何在短短兩三年內竟能撼動盤踞千年之久的精緻文言文？這一勝利的果實來得過於迅速，淹沒了為文言文辯護的微弱之聲，以致像胡適這樣嚴謹、溫和的學者竟也因此沾沾自喜。對於五四白話文為何能夠迅速取代文言文，學界主要有以下幾種說法：其一，從歷史源流來看，有「沒有晚清，何來五四」說。此說提出者有夏曉虹、吳福輝、胡全章等學者，認為清末白話文、白話報刊、新文體的發展有利於白話文的演進，而由此培育出的大量讀者又為五四白話文的接受奠定了群眾基礎。袁進認為五四歐化白話文的起源可追溯到近代來華的傳教士，實際上也可以納入到此論之中5；其二，從白話文體的視角出發，陳平原認為清末以來的演說之風，在章太炎、梁啟超、劉師培、魯迅、胡適等人系統講授中國文化的過程中，使日後「白話」成為有效的述學工具，提升了白話文的學術含量6；其三，從語言和意識形態的關係來看，德國新銳漢學家白莎（ElisabethKaske）提出五四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並非是孤立的語言事件。長期以來，文言文和儒家意識形態捆綁在一起。袁世凱濫用儒學為其恢復帝制披上合法化的外衣進一步加劇了儒家教育系統的崩潰，也波及到文言文的存在地位7。以上研究中，第一，「沒有晚清，何來五四」說的主要貢獻在於解決晚清和五四兩個時期的延續和斷裂問題，但量變導致質變的闡釋具有廣泛性，不能用於特定問題的研究；第二，白話文體的發展角度主要是針對白話文的完善程度而言，其時間跨度早已越過了五四時期，甚至可延續至當下；第三，儒家意識形態在晚清民國時期處於持續衰頹的狀態，但這一態勢難以解釋為何在某一時期促發了語言的更替，所以意識形態和語言的關係只是一個背景因素而已。可見，已有的論述不能有效解釋五四白話文為何在短短兩三年內就取代了文言文。本文從五四「青年」的歷史培育及特點、清末民初白話報刊的起落和接受群體的變化之間的關係等因素，來回答這一問題。本文認為，清末以來「青年」群體的孕育以及他們在五四時期希冀某種表達和行動的出路，最終打破地域的限制，實現南北呼應，為白話文從「倡議」快速轉化成「現實」增添了強大的助力。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對白話文的考察，主要集中在白話報刊中。一　鼓動和開智：晚清白話報刊的「讀者」晚清白話報刊的讀者群構成，是一件耐人尋味的事情。《警鐘日報》在1904年3月曾轉錄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及白話文時說道：「但不認字的人仍然是不懂的，還得認字者唸給大家聽；故此這白話，也是常對着上等人說法的時候多。」8正如李孝悌所說，晚清白話報的實際讀者面並不止於下層民c142-1309003.indd5614年4月3日上午11:59 白話文為何在 57 五四「活」起來？眾，而1900年代的啟蒙運動的對象，不僅在下層社會，也包括了其他階層9。白莎估計，1911年前大約出版了150種白話報刊，其中約有35種白話報刊屬於激進派陣營（如《中國白話報》、《安徽俗話報》、《杭州白話報》、《安徽白話報》、《福建白話報》、《湖州白話報》、《青年愛》等），其讀者群主要是學堂學生，但不能排除一些工人、農民也閱讀這類報刊bk。這一判斷大體不差。各種白話報刊的訂閱者以學堂學生居多，也包括一些閱報社。白話報刊的銷量一般都不大，但銷量小並不代表閱讀者就一定少。學堂訂閱一兩份，可在學生當中傳閱；閱報社向民眾開放，傳閱者人數也比訂閱數多。有些志士考慮到大多數民眾粗識文字或不識文字，對讀報興趣不大，故在閱報社之外設立講演所、演說學會，或在茶社邀請各學堂教員演講bl。很多學生買報的目的是為了家鄉的「婦孺盲塞」，像湖南的學生就曾集資每月買幾百份報紙分送鄉親bm。但也有少數白話報刊的受眾群體大大超越了學生。比如1904年彭翼仲創辦的《京話日報》，銷售量最高時達到一萬多份，「凡言維新愛國者莫不響應傳播，而都下百姓於《京話日報》則尤人手一紙，家有其書，雖婦孺無不知有彭先生。」bn此描述雖略有誇張之嫌，然當時一份報紙的銷量過萬，已經很不容易了，五四時期《新青年》雜誌銷售量最高時也才一萬五六千份bo。不過，報紙和雜誌的讀者群和影響力又有所不同。正如白莎所說bp：革命派陣營看似在早期白話出版歷史中佔據重要位置，其實不然。因為這些白話出版物多為雜誌，而非日報。況且它們的存活周期都很短（大多數不超過一年），當然也有少數例外。所以它們的實際影響力很有限。⋯⋯雖然1905年以後，激進派白話報刊在革命派出版活動中仍然佔據較大部分，但這些後起報刊的影響力皆無法與《中國白話報》相媲美。激進派報刊雖出現在革命活動的中心，如湖北、香港、廣東、上海、安徽和日本，然而大多數是小型出版物，一般和學校或學生圈子多有聯繫，缺少全國範圍的流通網絡。就此而言，一方面，這些白話報刊創辦的初衷是面向無知的大眾，但其後逐漸成為中等學堂、大學堂的學生讀物；另一方面，這些雜誌的書寫形式仍然在文言和白話中交替，而偶爾使用白話只是為了躲避清廷的審查。就它們的政治影響力而言，激進派白話報刊遠不如同類的文言文報刊。《杭州白話報》為激進派陣營報刊c142-1309003.indd5714年4月3日上午11:5958 學術論文白話報刊傳遞的新思想在學生群體中的確引起相當大的關注。胡適從相對封閉的安徽績溪來到上海，不到兩三年的時間，就受到「未知世界」的召喚，雖不曾正式加入革命黨，卻也做了《競業旬報》的編輯，和革命黨人為伍，發表了幾十篇文章bq。由少年胡適的經歷作適當的推想，對現狀產生懷疑並急於接受新思想的學生數量還是不可小覷的。學生還特別注意對下層群眾發動宣傳，採取了各種通俗易懂、為民眾喜聞樂見的形式br。白話報刊雖然語言通俗，但由於夾雜新語詞，民眾並不容易接受其中的新學理、新觀念。從《警鐘日報》登載的信息來看，下層民眾大多時候並未和白話報刊有直接接觸，而是通過學生和志士創立的各種講演會、演書社和閱報社作為中介。名噪一時的《京話日報》援用民間說唱方式傳播報紙，一位叫醉郭的街頭說唱人就深得當時民眾喜歡bs。此外，清末也有不少關於白話、演說、戲曲、圖畫等媒介效果的討論。反而論之，如果白話文的傳播效果不錯，又何需嘗試其他呈現形式或媒介去推廣新觀念？二　清末白話報刊的北移和衰微晚清以來，激進派陣營的白話報刊大多在南方地區出版，多以安徽、江蘇、浙江、福建等為基地，其數量也較為可觀。從1905年開始，白話報刊的出版重心逐漸從南向北轉移，此後幾年乃至民國初年，北方的白話報刊在全國一直佔據領先地位bt。激進派報刊雖在1905年後也於北方地區出版，但其影響力極其有限。白話報刊之所以發生從南到北的地域轉移，主要緣由在於白話多以北方官話為媒介，和南方方言相隔較遠，難以擴散到南方下層民眾當中，而在北方地區，由於少了語言上的障礙，白話報刊較容易為民眾接受。至於激進派白話報刊在南方活躍，主要原因是其受眾群體以青年學生為主。1905年吳樾刺殺出洋五大臣失敗之後，作為革命團體的光復會，其成員對出版事業的興趣下降，逐漸轉向學校教育和地下非法活動ck。白話報刊在南方的出版受到一定影響。報刊、書籍的大量出版，其前提在於存在一個潛在、龐大的讀者市場。激進派白話報刊面向學生群體，其他白話報刊則以下層民眾為對象。激進派白話報刊存活期較短，這不僅與清政府對革命書報的檢查、禁絕有一定關係，也與其自身難以發展出一個較為完善的發行網絡有關。激進派逐漸退出白話報刊市場以及白話報刊的北移，足見北方民眾代替學生群體成為白話報刊的主要接受群體。但一般民眾不一定會主動閱讀白話報刊，否則就無需在京城廣設閱報社、宣講所。具備一定智識能力的民眾往往選擇文言報刊，因為文言文才是「正宗」。北移之後的白話報刊儘管較為貼近當地民眾的生活，但其傳播範圍始終有限；而且，受眾大多數時候也只是扮演讀者的角色，很少會進行白話文形式的寫作。民眾需要被喚醒，但前提是要有催化劑。白話文的接受對象若只局限於一般民眾，就很難打開南北呼應的新局面。c142-1309003.indd5814年4月3日上午11:59 白話文為何在 59 五四「活」起來？三　五四白話文的讀者群胡適、陳獨秀等人倡導的五四白話文運動，一開始並未立刻得到社會的廣泛響應，有論者認為其成功引起關注是《新青年》內部同仁自演了一齣雙簧戲並與林紓掀起罵戰等事件運作的結果。其實，對五四白話文的崛起和《新青年》的「成名史」的認知，多半帶有史家的「後見之盲」cl。瞿秋白1930年代對五四白話文的攻擊，即「現在『新文學』的新式白話，卻是不人不鬼的言語」cm，可以作為反證。瞿秋白指出，對新式白話的掌握，需要相當「博學」的識字程度和具備歐美文法的常識，不是一般民眾所能掌握的；若要系統掌握新式白話，需要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從初級小學到初級中學的教育費用非民眾所能擔負。因此，他批評新式白話造成了「絕種界限」，無法惠及普通民眾，因此呼籲開展第三次文學革命，即「文腔革命」。他指出，五四的文學革命雖也提倡了十二年，但閱讀市場仍被舊式白話小說所佔據，新文學「頂多也不過發展些新式禮拜六的勢力，換句話說，就是投降『舊文學』」cn。作為五四時代的親歷者，瞿秋白的說法至少反證，五四白話文學對於白話文流行的貢獻，並不像五四知識份子及一些史家所宣稱的那樣大。當代學者羅志田也提到：「最接近『引車賣漿者流』的讀者反而在相當時期內並不十分欣賞白話文學作品，張恨水就同樣用古文寫小說而能在新文化運動之後廣泛流行，而且張氏寫的恰是面向下層的通俗小說。這很能說明文學革命的『成功』其實還應做進一步的分析。」co根據當代學者的研究，對於白話文興起貢獻卓著的，並非五四新文學，而是另有他者，主要是鴛鴦蝴蝶派小說。劉禾曾對1930年代出版、由趙家璧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簡稱《大系》）的「建造過程」進行分析，指出《大系》確立了文學史寫作的範式，進一步確立了「五四文學」的合法性地位，把諸如鴛鴦蝴蝶派一類的小說創作排除在視野之外，即便它們還擁有一定的消費人群cp。陳平原認為《大系》使得《新青年》成為繞不過去的主題，我們今天對於《新青年》、文學革命的歷史表述也是受《大系》和《胡適口述自傳》的影響cq。李陀提到，如果以擁有讀者數目來看，舊式白話的寫作明顯佔了上風。但是在文學史的敍述框架裏，五四白話文被視為「正宗」，鴛鴦蝴蝶派則作為「支流」而長期遭到「埋沒」cr。陳建華的研究也指明，雖然原本以文言寫作的鴛鴦蝴蝶派小說在讀者市場上也獲得了成功，但在1920年代面對五四白話文的咄咄逼人之勢卻選擇了改弦更張，一是因為白話當時已成為「國語」，受到政治權力的承認；二是在「新」／「舊」的二元對立之下，文言被認為是「舊文化」的殘餘，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鴛鴦蝴蝶派後來雖改用白話寫作，但是並不完全脫離「文言」的「窠臼」，這種「雙語」（bilingualism）的語言實踐無疑是在五四白話文之外的另一種語言實踐cs。對五四白話文學史的「去神話化」，有利於我們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五四白話文的歷史處境。北京在1905年之後逐漸代替上海成了白話報刊出版的主要陣地。1917年1月、2月在《新青年》接連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c142-1309003.indd5914年4月3日上午11:5960 學術論文命論〉，倡導白話文；幾乎同時陳獨秀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之後《新青年》從上海遷往北京，在北京繼續倡導白話文運動的事業。這裏似乎存在着歷史的巧合。在《京話日報》、《正宗愛國報》等報刊的白話「滋養」下，北京民眾對白話文並不生疏，為五四白話文提供了接受的基礎。但更為重要的是，胡適、陳獨秀等人倡導的白話文運動對知識界的震蕩更為巨大。當年彭翼仲雖創白話《京話日報》，但私下寫的日記、回憶文字大多是文言文ct。可見當時文言文仍然是知識界的書寫媒介，白話文依然只配「下等人」使用。早前激進派陣營白話報刊的閱讀群體主要是青年學生，但隨着白話報刊的北移，報刊中的本地新聞、常識等內容增加，革命、鼓動的成份下降，大部分學生讀者自然流失了。況且將白話文定為啟蒙下層民眾的工具，學生也不能自降身份，「淪為」和一般民眾同樣的智識水平，故也瞧不上白話文。而五四白話文運動則打破了「我們」和「他們」的界限dk，將文言文打入另冊，拔高了白話文的「權勢」，對學生構成了衝擊。胡適晚年曾回憶：「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全國青年皆活躍起來了，不只是大學生，縱是中學生也居然要辦些小型報刊來發表意見。只要他們在任何地方找到一架活字印刷機，他們都要利用它來出版小報。找不到印刷機，他們就用油印。在1919至1920兩年之間，全國大、小學生刊物總共約有400多種。全是用白話文寫的。」dl胡適這裏用了「居然」一詞，帶有些許驚異，卻也點出了五四白話文的主要使用者是「青年」。那為何是「青年」活躍起來？「青年」作為一個社會類別在傳統中國的語境之中是長期缺席的。作為分散的個體，「青年」被龐大的家族吞沒，在科舉征途中耗盡了大好年華。清末教育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改革，使曾經分散的年輕個體集中到學堂、城市之中，在空間上的聚集和在思想上的共鳴，使他們集結變成學生階層，游離在傳統的社會結構之外。在清末過渡時期，學生階層內部年齡結構差距過大、成份複雜、舊學水平不一，但被「學生」這一名詞大而化之。經過十多年的新陳代謝，「青年」的成份愈加「純淨」，在五四時期成為正式的社會力量登上了歷史舞台。如陳映芳所說：「《新青年》的發刊被看作是『青年』這一社會角色類別形成的象徵。」dm社會結構、制度環境的變化逼出了「青年」這一群體，其身上更多的是負載着國族再興的使命。在這個意義上說，「青年」在中國，不單只是人類學、社會學意義上的分類，它的政治意味遠遠超過了其他含義。四　五四「青年」與現實的緊張白莎指出，清末激進派白話報刊最顯著的貢獻在於，作為這類報刊的主要讀者，年輕學生早年接觸白話文，最易受到十來年後五四運動的影響，成為運動中的活躍群體dn。但這一說法不能充分解釋這群成長為五四「青年」的清末學堂學生和民國初期更為年輕的學生為何是五四白話文的積極使用者。c142-1309003.indd6014年4月3日上午11:59 白話文為何在 61 五四「活」起來？蘇雲峰所使用的科夥分析法（Cohortanalysis，又譯為「年齡組分析」）或許能幫助我們揭開這個疑團。根據蘇雲峰歸納，民初知識份子可分為五組科夥，即1860年代、1870年代、1880年代、1890年代和1900年代出生組。然後，他排列了這些年齡組在如下三個重要歷史時刻的年齡結構，即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1919年五四運動、1927年的北伐統一。1870年代組以梁啟超（1873年〔出生年份，下同〕）、王國維（1877年）、陳獨秀（1879年）等人為代表，接受完整的舊式教育，但也零星地接受了一些新教育；1880年代組以魯迅（1881年）、馬寅初（1882年）、沈尹默（1882年）、江亢虎（1883年）、蔣夢麟（1884年）等人為代表，接受過完整的舊式教育，但在1905年廢科舉時正是16至25歲的青年，有學習新知識的潛力與機會；1890年代組以胡適（1891年）、陶行知（1892年）、梁漱溟（1893年）、羅家倫（1895年）、傅斯年（1896年）等人為代表，沒有傳統功名，而在五四時期正值中學至大學階段，少數人當了教授，是思想較激進的一群，也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鋒；1900年代組，在五四時期年尚幼小，至北伐時期，始成為政治激進運動的群眾基礎。在蘇雲峰看來，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以後，新一代的知識份子始告誕生。至民國後，整個知識階層之結構重心，由「舊士紳」與「新士紳」轉向新知識份子群do。清廷在1900年代正式開始了教育制度化的嘗試。清末興辦新式學堂、改革課程、改換教科書，實際上是對本土知識的有選擇的廢棄，西學在新學堂科目設置中佔據了一定的比重。對1870年代組和1880年代組來說，其中很多人都獲得過功名，身處1900年代多事之秋，又逢廢除科舉制，這些人轉投新學堂，赴日留學，如陳獨秀、魯迅等人。日本的近代化經驗和個體的文化歸屬感在他們身上形成了內在的衝突，表現之一就是在日本和國內創辦白話報刊的留學生，其白話文實踐都借鑒了日本語言近代化運動；即便如此，他們還是不能完全放下文言文而全部投入白話文的書寫。1890年代組成員在接受教育的黃金階段，直接經歷了這場變革，他們不再只是受到傳統知識的薰陶，而是要學習西方的各種新知。1890和1900年代兩組則直接背負了教育制度改革的後果。在蘇雲峰看來，1880和1890年代兩組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扮演了重要角色。事實上，1880年代組中的大部分人以及1890年代組中的一小部分人在五四及以後都進入了上層精英社會，但兩組中的大部分人在五四及以後都還在向精英社會層級艱難地攀爬。他們剛剛在五四年代嶄露頭角，在其後的政治運動中「大放異彩」。1900年代組在1919年的年齡是10至19歲。按照1912年頒布的「壬子癸丑學制系統」，七歲為正常的初等小學入學年齡，四年初等小學和三年高等小學合計要七年，小學校學生年齡在7至13歲之間；中學校要四年，故中學校學生年齡在14至17歲之間dp。所以，1900年代組在五四時期一般就讀於小學和中學。蘇雲峰還提到另一統計數據，僅1922年，全國16省份就發生學潮106次之多，以江蘇、浙江與北京為多，而發生於中等學校者佔67%，大專學校佔23%，小學佔10%dq。由此可見，1900年代組的力量也是不可小覷的。c142-1309003.indd6114年4月3日上午11:5962 學術論文少年胡適求學上海的經歷是一部分同代人的縮影。上海的梅溪學堂、澄衷學堂都較為側重英文、算學，中國公學在胡適眼裏「英文數學都很淺」。論國文水平，胡適的「國學」在那時也並不高明，在上海卻一向以國文吃香，可知那時十里洋場的國文已大為衰落，而在國學系統內部，「漢學」也已不太時興了dr。漢學教育因為西學教育的興起漸漸不受人們重視，這樣學生的中文底子就不比從前，可是西學教育又跟不上，於是就出現了知識承接的「斷層」。除非是有一定家學淵源的人家，在重視西學的同時也比較重視漢學，其子弟的國文水平也就不弱，比如馮友蘭（1895年生）ds。但若是一般人家，就很難有此學漢文的堅定想法，如羅志田所言：「那種眼睛盯着少數不世出的精英份子的中國傳統教育，只有在與口岸沒有怎麼『接軌』的鄉間還基本存在。」dt中西知識的「接軌不良」造成了教育水平的下降，學生的國文和西學程度都不高。對於在1900年代正值成長時期的年輕學生來說，不中不西的教育使他們既無法躋身於文化階層的上流，也無法甘心沉寂於日常無趣的瑣碎。失去了科舉的進階之道，又沒有退而耕讀的後路，學生未來的出路實是渺茫。像胡適這樣能夠獲得獎學金赴美留學的，或者民國之後能夠考取類似北京大學這樣的高等學府繼續深造的學生人數是極其有限的，大多數學生都處於上不上、下不下的狀態。從小學堂、中學堂畢業之後，他們該往哪裏走？只能等待某一時機的到來以逃脫人生的困境。以張靜廬（1898年生）為例，九歲進演進小學，在第六年「沒有福氣進中學」，又在小學裏待了一年，此後就在社會上營生。因未能適應傳統的生計，職業換過四五回，一份職業也從未堅持過一年，所以在老家被人看不起，但又自恃甚高。在人生苦悶之際，五四運動的風潮起來了，在他看來，這是生活的希望所在：「像我這樣抱着一肚子抑鬱，燃沸了一身熱血的青年，更賦予莫大的同情。再也不願忍受下去了，我要衝破這封建的藩籠，我要改造惡劣的環境，用我的血和力，創造新生命。」ek據桑兵統計，辛亥時期國內學生在300萬人左右，幾乎是1905年的十二倍。1921至1922年中華基督教教育調查團的報告表明，五四前夕中國學生總數為570,4254人el。1900至1910年代的中國社會該如何消化如此龐大的社會群體呢？這些學生有一定的知識能力，不像底層民眾那樣安於本分；極易將自身的處境轉嫁為對社會的不滿，也因此伺機尋求改變現狀的機會。胡漢民在1927年就說：「他〔青年學生〕的生理上的要求，只是使他好動而惡靜，只要給他滿足了，就可算得是『得遂其生』；如果遇着環境的障礙，給他一個不滿足，他便不知不覺的起了心理的煩悶。心理的煩悶一起，他便不自不覺的埋怨一切的環境，詛咒一切的制度和習慣。」em很顯然，當時中國尚未提供給青年足夠的發展空間——無論是智識教育，還是人生機會。青年的出路何在？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中對「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硎」的禮讚還尚未褪去光芒en，青年對自我的期許和抱負同現實的落差無疑會招致無盡的煩悶。他們的出路亦或走向如胡漢民所擔心的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或是憤世自殺，又或是加入黨c142-1309003.indd6214年4月3日上午11:59 白話文為何在 63 五四「活」起來？派另覓出路。如王奇生提到，「真正積極主動投入革命黨懷抱者，大多是那些『有些知識而又沒有充分知識』的青年。」eo二十世紀初以來，「學生」、「少年」以及「青年」被賦予較高的社會地位，被普遍地視為對國家前途擔負獨特義務的群體，而年輕人也開始將承擔上述義務視為己任ep。社會對青年學生的「角色期待」進一步加大了期待與現實的落差，以致這種落差漸漸轉化為青年對整個社會、制度體系的不滿。這種結構、情感上的壓抑需要一個表達的出口，或者說青年人需要以某種口號向大眾宣示他們的「存在」，還要佯裝啟蒙的姿態以滿足內心對自我的期許。在五四時期，學生創辦白話報刊的熱情，各種「表達」的展示暗示了蠢蠢欲動、蟄伏已久的欲望將以文字的形式訴諸於眾，而話語離行動也就僅一步之遙。五　書寫權力的下放：五四白話文和「青年」五四運動爆發之前，日本提出的企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密約和巴黎和會的失敗，進一步激發了青年心中的不滿和激憤。據統計，從1919至1928年的十年間，發生了248起學潮（含學運）。呂芳上曾將學運分為四個階段：五四式學運時期（1919-1922）、學界與北京政府對抗加劇時期（1923-1924）、政黨運動學生時期（1924-1927）、學運消沉與中挫時期（1927-1929）eq。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924年國民黨改組，至少在1921年以前學生還未被政黨勢力拉攏。到了1924年以後，學生和政黨的關係日益密切。王奇生認為：「民國初年的各種政黨實際上均是新舊上層精英在唱和，中小知識青年無緣也不夠資格參與；當孫中山宣布改組國民黨，國民黨宣布要面向大眾，由一個封閉型的精英組織改組為一個開放型的群眾組織時，試想這對中小知識青年們來說，該是多好的一次參與政治和躋身精英之途的機會啊！」er在1919年前後，青年還未積極參與政黨活動，在投身革命創造激揚人生之前，他們借助白話文首先實現了文化權力的翻轉。清末興學堂、廢科舉，斷了眾多士子的晉升之路。清政府放寬學齡限制，讓之前還在為科舉奮鬥的士子「回爐再造」，緩和科考終結之後的失落、迷茫、無望的心理狀態。所以，清末的學堂「學生」，「年紀偏大的現象十分普遍」，「小學以童生為主，中高等則生員居多」es。民國成立後，壬子癸丑學制的制訂，限定了各個階段的入學年齡，加上清末學堂對大齡學生的吸納和消化，適齡學生人數逐漸佔據了主導。和清末的士子學生相比，1890和1900年代兩組中的大部分成員古文基礎較為薄弱，即使勉強能夠進行自我表達，也很難獲得上流知識階層的認可。在五四白話文運動之前，文言文的寫作是個體文化身份的標識。1919年蔡元培在回答林紓對白話文的責難時就為胡適等人辯駁說：「提倡白話的教員，皆博學而長於文言。」et白話文運動的發動者都諳熟於文言文、「舊」文化，這種知識能力也為胡適、陳獨秀等人增加了取勝的籌碼。因而對於大多數1890和c142-1309003.indd6314年4月3日上午11:5964 學術論文1900年代兩組的成員來說，古文是他們獲致認同的障礙之一。缺乏個體的表達自信，即使心有所繫，也難以有底氣去啟蒙一般之人，更何況要同知識階層的上流人士「爭權」？羅志田用「邊緣知識份子」概括近代中國特別是民國初年的各邊緣人集團中介於上層讀書人和不識字者之間的群體fk。中學、西學都沒有經過系統訓練，沒有機會繼續升學或出國留學者，皆是「邊緣知識份子」。但這一群體又粗通文墨，接受各種新思想，不甘沉淪墮落，是沉潛在地表之下的被壓抑的暗流。毫無疑問，五四青年大多屬於「邊緣知識份子」的範疇。在中華帝國，文言文作為承載儒家意識形態的書寫形式和科舉制度一起，為大量士子進入士大夫階層把關。當梁啟超的「新民體」橫空出世之時，引起老輩士人警覺，以「野狐」詆譭之fl，原因在於夾雜新語詞的新式文體是針對知識階層，而非如清末切音字、白話文僅以下層民眾為對象，這極大挑戰了固守儒家精義的文言文，繼而侵犯了士大夫的權威。所以，書寫是區隔邊緣和中心的基本條件。五四青年需要一個新的書寫「出口」向社會表達他們的真實存在，胡適倡導的白話文無疑是他們的「福音」。胡適在其晚年回憶中還這樣說道：「這國語就簡單到不用教就可學會的程度。它的文法結構甚為簡單。我們已經從這些小說裏不知不覺地學會了一種語言，一種有效的（文學）工具。我們只要有勇氣，我們就可以使用它了。後來事實證明我這句話是正確的。」在提及文學革命之所以比較成功的因素時，胡適認為「白話文本身的簡捷和易於教授」是最重要的因素，「這種語言可以無師自通。學習白話文就根本不需要甚麼進學校拜老師的。」fm五四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無疑將書寫的權力下放到邊緣知識份子身上，他們不再因書寫的規制而被隔絕於主流文化之外。五四白話文運動掃除了設置在知識階層中心和邊緣的語言障礙，為五四青年挑戰上流知識階層提供了可能。五四時期學生創辦白話報刊的活躍程度，說明他們找到了表達的自信，也急於表達以告知世人。張國燾描繪了那個年代讀書人之選擇辦刊物，差不多成為「行動的第一步」：「要救國，就要組織團體，發行一種刊物，作為行動的第一步。當時這種組織小團體的想法頗為流行，不少有抱負的青年都想借以一試身手，登高一鳴。」推而論之，整個新文化運動即是以出版事業為基礎的fn。反過來想，若沒有白話文提倡在前，五四時期的出版事業會如此繁榮嗎？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運動」能夠風生水起，不能脫離校長經亨頤的國文教育措施，起用號稱「四大金剛」的國文教員劉大白、陳望道、夏丐尊和李次九，這四人合擬了「國文教授法」，以教讀注音字母，講授白話。在呂芳上看來，一師學生學習白話文以後，在校內外刊物上表情達意，直抒胸臆，大膽破新，勇於創新fo。由此才有了浙江督軍、省長專門致電北洋政府禁止白話文的行徑，這就足以證明白話文在運動中的效力。學生可以直接表達心中之感想，可以直接挑戰守舊派。若換做文言文，先之乎者也一番，還要講究措辭，恐怕文辭尚未及半，激情就早已化為烏有了。更何況對出生於1890年代乃至更晚的學生而言，能否掌握文言寫作還成問題，何談直抒胸臆乃至創辦報刊呢？c142-1309003.indd6414年4月3日上午11:59 白話文為何在 65 五四「活」起來？正如王奇生所說：以往只有熟讀文言或洋文者才能躋身於新舊精英行列，如今做白話文也能與上層精英一比高低fp。羅志田指出，「這些邊緣知識份子在窮愁潦倒之際忽聞有人提倡上流人也要做那白話文，恰是他們可以有能力與新舊上層精英競爭者。轉眼之間不降絲毫自尊就可躍居『上流』，得來全不費工夫，怎麼會不歡欣鼓舞而全力支持擁護！」fq白話文對於五四青年來說，無疑是他們「翻身」的契機，創辦新報刊又能提供新的就業機會，這簡直是一舉兩得的妙事。張靜廬從家鄉到上海，擔任《救國日報》的編輯，暗自慶幸道：「我的吃飯問題總算暫時有了解決。」fr愈是靠後的年代組，和傳統的關係愈加淡漠，其知識構成和人生境遇極易使他們傾向於採納「全盤性的反傳統主義」fs，而不顧這一觀念可能產生的巨大的文化創傷。此外，也有極度自私者，只要能改變自身遭際，便會積極參與革命投機。五四白話文事先為之後上演的無數場革命預熱，胡適忽視了白話文的走向及可能造成的歷史後果，否則他也不會將此「事迹」不斷述說。六　餘論清末白話報刊聲稱要開通民智，但激進派白話報刊到後來還是以學生為主要閱讀群體。即使如廣受都下百姓歡迎的《京話日報》，也採用貼報、講報、民間說唱、成立閱報社等形式推廣報紙。這間接指明了白話文若只是以下層民眾為目標對象，很難開創局面。其中原因固然有胡適提到的「我們」和「他們」的區別，但更為重要的是暗示了一般民眾不是沉悶社會的突破口，在「無聲的中國」需要找到足夠猛烈的催化劑。五四白話文的接受群體，不是胡適所設想的「一般之人」ft，而是經歷清末教育制度改革、經受危機時局、承受社會結構變遷施加於個體的種種壓抑的「青年」。青年不僅僅是白話文的閱讀者，也是白話文的創作者。正好藉着五四運動的契機，青年借白話文的書寫打破民初以來的沉寂狀態，一時之間白話文的生長勢頭對文言文構成了嚴重的挑戰。如果空有胡適諸人的紙面文章，沒有廣大青年的廣泛響應和使用，白話文不可能在兩三年內就「活」起來。1920年代政黨力量開始了對「青年」的爭奪，五四運動漸漸由一場文化運動走向了政治運動。處於理想和現實的衝突中，廣大青年積極參加政黨政治，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在某種意義上說，掌握白話文書寫的青年更為接近一般民眾，他們對白話文的改造也漸漸脫離了胡適等人設定的軌道，變得更加貼近民眾，或更為粗鄙化，以動員民眾參加革命。在二十世紀大部分的時間之內，中國社會都要面臨革命和動員的問題，語言也不例外，甚至成為動員的關鍵性力量之一。五四白話文尚未充盈和豐富，就被「運動」勢力推向了前台，在1930年代又遭致否定。1930至1940年代以後，白話文的政治性壓倒了一切，也愈加喪失了語言的芬芳。c142-1309003.indd6514年4月3日上午11:5966 學術論文註釋1 裘廷梁：〈論白話為維新之本〉，載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上冊（北京：三聯書店，1960），頁39。2 民國以後，語言運動在國內較為沉寂的幾年中，胡適就已經開始探討標點符號、句讀等問題，並和留美學生梅光迪、任鴻雋等人就文學革命、白話詩等論題進行文字上的往來。在羅志田看來，胡適、陳獨秀後來的合作，將文學革命的影響力擴散到了留學圈子之外，也意味着留美學生與國內思想言說（discourse）的銜接。參見羅志田：《再造文明的嘗試：胡適傳（1891-1929）》（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124。3 胡適：〈寄陳獨秀〉、〈文學改良芻議〉及陳獨秀：〈文學革命論〉，載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3-5、6-15、15-18。4dk　胡適：〈中國新文學運動小史〉，載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123；117。5 夏曉虹：〈五四白話文學的歷史淵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5年第3期，頁22-41；吳福輝：〈「五四」白話之前的多元準備〉，《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年第1期，頁1-12；胡全章：〈白話文運動：沒有晚清何來五四〉，《貴州社會科學》，2012年第1期，頁32-37；袁進：〈重新審視歐化白話文的起源——試論近代西方傳教士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文學評論》，2007年第1期，頁123-28。6 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文學評論》，2007年第3期，頁14。7bkbpckdn　Elisabeth Kaske,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Chinese Education, 1895-1919 (Leiden: Brill, 2008), 203; 200, 223; 200, 201; 183; 468.8 〈文明野蠻全在有無教育〉，《警鐘日報》，1904年3月13日。9bmbn　參見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25；25；20。bl 參見〈講演小說所之組織〉、〈創設演說會〉、〈有益茶社〉，《警鐘日報》，1904年9月24日、10月24日、11月21日。bo 「《新青年》愈出愈好，銷數也大了，最多一個月可以印一萬五六千本了……」參見汪原放：《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上海：學林出版社，2006），頁33。bq 胡適：〈四十自述〉，載《胡適文集》，第一卷，頁85。breles　參見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229-30；139、2；146、147。bs 彭望蘇：《北京報界先聲：20世紀之初的彭翼仲與〈京話日報〉》（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頁132-35。bt 胡全章：〈附錄三〉，載《清末民初白話報刊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頁443-44。cl 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以《新青年》為視點〉，《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頁21-40。cmcn　瞿秋白：〈鬼門關以外的戰爭〉，載倪海曙編：《中國語文的新生：拉丁化 中國字運動二十年論文集》（上海：時代書報出版社，1949），頁25；18-19。co 羅志田：〈文學革命的社會功能與社會反響〉，《社會科學研究》，1996年第5期，頁88。cp 劉禾：〈「中國新文學大系」的製作〉，載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 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北京：三聯書店，2008），頁310、330。cq 陳平原：〈思想史視野中的文學——《新青年》研究〉，載《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109。c142-1309003.indd6614年4月3日上午11:59 白話文為何在 67 五四「活」起來？cr 李陀：〈汪曾祺與現代漢語寫作——兼談毛文體〉，《花城》，1998年第5期，頁129。cs Jianhua Chen, “Canon Formation and Linguistic Turn: Literary Debate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49”，in Beyond the May Fourth Paradigm: In Search of Chinese Modernity, ed. Kai-Wing Chow et al.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8), 51-67.ct 參見姜緯堂、彭望寧、彭望克編：《維新志士愛國報人彭翼仲》（大連：大連 出版社，1996）。dlfm　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載《胡適文集》，第一卷，頁332；332、335。dmep　陳映芳：《「青年」與中國的社會變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頁48。dodq　參見蘇雲峰：〈民初之知識份子（1912-1928）〉，載《第一屆歷史與中國社會變遷研討會論文集》，下冊（台北：三民主義研究所，1984），頁379-81；391。dp 璩鑫奎、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頁652。dr 羅志田：《再造文明的嘗試》，頁46。ds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聯書店，1984），頁6。dtfkfq　羅志田：〈知識份子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份子的興起〉，載《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頁201；216；228。ekfr　張靜廬：《在出版界二十年》（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43-44；44。em 胡漢民：〈青年的煩悶與出路〉，《中央半月刊》，第4期，1927年8月1日，頁1。en 陳獨秀：〈敬告青年〉，載任建樹、張統模、吳信忠編：《陳獨秀著作選》，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頁129。eoerfp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頁36。eqfo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頁17、27；124-25。et 引自周策縱著，陳永明等譯：《五四運動史》（長沙：嶽麓書社，1999），頁97。fl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長沙：嶽麓書社，2010），頁81。fn 參見章清：〈五四思想界：中心與邊緣——《新青年》及新文化運動的閱讀 個案〉，《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頁59。fs 「全盤性的反傳統主義」由林毓生提出，意即「以全盤拒斥中國過去為基礎 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是現代社會和政治變革的根本前提」。林毓生認為全 盤反傳統主義觀念的萌生，其根源在於傳統思維模式依然佔據知識份子的思想 中心。唯智論、整體主義等觀念，堅持先改變思想世界，繼而才能改造現實。 按此邏輯，當時的知識份子如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的反傳統行為卻是在傳統思維模式的引領之下，可是他們並不自知。參見林毓生著，穆善培譯：《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頁10。ft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載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三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237。在此文中，胡適援引民初記者黃遠庸的話：「當使吾輩思潮如何能與現代思潮相接觸，而促其猛醒。而其要義須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黃　華　福建師範大學傳播學院講師c142-1309003.indd6714年4月3日上午1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