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官员择宅与城市空间之关系初探_以白居易的宅第变迁为中心_吴孟显

古都名城研究2010年6月第9卷第2期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ofSanmenxiaPolytechnicJun.,2010Vol.9,No.2一、引言目前，关于唐代长安城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不仅有考古调查的研究，也有利用文献的研究，而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已有向深层次、多角度、细密化发展的趋势。然而，就目前而言，大量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唐代长安城的选址、位置变迁、布局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都城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城市建筑、帝王宫殿等方面的研究，而对于诸如居民住宅、城市形态、城市空间、城市景观等方面的研究，虽然也有不少成果，但还是相对薄弱。城市居民作为城市人口的主体部分，他们的生活状况反映着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因此，其住房状况也是反映城市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唐代长安，居民的住房状况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在长安城中的居住是否稳定？是否经常性的进行迁移？影响其进行迁移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与城市的空间是一个怎样的关系？这都是很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的问题。而官员作为唐长安城居民中最重要的一个群体，其宅第占了长安城住宅一个相当大的比例，尤其是由于资料记载的特点，现存能确定确切位置的1430处住宅中，大多属于官员和贵族的宅第①。因此，官员对住宅的选择也成为目前研究唐代长安城住宅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白居易对住所的几次选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白居易历经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文宗、敬宗、武宗七朝，因此也多次在京为官，据《唐两京城坊考》载，白居易在长安城中“始居常乐，次居宣平，又次居昭国，又次居新昌”[1]，有过四次择宅的经历。为此，本文拟从白居易的住宅选择资料入手，结合唐长安的里坊制度及相关研究成果，以个案研究和典型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的方法，对唐代官员择宅与城市空间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个初步的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二、唐长安的里坊和白居易的宅第唐长安城继承和发展了前代都城市民居住区按坊里划分的制度，在外郭城中列置诸坊，作为都城百万人口住宅的分布区，这种坊里布局及结构严密而整齐，犹如一个个方块形的居住小区。唐代官员择宅与城市空间之关系初探吴孟显（揭阳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揭阳522000）摘要：官员作为唐代长安城居民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其日常生活与住房状况从某一侧面反映了长安城别具一格的城市景观。本文结合唐长安的里坊制度等资料，从白居易的宅第变迁入手，以个案研究和典型分析的方法，对唐代在京官员的住宅选择与城市空间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个初步的探讨。结果表明，唐代官员对住宅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空间距离、区位环境和社会空间等因素的影响。关键词：唐代；长安；择宅；城市空间；白居易中图分类号：K921.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123（2010）02-0071-05收稿日期：2010-03-08作者简介：吴孟显（1984—），男，福建泉州人，揭阳职业技术学院助教。———以白居易的宅第变迁为中心①此数字乃根据张永帅《唐长安住宅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的最新统计，其数字主要是依据《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和一些碑志资料统计而得。71唐代官员择宅与城市空间之关系初探长安城内的“坊里”是由外郭城中的东西向十四条大街、南北向十一条大街交叉分割而成，隋文帝初建大兴城时将此棋盘式网格区域定名为“坊”，炀帝时改称“里”，唐时又称“坊”。因此，在唐人诗文中常可见到“里”、“坊”并用的情形。唐长安城到底有多少“里坊”，历来众说纷纭。或云110坊，108坊，109坊，莫衷一是。据考证，随着都城建设的发展，长安城里坊之数前后是有变化的，大的增减变化大致有三次。隋朝初建到唐初时的坊里数为109另2市，以朱雀大街为中心，街西55坊加西市，街东54坊加东市。经过唐高宗修建大明宫等之后，从高宗到开元初时，长安城共有里坊110坊另2市。又经唐玄宗建兴庆宫后，合计全城共有109坊另2市，这是从开元二年以后长安城中的坊里之数，经此变故，长安城坊里之数基本再无变化。唐长安城里坊分布及白居易住宅迁移示意图如前所述，白居易在长安城中有过四次择宅（见上图），具体如下：（一）贞元十九年（803年），白居易三十二岁始入长安。未有住宅时“与周谅等人同居永崇里之华阳观，至选授校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郎乃居常乐里，盖此为卜宅之始也”[1]。白居易有诗云：“……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三旬初入省，因得养顽疎。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既无衣食牵，亦少人事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勿言无知己，躁静各有徒。兰台七八人，出处与之俱。旬时阻谈笑，旦夕望轩车。谁能雠校，闲解带卧庐。窗前有竹阮，门外有酒沽。何以待君子，数竿对一壶。”[2]又《养竹记》曰：“……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萃选及第，授校书郎，始于长安求假居处，得常乐里故关相国私第之东亭①而处之。明日履及于亭之东南隅，见丛竹于斯。枝叶殄瘁，无声无色。询于关氏之老，则曰：‘此相国之手植者，自相国捐馆，他人假居’。”[2]据此，白居易在长安所拥有的最早宅第当是在常乐里，时为贞元十九年（803年），官居校书郎。但其宅第非常简陋，土墙不过及肩。白居易在此只住了一年，贞元二十年（804年）就移家秦中，卜居渭上。（二）元和年间，白居易移居宣平坊。白居易《襄州别驾府君事状》载：“……夫人彭城之功封颍川县君。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殁于长安宣平里第，享年五十七。其年十月八日，从先府君祔于皇姑，焉有子四人。长曰文前，饶州浮梁县主簿；次曰居易，前京兆府戸曹参军、翰林学士……”[2]卷46文中之“夫人”即白居易之母，《旧唐书·白居易传》载：“五年，当改官。上谓崔群曰：‘居易官卑俸薄，拘于资地，不能超等，其官可听自便奏来。’居易奏曰：‘臣闻姜公辅为内职，求为京府判司，为奉亲也。臣有老母，家贫养薄，乞如公辅例。’于是，除京兆府户曹参军。六年四月，丁母陈夫人之丧，退居下封。九年冬，入朝，授太子左赞善大夫。”[3]《白氏长庆集》还有初除户曹喜而言志诗。可见在元和六年之前的一段时间内，白居易是住在宣平坊的（时白居易四十岁，官居京兆府户曹参军、翰林学士），这是其在长安城内的第二处宅第，直到元和六年四月白居易母陈氏死后才丁忧居渭村三年。虽然据现存的资料还不能确定其宅第的状况，但据《御制全唐诗》卷192《陪元侍御春游》载：“何处醉春风，长安西复东。不因俱罢职，岂得此时同。贳酒宣平里，寻芳下苑中。往来杨柳陌，犹避昔年骢。”宣平里既有酒肆，又可寻乐，住房条件应该不至于太差。①据《旧唐书》卷130《关播传》记载：关播乃唐德宗之检校尚书右仆射（相当于宰相之职），卒于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正月七十九岁而终。相国死后六年，白居易才住进关府东亭，故诗人文中多称“故关相国”。从“旦夕望轩车”、“门外有酒沽”诗句分析，诗人所住关相国府的方位当在常乐坊十字街西北方，而东亭应在相府的东头。72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三）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四十四岁，回到长安城，仍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居昭国里。其《朝归书事寄元八》、《与元九书》及《昭国里闲居》都是在此期间之作。《朝归书寄元八》曰：“进入阁前拜，退就廊下餐。归来昭国里，人卧马歇鞍。……”[2]《与元九书》曰：“……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絶声者二十里余，樊李在旁无所措口，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2]《与杨虞卿书》也有“……仆左降诏下，明日而东，足下从城西来抵昭国坊已不及矣”的词句[2]。元和十一年，白居易因上书捕杀武相元衡，被贬为江州司马。直至十四年迁忠州刺史，十五年召还，拜尚书司门员外郎，再迁为主客郎中、知制诰。（四）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在任主客郎中、知制诰，得新居新昌里。《唐两京城坊考》云：“……有题新昌所居，诗云街东闲处住；又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云丹凤楼档后，青龙寺在前；又自题新昌止诗，云最近东头是白家”[1]。其《和答诗十首》曰：“……微之已即路，邂逅相遇于街衢中，自永寿寺南抵新昌里北，得马上话别，语不过相勉保方寸外形骸而已。”[2]又《早朝贺雪寄陈山人》曰：“长安盈尺雪，早朝贺君喜。将赴银台门，始出新昌里。上堤马蹄滑，中路蜡烛死。十里向北行，寒风吹破耳。”[2]一年后即长庆二年，因国是日荒，乃求外任，除杭州刺史。此后直至文宗大和元年才回到长安，复居新昌坊第，时已五十六岁，有《新昌闲居招杨郎中(汝士)兄弟》等诗。大和三年（829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四年除河南尹，此后就未再回长安居住，大和七年再授太子宾客分司、九年授太子少傅、会昌二年以刑部尚书致仕、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三、唐长安官员择宅与城市空间的关系据上述，白居易在长安各时段宅第为：贞元十九年居常乐坊———元和五年至六年居宣平坊———元和十年居昭国坊———长庆元年、大和元年至二年居新昌坊。那么影响白居易在长安选择宅第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它又和唐长安的城市空间（包括空间距离、区位环境、社会空间等）有什么样的联系呢？这首先还是要再次谈到唐代长安城的里坊。里坊作为唐长安城内单独的居住单元，犹如今天的居民小区，它排列整齐，规则划一，十分有序。这些小区均呈长方形形状，由于各街道宽窄不一，故各小区大小也不完全一致。后世的文献如宋敏求的《长安志》和吕大临的《长安图》中均有对各坊步数的记载，但二者又有出入。为此，1963年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通过考古发掘进行了详细的测量，结果如下：“关于皇城左右各坊，仅实测了右侧金光门内北边之间居德坊，该坊南北长为838米；东西宽与南侧之群贤坊同，即1115米。皇城东边之胜业坊，仅探得东墙及南墙的一部分，该坊西部及北部全被建筑所压，其范围不详。但其东墙不与东市齐，而偏西80余米，这可能是由于兴庆宫的扩建而造成的。各坊的南北尺度，皇城南第一排东西十坊（以下同），南北长皆500米；第二排坊南北长544米；第三排坊南北长540米；第四排坊南北长515米；第五排坊南北长525米；第六排坊南北长530米；第七排坊南北长520米；第八排坊南北长530米；惟第九排坊（即最南边的一排）其南边的界线不明显。但根据其他顺城街的宽度减去南外郭城内顺城街宽25米后，第九排坊南北长仍达590米。各坊的东西宽度：朱雀街东第一列坊（南北九坊，以下同），东西宽562米；第二列坊，东西宽700米；第三列坊，东西宽1022米；第四列坊，东西宽1032米；第五列坊东西宽1125米。朱雀街西第一列坊，东西宽558米；第二列坊，东西宽683米；第三列坊，东西宽1120米；第四列坊，东西宽1033米；第五列坊，东西宽1115米。”[4]唐代在长安有三个宫殿区，即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这三个宫城不是同时建造的，也不是同时作为帝王生活的中心。唐初的两位皇帝主要居住在太极宫。唐高宗中年因患风痹病，便移住到凉爽干燥的大明宫内，扩建后的大明宫从此成为唐帝王的主要居处。兴庆宫在唐玄宗时成为皇帝听政与生活的中心。安史之乱中，兴庆宫遭到严重破坏，唐代后朝皇帝一般不居住在这里。白居易所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文宗、敬宗、武宗七朝都在大明宫办公。大明宫的宣政殿便是皇帝日常朝见群臣、听政的地方。据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粗略地估算出白居易在长安时上早朝或平时面见皇帝的距离和时间（以大明宫正门丹凤门为选择点，丹凤门至宣政殿的距离73唐代官员择宅与城市空间之关系初探忽略不计）。1.常乐坊至宫城的最近距离＝东市东西宽度＋东市南北长度＋胜业坊南北长度＋安兴坊南北长度＋大宁坊南北长度＋长乐坊南北长度＋翊散坊东西宽度＝700＋500＋544＋838＋838＋838÷550×400＋838÷550×400＋250＝4890米①2.宣平坊至宫城的最近距离＝安邑坊南北长度＋东市南北长度＋胜业坊南北长度＋安兴坊南北长度＋大宁坊南北长度＋长乐坊南北长度＋翊散坊东西宽度＝540＋500＋544＋838＋838＋838÷550×400＋838÷550×400＋250＝4730米3.昭国坊至宫城的最近距离＝升平坊南北长度＋宣平坊南北长度＋宣平坊至宫城的最近距离＝524＋515＋4730＝5769米4.新昌坊至宫城的最近距离＝宣平坊东西宽度＋宣平坊南北长度＋宣平坊至宫城的最近距离＝1032＋515＋4730＝6277米可见，白居易在常乐坊和宣平坊时至宫城的距离相仿，但和昭国坊相比近了800多米，和新昌坊相比近了1300多米。按人的正常步行速度4.8km/h来算，在常乐坊居住时到宫城的时间，可以比在昭国坊节省20分钟，比在新昌坊节省30分钟左右。虽然看起来节省的时间不是很多，但是如果结合唐代百官上早朝的时间来看，那这二三十分钟的时间就显得比较重要了。唐代百官早朝的时间，文献中常见的是“五更”或“五鼓”。《太平广记》卷254《启颜录》称，唐人崔生“饮酒归犯夜”，被武侯捉拿。至五更初时，“鼓声动向朝”，长安令刘行敏，行至街头遇见崔生，遂令松绑，释放了崔生[5]。又《旧唐书·元稹传》提到“每至五更朝觐之时”[3]卷166，说明五更是官员朝见天子的时间。在唐代，晓鼓声响也就意味着长安城一日的开始，自然也成为百官上朝的信号。白居易《早送举人入试》云：“凤驾送举人，东方犹未明。自谓出太早，已有马车行。骑火高低影，街鼓参差声。可怜早朝者，相看意气生。”[6]从诗人的描写来看，晨晓街鼓响起时，正是京城百官上朝的时间。由于百官居住在外郭城的坊巷衢里中，无论距离宫城还是大明宫，都有很长的路程，所以有的官员在晓鼓之前就已经骑马动身了。既然如此，那么为何白居易舍近求远，宁愿选择离宫城较远的昭国坊或新昌坊居住，而不继续住在较近的常乐坊或宣平坊呢？这是否可以从当时各坊的周围环境和社会空间，以及白居易个人不同时期的心态对环境的选择来寻求解释？以常乐坊和新昌坊为例，先看一下二者的周围环境。虽然二者只隔了一个靖恭坊，但常乐坊紧挨东市。在唐代，东西两市是商业的集中地方。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居民的需要，商业已不限于两市之内，而发展到里坊之中。据《唐两京城坊考》和《酉阳杂俎》记载，当时商业主要分布在两市和通化门至开远门、春明门至金光门两条大道附近的里坊内。如靖恭坊有集中制毡的毡曲，常乐坊的良酒更是为时人所乐道，其中暇嫫陵的“郎官清”是全国名酒之一。因此常乐坊应该是属于商业较为繁荣的地区，这和刚入长安的白居易的身份及心态是相趁的，在这里白居易留下了《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兼寄》、《酬哥舒大见赠》、《早春独游曲江》等光辉诗篇。相对而言，新昌坊就比较安静一些，但是这时的白居易已经是处于晚年并且“主客郎中”的官衔也已是正六品上，身份和心态已经大大不同，也是该找一个安逸舒适的环境来休息一下的时候了，而新昌坊的环境恰恰可以满足他的需求。王维《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云“高高起华堂，远远引流水”反映了宫苑的渠水缭绕新昌坊角落的情景。除了引来条条渠水，坊内还多凿井。姚合《新昌里》云“旧客常乐坊，井泉浊而咸。新屋新昌里，井泉清而甘”。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新昌坊的水质条件要比常乐坊好的多。此外，唐朝官员上朝或出游都有马代步，地域空间距离对于他们得影响来说相对要小一些，因此此时选择宅第的第一要素已经是区位环境或者城市的社会空间因素。都城作为城市社会的载体，具有地域空间与社会空间两个有区别又不可分割的项目。城市社会空间狭义的讲，应该是指城市居民之间相互的社会关系。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此人们在宅第的选择上就会经常性的考虑到周围的社会关系。据《唐两京城坊考》所载，常乐坊的官员住宅仅有11处，《校补记》增了3处，李健超先生的《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又增了9处，总共是23处；而新昌坊的①翊散坊东西宽度，据（日）足立喜六测量为150步，即750尺，折合为250米，见足立喜六著，王双怀、淡懿诚、贾云译：《长安史迹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年。74官员宅第《唐两京城坊考》所载就有25处，《校补记》增加4处，《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增加6处，总共是35处。如果仅以《唐两京城坊考》为准，则新昌坊的官员宅第是常乐坊的两倍多。若据最新的统计研究，在唐后期（至德元年至天佑四年），住宅的向东转移日趋加剧，街东住宅尤其是官吏和贵族住宅日益增加，当时街东为424处，街西仅为175处，街东住宅几乎等于街西的2.5倍[7]（P37-38）。同时，借助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记载，我们还可知道自开元以来新昌坊就已经成为文人官僚聚集的地方[7]（P39）。由此可见，与常乐坊相比，新昌坊对白居易交游朝官、上门拜访等扩大社会关系网络行为的进行都是较为有利的。综上所述，白居易的择宅原则在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表现。在从政前期，空间距离是其择宅的第一要素，区位环境和社会空间因素则在其次；而到了晚期，空间距离因素的影响力已经降低，良好的区位环境和社会空间是其择宅的第一原则。四、结语在唐代，官员作为长安城居民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其日常生活与住房状况从某一侧面反映了长安城别具一格的城市景观。通过对白居易的宅第变迁情况的考察分析，可以发现唐代在京官员的住宅选择往往受到空间距离、区位环境和社会空间等因素的影响。在进城之初，由于受经济财力和工作条件等方面的限制，因此地域空间距离往往是在京官员择宅的第一考虑要素；但是当其在城中居住达一定时日之后，对良好居住环境的追求和建立社会关系网络的要求逐渐就成为他们在选择住宅时首先考虑的要素。总之，唐长安官员住宅的最终确定正是以上三个要素综合平衡之后的结果，而这与唐长安住宅分布“东贵西富”、“南虚北实”的特点又是密切相关的。参考文献：[1][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2][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M]．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3][后晋]刘眗．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J]．考古，1963(11)．[5][宋]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6][清]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7]张永帅．唐长安住宅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6．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PreliminaryResearchontheRelationshipBetweenChoiceofResidencebyOfficialsandUrbanSpaceinTangDynasty—CenteronBai'sHousingMigrationWuMeng-xian（JieYangVocationalAndTechnicalCollege,JieYang522000,China）Abstract:Asanimportantgroupofresidents,officials'housingsituationintheirdailylifehadreflectedtheuniqueurbanlandscapeofChang-anCity.Thispaperwasapreliminarystudyontherelationshipbetweenchoiceofresidencebyofficialsandurbanspace.AnditsstartingfromBai'shousingmigrationwithLi-FangsysteminChang-an.TheresultsshowthatthechoiceofresidencebyofficialsinTangDynastywaslargelyinfluencedbyspatialdistance,locationenvironmentandsocialspace.KeyWords:TangDynasty;Chang-an;Choiceofresidence;Urbanspace;BaiJu-yi（责任编辑卞建宁）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