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认知文学研究最新成果荟萃——《牛津认知文学研究指南》述要熊沐清1 (四川外国语大学外国语文研究中心,重庆400031)摘 要:21世纪以来,文学与认知科学之间的交叉研究开始逐步形成一个更具协调性、系统性的新兴领域,被宽泛地定义为“认知文学研究”。随着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蓬勃发展,牛津大学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了由丽莎·詹赛恩主编的《牛津认知文学研究指南》,以30章的宏大篇幅集中展示了认知文学研究这一新兴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最新研究成果。关键词∶《牛津认知文学研究指南》;文学;认知TheLatestAchievementsinCognitiveLiteratureResearch:AReviewofTheOxfordHandbookofCognitiveLiteraryStudiesXIONGMuqingAbstract:Since2000,theinterdisciplinarystudyofliteratureandcognitivesciencehasgrowntobeamoreconcertedandsystematicfield,broadlydefinedascognitiveliterarystudies.TheOxfordHandbookofCognitiveLiteraryStudies,publishedbyOxfordUniversityPressin2015,mapsouttheboomingofthisinterdisciplinarystudy.EditedbyLisaZunshine,thebooksurveysin30chaptersthemostrepresentativeachievementsinthenewlyemergentinterdisciplinaryfieldofliterarystudies.Keywords:TheOxfordHandbookofCognitiveLiteraryStudies;literature;cognition1.引言20世纪50年代认知科学领域发生了一场智力运动,即认知革命。它产生于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使研究人类思维进程变得可行。这场认知革命也促成了人文科学的“认知转向”,各个学科开始从认知科学吸收养分,催生了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认知教育学、认知生物学、认作者简介:熊沐清,男,四川外国语大学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认知诗学、叙事学、文体学和认知文学研究。认知诗学(第三辑)22知生态学和认知人类学等,逐步形成了新的理论范式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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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认知转向”开始影响到文学研究领域。爱伦·理查森(AlanRichardson)和弗朗克斯·斯汀(FrancisSteen)(2002)这样描述说:一批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通过与人工智能、认知心理学、后乔姆斯基语言学、心智哲学、神经科学和进化生物学等认知科学不同领域的对话,从中汲取灵感、方法和研究范式,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鲁文·楚尔(ReuvenTsur)自1980年代以来一直在发展他的“认知诗学”;著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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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诺曼·霍兰德(NormanHolland)在1988年展示了从认知神经科学中发展出来的“更强大的心理学”的优势;马克·特纳(MarkTurner)(1991)推进了他那影响深远的“认知修辞”研究项目;埃伦·斯波斯基(EllenSpolsky)(1993)把“认知不稳定性”引入文学阐释。以上提及的4位学者,有3位属于文学批评家。楚尔的认知诗学研究是文学的本体研究(literarystudiesproper),他把研究的体裁定在诗歌;马克·特纳的认知修辞学主要研究文学文本中的隐喻;以色列学者埃伦·斯波斯基研究莎士比亚的戏剧。他们的研究无论是认知诗学、认知修辞学还是认知不稳定性这类对象,都可以纳入广义上的认知文学研究。到了90年代,国外很多知名出版社,如约翰·本杰明(JohnBenjamins)、劳特利奇(Routeledge)等出版了一系列文学与认知结合的研究著作,涉及的话题包括象似性、多模态、文学表演等。这一现象促进了文学中的认知研究。1999年AlanRichardson在《哲学与文学》(PhilosophyandLiterature)上撰文称:“持续增加的研究成果表明,在文学研究和认知神经科学的空隙处和重叠处进行探索的人文学者与科学家们,将在未来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不过,21世纪之前的文学与认知科学的交叉研究还只是两者之间的零散联系,研究者们不相往来。直到进入21世纪,才初步形成一个“更具中心性、系统性的新兴领域”,理查森认为这种交叉研究“可以被宽泛地定义为认知文学研究”(Richardson&Steen,2002)。在这种文学与认知交叉的发展背景下,牛津大学出版社于2015年推出了新书《牛津认知文学研究指南》(TheOxfordHandbookofCognitiveLiteraryStudies,以下简称《指南》)。该书主编丽莎·詹赛恩(LisaZunshine)女士是著名的美国学者,肯塔基大学英语教授,学术视野广阔,研究领域包括18世纪英国文学,文化历史主义(culturalhistoricism)、叙事理论和文学的认知研究及文化研究,近年来特别关注心智和小说理论,代表作有《我们为何阅读虚构作品——心智理论与小说》(WhyWeReadFiction:TheoryofMindandtheNovel)(2006)、《认知文化研究入门》(IntroductiontoCognitiveCulturalStudies)(2010)、认知文学研究最新成果荟萃——《牛津认知文学研究指南》述要23《走进大脑——认知科学论流行文化》(GettingInsideYourHead:WhatCognitiveScienceCanTellUsAboutPopularCulture)(2012)等专著和编著。笔者曾为《指南》撰写了简短的书评,刊于《当代外国文学》2015年第4期。但由于《指南》卷帙浩繁,内容丰赡,又是认知文学研究领域最新成果的集大成者,可算一部标志性文集,而国内学者对认知文学研究知之甚少,因此,笔者特撰此文,对《指南》内容进行较为详尽的介绍,以帮助读者了解这一新兴研究领域。2.《指南》内容概述《指南》全书正文共632页(不含“索引”),正文除“导言”外,其余30篇文章按主题归类分为5编即5个部分(fiveparts)。“导言”题为“认知文学研究介绍”(IntroductiontoCognitiveLiteraryStudies),由主编丽莎·詹赛恩撰写。《指南》第一编(PartI)的标题是:“叙事,历史,想象”,然后再细分为“认知历史主义”“认知叙事学”“认知酷儿理论”和“神经美学”4组,共收录12篇文章。“认知历史主义”这一组共有3篇文章,第1篇即《指南》的第1章,题为“认知历史主义——早期现代思想中的直觉”(CognitiveHistoricism:IntuitioninEarlyModernThought)。作者玛丽·托马斯·克莱恩(MaryThomasCranet)是美国波士顿学院英语教授,出版了《莎士比亚的大脑——认知理论解读》(Shakespeare’sBrain:ReadingwithCognitiveTheory)(2000)和失去与自然的联系——16世纪英国的文学与新科学》(LosingTouchwithNature:LiteratureandtheNewScienceinSixteenth-CenturyEngland)(2014)等认知文学研究专著。她多年来一直尝试将认知与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研究早期现代文学。在本文中,她援引纳塔利·菲利普斯(NataliePhillips)的观点来论证这种认知与历史方法的结合。菲利普斯认为,虽然人的大脑结构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但它却会受环境的影响,人类理解和讨论问题的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脑功能的经验,都是随时间而变化的。正是这种人的大脑与特定文化环境的互动产生了文学和文化产品,所以一种结合了认知与历史的批评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它能够对那些文学和文化的产品提供富有启发性的解释(15)。克莱恩认为,从认知的视角对现代科学的起源进行再思考,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初期对科学的反应,以及我们自己对于世界相互矛盾的解释(27)。克莱恩在这篇选文中讨论了斯宾塞的《仙后》。她认为,斯宾塞接受了一种相矛盾的自然哲学传统。一方面,这一传统相信自然通过各种显而易见的信号袒露了有关自身的真理,我们可以凭直觉把握它们;但另一方面,人们又越来越相信,只有具备特殊知识或特别能力的人才能把握那些隐藏起来的自然的真正真理。因此,斯宾塞与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不同,他把自己的诗作写成一种扩展的寓言,认知诗学(第三辑)24在世界的表层提供了道德启示。在关于自然世界的讨论中提出的认识论问题隐藏在他那寓言手法的矛盾之中,这种张力也成了他诗作的内驱力(24)。第2章题为“失败的生物学、愤怒的形式和复仇的公正”(TheBiologyofFailure,theFormsofRage,andtheEquityofRevenge),以英国十六七世纪在伦敦上演的复仇悲剧为例讨论悲剧艺术的认知基础。作者斯波斯基是以色列Bar-Ilan大学教授,文学理论家,长期从事认知文学研究,主要著作有《自然中的缺口——文学解读与模块心智》(GapsinNature:LiteraryInterpretationandtheModularMind)(1993)、《图像性——转向图片》(Iconotropism:TurningTowardPictures)(2004)、虚构作品的运作——认知、文化和复杂性(TheWorkofFiction:Cognition,CultureandComplexity)(2004)、《词语与意象——莎士比亚时期英国的认知渴望》(WordvsImage:CognitiveHungerinShakespeare’sEngland)(2006)、《解救虚构作品——认知、文化和社团》(SavingFiction:Cognition,Culture,Community)(牛津大学出版社即出)等。论文基于这样的理论观点:人生由一系列进化而来且需要体验的文化建构物所支撑,这些文化建构物是语境化、整合性和自组织的,它们提供了人类所需的从烤蘑菇到阅读等各种“滋养物”(34)。人类的原动力是要在混沌中建立秩序,以便理解环境,预测未来,为此就需要通过认知活动去适应面对的一切,因此,艺术的本质不在于它的内涵而在于它激发我们去把种种紊乱组织起来的那些形式(35)。所以,作者主要从形式与风格方面讨论复仇悲剧,重点讨论了怪诞(grotesque)、混乱(disorder)、改变、伦敦的当时语境、法庭等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个人复仇的需要和群体秩序的重建、平衡及维系之间存在着冲突,如何解决个体需要和恢复群体的平衡,是一个“认知渴望”问题(cognitivelyhungryproblem)。认知文学史家(cognitiveliteraryhistorians)的任务之一就是探索这一问题。她的结论是:想象性作品在生命的生物活力中起着作用。从历史的和生物学的语境化视角(ahistoricallyandbiologicallycontextualizedperspective)看,想象性的交换有助于维系社会的自我平衡(36)。第3章题为“文学神经科学与和心智历史——注意与简·奥斯丁的跨学科fMRI研究”(LiteraryNeuroscienceandHistoryofMind:AnInterdisciplinaryfMRIStudyofAttentionandJaneAusten)。作者纳塔利·菲利普斯是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的助理教授,专攻18世纪文学、心智史和认知叙事学。她也是文学神经科学(literaryneuroscience)领域的领军人物和文学阅读与神经科学跨学科实验方面的开拓者。这篇文章介绍了她运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unctionalmagneticresonanceimaging,简称:fMRI)研究简•奥斯丁小说《劝导》的做法和成果。其理论假设是:当我们的神经在发生某种活动时,大脑受外界刺激也会产生某种活动变化。fMRI就是利用磁振造影来测量神经元活动所引发之血液动认知文学研究最新成果荟萃——《牛津认知文学研究指南》述要25力的改变,即通过检验血流进入脑细胞的磁场变化而实现脑功能成像,据此描述精确的结构与功能关系。已有大批的脑科学研究人员从事这类研究,并将它应用于认知神经科学,其中一些涉及语言、学习和记忆等各种认知活动。菲利普斯的研究则是要探讨人们以不同的关注点去阅读某一文学作品时会出现什么样的认知模式。研究表明:当我们面对一件艺术作品(小说、诗歌、音乐、戏剧、绘画、电影等)时,我们自身注意力的风格和程度能够极大地改变我们对对象的投入,不仅仅是在主观的审美经验层面,而且也会在认知层面通过独特的神经活化模式显示出来(56)。第4至第9章为第1编第2组(“认知叙事学”专题)。第4章题为“走向认知风味的叙事学”(TowardaNarratologyofCognitiveFlavor),作者彼得·J.拉比诺维茨(PeterJ.Rabinowitz)是美国汉密尔顿学院的比较文学教授,主要研究叙事学。论文着重讨论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心智阅读活动(mind-readingactivities)。其立论假设是:我们具有一种根据他人的行为去解释其思想、情感、信念和欲望的能力,把可以观察到的行动归因于某种心智状态。论文重点运用了两个概念:心智阅读和心智书写(mind-writing)。作者援引詹赛恩观点称:我们阅读小说所获得的愉悦很大程度上来自我们的心智读解能力(88)。心智读解涉及许多形态,作者在文中主要从情绪效价(emotionalvalence)、深度(depth)、相互性(reciprocity)、角度(angle)、阻塞(occlusion)、方式(mode)和连贯性(consistency)等7个方面作了讨论。作者在分析了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契诃夫和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作品片段之后指出:从心智读解形态(mind-readingconfigurations)角度可以更好地解读文学作品。因此,复杂的心智读解形态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它可能是通往小说审美愉悦的路径(92),也给我们与他人讨论和分享阅读经验提供了新的途径与方法(99)。第5章题为“如何阅读无读之处?——影子故事和永久缺口”(HowDoWeReadWhatIsn’tTheretoBeRead?—ShadowStoriesandPermanentGaps)。作者波特•阿伯特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教授,有多部小说研究著作问世。他认可亨利•詹姆斯的观点,即:不管一个故事如何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人们总是不能把一个故事完完全全地讲述出来的,因此,“故事”的讲述中总是隐藏着更多的“故事”即影子故事(shadowstories),这就是“叙事缺口”(narrativegaps):许多没有实现的虚拟事件就像一种神秘的、没有重量的能,隐藏在已经讲述出来的故事的那些语词和意象之下。作者的论点之一是:这些没有实现的、通常转瞬即逝的片段是叙事经验的一个活跃部分。阿伯特在这里借用了现代科学的“暗物质”概念作比喻(104)。影子故事可能是读者阅读过程中不可预测的副现象(epiphenomena),但也可能是有意催化的,以便在各种不同语境和不同叙事话语中发挥不同作用;它可以存在于宗教、政治、法律、训诫、治疗、诗学、认知诗学(第三辑)26虚构性散文、戏剧和影视等众多叙事文中(105)。第6章题为“修辞理论、认知理论和莫里森的‘宣叙’——从平行戏剧到高效协作”(RhetoricalTheory,CognitiveTheory,andMorrison’s“Recitatif”:FromParallelPlaytoProductiveCollaboration)。作者詹姆斯•费伦(JamesPhelan)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著名修辞叙事学理论家,对认知叙事理论也饶有兴趣,主要著作著有《阅读美国小说,1920—2010》(ReadingtheAmericanNovel,1920—2010)(2013)、《体验虚构作品》(ExperiencingFiction)(2007)和《活着讲述》(LivingtoTellaboutIt)(2005)等。修辞和认知的这两种叙事研究迄今一直各行其是,作为修辞叙事学家,费伦则试图将修辞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结合起来。他认为,这两者间存在着两个共同的原则和一个共同的研究模式。第一个原则是:两者都认为叙事是作者和读者之间有目的的交流。当代其他的叙事研究理论都侧重文本历史和意识形态,而修辞叙事学更为注重作者—读者交流,认知研究则关注交流中的心智问题(经常通过读解人物的心智),这样,两者有共同之处。第二个原则是:叙事学的重要任务是对于作者—读者交流背后的一般条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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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价值的见解,而认知研究也在作出同样的努力。两者共同的研究模式是:这两种方法都想要论证具体的叙事文是如何有效利用那些一般条件与机制的,并且恰当显示这种利用是如何导致我们修正此前对那些条件与机制的理解(121-122)。费伦将这两者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分析了托尼•莫里森的短篇小说《宣叙》。比如,由于叙述人特怀拉种族身份的延迟交待,就使得我们要对他的叙述、他的对话以及主人公罗伯塔的对话,都得给出三重读解(atriplereading),一种是将其内容归之于白人说话人,第二种是归之于黑人说话人,第三种则是包容性的,既可将前述两种读解归之于隐含的莫里森,又可探究莫里森通过把前两种读解并置所创造的效果是什么(124)。第7章题为“‘听故事’——叙事、认知和乡村-西部音乐”(ListentotheStories!:Narrative,Cognition,andCountry-and-WesternMusic)。撰稿人艾伦·帕尔默(AlanPalmer)是美国的一位独立学者,主要研究小说和叙事理论,主要著作有《虚拟心智》(FictionalMinds)(2004)和《小说中的社会心智》(SocialMindsintheNovel)(2010)等。他选取了3首美国乡村音乐和一首传统民谣,在叙事学的框架内运用认知研究的方法进行分析。他的立论依据是:为了理解一部小说,我们必须跟随人物的心智活动进入小说创造的故事世界。由叙述人和读者创造的虚构人物的心智建构对理解小说非常重要,因为读者是通过跟随那些虚构的心智进入故事世界。从本质上说,虚构叙事作品就是心智功能的呈现。乡村音乐富有扣人心弦的故事,因此,同理,只有理解了生活在故事世界中的叙述人以及其他人物的心理机能,才有可能理解一首叙述性歌曲。我们理解一首歌,靠的是跟随叙述人所告诉我们的他的那些心智活动(思维、情感、情绪)以及其他认知文学研究最新成果荟萃——《牛津认知文学研究指南》述要27人物的心智活动(136-138)。第8章探讨卡通作品中视觉媒介的“整合”(blending),题为“卡通中的整合——戏剧的生产”(BlendinginCartoons:TheProductionofComedy)。作者莫妮卡•弗拉德尼克(MonikaFludernik)是著名叙事学家,德国弗莱堡大学英语文学教授,主要著作有《语言的虚构作品和虚构作品的语言》(TheFictionsofLanguageandtheLanguagesofFiction)(1993)、《走向“自然”叙事学》(Towardsa“Natural”Narratology)(1996)、《叙事学入门》(AnIntroductiontoNarratology)(2009)等。这篇文章以没有语言和文字的隐喻性卡通作品为对象,讨论幽默是如何在不协调脚本(incongruousscenarios)的整合过程中得以产生的。作者认为,“整合”并不一定是卡通中幽默的产生原因,幽默更多的是依赖于不协调脚本的冲突而不是它们的重合或整合(155)。以往认知研究中的“整合”多是静态的,动态的整合才是幽默产生的条件。在那种貌似整合的下面,不妨看作是两种不协调脚本的并置(169)。我们对卡通的理解是建立在认知基础上的,因为这些理解有赖于我们理解世界所需的脚本知识和行为的文化模式。因此,作者最后的结论是:卡通是一种分析整合、幽默和叙事的非常令人愉快的猎场,因为整合、幽默和叙事这三者都是由我们的认知框架和认知过程所决定的(170)。第9章是第2组最后一篇论文,从认知角度研究《红楼梦》,题为“从社会到文学——从认知视角解读曹雪芹的《红楼梦》”(FromtheSocialtotheLiterary:ApproachingCaoXueqin’sTheStoryoftheStone)(Hongloumeng紅樓夢fromaCognitivePerspective),作者是主编丽莎·詹赛恩。文章着重分析了《红楼梦》中“心智状态套叠”(nestingmentalstates)的手法。作者指出: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可能出现套叠的心智活动,比如:“我希望他们知道我在想什么”,这里面的“希望”“知道”和“想”都是心智状态,因此这一个句子包含了3个心智状态,是心智状态的套叠。在这种套叠中,“情感”(emotions)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尤其是表达某种社会性焦虑(socialanxiety)时,我们的认知活动会出现心智状态套叠(176)。这里的社会性焦虑指的是人际交往中的焦虑,并非指对于重大社会问题的焦虑(当然可以包括这一方面)。社会性焦虑通常是如前句所示的那种3重套叠(triplenesting),这种状况在小说中很常见,并且常常寄寓着强烈的情感和寓意。我们此处仅介绍詹赛恩分析的一个例子:AndnowsuddenlythisXueBao-chaihadappearedonthescene—ayoungladywho,thoughverylittleolderthanDai-yu,possessedagrown-upbeautyandaplombinwhichallagreedDai-yuwasherinferior.(不想如今忽然來了一個薛寶釵,年歲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豐美,人多謂黛玉所不及。)认知诗学(第三辑)28詹赛恩指出,这段话里至少有4个递归性的心智状态套叠(atleastfourrecursivelynestedmentalstates),显示出比较强烈的社会性焦虑:叙述者想要读者意识到黛玉感到不安因为她确信周围的人认为她不及宝钗(thenarratorwantshisreaderstorealizethatDai-yufeelsdistressedbecausesheiscertainthateveryonearoundherconsidersherinferiortoBao-chai.)汉语原文中的“一个”和“谓”是理解这段话的语气、人物心智状态和态度的微妙暗示(177)。分析之后,詹赛恩指出:小说一方面与我们日常的认知一致,但同时又有区别,小说中的心智状态套叠比日常生活中更为复杂(177-178),这就是文章标题“从社会到文学”(FromtheSocialtotheLiterary)的涵义所在。作者认为,认知文学分析把我们与小说的关系带入到一个重要的开放的方面:我们运用心智状态套叠去理解小说中呈现的复杂社会性行为。但是,这些是谁的心智状态?在什么地方出现?它们是不是客观的,不可改变的,安排在文本中等待发现的?等等,都值得探讨(178)。第1编第3组是“认知酷儿理论”,收有一篇论文,即第10章,题为“心智中的性——酷儿理论遇上认知理论”(SexontheMind:QueerTheoryMeetsCognitiveTheory)。作者基思•文森特(J.KeithVincent)是美国波士顿大学的日本文学和比较文学副教授。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试图探讨如何将文学研究的认知方法与酷儿理论进行有效的结合。他指出:酷儿理论注重文本细读,关注文化和历史的特异性,特别重视对心智的探索,一直受莫妮克·威蒂格(MoniqueWittig)1980年那篇具有元典性质的“酷儿”论文“直率的心”的影响;而认知理论主要研究心智问题,这样就与酷儿理论不谋而合。情感理论(affecttheory)是两者的又一个结合点。文森特认为,认知研究与情感理论的结合对基于心理分析的酷儿理论可以提供一个有益的选项;认知理论和酷儿理论另外一个共同的关切是:摈弃心身二元论(mind-bodydualism)和自我与他者的严格分割(199-200)。第1编第4组讨论“神经美学”(Neuroaesthetics)。第11章题为“想象——文学与认知的交互”(Imagination:LiteraryandCognitiveIntersections),作者爱伦·理查森是美国波士顿学院的英语教授,主要著作有《英国浪漫主义和心智科学》(BritishRomanticismandtheScienceoftheMind)(2001)和《神经崇高——认知理论和浪漫主义时期的文本》(TheNeuralSublime:CognitiveTheoriesandRomanticTexts)(2011)等。本章从文学与认知的关系入手研究想象问题。作者指出:想象是一种心智能力,与创造性和虚构性有关。人们对它的关注至少始于柏拉图时期,在浪漫主义时期达到顶峰,而今它又成了认知科学研究中一个严肃课题。由于它在心智与脑科学中的显赫地位,加上具有文学和哲学的丰富传统,使得它成为了文学研究和认知探索两大学科日益扩大的交叉地带中最有前途的领域之一(225),因而关于隐喻和想象性整合的认知研究,从一开认知文学研究最新成果荟萃——《牛津认知文学研究指南》述要29始就建立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跨学科联系(229)。作者认为,就认知而言,想象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识解,其中每一个方面都在认知文学研究领域内有自己的鲜明论域。首先,想象一直都是作为心智意象被探索;其二,想象是作为概念整合性操作来理解的;第三,人们最近在心智和大脑研究中把想象视为心智能力和程序的一个突出的较大组合,该组合被命名为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225-226)。作者对浪漫主义文学非常熟悉,他认为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理论提供了与当代想象研究相关的丰富论题和卓越见解;浪漫主义诗歌也提供了对应的丰富例证和典范,这些都有助于在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领域内理清和进一步界定乃至以实证的方法证明想象理论(238)。但作者认为,这一宝贵遗产被当今的认知研究忽略了(229),所以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一些浪漫主义诗歌片段。比如,他认为,柯勒律治的“菩提树荫,我的牢笼”(ThisLimeTreeBowerMyPrison)一诗生动细腻地再现了诗人在记忆、预期、航海和心智理论之间快速跳跃的想象性画面。第12章题为“意象、美学理论化和双重指示状态”(TheorizingImagery,Aesthetics,andDoublyDirectedStates),作者加布里埃尔·斯塔尔(G.GabrielleStarr)是美国纽约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的院长,英语教授,代表作有《抒情世代》(LyricGenerations)(Hopkins,2004)和《感受美》(FeelingBeauty)(MIT,2013)等。本文基于神经科学对意象问题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意象是音乐、美术和诗歌的审美经验中一个关键性要素,在审美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作者在本文中立足于实验的成果,探讨与审美经验相关的意象和大脑加工过程,就审美经验的物质条件基础提出理论假设。作者分析了弥尔顿《失乐园》中的一些片段(Book1,ll.705–717等),指出其美感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那些超乎寻常的感性细节(246)。这些感性细节是由意象构成的,意象本质上是多种感觉并存的(multisensory),而最具美感魅力(aestheticforce)的是“运动意象”(Motorimagery)(248-249)。运动意象的涵义不同于传统的“动觉意象”,比如听觉意象因为蕴涵了声音的流动,所以也属于运动意象。作者的基本论点是:审美经验涉及特定的双向状态,即整合了内在与外在的认知聚焦模式。意象不是一个单一的现象,但它确有自己连贯的原则。意象使我们感到愉悦或不快,部分源于它激活了我们的“奖赏系统”(systemsforreward)。奖赏是理解情绪认知的一个关键概念,也是理解和塑造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动机的一个关键概念。它是生物体想要获得的一种报偿,比如食物、性或者居所(原始强化刺激物)以及观赏和阅读带来的愉悦(第二层次强化刺激物)(249)。《指南》的第13章到21章为第2编,论题是“情绪与移情”,分为5组。第1组议题是“文学、电影和戏剧中的情绪”(EmotionsinLiterature,Film,andTheater)。第1篇即第13章题为“文学教会我们的情感:综合情感科学和文学认知诗学(第三辑)30研究”(WhatLiteratureTeachesUsaboutEmotion:SynthesizingAffectiveScienceandLiteraryStudy),作者帕特里克·克莱·霍根(PatrickColmHogan)是美国康涅狄格大学英语系教授。著作甚丰,迄今出版了17本著作,大多集中于认知文学研究。在这一章中,作者首先回顾和介绍了文学的认知研究以及情感科学(affectivescience)与文学的关系。他指出:文学的认知研究有多种方法或范式,最初有心理分析的、语言学的、社会学的、计算机科学的,很快又有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神经生物学、遗传学、进化生物学以及来自物理学的动力理论等学科加入。他介绍了情感科学与文学的研究领域4个代表性学者,他们是神经科学家塞莫·萨基(SemirZeki),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Nussbaum),心理学家基思·奥特利(KeithOatley)和作者本人,他们是代表文学与情感领域不同学科的理论家(274)。霍根认为,情感科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文学,而文学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情感。具体而言,文学研究可以训练我们自发的情感反应并推及日常生活;可以帮助我们在道德和情感推理的审慎性方面做出自我意识的决定;它还可能是我们对于情感的理论发展的一部分。同时,来自上述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可以被用来理解具体的文学文本,有可能深化我们的阐释,加强我们的鉴赏力(287)。另一方面,霍根也没有把情感及其效果看作文学的唯一本质属性。他指出: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性产品,具有多种功能,而不是仅仅为情感效果所控制。可以说,文学的情感效果可能与某一社会群体更有关联;它可能涉及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等级与偏好。因此,文学与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不可分割(276-277)。第14章题为“面对他人——叙事影片和《沉默的羔羊》中的特写镜头”(FacingOthers:Close-upsofFacesinNarrativeFilmandinTheSilenceoftheLambs),作者卡尔·普兰汀加(CarlPlantinga)是美国加尔文学院的电影与传媒教授,美国运动图像认知研究学会前会长,独著、合著有《感人的观众——美国电影和观众的历程》(MovingViewers:AmericanFilmandtheSpectator’sExperience)(2009)、《非虚构电影中的修辞和表现手法》(RhetoricandRepresentationinNonfictionFilm)(1997)、《充满激情的观点:电影、认知与情感》(PassionateViews:Film,CognitionandEmotion)(1999)、《哲学和电影的劳特利奇指南》(TheRoutledgeCompaniontoPhilosophyandFilm)(2009)等多种。本章以电影《沉默的羔羊》为例讨论特写镜头。联邦调查局实习特工克拉丽斯为了追寻杀人狂野牛比尔的线索,前往一所监狱访问精神病专家汉尼拔•莱克特博士,希望从中获得一些线索。影片在他们的交谈中使用了一些特写镜头,比如汉尼拔试图对克拉丽斯表示亲昵,触摸后者的手指;特别是双方面部和眼神的特写较多,普兰汀加对此进行了分析,比如汉尼拔的面部特写显示出他的深邃和智慧,但也隐含着威胁、神秘和怪诞。他以及克拉丽斯在联邦调查局的几个男同事对她的面部特写都认知文学研究最新成果荟萃——《牛津认知文学研究指南》述要31显示出了某种企图,使得影片建构了一种性方面的邪恶(302)。作者最后得出结论:通过对电影的认知文化研究,我们可以找到把人类心理知识与生物学能力、社会经济因素和电影史结合起来的种种方法,用以研究面部特写在电影叙事中的作用(306)。第15章题为“戏剧和情感”(TheaterandtheEmotions)。作者诺埃尔•卡罗尔(NoelCarroll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中心哲学教授,著述甚丰,有20余部专著和编著和近百篇论文,主要著作有《生活在艺术世界》(LivinginanArtWorld)(2015)、《三维艺术》(ArtinThreeDimensions)(2010)、《幽默:一个非常简短的导论》(Humour:AVeryShortIntroduction)(2014)、《动画电影的哲学》(ThePhilosophyofMotionPictures)(2008)、《超越美学:哲学文集》BeyondAesthetics:PhilosophicalEssays)(2001),《论移动意象》(EngagingtheMovingImage)(2003)、《喜剧的化身:巴斯特•基顿、身体幽默和身体的变化》(ComedyIncarnate:BusterKeaton,PhysicalHumorandBodilyCoping)(2007)、《论批评》(OnCriticism)(2009)等。文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史,作者扼要回顾了西方自古希腊以来论述戏剧与伦理教化关系的理论,介绍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卢梭、布莱希特、阿尔托(Artaud)等人的观点,认为最早的相关讨论可能是苏格拉底的“磁石”比喻(thestoneofHeraclea),即某种神性的东西如同磁石般吸引我们,这种力量来自缪斯(319)。第二部分讨论剧场是如何吸引情感的。作者指出:在古希腊,人们相信戏剧之所以能够影响观众的情感,乃是因为有这样一种“线路”(circuit):缪斯引发了作者的情感,作者通过自己的创作把这种情感传递给演员,而演员则通过表演把这种情感传递给观众。柏拉图把这个问题推进了一步,他认为主要不是通过某种中介(比如演员)的努力,而是因为某种认同性情感(identicalfeelings)影响了观众。这种观点经过17世纪法国神学家、文体学家雅克-贝尔尼·博斯特(Jacques-BénigneBousset)和20世纪美国哲学家布鲁斯·威尔希尔(BruceWilshire)等人的继承和发扬,成了当今最有影响力的观点(320)。但卡罗尔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首先,演员未必具有与人物相同的情感,最多只能这样说:演员在表演时要装出人物当时的情感状态。而且,演员还必须具有一定的自我控制和自我意识。所以,演员与人物之间的情感不是认同性的,也不是一种对称的关系,而是一种类似于观众的关系。因此,当俄狄浦斯杀父弑母时,观众并不感到愧恨,而是对俄狄浦斯倾注同情。这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另外一个原因是:情感是对象性的,即,它总是指向某一个对象或目标。演员、观众和人物的情感对象是不一样的:罗密欧的情感对象是朱丽叶,观众的情感对象则是那对恋人双双死去的整个情境。在讨论了情感状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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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之后,卡罗尔总结说:归纳起来,如果我们想要解释是什么引起观众对人物的相同效价认知诗学(第三辑)32情感(similarlyvalencedfeelings),我们并不需要借助于神秘的认同过程。观众的心智状态归因于某种判断准则的预聚焦(criterialprefocusing)。戏剧创作者突出了情境中的那些可能激发情感的要素,比如强调奥赛罗的痛苦就可以引发我们的同情。因此,判断准则的预聚焦可以提供比认同说更好的解释。第2编第2组主题是“认知后殖民研究”(CognitivePostcolonialStudies)。第16章题为“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心理学:身份和移情的认知研究方法”(ThePsychologyofColonialismandPostcolonialism:CognitiveApproachestoIdentityandEmpathy),作者霍根也是第13章的作者。文章连同前言共分为7个部分,包括“主流后殖民理论批判”“后殖民理论中的话题”“身份”“种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和移情”等。作者在前言中介绍说,自1950年法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奥克塔夫·曼诺尼(OctaveMannoni)出版《殖民主义心理学》以来,一些作家和激进分子就开始对殖民主义心理学(psychologyofcolonialism)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文学研究领域,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关系的心智方面与经济、政治方面一样,得到了理论上的热烈探讨,并且这类研究几乎都是在心理分析的方向上进行。近年来则有学者将心理分析与后殖民理论整合起来,比如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Bhabha)(329)。在“主流后殖民理论批判”这一部分,作者主要介绍了美国著名学者弗雷德里克·L.阿尔达马(FrederickL.Aldama)的认知马克思主义(cognitivistMarxism)后殖民理论。和其他一些认知主义者一样,阿尔达马也是一个唯物主义批评家。阿尔达马批判了主流的后殖民理论,反对唯意志论和唯心主义,注意到意识形态的作用和意识形态批评的重要性,强调认知和动机的涉身性和情境本质。作者认为,严格意义上的认知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原则是阶级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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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革需要改变阶级剥削的物质条件,但这种变革离不开认知和动机的变化(331)。在“后殖民理论中的话题”这一部分,作者首先指出:关于殖民主义的研究涉及大量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理论,但从认知科学角度,则首要地关注殖民主义心理学,特别是两个关键性论题,第一个关注点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动力学下自发的心理关系;第二个关注点是影响殖民阶层的那些更具有自我意识的心理惯例。其后几节则是对这些话题的展开,专门讨论了“身份”“种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和移情”问题。作者最后的结论是:基于心理分析,认知后殖民理论是对主流后殖民理论的批判,它强调人类心智的涉身性和情境性本质及其制约结构与过程;它对主流后殖民理论的批判可以与结合了认知普遍性和情感普遍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相整合(343)。第17章题为“人权话语和认知与情感的普遍性:后殖民小说”(HumanRightsDiscourseandUniversalsofCognitionandEmotion:PostcolonialFiction),认知文学研究最新成果荟萃——《牛津认知文学研究指南》述要33作者苏珊娜·基恩(SuzanneKeen)是美国华盛顿和李大学的教授,专攻叙事理论和认知文学研究,主要著作有《叙事形式》(NarrativeForm)(2003)、《当代英国小说中的传奇故事》(RomancesoftheArchiveinContemporaryBritishFiction)(2003)、《移情和小说》(EmpathyandtheNovel)(2010)等。本章主要讨论了“叙事移情”(narrativeempathy)。作者指出:作为小说再现的实践与目的,叙事移情一直是英语小说后殖民(包括反殖民)研究的核心要素。理解叙事移情涉及主体间性心理学、对语境的敏感性、对认知普遍性和情感普遍性的认识以及了解当代认知主义的各个方面。以叙事移情为论证工具的文学认知主义很注重文化语境。这表明,人权话语与文学认知主义之间的潜在关系可以是后殖民理论与话语的一个选项(347)。第18章为第2编第3个专题“决策理论与小说”,题为“阅读与讨价还价”(ReadingandBargaining)。作者威廉·弗莱什(WilliamFlesch)在美国布兰迪斯大学任教英语和哲学,主要著作有《惩罚:小说的成本信号、利他的惩罚以及其他生物学上的成分》(Comeuppance:CostlySignaling,AltruisticPunishment,andOtherBiologicalComponentsofFiction)(2008)。本章以美国小说家和剧作家科马克·麦卡锡的小说名著《老无所依》(NoCountryforOldMen)为例,探讨读者在叙事文学(也包括一般文学作品)阅读中认知参与(cognitiveengagement)的种种特点。小说中的杀手齐格(Chigurh)代表死神,他有自己的一套原则,杀人前有抛掷硬币(cointoss)的习惯,被杀者的命运或者“一个场景的结局取决于这一豪赌,使我们(觉得)不知道或者不可能知道什么事情将要发生”(369-370)。从这个故事中弗莱什引出一个观点:受众的情感是文学工作原理的一个关键的和未受到充分估价的中心目标。文学叙事犹如过去事件的“固定账户”。我们对于叙事的情感经验就是一次交易的经验,在这经验中我们得到了一些但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所有东西。这里产生了一个困惑:为什么我们更喜欢叙事而不是喜欢做梦?在梦中我们不必讨价还价;所有的东西都在那里随我们拿取(371)。作者认为,因为叙事可以给我们一种“新异的满足”,这种新异的满足是“情感奖励”(emotionalrewards),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383)。是什么诱因或动机使人们改变以往的偏好,更喜欢“新异的偏好”(novelpreferences)而不是原先的愿望满足?他给出了三点理由:其一是追求“新异的满足”;其二是想要了解新事物或者新的兴趣;其三是追求某种与众不同的“地位”(status),即:对于某个故事,我们比别人预测得更准或理解得更好(384)。这是一种审美满足(aestheticsatisfactions),它使我们超越了自我(385)。第19章是第2编第4组“认知功能障碍”的唯一收录论文,题为“一些自闭症患者能教给我们的关于诗歌的东西——一种神经世界主义的方法”(WhatSomeAutisticsCanTeachUsaboutPoetry:ANeurocosmopolitanApproach)。作者认知诗学(第三辑)34拉尔夫·詹姆斯·萨万瑞斯(RalphJamesSavarese)在美国格林内尔学院任教美国文学,并从事认知研究,代表作有《通情达理的人——自闭症和收养的回忆录》(ReasonablePeople:AMemoirofAutismandAdoption)(2007)等。这篇文章基于神经科学对自闭症者移情的研究成果,讨论诗歌与情感的认知关系。以往的研究认为,具有某些认知功能障碍的人,即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spectrumdisorder,ASD),不能理解比喻性语言,尤其是隐喻,因为自闭症患者不能理解他人的心智状态。作者则认为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