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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对革命资金的募集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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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对革命资金的募集与使用军事历史2012年第4期军事史博采—68—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写到:“夫人生用钱一事,非先天之良能,乃后天之习尚;凡文明之人,自少行之以至终身,而无日或间者也。饮食也,非用钱不可;衣服也,非用钱不可;居家也,非用钱不可;行路也,非用钱不可……社会愈文明,工商愈发达,则用钱之事愈多,用钱之途愈广,人之生、死、祸、福、悲、喜、忧、乐,几悉为钱所裁制;于是金钱万能之观念,深中乎人心矣。”①任何性质的政党要开展活动,都必须有一定的经费作保障。...

孙中山对革命资金的募集与使用
军事历史2012年第4期军事史博采—68—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写到:“夫人生用钱一事,非先天之良能,乃后天之习尚;凡文明之人,自少行之以至终身,而无日或间者也。饮食也,非用钱不可;衣服也,非用钱不可;居家也,非用钱不可;行路也,非用钱不可……社会愈文明,工商愈发达,则用钱之事愈多,用钱之途愈广,人之生、死、祸、福、悲、喜、忧、乐,几悉为钱所裁制;于是金钱万能之观念,深中乎人心矣。”①任何性质的政党要开展活动,都必须有一定的经费作保障。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斗争也概莫能外,“在孙青壮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募集革命资金的工作,明显地成了他的首要任务,他总是在跟踪和追寻资金。”②一、资金的来源孙中山先生筹款之路可分为兴中会时期,同盟会时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时期。募捐的对象包括:革命党骨干的家人亲友、一般华侨(辛亥革命之后华侨富商中部分人也参加捐助)、积极支持革命的有产者、外国友人、外国政府等。筹款的地区除国内还包括日本、东南亚、南洋、澳洲、北美、欧洲等地。革命党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以下渠道:(一)革命人员缴纳的会费。孙中山组织兴中会的时候,规定每个会员要缴纳一笔很小的入会费和1元左右的年费,会员约500人。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规定每位会员缴纳入会捐3日元,第二年对章程做了修改,每人入会费为1日元。此外要求每人交年捐1日元,还有一项会员自定数目的“基本捐”,即按:年收入在200日元者,照百分之五计,年收入在1200日元以上者,按百分之十计的一笔奉献,以及一笔数额由总理决定的特别捐。1903年,孙中山成为洪门(即致公堂)“大哥”,他为洪门制定了新的章程,把洪门由一个经济互助组织转型为革命团体,这一章程中关于捐款的核心条款为:各埠堂友,无论新旧,每人每年捐美金一至二元。此类基金,数量不大,仅供革命党人初期的基本用摘要:孙中山16年间流亡海外,远离斗争前线,曾为革命党的起义募得大量资金。组织者的衣食住行,购置武器装备及运送,雇募起义人员,抚恤牺牲烈士,安置收容失散人员等无一不依赖资金。革命党的资金来源多元化,以多种劝捐方法并用,获得多寡视劝捐力度而丰欠不同。由于孙中山及革命党未能建立后方根据地,后勤供应完全依赖他援,终至左支右绌。关键词:中国近代军事史孙中山资金募集与使用中图分类号:E2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883-(2012)04-0068-05Fund-RaisingandSpendingforRevolutionaryActivitiesbySunZhongshan孙中山对革命资金的募集与使用□程臻李兴选屈新儒①孙中山:《建国方略——第二章,以用钱为证》,见《孙中山全集》,第6卷,160页,北京,中华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局,1981。②[美]韦慕庭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48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军事史博采军事历史2012年第4期—69—度。(二)革命党骨干的家人、亲友的捐助。孙中山的哥哥孙眉是最早为革命事业提供资金者之一。从1894年帮助建立兴中会之后的10年时间里,孙眉为革命提供了很多资金,1895年的广州起义,孙眉更是倾献全部资金,至1904年濒于破产。据香港历史学家简又文教授估计,孙眉为革命事业大约捐献了75万元。①出身于浙江巨贾之家的张静江也是资金提供者之一。当年在开往法国的轮船上,张静江和孙中山结识,对孙十分佩服,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示愿意向孙提供资金支持。他们约定联系暗号,孙中山发来“A”,表示需要一万元,“B”为二万元,如此类推。之后张提供了一系列捐助,重要时刻,他甚至卖掉自己的工厂,为孙凑款以解燃眉之急。世人皆知张静江是倾其所有赞助革命的功臣,但究竟赞助了多少,向无具体的统计。(三)海外华侨。据陈占标先生在《新会华侨与辛亥革命》一文中介绍,仅以广东新会一地华侨捐输,可分为两种类型略述其概:一是筹款募捐。南洋各埠的同盟会成立后,为募集革命起义经费,均设筹饷局。孙中山发动钦廉、镇南关、河口、庚戌新军等役,“其费用所出,多赖南洋各埠筹集,而以(邓泽如)先生鼓励策动者为多。”仅黄花岗一役,邓泽如、朱赤霓(新会丹灶人)等就“筹到军饷四万七千六百多元。”美洲同盟会于1909年成立后,参加同盟会的赵公壁(字士觐,新会三江乡人)即参与孙中山组织的西部美洲筹饷活动。次年,又参加孙中山组织的“美洲洪门筹饷局”,随孙前往南美募捐,并有所获。二是个人捐输。新会旅外华侨富商不多,职业层次大部份是工人、农务和小商小贩,资财有限。但是,他们为了革命事业,将勤劳所积,热情捐输。越南华侨黄启祥(字景南,新会棠下人)在堤岸开豆芽菜店,是当地第一个参加同盟会的人,曾创办“萃武精庐”书报社,个人捐助开办费1000元。孙中山到河内筹款,常到“黄祥记”逗留,俨如店伴。黄启祥支持镇南关起义,孙中山曾在其自传写道:“其出资勇而挚者,安南堤岸之黄景南也,倾其一生之积蓄数千元,尽献之军用,诚难能可贵也。”旅美华侨陈永惠(新会大泽人)为支援庚戌新军起义,把一生积蓄3000美金捐输,带动美洲华侨捐献。至于富商毁家纾难的,李纪堂实为第一人。李纪堂名柏,新会七堡乡人,香港“益隆银号”店东,拥资百万。庚子加入兴中会后,李被孙中山委为驻港财政主任。从此至惠州起义失败,党人之给养、抚恤、遣散等费,大部由其解囊供给;之后7年间,《中国日报》及党务经费,皆仰给于纪堂。(四)发行各种债券。孙中山等筹集革命资金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发行公债。公债主要是预约的期票。在1895年香港兴中会的章程中规定,兴中会的成员应邀购买价值10银元股票的,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偿还100元。1904年,孙中山在夏威夷也印制了每张1元的公债券,保证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每券偿还10元。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在日本印制了面值中国币1000元的债券,仅售250元。承诺革命大功告成之后还本利千元,由起事之日始,限5年内还清。孙中山希望通过出售这批债券集资200万元,并在印度把这批债券卖掉。有史料记载,债券当时只卖到135号,效果不是很好。1911年初,孙中山为黄花岗起义积聚资金,亲率洪门筹饷局的几名成员在欧美各地进行游说宣传,并在旧金山印制面额为10、100、1000美元的债券。许诺共和国建立后,这种债券将成为国家法定货币。温哥华致公堂带头购买港币1万元,许多工人将整月工资都捐了出来。有的致公堂将会所楼房抵押筹款。加拿大各处致公堂共筹饷7万余港币,为各地华侨捐款之榜首。孙中山一行从各地共筹款15万港币。(五)承诺出让采矿权。1908年,革命党迎来了财务状况最困难的一年。孙中山向邓泽如和黄心持写信求助,希望他们继续说服有财力的人,当时的目标是陆弼臣和他的亲戚陆秋杰。孙中山承诺,此二人中有一人能借贷10万元港币的话,他将许以独家开采云南矿产10年的特权。但最终这一诱人的特权未能为革命筹到款项。②(六)其他的捐资。1907年3月,同盟会领导①[美]韦慕庭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49页。②王赓武:《孙中山和新加坡》,62~63页,载《南洋学报》第15卷第2期,新加坡,南洋出版社,1959。军事历史2012年第4期军事史博采—70—把所有的钱用于支持武装起义,在东京的总部资金顿形竭蹶。在此捉襟见肘之时,同盟会派往北京的间谍程家柽得到满清王室肃王善耆和陆军大臣铁良共同送给革命党的1万元经费,并希望同盟会的革命计划去掉反满色彩。肃王表达了对革命的同情,陆军大臣的态度是如果同盟会只进行“政治革命”,他愿有条件加以支持。①由于孙中山长期在日本从事反清革命,清政府强烈要求日本当局将其“驱逐出境”。出于在中国培养亲日势力的战略谋划,日本政府主动馈赠7000日元给孙中山作为“离境费”。此外,日本巨商铃木久五郎也赠给孙中山1万日元。孙中山接受日本政府的条件,同意立即离境。②二、资金的用途在以往的研究中,用于革命的资金的进出记录均不详尽,但相对来说,接收方面的记载还算略有头绪,而支出方面的登记则付缺很多。那么资金支出在哪些方面呢?据一份同盟会的文献(该文献可能发布于1906年冬),同盟会在准备武装起义上将进行11项革命任务,主要包括“联络同志”、“调查民情”、“侦察清兵”、“游说官吏”、“离间朝野”、“发露弊政”、“结合外情”……等等③。这些与武装起义密切相关的工作本身就是起义的必要准备,涉及大量资金耗费。(一)策反与吸引清军是重要的支付方向。孙中山在发动云南河口起义之前,了解到当地清军极为腐败,兵饷大部分被军官贪污,士兵生活困苦,或为法国人修路,或当雇工,或打柴为生。有鉴于此,孙中山派人对清军官兵及警察进行策反,讲明“凡带枪投诚者给银元一枚”,驻河口清军管带黄元贞、守备熊通及河口警察均表示愿意参加起义。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黄兴向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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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淞炮台和肇和军舰已经运动成功,但需大笔款项应用,他们才能够起义。孙中山一时难以筹出如此巨款,焦急万分之际,革命党人李朗如取出1.5万元港币送给孙,解决了吴淞炮台和肇和军舰起义用款问题。此类开支属于秘密运作,见诸记载的较少。(二)募兵费。招募参加起义的士兵,一般是要付费的,每次起义付多少可能不同。据目睹镇南关起义过程的郑惠琪回忆:“镇南关将起义时,革命党人来凭祥活动,邀请青年前去参加,说每人每月有饷银20元,集合地点在凭祥附近,愿意参加的人就在簙上签名。”④募兵费支出的记载极为稀缺,而且多数应该是单独交付,为了防止走漏风声,数额多少只有当事人双方知道。(三)购买枪械弹药。武器装备和弹药的购置,是开支的一个主要方面。如在准备黄花岗起义时,革命党耗费大量资金从日本、和西贡,也从香港和暹罗购进。还有辛亥革命爆发后,美洲洪门筹饷局还拨款购买了6架飞机以充军用,并雇佣美国机师威尔霍斯与两名助手将飞机运送至上海。(四)起义失败后安置与事人员。孙中山和革命党领导的10次武装起义,雇佣了为数不少的人参加,除武昌起义之外,这些起义均告失败。就资金来说,不惟前期的投入化为乌有,而且安置被打散人员也要花费大量资金。如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为安置被遣散的同盟会军,约用去2万港元。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为救济失散党人,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了通信机关,调查失散人数。1913年末,从大陆逃亡到日本的有1000多名,需救济安置,为此建立了“亡命客救护团”,专门办理流亡日本党员的登记、济助及归队工作。三、几次重要的筹款行动(一)为第一次广州起义筹款。历史记载,孙中山的第一次筹款,是在1894年秋檀香山兴中会成立之后,为了准备在广州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孙中山立即着手募捐筹饷与教练兵操的革命准备工作。由于当时的檀香山“风气未开,人心①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74页,载《国史馆馆刊》,1948年8月第1卷第3期。②[美]韦慕庭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109页。③这一文件名为《中国同盟会会务进行秩序表》,为同盟会在1906至1907年之交的冬季所采行的《革命方略》之附件。它列有同盟会在起义的事前、发难之际,及善后所要从事的任务。本文献原文,见《革命方略》,第2集,241~242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58。④李书城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册,430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军事史博采军事历史2012年第4期—71—锢塞”,孙中山等的筹资活动成效甚微,“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①仅募得兴中会员缴纳会费及集股所得1300余元,加上邓荫南变卖全部家产和孙眉低价出售自己农场的部分牲畜所得,共筹得6000余美元。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就是在这笔资金支持下发动的。(二)为黄花岗起义筹款。为准备黄花岗起义,孙中山约请革命党骨干53人在大石街摈城书报社召开秘密会议做动员讲话:“现在时机已迫……款项能多筹一分,成功即增加一分……更需首先集齐款项。”会议决定筹集巨款,以新军为骨干,同时联络防营与会党,在广州举事。为黄花岗起义筹款是革命党所有筹款行动中记录最完整的一次,也是劝募人员多、筹款地区广、捐资人员杂、到位数额丰的一次。据统计,黄花岗起义约耗21万港元,加上安置被遣散的同盟会军用了2万港元,共23万港元。起义前筹集的21万元的来源是:加拿大7万余元、马来亚47661元、荷属东印度群岛54550元、暹罗与安南2~3万元、美国檀香山1.5万元、台湾3000日元。起义后的2万元经费,是由旧金山和希炉市所寄来的。②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胡汉民来电请示孙中山“恤死救亡,善后费重,奈何?”孙中山对美洲革命党诸同志表示“办理善后是需要各同志合进心力的”。芝加哥同盟会当天即筹款3000元,电汇香港以应急需。孙中山还对以后筹款方法作了指示:“筹饷方法,各地不同,譬如在南洋筹革命军饷,当受地方政府的限制,但在美国可以自由筹款,各位同志体察实情,决定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就是了。”(三)为武昌起义筹款。武昌起义所用资金的获得,受到了爱国华侨、国内资本家以及国内民众的大力支持,筹款总额由于历史及其他原因,辛亥革命最终的筹款具体数额未有完全详尽的记录,仅在有限的资料中搜集到以下数据。辛亥革命爆发前,策划费用共计10.58万港币,10.08万港币由南洋爱国华侨筹得。0.5万港币来自武昌捐款。革命爆发后,1911年4月至1912年初,共计收到款额247.085万港币。其中包括救济款40万港币(新加坡);捐款27.3万港币(荷兰属东印度群岛8.3万港币,新加坡5万港币,吉隆坡10万港币,爪哇4万港币);销公债30.3万港币(美国);未指明款项60万(汇出地不详)。这些款项中有110.458万港币汇至香港,0.3万港币汇予孙中山,60万港币贷予临时政府,63.3万港币汇至上海及广州、福州。③四、历史启示历史上,任何革命在发轫初期乃至在革命的整个过程中,资金的短缺、不足、中断给革命事业以重大影响的例子屡见不鲜,然而像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始终与资金相表里,相缠绕;革命的发动、持续、善后等,一项也离不开资金支持,资金链的任何故障都能立即导致起义顿挫的情况,在古今中外的革命史上并不多见,留给后人重要启示:(一)革命成功依赖巩固后方。孙中山起义的时代是冷、热兵器交替的时代,热兵器的使用使起义成本上升,购置武器的资金远远高于冷兵器时代。但更为主要的是革命党的路线政策不能达成“以战养战”,不能临阵“取之于敌”,加上革命党没有巩固的后方,无征税区,既有人脉又多在海外侨界,所以形成了惯性的起义模式:筹钱—购器—雇佣—抚恤—安置,连续十余次重复这一令人扼腕的痛苦过程。从根本上突破这一瓶颈的出路在于建立自己坚强的后方根据地。曾有人指出,孙中山和同盟会的其他领导人几乎都没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他们虽然主张建立军政府,但没有制定政权建设的详细而合理的计划。由于缺乏可靠的后方根据地做后援,以致革命党人在武装斗争时,枪械弹药、粮饷人员的补给上,都只能依靠来自国外或港、澳的接济。历史地看,革命党起义屡遭失败,这决不是偶然。问题的关键在于革命的领导者未能提出正①孙中山《建国方略——第八章,有志竟成》,见《孙中山全集》,第六卷,229~230页。②郑宪著,陈孟坚译:《同盟会:其领导、组织与财务》,213页,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③郑宪著,陈孟坚译:《同盟会:其领导、组织与财务》,215页。军事历史2012年第4期军事史博采—72—确的革命方针路线,没有充分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尤其是农民投入革命运动。由于革命党人没有认识到农民应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因而在实践上与以往的农民战争相比,表现为很大的后退,故最终没能建立起后方根据地,使他们失去了源源不断的供应链。(二)屡起屡仆非关资金不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革命党人在认识武装起义中的两大因素——人力与物力的关系时,往往更看重物的作用,把相当大的精力集中在筹款购械方面,认为只要有了钱,一切迎刃而解。孙中山曾说:“余每次会晤同志诸君,别无他故,辄以劝诸同志捐钱为事。”有论者对《孙中山全集》第1卷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自1905年同盟会成立至1911年武昌起义的7年间,有关筹款购械的篇章多达109件。孙中山在谈到起义失败的原因时多次提到“其原因皆金钱不足”,“吾党之兵力非不足,特欠军财耳”,“刻下人心、机局皆有可图,而吾人不能乘时而起者,只以财政难题无从解决,故每每坐失时机,殊堪痛惜”。然而,即使募足了所需资金,起义也难逃失败的厄运。(三)钱多钱寡难买政治觉悟。资金到位能否保证达成目标呢?且以河口起义作为实例来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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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起义初期的态势确实不错。但矛盾很快就暴露出来。第一,起义初期的迅速发展,主要是靠清军变兵的相继归附。“此军队实未受革党主义之陶(冶)。其变而来归,虽受党人运动,但只因其乏饷与内部之不安而煽动之。其军官向来腐败,尤难立变其素质而使之勇猛进行。”①起义的每一步进展,其实都是靠不断接济款项和粮食换来的。一旦供应中断,整个局面可以立即发生逆转。第二,不只士兵,即便是参加了同盟会的黄明堂、王和顺等统率的会党、游勇,相当大程度上也是靠同盟会本部答应不断接济金钱和粮食才运动过来的。以往几次起义常因军火缺乏而失败,河口起义所得械弹不少,按理说该没有多大问题。但只要金钱和粮食接济不上,随时都会发生不听号令而溃散的现象。指挥这次起义的胡汉民对此毫无办法。他给孙中山的报告中诉苦:“此回滇师已不能急大进步,以粮款不足为第一原因。”“是以占领河口五、六日,而后以出大队。队出三日,又以粮缺而复返。蛮耗各处,始亦覆言降,而闻我粮精之缺,乃复设计相抗,此其因也。”内部矛盾如此严重,而胡汉民以一介书生远处河内,更觉束手无策。后来,黄兴从钦廉转入河口军中,很快又陷于窘境。不仅变兵不听号令,就连黄明堂等也不听他的调度。胡汉民在报告中说:“克兄(指黄兴)之上河口也迟,黄八(指黄明堂)既据有械药而不听调度,克兄乃为客矣。”②在这样狼狈的处境下,黄兴还力图振作,亲率一军前往袭取蒙自。但“未及一里,各兵群向天开枪一排,齐声呼疲倦不已。克强再三抚慰无效。更行半里,则兵士多鸟兽散,不得已折回河口。”③队伍失控,大局败坏,党人束手,又一次抱恨!历史经验证明:进行革命,就必须要有军队,有巩固的后方,有群众参加,资金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孙中山及其革命党组织的武装起义,只是临时派少数革命党人运动会党,借助新军进行起义,并没有发动群众参加革命。同时,孙中山对于亲自掌握武装的重要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自1894年开始,孙中山走上推翻清廷的道路,一直到1924年建立黄埔军校,才开始建立自己的军队。在30年中,孙中山等发动的武装起义,均告失败,没有一支专业的革命军队也是其失败的原因之一。然而,资金筹集的多与少,只是在起义的形式上有所不同,并不能决定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作者:程臻,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社科部硕士研究生;李兴选,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社科部讲师;屈新儒,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社科部教授责任编辑:闫茁草①胡汉民:《胡汉民自传》,见《革命文献》,第3辑,24页,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出版社,1953。②胡汉民:《报告河口之役上总理书》,见《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中国同盟会三》,401页,台北,正中书局,1963。③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161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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