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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白族社会历史考察报告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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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白族社会历史考察报告定稿贵州省白族社会历史考察报告董建中贵州省是我国白族人口分布第二多的省份。到贵州白族地区考察是我多年的宿愿,但因经费问题,一直未能成行。2012年8月,经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领导批准,我于10月25日~11月3日,到贵州省民族研究院进行访学,共同合作研究贵州白族社会历史。民族研究院李平凡院长亲自陪同我到白族主要分布地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考察地区是毕节市及其所属的大方县和威宁县,以及六盘水市及其所属的盘县,并且到了大方县响水白族彝族仡佬族乡、威宁县羊街镇蛇街村、盘县旧营白族彝族苗族乡进行考察。路过赫章县吃晚饭时,县民委领...

贵州白族社会历史考察报告定稿
贵州省白族社会历史 考察报告 湖南农民考察报告下载外出学习考察报告出国考察报告学校考察报告项目考察报告模板 董建中贵州省是我国白族人口分布第二多的省份。到贵州白族地区考察是我多年的宿愿,但因经费问题,一直未能成行。2012年8月,经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领导批准,我于10月25日~11月3日,到贵州省民族研究院进行访学,共同合作研究贵州白族社会历史。民族研究院李平凡院长亲自陪同我到白族主要分布地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考察地区是毕节市及其所属的大方县和威宁县,以及六盘水市及其所属的盘县,并且到了大方县响水白族彝族仡佬族乡、威宁县羊街镇蛇街村、盘县旧营白族彝族苗族乡进行考察。路过赫章县吃晚饭时,县民委领导请了两位本县白族同胞向我介绍了一下当地白族的情况。之所以选择考察这三个地方,是因为贵州白族的情况比较复杂,主要分成两类:一类为返本归源,另一类为民族认同。返本归源的这一类又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称为“七姓民”,是南诏大理国时期就到了贵州的,另一部分是民族识别调查组和他们自己认为是明清时期迁入贵州的段、李、杨等姓氏。两者的情况实际上还有一定的差别。七姓民主要分布在威宁县,部分由威宁迁入赫章县与水城县;段、李、杨等姓氏主要分布在盘县。民族认同的这一部分是贵州历史上的少数民族“龙家”与明代迁入贵州的南京人的融合体,他们原来想要成立单一民族“南龙族”,但国家已经规定不再认定新的民族,只能认同民族特征相近的民族,所以这部分人最终选择了认同白族。龙家人口最多的地区是大方县。此次调研,一路上受到贵州白族同胞、白族领导干部、白族与彝族学者的热情接待,李平凡院长对我不清楚的地方,一路上给予认真解释介绍,并且提供了一些贵州方面的研究成果。所以这次访学考察时间虽短,但收获还是比较大的。下面将此次考察的情况,结合我收集到的相关文献资料,撰写成此考察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希望能对贵州白族的研究起到加砖添瓦的作用。一、贵州白族人口及其分布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贵州白族人口共有17.79万人,为贵州19个世居民族的第9位。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8.74万人减少0.95万人,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出省人口增加造成的。据有关媒体报导,贵州省统计局的解释是,全省户籍人口中外出省外人口规模达719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20.7%,占普查登记户籍人口的17.3%。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286798人,增长0.81%;而各少数民族人口则减少788025人,下降2.24%。所以,白族人口下降是正常的。贵州白族的主体分布在黔西北毕节市的各县、区,其次是六盘水市,安顺市与贵阳市也有部分白族人口分布。按县域分,白族人口主要分布区域是大方县、盘县、水城县、织金县、七星关区、西秀区、钟山区、威宁县、赫章县、普定县、纳雍县、黔西县。贵阳市约有5000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约有3000人。据六盘水市民委提供的资料,2011年全市白族人口有53410人,其中盘县31423人,水城县11610人,钟山区9673人,六枝特区704人。毕节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白族人口为103422人,其中男55022人,女48370人。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白族人口为114770人,下降11348人,下降原因如上所述,主要是外出务工。贵州白族没有大的聚居区,分布形式基本上是大散居,小聚居。没有自治县,甚至连一个单独成立的白族乡都没有,只有人口较为聚居的村寨,所以白族人口较多的地区都是与其他少数民族一起成立联合的民族乡。现在白族联合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民族乡有如下几个:六盘水市有:水城县龙场苗族白族彝族乡,营盘苗族彝族白族乡;盘县旧营白族彝族苗族乡,羊场布依族白族苗族乡。共计4个。毕节市有:七星关区千溪彝族苗族白族乡,阴底彝族苗族白族乡;黔西县绿化白族彝族乡;大方县响水白族彝族仡佬族乡,三元彝族苗族白族乡,普底彝族苗族白族乡,核桃彝族白族乡;织金县三甲白族苗族乡;纳雍县厍(音社)东关彝族苗族白族乡,昆寨苗族彝族白族乡;赫章县松林坡白族彝族苗族乡。共计11个。白族人口除了分布在上述民族乡,还有一些白族人口相对较多的村寨分布在毕节市与六盘水市的其他乡镇。安顺市普定县讲义寨有白族600多人,是当地比较有名的白族村寨。贵州白族分布地区示意图 二、贵州白族的识别确认贵州历史上有白族,而且有着显著的民族特征,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民族特征基本丧失,多数已经汉化和彝化,部分人口已经填报了汉族或者彝族。此次到威宁的路上,路过一个山坡上的村子,李平凡院长就给我介绍说,这人村的人姓杨,也是七姓民,已经汉化,被称为“汉洛举”,他们现在都报汉族。上世纪50年代初搞民族识别,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贵州民族识别调查组,在1954年曾对现已确认为白族的“七姓民”(又自称是云南“民家”中的一支)、“白儿”、“龙家”、“南京人”(龙家、南京有时合在一起称“南京——龙家”)的族群,以及省内其他几个待识别族群一起进行调查,当时调查的南京——龙家(亦称“农家”或“侬家”)有34682人;白儿30人(水城、纳雍有几万人);七姓民460人。调查组在调查后写成的《关于贵州西部若干较小的民族集团初步调查资料汇综》一文中认为:“龙、蔡、(蔡,族称待认定——笔者注)仡佬,都有独立语言,虽则都在消失中,域区分散,缺乏经济联系。文化上均有特点。都自认为少数民族,与汉人有隔阂。我们认为可以承认为少数民族。”“南京人原系汉人,但已和龙家长期联合在一起,风俗习惯已有变化,心理上和汉人有隔阂。我们认为如果他们愿意做少数民族是可以承认的。但南京人脱离龙家单独成为一个民族单位是不合适的。现在南京人和龙家在名称上还没有取得一致。”“七姓民人数少,不宜成为一个民族单位‘可按其自愿’归入民家、彝族或汉族。”白儿和羿人(羿人,1985年认定为仡佬族——笔者注)情况尚待调查。”这次调查由于没有明确的结论与此后政治运动的原因,贵州白族没有得到政府的确认。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逐步得到恢复和落实。为了解决民族识别的遗留问题,根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1979)民政字第166号文件,1980年12月,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开始了新时期全省民族识别调查工作。贵州白族的识别先后分3次进行。(一)对七姓民返本归源的识别七姓民是南诏大理时期迁至贵州的,因迁入时有张、苏、赵、李、许、钱、杨七个姓氏,故被称为七姓民,其中李姓有不同宗的3家,实为7姓9家。对七姓民的识别工作主要由七姓民集中分布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进行。1981年9月,威宁县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威宁县民族识别办公室,开展对七姓民的识别工作。调查组查阅了宣统《贵州地理志》、《白族简史简志合编》、《云南民族学院学术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集》、《大理文化》、《贵州通志》、《大定府志》、《东川府志》、《宣威县志》、《南诏野史》等资料,并考证了七姓民的碑刻、家谱,实地考察了境内“白儿子营盘”、“白儿子水井”、“白儿子丫口”等历史遗留地名,并深人县内和赫章县七姓民分布的有关区、乡召开座谈会数十次。然后,到了云南省宣威、会泽、昭通、东川、大理等县市及云南省民族研究所、贵州省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学院、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等单位走访调查。与云南著名白族史研究专家和领导马曜、王叔武、张旭、李一夫、杨群等进行座谈,充分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各位专家和领导结合历史记载,一致认为七姓民就是白族,同意他们返本归源。调查工作结束,民族识别办公室写出了《关于七姓民返本归源白族的 调查报告 行政管理关于调查报告关于XX公司的财务调查报告关于学校食堂的调查报告关于大米市场调查报告关于水资源调查报告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1982年4月在县城召开“七姓民”代表座谈会,讨论并通过了该报告。县政府以[威府发]115号文件上报毕节地区行政公署,地区行政公署于同年6月以[毕署发]79号文件批复,同意威宁“七姓民”正式认定为白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当年[威府通]44号文件正式通知全县有关区、社召集白族群众讨论,明确宣布“七姓民”为“白族”。继之,赫章、水城等县的“七姓民”也申请报批为白族。此次认定的七姓民白族共有7598人。同年,大方县人民政府对县民族识别办公室《关于批准段、李、张、王四姓返本归源的报告》的批复[(1982)],明确全县将原报汉族的段氏116户516名返本归源为白族。原报彝族的李、张、王三姓返本归源为仡佬族。《报告》从3个方面说明段姓应为白族。一是段姓族谱《家乘载略》记载,先世居云南大理府,二世祖段志远,大理府都尉,居洱海卫,至今有段家村名焉。六世祖段忠全,派征来黔,职授遵义协都督府,寄居龙坪场,九世祖段玉环,委授大定协守备,因居定邑。二是大方县境内彝族称白族为洛举,并有洛举的地名;汉族贬称白族为白儿子,汉文手抄本《水西传》中有“领着十万白儿子,杀得天昏地不明”等七言叙事诗。三是在县公安局工作的大理籍白族杨联泽书面提供材料说,白族居住的地方有段家村,段家营、太平村、上下连等处全都姓段,并且全是白族。从报告中提到的段姓迁徙历史的情况来看,其先世居住在大理府,二世祖迁居洱海卫,即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明代设立卫所,祥云当时设有洱海卫),六世祖被派征到贵州遵义,九世祖到大定协当守备,因此就定居在大定。查《贵州省大方县志》,明崇祯三年(1630年)——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今大方县为水西宣慰司地。大定府为康熙五年所设,府治在今大方县。康熙二十六年,改大定府为州。雍正二年改大定镇为协,移中营至长寨,设守备、把总、千总各一员。雍正八年(1730年),改大定为府,一直延续到宣统三年。民国元年(1912年)改大定府为县。1958年2月16日,经国务院批准,大定县更名为大方县。这说明白族段姓应该是在康熙时期迁到贵州遵义,雍正年间到大方县为官,到贵州的时间距今有300多年。如果从《水西传》记载的“领着十万白儿子,杀得天昏地不明”来看,水西地区明清时期的白族人口是比较多的。据专家考证,水西地区为今大方、毕节、平远、水城、黔西。金沙从黔西、大方分出,纳雍从大方、织金分出,而今割水城六枝外属,拨威宁、赫章入,故今毕节专区略当水西旧地。也就是说,今毕节市与六盘水市的大部分地区为明清时期白族的主要分布区。(二)对李、杨、段等姓氏要求返本归源为白族的识别1982年底,贵州盘县(当时为盘县特区)聚居在羊场、刘官、鸡场坪、普古等区的李、杨、段等姓向特区民委分别写了要求返本归源为白族的报告。盘县特区民委非常重视,在深入当地调查,收集相关资料证据的基础上,于1983年5月到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调查研究,查阅史料并向相关专家学者征询意见,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李、杨、段等姓氏要求返本归源为白族的报告属实,应恢复民族成份为白族。盘县特区民委在给特区政府的报告中从历史发展、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称谓等方面对李、杨、段等姓氏应返本归源为白族进行了论证说明。报告指出,根据史料与白族学者的介绍,早在白族当权的南诏大理时期,均包括今贵州的毕节、安顺、六盘水、兴义等地市的部分地区,即贵州西部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经过大理国这段时期的繁荣和发展,大量汉族人民融合于白族之中,白族人民大量吸收先进的汉文化,直到一二五三年,元灭了大理国,仍利用当地的大领主段氏、高氏等,除对当地各族人民进行压迫剥削外,还充当元朝镇压其他地区的爪牙,远到山东、胶东、东北等地,当时多是一个村、一个寨(即一族人或一个姓)派出去当兵,战争结束后,由于交通、经济、政治的原因,相当一部分人就在当地落籍,与当地各族人民劳动生活在一起,繁衍至今。根据李、杨、段几姓返本归源的报告,其祖籍均为大理府,大概在明末、清初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不少白族人民向外迁徙,主要是从交通要道上迁徙先后到贵州黄平、紫云、盘县等地落籍,至今三百余年,经十几代的繁衍,初步统计,我县李姓近400户,2000余人;杨姓有250户,1300余人;段姓有200余户,1000余人。从民族称谓来看,云南白族汉语称之为“民家”,也称“白子”、“白儿子”、“白尼”。一直到1956年成立大理白族自治州时,根据本民族的意愿才统称为白族。而我区李、杨、段等姓聚居的羊场、刘官区等地以往,特别是在解放前,周围群众称他们为“民家子”,辱骂他们是“十民九尖,白儿子升天。”“蝌蚪变田鸡,尾巴根不脱。”再从一首流传在羊场、刘官旧营等地的民歌更是找到了不少依据。“旧营云盘高又高,民家姑娘好唠叨,白布衣裳大脚板,面前系个花围腰。”从习俗上看,云南白族古代人死用火葬,现已发掘出不少火葬群。在我县旧营李、杨、段等姓的坟堂周围也发现了不少火葬群,我们已挖出装有骨灰的陶罐供证实,就在旧营还有火葬场卓越旧址“烧人厂(厂应为场,此处可能是笔误——笔者注)”。从宗教信仰来看,白族主要信仰佛教和本主,在白族聚居区建筑了不少寺院、佛塔、本主庙。就旧营、八村等地李姓来讲,也信仰佛教,近几十年李姓男女修行吃素的就有数十人之多。现有七八十岁的两位李姓老人从小出家当和尚。在旧营等地还残留着不少“本境土地”、“祖庙”、“山神土地庙”。1984年1月14日,盘县特区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批转特区民委“关于特区李、杨、段等姓要求返本归源为白族的报告”的通知》,盘府通(1984)5号文件。批准李、杨、段3姓4300多人恢复白族族称。此次我到贵州考察,盘县旧营苗族彝族白族乡旧营村党支部书记李世龙,为我提供了一本2003年重修的贵州李姓(善长)族谱。李姓史上共五修族谱,首修于康熙三十年,说是根据明朝所遗旧册而列成谱序。自认是明万历年间任镇辽总兵李成梁的后裔。祖籍辽宁铁岭。该谱首修家谱序言说,成梁子“廷贵、廷隆、廷阳昆玉宦游大理,以镇边夷。数年间贵公命阳公留守大理,吾贵公赵氏与隆公回籍南京,隆公无室,先贵公而行,路闻清兵之乱,落业贵阳属黄果树,(?为紫云县白石岩乡屯上村李氏之祖)贵公携家眷,亦闻途次甚是不宁,兼听梁公八十四岁告老罢职,不知存亡,难以回乡,只好改组归田,落业旧普安撒马哨,因落业于善德(今旧营)。诡清曾祖,斯册可实祖否?”嘉庆八年,二续家谱,李资澜说,吾祖籍南京应天府珠市上全牌坊。光绪三十四年,三续家谱没有提祖籍。民国二十二年,四续家谱,李发轫在谱志总序中,在坚持祖籍为南京应天府的同时,又将祖先上溯到辅佐朱元璋的明朝开国元勋李善长,将其称为起祖,而李善长的祖籍为安徽定远。传4代到李成梁,即:善长——培祉——根仁——基伯——成梁。与此同时,家族成员李时锦则对原修家谱祖籍为南京的传说提出质疑。他专门写了一条“祖籍备考”,他写道:“世传祖籍系滇之大理府,以武侯征蛮而散离四方者有矣,第世远,年湮邈不可据。所云双僰儿,概非僰王子姓,邑则大理籍之说不荒矣。然予之初祖李贵公乃先明嘉万时(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笔者注)人,不知何自而流寓于旧普安撒马哨,遗有旧塚焉。闻叔曾祖际春、叔祖才宇辈尝往祭扫,因以为起祖焉。后资澜公续谱又谓祖籍南京,不知何据云然,兹且记之。”2003年五修家谱,修谱者在解释大理籍时,引王叔武《白族族源考》、《普安(今盘县)直隶厅志》所记僰人情况,加上李姓在民国以前被称为“民家子”、“白尼”、“白儿”等,认为时锦公得出李姓为大理籍,应为白族的结论是正确的。要求返本归源为白族,并非附会,投机取巧,实乃不忘本源。该谱也像各地旧时修谱的通例,将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的著名李姓人物都作为祖先列上,如老子李耳、李唐王朝的著名皇帝、李存勖、李白、李清照、李时珍、李鸿章等等,因而也就很难说清楚自己的祖先到底是哪里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修谱者采取了将各种祖籍都列出的做法。共列六种:甘肃陇西籍,云南大理籍,安徽定远籍,辽宁铁岭籍、江苏南京籍和贵州盘县籍。笔者经过认真分析族谱和查《明史》李善长传、李成梁传,认为除了大理籍之外,其余均为附会。陇西籍之说,前四次修谱都未提及,是第五次修谱时从中国李姓起源于陇西而来,属2003年的新提法,是从《中国姓氏通书》上抄来的,不足为凭。据《明史·李成梁传》和《明史·李善长传》记载,李成梁的高祖英自朝鲜内附明朝,后落籍辽宁铁岭。李成梁主要活动于明隆庆、万历年间。而李善长是安徽定远人,为元末明初人,两人相隔200来年,按学术界通常采用的每代25年计,4代只有100年,前者不可能是后者的4代孙。且盘县李氏所说的其先祖李贵廷等是嘉万时人,早于清兵入关的清兵之乱,约100年左右,前者怎么能遇上100年后的事情。且李成梁告老罢职,如果回原籍应是铁岭,如果回京师应是北京(嘉靖万历年间的京师为北京),而不是南京,可见回籍南京的说法牛头不对马嘴。所以这几个所谓的祖先,从籍贯、民族、时代、迁徙原因,到回籍等等说法皆风马牛不相及,显然是附会。既然李善长与李成梁之说不能成立,那么建立在此二人为起祖之上的南京籍,也就无法成立了。而盘县籍是从六世祖贵公之裔落业旧普安(今盘县)而来,不能算祖籍。因此,只有李贵廷从大理迁徙到贵州的“世传”比较可靠合理。李时锦对祖籍的质疑是对的。他写的“祖籍备考”条值得高度重视。他说世传祖籍系大理府。“世传”就是老祖宗一直传下来的。“双僰儿”几个字应为僰(白)语,汉语的含义是“说白语的人”,这是白族人民族认同的标志性词语。现代白族区分汉族与白族,即说:“双白子”、“双汉子”。“双白子”含义为“白族”,“双汉子”含义为“汉族”。“所云双僰儿,概非僰王子姓,邑则大理籍之说不荒矣。”这几句意思应该是:“所说的说白语的人,大概是白王的子民,家乡为大理籍的说法不是荒谬的。”僰、白为同意异写,古书上经常交替使用。我之所以用白语解释李时锦的话,原因是史载明清时期贵州白族,尤其是盘县白族是有白语的,民国李时锦写此文时,应该还保留有白语。“双僰儿”一词,只能用白语解释意义才能理解,用汉语则根本无法解释其含义到底是什么。关于盘县白语的使用情况,笔者将在“元明清至民国时期文献记载的贵州白族情况”一节中阐述。(三)对龙家――南京人的识别认定龙家是贵州的古老民族之一,《元史》、《贵州通志》、《大定府志》、《清镇县志》等80余部地方史志,均有关于龙家的记载。其支系有4种,史称大头龙家、小头龙家、马镫龙家、曾竹龙家。有时根据其不同衣饰,又称白龙家、狗耳龙家等。明代以前,其主要分布地区是贵阳、安顺、黔南、毕节等地。最早记载龙家的正史是《元史》,明清地方志书亦多有记载。《元史·地理志·云南行中书省》普定路条载:“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初斡罗思、吕国瑞入贿丞相桑哥及要束木等,请创罗甸宣慰司。至是,言招到罗甸国札哇,并龙家、宋家、犵狫、猫人(即苗人,古代一些汉族文人歧视少数民族,写文章时往往在族称上加上犭旁——笔者注)诸种蛮夷四万六千六百户。”此条记载将龙家作为诸种蛮夷当中的一种并列出来,说明龙家是贵州少数民族当中的一种。那么龙家又是从哪儿来的,其祖先是谁?明清学者都有一定叙述。明代嘉靖年间田汝成写的《炎徼纪闻》说:“龙家盖徙、笮、駹氏之裔,讹为今称。”徙即斯叟,为古代民族叟人的一支,汉晋时期主要分布在邛都(四川西南地区),为氐羌族群的部落;笮、駹也是汉代氐羌族群的部落,在蜀之西。按《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笮、駹等都是西南夷。也就是说,田汝成认为,龙家是西南夷徙、笮、駹等古代民族的后裔。而清代学者则多认为龙家是汉族的后裔,到民族地区后演变成了少数民族。道光《黔南职方纪略》载:“汉武帝灭且兰,置舸群郡,迁蜀之大姓龙、傅、董、尹于其地,于是苗中有龙家子矣。”《道光广顺州(今长顺县)志》卷十说,广顺州有各种少数民族30余种,“风俗各异,惟宋家、蔡家、马镫龙家,乃战国时楚伐宋、蔡、龙三国,俘其民而放之南徼,流而为苗者。知中原礼义,衣服、祭祀、婚嫁、丧葬、揖让、进退,一禀于周。”《咸丰安顺府志》卷之十五载:“侬家,一曰龙家,相传皆外省客籍。又传亦明时奉调来黔,以披龙甲,故名龙家。其本末无考。”这说明清代的学者认为,龙家是汉族(春秋战国时为华夏族)的后裔,到贵州后演变为少数民族。来源地与来黔时间说法不一,一说来自蜀地,一说来自中原,一说来源无考。来黔的历史有战国、西汉与明代3种说法。明代《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九安顺州载:“州民皆龙家夷类,多张、刘、赵、谢四姓,通汉语,识文字。”《乾隆黔西州志》载:“侬家,厥性颇淳,衣尚白色,男髻向前,青带勒额,女髻有带绾发盘其首,衣短裙长,多赵、谢二姓,婚姻、死葬与蔡家同,婚则用媒妁,聘以牛酒财礼,死则用棺石墓。近今沐浴王化,咸知礼义,多有读书入泮者(清代称考中秀才为‘入泮’——笔者注)。”由于龙家人姓谢、赵的人口多,所以,有的学者将元明清时期的龙家与唐宋时代今贵州境内牂牁诸蛮当中的东谢蛮、西赵蛮等联系起来,认为龙家与唐宋时代的谢、赵两大姓有族源关系。 南京人从广义上说,是从明代开始由于各种原因进入云贵地区的江南移民。而“龙家――南京人”中的南京人,则是指窄义上的因战争原因与避祸入黔的南京人。因战争原因入黔的南京人,是指明朝洪武时期,朱元璋派兵征讨云南元朝残余势力后留驻屯守的将士。这些人被称为“调北征南”后的留守人员。今龙家――南京人的后裔所编撰的《贵州大方赵氏族谱》说,“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朱元璋决意‘调北征南’,命傅友德、蓝玉、沐英统率将士往征云贵一带反叛势力。赵颙佐傅友德统军南征,累建军功。洪武十七年(1384)云贵战事结束,留守乌撒(乌撒即后来的威宁府、大定府,即今威宁、大方一带——笔者注)。”其后子孙分支迁居贵州各地。当时贵州尚未建省,今贵州西部一带属云南行省,乌撒当时属云南,所以留守乌撒即是留守云南行省的一个地区。因避祸入黔的南京人是指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推翻侄子建文帝后,一些忠于建文帝朱允炆的臣子及其亲属遭受诛连,被处死者达数万人。部分幸免于难的臣子及其家属,或是抱印寻找据传是逃往西南的建文帝,或是避祸逃难进入贵州。建文帝的下落至今仍是历史之谜,当然他们也不可能找到建文帝。这些人逃离南京后,历尽艰辛,到了贵州后,先是散居在以贵阳为中心的修文、清镇、长顺等县市,并得到调南征北先期入黔的族人的接应。由于入黔的南京人人少势孤,据说南京人逃到黔东黔北乌江地段时尚有48船人,约有4800人,因慌张渡江和遇到当地民族武装的阻拦,最后只余下8船800人。他们既要小心谨慎地在少数民族地区落地生根,又要时时提防官府追捕。因虑族寡而受欺凌,为此,他们就商量做了两件对以后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一是找一个可以依靠的少数民族,隐匿其中,以避朱棣朝廷的追捕。二是合姓结盟,壮大势力,以免人少受人欺负。经过反复选择,认为“龙家一族心地和平,堪以为援”,“可以与之联宗认族,倚为心腹”。永乐五年(1407年)正月,各地南京人与龙家代表集中,在今息烽县西望山合姓结盟。将36姓合为赵、谢两大姓氏,成为大的家族。其中19姓合为赵姓。现息烽县麓窝西望山上,还存有一块合姓结盟时留下的石碑,上面刻有“日、月”两字,并各加一个圆圈包围,其右刻有“万古丛林”四字,其左边刻有“永乐五年正月盟誓”。据传,合姓选择赵、谢二姓的原因是南京人的首领一个叫赵宜先,一个叫谢法孔。南京人的族谱、石碑、传说均称他们的首领为赵宜先将军、谢法孔元帅。而从大方《赵氏宗谱》所说来看,赵宜先、谢法孔二人为龙家的首领。该谱说:“赵宜先、谢法孔二人率亲属安耕织,远谗侫,上不谄,下不渎。所以吾先知其可依。”从以上两种说法可知,赵宜先、谢法孔二人到底是龙家,还是南京人已经难以辨清。合姓结盟主要做了6件事(一)合族别。南京人与龙家合为一个民族,隐蔽南京人之名,对外统称龙家。(二)合姓氏。尊赵、谢首领为盟主,所有人对外均自称赵或谢,以赵、谢为明姓,对内则以原来的姓氏为暗姓,各家暗自铭记,世代相传。(三)合语言。合姓结盟后,内部使用龙家语,对外使用汉语。(四)合习俗。实际上就是两个民族习俗的交会融合。(五)限于族内通婚。明姓相同,暗姓不同的均可通婚。现在龙家――南京人的许多墓碑上常见赵母赵氏之墓,谢母谢氏之墓的碑文。不了解情况的人觉得奇怪,以为违反了同姓同宗不婚的法则。其实墓碑上写的是明姓,暗姓却是另外的姓氏。(六)加强团结,共御外辱。会议决定,凡本民族任何一姓一旦遭到外族无理欺凌时,都要赵谢同争,又称万夫同争,以维护本民族的利益。按2012年10月1日赵国明所撰《大方白族文化初考》收集到的名单,参加合姓结盟的各姓氏代表为赵宜先、谢法孔、王俊波、祝济南、唐启明、罗文瑞、司毓英、涂瑞祯、岳玉明、蔡伯阶、薛松桥、余恩荣、陈玉福、钟明良、傅朝勋、萧质彬、周云武、徐松廷、李鹏程、焦世先、熊登明、晏巩全、马武军、沈应龙、郭大雄、林泉声、钦明友、龙朝轩、黄世祺、何开选、张云程、华世贵、钱云龙、杨学诗、邓文光、韦志远等36人。合姓结盟后,南京人改变语言习俗,以汉变夷,以龙家的自称“松尼保”为己称,逐步融入到龙家之中。南京人以汉变夷的情况在他们的家谱中随处可见。黔西县《华氏家谱》载:“黔中夷类殊多,都分黑白二种,而诸夷中惟龙家为近朴直……喜率亲属安耕织,远骄侫,吾先知其可依也,乃率属以和之,和其姓氏,和其衣服、礼仪、语言、器用。”大方县拔贡赵铿家谱载:“燕藩承统,建文播逃,凡同事忠义者率属以来黔,离乡去国,良可哀矣;既而创业水东,更水西……吾先祖至黔时,惟龙家一族心地和平,堪以为援,乃投簪改制,相倚为生,延十数世,何主何宾无能辩矣。”合姓结盟,南龙融合,壮大了实力,受他人的欺负与侵害减少了,对双方都很有利。南京人隐匿在龙家之中,得到了龙家的庇护,朱棣的官军不易分辨,难以追捕清剿。南京人则把先进的生产方式带入龙家,有效地提高了龙家的生产生活水平,促进了龙家社会的发展进步。明天启时,以贵州巡抚王三善为首的官军和清康熙时以吴三桂为首的官军先后对以彝族土司为首的贵州少数民族进行镇压。龙家(南京人)受到冲击被迫辗转迁徙,大部分从贵阳、安顺、黔西一带迁入水西土司腹地。致使明末以后龙家人多聚居在毕节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严重阻碍。上世纪50年代初进行民族识别,虽然对龙家(南京人)进行了调查,但他们的族称却没有被认定。直到改革开放后,贵州省民族识别办公室根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1979)166号、(1982)86号、240号和贵州省人民政府黔府(1981)112号文件精神,按《全省民族识别工作座谈会纪要》内容要求,对龙家(南京人)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的补充调查。并在龙家(南京人)分布的毕节、安顺、六盘水、遵义等地州市与相应的县成立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识别办公室和民族识别工作组,1984年2月19日,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安顺召开的龙家(南京人)族别问题科学讨论会,与会代表共同认为龙家(南京人)几百年来就凝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非一,是二非二,谁主谁宾,无从分辨”的水乳交融的人们共同体,早就为各兄弟民族所承认,因而议定龙家(南京人)的族称为“南龙族”,并根据“南龙族”这一族称,科学、客观地整理识别材料。1985年3月,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领导亲带着有关专家到北京,向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汇报,请求认定“南龙族”为单一民族。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根据“不再增加新的民族单位”的要求,明确按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86)民政字第252号《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和更改民族成分的情况报告》精神,对待识别民族解决族称问题,只能采用民族认同的方法。即:“从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自身的发展出发,对于相互近似的民族集团,即其语言基本相同、民族特点相近、地域相连而又形成密切经济联系的,尽可能相互合为一体,认定为同一民族。”在无法认定为单一民族的情况下,本着从民族自身前途和发展出发,南龙人决定走民族认同道路,经多次比较分析,最终选择了云南的白族作为认同对象。1987年7月7日,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组建了贵州省民族识别考察组,赴云南进行实地考察。考察组由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行政公署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普定、大方、黔西、织金、纳雍等县的“南龙人”代表共16人组成。这次考察,重点了解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的族源历史、社会性质、经济生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走访了有关专家,观看了云南白族的电影资料片,参观了白族文化历史遗址,收集了白族著名人士的有关家族祠堂碑碣、家谱等资料,并对当地白族住宅、服饰及信仰等进行直接调查。考察组在整个考察期间,受到了云南省民委、大理州民委的热情接待,并同先后与白族著名学者和领导马曜、杨永新、张旭、杨德鋆、赵卓、杨应新、杨群、周祜、高俊松,以及其他民族的民族研究专家王敬骝、杨毓镶、王均、张楠、马占先等进行座谈。与会的领导、学者在听取考察组对考察情况的汇报和“认亲”的意愿后。纷纷表示了热情欢迎的态度,共同感到由衷的高兴。马曜教授给考察组作了有关白族社会历史的报告,讲到白族的族源形成是既有“同源分支”,也有“异源合流”的历史现象。他说,白族和其他民族一样,都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人们共同体。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任何一个民族要求得发展和进步。必须采取开放的态度,在历史上民族之间自然融合是一种进步的现象。他充分肯定了考察组的考察汇报是科学的、求实的,“认亲”的依据是充分的,他本人并受委托,代表白族省级领导干部尹俊、张子斋、杨克成、杨明等表示欢迎“认亲”。考察组结束考察返回贵州后,撰写了《贵州省民族识别考察组赴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考察报告》。毕节地区各县和普定县代表分别将考察结果向各县政府汇报,认为云南白族与贵州“南龙人”在族源问题、地域关系、居住环境、社会性质、语言特征、房屋结构、服饰特色、建筑工艺、丧葬习俗、图腾崇拜、宗教信仰、姓氏谱牒、心理素质等13个方面,与大理白族有相同点或相似点,可作为相互认定的科学依据。这次考察成了“南龙人”族别识别过程的转折,它为“南龙人”认定为白族提供了直接的依据。各县政府接到报告,听取汇报后极为重视,先后召开了龙家(南京人)代表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接着,按“名从主人,尊重本民族的意愿”,“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自身的发展”的原则,下发文件正式成立龙家(南京人)认定白族工作领导小组,没立办公室,抽调人员从事认定工作。组织力量,深入龙家(南京人)所在区、乡、村寨、学校开展宣传工作。采用召开大、小型会议,个别走访座谈,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工具进行反复宣传讲解,从而使各县龙家(南京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基本上得到了认定白族的一致意见。与此同时,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派汇报组到北京向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汇报,并得到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领导的明确指示:南京人入黔较早,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其中部分人已经失去了原来汉人的一些特点,吸收了龙家的民族特色,实际上已经融为一体,不可区分,但这种情况,必须限于毕节地区,必须是1982年人口普查时的南京人。1988年元月,中共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制定《关于龙家认同白族的报告》1号文件,向中共贵州省委提出了关于办理“南龙人”认定白族的请示报告。3月,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人召集在贵阳工作的部分龙家(南京人)代表座谈,进一步沟通思想,促进认定。继之,毕节地区各县人民政府相继分别召开了“南龙人”认定白族工作代表大会。会后,县、乡(镇)、街道办事处按有关规定,认真造册登记,报县“认定”办公室汇总,并以县人民政府文件上报毕节地区行政公署,转报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复。毕节地区行政公署以毕署发(88)083号、毕署发(88)082号、毕署发(88)072号、毕署发(88)146号、毕署发(88)117号文,分别向贵州省人民政府上报请求批复毕节、大方、织金、黔西、赫章等县龙家认定白族。贵州省人民政府分别以(88)黔府通108号、(88)黔府通137号、(88)黔府通16l号、(88)黔府通230号、(88)黔府通23l号文作了批复,同意毕节地区龙家(南京)64608人正式认定白族。各县人民政府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复精神,下文到各区(镇)、乡(镇)、街道办事处以及有关部门,同时召开了各区分管民族工作的干部会议,具体部署善后工作,并在电视上向广大群众传达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复龙家(南京)认定白族的通知。1988年11月29日~30日,黔西北龙家认同白族庆祝会在毕节隆重召开。会上,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领导介绍了龙家(南京人)开展民族识别及认同白族的经过,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尚才代表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大、贵州省人民政府、政协贵州省委员会向大会祝贺并讲了话,中共毕节地委书记禄文斌、副专员李朝忠代表中共毕节地委、毕节地区行政公署讲话,云南省派白族代表前来参会或发来贺电贺信。这次会议标志着黔西北龙家(南京)历时几十年的识别工作宣告结束。出席会议的白族代表向黔西北广大白族人民发出了《倡议书》。根据龙家(南京人)民族识别考察组撰写的《贵州省民族识别考察组赴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考察报告》所记载的龙家(南京人)在贵州省境内的人口,当时全省共有78192人,其中大方县24790人,黔西县13268人。毕节县12847人,织金县4859人,赫章县7352人。纳雍县3942人,清镇县3135人,水城特区2936人,安顺县2996人,普定县857人,威宁县492人,平坝县439人,仁怀县14人,关岭县110人,息烽县23人。三、对龙家――南京人识别认同白族的看法及补充龙家(南京人)经过反复曲折认同白族的事件,是在新时期国家不在认定新的民族单位的情况下,成功解决民族识别遗留问题的典型范例。有人至今仍对龙家(南京人)认同白族,或者说当白族持有异议。笔者认为,就目前所见的关于龙家(南京人)的文献资料和从构成单一民族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心理素质等要素来说,他们有自己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立性,或者说是有特殊性的,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但从国家的角度来讲,民族太多、太小、划分得太细,只要有一些区别,就划分为一个独立民族,不利于全国的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而对于要求识别的群体来说,如果人数太少,也不利于本民族的发展繁荣。所以,新时期国家不在认定新的单一民族,而是实行特征与居住相近民族之间相互认同的政策调整。这一政策调整是完全正确的,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少数民族都有其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人类最终是要走向大同,走向融合的,只不过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现在还不能实施大同化,大融合的政策而已。所以,我们处理民族问题,制定民族政策,既不能像有些人提出的现在就不讲民族差别,淡化民族关系,将民族问题一笔勾销,搞所谓的“国族”;也不能机械地过分强调差别,只要两个族群之间有些差别,就一定要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我之所以完全赞同龙家(南京人)认同白族,是因为在国家不在认定新的单一民族的情况下,从龙家(南京人)的历史与特征上看,与他们关系最密切,可以认同的只有3个民族可供选择。这3个民族分别是汉族、彝族与白族。下面我来讲一下理由。关于认同汉族:龙家(南京人)是一个少数民族与汉族相融合的族群,经过长期的社会发展,这个群体的民族特征逐渐丧失,汉化十分明显,况且他们本身就有历史上明确记载的汉族血统参与其中,认同汉族是完全可以的。问题出在历史上这个群体反复受到汉族官府的打击压迫,心理上与汉族有隔阂(费孝通语),不愿意当汉族。这才产生了认同其他民族的问题。关于认同彝族:龙家是属于氐羌族群的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虽然清代有的学者将其说成是汉族之裔,但元明清三代的志书都将其归入“夷类”,有时列入“土夷”,有时列入“苗属”、“苗民”、“蛮苗”等等,有时还在其族称上加上犭旁,足以说明他们是少数民族。从族源来讲,龙家与彝族和白族同属近亲民族,他们长期与彝族、白族、布依族和苗族交错聚居,各个民族之间经济文化都有相互影响,但布依族、苗族不是氐羌族群的民族,与龙家没有族源关系,所以,不可能去认同这两个民族。而认同彝族却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因为彝族在贵州人多势众,对龙家的影响很大,许多龙家人还会讲彝语,甚至他们的墓碑上还刻有彝文。应该说,他们认同彝族,无论从政策,还是民族关系上,都是说得过去的。事实上他们最早也是选择认同彝族,但是据说当时有彝族领导干部提出疑问,说南京人是来打彝族的,他们怎么能是彝族呢?认同彝族的事就此搁浅。历史上确实存在明朝朱元璋调北征南,平定云贵时,对反抗的彝族土司进行镇压。明末王三善也镇压过彝族土司。清朝吴三桂剿水西,雍正年间大规模改土归流,均对彝族进行过残酷的镇压,死了不少人。因而部份彝族人士对南京人(汉族)有成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没有分清龙家与汉族的区别,更没有搞清楚融入龙家之中的这部分南京人与镇压彝族的官军的区别。所以才导致龙家(南京人)认同彝族受阻。认同彝族的过程,至今都没有见诸报刊,只是说“经多次比较分析,最终选择了云南的白族作为认同对象。”据我这次考察时了解,之所以报导与写文章时隐晦这件事,主要是考虑到可能会影响民族关系。我把这个过程写出来,是觉得这只是个不同的人在认识上有所差别的问题,里面并没有民族偏见,更不会有民族隔阂与民族矛盾问题。我的观点是龙家(南京人)认同彝族或者认同白族都是合理的,因为这3个民族都是近亲民族,且从古至今都是交往非常密切。接待我的贵州彝族学者对我的这个观点非常赞同。关于认同白族:从龙家(南京人)民族认同的过程来看,贵州白族在1982年和1984年被先后认定,但是这部分最终被认定的白族,由于汉化与彝化程度已经很深,民族特征已经不太明显,加上云贵行政区划的分割,阻碍了龙家(南京人)对白族的认识,因而搞不清白族与自己在族源上和历史上的关系,这就是他们最初并没有想到认同白族的有因。在认同彝族受阻后,他们在贵州已经找不到可以认同的对象,又听说云南有一个独龙族,想象独龙族可能与龙家有关系,所以,将认同的目标转向云南。贵州省民族识别考察组到了云南后,云南省民委请来相关民族研究专家和独龙族、白族的领导干部,在听了考察组介绍的龙家(南京人)的情况,看了独龙族、白族的一些影视资料后,云南方面的专家与考察组一致认为,独龙族是一个解放前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民族,社会发展程度与经济、文化特征与龙家(南京人)区别太大,两个民族在历史和地理等方面均没有什么联系,基本上找不到相同或相近的特点,无法作为民族认同的对象。而白族与龙家却可以找到许多共同点,因此,转而把白族作为重点考察的对象,通过认真考察白族的情况,并与白族专家学者、领导干部交流意见,最终确定把白族作为认亲的对象,并受到白族同胞的欢迎。考察组在考察结束返回贵州后,给上级写的考察报告中对认同白族的依据作了13个方面的归纳。由于贵州之外的白族同胞,对龙家(南京人)认同白族的过程与依据大多都不了解,连我这个搞白族研究已经近30年的专业人员尚且不甚了了,这次到贵州考察时才知道整个过程,并收集到了考察报告。因此,我觉得很有必要将认同过程和依据较为具体地写出来,便于广大白族同胞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下面将《贵州省民族识别考察组赴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考察报告》对龙家(南京人)认同白族的依据引录于下,并对不完整的地方进行一些补充。白族和龙家(南京)在以下许多方面可以找到相同点或相近点:(1)族源问题。学术界对白族族源有土著说、僰人说、氏羌说和外来民族融合说等多元论的诸种探讨,迄今尚无定论。据史书记载。秦开五尺道,自僰道(今四川宜宾)达于滇东北境内,大量僰人南迁,在今滇黔境内居住,僰人与龙家的先民是否有族源关系,也可探讨。明代田汝成《行边记闻》、郭子章《黔记》称龙家是“徙氏之裔”,清代许多志书又称:“盍徙氏之讹”。则知龙家先民曾活动于今川西阿坝茂汶和川南的凉山州一带,应与氐羌族群有关。在剑川、大理等地的调查中,有民间白族来源于南京应天府柳树湾的传说及家谱、墓碑记载。而且相当普遍,也可以和南京人的来源历史联系起来。(2)地域关系。历史上的民族居住地域和今天的行政区划不可混同。特别是贵州建省较晚,在明朝永乐年间才设置省会。唐、宋时在贵州境内,南诏王国曾占领管辖播州(今遵义)。以白族大姓统治家族建立的大理国,长期设置行政机构管辖至今黔西北地区。大理国至邕州卖马经营商品交易,和今贵州境内的罗甸国(普定、安顺、大方)毗那(今织金)、自杞国(今普安、兴义、盘县)都曾经有过密切的经济交往。历史上的白族先民和龙家(南京)先民,都是交错聚居在云贵高原上而又有过政治和经济上的紧密关系。(3)居住环境。白族和龙家(南京)大多居住在云贵高原上的坝区,一般都是地势低洼,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交通方便的河谷坝子,距离城镇较近,是当地政治、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方,比山区的兄弟民族居住环境,易于发展生产和接受先进文化的影响。白族和龙家(南京)均属农耕民族,在历史上就形成基本同步的社会发展进程。(4)社会性质。解放前,白族和龙家(南京)内部的阶级结构,在当时生产力的水平基础上,己明显划分出地主,富农和佃农的剥削关系,同是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洱海地区的白族,还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社会经济比较发达,这和博南古道由大理通往缅甸的商业贸易交往密切相关。(5)语言特征。白语和龙家语虽然存在较大差异,基本词汇里没有同源的关系,对汉语借词上音位系统的差别也较明显。但从汉语借词的程度比较,白语的古汉语借词占50%左右,龙家语的古汉语借词亦约占40%左右, 证明 住所证明下载场所使用证明下载诊断证明下载住所证明下载爱问住所证明下载爱问 这两种语言早在古代已和中原文化有直接的联系,大量借用汉语词汇都是白语和龙家语的共同特点。(6)房屋建筑。在剑川、大理实地观察表明,白族的房屋建筑以“三方一壁”和“四合五天井”两种最为典型,这和龙家(南京)的房屋“一正两厢”和“一颗印”的建筑特点实际是相同或相似的,只是名称上的差异而已。(7)服饰特色。白族以白色为服饰的代表性颜色。龙家先民,明清地方志书就多有“白龙家,髻,白布束之,妇女亦髻,皆以白布为衣”(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和“衣尚白”的记载,民间亦还保存有所谓“白素衣”的服饰。据剑川县白族知名画家陈永发同志鉴别考察组带去大理的龙家服饰照片的刺绣图案,认为与大理白族的服饰图案相似,而且同出一种文化系列。(8)同善石工。白族和龙家(南京)均在石工和木工上有较高造诣。大理白族木工、石工的工艺历史久远,在我国雕刻艺术上享有盛名。历史上在黔西北广大地区也曾留下白族工匠的业绩。历史文献中亦多记载龙家(南京)先民“善石工”,反映出白族和龙家(南京)在历史上的社会分工相似以及石雕图案方面艺术上的文化交流。(9)丧葬习俗。白族和龙家(南京)古代均实行火葬。历史文献都有记载,考古发掘均已证实。改行土葬后,所盛行的石棺墓葬(俗称“生基墓”、“梭棺坟”)均比邻近少数民族明显突出。殉葬中用土壶盛置五谷、清泉放置棺木头部位置正中方孔之内。以木为灵牌。“祀先以木牌为神主”(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十一)。以汉文录祭文而念本民族语音,以及梵文碑刻等方面,都反映出葬俗礼仪的近似。(10)图腾崇拜。从现实生活中的直接观察,发现白族和龙家的房屋、墓碑浮雕多有龙的图像。而在民间传说和信仰观念方面亦多“龙王”,说明白族和龙家(南京)的古代先民,可能共同有过对龙的图腾崇拜,而又发展到“龙神”崇拜。(11)宗教文化。大理白族地区盛行崇拜本主,凡在历史上对人民有功的人物,或为世人行善的“神”,均可供为本主。顶礼膜拜,这和龙家(南京)中的供“灶化坛”,和“庆天王”的崇拜意义和宗教礼仪基本一致,均属尉台宗教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的发展产物。(12)心理素质。白族和龙家(南京)均属善于吸收先进文化,主要是汉文化的共同体,在座谈时,大家共同认为:开放、进取、严谨、团结等民族气质和性格特点,两者彼此都有相似之处。(13)姓氏谱谍。龙家(南京)和白族中都有赵、谢等姓。并有祖籍南京的家谱记载。一般地说,以姓定族。是血缘关系,不能作为认定民族的科学依据。特别是追溯远古祖先的家谱,更多附会传说的成份。但在贵州龙家(南京)中的赵姓家族有“家门分在大理”之说,可能反映了历史上明初随军南下,戍边屯田的汉族军士或臣民中。同姓家族分居滇黔,其后裔不断繁衍而与当地白族或龙家逐渐融合为两个人们共同体的历史影子。亦可作为龙家(南京)和白族认同的参考。我觉得在这里需要对考察报告补充的是,关于族源问题,报告说“应与氐羌族群有关”,这种说法是推测性的。而我在上文已经写明龙家是氐羌族群的一支,所以,同白族在族源上有亲缘关系。明代田汝成《炎徼纪闻》说:“龙家盖徙、笮、駹氏之裔。”徙即斯叟,为古代民族叟人的一支。而白族大姓大理国世袭宰相高氏后人就以三国时期的越巂叟帅高定为自己的始祖。贵州地方志书多记载,龙家通汉语,识文字。这与白族完全相同。信仰佛教是白族的一大文化特征,通常讲龙家情况时,包括本民族的人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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