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后现代主义_语境中的公共行政概念_张康之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收稿日期：2012-12-10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重点学科行政管理专业资助项目作者简介：张康之（1957-），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乾友（1986-），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政治·行政“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后期最为重要的哲学思潮与文化运动，当这股思潮渗入公共行政的研究中后，也对公共行政的理论产生了广泛影响。作为一种反传统主义——亦即反现代主义——的文化取向，后现代主义对工业社会的社会建制与话语体系进行了全面解构，其中，也包含着一些求新精神，对于人们重新审视近代以来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新视角。尽管后现代主义主要反映在思维活跃的哲学和文化领域，但其影响却遍布整个社会科学体系，渗透到了社会科学的每一个领域的研究之中，成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种反传统的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和路径。在公共行政的研究中，大致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很快地，就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运动。当然，公共行政研究长期以来是理性精神最为坚定的领域，当后现代主义渗入这一领域后，公共行政的研究者对后现代主义的接受程度显得并不热情。总体看来，在公共行政研究中，后现代主义并没有像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那样大获全胜，行政学者是有保留地运用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在公共行政的研究中，后现代主义是以“话语”的主题为标志的，一般说来，只有那些探讨“话语”问题的学者及其作品才被归入到后现代主义的名下。所以，公共行政研究领域中的后现代主义运动也更多地被称作为“话语运动”（DiscourseMovement）[1]，与哲学和文化研究领域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后现代主义相比，被称作为“后现代公共行政”的学术运动在思维方式上远未达到后现代主义的水准。尽管如此，公共行政的研究中毕竟呈现出了后现代主义语境，使学者们获得了一个把握公共行政概念的新视角。在我国，党的十八大之后，行政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十八大报告中为我国下一步的行政体制改革确立的目标是，“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应当看到，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创新运动，应当被理解为公共行政发展的新阶段，因而，需要在继承人类一切行政建构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作出科学的设计。其中，后现代公共行政的理论主张也是我们必须了解的，无论是加以批判性地继承还是出于避免其失误的目的，我们都需要了解其已经作出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后现代公共行政是在反思有了公共行政实践及其理论以来的整个历史中提出的新见解，即使它存在着方向性的错误，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一、“后现代转向”中的公共行政概念在20世纪，公共行政理论经历过多次转型，中图分类号：D63-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21（2013）01-0039-08“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公共行政概念□张康之张乾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872）摘要：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渗透到了公共行政的研究之中，为公共行政学科带来了一种后现代气息。后现代公共行政宣布了现代主义公共行政的失败，要求公共行政改变其控制导向，批评公共行政的控制追求引发了社会群体间的对抗，提出在公共行政中建立起包容他者与包容差异的文化。后现代公共行政显然是对现代主义公共行政的一种反叛，因而，遭遇了现代主义公共行政护卫者的猛烈反击，双方形成了一种激烈的交锋。在这种交锋中，后现代公共行政更加充分的阐释了解构现代公共行政的立场和观点。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公共行政；黑堡宣言解构39--《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政治·行政例如，“明诺布鲁克会议”的召开与“黑堡宣言”的发表等，都是这些转型的标志性事件。从一个角度看，这样的转型似乎是根本性的转变，即从效率转向了公平与合法性等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性价值，这本身意味着公共行政指导原则的根本性改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的转型又根本谈不上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因为，无论效率、公平还是合法性，都是“现代性”的表现形式，无论公共行政是以效率、公平还是以合法性为基本的价值追求，都依然是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公共行政。所以，尽管有许多学者认为20世纪出现了几次公共行政学的“范式转型”，但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样的转型是根本不存在的。20世纪的几场公共行政学运动都只不过是在同一范式下所进行的细枝末节上的调整，都没有超出现代主义范式。即便是作为80年代以来最有影响力的“黑堡宣言”，也只能被解读为现代主义公共行政的代表性文献。不过，1990年，“黑堡宣言”的执笔人之一怀特（OrionF.White）与马歇尔（GaryS.Marshall）在他们合作发表的《黑堡宣言与后现代辩论》一文中却实现了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对黑堡宣言的重新解读，也正是这篇论文，可以看作是公共行政研究开始了“后现代转向”的标志。曾是黑堡宣言执笔人的马歇尔与怀特认为，黑堡宣言是一种现代主义的宣示，如果说这种宣示与以往的现代主义话语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也仅仅是黑堡宣言代表了现代主义的一种高级形式（highmodernism）。“在行政被明确视为创造进步、解决社会问题与带来更好的社会条件的意义上，‘宣言’是现代的，其核心承诺是理性，这种承诺反映在公共利益之中，并由公共机构加以履行。在‘宣言’超越了古典行政思想中过时了的科学主义与理性工具主义的意义上，它是现代主义的高级形式，它提供了程序，一种能够激发理性，而不是像古典理性工具主义那样宣称其包含了理性的结构化的互动或对话形式。就此而言，‘宣言’所采取的立场很像哈贝马斯及其‘理想话语条件’，在原则上能够激发自由的行动与合理的社会政策。‘宣言’相当明确地包含了它自己的‘理想程序条件’。”[2]也就是说，作为一种“重新聚焦美国对话”（黑堡宣言的副标题）的努力，黑堡宣言默认了一种理想对话条件的存在，因而它在本质上仍然是理性主义的，也就是现代主义的。“正是在关于理想对话条件的问题上，现代主义——甚至高度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有着最明显的区别，因为，从后现代的观点看，原则上是不可能指明这样的理想条件的。对后现代主义而言，‘宣言’仅仅是一种话语的实例，而且我们是无法从中归纳出适用于其他话语的理想条件的。……因此，作为一种理论、一种理解方式与一种社会经验形式，后现代主义对‘宣言’构成了一种根本性的挑战。”[2]在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下，“宣言”由于默认了一个理想条件而使其不再具有切题性。在黑堡学派内部，马歇尔与怀特对黑堡宣言所进行的后现代反思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96年，在他们出版的第二部集体性著作《重建民主公共行政》中，黑堡学派就将后现代的概念放入了书名的副标题中，并公开承认，“公共行政（各种制度中最为现代的一个）必须存在于其中的世界是后现代的。”[3]公共行政已经进入了一种“后现代语境”，而且，公共行政学者们对后现代主义寄予了极大期望。在麦克斯怀特（O.C.McSwite）的论述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从强烈支持社会治理积极角色的观点来看，后现代主义的状况为复兴公共利益的观念与清楚界定公共行政在美国治理结构与过程中的角色，创造了一种机会。”[4]199“就像后现代主义者可能会说的，成败的关键是，应当直面人注定要遭遇苦难与死亡这一无法回避的事实。……这一直面也带来了一种安慰，即我们能够与他人一道融入共同体，并发现最终只存在于此的指导与支持。在我们看来，这种指导与支持就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也是回答我们治理制度合法性问题的答案。”[4]223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被移植到了公共行政之中后，大大地增强了公共利益观念的现实性，并有助于通过公共利益的观念来重塑公共行政在民主治理中的合法性。这就是学者们从“新公共行政运动”和“黑堡宣言”走向后现代主义时所抱持的一种希望。马歇尔和怀特都看到，公共利益是包含在公共行政理论中的一个“理想对话条件”，但是，在对公共行政进行后现代主义改造时是否需要保留这一“理想对话条件”的问题上，学者们是存在着分歧的。很明显，当麦克斯怀特把公共利益当作公共行政的合法化策略时，表明他们依然是在后现代语境中对公共行政作出一种现代主义的回应的，所阐释的仍然是黑堡宣言的主题，只不过在形式上涂上了后现代主义的色彩。对此，马歇尔表达了不同的看法。马歇尔在与乔杜里（EnamulChoudhury）合作的“公共行政与公共利益：再现曾经迷失的概念”一文中质问道：“对于公共行政来说，后现代主义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一个进步、理性与意义受到了严重挑战的时代，还能够存在40--《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政治·行政一种关于公共利益的集体性表达吗？”[5]马歇尔和乔杜里自己的回答是，“在与其他制度领域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的过程中，公共利益的概念对于公共行政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已经失去了重要性。……公共利益含义的泛化——不同的制度价值彼此交织，并存在一种持续性的紧张——已经导致了一种身份危机，也导致了一种公共部门制度框架下的表达危机。”[5]也就是说，作为一种集体性表达的结果，公共利益在后现代语境中的表达因为多元化和碎片化而变得模糊不清了。这时，如果人们仍然拿着这种模糊不清的公共利益观念来指导公共行政的实践，就会使公共行政陷入危机之中。当然，马歇尔和乔杜里也没有主张抛弃公共利益的观念，而是认为公共利益的观念依然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只不过，它不应是一种现代主义的对抗式的（oppositional）公共利益观念，而应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合成式的（compositional）公共利益观念。“在后现代话语中，行政术语与行动的含义不是通过对抗的形式而得到解释，而是通过合成的形式而得到理解，后者使迥然不同的利益与身份都在行政决策中得到了包容。正是在这种合成的行动中，智慧的有效性得到了检验。合成行动无法取得稳固的身份或利益，也不能依靠逻辑推理来表达这种利益或那种身份的丰富含义。将公众以一种更加紧迫而有意义的方式捆缚在一起是一种合成的行动，因此不需要一种元叙事来谱写意义。”[5]也就是说，合成行动不是一种通过逻辑推理去表达和实现公共利益的理性行动，反而是由行动的紧迫性或价值凸显出来的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又把行动者捆绑到了一起，使行动的过程具有更多的包容性与灵活性。所以，合成行动既不会排斥公共利益的非理性表达，也不会让公共利益被书写成一种理性的元叙事。由于不再有关于公共利益的元叙事，也就自然不会因为元叙事的失效而使公共行政陷入合法性危机之中。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中，合法化的问题被认为是不再有意义的过时了的主题。后现代主义认为，由于公共行政无需去考虑合法性的问题，也就可以从此专注于如何更好地行使其职能，而不是如何替其职能辩护。“一种关于公共利益的合成式的理解，最有希望使公共机构切合处于它们的权威与专长之下的人们的需要。包容而不是同化（后者是传统主义者所寻求的）、相互关联而不是分化（后者是现代主义者所寻求的），进入21世纪后，这些将是我们欢迎公共利益的符号，它们对我们将产生激励的效果，将不再有一种普适性的叙事可以宣称代表我们中的任何一个。然而，这一立场也使我们意识到，我们都需要对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采取的行动负责。”[5]也就是说，公共利益并不是一种远离我们的抽象的普适性叙事，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的诉求。因而，以公共利益为旨归，就要求公共行政既不出于统治的需要而同化异质性利益诉求，也不出于竞争性管理的需要而区分近似的利益诉求，而是要鼓励不同利益诉求之间的相互包容，使它们在这种包容中都能使其利益诉求归并到公共利益之中。尽管两对作者都谈到了公共利益，但在麦克斯怀特那里，公共利益的观念所具有的是工具性的价值，也就是在后现代状况中去维护现代主义公共行政的工具；在马歇尔和乔杜里这里，公共利益的观念则是公共行政主动迎接后现代状况所应面对的挑战。可以说，马歇尔和乔杜里所描述的公共利益概念更加符合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因为它体现了一种法默尔所说的“差异的伦理学”。法默尔认为，“在社会政治的要义上，后现代主义符合一种差异伦理学，注重边缘化的声音。在这一语境下，解构应当理解成对这样一些确定性的剧烈干扰，它们型塑了我们关于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和我们应当做什么的主张。在公共行政的语境中，它可以被用来质疑我们用来建造现代主义公共行政的那些假设。”[6]12-27从这一界定来看，马歇尔和乔杜里对公共利益的概念所作出的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而这种解构也对现代主义的公共行政概念发起了挑战。不过，在麦克斯怀特的近乎后现代宣言的一段论述中，我们又看到了他们与马歇尔和乔杜里之间的一致观点：“现代主义本身是一项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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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共行政必须放弃将现代主义作为其时代参照点，并将自己转变成为一项后现代的事业。这意味着，公共行政必须首先不再是‘制度主义的’，相反，它必须提供灵活的组织设置，以帮助公共行政官员服务公民，并与公民开展直接的合作，不是为了‘实现进步’，而是为了不断发现彼此共处的体面方式。”[4]43-63可见，尽管存在许多分歧，麦克斯怀特最后还是得出了与马歇尔和乔杜里类似的结论，即在后现代语境中，公共行政必须放弃为了实现进步而鼓励对抗的取向，必须强调公民与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行政官员之间的合作关系。事实上，这也是邓纳德所主张的：“如果我们假定一种适者生存的场景，我们就把政府建构成了霍布斯所预见的那种控制导向的政府。如果相反，我们假定一种相互依赖和共同创造的场景，我们也许就创造了一种41--《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政治·行政不同的政府——更加关注如何支持合作性的关系，而不是控制它们。这是政府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思考习惯，比如，社会变革要求革命，而通过政府的介入，这种革命可以得到节制。后现代转向为一种参与到社会进化之中的开明政府的出现提供了机会，它在这种参与中发展其民主身份，而不仅仅是调节不同意志之间的破坏性对抗，进而使这种对抗得到永久化。我们的政府有机会通过允许系统中的多样性去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同样具有民主的包容性并因而同样不那么暴力——来推进我们的美国谋划。”[7]所以，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公共行政必须改变其控制导向，尤其是不能出于控制的需要而去鼓励社会群体之间的对抗。只有这样，才能帮助社会及其治理方式实现共同的进化。二、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交锋中的公共行政概念公共行政研究领域中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收获了大量成果，《公共行政的语言》（1995）、《后现代公共行政》（1995）以及《公共行政的合法性》（1997）都是在这一时期问世的，《行政理论与实践》和《美国行为科学家》杂志也分别在1996年和1997年分别推出了一期后现代主义特辑，使后现代主义研究成为黑堡宣言发表之后公共行政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场学术运动。对于美国的公共行政研究来说，黑堡宣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体现了学者们对美国“政体价值”的一种承诺，可以看作是对美国政治传统与治理安排的一种维护，因而，它有助于解决公共行政在美国治理体系中的合法性这一长期困扰公共行政学者的历史性难题。但是，从马歇尔与怀特的分析中又可以看到，黑堡宣言对于合法性问题的回答无助于公共行政去迎接后现代的挑战，作为一种高度现代主义的宣示，黑堡宣言使公共行政研究深深地陷入了一种基础主义的泥潭，从而无法回应后现代所呈现出来的差异化的趋势。因此，作为现代主义的一个代表性和典范化的文本，黑堡宣言成了现代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争论的焦点，双方都试图通过对黑堡宣言观点的重述或批判来表达自己的学术主张。怀特是黑堡宣言的执笔者之一，也是第一位根据后现代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黑堡宣言的学者，更是黑堡宣言的一位坚定的捍卫者。从前面的引文中可以发现，怀特与麦克斯怀特尽管吸纳了很多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却没有要与黑堡宣言决裂的想法。相反，在因为运用了话语分析的方法而被视为后现代主义作品的《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中，麦克斯怀特对合法性这一黑堡宣言的核心主题作出了更加细致的分析，甚至将美国公共行政学的整个历史都看成是持续地寻求合法性的过程。所以，麦克斯怀特其实是在后现代主义的名义下推进了现代主义的“未完成的谋划”（哈贝马斯语）。与之相反，《后现代公共行政》的作者福克斯和米勒则明确表达了对于黑堡宣言的反对。在福克斯和米勒看来，“从根本上说，宪政主义不适合我们的原因在于它太保守了。在可敬但令人感到不自在的伯克的意义上说，它是反动的。以宪法研究的方式来为公共行政辩护反而是向后看。……宪政主义（以及一定程度上《黑堡宣言》的创始人所依赖的同一东西）在替代模式方面的言论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因为它的论证已堕落为一种狡辩和歪曲；缺乏实在的指向物；并且从工具主义的性质讲，它似乎太依赖于既有治理结构。”[8]28也就是说，黑堡宣言所遵循的实际上是一种“存在即为合理”的实用主义逻辑，因而，它对于公共行政合法性的论证其实是对不合理现实的一种屈服。与之不同，在后现代语境中，由于“后现代状况将会：（1）进一步强化传统的循环模式与民主理想之间本已微弱的联系；（2）使得宪政主义成为一个不可能合法化的策略；（3）阻碍公民社区的发展，而后者正是社群主义管理的前提”[8]7，所以，这样的屈服将变得不再可行，公共行政要想继续存在下去，必须抛弃包括黑堡宣言在内的所有现代主义的合法化策略，并将自己变成一种鼓励自由对话的“公共能量场”。只有这样，才能使公共行政真正成为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从而彻底解决公共行政的合法性问题，也就是彻底解决“民主政治中的官僚制”[9]角色的问题。在2001年出版的《公共行政与国家：后现代视角》中，斯派塞根据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的区分指出了两种不同的政治传统，即欧洲大陆的目的性国家（purposivestate）传统和英美海洋国家的公民联合（civilassociation）传统。斯派塞认为，尽管美国在政治上承袭的是英国17世纪以来的公民联合传统，但在行政上则更多地受到了普鲁士目的性国家观念的影响。“尽管公共行政领域的作者可能很少关注国家的概念，但他们的作品却包含了对于一种特定国家观念的强烈暗示，这种观念在政治思想与实践的历史中拥有一段漫长的谱系。在这种观念中，国家被视为一种目的性的联合，被视为一种也许类似于教会、工厂、42--《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政治·行政军队或者医院的组织，而政府则被视为这样一个组织的管理者。这种观念将国家视为一种公民的集合，他们的活动受到一个强大的目的性政府的组织与管理，它代表他们去追求某些前后一致的实质性价值或目的。……然而，追求这样一种目的性的治理与行政方式，可能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我们的宪政体制反映的不是一种目的性联合，而是一种公民联合的观念。在后一种关于国家的观念中，男男女女们只是在他们/她们同意一系列非工具性的行为规则的意义上才认为他们/她们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规则并不是为了促进他们中的任何人可能分享的任何特定的实质性集体愿望，而只是为了帮助解决这些个体在——或者独自、或者与他人一道——追求其各自目的时可能产生的冲突。”[10]125-126也就是说，美国的政治传统与行政设置存在着冲突，并且，正是由于政治与行政上的这种不协调，才产生了“民主政治中的官僚制”的问题，才产生了公共行政的合法性问题。根据斯派塞的分析，目的性联合在本质上是一元论的，它通过行政国家的官僚化而得到了建制化；公民联合则是多元论的，它在美国得到了宪法的确认。因而，黑堡宣言向宪法价值的回归实际上是要求在公共行政中引入多元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使公共行政与美国的多元政治结构——达尔所谓的“多头政体”——相协调，才能从根本上证明公共行政在美国政治结构中的合法性。在这一点上，黑堡宣言的主张与后现代状况的要求并不矛盾，反而是一致的。“后现代状况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极端多元主义的并不完全令人宽慰的状况：一系列极度多样化且看似无法并存的叙事、文化、语言游戏与道德框架，并且没有一种公认的标准或框架可以判断其中某一些比另一些更好，或更加真实。……如果关于我们当前政治状况的这一评价是正确的，那么，把国家视为一种目的性联合、政府视为一种目的性组织（teleocracy）的观点就具有内在的问题，甚至存在着潜在的危险。毕竟，目的性国家的观念假定并接受了一种宏大叙事或故事的存在，这种故事通过某种方式将人类状况的改善确立为国家应当追求的实质性目的。在这种故事中，男男女女将通过财富的创造、财富的平均分配、与自然和谐共处或遵循某种神旨而获得‘自由’。相反，后现代状况则正好否定一种共同的宏大政治元叙事存在的可能性，而正是这种元叙事，可以被用来赋予我们的政治世界以共同的意义。”[10]95后现代公共行政保留了后现代主义在哲学等领域中的理论特征，表达了对目的性国家这样一种宏大叙事的否定，认为这种宏大叙事只能助益于当权者利益的实现，而不能帮助实现后现代状况中“差异的复仇”。“随着后现代状况的出现，越来越可能发生的是，当被用于实现特定的实质性目标与价值时，公共行政官员的行为就不可避免地被那些没有分享这些目标与价值的群体视为一种镇压。”[10]101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公共行政就需要一种能够包容差异的叙事，在斯派塞看来，这种叙事就是公民联合。“公民联合将比目的性联合更有能力处理那些不可通约的价值之间的剧烈冲突，这种冲突在一种后现代的政治文化中变得日益显著。”[10]104因此，“如果公共行政这一研究领域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公共行政的实践，并提供可能的改进，那么，根据我的观点，就应当拒绝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把公共行政视为目的性国家的工具。相反，我们在思考公共行政的时候，需要根据国家是一种公民联合的观点。一旦将公共行政视为一种公民联合，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历经几个世纪而传承给我们的有限治理体系中的政治权力，认识到它的分散而有限的性质，并能够与之相协调而不是相冲突。我们也就会通过有利于减少压制与减轻冲突的方式来处理后现代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日益增加的文化多样性。”[10]107-108可见，在后现代的理解中，公共行政需要汲取美国宪法传统中的公民联合观念。从理论发展的逻辑来看，黑堡宣言可以说介于现代公共行政与后现代公共行政之间，虽然黑堡宣言更多地具有现代公共行政的色彩，但是，经过一系列的转化与置换，在马歇尔与怀特那里还是作为质疑黑堡宣言有效性之依据的后现代观点，到了斯派塞的笔下，反而变成了黑堡宣言理论主张的现实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斯派塞不满于黑堡学派对于宪政主义的论证方式[10]239-246，但他客观上却替黑堡宣言作出了一种重要的补充性证明，因而，也使黑堡宣言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即摇身一变而成为后现代文本。随着黑堡宣言被改造成一篇具有后现代主义性质的公共行政宣言，作为公民联合的公共行政也就成了又一种独特的公共行政概念。尽管我们很难说公共行政的概念已经成了将奥克肖特与以赛亚·伯林奉为导师的斯派塞所宣称的那样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公共行政概念，但是，就公共行政的概念包含了公民联合的内容而言，已经在观念上实现了对官僚制、文官体系等各个方面的解构。43--《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政治·行政三、“反行政”对公共行政概念的解构正当许多学者还试图在黑堡宣言的文本中注入后现代公共行政的内容时，法默尔则在物理学的“反物质”概念的启发下提出了一种更具后现代特征的公共行政视角，这就是“反行政”（anti-administration）概念的提出。在1995年出版的《公共行政的语言》中，经过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两种视角的反复对比，法默尔提出了反行政的理论主张。法默尔认为，“在现代性的心灵模式内思考公共行政，被认为就是去寻找可靠的知识，坐收已经牢固的理性思考之利。而在后现代性的心灵模式内思考公共行政，则被认为就是清理因抛弃被视作现代性的虚假认识和其他幻觉而来的根本后果。”[11]8因此，“后现代性意味着公共行政的所有谋划都应改变。这些改变是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后现代行政都应把目标瞄准其职能的实施，且是以我们称作反行政的方式。”[11]372为什么要采取反行政的方式？在法默尔看来，这是基于后现代性的“他在性”之要求。与现代性以理性的自我意识为中心不同，后现代性则要求正视“道德的他者”，面向他者而开放，并承受这种开放可能带来的不理性的后果。具体地说，后现代性的他在性包含四个要素，分别是：向他者开放、偏爱差异性、反对元叙事和颠覆已建立的秩序。因而，从他在性出发去思考公共行政，就会提出如下四个要求：“第一个方面即向他者开放意味着公共行政的实践应这样来建构和实施，即它就是反权威主义；它还意味着鼓励以服务为主的态度。这一态度意味着行政管理应力图使其所有的决策向共同体开放，不应把官僚文本的玩意强加于他人。它还意味着需要一种实质的无政府主义，后者是伴随着以地方共同体的方式来行动的微观政治的发展而形成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对差异性的偏爱和承认没有优先的意义存在。公共行政的实施应力图避免各就各位和类型化。第三个方面就是反对元叙事。就行政管理者是元叙事和不切实际的基础的解构者而言，反对元叙事意味着反行政。反对元叙事意味着正义根本不存在基础，道德控制根本不存在基础。……第四个方面是颠覆已有的建制的紧迫性。绝大多数的行政本质上是拥护行政建制的。”[11]372-373显然，所有这些要求都是站在与既有的或者说现代性的公共行政的对立面的，因而，根据这些要求所建构起来的行政模式就应当是一种“反行政”。法默尔认为，在现代主义的语境中，公共行政的概念是与官僚制联系在一起的，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的公共行政就是一种官僚行政。因而，反行政首先必须是一种反官僚制的行政形式，“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同时朝向否定行政—官僚权力和否定韦伯式的理性—等级前景的行政。”[6]12-27通过对官僚制的否定，“一种朝向反行政的转向包含了一种朝向完全不顺从的政治的进步，这种政治不是在国家—公民关系，而是在公民—公民的相互关系中寻求心理能量的。”[12]因此，“反行政提供了一种支持无政府主义、竞争性的文化多元主义以及多样性的前景。”[6]12-27具体来说，“反行政不是某种‘我列举出来，你相信并遵循’的东西。拿开放性这一反行政意识来说，它是一种拒绝被化简为一系列规定的开放性，是一种需要从读者（听者）那里获得输入的开放性，当涉及不平凡的公共行政思考与公共行政行动时，它需要理解上的空间与距离。它是一种既从主流观点也从边缘或被排斥的观点——不被邀请加入讨论的观点——寻求理解的开放性。”[13]在这里，法默尔其实呼应了斯派塞的观点，即现代公共行政只体现了当权者的利益，因而本质上是一元论的，相反，反行政则应当具有多元主义的特征，尤其需要对那些非当权的他者的利益予以特殊的照顾。由于具有了这一特征，反行政的观念也自然而然地得到了斯派塞的认同。斯派塞认为，“通过其对权力的否定，反行政有助于制衡提倡一元论的政治和行政压力，并因此保护被我们视为重要的那些互不相容且不可通约的价值的多样性。事实上，反行政的实践只有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才是有意义的。这是因为，如果一元论者认为存在某些支配一切并彼此相容的目标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如前所述，公共行政的适当角色就仅仅是去发现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为有效的手段。在这样一个一元论的世界中，反行政的实践没有存在的必要，事实上，反行政可能恰恰被视为实现一元论目标的一种阻碍。”[14]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与法默尔把反行政看作现代主义公共行政的替代模式不同，斯派塞在一定程度上所坚持的依然是现代主义的立场，认为反行政是现代宪政主义的一个构成要素：“本文所提倡的公共行政的宪政主义途径是与法默尔的反行政观念相一致的。由于其对行政独立性的强调，这一途径可以被认为使一种反行政的实践成为可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它。……将公共行政用作一种反对既有权力的手段的反行政主义观念，不仅不是与宪政主义途径对立的，反而是我们的盎格鲁—美利坚宪政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在很大程44--《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政治·行政度上根源于17世纪的斗争，当时许多地方政府官员参与到了反对斯图亚特王朝在英国建立一种绝对主义统治体系的斗争之中。”[14]在这里，斯派塞实际上是把反行政与分权制衡的宪政原则等同了起来，这也是斯派塞与特里（LarryD.Terry）批评黑堡宣言时所提出的观点。也就是说，斯派塞仍然坚持认为公共行政与政治部门之间具有一种分权制衡的关系，并把这种制衡关系看作是公共行政符合于宪法逻辑的基本方面，由于公共行政具有符合宪法逻辑的方面，所以具有合法性。[15]这样一来，当斯派塞使用“反行政”的提法时，实际上完全不同于法默尔，法默尔已经完全抛弃了对公共行政合法性问题的关注，而斯派塞则把反行政的概念纳入到了公共行政合法性的探讨之中了，走上了用反行政的概念为现代性公共行政辩护的立场上去了。在此意义上，斯派塞所说的反行政其实是与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没有多少关系的。尽管斯派塞努力把反行政的概念拉回到现代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来，但学者们关于这一概念的认识还是更多地受到了法默尔的影响，即把“反行政”理解为一个后现代主义的范畴。在后现代的意义上，康尼汉姆（RobertCunningham）与施奈德（RobertA.Schneider）都努力发掘“反行政”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内涵：“现代行政已经变成了一个单向度的观念，完全具体化为韦伯式的法律—合理性治理。这种行政模式在许多美国公民眼中已经不再具有合法性了。悖论、辩证法、双极性与多向度性是鼓励读者考虑对于公共行政有用的多重真理的语汇。反行政并未明确或强调某种特定的治理关系形式。它开放而不是关闭了对话。”[16]麦克斯怀特也指出了“反行政”对于理性原则的背叛：“它对以抽象为基础的承诺的憎恶，以及对一种关于原则的自觉理性共识之可能性的否定，都是为了谋求一种感觉上新鲜的社会关系。这使一种迥然不同的公共行政模式的出现成为可能。反行政所做的是，寻求激发人际纽带（thehumanbond）这一最古老的人际联系。一种主要旨在支持社会纽带的公共行政将在当今世界的治理中承担起一种引人注目的角色。”[17]伯克斯（RichardC.Box）则对“反行政”如何消解既有权威的问题作了描述：“‘反行政’（anti-administration）似乎是公共行政学理论中一个奇怪的名称。同样，这一理论的内容也显得与公认的公共管理学目标相悖，因为它主张管理者应该分散权力和控制，质疑他们自己的目标，在承担职责时更具‘试探性’。像重塑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运动一样，反行政是对作为一种繁冗的、墨守成规的专门技术和专门术语的官僚机构的一种回应。可是，新公共管理理论使技术控制与效率得以最大化，而反行政则犹如在镜像中一样，把对公共行为的决断从管理者转移到公众。”[18]总之，经过反行政的解构，“围墙已成过去；商品已成过去。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官僚制也已成为过去。在文本的世界中，有的只是多样化的书写，但思维方式是根茎的、非线性的和游牧式的。”[11]340也就是说，传统的公共行政概念已经彻底烟消云散了，剩下的只是一个可以任意书写的文本世界，而在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文本世界中，如全钟燮与里维拉（MarioA.Rivera）所说，“公共行政已经变得与它必须应对的制度机制和问题同样支离破碎而不相协调了。”[19]当然，后现代公共行政并未形成统一的理论框架，它在何种意义上与哲学、文化等研究领域中的后现代主义精神是一致的，也是很难作出回答的问题。但是，在公共行政的研究中，“反行政”的概念则是我们理解和把握后现代公共行政的切入点。就“反行政”这个概念而言，可能意味着后现代公共行政比其他领域中的后现代主义都更加激进，因为，在其他领域中，后现代主义虽然强烈地要求对现代性的价值和实存物等一切存在形态进行解构，却并不是站在一个完全对立的立场上的，也就是说，对现代性的解构并不能等同于反现代性。然而，当我们把“公共行政”与“反行政”两个概念放置在一起的时候，却明显地看到后现代公共行政反现代公共行政的立场。也正是这种反行政的立场，赋予了公共行政概念以新的内涵。尽管法默尔在描述后现代公共行政时认为解构是一个永无终点的连续统，而在事实上，反行政的概念是包含着建构性的内容的。这也是后现代公共行政与其他领域中的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不同之处。中国的行政改革经历了30年的历程，毋庸讳言，在这30年中，我们充分地学习和借鉴了西方现代性公共行政的理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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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一个现代性政府。然而，在中国致力于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公共行政的理论和经验的同时，西方国家却对之作出了后现代反思。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人们已经看到，不仅效率导向的公共行政会引发政府失灵的问题，而且，一个服务于社会公平目标的“居者有其屋”的计划也竟然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可以说，对于公共行政的建构而言，效率与公平的现代性价值都引发了人们的怀疑。在这种条件下，后现45--《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政治·行政代公共行政的反思成果也许能够使我们的头脑变得更加清醒。至少，在了解了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之后，我们就不会简单地迷信西方现代公共行政的理论和行动方案，更不会把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看作是对西方现代公共行政的复制运动。显然，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并不能够为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提供可操作性的行动方案，但是，它对现代公共行政的批判却可以使我们避免某些陷阱。所以，在党的十八大后的行政体制改革中，我们了解更多后现代公共行政的理论是有益的。参考文献：[1]ORIONF.WHITE,JR.TheIdeologyofTechnocraticEmpiricismandtheDiscourseMovementinContemporaryPublicAdministration:AClarification[J].Administration&Society,Vol.30,No.4，1998：471-476.[2]GARYS.MARSHALL,ORIONF.WHITE,JR.TheBlacksburgManifestoandthePostmodernDebate:PublicAdministrationinaTimeWithoutaName[J].TheAmericanReviewofPublicAdministration,Vol.20,No.2，1990：61-76.[3]GARYL.WAMSLEY,JAMESF.WOLF.CanaHigh-ModernProjectFindHappinessinaPostmodernEra?[C]//GARYL.WAMSLEY,JAMESF.WOLF.RefoundingDemocraticPublicAdministration:ModernParadoxes,PostmodernChallenges.ThousandOaks:SagePublications，1996：24.[4]O.C.MCSWITE.Postmodernism,PublicAdministration,andthePublicInterest[C]//GARYL.WAMSLEY,JAMESF.WOLF.RefoundingDemocraticPublicAdministration:ModernParadoxes,PostmodernChallenges.ThousandOaks:SagePublications,1996.[5]GARYS.MARSHALL,ENAMULCHOUDHURY.PublicAdministrationandthePublicInterest:Re-PresentingaLostConcept[J].AmericanBehavioralScientist,Vol.41,No.1，1997：119-131.[6]DAVIDJOHNFARMER.Derrida,Deconstruction,andPublicAdministration[J].AmericanBehavioralScientist,Vol.41,No.1，1997.[7]LINDAF.DENNARD.TheDemocraticPotentialintheTransitionofPostmodernism:FromCritiquetoSocialEvolution[J].AmericanBehavioralScientist,Vol.41,No.1,1997：148-162.[8]福克斯,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M].楚艳红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9]麦克斯怀特.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一种话语分析[M].吴琼,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1.[10]MICHAELW.SPICER.PublicAdministrationandtheState:APostmodernPerspective[M].Tuscaloosa:TheUniversityofAlabamaPress,2001.[11]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M].吴琼,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2]DAVIDJOHNFARMER.TheDiscourseofAnti-Administration[C]//JONGS.JUN.RethinkingAdministrativeTheory:TheChallengeoftheNewCentury.Westport:Praeger,2002：281.[13]DAVIDJOHNFARMER.MappingAnti-Administra-tion:IntroductiontotheSymposium[C]//AdministrativeTheory&Praxis,Vol.23,No.4,2001:475-492.[14]MICHAELW.SPICER.ValuePluralismanditsImplica-tionsforAmericanPublicAdministration[C]//Adminis-trativeTheory&Praxis,Vol.23,No.4,2001：507-528.[15]MICHAELW.SPICER,LARRYD.TERRY.Legit-imacy,History,andLogic:PublicAdministrationandtheConstitution[J].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Vol.53,No.3，1993：239-246.[16]ROBERTCUNNINGHAM,ROBERTA.SCHNEI-DER.Anti-Administration:RedeemingBureaucracybyWitnessingandGifting[C]//AdministrativeTheory&Praxis,Vol.23,No.4,2001:573-588.[17]O.C.MCSWITE.ThePsychoanalyticRationaleforAnti-Administration[C]//AdministrativeTheory&Praxis,Vol.23,No.4,2001:493-506.[18]RICHARDC.BOX.私人生活与反行政[C]//戴黍,牛美丽等.公共行政学中的批判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69-70.[19]JONGS.JUN,MARIOA.RIVERA.TheParadoxofTransformingPublicAdministration:ModernityVersusPostmodernityArguments[J].AmericanBehavioralScientist,Vol.41,No.1，1997：132-147.（ 责任 安全质量包保责任状安全管理目标责任状8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幼儿园安全责任状占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编辑马占稳）AbstractBythelate20thcentury,postmodernismhasgraduallypenetratedintothestudyofpublicadministration,bringingsomepostmodernflavortothedisciplineofPublicAdministration.Theemergenceofpostmodernpublicadministrationannouncedthefailureofthemodernistpublicadministration,requiredpublicadministrationtochangeitscontrol-orientation,criticizedofpublicadministration’spursuitofcontrolforevokingconfrontationbetweensocialgroups,andproposedtoestablishacultureinpublicadministrationwhichisinclusiveofothersanddifferences.Postmodernpublicadministrationisclearlyarebelagainstmodernistpublicadministration,thusitsufferedafiercecounterattackfromguardiansofmodernistpublicadministration,andthetwosidesfoughtavigorousbattle.Inthisbattle,postmodernpublicadministrationfullyinterpreteditsstandpointandopinionsofdeconstructingmodernistpublicadministration.Keywordspostmodernism;publicAdministration;deconstruction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