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矿难不需要领导“下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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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5号，智利圣何塞铜发生塌方，33名井下作业人员被困。如今一个月过去了，智利国家铜矿公司定于30日下午开始挖掘一条足够宽的新巷道，可能需要受困矿工清理3000吨至4000吨的石块，以实现井上井下协作。智利政府还公布了一段长达45分钟的矿工录像片段，录像里的矿工看起来很精神。
矿工在地下700米生活了一个月，这更像是一个奇迹，智利矿工又是如何生活的呢？
据智利卫生部长马纳利奇介绍的营救“预备计划”：第一步是让受困矿工“恢复营养”，接受专业治疗。智利政府将高能量的葡萄糖凝胶和牛奶罐装液体通过已经挖好的一个长达数百米的巷道输送到井下；第二步，打造居住环境。33人挤在50平米左右的房间里面，不见天日，“预备计划”要求受困矿工将所在区域划分成三部分，一个用于睡觉，一个用于工作，另一个用作厕所。他们用探照灯模拟出白天和晚上来保证正常休息时间，与此同时，考虑到地下长期居住的环境与国际空间站有相似之处，智利政府已经求助于美国宇航局；第三步，缓解心理压力。为缓解矿工心理压力，“预备计划”内容包括让矿工开展娱乐活动，包括唱歌、能活动的游戏、纸牌游戏、画画以及一切他们可以利用的东西。例如，被埋在700米地下的矿工很有可能看到9月7日智利队与乌克兰队足球比赛的电视直播，目前地面人员正在设法把小型电视接收器送往矿工所在的井下避难处；第四步，减肥等待升井。虽然经过17天的艰难生活，矿工们的体重已经下降不少，不过智利政府仍然要求井下太胖的矿工减肥，因为救生通道预计只能容纳90多厘米腰围的人。
综上所述，智利矿工受困地下一个多月而幸免于难，在于他们能够享受到每隔几百米建立起来的“特别隔离室”，这里放置着矿灯、手推车等基本救援设备；这里还存放着牛奶，罐头等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质。这些都为他们自救的前提条件。当然，他们的遭遇也受到了领导高度重视，领导也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出谋划策，各部门努力配合，进行科学的营救。所有这一切，都让智利矿工保持了一个健康的身心去面对未来的生活。因此，智利矿工在井里面的生活，更像是一场生活极限挑战大赛，他们在可以控制的范围里面慢慢释放身体的潜能，来创造一个生命的奇迹。
看到这样的新闻，我不知道中国网民是不是被频繁发生的矿难堆砌起来的泥土掩埋了内心的感动，或者他们根本不能喘息去面对这样的事实。事实也证明，如果没有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而屡次经受一种生离死别的精神摧残，人类也会在精神和身体上面免受这些折磨，这是一种生存的本能。久而久之，个体的生活也会与社会群体撕裂，他们也会更加觉得自身孤立无援而走向一种失落的情绪。因此，面对这样的新闻，他们更容易滋生出一种怨恨和不公平，以此来消解对于生命奇迹的礼赞。
中国也是一个多发矿难的国家，如何解决“带血的GDP”一直是一个矫情的问题。不要带血的煤形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但是带血的煤却养活了锦衣厚禄之辈，如何切割这些利益纠纷成为了整饬矿难频繁的症结所在，却实际偏偏纠缠于这些问题而屡屡忽视矿工的生命。中国安监总局规定重申建立健全煤矿领导下井带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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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要有领导带班并与工人同时下井、同时升井，保证煤矿井下24小时有矿领导带班。对于领导班子成员未按规定下井带班，规定称将按擅离职守处理，视情节给予警告直至撤职的行政处分，同时对煤矿企业处15万元罚款。
中国矿难把希望寄托在领导人责任担当，这更像是一场生命的不等价交换。暂且不论领导人是否愿意和矿工一样平起平坐，愿意深入到井下一起面对死亡，罚款15万元能否让领导免于下井这些系列问题。煤炭经济更像催生了一个领导经济，煤炭从业人员配置领导诞生了更多的领导人，惩罚的板子又落不到实处，领导人又可以轻而易举的摆脱这样的责任，更容易让某些领导人在这个安全事故平台上面得以施展官场晋升的伎俩。从煤矿风险来讲，中国矿难安全系数不会因为领导人下井来提出全面的改善，罚款更容易让领导人找到了一种逃离下井的借口。因此，无论是领导人下井，还是对于矿难企业进行15万元的罚款，这些都无法解决矿难的发生。领导承担矿难责任，不在于他们下井与否，而在于他们是否能把矿工的生命安全放在他们仕途与生命安全首位。如果建立了一种生命本位，谁下井都一样，谁还在乎领导是否在井呢？
最近，新西兰发生了高强度的地震只创造了两人重伤，零死亡的奇迹，与此同时，中国某些购房者发现了开发商用竹签替代了钢筋来建设房子。对比中外地震之下的房屋破坏率，人员的伤亡率来看，悬殊之下自然可以得到很多启示。因此，保证公民安全的不是房产商的良性和道德，也不是官员的承诺和问责，而是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这个措施就是一个高强度的惩罚措施，它必须是建立在一个对生命高度负责，一个全方位，立体监管之下的自由准入市场，让房地厂商一旦犯错，企业矿主一旦发生了矿难，就无法踏入这个行业，更让他们倾家荡产，这是一个监管体系，不是依靠个人魅力和艺术风格所能改变的局面。
必须把矿工的生命系于一个重要的位置，全面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让他们在面对这份高危工作，多一些救助措施。否则，退一步讲，即使有勇于承担责任的领导愿意于民共同承担责任，他们的牺牲也不能替代家属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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