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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论·
媒体舆论中的“民族主义”
———以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的朝鲜排华事件为中心
田 明
[摘 要 ]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 ,时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先后发生了两次排华事件。事态的相关信息被报刊一一
载入 ,因此 ,本文试图以当时中国各报纸之文字将中、日、朝三方重新放置于同一场域中 ,通过媒体再现当时的真实场景 ,
凸现媒体舆论的重要作用及不同媒体对事态的体认 ,从而探讨中国近代国家建构中的“民族主义”。
[关键词 ] 媒体舆论 朝鲜排华 万宝山事件 民族主义
中朝两国一衣带水 ,双方的睦邻友好关系一
直延续到现代 ,但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朝鲜境
内却发生了两次排华事件 ,由于此时朝鲜早已沦
为日本的殖民地 ,因而事件的发生、发展在更大程
度上体现了中日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同时 ,中国
国内的政治情势也影响着两次事态的发展进程 ,
而这些又被各方媒体所记录与反映 ,因此通过对
媒体报道的梳理可以勾画事态的发展脉络 ,从而
解读各关系方在事件中的不同面相。然论述过程
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希冀通过对中国主流媒体
的分析 ,透视当时中国社会对民族主义的认识。
当然 ,学界对两次排华事件的关注有所不同 ,
对其与相关事件的研究侧重也有薄厚之分 ,因此 ,
我们现在见到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万宝山事
件”①,而此就是日、朝媒体认为的第二次朝鲜排
华的直接诱因。另外 ,诸多的有关九一八事变的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论著也不同程度的涉及了第二次排华事件
的研究。上述的论述为进一步的讨论提供了丰富
的材料 ,但遗憾的是其中大多研究忽视了事件中
社会、媒体的积极介入 ,同时 ,对 1931 年的“朝鲜
排华事件”未从历史角度进行审视 ,因此 ,本文试
图凭借当时各方舆论将第二次朝鲜排华事件置于
“万宝山事件”的背景中 ,并将其与第一次朝鲜排
华事件相串联 ,用中国主流媒体的眼光审视当事
各方的反应 ,进而讨论中国近代政治建构中的“民
族主义”。
一
1927 年底 ,中国国民党的“北伐”已取得阶段
性胜利 ,“革命”的主要对象仅存张作霖一支 ,中国
统一的民族国家构建似乎指日可待 ,但此时意想
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场针对在朝华侨的血腥暴
力事件在朝鲜境内蔓延开来 ,而暴乱的理由是朝
鲜人报复东北当局迫害其在华同胞。
那么 ,朝鲜人为何会在中国东北 ? 他们的存
① [日 ]中西伊之助 :《万宝山事件与朝鲜农民》,中央公论 ,
1931 年 ; [日 ]伊腾永之介的小说《万宝山》,《改造》,1931 年 ;杨辛
之 :《日本研究 (万宝山专号)》,日本研究社 ,1931 年 ;徐钓溪、刘
家埙 :《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惨案》, (出版社、年代不详) ;中国国民
党辽宁省党务委员会宣传科编印 :《万宝山事件与朝鲜仇华狂
潮》,1931 年 ; [韩 ]朴永锡 :《万宝山事件之研究》,亚西亚文化社 ,
1978 年 ;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
室合编 :《万宝山事件史料集》,吉林出版社 1991 年版 ;胡春惠 :
《万宝山事件中的韩侨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韩国学报》第 11 期 ,1992 年 ;俞辛
淳 :《关于万宝山事件的中日外交史》,高丽院 ,1994 年 ;权赫秀 :
《万宝山事件中的朝鲜族农民》,《中国朝鲜族历史足迹》第二卷 ,
民族出版社 1995 年版 ; [韩 ]吴皇禅 :《伊腾永之介的‘万宝山’
论》,《日本学报》第 38 辑 ,1997 年 ; [韩 ]闽斗基 :《万宝山事件 ·
排华惨案和韩国报界的态度》,《东洋史学研究》第 65 辑 , 1999
年 ; [韩 ]孙承会 :《万宝山事件与中国共产党》,《东洋史学研究》第
83 辑 ,2003 年 ; [韩 ]李在铃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对韩国的认
识———万宝山事件中以舆论动向为中心》,《中国史研究》第 31
期 ,2004 年 ;谭毅 :《万宝山事件的远因近因与教训》,中国社科院
中日历史研究中心 :《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九一八事
变 7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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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何能引起如此事件呢 ? 其实 ,朝鲜人移住东
北系在清光绪初年 ,然此时朝鲜人的迁移区域较
小 ,其地点仅限于吉林茂山对岸的六道沟以及图
们江北之地。但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 ,朝鲜逐
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移民朝鲜使受压迫的
朝鲜人开始大规模移殖东北 ,到了 20 年代末 ,在
东省的朝民大约有数十万。如此规模的外来移民
多以农业为生 ,或租种中国地主之土地 ,或开垦荒
地 ,而他们的身份甚为模糊 ,只有极少数的加入中
国国籍。但由于日本不承认中国之国籍法 ,因此
无论其是否入籍 ,日均视其为本国国民 ,享有在华
的“治外法权”,这就使得中朝民众之间的冲突很
容易升级为中日间的外交矛盾。
这样的纠葛终于以一种血腥的方式爆发了。
1927 年 12 月 16 日 ,《大公报》《申报》同时转发东
京路透社的一则消息 :“在朝鲜南部发生极严重骚
扰 ,该地朝鲜人系报复中国人对侨居满洲鲜人之
压迫行动。”①当日 ,日本政府抗议吉林当局压迫
当地朝鲜人。20 日 ,《大公报》转载了东方社奉
天、东京二电 ,称吉林当局制定苛刻条件“压迫”在
东省之朝鲜人 ,伤害了朝鲜之民族感情 ,进而引起
朝鲜各地之反感 ,于是当地排华运动有蜂起之形
势。② 而北京政府外交部“以领事无详报 ,尚未提
出抗议”作为了回应。③ 25 日 ,日使馆人员再次
谈及此次排华事件之导因实为东北的朝鲜人被压
迫之“事实”,由新闻媒体及其他诸方式传于朝鲜
各地 ,刺激了朝鲜民众 ,并开始对华侨实施报
复。④ 26 日 ,北京政府终于向日驻华公使提出抗
议 ,要求保护华侨 ,日使答复“已实行阻止”,并望
中方取缔压迫朝农。⑤
对于日本所称的压迫朝农之事 ,《大公报》发
表社论称 :东北土地气候适宜 ,因而中国各省移民
逐年增加 ,中国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加剧了抵制朝
鲜移民之趋向 ,而此不过是民族竞争的自然现象。
何况日本的所谓满蒙积极政策 ,致使中方认为每
一个朝鲜移民都可能成为中日交涉的“种子”,而
又少了一个中国移民的地盘。这些愈加坚定了华
人抗拒防制之心 ,因此东省当局限制朝鲜移民 ,实
出于自卫之考量 ,对日方所指的压迫朝鲜民之事
中国决不能承认 ,因为东省对于朝鲜侨并无驱逐
安分良民及正当商人。⑥ 总之 ,该报认为“限制”
与“压迫”实属两类不同性质问题 ,日本将其混淆
用心叵测。几乎同时 ,作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的
《民国日报》以“奉军阀何苦压迫韩人”为题报道了
朝鲜侨民所召集的“韩侨临时大会”的消息 ,此新
闻“公布”了东省当局“压迫”朝民的密令 ,并称 :当
局的压迫手段 ,甚至比帝国主义还要残忍。⑦ 为
了进一步表明立场 ,使中国舆论有“公平之观察”,
该报又引“韩友所纪此事之原因真相”称 :东省日
人势力逐日增加 ,一般民众猛烈反日 ,同时对张作
霖与日本之亲密关系极为不满 ,张需要维持其地
盘就要缓和民众反日运动 ,但又不能公开赞助此
行为 ,乃用种种狡猾的恶宣传将一切嫁祸于朝鲜
侨民。这导致东省民众被蛊惑而由反日转向积极
排朝 ,其结果为东省之朝鲜侨民损失甚巨 ,朝鲜人
的学校被捣毁者 ,达五十余所 ,无家可归者不计其
数 ,归国者九百八十余人 ,被杀伤者八十七人
之多。⑧
中国舆论在对待事件成因上的确出现了差
异 ,以《大公报》为代表的一方认为中朝农民在东
北之矛盾实属自然竞争之结果 ,对东省地方政府
限制朝农之政策表示了充分的理解 ,而日方满蒙
政策的介入才是事态恶化的真正原因。而《民国
日报》则认为事态之所以恶化的主因为东北当局
对朝农之举措失当所致 ,内因主导了外因的发生。
《申报》没有过多卷入到对事件原因的认定上 ,因
此 ,其辑选的新闻既有吉林方面对“排朝”事件的
解释 ,又有朝人对东省当局的责难⑨,但其焦点并
未有太多涉及日本之处。
随后的报道其差异更为明显 ,《大公报》的社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朝鲜南部排华风潮》,《大公报》1927 年 12 月 16 日 ,第
二版 ;《朝鲜南部排华风潮》,《申报》1927 年 12 月 16 日 ,第六版。
《吉林取缔韩侨》,《大公报》1927 年 12 月 20 日 ,第二版。
《东省韩人请愿入籍》,《申报》1927 年 12 月 23 日 ,第五
版。
《日使馆员谈朝鲜排华运动》,《大公报》1927 年 12 月 25
日 ,第二版。
《北京外交要闻》,《申报》1927 年 12 月 27 日 ,第四版。
《东三省之韩侨问题》,《大公报》1927 年 12 月 18 日 ,第
一版 ;《朝鲜五万华侨之哀鸣》,《大公报》1927 年 12 月 22 日 ,第二
版。
《奉军阀何苦压迫韩人》,《民国日报》(上海版 ,下同)
1927 年 12 月 19 日 ,星期评论 ,第三十二期。
《韩人对华人暴动之原因及真相》,《民国日报》1927 年
12 月 21 日 ,第二张第二版。
《吉林省之鲜人杂居问题》,《申报》1927 年 12 月 25 日 ,
第十版 ;《鲜境排华风潮之吉讯》,《申报》1927 年 12 月 29 日 ,第十
版。《留沪韩侨大会》,《申报》1927 年 12 月 27 日 ,第十五版 ;《韩
人以外部名义致当局函》,《申报》1928 年 1 月 6 日 ,第十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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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进一步将问题症结归为日本对归化中国朝民的
不承认政策 (日本认为归化中国之朝鲜人仍属日
本国民 ,因此享有日人在华的一切权益) ,这致使
中国欲通过限制在华朝民来减少与日本的外交纠
纷 ,其表现为中国畏外交 ,而朝农愿归化中国 ,“此
两者似冲突 ,而实非问题 , ⋯⋯所难者仍在日本政
府之态度耳”①,此论调基本奠定了《大公报》对此
事件之态度。
相对于《大公报》对日本对华政策的明确批
评 ,《民国日报》《申报》都没有明确表态 ,虽然以朝
鲜侨民之口承认日本舆论在中、朝间之离间与夸
大的宣传引起了中朝两族间之恶感 ,但此不过寥
寥数语。探查两报对日之态度 ,远比《大公报》要
含糊 ,因其对日的态度盖多引自在华韩国独立运
动者之语 ,南京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各党部对此事
件中的日本因素并未有公开表态 ,而是将矛头更
多集中于东省当局的举措失当上。此种手法当出
于一种政治考虑 ,即希望通过对此事的“内部处
理”,将主要矛盾归为政敌之失策 ,并避免与日本
发生正面冲突 ,从而求得日本政府对新生政权的
认可。
当然 ,中方舆论的介入也仅此而已。因此从
民国十六年 12 月 16 日见诸于报端至来年 1 月 6
日止 ,共历 21 天 ,最终 ,以日本宣称放任韩侨脱离
日籍全体归化中国收尾②,而中方政府及舆论也
在默认中结束了对此事件的关注。在此期间 ,《大
公报》相关报道 17 篇 ,《民国日报》有 12 篇 ,《申
报》19 篇。其中 ,《大公报》发表社论 3 篇。《民国
日报》在 12 月 19 日和 12 月 26 日的“星期评论”
中有朝鲜人对此事的评论 ,虽然均以第三人称出
现 ,但亦可代表《民国日报》的基本观点。而《申
报》未见任何评论。虽然 ,在惨案原因的认定上 ,
各报有不同的取舍 ,但在对待朝鲜民众方面 ,中国
媒体的取向基本相同 ,都对其处境表示了深切同
情 ,要求东省当局妥善安排朝鲜侨民的生计 ,并希
望中朝民众能够精诚合作各谋独立自由。③ 而在
朝华侨却少受人关注 ,此间 ,受难华侨曾向北京政
府、南京国民政府及社会各界发出多份请援电 ,也
希望借舆论之口求得更多的关注甚至援助 ,但其
请援电被各报转发后就石沉海底 ,杳无音讯。北
京政府仅令驻朝领事向日抗议以示回应 ,但此时
的北京政府驻朝领事馆因被政府欠薪三年 ,仅能
向朝鲜的中国商会借钱以维持生计 ,其办事人员
多已离职 ,因此 ,要求其有所作为实属难事。④ 而
南京国民政府更无丝毫公开应答 ,其受损状况及
其善后之事也是无人问津。整个中国社会的冷漠
与日、朝媒体的态度甚为契合 ,无怪乎在朝华侨坦
言 :朝鲜报纸对此惨事“只字不提 ,日本内地报 ,偶
有登载亦只轻描淡写而已 ,满洲汉文报纸一律缄
口不提 ,国内舆论沉寂已极 ,可悲矣。”⑤(有关朝、
日报纸之报道由于水平及能力有限笔者难以印
证 ,但对于东北日控汉文报纸的报道可以参见《盛
京时报》,确无一篇涉及此次惨案)
究查中国各方对此事之态度 ,无疑与当时中
国政治态势有关。其时 ,中共广州起义甫定 ,国民
党之北伐顿挫 ,中国政治中心动摇 ;日本方议出兵
山东“保侨”;日方正与张作霖交涉满蒙铁路事宜 ,
迫张就范。中国政局的更变使华侨损失赔偿等事
无从交涉。⑥ 而中国主流媒体也将更多笔墨用于
中国国内政治纷争上 ,社会及政府的政治意向与
舆论导向有时影响了其对日本的民族意识。此
时 ,虽然《大公报》对国民党多有期冀 ,将其视为国
民运动之首脑 ,并望其能整肃组织 ,以求国家之统
一⑦,但仍奉北京政府为正朔 ,因此 ,在大量的报
道中所谓的“京讯”都为北京消息 ,其称的“阁议”
也统指北京政府之内阁会议。而《民国日报》的政
治意识就十分明显 ,在其诸多报道中对北京政府
的称呼均加注“伪”字。与此同时 ,《申报》之“国
府”虽然已指为国民政府 ,其报道中的“首都”也成
为了南京 ,但从《申报》的报道中很难看出其明显
的政治意向与民族倾向。
对于此事件 ,媒体在国内政治与民族矛盾做
出了不同的取舍 ,《大公报》更多得以“民族主义”
话语考察事件的前因后果 ,用主权、法理、国民等
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场解读事件的深层原因。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朝鲜排华暴动》,《大公报》1927 年 12 月 22 日 ,第一版。
《东省鲜农之归化运动》,《大公报》1928 年 1 月 1 日 ,第
二版 ;
《东三省朝鲜农民问题》,《大公报》1927 年 12 月 29 日 ,
第一版 ;《朝鲜排华暴动》,《大公报》1927 年 12 月 22 日 ,第二版 ;
《韩人解释排华事件》,《民国日报》1927 年 12 月 22 日 ,第三张第
二版。
《朝鲜排华之惨劫详情》,《南大与华侨》第 6 卷第 2 期 ,
1928 年。
《鲜人排华大惨案》,《申报》1927 年 12 月 26 日 ,第九版。
《日本答复朝鲜排华案抗议》,《大公报》1931 年 7 月 15
日 ,第二版。
《今后之国民党》,《大公报》1928 年 1 月 5 日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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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日报》则将国内的政权角逐与外交纠纷交织
在一起 ,并将惨案的发生作为了谴责政敌的利器。
《申报》则以“中间路线”应对了复杂的国内外
形势。
二
1927 年底的不幸事件在各方的漠视下很快
就从人们的视听中消退了 ,中日关系似乎并未受
到太多影响。而 1931 年的一次偶然事件却酝酿
了更大的灾难。
1931 年 4 月 ,吉林长春县以北万宝山的朝农
与中国的所谓“长农稻田公司”签订租地契约 ,并
挖水渠灌溉 ,但这却使当地华农土地受淹 ,因此遭
致华农的反对 ,华农要求地方政府裁定。6 月 ,长
春县政府判定
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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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政府批准属无效合约 ,因
此派员劝阻朝农停止挖渠 ,随后 ,日本驻长春领事
馆派警保护挖渠之朝农 ,7 月 1 日 ,事态恶化 ,日
警向前来填渠的华农开枪 ,但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枪声使中、日关系日趋紧张 ,是为“万宝山事件”
(简称为“万案”,下同) 。
“万案”一出 ,日本的舆论“造势”就相继展开 ,
其驻长春等地领事组织了上千人规模的“邦人大
会”,以作为朝农之后援 ,并鼓噪反华宣言。① 而
华、朝农民武装冲突的消息也很快通过朝鲜的《东
亚日报》《朝鲜日报》传入了朝鲜 ,《朝鲜日报》于 7
月 2 日晚发行“号外”,声称“二百同胞与中国八百
余名官民发生冲突负伤”,“同胞安危急迫”,“战斗
在进行中”,甚至还有万宝山朝农之子女被害的传
言。② 与此相呼应的是 ,东北的日控报纸《盛京时
报》于 7 月 4 日以“万宝山事件严重 ,情形极为紧
张”为题报道了“万案”之经过 ,同时其又以“华农
连日妨碍工事经过”为副题 ,将事件起因归为华方
挑衅。另言居住该地之朝农 (包含家族)二百人的
生命陷入危险 ,并有朝农五十人被华当局拘捕。③
这样 ,在华朝农被威胁的消息经过日、朝报纸的渲
染迅速传向朝鲜各地 ,7 月 3 日 ,朝鲜排华事件首
先从京城、仁川开始 ,随后蔓延至平壤、釜山、元
山、新义州等地 ,到 7 月中旬事态基本平息。在此
次事件中 ,在朝华侨死百余人、伤者无数 , (关于伤
亡人数 ,中日官方的统计数字出入颇大 ,而中国民
间的统计更为惊人 ,在此只作概数计) 史称“朝鲜
排华事件”(简称为“朝案”,下同) 。
当然 ,中国媒体也不甘示弱 ,《申报》于 7 月 3
日首先报道了中日双方在万宝山冲突的事件 ,其
称为“韩人强种稻田案”。翌日 ,以“万宝山日军警
助韩民开渠 ,用机关枪扫射 ,毙我农警十余”为题
对此事作了后续报道。④ 同日 ,《大公报》则援引
“东京三日新联电”报道了“万案”之情状 ,其基本
内容与同日之《盛京时报》相仿 ,而题目则是“币原
外交无端脱轨 ,藉万宝山事件 ,竟声称将演第二济
案 ,日警派出后将继之以出兵”。并在文后注明
“按以上消息 ,均系日本方面之报告 ,万宝山事件
真相 ,续待我方正式报告证明。”⑤5 日 ,《大公报》
《申报》等报纸纷纷转引外讯 ,简要介绍“朝案”的
发生。7 日 ,对“朝案”的报道全面铺开 ,其内容虽
仍以外电为主。但其标题却也反映了各家媒体对
事件性质的认识。仅以当日之《申报》为例 ,在其
国内要电一栏刊登大幅标题“朝鲜人逞凶 ,平壤华
侨惨遭屠杀”;而在本埠新闻中其题为“惊心动魄
韩人排华案 ———日人发纵指示 ,韩人盲从暴动 ,华
侨危在旦夕 ,电请严重抗议”。然关于日人为幕后
指使的依据是有人称朝暴动领袖有标有华人住所
之详图 ,按图索骥 ,施以攻击。并且日本对所检举
之一百多名暴动朝人未逮捕。而对于“万案”之酿
祸 ,该报直谓“出于日本对东三省之武力侵略政
策 ,东三省之前途 ,今殊可危云。”⑥此点与《民国
日报》之论点相吻合。然《大公报》对日之态度颇
为持重 ,认为事态的演进之始 ,日方即有充分准
备 ,而中方对此并未有太多考量 ,双方对此事态度
也为“我欲化小、化无 ,彼则不惜化大、化有”,因
此 ,日方的派警助威 ,强开水田 ,中方的坐待交涉
使事态恶化并最终延至朝鲜酿成排华之惨况。⑦
随后又进一步言称 :“万案”是日本整个“满蒙”政
策之新尝试 ,并非朝农责任。但最终祸起 ,与中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万宝山华鲜冲突事件·肇事地点调查》,《国闻周报》第
8 卷第 27 期。
[韩 ]朴永锡 :《万宝山事件研究》,亚西亚文化社 1978
年 ,第 99 页 ;《汪荣宝谈朝鲜事件》,《盛京时报》1931 年 7 月 17
日 ,第二版。
《万宝山事件严重 ,情形极为紧张》;《鲜农生命陷入危
态》,《盛京时报》1931 年 7 月 4 日 ,第四版。
《万宝山日军警助韩民开渠 ,用机关枪扫射 ,毙我农警十
余》,《申报》1931 年 7 月 4 日 ,第四版。
《藉万宝山事件 ,竟声称将演第二济案》,《大公报》1931
年 7 月 4 日 ,第三版。
《朝鲜人逞凶 ,平壤华侨惨遭屠杀》《惊心动魄韩人排华
案》,《申报》1931 年 7 月 7 日 ,第四版、第十三版。
《万宝山事件之严重化》,《大公报》1931 年 7 月 5 日 ,第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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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吏的愚昧无能 ,中国民众组织的无力有直
接关系。这些又都与中国以往的浮夸虚骄、真相
晦泯的内外宣传有关 ,因为这造成了中国从上至
下的不知人、不知己的状态。由此可见 ,“对外斗
争 ,不贵有夸大宣传 ,而贵有对抗之实物 ,此所谓
知己之说也。不贵作形式之对峙 ,而贵为有效之
趋避 ,此所谓知彼之说也。”①
当然 ,日政府绝难承认这些指责 ,因此 1931
年 7 月 9 日的《盛京时报》载日内阁对“朝案”之声
明 :此案与双方政府无关 ,完全为朝人暴徒之暴
动 ,故不成为两国国际问题。同日 ,国民政府外交
部对日提出严重抗议。② 入夜 ,日外务省发布非
正式声明 ,言称 :日方将依国法惩治不法朝民 ,但
对于赔偿之事由于日本并无责任因而难以谈
及。③ 9 日 ,《民国日报》宣称国民政府外交部已
正式向日递交抗议书 ,重申了中方对日在惨案中
处置不当的抗议 ,并称将保留要求赔偿等权利。④
10 日 ,朝鲜境内大部归于平静。11 日 ,中日双方
关于“朝案”正式交涉。12 日 ,日方对中国政府之
抗议做出书面回答 ,除声辩日方在“朝案”中并无
处置不当 ,因而无国际公法之责任外 ,另言“本事
件系因朝鲜人受在满鲜农压迫问题刺激而发生 ,
关于此问题望今后两国政府交涉 ,以谋根本的解
决 ,断绝纠纷之根源”。⑤ 随后 ,《盛京时报》连续
三天发表社论论述朝民排华之动机实为华民先利
用朝民学习水稻种植之术 ,当掌握后“过河拆桥”,
抵制朝民入境 ,以致引起双方民族感情破裂。进
一步而言 ,如果朝民对华感情良好 ,即使有日方之
从中鼓噪 ,朝鲜也不会发生此等排华事件。⑥
而对于“万案”之善后 ,国民政府将其与“朝
案”分别讨论 ,以便划清日方所传两案之关联 ,并
将其作为“地方事件”处理 ,以避免事态之恶化 ,进
而影响已处困境的中日外交。为此 ,至 15 日国民
政府令吉林省地方官长与日驻沈领事先期交涉 ,
但交涉陷入僵局。22 日 ,国民政府外交部方正式
向日提出抗议 ,其主旨为 :“该事件关于侵害中国
权 ,由南京外交部交涉 ,关于赔偿等问题 ,由吉林
省当局进行交涉”,一并还提出了包括撤除日警、
清退韩农、赔偿华农损失、废除租地契约等几项交
涉条件。⑦
此后将近两个月时间 ,中日政府之间的外交
文书往来频繁 ,相互间的谈判也难以达成一致。
虽然 ,日方很快完成了对“朝案”中朝人凶犯的认
定及审判 ,但对于赔偿、道歉等却拖沓推诿 ,甚至
《盛京时报》都认为日本对于责任之含糊 ,实有损
其国家名誉。⑧ 而“万案”之进展更为曲折 ,最后
日方只作出撤警的让步 ,这与中方之要求相距甚
远。其间 ,日本政府更以日人中村在东北被杀一
案向国民政府反戈一击 ,将此事与“万案”“朝案”
纠合在一起。而中日双方舆论的口水战再次上
演 ,一方要“反华”⑨,另一方则认为此为日方有意
挑衅 ,实为日方之捏造 ,意为转移中日外交关于
万、鲜两案之注意力 ,从而寻找侵略东北之借
口。λυ 9 月 18 日 ,所有的争执都变得毫无意义 ,日
军对东北的入侵拉开了中日战争的大幕 ,谈判被
迫终止。
三
在此期间 ,以媒体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围绕如
何对日交涉展开了讨论。而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对
日政策首当其冲地受到抨击。就谈判之方针而
言 ,国民政府外交部及相关部门一开始就视“万
案”与“朝案”为两类不同性质的事件 ,并以地方、
中央之名与日分别谈判。为了表明其主旨 ,外交
部长王正廷专门招待报界人士 ,请其代为转告民
众。λϖ 此点为《大公报》所诟病 ,其社评认为国民
政府将两案强行以“地方”与“中央”分处之 ,实在
是自欺欺人 ,这无疑给了日人延宕推托的机会 ,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λυλϖ 《知己知彼》,《大公报》1931 年 7 月 7 日 ,第二版。《日政府对朝鲜事件》,《盛京时报》1931 年 7 月 9 日 ,第二版。 《鲜人对华侨暴行案》,《盛京时报》1931 年 7 月 9 日 ,第二版。 《王外长今晨来沪》,《民国日报》1931 年 7 月 11 日 ,第二张第三版 ;《日政府答复我抗议 ,诿卸责任不认赔偿》,《民国日报》1931 年 7 月 12 日 ,第一张第三版。《日政府对中国之回答》,《盛京时报》1931 年 7 月 12 日 ,第二版。《鲜人排华之动机》,《盛京时报》1931 年 7 月 16 日、7 月17 日、7 月 18 日 ,第一版。《国府对万宝山事件向日提出正式抗议》,《盛京时报》1931 年 7 月 24 日 ,第二版。《鲜人排华之动机》,《盛京时报》1931 年 7 月 18 日 ,第一版。 《中村大尉虐杀事件》;《日上院与虐杀事件》;《朝日报主断然处置》,《盛京时报》1931 年 8 月 20 日 ,第二版 ;《日人注意对华问题》,《申报》1931 年 9 月 5 日 ,第十一版。《日人居心险恶》,《申报》1931 年 9 月 10 日 ,第十版 ;《中村案全由日方诬赖行为》,《申报》1931 年 9 月 10 日 ,第十版 ;《所谓中村事件内幕》,《民国日报》1931 年 9 月 11 日 ,第一张第三版。《外王报告外交》,《申报》1931 年 7 月 18 日 ,第十版。
94 20091 4 民国档案
时也使中国的中央及地方政府有了推诿卸责的理
由。① 而《申报》《民国日报》则多次报道了各界指
责王正廷之外交方策的新闻 ,并称“首都反日护侨
救国大会”代表、江苏省党部曾提议呈请国民党中
央将外交部长王正廷撤职。②《盛京时报》甚至报
道“反日大会”结束后 ,数人曾攻击王之官邸 ,以示
对其“软弱外交”之抗议。③ 对于种种责难 ,王正
廷不得不公开解释其苦衷 ,指出外交之事“强弱殊
势 ,攻守异趋 ,不可不明 ;倘只知进攻徒使全军覆
没 ,无益于国 ,若知应取守势时 ,只好固守阵地 ,虽
至死报国 ,亦甚值得”。④ 此“弱国外交”的方略立
刻遭到驳斥 ,同日《民国日报》发表《弱国真无外交
乎》一文 ,并在此版的“栏目提示”中以醒目的黑体
字注明“国人苟有良心 ,务须自动觉悟”。⑤
一系列指责经过媒体的宣传不断膨胀 ,与外
交的实际环境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正如《大公报》
所言 :万、朝两案 ,当局预定采稳健方针 ,但各省党
部及各团体纷电中央 ,要求较强硬之手段 ,但华方
外交负责人 ,都认为日方此次不无有意挑衅 ,不愿
轻予口实 ,故多主慎重。⑥ 在重压下王正廷向蒋
介石请辞但被蒋慰留 ,但时任驻日公使的汪荣宝
回国后立刻被解职 ,而原因颇为隐晦 ,《民国日报》
援引王正廷语 ,曰为正常调动。但汪氏之态度着
实令人猜度 ,言称不愿再作外交官 ,并不愿再入仕
途。而据《大公报》称汪的离职确有隐情 :汪作为
驻日公使 ,在“朝案”发生后被派往朝鲜调查事实
真相及华侨损失情况 ,在汪返京复命途中 ,曾在平
津发表谈话 ,称受害最重的平壤损失只二百万元
以上 ;而日方在事后也曾尽力制止 ,与事实不符 ;
再则就是汪虽赴朝 ,但未有损失数字带回 ,亦未尽
职。⑦ 此推测与《盛京时报》之报道可以互为印
证 ,据称 :汪在朝结束调查后曾发表声明 ,云“朝
案”之起因纯粹是因谣言而起 ,除此之外无他 ,而
对于日本官民保护避难华侨之措置 ,汪表示感谢。
这些都与国民政府与日谈判的基点相左 ,更难以
符合中国民众对日责难 ,因此 ,汪的离职在所
难免。
外交之困境与民众之责难使国民政府高层不
得不出面解释其苦衷。蒋介石专门对报界及全国
同胞发表通电演说 ,内称 ,“粤桂倡乱、石友三叛变
与赤匪肆虐以及朝鲜侨胞之惨案 ,四者皆互为因
果。叛徒军阀 ,惟恐赤匪之肃清也 ,乃出兵援之 ,
叛变以应之 ,帝国主义者惟恐军阀之消灭 ,中国之
统一也 ,乃惹起外交纠纷 ,以牵制之。”因而“此次
如无粤中叛变 ,则朝鲜惨案 ,必无由而生 ,法权收
回问题 ,亦早已解决 ,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异
议。”⑧此前 ,陈布雷特意招待京、沪、平、津记者 ,
先期传达了蒋通电之主旨 ,并望新闻界“以舆论力
量裁判反动 ,与同胞注意国难 ,一致以坚毅刻苦之
努力 ,有秩序有步骤的行动 ,援助政府进行外
交”。⑨ 虽然其言有牵强之处 ,但却是当时国民政
府所处之境状。而随后大规模的水灾也使得国民
政府不得不将部分精力用于救灾事宜上。这些都
使国民政府在处理对日交涉上有所忌惮 ,不得不
要求国民对日“勿徒愤慨”,应协助政府先平定内
乱 ,尔后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则国耻可雪 ,国势
可张。λυ
然而 ,国民政府在对外交方策上解释与考量
并未真正消减各方反日的“热情”,在反日声中 ,国
民党地方各党部的对日宣言成为社会之最强音 ,
而《申报》《民国日报》也热衷于此类消息的传播。
在《民国日报》从 7 月 6 日起至 9 月 18 日的大量
通电中 ,共有 118 团体宣言“反日援侨”,其中 74
个为国民党各级党部所为。λϖ 然而 ,这些愤激之
言多出一辙 :以鼓噪之口号来激发民众之反日热
情 ,以强硬之姿态对日交涉 ,虽然其中不乏对日之
方策 ,但少有可行之言 ,例如 ,上海市党部对“朝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λυλϖ 《万宝山案究竟如何》,《大公报》1931 年 8 月 5 日 ,第二版。 《各方责备当局对日软弱外交》,《申报》1931 年 7 月 21日 ,第四版 ;《首都各界反日护侨大会》,《申报》1931 年 7 月 23 日 ,第九版 ;《京各界代表谒外王》,《民国日报》1931 年 7 月 23 日 ,第一张第三版。《宁排日大会》,《盛京时报》1931 年 7 月 24 日 ,第二版。《从万案谈到外交方策》,《民国日报》1931 年 7 月 29 日 ,第二张第二版。《弱国真无外交乎》,《民国日报》1931 年 7 月 29 日 ,第三张第三版。《万宝山案已在吉林开议》,《大公报》1931 年 7 月 20 日 ,第三版。《汪荣宝消极》,《民国日报》1931 年 8 月 9 日 ,第一张第三版 ;《鲜案三次抗议起草中》,《大公报》1931 年 8 月 9 日 ,第三版。 《蒋主席电告全国同胞》,《申报》1931 年 7 月 26 日 ,第四版。 《中宣部招待新闻界》,《申报》1931 年 7 月 25 日 ,第四版。 《雪国耻勿徒愤慨》,《民国日报》1931 年 7 月 24 日 ,第一张第三版。数据根据《民国日报》统计而得。
民国档案 200914 95
案”的善后意见 ,其中就有“呈请国府派兵驻韩护
侨”一项 ,并要求重新恢复与朝鲜的藩属关系。另
有人请求国民政府借此收回重庆日租界 ,以示抗
争决心。① 此类激昂言论在上述两报中不胜枚
举 ,并且得到了《申报》的赞赏 ,因此 ,在其社论中
称国人“厉声之抗议与严辞之诘责已足使敌国胆
寒。”②对于舆情之激愤 ,鉴于以往反日运动的弊
端 ,《大公报》一再进言 ,劝戒国人勿空喊口号 ,贻
人以借口。③ 因此 ,在其新闻中 ,很少刊登社会团
体尤其是各级党部之激愤之言。而最能表达其意
旨的社论文章也多为建设性的 ,同时 ,对日之态度
也极力希望其能够自醒 ,从而改善两国关系。④
在国民党地方党部的反日声中 ,国民党中央
却未在公开场合表达其对反日运动的态度 ,因此 ,
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中 ,中央党部似乎超然于外了。
但《盛京时报》却不以为然 ,并称国民党中央于 7
月 14 日向地方党部发出密令 ,内容为号召用合法
的手段 ,组织排日运动以援助外交 ,但须绝对规避
暴力行为。⑤ 随后 ,该报又言国民政府对于排日
运动 ,恐被中共及其反对派利用 ,因此极力抑压 ,
但中央党部中拥有隐然势力之某氏一派却以此为
机 ,于是在各地方党部积极活动 ,试图将反日运动
引入极端 ,以促成中日间的正面冲突 ,借此陷蒋为
中心之国民政府于穷地。⑥ 此后该报又多次出现
了各级党部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相左的报道。⑦
当然 ,媒体不仅用自己的方式传达着自己的
声音 ,而且其中一些“被加工”的信息进一步成为
了激发民族感情的催化剂。“万案”一经报道 ,舆
情甚为愤懑 ,而舆情的表现无疑与媒体的报道有
直接的关联。上海特别市第二区党部在其通电中
指出 ,本部对报纸连日报道的朝鲜各地朝人残害
华侨之事甚为愤慨 ,对于“万案”中 ,日派警察实弹
射击我国农民 ,致死伤百余人之惨事更难以容
忍。⑧ 两日后 ,《申报》即登载吉省政府上报外交
部电文 ,言万宝山地区中日双方虽有冲突 ,所幸并
未有人员之伤亡。⑨ 但相继之后的上海特别市第
三区、七区、一区、五区党部及京沪、沪杭铁路特别
党部皆控诉日警射杀华农百余名之暴行 ,并借此
呼吁中国同胞 ,共同抗议日之暴行。λυ 甚至连上
海报业工会也称日本帝国主义不顾世界公理 ,以
机枪扫射中国无辜农民 ,致死伤者不可以数计。λϖ
这些有关伤亡人数的“控诉”,究其版本应源于《申
报》最初的报道。
与此同时 ,《民国日报》报道了日本将出兵长
春、辽阳之传闻 ,为此 ,重光葵出面辟谣 ,称 :“日本
出兵吉林省境说 ,完全事实无根。”λω10 日 ,各报
纸纷纷又转载了来自北平的消息 ,内均称 :驻朝中
国领事馆被毁 ,避难于此的中国侨民受伤五百余
名 ,总领事张维城等也逃至朝鲜总督府 ,此消息随
后被证实为讹传。λξ 事后 ,日本政府甚为恼怒 ,其
驻哈尔滨总领事致函国民政府外交部 ,言称上述
之事实为无稽之谈 ,但中国之报纸大肆宣传 ,以致
中国各公私团体信以为真 ,于是发激烈通电或演
说 ,最终酿成民众激烈之反日运动。λψ 但是 ,驻朝
中国总领事始终处于危境却非虚言 ,在此期间 ,就
有韩人冒充华侨进入领事馆行凶之事 ,凶手幸被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λυλϖλωλξλψ
《市党部为韩民排华事件请国人认识与努力》,《民国日
报》1931 年 7 月 15 日 ,第三张第一版 ;《请外部收回重庆日租界》,
《民国日报》1931 年 7 月 21 日 ,第三张第一版。
《人侮与自侮 (一)》,《申报》1931 年 7 月 14 日 ,第七版。
《知己知彼》,《大公报》1931 年 7 月 7 日 ,第二版 ;《对于
朝鲜暴动案我国民应取的态度》,《大公报》1931 年 7 月 15 日 ,第
十一版。
《紧急善后与根本考虑》,《大公报》1931 年 7 月 11 日 ,第
二版 ;《对于朝鲜暴动案我国民应取的态度》,《大公报》1931 年 7
月 15 日 ,第十一版 ;《东北官民之重大责任》,《大公报》1931 年 7
月 20 日 ,第二版 ;《万宝山案究竟如何》,《大公报》1931 年 8 月 5
日 ,第二版 ;《鲜案究竟如何》,《大公报》1931 年 8 月 14 日 ,第三
版。
《党部令排日》,《盛京时报》1931 年 7 月 16 日 ,第二版。
《排日之内幕》,《盛京时报》1931 年 7 月 18 日 ,第二版。
《南京全市即行排日》,《盛京时报》1931 年 7 月 19 日 ,第
二版 ;《沪排日指令》,《盛京时报》1931 年 7 月 22 日 ,第二版 ;《北
平反日大会不振》,《盛京时报》1931 年 7 月 22 日 ,第二版 ;《计划
全国的反日会》,《盛京时报》1931 年 9 月 2 日 ,第二版。《取缔排
日》,《盛京时报》1931 年 7 月 21 日 ,第二版 ;《国府警告排日问
题》,《盛京时报》1931 年 7 月 22 日 ,第二版 ;《蒋禁排日电》,《盛京
时报》1931 年 7 月 25 日 ,第二版。
《惊心动魄韩人排华案》,《申报》1931 年 7 月 7 日 ,第十
三版。
《吉政府电告万案经过》,《申报》1931 年 7 月 7 日 ,第十
三版。
《各界抗争韩人排华案》,《申报》1931 年 7 月 8 日 ,第十
三版 ;《各界抗争韩民排华事件》,《申报》1931 年 7 月 9 日 ,第十三
版。
《本市工商团体定期集议应付朝鲜排华》,《申报》1931
年 7 月 11 日 ,第十三版。
《日本图增兵辽吉》,《民国日报》1931 年 7 月 6 日 ,第一
张第三版 ;《各界抗争韩人排华案》,《申报》1931 年 7 月 8 日 ,第十
三版。
《北平传来惊人噩耗》,《大公报》1931 年 7 月 10 日 ,第三
版 ;《汉城暴徒捣毁华总领署》,《申报》1931 年 7 月 10 日 ,第三版 ;
《汉城已平静外郡仍危急》,《大公报》1931 年 7 月 11 日 ,第三版。
《万宝山日警近况》,《申报》1931 年 8 月 8 日 ,第九版。
96 20091 4 民国档案
捕获。到了 8 月 ,日本在韩“国粹会”将组织敢死
队攻击中国领馆的消息盛传一时。为此 ,中国总
领事张维城不得不亲赴朝鲜总督府要求通令
保护。①
虽然在事件初始 ,由于信息繁杂 ,媒体不免有
不实报道 ,对民众有相当的误导 ,但媒体的信息传
输却也成为社会了解事态发展的最重要渠道。普
通百姓从报纸上得知两案后愤而做诗谴责日人之
野心、朝人之无知 ,表达对华侨之同情。而立法院
委员则责难外交部通报迟滞 ,以致其只能通过报
纸了解事态之进展。甚至在前线与中共作战的蒋
介石对于两案最初也不甚明了 ,“得阅各报之记载
及外交部之详细报告 ,方悉一切。”②
媒体的各类报道刺激着中国民众用实际行动
表达心中的愤慨。全国的抵制日货运动率先在上
海实施了 ,而从 7 月中旬开始 ,《申报》《民国日报》
也将大量的笔墨用于了此时期的抵货运动 ,而两
案之交涉与进展被有意识的放在次席。13 日 ,上
海组织了以工商两界人士为主要成员的“上海市
商会各界反日护侨委员会”,并议决“对日经济绝
交”,至此 ,一场抵制日货的运动拉开序幕。而粗
略对《民国日报》的统计可见 ,从此时起至 9 月 18
日止 ,对两案及其相关报道 (包括各种通电) 二百
余篇 ,其中有关抵货运动的新闻就有近百篇 ,且多
位于报纸显著位置。这些表明了《民国日报》对抵
货之积极态度 ,而其社评也云 :虽然历次抵货成绩
并不可观 ,但厉行对日经济绝交仍是惩治日帝之
最速最有效的方法 ,因此 ,不能为了以往抵货运动
中的一些错误而因噎废食。③《申报》的时评也认
为中国历次的抵制日货都使日国内出现经济紧张
和社会动荡 ,因此每一次日对华之压迫无异于对
己迫害。④ 除此之外 ,上海市商会、上海各界反日
援侨委员会还利用两报之广告来宣传其方策。至
九一八事变前 ,共登发通告十一则 ,刊发开会紧要
通知
关于发布提成方案的通知关于xx通知关于成立公司筹建组的通知关于红头文件的使用公开通知关于计发全勤奖的通知
四则。这些公告不仅宣传了运动的具体政
策 ,而且具有相当的强制力 ,例如在《申报》7 月 22
的广告中 ,就有四则涉及“反日援侨”的具体事宜。
其中有“上海市商会”召开讨论抵制日货详细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的会议通告 ,具体内容是要求所有商会会员必须
按时参加会议。而其它两则通告则要求其下属会
员商家须遵照“反日会”议决 ,在 23 日上午休业半
天 ,并下半旗志哀。⑤ 与此同时 ,《大公报》却认
为 :这两次事件的发生与整个日本国民是无关的 ,
要与日本政府之“不名誉”的言行区分开来 ,因此
要求中国民众避免作整体的攻击 ,从而造成“排
外”的误会。⑥ 此论调基本代表了该报对事态的
一种认识 ,因此在《大公报》近百篇的有关两案讯
息中 ,抵货运动之新闻不过十余篇。⑦
虽然 ,《申报》《民国日报》不遗余力地报道着
社会各界的抵货运动 ,但真正效果却差强人意。
正如《东方杂志》评价曰 :此阶段的抵货运动实际
并不热烈 ,日货所受影响甚小 ,反而是日货因此运
动的开展而销路大增。⑧ 这样的结果不仅与商人
的囤积居奇有关 ,更与中国各界对抵货运动的分
歧有很大关联。早在沪反日会成立伊始 ,分裂迹
象即已出现。7 月 13 日沪反日会将委员会委员
人选上报沪市党部 ,并经审议通过 ,但市党部“不
以团体名义参加该项组织”,且张鸣岐、徐惠民等
人虽被大会被选为委员之一 ,但均以职务繁忙 ,无
暇兼顾 ,向市党部请求勿予审定。⑨ 而时任上海
商会会长、反日会主席虞洽卿更是多次公开批评
对日经济绝交政策 ,认为抵货范围过广 ,为表不满
从未出席过反日会的任何会议。并且虞认为反日
会之检货组织有缺点 ,须由商会主持。接着虞等
人又主张反日运动不应令外交困难 ,不使同胞受
损失 ,因此要“急谋生产 ,不扣货 ,日货销尽后改营
国产”。λυ 8 月下旬 ,虞洽卿、王汉良等三人继以
水灾严重 ,难以兼顾反日事宜等理由 ,坚辞反日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λυ 《旅韩华侨又起恐慌》,《申报》1931 年 9 月 2 日 ,第十三版。 《呵韩儿》,《申报》1931 年 7 月 15 日 ,第十七版 ;《立法院讨论朝鲜事件》,《申报》1931 年 7 月 19 日 ,第三版 ;《蒋回南昌以后》,《申报》1931 年 7 月 22 日 ,第九版。《反日运动之再起》,《民国日报》1931 年 7 月 18 日 ,第一张第三版。《积极造产 (一)》,《申报》1931 年 7 月 28 日 ,第七版。《上海市商会为召集临时会员大会紧要通告》《上海市商会紧要通告》《上海市特区市民联合会紧急通告》《反日援侨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筹募救济金公告》,《申报》1931 年 7 月 22 日 ,第七版。 《对于朝鲜暴动案我国民应取的态度》,《大公报》1931年 7 月 22 日 ,第七版。以上之数据均以各报之新闻报道为统计依据。《最近抵制日货运动的效果及日方对策》,《东方杂志》第二十九卷第二号 ,第 98 页。《反日援侨会发出重要警告》,《民国日报》1931 年 7 月16 日 ,第三张第一版。《虞洽卿谈抵制日货》,《民国日报》1931 年 7 月 26 日 ,第
二张第三版 ;《检查日货将生波澜》,《大公报》1931 年 7 月 29 日 ,
第三版 ;《五年计划》,《大公报》1931 年 8 月 15 日 ,第三版。
民国档案 200914 97
之职务。① 此后 ,又有多名委员请辞。而据《申
报》称其主要原因为该会内部之工商两界对于抵
货主张颇有出入 ,而致误会不断。而在此前 ,反日
援侨会常务委员王廷松就因身为国民党党员 ,处
于工商两者之间 ,从中斡旋 ,颇感为难而请辞。②
虽然事后大部分请辞之委员相继复位 ,但沪反日
会也不得不重新洗牌 ,以调整各方之关系。③ 而
天津的反日护侨团体也被报道其内部有分裂之
虞 ,为此 ,天津市党部不得不出面调解 ,并将其组
织重整。④ 这些内耗使此阶段的抵货运动面临重
蹈历次对日运动“虎头蛇尾”的覆辙 ,但《盛京时
报》却认为抵货运动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实为
本对抵货采强硬态度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对国民政
府妥协的结果。⑤
相对于错综复杂的排日运动 ,各界对在朝华
侨的援助与慰问工作则步调较为一致。当朝鲜排
华渐趋平静之时 ,各报即讨论善后之急要为对受
难华侨的努力救助。⑥ 因此从 7 月中旬开始 ,社
会各界及国民政府的援侨与悼念活动便不断见诸
于报端⑦,而这一系列活动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
了国家与社会对民族认同的契合。
四
发生在 20 世纪前期的两次朝鲜排华事件 ,其
发展路径基本相似 ,媒体的鼓噪不容小觑。具体
而言就是 :日、朝舆论将旅居东省韩人之近状以
“民族主义”的话语通过其掌控的报纸迅速灌输于
日控下之朝鲜 ,进而使朝鲜血腥地将愤怒加于在
朝华侨身上 ;而在事态恶化之后 ,日、朝媒体的态
度与具体行为又配合其政府极力规避责任 ,甚至
通过舆论控制来阻塞消息的传出。对于此种手段
国人其实已有注意 ,《东方杂志》就曾刊登一文 ,详
述了日本对舆论之利用。⑧ 而在“万案”发生之同
日 ,《大公报》撰文指出 :日本报纸“多予日本民众
以强烈刺激 , ⋯⋯使民众一阅此类报告 ,对于中
国 ,在不知不觉中 ,引起反感。”而这些“针小棒大”
之挑拨 ,又会构成日民众之“激昂心理”。⑨ 与此
同时 ,中方之舆论也以“民族主义”的方式给予回
应 ,但在其中所夹杂的国内政治、社会空气却会在
某种程度上冲散“民族主义”的浓烈 ,这在 1927 年
的朝鲜排华事件中表现的尤为明显。但总体而
言 ,“民族主义”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舆论的
主线之一 ,而与日本相关的报道会在特殊事件的
刺激下被有意、无意地鼓动起来 ,这其中包括许多
谣言与讹传。当然 ,近代中国在内忧外患下的“民
族紧张”是显而易见的 ,同时其残存的“民族优越”
也会在特定的条件下显现出来。在这两次朝鲜排
华事件中 ,两种民族意识共同作用 ,一面是对日本
的警惕 ,一面是对直接肇事者 ———朝鲜人的宽容 ,
不过后者只是前者之配角。而在此间 ,又蕴含了
不同的民族认同。20 世纪初 ,日本所谓的“同文
同种”的“历史民族”认同在其多次对华权益的侵
蚀中被中国所唾弃 ,取而代之的是以主权、疆界为
重要标尺的“自然民族”在中国民族意识中的活
跃。但“历史民族”并非就此退位 ,而是对象出现
移位 ,即“同文同种”不再指代中日之间 ,而是中朝
民族用共同的民族意志一致对日。
尽管近代的民族主义更多地表现为对国家主
权、领土等方面的诉求 ,但其中往往“还包含着一
个混同其间的政权认同问题。”λυ 1927 年 ,中国敌
对的两个政权正为问鼎中国而兵戎相见 ,此时发
生的朝鲜排华事件 ,很好地演绎了民族主义中的
政权认同问题。国民党控制的报刊 ,将事件之主
因归咎为张作霖对在东省朝民的高压政策 ,而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λυ
《虞洽卿等辞反日会委员》,《民国日报》1931 年 8 月 22
日 ,第三张第一版。
《反日援侨会辞职各委已复职》,《申报》1931 年 8 月 27
日 ,第十六版。
《反日会改革内部组织》,《申报》1931 年 8 月 28 日 ,第十
四版。
《津市两反日团体须合作》,《民国日报》1931 年 9 月 4
日 ,第二张第三版。
《汉口和缓反日运动》,《盛京时报》1931 年 8 月 31 日 ,第
一版 ;《中央党部令禁排日》,《盛京时报》1931 年 9 月 1 日 ,第二
版。
《紧急善后与根本考虑》,《大公报》1931 年 7 月 11 日 ,第
二版 ;《日纵韩民排华之背景》,《民国日报》1931 年 7 月 14 日 ,第
一张第三版。
《中外轮赴韩载华侨》,《民国日报》1931 年 7 月 15 日 ,第
三张第一版 ;《外部抗议万宝山案》,《大公报》1931 年 7 月 22 日 ,
第三版 ;《避难安东之灾侨》,《大公报》1931 年 7 月 21 日 ,第四版 ;
《汇款援侨》,《大公报》1931 年 7 月 30 日 ,第三版 ;《难侨抵鲁者六
千》,《民国日报》1931 年 7 月 19 日 ,第一张第三版 ;《日方责任无
可诿卸》,《民国日报》1931 年 7 月 18 日 ,第一张第三版 ;《蒋作宾
抵平谒张》,《大公报》1931 年 9 月 13 日 ,第三版 ;《各机关公务员
即捐款救侨胞》,《盛京时报》1931 年 8 月 19 日 ,第四版。
《日本帝国主义的新工具》,《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二
号 ,第 52 - 53 页。
《东北对外关系之前途》,《大公报》1931 年 7 月 1 日 ,第
二版。
杨奎松 :《从历史的眼光看待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国
际政治研究》2006 年第 1 期 ,第 95 页。
98 20091 4 民国档案
件中日本的因素被有意识地忽略了。因此 ,对日
抗议乃至交涉就难以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政府行
为。而《大公报》对事态起因的看法虽与上述观点
难以契合 ,但总的来说 ,当时主流舆论的政治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