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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震绵延的大地

dudu8862002
2010-08-23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余震绵延的大地pdf》,可适用于文学艺术领域

余震绵延:灾区农民和基层官员的激烈博弈作者:野夫来源:《天涯》杂志年第二期《天涯》杂志发表了野夫的长篇报道《余震绵延的大地》。作者叙述灾区农民和基层官员的激烈博弈揭示了一幅矛盾丛生、危机四伏的农村现状。基层政权勉为其难地担负着灭火队的使命。作者给出了农民成为“刁民”的理由:没有土地权被无所不在的权力蛮横地支配着。“在贫穷必将带来万恶的世界里他们只能扮演这样一些没有信用的小人只能用一些鸡鸣狗盗的行为来发泄他们的不满。”一切看似庄严的投入最终都成为摆设。中央政府出巨资兴建的板房入住率仅有。务实的农民更愿意拿国家发放的补助自己盖房。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老愚(《天涯》杂志年第二期野夫:《余震绵延的大地》)余震绵延的大地灾区基层政权运作的跟踪观察之三野夫一年初在西南乡村旅行时偶然看见有农妇在散发一封“王母娘娘的信”。好奇便领了一张内容确实显得荒诞不经。更为令人称奇的是明显看得出来竟然是用年代使用的机械打字机蜡纸油印的产品实在难以想象这一早已被时代淘汰的工具还在乡村社会草根阶层中秘密地发挥着作用。中国文化历来就有“经学”和“纬学”之分。自古以来纬学中的“谶纬术”一直在民间私相流传历朝皆屡禁不绝。新中国以来对此类标准的“封建迷信”一向是实行严厉打击的历次运动几乎已将这一现象扫尽荡平。但是眼前重新拿到这样的“揭帖”出于对“民间语文”的特殊兴趣我还是把它保存下来了。在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受教不多的广大百姓心存侥幸地期冀着果能预告未来祸福的神人以便在险象环生的岁月之中趋利避害这是谶纬文化得以传承的社会心理基础。就像算命星相之类神课哪怕偶然十句中一也能蛊惑今日许多时尚青年一样。人类在变幻莫测的历史和命运中难免对神秘未知的事物充满孩子般的好奇心。标题为“王母娘娘的信”的这份传单似乎在年初便在预告着这一个“凶年”。此信的开端便语句不通地讲述一个山西的老太婆某天给了一个女生这封信转身就不见了。信中说今年有房无人住夫妻不团圆有饭无人吃儿女不能见。等等。但是观音赐有药方:有生姜三片竹叶三片紫草胡椒少许吃下可免。男女不能骑门槛不能吃生水和一切生果实不能乱解小便。同时默念如来、观音、玉帝、王母便可躲过大劫。很显然此信牵涉佛道两派神祗禁忌和药方皆荒唐可笑属于典型的“小民宗教”。但是当我走到今天年月底再来重新审视这一文本时却忽然感到了某种莫名的惊怵。纵观从年初雪灾以来直至今日金融风暴你无法不承认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凶年”。即便中间有一场“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宴来冲喜仍无法冲淡许多人在今年所刻下的悲苦记忆。“汶川大地震”之后五个月来余震和新震一直未能平息。迄今记录在册的已有三万多次意即每天有两百次左右的震动这是怎样一块积蓄着风暴的土地啊它还要经历怎样的波动才能释放完它的能量才能复归万户千家一份平静和谐与安全?二五月以来纹江区的位置如处飓风的风眼之中显得比周边的灾区都要平静。但是每一次四级以上的余震仍然要晃动这里的楼房虽然渐已习惯的大众再不会夺门而逃了但惊恐和隐忧依旧还是压迫着心灵。以我自己的体验来说经常好端端地坐着就会突然感到大地的动摇会略显紧张地定神查看水杯而事实上这只是虚惊是地震后遗症。从地质学上说大地确实还未搁平还在隐隐威胁着劫后余生的人民。而从社会学方面来看这场浩劫所引发的各种后遗症肯定还将在漫长的时间内广泛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虽然眼前失去安全住所的市民都可以在活动板房里度过灾后第一个冬天了农民也逐渐开始新建平房。但是废墟的广大存在依旧在萧瑟寒风中生硬刺目。而更多的高楼危房还基本在警戒线的圈禁之中突兀矗立基本还没开始拆除的工作。我刚去回访过邻近的汉旺镇整个镇子还是由江苏特警戒严着任何人没有通行证不得入内。所有歪七竖八的楼宇依旧保持着“”当日的惨状。街心那个著名的钟鼓楼时针仍旧绝望地定格在两点二十八分。一切都还纹丝未动快半年了竟然还有幸存者在警察的陪同下在频繁赶去危险的旧居扒拉一点未损的用具和衣服出来。我问那些把守着关口的年轻警察他们说到了夜里他们都不敢进去巡逻即使在白天我也能深深地体会这其中的惊恐和悲凉。那天在东汽家属区的大门前一个男人正在和门岗撕扯。他要进去他要去给他儿子烧纸著名的东汽中学就在里面。但是没有通行证门禁则坚决不让。这个哀惋痛绝的老男人几乎像疯子一样狂怒大叫奋力硬闯几个壮汉民兵和警察几乎都难以制住他的鲁莽。门禁当然有门禁的理由所有的楼宇都悬如危巢余震随时都可能掀翻一栋没有通行证谁敢承担新的死亡责任?但是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只要是垮塌学校较多的灾区家长的愤恨和怨怼还远远没有摆平。基层政府虽然已经千方百计地从各地抽调医生教师去分隔各家各户的苦主挨户安抚做工作阻拦他们的集结上访喊冤。但是谁都清楚大群的绝嗣之痛岂能在短时间之内抚平。任何一个人的自发哭丧悼亡都可能再次煽起一个片区的苦情而造成基层的动荡和上层的问责。事实上在隶属绵阳的某县近期就因保险公司对死亡孩子的赔付远低于交界的德阳市而引发了家长的群体事件。按说保险公司纯属商业行为各地根据各地的投保额赔付实在与政府无关。但是放在眼前的大气候之下最终的结局则可能仍然是要政府来买单拉平。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灾区基层政权来说此刻恐怕谁也不敢轻易去引爆一座火山。三纹江区垮塌房屋八万多间受损二十余万间万幸的是没有垮塌一个学校因此对地方施政者来说要少了很多涉及稳定的压力至少不会有各种中外媒体来频繁叨扰。但是重灾区毕竟还是重灾区在越来越精细地统计之后现在的受灾排名已经位居全国第名。因此所要面对的问题和隐忧几乎也与各地一样。如此巨大的灾难在各种显现的阵痛背后必然还有一些潜伏的后果将在未来渐次浮出水面。最近相邻的重灾区广元的生蛆柑橘正在引起全国的舆论热点从而导致整个柑橘种植业的灭顶之灾。尽管当地政府已经号召果农掩埋了那些长虫的水果尽管这种果虫也确实无毒副作用但是对广大的城镇消费者来说已经无可挽回地要躲避这一鲜果了。没有谁去想象灾区果农的雪上加霜没有谁去分担这个“灾年”的又一苦果。这件事与“灾年”有关吗?与地震相关吗?也许很多人要这样质疑。其实早在一个月前类似的危机已然在纹江区出现如果没有施政者的及时妥善处理也许早就酿成了一场大的舆论风暴同样也将祸及另一水果的种植业和所有的果农。现在我来追溯解析这个故事藉以剖析基层政权的危机应对问题。几年前纹江区和全国多数地方政府一样为了帮农民致富必须要调整当地农业的产业结构也就是说传统的粮食蔬菜种植在中国确实不挣钱。每亩地投入产出的毛利不算农民的劳动力成本大约每年也就几百至两千元不等。为何农民宁肯冒着被城里人歧视和欺负的危险仍然要到城里打工或做游贩因为在城里最不济每月的收入也接近他在土地上一年的利润。于是纹江区根据盆地的土壤气候条件为农民引进了“金花梨”这一种植产业。为了动员只熟悉传统农业生产的农民改种这个水果最初政府还是付出了较大成本的。要出钱买幼苗要免费技术培训要派员检查顾问甚至还要帮忙收购寻找销路。“金花梨”属于改良了的优质水果很快就开花挂果进入丰收的时代在最初的年头确实让那些冒险转向了的农民尝到了甜头。于是马上就有大批的农民跟风种植接连的丰收随之带来过剩和滞销。这种不像粮食一样可以存储和当饭的产品随风飘落愤怒的农民甚至将满车的烂果倾倒在乡政府的门前。有些果农根据市场调剂改种了其他水果甚至复耕。但金河镇的银桥村则仍然坚持着。即使市场价远不如当年但是到底还是比种粮食划算。可是今年八月眼看着满数灿烂的金黄可以为灾年聊添喜色果农却开始成群结队来乡政府闹事了。那时正是奥运时节大群的农民开着拖拉机满载金花梨要奔赴区政府扬言要倾倒在政府的门前。一场莫名其妙的危机就这样在原本苦难的灾年再次拉开了序幕。四确实奇怪原来一直生长正常产量很高的金花梨今年却突然大面积地爆发了虫灾。而且这种虫叫“蛀心虫”直接钻进了梨子的果核里成长外面根本看不出来。但是梨子一旦接近成熟时就要自然坠落和溃烂。果农看着满地的烂梨意识到全年的辛苦劳作付之东流再加上灾年的损伤必然更加绝望。这时他们只能想到要找政府扯皮了。可是农民自耕自作丰年就自得其乐遇上天灾歉收就要找政府麻烦政府真的有责任要负担吗?农民当然要找出自己的理由来。否则纯粹无理取闹那也肯定不敢。他们的理由是首先是政府动员甚至要求他们种梨的仅有的田地都变成了果园现在遇灾意味着连粮食都没有吃的了。其次关于植物的病虫害历来相关职能部门都要负责预报和预防但是今年以来相关单位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作为。再者供销系统每年都要求果农对水果实行套袋管理每个袋子要五分钱供销系统过去每个袋子要补助二分五厘但是唯独今年承诺了又没有补于是农民省钱也就没套。因此政府需要给他们赔偿损失。这几个理由能够成立吗?书记老吴认为确能成立。第一农民天灾没有饭吃政府本来就要管总不能在灾年再添饿殍。第二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之所以要存在本来就是要为“三农”服务服务如果没有到位那至少难辞其咎。第三供销系统也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承诺而未兑现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因此这件事政府肯定要管才行。但怎么管呢?首先当然是要稳住农民的情绪不要集体上访闹事。然后是问责相关部门。相关部门确有现成的理由地震。因为那一段时间所有的人皆在忙于抢险救灾忙着要调查灾情并向各自的上级部门汇报各种统计数据哪里还有时间和人力去考虑一个村的梨树问题。再说谁也没有想到会在灾年里冒出这样一种原来并未肆虐过本地植物的怪虫。蛀心虫哪里来的?那么根据原先的培训要求果农必须要进行的药物预防农民都做了没有?如果做了为何没有能够杀除这些害虫?如果没有做那么果农自己也要承担一份责任。于是紧急调查农民拿出了自己杀虫的证明他们提供了七种杀虫药的瓶子以及在哪里购买的证明。很快就弄清药物就是在金河镇街上的两家药店买的其中一家还是果农的专业合作社开设的专营店。但是检验结果很快也出来了其中的两种药物是假冒伪劣产品根本无法杀除果虫。接下来基层政府如果能找到赔偿的下家是不是可以帮农民减少一点损失呢?看来好戏似乎还在后头。五在一个诚信普遍缺失的国度坑农的事件必将频繁发生。虽然偶尔闹大了的事件得到了惩罚但多数时候基层政权对此是束手无策的。何以如此?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见其中的两难困境。纹江区在检验出有两种药是假冒伪劣产品之后立即要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准备顺藤摸瓜找出元凶以便从厂家那里为农民讨要一些赔偿借以减轻灾民的损失和自己的压力。但是在没有找到厂家之前这一检验结果暂时还不敢向农民公布因为愤怒的农民一旦知道有假药肯定首先要结队去打砸街上的商铺那样就会惹出影响治安的公共事件。卖药的零售商之所以还需要保护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从批发商那里买进的是假药。他们向专案组提供了进货的渠道和上家以及相关的账单一种是从绵阳进的另一种则是从成都进的。公安局兵分两路但很快皆铩羽而归。绵阳的那家批发商承认他们卖过这种药但他们也不知道这是假药他们是从福建的一个厂家购进的。警察要他提供他们从那进货的证据他说地震之后因为唐家山堰塞湖要崩溃整个绵阳市都要紧急搬迁到山上所有的这些凭据都散失了这个理由在兵荒马乱的当时也确实可能存在。警察没有理由抓捕这个同样是灾民的批发商虽然知道了那个厂家的地方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另外一组到成都的警察也找到了那个经销商知道该药来自江西的一个药厂。但是卖农药的在成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其中鱼龙混杂真假参半你很难分清其中的真伪。他们进货的运单凭据一般只保留一个月也就是说同样拿不出指证那个厂家的证据。而且还有可能那个厂家制造的是真药【因为有国家批号】是另外一些不法分子仿冒的假药。案情走进死胡同纹江区政法委召开相关部门的联席会商讨要不要去福建和江西调查的问题。公安局方面说根据现行法律目前这个事情根本无法立案立案是有一套立案的正规程序的。零售商和经销商只有在“知假贩假”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如果不能证明其“知假”就无法立案。如果没有立案的案子就没有进入全国公安系统的网络如果本地的警察要想去异地调查和抓捕异地的警察不仅不会配合甚至还要干预。更何况这些厂家都是各地的大型企业都会得到地方保护。你外地的警察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时候想去从他们那里帮农民索赔他厂里的保安都可能暴打你一顿甚至反过来扣押你。与其花费人力物力无功而返甚至惹是生非还不如另外设法来安抚这些受灾的果农。原来还想找到厂家来为农民索赔的想法在目前显然已经难以实行。而本地的这些零售商在不知情的背景下销售过这些假药本质上说还是你地方相关部门监管不力的问题。那果农的灾难到底该由谁来埋单呢?六根据调查以及和以往的年成相比较银桥村的果农因为蛀心虫确实减产百分之六十。全村一千多户人家集合一起要找政府“索赔”放在八年前那几乎是不敢想象的事情但是放在今天尤其是在地震和奥运的大背景之下就是一个基层政权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维稳”是目前地方上的第一要务任何可能酿成群体事件的苗头都必须扼制在萌芽状态。但拿钱能够埋这个单吗?粗粗算一个帐仅仅是银桥村就需要万左右。且不说政府对此天灾虫害没有完全责任就算有部分责任那也很难在预算外随便拿出这笔巨款来。更为麻烦的是银桥村只是虫害的重灾区相邻的其他乡镇村组也不同程度地被蛀心虫坑害如果对银桥村进行了赔偿那些正在观望这一事件走向的农民很快就会接踵而至那基层就会出现一个难以填满的无底洞。万事开头难一旦在这件事上开头破题给予了农民“赔偿”那接下来所有的类似问题就会层出不穷地找上门来这才是基层政权最为害怕的事情。中国农村普遍来说还是一个落后区域农民也绝对是弱势群体当半个多世纪的盘剥结束他们终于可以声张一点权利的时候那任何可以通过博弈赢利的机会多数人还是会跟风攀比。张村水果闹事拿到钱李村的蔬菜就会揭竿而起。农民当然不会相信政府和国家的钱是他们自己的财富于是只要能挤出的奶那谁也不甘落后。茫茫大地上风调雨顺的日子几乎是少数如果没有其他公正公平的社会福利保障机制那政府就会有永远赔偿不完的债务。如果从现代政治的角度说政府【无论中央和地方】本质上只是一个物业管理公司所有的原住民是真正的业主国家就是这个星球上的一个小区。业主是合法拥有小区产权的主人由他们选择物业公司来为之管理服务并向这个公司支付报酬【纳税】。如果该公司服务不好业主有重新选择物业公司的权力。既然政府是物业管理公司它就只能承担有限责任它天然没有权力去承担和干预业主的全部生活而只能通过大多数业主来讨论制定一些有利于整个小区的公共制度。我们的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至少目前来说还不是这个比喻的关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实际扮演的是一个无限权利和无限责任公司。老百姓既然暂时无法去限制你的无限权利那他就尽量想要你去承担无限责任。七今日任何非政府组织的民众集结行动即便是表达正当合理的诉求一般都会被认为是影响稳定的事件。事实上由于多年来政府所习惯的暗箱操作民众并未真正完全获得总书记所要落实的四种权力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而权贵集团已然构成一种实质上的阶级对公共资源财富的垄断和分赃在很多地方都是不争的事实。社会固然在进步大众生活水平也确实有所提高但官民矛盾却日甚一日社会危机也愈演愈烈今年以来甚至可以说有些地方已经乱象频仍。民众假设按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去申请游行集会几乎还从未有某个地方政府敢于批准。那么对农民来说只要形成村组性的怨言只要某个人振臂一呼他们才不会管你那些形同虚设的所谓法律和程序。既然是没有“批准”的群体上访从现行制度上说它就是“非法”而群体性的“非法”行动即使不做出【比如倾倒烂梨在政府门口】其他过激行为那从本质上说也已经构成了涉及“稳定”的隐患了。当整个社会情绪普遍呈现出“仇富恨官”的基调时那任何人只要是针对公权和官府的挑战哪怕纯属不明真相的误会或者不甚合理的诉求也会赢得很多人的附和与称许而这才是这个社会真正开始危险的苗头。我在第一篇纹江调查中所解析的“群体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人们被传言裹挟灾情的积怨爆发一个人的街头一呼迅即形成上万人的风暴类似的事例各地在今年可谓并不鲜见了。而在网络和民调中所反映出的偏激情绪则更能显示出大地上的危机四伏。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银桥村的果农等待着政府的回复无论打砸药铺或者拥堵政府这都是基层政权难堪的事也肯定是要被问责的事。假设一村的发难引起更多市民农民的景从最后再激化出警民冲突酿成流血事件则可能在灾区形成大面积的风潮。那样的结果基层政权多数时候就要被问罪才能谢罪天下了。究竟怎样化解这个金花梨问题?纹江区为此再三召开会议“赔偿”谈不上也赔不起假药不敢说怕激化民间冲突。最后依然还是只能走“群众路线”派工作组走村入户挨家劝说给确实生活困难的许以民政扶贫。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出牵头主张的人按照一些基层政权惯用且有效的办法恩威并济做通工作这样才终于抚平灾年里的又一创伤。一般来说处理类似矛盾驯服了头羊则群羊皆喑。在主张“和谐”主题的今日如果尚未非常“出格”基层对此类头羊一般不会像过去那样抓捕了事了。民情如水可疏不可堵这是古代政治皆已认同的训条。在没有开放媒禁的今日底层舆情确难上达天听。个体的投诉多数时候很难被主官侧耳民众只好密议群体事件来震惊朝野以期解决自己的委屈。而这样来之不预的事件必然造成多方无辜者的受损近日的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所引发的城市瘫痪即可见出“舆情不通”的危害。而这还只是一场和平运动万一某天发展为暴力行动泥沙俱下时则可能玉石俱焚这我相信还是多数人不愿看见的景象。八几十年来中国政治多数时候一直保持着一种外观平稳而内部高压的态势用行话说叫“内紧外松”。处在小农经济的当年基层也许层层厚纸确能包裹住火焰以致遥远京城可能无法透视边地的狼烟。但自进入信息时代以来巨量流动的人口和无所不在的现代化通讯传媒平台使得纯粹依赖这样的高压管理已经不合时宜且难以实现了。地壳运动的高压都可以在瞬间引发惨绝一时的地震譬之社会其实亦同此理。对基层政权来说一边要“政治承包”达到治平一边还要和谐怀柔以符新政很多具体事情上便显得依违两难。因为三十年改革开放本质上已经改变了许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即使用原教旨的马恩哲学来看基本未曾改动的上层建筑已然很难适应今日之社会生活了。没有较大幅度的政改则很难抵达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发展观”。纹江区地理位置所在就是一个典型的“高压”地区自古迄今它都是川陕大道的锁钥。拿下白马关即可长驱成都。古书谓之“为三国险阻之区实蜀都门户两川咽喉之地”。今天的纹江区更是名副其实的“高压”枢纽所在国家电网的重要分流点。境内高压线密布如网铁塔如林几乎无所不在。而地震之后一个投资规模达五十亿的变电中心又已签约将在这里生根了。“国家电网”虽然有着鲜明的国家标志也牵涉全民利益但是在实行土地承包制以后并非像过去那样走到哪里都可以用国家的名义随便征用当地的土地。因为电力系统是一个独立运营的国企素有“电老虎”之称其权力和利益实与地方无涉。因此他们要在某区占地架网虽然一般来说地方上无可阻挡但是由于牵涉到具体的千家百姓的屋舍耕地的重新调配那还是要和地方政府讨价还价和气商量的。一般来说根据规模线路等等谈好一个补偿价格整体发包给基层由基层再去负责摆平群众问题。对基层政权来说一来本身并不足以阻挡“国家网络”的分布再说这种大型工程必然有巨额资金要在当地消化可以拉动地方经济更重要的是这种发包的拆迁安置费里必然还有较大的利益空间。能尽量从老百姓头上节约下来的费用就是地方财政的收益。对于税收拮据的小县穷区来说也可谓不菲的诱惑。变电站和铁塔所要占的具体田土对农民的调配补偿基本皆能顺利解决。但是面对被网线切割的天空面对那天天穿梭在头顶的几十万伏高压电老百姓会没有说法吗?九几年前高地村的几户村民对正好横跨在他们房顶的高压线就有了说法。他们偶然发现用测电笔去触碰墙壁时电笔会发亮表示墙体带电。更为奇特的是再测试他们的身体时也会发亮。这种现象到底对人体有危害吗?即便是弱电是否对生命构成隐患和威胁暂时还找不到答案。但遇见雷电风雨之时总不免令人胆战心惊。于是他们找到了政府。政府找电力部门电力部门说只要和高压线相距五米就是安全的即便身体带电也不会有危害。发包费早已付过他们自然不愿再横生枝节。但是政府无法用这个理由去说服村民因为电磁波对人体究竟是否有长远的影响暂时谁也不清楚。况且村民会说你觉得没有问题那你来住几天试试。或者说你给我们签署一个保证如果万一出现生命危险你承担全部责任。那这个生死契约却是谁也不敢去签的。鉴于此考虑到万一的风险区委和政府还是出钱搬迁了这几户村民。但是两年前又有一条新建的高压线路要通过堰塘村五组的领空前后的水泥钢筋基础和铁塔都已完成只有五组的农民堵截着施工队的进入。因为五组的地势稍高高压线就在他们头上十来米他们听说过高地村的事情因此也担心以后自己身上带电。他们提出要么另外辟地给他们修建新居要么高压线重新布局绕过他们头顶否则绝不允许施工。面对妇女老人和儿童在入村路口的静坐无论施工队还是基层政府都不敢强行作为担心酿出极端事件。如果重修新居面对的不是几户人家甚至还有更多乡镇的类似村民会攀比模仿。电力系统该给的钱已经付讫不可能指望他们再来出血。基层政府在尚未见证到这个距离是否会带电之时肯定也不愿开这个口子修房的费用之高可能最后变成赔钱的买卖。但要电力系统修改方案绕过村民显然也不可能。高压线和铁路一样讲究的是切角取直角度会带来不堪承受的拉力。另外已经建好的基础每个也都所费不菲放弃不用这个损失又谁来承担?面对这样的难题无论基层还是系统都不愿出面解决这就构成“条”和“块”的矛盾。电力系统是从上至下的条式管理连县级电力局的干部都不归地方政府辖制。地方要用电也需要向他们购买他自然不会太在乎你基层。但是对于基层老百姓的干预他们却也束手无策你有再大的背景百姓还是只会服地方官的管理。工程因僵持而搁置地方利益不会受损但对电力系统却很头疼。但是他也有他的杀手锏你要用电尤其是在农忙等关键时候他是有权可以给你“适度配给”的那么基层政府也不敢把这个难题完全踢给电力部门。更何况工程之初人家谈好的费用已经包干给你了。于是到了地震之年这个问题再也无法延宕。区委和政府反复商议决定由群工部出面挨家挨户找相关村民协商。垮塌了的房屋正好重新指定宅基地拆迁重修按国家的赈灾政策给予重建补助。没有垮塌的房屋则预付给每户一笔安全保证金两厢签订好协议如果高压线通电之后能够测出房屋和身体电流那么这个钱就归村民所有如果不能测出电流这个钱还是要归还政府。但基层政府其实心知肚明发出去的钱最终肯定是很难回收的。因为到时村民还会有一些理由来拒付比如电视和电话信号不好之类。甚至某人要是说开始头痛晕眩你实际也无法去求证。即便什么理由没有就是因为受灾而无钱偿还基层政府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去拆房牵牛强行索讨了。工程终于可以开工了拿到一点钱的村民暂时可以心安理得地忘记高压电的威胁。至于整个工程电力系统究竟支付了多少钱给基层政府那则是与他们无关的。但是对于高压线究竟应该距离人居多远电磁波才不会对人体构成可能的伤害和威胁?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还只有电力部门自己规定的一个说法那就是五米的距离。这一说法本身只是针对的生活触电的安全距离对于强大电磁波的隐性影响迄今还是一个没有真正检测和求证的问题。当一个庞大的系统自己给自己设定了这样一个标准并按此来和地方政府交涉拆迁安置费用之时地方政府其实处于弱势因为他们并无能力去重新制定一个“科学”的标准。在欧美发达国家高压线距离人居的标准据查一般是米至于这一标准从何得来暂时我们还不清楚。这就是今日基层社会的真实冲突故事在某种程度上说三方的博弈类似于“虫子棒子鸡”的游戏彼此相生相克还要相互依赖才能达成一种暂时的平衡。当然这还是指的提倡和谐的当代且还要是相对开明的主官所在的地区才能勉强臻于一个和平的结果。而在过往的年份或者今日某些地方因为此类冲突而以政府强势完全压制农民而强行施工的事情其实并不鲜见。其结果往往是冲突升级或者暂时按平而最终却要承受当地村民对这些国家设施的漫长破坏。十大地震过去将近半年即使余震从未彻底消失但灾区的社会生活多已基本恢复正常秩序。严冬在即帐篷中的农民显然要比板房里的市民难受一些但是对于这种建国之初即已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待遇多数农民已经懒得去抱怨。对他们而言任何一点改善在内心深处还是颇怀感恩的。国家在此次赈灾中对农民的补助扶持政策出台得比较及时。先有每天十元钱一斤粮的临时救助【其他民间捐赠不算】后有根据人口从一万六到两万六的建房补助。至于微损而只需维修的农房最初德阳市制定的政策是根据不同程度给予两百至一千的补贴。前面两篇文章中说过对于这几项救助资金基层政府是经历了复杂的民主评议和监督才好不容易达成基本满意的结果的。除开第一项马上发到了农民手上第二项要根据修房的进度分批予以发放第三项维修补贴却又临时搁浅了。原因是砖瓦水泥物价暴涨且供不应求德阳市政府根据大面积的民间反应决定在原来评议的基础上把补贴上调五倍变成补助一千元到五千元。结果政策刚刚发到乡政府一级就受到了很大的反弹。老百姓反而不干了基层政权面临新的压力而手足无措上级政府出乎意外只好紧急叫停。补助增加了反而难以执行其中的原因何在呢?好心上调的政策却在基层受阻这恐怕是高居都市的人难以想象的问题也可能是只有中国农村才会出现的荒诞一幕。原来症结是金钱只能大致分出额度补助但是地震的破坏却难以细分其程度。比如在最初的方案中张家的瓦损失了大约匹村民一致同意补助张家元李家的瓦损失了匹大家同意补助元。彼此相差只有元这基本不会影响大致的公平和平衡。但是按新的政策张家虽然可以拿到元但李家则能拿到元彼此相差元而损失的程度却并非大了这么多那么张家就会有意见了。“君子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个古老的困惑再次充满整个灾区了。由于牵涉面极大不完全推翻过去的方案而重新予以评议简单地按比例放大就可能好心不得好报甚至引发基层的再次震荡。于是上级只好叫停。但是对于基层政府来说重新召集各村组再次评议、公示和修改反复纠缠验证劝说实际是一个耗时费力的难题。更何况很多微损房老百姓为了生活早已自己动手维修完毕。虽然保留着当初的照片但根据每家的照片所能呈现的灾况事实上是难以分辨出完全清晰的等级差距的。而且还有很多灾民已经又外出打工重新召集都很困难。面对诸多难题基层政权只能苦笑。早就从媒体知道维修补助消息的农民会质询基层政府为何还不下发救灾款是否挪作他用?基层政府要么息事宁人维持原方案不变要么就只能暂时搁置简单的放大肯定只会迎来更大的冲突。如果退回原来的政策事实上是所有灾民皆未得到好处对于乡村经济来说本身也是一种损失。由于很难找到一种两全其美的方法我估计为了减轻基层压力有可能会选择维持原案这种“零和”的无奈方式。虽然从经济学的角度说在一次交易中追求“双赢”是任何一个经济人都会自觉选择的方式。但是这种铁律却在社会学这里无法得到符合逻辑的推理。在我们这个民族和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似乎往往更倾向于选择一种“共输”的结果才能心气平和相安无事这是我们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尴尬命题。十一由于建国之初即已形成的居民和农民两种户籍制度【不平等的国民身份资格】致使中国农村问题的复杂性在今天仍然远远超出高居庙堂者的想象也不是许多天赋人文情怀却深藏书斋的知识分子所能详查的。就拿此次农房重建的补助问题来说中央给出的政策是每户一万元地方配套补助一万。这是一个大的框架到了基层因为确实存在每户的人口多寡问题一律两万明显不合适遂修订为一至三口之家补一万六每增加一口再加五千但最多不能超过两万六千元这是德阳市所辖各区县统一的标准。按说依照这个基本明晰的方案去对应发放即可谁知政策一到乡镇立马出现卡壳。先说户口问题一户的定义是指在“”之前同属一个户口簿的一家人。如果在那天之后分家甚至离婚的都不能享受两户的待遇。这个界定看似简单实际上问题马上就出来了。农村和城市不一样自古就有“树大分杈人大分家”的传统。因为土地并非私有目前仍是所谓的集体所有制一个农民去世了他名下的土地其所在小组必须收回。一个孩子长到岁他可以新分到一块土地。一个姑娘嫁走他乡她原有的土地要收归集体外来的媳妇娶到本组也应该分她一份土地。因为集体的土地处于内部不断调换的过程中孩子结婚之后一般都会选择分户以便享有自己的一份土地使用权。但是因为贫困等原因许多家庭两代甚至四世同堂只有一栋瓦房但是户口却是两个甚至三个。现在房子垮塌了他们该怎样来获得补助呢?而且农村还有一个普遍存在的实际情况就是一家之内分户之后有分开开伙的【哪怕同处一室父母和儿女收支和饮食皆完全独立】也有没分开开伙的。这该怎样来认定和区别?如果仅凭乡镇干部按照派出所的户籍档案来照本宣科发放势必引起很大的纷争。仅仅针对分户未分房的家庭基层就必须在广泛征求民意和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拿出七种参考意见和处理办法倒了同一栋屋事实上分户且分伙的按两户补助。五人以下分户没分伙的按一户补助六人以上则交由群众评议适度认定。夫妻震前未离婚却有两个户口簿且长期共同生活的按一户补助【含未成年人单独立户的】。夫妻未离婚但长期分居且各有住房皆倒塌包含其已成年子女单独立户而各自开伙的皆可按各自一户补助。震前分户未分房震后申请各自重建一栋的可以分户享受补助。分户分伙但重建不想分开建房的必须达到平米才能按两户补助。父子同屋但分户一住正房一住偏房倒塌其中之一必须分开重建才能按两户补助否则按一户计算。仔细揣摩这些细则就能领会其中的微妙区别和含义。因为两万左右的现金对所有农村来说都是一个极具诱惑的好事谁都不甘放弃。但凡能找出多拿的理由那肯定要找政府讨要。钱虽然来自国家和上级但基层政权也不敢乱发不尽量追求一种琐屑的公正还会刺激新的乡村冲突并招来上级的追究。然而乡村社会的复杂性还不止于此还有更多的独特之处值得从事社会学研究和国家制度设计和管理的人员来探讨。十二虽然我国是一个户籍管理非常严格的国家但其中隐含的弊端早已为时议针砭。酝酿多年的户籍制度改革迄今仍未有太多进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对农民进城务工的各种歧视性政策逐渐取缔农村户籍日渐混乱且不为农民重视。只有大难降临要根据户口来实施赈灾之时各种平时忽略的户籍管理问题才开始凸现出来。比如前面所述有分户未分房的家庭那么在现实中就有分房却未分户的。意即两代人早已分家过日子且各有住房都倒塌但是却只有一个户口簿震前未去办户口分割手续的。对于这样的问题就不能简单地一刀切。如果他们还是分开建房可以分别享受补助。如果经济困难又想合并建房那仍只能按一户计算。这对农民本身来说受灾之后两家的钱凑在一起再加上国家的两份补助大约可以马上修建一栋合住的新居但是如果合并只能领到一份或者说非得分别重建那可能一时都无足够财力重建只能继续在帐篷蜗居。但是基层政府如果不这样硬性要求在政策的具体执行时就肯定又会出现人们趁机冒领补助的现象。就算如此严格的规定之下仍然还是有人企图作弊多要。最近邻县抓捕了一个村民组长就是因为他与某村民合谋制造假的房屋倒塌档案计划骗取国家救助而犯法的。还有一些户籍现象是“有人却无户口”比如合法结婚来的外地媳妇女方所在的地区经济比这里好她以及孩子的户口不愿转来但是她们又长期在本地生活。还有一种是“有户口却无人”的现象女儿因婚远嫁但是并未转走户籍。除此之外还有一家人之中有的是农业户口有的却是非农户口。这样的现象都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遗留问题眼前都得要一一区别对待和处理并交由当地群众评议公示认可才能算数。更有一些特殊的家庭情况不在上述范畴涉及到国家的一些法律制度如何处理的问题是许多人绝对没有设想到的比如计划外超生的子女是否纳入重建政策享受人口计数?“”之后自然增减【婚生和死亡】的人口暂时在户籍簿上没有修订而实际发生的其人口如何计算?轻于无期徒刑的服刑人员户籍仍然在当地是否纳入家庭受助人口数?服役的军人和高校的学生以后都可能要回来【因为国家已经不管安置和分配】他们是否纳入受助人口?这些看似琐屑的问题在仍然贫困的灾区它就是老百姓要抵死纠缠的问题。基层政权拿到的是从天而降的巨额帐目但如何把它合理合法地分配下去真正达到救灾的目的而不是反而引起群众不满和社会风潮那确实还是一个需要绞尽脑汁的问题。用书记老吴的口头禅来说这正是干部“考手艺”的时候。十三经过无数次和农民开会与基层干部商量好歹慢慢厘清了上述问题拿出了一个大家基本认同的方案。但是刚刚把方案公示几天新的质疑马上就来了现实世界错综复杂的现象实在让人措手不及且匪夷所思。金河镇是由原来的两个乡合并的一个场镇为了繁荣集镇经济以前在镇上的边角余地修建过一些简易商品房廉价出售给愿来场镇经商的农民这些没有国家土地证的房屋现在俗称“小产权房”事实上在各地都广泛存在。谭家村的老张靠修自行车省吃俭用买下了一小套现在却垮塌了。而他在五里外的乡下原来的旧居也毁于一旦。由于他的户口还在原村他可以享受农房重建的补助至于场镇上这套房子则因为没有土地证政府不予计算。【据目前还不甚明朗的城镇补助政策传说如果是证件齐全的商品房还是可以拿到一份补助的】。老张是手艺人当然轻易不服这个政策因为他马上就能举出一个例子让镇上的干部一时瞠目结舌他隔壁的李嫂是他同村的村民房屋也已垮塌。但李嫂的丈夫是城镇户口也在场镇买有一套小产权房做生意当然房屋也垮塌了。但是他们家却能女人享受农房补助男人享受城镇户口重建补助政策。这其中的差别从何而来?一家有城乡两种户籍的就能两头沾光而农夫老张一家只有农民身份哪怕也倒塌了两处房产却只能得到一头救助这显然是他和许多人都难以想通的问题。接踵而至的退休工人老袁这天也来到了镇政府讨要说法。他祖籍就是小河村的人但他很早就去城里的国营纤维厂当了工人因此户口在城里。但是他在城里并无住房退休之后儿女接班进厂早已和他分家过日子他只好回到老家的祖宅里生活。也就是说他住房在农村却没有农民户口城里有户口却无住房。这次祖宅垮塌他也必须要重建但是应该由谁按什么标准给他补助呢?此类情况不多政府只好破例准许他拿农房重建补助。黄土村的小叶又带来了一个新的情况他在村里的父母双亡他自己在外地务工多年但是户籍仍在本村。老屋原本早无人住年久失修这次也垮塌了他也不会再回来修房种地那他可以拿到重建补助吗?如果说不修就不给钱那他万一要修对乡村来说既要给钱还要给他一块本来紧张的宅基地岂不是两厢皆不划算。最后决定对此类现象采取一个折中且两全其美的方法由本人与村组签订协议保证今后永远不找政府和村组要责任田和宅基地。然后按政策给予一次性补助。俗话说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底层现实的生活真相本来就五花八门如果仅仅按政策一刀切势必无法解决所有的矛盾。基层政权出于无奈很多时候就只好想出各种对策来应对乡村社会的复杂状态。十四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有农民有士绅也有闲汉四川方言特用“二流子”这个词语来指代这一好吃懒做的人群。但是建国之后士绅群体基本被消灭二流子也受到了打压。改革开放结束了农村的大锅饭土地承包到户爱不爱劳动无损于他人利益不再受到集体的约束和管制二流子于是又开始出现。尤其是现在的农村青年多数是计生政策后的独生子打小难免也多受娇惯。由于传统的农活确实太苦太累对这些“后”来说很少有人愿意继续在土地上扒食很多甚至已经不懂也不愿学习传统的农艺了。今日中国农村的青年考上大学的仍属少数即使考上也不像过去可以靠分配工作转变身份。那么多数人只有外出打工真正回家务农的已经很少。还有一小部分既不愿打工也不愿务农的青年就蜕变成新的乡村闲汉。农村父母一般不像城里人可以容忍孩子成为“啃老族”农村孩子长大父母多要分家各种各的田地。但是对这些怕干农活的青年来说他宁可土地抛荒也不愿挑粪下田。那么他们的出路之一就是到当地的场镇上去混生活。农村集镇虽然不大但是往往也能容留下几十个这样的闲汉。他们一般会随便找个极便宜的床铺住下每天在茶馆打麻将到处凑合着一日三餐。哪家有红白喜事就去赶个场子卖点小力气活。也有在集市上捣腾一点半合法半不合法的生计甚至小坑小蒙或者跟某个“大哥”当小弟的。总之连乞丐都能生存的今日一个闲汉自然也不会为简单的衣食发愁。目前还很少有人开始关注和研究这一人群的生存状态但是又确实是广大农村普遍存在和日渐增生的一种社会现象。他们除开拥有农民户籍之外实际在农村无房无家甚至无地【即使有也不种多由父母耕种】。但是遭遇地震他们在场镇上赁居的客舍也已垮塌在农村也无家可归作为基层政府你还不能不管这一群体。因为他们是事实上的“三无”人员所以也得发放十元钱一斤粮的“日补”救济。板房区建立了也还得给他们提供栖居之所。懒汉也是人也有合法权利逼急了他也会到乡政府门口去静坐耍赖。个体人的勤劳或者懒惰属于私德范畴与国法无涉因此政府无权干预。在传统社会对于此类乡间懒汉泼皮是由家族长老以宗法来惩治。现代社会不允许私法和民间法的存在自然对此也就无能为力。哪怕明明知道他们的这种活法是一个隐形的社会问题很多时候也只能是熟视无睹。但是现在听说有农房重建补助他们肯定也要闻风而动了。前面说过对于那些在外地长期务工生活的本地人只要签约保证今后不再回来要土地是可以领取这笔补助的。面对这近两万的现金这些闲汉自然也会愿意选择签约领钱。那么对这样的人基层政府究竟是给还是不给呢?根据任何法规必须一视同仁的准则那他们也应该享受补助因为他们也敢签约。但是这些人领钱只是拿去喝酒赌博绝对不会去重建房屋挥霍干净之后他们依然还是乡土社会的一帖“狗皮膏药”还会继续贴敷在这片土地上成为你政府的包袱。更麻烦的是给了不建房的他们那其他人也会起来攀比索讨。最后基层政府决定还是把这个问题交由“村民自治”来解决。村民之间对谁的情况都比较了解对这样的人如果不建房大家讨论决定不同意发放补助。至于他够条件应得的那份补助款则由区财政暂时留存等他哪天建房后再给。现在有些闲汉寄居在板房里依旧过着他自得其乐的生活。某镇的汤书记感叹说我就担心两年后多数人都搬走而板房过渡结束时这些人住习惯了不要房租的板房而不肯搬走那又该如何处理?十五说到了活动板房和临时过渡安置问题现在是到了可以来反思这一救灾举措究竟效果如何的时候了。因为在地震的最初两月全国人民都看见各条入川大道上多半奔跑的是满载活动板房材料的大车。而现在的灾区镜头画面也多是鳞次栉比的板房聚居区。这几乎是中国救灾史上的一次首创行动三个月之内灾区大地上立起了上百万板房这既是奇迹也是一件值得详细探讨的事情。因为这对未来的各种救灾方案一定具有可资借鉴的作用。在灾难发生的最初几天面对大片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人群在风雨烈日下的简易帐篷中寄居任何地方官都会考虑到过渡安置问题。因为重建房屋肯定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不得不考虑灾民酷暑寒冬的生命安全。但是究竟是免费提供板房过渡还是发放过渡安置金这在纹江区委最早的讨论中就曾引起争论。但是很快就有了中央政策由国家统一调拨活动板房由外省派员统一援建灾区自己负责集中平地搞好三通即可。既然是不要钱的房子那多数地方自然愿意选择多要以免灾民之间争抢扯皮。但是很快便发现多要有多要的麻烦地方出钱要负责的三通一平所费也不是小数。于是纹江区在原定的指标上一减再减最后建成了六千套的板房。板房的入住条件是倒房和危房的市民家庭而危房不是一个马上可以鉴定、轻易就敢否定的问题因此申请要住板房的人会很多。纹江区的六千套板房两月建成很快就分配完毕。眼前已经入冬我晚上到几个聚居区去查看了解发现真正在里面睡觉生活的平衡下来大约只有左右的入住率。我也到重灾区绵竹和汉旺镇去了解过入住率稍高一些仍然有很多分下去只是成了灾民的储藏室。从原材料到运输安装再加上当地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目前纹江区的板房成本是每平米大约元一间房接近万元。不管这个钱谁出加起来就是一个真正的巨额更不要说还要占用大量的地皮。老百姓之所以不住但也会要这个板房是因为反正不要租金反正不要也没有过渡安置费几年后这个板房拆除也不归灾民所有所以不要白不要。我曾经抽查过一些灾民问他们在只给七千元现金但保证自己解决过渡问题和免费住进价值万的板房享受社区服务之间你们愿意选择哪种?多数说哪怕给五千也会选择现金。因为现金是切实属于自己的板房最终还是政府的。拿到现金后可以出门打工可以投亲靠友也可以租住房屋还可以用于买房建房。当然也有一部分确实无计可施的老人还是愿意选择板房。但是选择板房的基本不会超过。用板房救灾过渡意味着国家和基层政府花了大钱费了时间和人力但老百姓却未获得充分享用的实利。而板房最终拆除之后也基本没有残余价值。但是假设开始就由灾民自己选择要钱或者要房要钱就只拿房钱的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那么既为国家和基层省了大笔财力也让灾民多了许多活钱。因为对农民的过渡安置就是每户两千元再加上借用一顶帐篷【需要的话】广大的农村灾民也没有怨言。而城镇居民的板房费用如果他们自己再加一倍的钱他都可以在区县一级买到同样面积的商品房了。从某种角度说各地的援建和原材料最终都会通过各种转移支付的方式由中央财政买单。基层政府所花费的配套费一样也会从上级拨来的救灾资金中消化。一切最终看来只是中央花费巨资打造了一个巨大的形象工程。当然由于灾难的突发这次也许没有算好这个总账但是现在积累的经验我想或许还能借鉴于后世吧。十六就纹江区来看眼前除开板房区和不多的废墟之外表面上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地震的伤痕了。尽管大地还在时不时地微震但歌台酒肆又已恢复温香狂欢。灾难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哀伤和悲愤也许都将在岁月中稀释最后万劫不复一切都将被多数人遗忘。但这只是市井盛世所呈现的一个表象。对那些真正家破人亡的幸存者而言“”仍然是心中永远无法填平的鸿沟是在暗夜渗血的伤口只有当事人才清楚那种疼痛。在北川一个年轻的母亲最初确信自己的孩子已经深埋在幼儿园的废墟之下她经历了那种彻底绝望的哀痛。几个月之后她忽然又在展出的救灾摄影中清楚地看见她受伤的孩子抱在一个军人的怀中奇迹似乎降临到她的头上。她开始寻找但是所有的医院却没有了这个孩子的记录她的至爱和希望都在人间蒸发了。至今她还在寻找可一切都杳无音信。灾难打破了乡村的平静许多人含辛茹苦日积月累才刚开始享受的电器等突然被砖瓦砸烂那种心底的憋屈和烦躁是多数城里人难以想象的揪心。我在一个老人的帐篷里看见了一个没有插电的电视机我问他他说砸坏了舍不得丢就这样摆着吧也算是个家具。他像一个落寞的破产贵族在留恋往日富贵的最后一点余温但他只是一个日渐衰竭的农民也许他的今生都再也买不起这样一个伴他孤独的玩意了。焦躁会使人失衡会在寻常的贫贱生活中引发暴怒。在鑫福镇的某组一个组长和几个农民去交界的另外一个镇喝酒在讨论重建的宅基地调整时发生了一点争执。其中一个农民竟然临时去买刀回来当场杀死二人重伤一人然后逃亡。那已是奥运在即的日子一个命案在身的农民的逃亡对基层政权来说意味着各种难堪的后果。所幸追捕及时三天后便在绵阳拿获才避免了可能的后患。而另外一个平时都还和睦的农民家庭在灾后的几句寻常拌嘴时丈夫竟然动刀重伤了妻子。这样一些看似普通的乡村事故绝对与这场地震相关。那些在最初的日子里看似麻木了的沉痛正在日渐稳定下来的生活里慢慢唤醒。烦恼还会像漫无边际的阴霾一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覆盖这个盆地。十七截至十月底纹江区是德阳市唯一实现了在规定时间段里“零上访”的区县。但是这里和全国一样并非真的从根上解决了所有社会矛盾因此还是在奥运期间出现了一个惊险插曲。因为上访的问题目前几乎是困扰所有基层政权的一个普遍问题所以有必要再来叙述剖析一下这一个案借以探讨目前可以说是整个地方政府在应对上访事件时的处置方式。前文说过八月至十月底是上面要求严禁进京上访的。地方上一般都有个摸底调查对所有可能上路的人都注册在案并在这一时期安排所在乡镇村组或社区对之进行严密监控。但是上访人员毕竟并非犯罪嫌疑人不可能去完全限制别人的行动。因此对基层组织来说这就是一个十分头疼的事情。育英镇街上有个农民吴省飞一直是纹江区著名的上访户。他在十年前被成都铁路公安局以盗窃罪收审被打破了脾脏还没收了他五千元钱。后来因为证据不足而释放于是他就开始了他漫长的上访之路。就事论事按照现在的法制来看警方是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的。但是铁路公安方面人事变化对这种成年旧案根本就没有记忆当然更重要的是一个普通农民的投诉对他们这样一个部属单位根本就不构成威胁因此也就一直无人理会。但是根据属地管辖的原则这个农民的一切上访甚至极端行为都归他所在的区县负责。而区县更不具备责成铁路公安解决的权力当然也无承担这一错误以及赔偿后果的责任。该人因为脾脏受损丧失部分劳动能力平时本在另外一个县城靠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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