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陈寅恪的治学之道
摘要：文史大师陈寅恪治学树立了修辞立诚的典范。其治学态度重真知轻浮名,博学强记,贯通文史;其治学方法融汇中西,坚持从史实中求史识,并在比较研究和诗史互证上形成了自己的标签性方法;其治学领域避易就难,不甘逐队随人,树立起东方学研究的中国旗帜;其治学根本在不曲学阿世,坚守学术的独立性。陈寅恪以自己的学术人生诠释了“独立精神、自由意志”的学者品质。 关键词：陈寅恪 诗史互证 独立精神 2009年10月7日,是我国著名文史大师陈寅恪逝世40周年的纪念日。大师虽去,然精神长存。1995年出版的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从陈寅恪的处世观和治学态度等方面刻画了一代宗师的风骨和传奇,也引发人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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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性、对文化和对学者品质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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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此书,受益颇多,下面结合余英时、岳南、刘斌等人的相关论著和传记,仅从陈寅恪的治学之道与友朋分享我的读书心得,以此纪念陈寅恪。 1 治学态度重真知轻浮名,贯通文史,博闻强记 因为家学渊源和个人秉赋,陈寅恪几乎无书不读,人誉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早年游学日本、欧美多所著名大学,却没有任何硕士、博士头衔加身,所选择的学校、院系、课程,都避易就难,与当时的大多数留学生反道而行,不由人同兴萧公权当年之叹:“有学问的人绝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不幸是有些留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巧取”。1957年陈寅恪曾帮他的学生高守真选冷僻的太平公主做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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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高守真说:“历史上太平公主的史料不多,搞现成的东西没有意思,人云亦云最讨厌,正因为资料少,可以逼着你去看更多的书,努力作些新发现。……写文章不是为了一举成名,你就当是一场学习吧。”寥寥数语,其治学态度坦呈无遗。综观陈寅恪的一生,研究领域涉及文史哲三大领域,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元史、明清史、敦煌学、突厥学、藏学、宗教学、佛教典籍、佛经翻译文学、中古文学、语言、音韵、本草等广有涉猎和斩获;通晓十数种语言文字,其中包括一些死亡文字。其扎实的学术功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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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惊人的记忆力上。晚年双目失明,据助手黄萱回忆,在查找资料时却是“一口准”。由此再次证明:做学问须破万卷书,须有耐得住寂寞的淡泊心。广博强记为他一生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国家争得了连城价值。据陆键东载,印度在1959年武力犯边前曾组织了包括史学家、外交家、甚至研究古神话和佛教的权威学者在内的一个写作班子,以信函形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了领土要求。中央派人征询陈寅恪的意见,他明确表示印度方面的“领土要求”很不合理,并向中央政府提供了有关清朝官员的日记、奏议等史料的线索。临终前,他还对中山大学的有关人员讲,珍宝岛历来是中国的领土。 2 治学方法上中西合璧,从史实中求史识 早在三十年代陈寅恪就指出思想要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必须一方面吸收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的地位。陈寅恪治学,具有无一字不无出处的严谨与审慎,明显衣承了乾嘉学派,但他吸取了欧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自觉地克服了乾嘉学派缺乏综合研究的不足。文革前陈寅恪真正受到冲击的是1958年的“厚今薄古”运动。批判者嘲笑陈寅恪对琵琶女、杨贵妃、茶商等人的年龄、贞操、民族、籍贯等等的繁琐考据是“误人子弟”的伪科学,令陈寅恪愤然离开了所钟爱的讲台。事实上,他对史料的旁征博引,是为了说明历史真相和社会交往、民族、风俗、制度经济的变迁,旨在揭示史实背后的规律性。总括而言,陈寅恪的治史方法主要有二,一是比较研究法,譬如,他曾指导过: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者之比较研究、摩尼教经典与回绝文译本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比利文、藏文、回绝文及中亚诸文字译本与汉文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等等,充分发挥了他的语言优势和在碑志和佛教经典方面的探幽特长。二是诗史互证法。他对学生说:“(1)在治史中能开阔思路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作比较研究,尤其是对历史人物的判断。(2)我之所以要搞唐诗证唐史,是因为唐代自武宗之后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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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很多错误。唐代历史具有很大的复杂性,接触面也很广,并且很多史料遗留在国外。但唐代的诗歌则保留了大量的历史实录……”对陈寅恪以诗证史法,从1958年的孝萱,到后来的钱钟书,都提出过理性批判。但从以上引文可窥此法的合理性,也是其诗人气质和贯通文史的表徵。陈寅恪治学不武断、不夸大、不断章取义、不违驳事实,诠释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所谓的“一时代的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提倡在新材料的基础上,学者应该要“预流”。迄今为止,这仍然是史学界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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