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勿忘国耻，爱我中华
（一）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二）918事变背景
主要人物：张学良、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 1.日本国内情况 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七亿三千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可是大规模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后来广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人，都是一夕会的成员。不过当时最有名的还是石原莞尔，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石原也是后来9·18事变的主谋。 2.日本控制东北铁路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的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有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 3.田中奏折 1927年6月，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并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摺）。在田中奏摺中曾经提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这份奏摺在1929年被曝光，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及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均认为是日本奉行侵略中国政策的证明。 田中奏摺的真实性受到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在内的学者质疑，当前的主流说法多认为其应为国民政府所伪造。然而时至今日查考史料及历史脉络，当时日本图谋全面侵华已久确为事实。 4.皇姑屯事件与东北易帜 当初，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维持了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1928年，关东军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史称皇姑屯事件。日本关东军希望籍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皇姑屯事件并未引起日军所期待的东北混乱，相反，1928年12月29日，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突然宣布全东北易帜，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领导。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 5.万宝山事件 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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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国农民400余人，联合起来平沟拆坝。7月2日，日本警察镇压平沟的中国农民，双方对峙，后日本增武装警察，在日本军警保护下，工程于7月5日完成。同时，日本通过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捏造新闻，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掀起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日本却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 6.中村事件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日本藉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
（三）918亲历者
即使“九一八事变”当年出生的婴儿，今天也已经83岁了。
身居北京，106岁的传奇将军王景芳老先生完整亲历了八年抗战。日前，记者随同作家方军把以王老经历为重要章节的新作《亲历“九一八”》送到老人家中，再听这位“九一八事变”亲历者讲述那场民族之殇，以及那段抗战岁月的细节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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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景芳1927年参加东北军，作为东北讲武堂十一期学生，事变当天他正在排演节目。老人日记里记载如下：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恰逢东北农历节日，我和于振海同学赶排话剧。夜十一时，正准备去排练，忽听炮声。以常识判断，声自西南日本站方向打来。随后炮声越紧，弹着点似在北大营一带。我们军校学员忙乱中集合。由值星官指挥（高级干部全回公馆去了）。我们只着随身衣服，打开军械库，每人发步枪一支，子弹五粒（军校当时有用于教学的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等）。值星官训话：
情况判断可能日寇向我挑衅，学员们要镇静。全体暂到营房后面北小山训练场集结。以观动静（北小山有标准钢筋水泥防御阵地用于教学，可容纳一个营兵力防御）。天亮我们再回学校。
谁料想，这竟是我们告别大好河山的开始……
王老如今还会唱当年的东北军军歌，唱着唱着就哭了，他说心疼。“当时东北军二十万人，日寇仅有两万人，我们执行‘不抵抗’政策，大踏步向关里撤退，不，是逃跑、逃亡，兵败如山倒。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这个老兵还是想不通。为什么不打呢？你当官的只管发话，我们当兵的打呀。”
尽管对“不抵抗政策”极度不满，但王景芳一生尊敬张学良，称其为校长（东北讲武堂）。1936年12月，王景芳参加西安事变，随刘多荃部105师担任捉蒋行动部队。此时王景芳的任务是随部包围骊山华清池。
（四）松花江上
（五）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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