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中国新农民的精神归属
摘要：从2008年到2013年，学者梁鸿遍历了河南穰县及全国各地穰县农民工聚集地，先后出版《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以纪实手法集中展现了七十余个穰县农民出身的人物形象，他们的生存求索、生死悲欢无不体现着中国新一代的农民群像。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这两部作品的众多人物形象，希望对新时期下中国农民的精神归属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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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有益的探讨。
关键词：梁庄;精神归宿;人物群像;口述实录;农民;农民工
从2008年始，学者梁鸿历经五年时间，在河南穰县及全国各处穰县农民工聚集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针对农村留守人员及外出务工人员的生存状态、精神状貌等方面的考察，出版了《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两部作品(下文简称两部《梁庄》)，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农民工”形象的再次关注。作为以“非虚构”手法创造出来的作品，两部《梁庄》元论是从写作素材的前期搜集到后期的组织与表达，都无不体现出非虚构文学“内容的真实性”和“呈现的客观性”这一特点，这两部作品集中展现了七十余个以农民为代表的人物形象(其中《出梁庄记》五十一个，《中国在梁庄》二十余个)，反映了留守农民与外出务工农民、氏族纽带的传统与打工谋生的现实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以这两部作品众多的人物形象为基点，对其进行归类与剖析，希望对新时期下中国农民的精神归属做出有益的探讨。
一、氏族关系的崩塌
两部《梁庄》中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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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多个留守老人形象，包括芝婶、赵嫂、五奶奶、“老党委”、梁光河等，尽管这些人有着相似的身份，即属于家中老辈人，在农村有房有地并留守于此，实际情况却不尽相同。
“老党委”是这群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她早年带领着整个家族脱贫，是家中具有丰功伟绩的人物，她不仅是家族中的道德权威，还掌握着家中的经济大权。她教导子女遇事隐忍，没有人敢违抗她的旨意，《出梁庄记》记录到“她要求她的五个孙子和两个孙女走有走相，坐有坐姿，绝对不能出去惹事，绝对不能自己找对象，绝对不能打架。凡在外打架者，回来先向她下跪。”一定程度上来说，她是家中的独裁者，然而在她百年之后，作者梁鸿如此议论“她死了，一个时代的象征系统结束了。传统的农耕文明、家族模式和伦理关系在梁庄正式宣告结束。”虽然梁鸿并没有明确指出老党委死后其家族的命运走向，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老党委”这样的道德权威必将会被人遗忘。
在经济利益与传统家族观念的博弈中，梁鸿还记录了以芝婶、赵嫂、五奶奶等为代表的留守妇女形象，她们也是家中老辈，有房有地，生活足以温饱，然而与“老党委”相反，她们在家族中并不占据权威地位，子女常年在外打工，造成她们与子女的关系也逐渐淡漠，更多时候她们充当了抚养孙子辈的角色，帮助自己的子女看孩子，以换取未来接受子女的供养的权利。然而在这种权利交换中，双方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例如光亮叔十一岁的儿子被淹死在梁庄的湍水中，身为监护人的五奶奶痛不欲生，但是五奶奶最终还要继续抚养了光亮叔又一个孩子，以换取儿子和儿媳对自己的好感。生存的压力促使脆弱的亲情勉强维系，在梁鸿笔下，血缘亲情和氏族观念早已无力支撑梁庄人的亲情纽带，取而代之的则是经济利益的交换。
二、归属感的沦丧
外部世界的发展不断颠覆着农村人的精神世界，他们原本靠天吃饭、依地养家，然而他们终于离开了世世代代生存的土地，试图通过积累资本的方式改变自身的生存状态。在两部《梁庄》中，梁鸿以史诗般的气势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还原。在一定程度上，农村人的这种身份转变并不是成功的，也不是彻底的，外界的新观念不断涌入农民的脑海，旧的观念却迟迟不愿离去，农民们生存在两种观念的夹击中，彷徨不可终日，精神无所归属。
其中对于留守儿童的现状，梁鸿在《中国在梁庄》写道“‘读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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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论’越来越被人们认同。在我的少年时代，常常是因为贫穷无法上学，没有家长不愿孩子上学的;而现在，则是家长看不到孩子上学的希望。”上学、受教育、考大学，曾经像黎明曙光一般照耀着梁庄人的精神世界，当时人们兴建梁庄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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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招募教师，所有人都无不为之激动、亢奋，“全村村民都有一股子精神头儿”。随着农民外出务工的大潮，梁庄变成了空巢――如同被抽去血肉的皮囊，教育这件事也就自然而然被搁浅了。梁庄小学最终变成梁庄猪场，人们对梁庄教育感到失望，另一方面又觉得无可奈何。
即便是那些走出梁庄的人，也陷入到一种“既无法融入城市，又无法返回梁庄”的困境中。对于衣锦还乡、落叶归根的渴望，已经成为梁庄人在精神上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梁鸿采访了在北京漂泊的一些青年梁庄人，他们渴望归属梁庄，又怕自己无法融人古老村庄的生活“想梁庄，咋不想?我梦见过找不到回家的路。回到家里，家里那几间烂房子也找不着了，最后哭醒了。前两天还在做梦。每次坐上火车，离梁庄越来越近，我就会不断地想，要是回到家，会先碰到谁，后碰见谁，千万别说一些让人家反胃的京味儿话，我可注意得很。”农民走出了村庄，他们的观念也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归属感的错位与异化导致农民在当今社会更加迷茫，彷徨无措。
三、巨大的生存压力
两部《梁庄》利用大部分篇幅记录了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农民的沧桑变化，他们早年离家，在规章法度建设刚刚起步的年代，他们就加入了中国的民工大潮，他们干苦工、做盲流、经商下海，饱受歧视与屈辱，然而直到今天，依然有太多的农民挣扎在生存线上，还有许多人葬身于这场历史洪流中，他们死得悄无声息，不为人所知晓。
小柱之死贯穿与两部《梁庄》之中，它就像梁鸿的一块心病，驱使着梁鸿一路追寻梁庄农民的生存轨迹。小柱像许多梁庄人一样，他早年外出打工，卸过煤、翻过沙、做过油漆工、做过保安，也曾被遣返、驱逐，最后在电镀厂中疑似氰化物中毒，惨死在梁庄。“绝望”几乎是对小柱一生最恰切的总结，他还没有目睹人生光彩的那一面便匆匆离世，按照梁鸿的记录“小柱的打工史也是他的受伤史。整整十二年，他一直在污浊的工作环境中辗转，他头顶的天空没有晴朗过。”
即便是生活相对体面的梁庄人，他们的境遇也不尽如人意。《出梁庄记》中的正林是一名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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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他生活在北京，“出去坐飞机飞来飞去，住的是高档酒店，接触的也是国际奢侈品牌”“下班回来却是蜗居在城中村的小破房里”，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却得不到体面的生活。对他而言，人生的目标依然是疲于奔命，生存问题依然是他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他渴望回归梁庄，却是带着生存与赚钱的目的回去的。
对于正林以及比正林更加贫穷的人，生活的贫困致使他们无力支撑起一个精神意义上的归宿，他们徘徊于城市之间，像一个个失去灵魂的躯壳。
在2010年“人民大地・行动者”的推动下，以《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工厂女孩》等为代表的具有“非虚构”元素、着眼于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人民的文学作品开始进入大众的视线。梁鸿的“梁庄”系列作品虽然仅以河南穰县农民为切入点，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它有局限性，但同时也具备一定的代表性，梁鸿笔下七十余个农民工的艰难求索、生死悲欢，恰恰是中国千千万万农民工的生动缩影。中国经济三十年间的迅猛发展，离不开广大农民工默默无闻的努力，然而他们的权益究竟得到多少保障，他们的精神归属何去何从，这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社会继续发展下去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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