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大校报：几回魂梦与君同
校报：几回魂梦与君同
想来一切似乎都还在昨天。大约是2002年，《中国政法大学校报》迎来出版400期的隆重纪念。我十分荣幸地受部委托完成纪念特刊上多篇文章，同时作为学生记者代表发言；其中一篇叫《翻不完的校报》，我曾写下过这么一句话，“不管是400期还是800期，校报永远翻不完。”辗转十多年过去，校报不知不觉间便迎来了900期。这让我能有片刻光阴，徜徉在与校报相关的回忆中。
我与校报的联系，缘于校报记者团。校报记者团是我大学时代参加的为数不多的社团之一。当年报名记者团，并不仅仅是因为记者团美女多，更多是因为高中时热爱写作，想在大学里为有限的写作才能找个宣泄的出口。校报记者团也是我唯一待到大学毕业的社团，满载着我青春期的梦想与记忆、爱情与友情、汗水与泪水。
众所周知，校报是党委宣传部主管的校园机关报，理中客自不待言。大学刚开学时宿舍同学常吐槽，跟你们校报比起来，《人民日报》真是活泼多样；直到后来我从校报领了稿费，偶尔请客，他们吃人嘴软，才半真半假地承认，因为有我的文章，校报好看了很多。这当然是玩笑话。其实我们作为学生记者，常常堂吉诃德式把自己想象成法大的“无冕之王”，法大校园的嘹望者，一直试图在尽可能大的空间内，践行我们幼稚的新闻抱负。我们那几年不光启动了法大校园里“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大老师”评选，同时还创办了记者团内部刊物《雏鸣》，前两期主打选题分别是“法大东门调查”、“法大人文，你说我说”。在古板严肃的校报之外，《雏鸣》成为我们展示新闻才艺的另一平台，作为记者团当时的“自媒体”，一纸风行，尽管只是在法大校园里。这些事能做成，既有赖于当时记者团上上下下的兄弟姐妹们互相扶持，亦有赖于当时部老师们的敢于担当和对我们的厚爱与纵容；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某位现在已官至“副部”的领导，带着我们偷偷用宣传部的复印机印刷《雏鸣》的光景。
在校报的四年中，我为校报写了不少报道和文章，但坦率说，我并没能为校报添多少光彩。而反过来看，校报却赐予我很多。这让我一直感觉很感激也很惭愧。
校报首先赐予我的是文风。受众意识是媒体最基本的要求，作为校报记者的写作，尤其是经过徐德山、袁林等诸位部老师的耐心打磨，我逐渐明白新闻写作的要义，学会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学会精当而准确地告诉读者新闻的内容。这种训练，让我逐渐告别青春体写作中“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至今秉持为读者写作的传统。这十多年，我在几家媒体先后写过或长或短的几个专栏，尤其是“政法往事”、“荷马笔记”、“方寸正义”以及“破产法札记”等，不管哪个领域，总还有一部分读者能够被我的笔触吸引。这点三脚猫的功夫，可以说与我在校报修炼不无关系。
校报其次赐予我的是心态。当年我考到法大，从偏远的甘肃岷县到同样偏远的北京昌平，让我从小地方的风光无限，一下子坠落到另一小地方的“泯然众人”，在那时候，心理危机比经济危机更容易击溃一个人的自信心。但“校报记者”这个身份，给了我和一切潜在的采访对象接触的机会，使得我能够以一口“乡音无改”的岷普话，和江平、张晋藩、巫昌祯等法学大咖“谈笑风生”，使得我能够在法大校庆五十周年的时候以采访的名义混入人民大会堂，使得我能够在大二、大三的暑假时毛遂自荐去《人民日报海外版》实**并留下一段精彩的实**经历，使得我能够在大学毕业后自信而勇敢地远离法律生涯去追逐记者梦……在校报的这种历练，让我逐渐自信、开朗很多，学会笑对失败、勇对挫折、热爱读书、勤于学**。这种内功的提升，甚至比写作技能的提高更让我受用终身。
我从未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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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但我对校报的爱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也许正是因为内心对校报的这种依恋，让我在2005年大学毕业一年后，又抓住偶然的机会回到法大校园，回到了校报部。我曾经幻想在那里继承海子、吴霖、孙国栋、党亚萍等大的衣钵，重振校报的山河。只是当时物是人非，兄弟们早已星散八方，师妹们亦嫁为人妇，我与校报再也不复大学时代的浪漫与温馨，我由此从校报的作者、编者，成为校报永远的读者。
不管怎么说，校报早已内化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时至今日，很多人知道我的名字，便是因为校报。尽管我已转会离开校报快十年，至今依然会有人问起，你还在校报吧？是呢，我一直都在，从未离开。
2016年10月5日于京郊昌平慕风斋
（本文删节版首发于《中国政法大学校报》2016年10月11日900期纪念专版，感谢米莉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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