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士风异动与士人社会责任的缺失

·90· 史学月 刊 2008年第8期 ·社会经济史研究· 明代中后期士风异动与士人社会责任的缺失 牛建强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河南开封475001) [关键词]明代中后期；士人风气；异动；社会责任 [摘要]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逐利风气的狂煽和席卷，包括下层士人生员 和上层士人缙绅在内的整个士阶层也深受感染，发生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的异动，具体呈现在利欲意识的 强化、治生问题的关注、躁急奔竞的突出、正常人格的扭曲、标新好奇的狂热、政治干预的强烈等若干方面。 在社会问题丛集的明朝末年。上述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现中的某些方面的变形及其恶化最终导致了作为引领社会进步的士 人阶层社会责任的严重缺失，成为酿成明朝国运不救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图分类号]K248；C912．6(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8—0090—12 TheLiterati’SChangeofMoralityandTheirLossofSocial ResponsibilityintheMiddleandLateMingDynasty NIUJian-qiang ．(KeyResearchInstituteofYellowRiverCivilizationandSusminable Development，HenanUniversity，Kaifeng475001，Henan，(冼i，m) Keywords：theMiddleandLateMingdynasty；literati’Smorality；move)socialresponsibility Abstract：IntheMiddleandLateMingdynasty，withthequickdevelopmentofthecommodityandcurrencyeconomy，the trendtochasematerialinterestsgrewstrong，whichalsoincitedandswepttheintellectualsinthelowerclassesandthe officialsintheupperclasses．Asaresultthereappearedthechangeinpeople’Sideasofvalueandoutlook，manifestedin thefollowingaspects：theinsatiableseekingofmaterialinterests)thecareforthedecentlife)impatientcompetitions)the distortionofnormalpersonality；thecraze／orthenewandfashionable)thegraveinterventionofpoliticsindailylife．In thelateyearsoftheMingdynasty，thefurtherworseningofthesephenomenafinallyledtothelossofsocialresponsibil— itiesonthepartoftheliteratiwhowereinevitablyaffected，andtotheeventualcollapseofthedynasty． 从上世纪80年代末，笔者即从事明代社会 研究，后来从分区和分层的角度全面深化，成果 最终结集成《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研究》一书， 1997年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关章节 对作为士人构成的山人等做了专门研究。士人 及其风气的变化是明代社会层次和地域社会变 化的重要构成部分。近些年来，专门性和涉及性 的著作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赵园的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年出版的刘晓东的《明代士人生存状态研究》、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陈宝良的《明 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出版的徐林的《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 研究》等，此外还有不少论文对明代士人阶层的 生活和心态等做了深入探讨，极大地推动了该课 题的研究。然而该课题仍有可发覆之处，笔者拟 从相对宽阔的视野对明代中后期的士风及士人 的社会责任做贯穿考察，冀望对明代社会研究有 所助益。 需要指出的是，文中所使用的明代中后期概 念，是指正德、嘉靖以降的明代。当然，由于历史 发展的连续性和惯性特点，在具体分析中自然会 涉及此时段前后的材料和问题。题目中的“士 人”概念，既包括尚未取得功名的下层士人生员， 也包含已经步人官僚队伍的上层士人缙绅(自然 也涵盖致仕家居的乡宦)。从搜集到的材料的内 容看，有些是针对其中的某个具体层次的，也有 些是模糊性的概指，包含了两个阶层。其实，这 两个士人层次间的界限并不固定，下层士子通过 科举途径一旦取得了功名，也就跻身于上层士人 之列。两者因具体身份和职场的差异，其行为的 表现形式不尽相同，然体现于他们行为方式中的 士风异动的实质则是相通的。 一从徐芳《三民论》说开 徐芳，字仲光，号拙庵。江西建昌府南城县 人。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生。崇祯十二年 (1639年)中举，次年成进士。崇祯十四年四月 任山西泽州知州。人清后不仕，隐居为生。苗蕃 编选其文，成《悬榻编》6卷，今收入“四库禁毁书 丛刊”中，本文所用即为此本。苗蕃，字贲皇，号 九符，山西太原府平定州人，天启四年(1624年) 举人，康熙七年(1668年)在徐芳家乡南城县任 知县。两人因此得以相识，且性情投合，故有苗 氏为徐氏编文付梓之事。徐芳曾作《三民论》，即 收在该集卷一的论说中。文分上、下篇，采用问 答形式展开论说，约1280字。署时为辛巳，即崇 祯十四年，也就是徐芳中进士的次年，距离明亡 仅3年，可以说它是关于明末士人现状的专论。 因其论说的精辟和深刻，上篇被清康熙年间钦定 之《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选举典”第38卷 中的“士习部艺文”所收录。 上篇中云，“夫名(即士农工商)则固已四矣， 若以实则士之亡亦既久矣。吾语子：今夫工各以 其伎(技)受直(值)，虽甚巧，不可以坐得食也。 农耕于田，而商转货于国，其赢诎亦视其能与勤 焉。其业无足称，其于实亦未有改也。惟士不 然，其俯读仰思，不以为圣贤之道也，以为进取之 径在焉。其父兄师友之教诫，不以为为圣贤之 人，以为为富贵利达之人则已也”。这里讲的是， 不管是工，抑或农、商，皆非坐享，需要能力和勤 劳。惟有士阶层，读书思考和父兄教导不是为了 成为圣贤，只是为追求富贵利达而已。而科举自 然是达至富贵的阶梯和工具，即稍后黄宗羲所说 的“科举嚣争，富贵熏心，，[1|。这是和要求士人鄙 弃利益、追求仁义的传统道德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完全背离的。 接着云，“问其师，日孔盂也。问其书，日经传也。 问其所学之道，日仁义道德、忠孝廉让也。问其 志，日以为利也。噫，果若是而可谓之士乎?吾 直以为商焉而已。今夫工其受直，以日为程也。 农勤动而耕，及其既获，则亦休也。惟商也，无所 休，其早作夜思、白首而不厌者，凡以为利也。今 天下之士，未有不汲汲于利者也。夫果其汲汲于 利也，而可谓之士乎?吾直以为商焉而已。故今 天下之士，非士也，商也”。这段文字其实是上面 段落的展开，即认为既然士人的志向和行为皆是 ·91· 为了利益，那么其和商人也就无有区别，直可视 做商了。早在嘉靖末，王世贞曾在一篇文章中提 到，“古之时化天下之氓使为士，而后之时驱天下 之士使为市氓”[2]，实和此意相合。 针对士人如商的情况是个别的抑或是普遍 的问题，徐芳说，不排除终身恪守孔孟之训的圣 贤之徒的存在，但此种情况只是一二，而其流为 商者要占千百。以千百对一二，足见由士变商情 况的普遍和严重。“夫名，固将以表实也。今之 贤者一二，而其流为商者千百也。夫果流为商者 千百也，而可谓有士乎?则直谓之三民已矣，盖 士之亡亦既久矣”。自然得出了他的所谓三民的 结论。看来徐氏的分析是周全的，既把握住了普 遍问题，又不回避个别相异现象的存在。这里所 谓的为利，非一般意义上之正当追逐利益，而是 导致了严重政治后果和社会影响的牟利行为。 “坐而听其言，善也；起而察其形，已非矣。朝而 献其言于朝，又莫不善也；夕策名而其人已异矣。 吾见其有趋若蝇者矣，吾见其有噬若虎者矣，有 以箪豆之细而操戈者矣，有父子兄弟争夺若仇敌 者矣，有以白昼攫之于市者矣，有以暮夜黩之于 公者矣，有托肺腑于胥吏、舆台之贱而不羞者矣， 有肆虿尾于宗族乡党自以为得志者矣，有甘笑 骂、刑戮以徇之者矣，有以千万人之命丰一身、以 一身之计祸天下者矣”。由于为利所牵，便出现 了言行不一、家庭乡族感情异化、以利益为确立 人际关系原则的情形，这些表现与传统的纲常观 是相左的。 下篇在上篇阐述的士流为商的认识的基础 上，又围绕着士、商劳作上的差异，进而得出士为 盗贼的结论。“夫商，携货而出、操母以致子也。 岁得十二三焉，若是则贺矣。次十之一，又次则 仅保其母，或竟以折阅有之矣。其中否有时，不 可以力得。其子之丰啬称其母，非能以徒手取 也。其水犯渊涛，陆凌岩谷，虎豹鱼龙之与俱，雪 霜风露之浸淫栉沐，极人世之危瘁，黾勉焉莫之 敢辞。其自南而输之北。北宜之而非其苦之，复 自北输之南，南又利之未尝以为病也。故其得无 所争，而其失亦莫适为怨。饶给万物而不言功， 疏瀹四方之积滞而不见德。若是而商，亦何负于 人乎?其劳积如此以为利，岂非最近于义者乎?’’ 而士人“不知其何所挟以逞”，“水旱频仍而不知 恤，疮痍宛转而不知矜，坐糜廪食而不知羞，负赤 子父母之望而不知省，然且敲削肆行，搏噬惟 ·92· 意”。如此之行为，“与世之盗贼等耳”。 通过以上分析知，从明末士人阶层汲汲为利 的角度看，其和商人阶层已无区别，实已融入其 间，因而士作为独立的社会阶层不复存在，传统 划分的四民也就变成了三民。而将之与商人风 餐露宿、南北驰驱、贸通有无、未必有得的艰苦情 状相比，士阶层对利的终极追求、围绕利的人际 关系处理以及在行政过程中的贪墨行为等简直 堪称盗贼了。这是明代士风变动积重的必然逻 辑。至此，徐氏从对士的一般分析上升到了批判 高度。 二明代中后期士风异动现象举要 徐芳的分析虽是明末的感受，其实也是明代 中后期士风异动的集中表现和总的发展趋向。 士风的异动虽是多方面的，但利益的贯串常成为 直接性的或间接性的动力因素。其表现既反映 在有关观念的描述中，也体现在众多的行为方式 上，两者互为表里、互为因果。任何行为皆受某 种观念支配，频现的行为方式又体现出一般的观 念形态。 (一)利欲意识的强化 经历了明代前期社会变化的累积，至明代中 后期，南北地区经济得到新的发展，物货交流更 加频繁，人口流动更趋自由，商品货币经济水平 得到整体提升，人们的利欲意识自然增强。万历 十六年(1588年)左右，薛论道的一组(12则)《题 钱》散曲，通过对获得金钱(第1则至第4则)、拥 有金钱(第5则至第8则)和缺乏金钱(第9则至 第12则)不同情状下人们嘴脸变化的描绘，生动 地反映出16世纪前后中国社会对金钱膜拜的疯 狂情状及其所引发的畸形后果： (1)人为你跋山渡海，人为你觅虎寻豺。人为 你把命倾，人为你将身卖。细思量多少伤怀，铜臭 明知是祸胎，吃紧处极难布摆。／(2)人为你名亏行 损。人为你断义辜恩。人为你失孝廉。人为你忘忠 信。细思量多少不仁。铜臭明知是祸根，一个个将 他务本。／(3)人为你东奔西走，人为你跨马浮舟。 人为你一世忙，人为你双眉皱。细思量多少闲愁， 铜臭明知是祸由，每日家营营狗狗[苟苟]。／(4)人 为你生烦惹恼，人为你梦扰魂劳。人为你易大节， 人为你伤名教。细思量多少英豪。铜臭明知是祸 苗。一个个因他丧了。 (5)有你时肥羊美酒。有你时缓带轻裘。有你 时百事成，有你时诸般就。有一朝金尽床头，一任 英雄贯斗牛，告人难谁怜素手。／(6)有你时扬眉吐 气，有你时胆大心粗。有你时说话豪，有你时胸襟 富。有一朝用尽青蚨。朋友无情骨肉疏，说甚么能 文善武。／(7)有你时红缨白马。有你时皂盖乌纱。 有你时爵禄崇，有你时功名大。有一朝囊里消乏， 顿觉从前事已差，眼看着情疏援寡。／(8)有你时人 人见喜，有你时事事出奇。有你时坐上席，有你时 居高位。有一朝运去时移。垂首缩肩雨内鸡，想从 前交情有几。 (9)不得你赤身露体，不得你忍饿耽饥。不得 你言语低，不得你精神细，不得你半步难移。哪怕 声名山斗齐，空着手高高吊起。／(10)不得你钳舌 闭口，不得你爽背缩头。不得你体貌微，不得你形 骸瘦，不得你万事难周。哪怕文章过孔丘，空着手 急忙快走。／(11)不得你见官无理，不得你与吏为 敌。不得你反是非，不得你违条例，不得你祸福时 移。哪怕胸中气正直，空着手先不见喜。／(12)不 得你英雄失色，不得你壮士伤怀。不得你家国亡， 不得你功名败，不得你美玉尘埋。哪怕胸藏八斗 才，空着手人先不睬。[3] 受这种社会环境的影响，士人尽管熟读儒家经 典，接受传统伦理规范，然在金钱和利益强大力 量的异化面前照样无法抵挡。如嘉靖七年(1528 年)王守仁在给林富的送序中曾对当时士夫为追 逐功名而不择手段的做法发出感慨，认为甚于市 井之人，士风衰薄至极： 嗟乎!今世士夫计逐功名甚于市井刀锥之较， 稍有患害可相连及，辄设机阱、立党援以巧脱幸免。 一不遂其私，嗔目攘臂以相抵捍，钩摘公然为之，曾 不以为耻。而人亦莫有非之者。盖士风之衰薄至于 此而亦极矣!H1 万历十六年前后，余继登在为北直河间府交河县 县志所做后序中说： 弘、正以前，俗尚敦朴，士以质行相高，野无惰 农，市无淫工，商贾无绮靡之奉，下不敢于上，少不 敢僭长。今何如矣?美衣偷食，即诵法孔氏者犹 然，无论商贾。农弃业为贾，贾弃业为游食。轻纤 之适，声伎之娱，即无担石者犹然，无论豪富。一语 不合。不难奋腽；一朝生忿，不难忘身，贪忮好气，即 诗礼家犹然，无论市井。甚者子凌父，弟凌兄，小人 凌君子。富凌贫，少凌长。俗至无礼而恬不知怪。转 相效焉。世变江河莫可挽也。[5] 社会变化涉及了表层的日常生活和深层的人际 关系等方面，其中所谓的诵法孔氏者和诗礼家无 疑指的是士人阶层。它清楚地表明，在整体社会 变动过程中，士人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感染和发 生变化。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左右，李贽著 成《道古录》。他基于人性需求和当时人们普遍 嗜好利益的现实认为：人皆欲富贵，皆有势利之 心，连圣人也不例外，“圣人不欲富贵，未之有 也”。“夫圣人亦人耳，既不能高飞远举弃人间 世，则自不能不衣不食、绝粒衣革而自逃荒野也， 故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6]圣人如此，士阶层 何能逃外?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六月，吏科 都给事中项应祥条陈八事，其第5款为“士习卑 陋之极”，中云：“近来士风，燕居讲究，罕闻名节。 对客聚谈，无非势利。彼门可托，此户可依。甚 且乞哀昏夜，骄人白日。变幻闪铄，不可方 物。’’[7]‘卷三八五·万历三十一年六月己酉’可见追求利益之风 已甚嚣尘上。 从一般意义上讲，人们利欲意识的增强是社 会进步的表现，也是其自然的逻辑结果。这就如 明末清初学者陈确所说，“人欲不必过为遏绝，人 欲正当处即天理也”。同样，士人利欲意识的增 强也无可厚非，只要把人欲控制在正当的范围内 便是正常的和合理的。“学者只时从人欲中体验 天理，则人欲即天理矣，不必将天理、人欲判然分 作两件也”。[8]‘‘别集’卷二‘tli自"一近盲集’’然而在士人为 政的实际操作层面，大多不能处理好这种关系， 出现贪黩无节和枉法肆行的消极结果，这则是另 当别论的问题。 (二)治生问题的关注 江南地区自明前期的天顺年间始，其他大部 分地区从明中期的正德、嘉靖时起，社会开始发 生明显变化。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伴随着 社会进步人们的审美意识和消费理念的变化，生 活奢华铺张，消费规模扩大。如张瀚从与明初比 较的角度描述嘉靖年间的情况道： 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 遵划一之法。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 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如翡翠珠冠、龙凤服饰，皇 后、王妃始得为服。命妇礼冠。四品以上用金事件， 五品以下用抹金银事件。衣大袖衫。五品以上用纶 丝绫罗，六品以下用绫罗缎绢。皆有限制。今男子 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拟无涯，逾国家之禁者 也。[9]‘鲁七‘风俗纪’’ 这样的消费状况自然加重了士人家庭的经济负 担，如何解决自身和家庭生活以及应酬花费就成 为必须面对的问题，加上人们识字率普遍提高所 伴随的科举竞争的激烈，场屋失意者无奈之下把 眼光转向其他生计途径的寻觅，所以士人关注生 计成为自明中期以来的普遍现象。嘉靖年间，江 ·93· 南地区和同样属于南直的徽州已出现士人从事 货殖的情况。据黄省曾载，“(吴中)缙绅士夫多 以货殖为急”[10。。徽州府歙县人程楷，卒于嘉靖 三年(1524年)五月。唐顺之在为他写的行状中 记述了嘉靖初年新安(徽州府)士人经商的情况， “新安土硗狭、田蓄少，人庶仰贾而食，即阀阅家 不惮为贾”[11I。同期归有光也说，“古者四民异 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 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间，无平原旷野可为耕田，故 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12|。关于这 方面研究者涉及较多，不再费词。 除经商外，处馆、游幕、买田经营、染指手工 或携青囊技艺游走四方也都是士人营生的方式。 这些途径皆属正当，使士人走出了“安贫乐道”的 传统生计方式的束缚。当这种追求成为士人生 活中的普遍现象时，便引发了某些思想家的思 考，对传统的安贫乐道思想做出符合时代需要的 新的诠释，为其在现实中的存在鼓簧呐喊。如陈 确认为，安贫不是被动地安于穷状，“安贫故勤， 安贫故俭。勤俭者，贫士之素也”。“故学者之为 生计，亦安贫而已矣”。安贫者常不忘贫，就会奋 发砺志、勤俭思变，寻求营生途径，彻底摆脱贫 穷，最终实现忘贫。[8](‘别集’卷三‘蕾茸二‘9kfl"’’他还明确 指出，学人不仅要会读书，还要会治生，二者皆 “为学人之本事，而治生尤切于读书”。学问之道 无他，对士来讲，就是“守其身”，“所谓身，非一身 也。凡父母、兄弟、妻子之事，皆身以内事。仰事 俯育，决不可责之他人，则勤俭治生洵是学人本 事”。“故不能读书、不能治生者，必不可谓之学； 而但能读书、但能治生者，亦必不可谓之学。唯 真志于学者，则必能读书、必能治生。天下岂有 自丁圣贤、败子圣贤哉?岂有学为圣贤之人而父 母、妻子之弗能养而待养于人者 哉?”[8]‘‘文集’卷五‘学者以治生为奉论’’这种看法不是陈氏 个人的偶然想法，而是当时士人生活世界的真实 映像。 (三)躁急奔竞的突出 奔竞现象的出现，是士人廉耻心丧失的表 现，但它反过来又会加重这种倾向。士子奔竞之 害极大，早在南宋度宗时，太常寺丞牟涤即云， “士方其未得也，奔竞苟且，不知有义命。故其既 仕也，攫拿贪黩，但知其有利禄”[13j。袁袤(嘉靖 二十六年卒)对嘉靖问的奔竞士风批评道，“今天 下之最可忧者，莫甚乎士习之躁竞。夫躁竞者 ·94· 进，则恬退者远，而贤、不肖倒植，教化陵夷，风俗 坏败，而沦胥以溃矣”[14]“抑躁”。稍后的张瀚也 云：在祖宗朝时，官员大多“积岁累功”，百姓也 “乐生向化”，然“承平日久，士习渐靡，竞进之心 炽，苟且之习成。递转频烦，资格拘泥。民生未 受实惠，举坐此也99o[9](卷小铨部纪’’竞进造成官员苟 且应付，不安职守，只虑迁转，百姓蒙害。 奔趋竞进者得逞，恬退宽厚者无望。久而久 之， 评价 LEC评价法下载LEC评价法下载评价量规免费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 标准便行倒置，视竞进者为有才，目安静 者为无能。嘉靖十一年(1532年)九月，讲官侍 读学士郭维藩疏言，“今者士风渐漓，一切好更张 以取声誉，以诱张为变通、安静为迂腐、严急为才 干、宽厚为无能，好恶任情，不以为耻”，所以他建 议敦本崇实，切忌浮躁。[15]‘卷一四二，tl自l-I-一年九月丁巳’ 28年后，这种状况依然如旧。嘉靖三十九年 (1560年)正月，吏科给事中胡应嘉条上四事，其 中“端士习”云：“方今士风颓甚矣。以奔趋为敏 捷，以庸默为老成；目清修恬退者为无才，称钻刺 巧猾者为有用。投谒强颜于公衙，饮食要(邀)欢 于私室。至问以国事，则含笑不言l语及贵人，则 同声赞诵[颂]。”D53‘卷四八o,il靖兰十九年正月壬辰’圆滑世 故，无有是非；谄媚迎合，无有骨气；钻刺请托，无 有廉耻，士风败坏已极。 (四)正常人格的扭曲 作为士人，依照封建正统教育，应该形成自 身约束的伦理规范，即所谓的“内圣外王”，拥有 高尚品格，如正直、诚实、淡薄名利、敢于任事等 等。然而随着社会的变化，这些士人应该遵循和 守望的品格也遭阉割，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导致官僚层腐败的结果。 虚伪巧饰。嘉靖四年(1525年)九月，吏部 尚书廖纪疏陈三事，其中“正士风"日：祖宗朝时 “士风淳朴，绝无巧伪，勉修职业，不务虚名，故事 治民安，国家赖之。正德以来，士多虚誉而希美 官，假恬退而图捷径。或因官非地，或因职业不 举，或因事权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辄假托养病致 仕，甚有出位妄言、弃官而去者，其意皆借此避祸 掩过，为异日拔擢之计，而往往率遂其所 欲99o[15]‘卷五五-It,ll四年九月乙亥’士人致仕也好，去官也 罢，其实皆系虚假，或为沽名钓誉，目的皆在于获 取更大利益。 敷衍应付。士人整日为私利费神，或走捷 径，或联感情，哪有时间和心思集中在政务上面， 所以必然表现为敷衍了事的形式主义，其结果也 就可想而知。如万历十二年(1584年)正月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丘桥建言：“迩来虚文日增，实政殊 鲜。士风渐靡，吏治转污。远而海滨，近而辇毂， 愁苦萧条之状岁异而月不 同。’’[7]‘卷一四五-万历十二年正月丙午’ 贪欲横流。上层士夫在行使职权时常不能 摆正利益和权力的关系，将封建伦理弃置脑后， 失却自律意识，行贿受贿，滥用权力。嘉靖十八 年(1539年)六月，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应诏 陈言道，今日“大率廉靖之节仅见，贪污之风大 行。一得任事之权，即为营私之计。贿路大开， 私门货积。但通关节，罔不如意：湿薪可以点火， 白昼可以通神，夫岂清平之世所宜有乎?昔在先 朝，盖有贿者矣，然犹百金称多，而今则累千巨万 以为常。盖有贪者矣，然犹宵行畏人，而今则张 胆明目而无忌。士风之坏一至于此，真可痛 也”。[15]‘卷二二五，tt’ll-I-八钐渭壬寅’王氏系弘治十五年 (1502年)进士，经历了正德朝，人嘉靖朝又近20 年。就在这短短的数十年光景间，官员贪墨的数 量和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贿赂数目是前朝的十 百倍，行贿方式也由隐蔽走向公开。这种情况及 至明末更是变本加厉。据载，崇祯间京师贿赂大 行，烈皇让人侦缉，犯者辄受重谴。然而臣下不 以此为训，以为原因出在所托中介走漏了风声， 便改用直接出击的办法，“后更不托人，往往见时 面致通刺，一揖之后，托言以诗、史相质，出诸袖 中”。以请教为名，行贿品物皆有暗语，“凡银日 拙作，金日新作，珠日小作。受者会其意，即纳之 袖中，以此贿愈甚而上不知也99o[16]‘卷一@杂著。随笔’’ 顾炎武的一段文字即是这种情形的再现，“万历 以后，士大夫交际多用白金，乃犹封诸书册之间、 进自闻人之手。今则亲呈坐上、径出怀中，交收 不假他人，茶话无非此物。衣冠而为囊橐之寄， 朝列而有市井之容”[17]‘卷三‘承童是将”。“自神宗以 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 十年于此矣”[17]‘卷-_--i贵糜"。所以他不无愤激地 说，当时“无官不贿遗”，“无守不盗窃”，“自其束 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 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 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99o[17]‘卷一三‘名教” 正因为营私成为当时官员和官场的常态，所 以万历间朱国祯才干脆说，“做官只有两件事：为 国家干事，为自己营私。二者俱做不得，真极痴 极蠢人”[”]。把为国家干事和为自己营私并列 而语，言下之意即是只要真正为国家做了事情， 即使营些私利也是可以接受的。 (五)标新好奇的狂热 标新立异一般出现在社会相对开放的时期。 社会充满生机，现象光怪陆离，于是思想活跃、勃 发，试图超越原有模式和框架，创造和增添一些 新的内容和气息。它是商品经济社会获得迅速 发展的间接产物。就士人而言，主要表现为学术 的新异和文体的奇诡。一些正统者对此持有异 见，如于慎行道，“学术不可不纯也，关乎心术，文 体不可不正也，关乎政体”[19]。 关于学术的新异，人们往往拿正、嘉之际思 想家王守仁开刀。嘉靖时，袁袤曾发过一通批 评，虽未直接对王守仁立论，然其指桑骂槐之意 甚明： 夫杨墨佛老与吾周孔之道判若黑白，可以惑蠢 愚而不可以欺贤智。故排之也易为力。今之伪者则 不然。其所诵读者周孔之诗书也，其所讲习者程朱 之传疏也，而其所谈者则佛老之糟粕也，其所行者 则桀、跖之所弗为也。假道学之美名以济其饕餮穷 奇之欲。剿圣贤之格言以文其肤浅缪悠之说。党同 伐异，尊陆以毁朱。凡其所言者不出老生之常谈， 庸人、孺子皆知其非，而士之好名利、趋富贵者方以 为孔盂复出也，翕翕訾訾，如沸如狂，创书院以聚徒 而黉校几废，著语录以惑世而经史不讲。学士薄举 业而弗习，缙绅弃官守而弗务。以静坐为存养，以 诗歌为礼乐。互相标榜，私立门户，以希终南之捷。 利合则引援。势倾则挤轧。吠声聚臭。牢不可破。 似是实非，固不特紫夺朱、郑乱雅而已。今圣人御 极，大道为公，而邪说肆起，正学湮芜。坏人心术，祸 惨乎杨墨．灾深乎佛老。世无孟、韩，孰能距 之?[1‘]‘‘艇伪” 袁氏思想是极为保守的，但从中不难感受到当时 新异的学术脉动。姑且不说王氏是否愿意承认 从佛、道中汲取了滋养，单从思想发展的规律看， 从其他学术流派中获得有用、补己不足应是成熟 学者的自然选择，也是思想生生不息、保持活力 的内在需求。不过，封建保守学者往往采取抱残 守缺的闭拒做法，宁愿使儒家思想枯寂苍白和遭 遇尴尬。直到清初，某些学者还在固执上述看 法，如浙西学者张履祥说，“三教合一之说，莫盛 于阳明之门。察其立言之意，盖欲使墨尽归儒。 浸淫至于今日，此道日晦，彼说日昌，未有逃释以 入儒，只见逃儒而入释。流波风煽，何所底极? 间有稍知君臣父子之义者，不过日门户虽别，道 · 95· 理自同。原本而论，开门揖寇，未尝非吾儒之罪 也，，[20f。张氏把吸纳别家思想的开放做法看做 是开门揖盗。明清之际学者顾炎武说，“盖自弘 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气之变已有 所自来。而文成(王守仁)以绝世之资倡其新说， 鼓动海内。嘉靖以后，从王氏而诋朱子者始接踵 于人间”[17]‘卷一～朱子晚年定论"，也问罪于守仁，且将 王学末流的喜新厌常之过全加到阳明头上。这 是不公正的，其实王学的最初产生完全系出于社 会改造的需要[21l。吸取别的流派乃至所谓异端 思想中的精华，提出与当时主流意识相异的主 张，振发循规蹈矩者惊悟，自觉践履拯救社会的 责任，这些正是王学的可贵和可取之处。 同样，正统者也把晚些时候的李贽作为靶 子，将其新异的社会批判思想视做异端，说他“猖 狂放肆”。万历三十年(1602年)初，当李贽应友 之邀抵达距都下只有40里的通州时，礼科都给 事中张问达便把他当做洪水之祸，急忙奏劾道， “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 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 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 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 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 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刺谬不 经，不可不毁者也”。c7](卷三六九·万历三-I-年R二月乙卯’ 文体新异，主要指下层士子在应试文字上所 表现出的气象。作为文体，并非指文章体裁，而 是指在解释经典和论说时的根据非依传注，而是 取自诸子、佛经或小说。这和上述思想界的变动 是关联的。其实，这是年轻士子思想开放和思维 活跃的表现。广泛吸纳，熔为一炉，整合锻造，推 陈出新，却被封建正统者认为是离经叛道之举。 万历年间，于慎行批评说： 先年士风淳雅。学务本根，文义源流皆出经典， 是以粹然统一、可示章程也。近年以来，厌常喜新， 慕奇好异。六经之训目为陈言，刊落芟夷惟恐不 力。陈言既不可用，势必归极于清空。清空既不可 常，势必求助于子史。子史又厌，则宕而之佛经。 佛经又同，则旁而及小说。拾残掇剩，转相效尤，以 至踵谬承讹，茫无考据，而文体日坏矣。[1，] 万历三十年三月，有科举之责的礼部尚书冯琦对 年轻士子作文时趋纤靡、骛新奇、趋诡僻的做法 感到担忧，上言道： 自人文向盛，士习浸漓。始而厌薄平常。稍趋 纤靡。纤靡不已，渐骛新奇。新奇不已，渐趋诡僻。 · 96· 始犹附诸子以立帜，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弃孔 孟，非毁程朱，惟南华、西竺之语是宗是竞。以实为 空，以空为实。以名教为桎梏，以纪纲为赘疣，以放 言恣论为神奇，以荡弃行检、扫灭是非廉耻为广大。 取佛经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窜人于圣言。取圣言有 空字、无字者强同于禅教⋯⋯弃本业之精髓。拾异 教之残膏。譬如以中华之音杂魑结之语，语道既为 舛驳，论文又不成章。世道溃于狂澜，经学几为榛 莽。[22] 政府对此问题也颇关注，随即以皇帝名义下 诏道：“祖宗维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经取士，表 章宋儒。近来学者不但非毁宋儒，渐至诋讥孔 子，扫灭是非，荡弃行检，复安得忠孝节义之士为 朝廷用?”[7](卷三七o’万历三十年--,q乙丑’万历三十七年 (1609年)三月，礼部侍郎吴道南又就此问题上 疏，希望政府申饬科场事宜。为了真正收到实 效，疏中特别提到必须加重对触犯规定的考官、 考生以及渎职的部、科官员的处罚。得到神宗同 意，“科场文体屡经禁约，通不遵行，士风薄恶，法 纪陵迟一至于此，深可痛恨。今后取中文字但有 冒犯原禁及字数过限者，该部、科参来，将考官重 处。其士子不分轻重，尽行黜革。如容隐不举， 罪坐部、科99o[7]‘卷四五六，万历三十七年三月丁未’ 其实，这一现象直到明末也未能遏止。崇祯 九年(1636年)，凌义渠在为山东乡试录作序时 云，“近Et之习举业家言者，无隐不悉，无奇不经。 以为盛之极，亦衰之渐，未尝不私心忧之”r23I。 凌氏还有一篇《正文体疏》，中列八条，也主要论 及这个问题。其第4条“当体”中说，“近El士子 藐视矩蠖，恣意猖狂，则颠倒甚也。限字有格，而 或泛滥浮淫，冗至千余，则骈枝甚也。或题中虚 字不过助语，而牵缠不已，则支离甚也。又案牍 俚言，漫入圣贤精语，则猥鄙甚也。至割裂扳扯， 恢张高大，非其文义，则荒唐甚矣。皆体要不存、 逾闲荡检之先证也”。其第5条“达词”中说，“近 日有一种不可解、不可读文字，实多暗[晦]涩不 通，而耽僻者喜之f9o[22]从中也可看出，除了士子 思想活跃、作文时广征博引的表现外，中间也确 实存在着如凌氏所说的为追奇而走偏的实际问 题，这是需要辨证对待的。 (六)政治干预的强烈 这部分内容主要是针对下层士子而论的。 明初随着学校教育的兴起，洪武十五年(1382 年)／k月，明太祖为加强对生员的管理，命礼部制 定、颁布学校禁例12条，并镌勒卧碑，立于明伦 堂之左。其中涉及生员言事的有2条、涉及师道 尊严的有1条。其第1条云，“生员事非干己之 大者，毋轻诉于官”，第3条云，“军国政事，生员 毋出位妄言”，明确界定：生员对于国家军政大 事，不得妄发议论。即使自家所关，只要不是太 大问题，也不要轻易诉讼。其第5条云，“为学之 道，必尊敬其师。凡讲说须诚心听受，毋恃己长 妄为辩难99[24](卷一四七，洪武十五年八月辛巳’意在养成学 生不轻言动、稳重敦厚的品格。到了洪武二十五 年(1392年)，出现了生员“骄惰纵肆，凌慢师长” 的现象，六月谕礼部重申严禁，“著为学规，俾之 遵守”。于是“礼部乃条其目，自授业讲读、进退 出入皆有定法。且令内不违亲之命，外不拂师之 训，以至处朋友、待仆隶，皆有其道。又戒以毋蔑 礼玩法，毋矜能丧志，毋违卧碑以取愆，惟笃志圣 贤，潜心古训，以勉其成。违者罪 之99o[24]‘卷二一八．洪武二十五年六月癸亥’学规条目详密，涵 盖广泛，矫正旧弊，以使诸生渐养成本分循蹈的 良好习惯。 及至明中期后，上述风气开始变化，一反明 初生员规矩行为的现象开始增多：议论纷然，歌 谣谤讪，行为激烈，聚党要挟。在稍加开放之时， 少年轻俊，历事未深，不知高厚，标榜自负，轻视 官长，也很自然。如嘉靖二十年(1541年)九月 吏部左侍郎张潮言，“迩士风卑陋，请求滋多，及 有不遂，横议四出”[15]‘卷=五三·劓l二J卜年九月己丑)。万 历三十五年(1607年)的殿试策题中云：“迩者人 怀疑贰，事多因循，纪纲日坠，风俗日偷，职业日 废，议论Et繁。”[7](卷四三一，万历三十五年三月戊寅’据万历中 期沈德符载：吴、越间士人，若对地方官和乡绅不 满，便造作歌谣、对偶加以散布，以达到扬丑嘲弄 之目的。C25]皆提到士人横议谤讪的问题。 隆庆五年(1571年)的殿试策题中云：“乃今 治绩罔效，风教未孚。长厚之意薄，虚伪之习滋。 民或侈泰以相炫，士或恣睢以凌 上。’’[267‘隆庆五年三月丙子’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三 月，提调学政、直隶巡按徐养量疏言：士子“所在 出入公庭，武断乡曲，恣睢咆哮，凌轹号呼，投揭 兴谣，背公死谠”[7](卷五一八'万历四十二年三月辛已)。该年 九月，礼部右侍郎何宗彦等也集议认为：“迩年士 风日颓，法纪陵夷。以猖狂为气节，以结党为豪 举。事关一人，乃倡通学，而聚蛟雷之声；事关本 学，乃联各学，而成鸱张之势。把持官府，武断乡 曲。至于缙绅子弟，倚势父兄，尤恣凶 横。呱7]‘卷五二四·万历四十=年九月戊寅’皆提及士人纵肆凌 上的问题。从嘉靖末年始，特别是在万历后期， 生员抗议地方长官、学官以及乡绅的事件屡有发 生，甚至蔚成风气。姑举几例：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初，四川叙州府富 顺、双流二县生员鼓噪起事。二月，礼部左侍郎 李廷机就此事言道：“士风骄横，陵轹有司，辱及 学使。一年之间，楚、浙相继，蜀复效尤。不一大 创，后将安极?’’可见当时生员凌轹有司、侮辱学 使的事情时有发生。在四川叙州府生员事件之 前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湖广和浙江也曾发生过类 似的事件。[7](卷四三o，万历三十五年二月甲午’ 万历四十年(1612年)正月元夕，南直宁国 府泾县童生张载通等人乡宦颜文选宅观戏，被颜 家殴打毙命。当时府学正在试士，次日该府所属 的宣城、南陵、泾县、宁国、旌德五县生员闻悉后， 围攻颜宅，同时“市中无籍破屋入室，尽劫其资 去’’。[7](卷四九三，万历四十年三月己未’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南直苏州府昆山 县乡宦周玄啤撰《泾林续纪》招祸，“复倚势凌轹 士、民”，故士、民五百余人群起合诉，应天巡抚王 应麟和提学、盐政二臣合疏上闻，周因而被逮。 三月间，松江府华亭县乡宦董其昌次子及家奴为 害地方，致生员范启宋死，于是华亭生员刊发传 单，传布檄文，张贴揭纸，各地市民也纷纷介入， 将董宅付之一炬，即所谓的“难发于士子而乱成 于奸民”。[7]‘卷五四六·万历四十四年六月己未’七月，礼部左侍 郎何宗彦在请正士风疏中道：“士习之敝也，如陕 西之洋县、浙江之鄞县，横行恶迹踵踵著闻，至近 日之昆山、华亭极矣。”[7]t卷五四七，万历四十四年七月辛已’可 见，在这两起大的事件前，陕西汉中府洋县和浙 江宁波府鄞县也发生过类似案件，只不过在程度 上较轻而已。 天启元年(1621年)，蜀王左护卫百户杨琨 之子生员杨桂，因欠蜀王田租，仆人被蜀王承奉 拘责，不久而死。杨桂等“纠党数百”，围逼蜀宫， 蜀王“世子妃彭氏竟致惊殒，承奉、典仪概被抄 掠”。杨氏仍不甘心，又诉诸当道。然府官袒护 蜀王，杨等便“捏造传奇”，传宣蜀王恶声，蜀王 母、妃也被罗织在内。[27]‘天启元年二月甲子’ 天启六年(1626年)春。织造太监李实疏论 应天巡抚周起元、苏州府吴县人周顺昌等“结党 惑众，阻挠上供”，奉旨差锦衣卫校尉逮捕。周顺 昌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一向以清介著闻，苏州 ·97· 士、民闻悉后皆愤懑不平。三月十八日为宣旨 日，生员王节等数十人具呈吁请，市民执香随之， 众达万余人。校尉殴驱，激起众怒。市民颜佩韦 等人为首冲入察院，打死缇骑一人，其余负伤逃 散。仍围校尉数日，“街巷之间，千百为群，屯聚 不解”。[28]‘‘亭林余集。中宪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寇公基志铭’’这是一 起由生员鼓动的苏州士、民广泛参与的大规模的 反魏党斗争。 从上可以看出，其中的某些情形并非尽如批 评者的口吻。一些下层士子为了维持社会道义 和保全桑梓利益，号召鼓动，掀起了对抗贪墨官 员和鱼肉乡党劣绅等邪恶势力的群体运动，是应 予肯定的。具体事例不拟多举，兹就生员活动的 复杂性做些讨论。在对待生员的态度上，明末清 初的学者存在着较大差别。黄宗羲在《学校》篇 中集中表达了他对生员的肯定看法，认为学校不 仅是养士的场所，也应是治理天下的工具。学校 之是非应是国家是非所出之地。批评朝廷摧残 书院的做法道，“不特不能养士，且至于害士”。 与视东汉太学的危言深论、北宋诸生的伏阙捶鼓 为“衰世之事”的 意见 文理分科指导河道管理范围浙江建筑工程概算定额教材专家评审意见党员教师互相批评意见 相左，认为其近于“三代遗 风”。[1]换言之，他赞同生员运动和生员对国家事 务的参与。同期学者顾炎武的看法则相反，较多 地表现出贬斥和批评的声音。他认为，当时生员 不通经史、不知今古，所习者场屋时文，所奔走者 “保身家”而已。[28]‘4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上’’把生员看做 是阻挠官府之政、导致百姓之困、造成门户之习 的祸首，“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 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史为 缘、甚有身自为胥史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 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 市者，生员也。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 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 小有所加，则日是杀士也、坑儒也。百年以来，以 此为大患”[28]‘‘事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这种评价上的 差异应该视做来自不同观察角度的结果。将两 者结合起来，既看到生员积极的一面，更看到其 消极的一面，充分认识到下层士人群体行为的复 杂性，这样看待就较为全面了。这也是历史客观 性认识的要求。 三 明末士人社会责任的缺失 由上若干方面士风变化的分析可以看出，在 明代中后期社会剧变之时，士人利益观念的强 ·98· 化、对自身生计的关注、思想领域的活跃、某些社 会活动的参与等变化，都有其积极的成分和应予 肯定的方面。这即是说，士风的变动未必直接导 致士人社会责任的缺失，然而在问题丛集的明 末，上述异动的某些方面的变形及其恶化却最终 导致了士人阶层社会责任缺失的结果，成为酿成 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不管是上层士人抑或是下层士人， 在不同地域中皆起着表率和引领社会的作用。 嘉靖初年，王守仁道：“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 风之衰薄。”[43稍后何良俊道：“今之仕宦，有教 士、长民之责者。此皆士风、民俗之所表率。苟 一倡之于上，则天下之人群趋影附、如醉如 狂。”[29]士风和民俗的变化，与官员的倡导有关。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正月，吏科给事中胡应 嘉在“敦节俭”中说，“京师，四方之极远，通所取 则者也。今诸贵人不宜[守]共德，相高而兢[竞] 逞侈心于冶艳之观，甲第连云，舆马耀日。始犹 贵戚、中官为之，而今渐染及儒绅矣。海内仿效， 糜财殚力”。[15]‘卷四八o，嘉靖三-I-Jt年正月壬辰’京师在生活 风尚的变化中为四方所取则，具体到风尚体现的 主体，则是贵戚为儒绅仿效，儒绅又为地方榜样， 同样阐述了士人取向对其他人群影响的事实。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底，关中学者冯从吾在 《关中士夫会约序》中明确指出，“世道隆污，系士 风厚薄。而返薄还厚，倡之者当自士大夫始。使 士大夫而犹然不倡，则于齐民何责 焉”[30j‘卷五4语录》)。世风好坏和士风厚薄是相联系 的，所以社会风气的扭转端赖于士人的提倡和作 用。可见，社会控制、治理和调整则是士人阶层 的固有责任。 然明代中后期大多数士人在利益面前心灵 扭曲，未能建立起正当的利欲观念，摆正自身利 益和社会责任的关系、处理好权力和利益的关 系，成为攫取社会利益的贪婪者，唯势利是取，唯 性命可惜，置国家于不顾，视民生如赘疣，自然就 无法肩负起本阶层主导社会的历史责任。顾炎 武对廉、耻等封建伦理范畴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 理解造成这种不良后果的 答案 八年级地理上册填图题岩土工程勘察试题省略号的作用及举例应急救援安全知识车间5s试题及答案 。他先引述欧阳 修在《五代史》冯道传论中的说法，“礼义廉耻，国 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仪，治人之大 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 则无所不为”。进而寻绎四者中的终极决定因 素，得出“四者之中，耻尤为要”的结论，盖“人之 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也 就是说，人一旦不知耻，就会无所顾忌、无所不 为。[17](卷一型廉耻”明清之际江西宁都学者魏禧，对 潮州总兵刘伯禄(月亭)说过的“明末人最是皮 厚，掐之无一点血出，故于君亲一毫无情”这句话 非常叹服，说百千士夫竞被武人一语骂 杀。[31]‘。外篇’卷七‘簪李元仲’’ 基本封建道德的丧失，是明末士人阶层一切 乖舛举动的根源。在明末极其动荡的社会环境 和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大多士人未能明确自 己的责任，失却主导和改造社会的角色认同，把 全副精力倾注到了无谓讲学和偏激党争上面。 从明末清初某些学者的议论看，讲学是有一 定必要性的。如归庄认为，讲学有补于世道人 心。[16]‘卷--{静观楼讲义序’’然因讲学主体认识上的分 歧，明代中后期讲学活动的志趣表现出较大差 异。一些讲学者是希望通过某些主张的提倡在 一定规模的集团范围内取得共识，实现对新的被 认为是坏的变化的抵制。如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秋冯从吾与数同志举办的宝庆寺讲会，每月 三会，逢一而讲，目的即为端正风俗，“崇真尚 简”。除士人外，“凡农工商贾中有志向者咸来听 讲”。他在会约中特别规定：不及政治，“会期讲 论毋及朝廷利害、边报差除，毋及官长贤否、政事 得失，毋及各人家门私事与众人所作过失，及词 讼请托等事”；强调躬行，“其相与当以崇真尚简 为主，务戒空谈，敦实行以共任斯道”；平心静气， “彼此讲论务要平心易气，虚己下人，即有不合亦 当再加详玩，不可自以为是，过于激辨”；学为己 益，“今吾辈讲学于此，非徒教人，乃所以自求其 益耳”。[30]‘卷六‘语录’学会约’’另有一些讲学者主张在 成己的同时，还要成物，要议论他人、评论时政。 如裁量政治便是东林学派讲学活动的突出特点。 其代表人物顾允成曾说，除了具有言责的机构都 察院外，其他人也应有发表言论的资格，所谓“言 路者天下之公”，不必非要出自哪个部门，而在于 其论说是否磊落和公正，“虽一学究得上书，一市 井佣奴得击鼓而讼”，“出于公即荡荡平平，出于 私即傍蹊曲径”。[32]但这种讲学活动容易卷入政 治和陷入纷争，且存在着重口说而轻躬行的弊 病，“于是假名节者得以附其中而行其私”，这样 不免遭人之忌，“而人之恶之者众，遂并讲学而非 之”。[33]还有一类讲学活动是为讲而讲。万历年 间，常州府无锡人顾宪成与弟弟顾允成(万历三 十五年卒)有段对话：“弟一日喟然发叹。予日何 叹也?弟日：吾叹夫今人讲学只是讲学耳?予日 何也?日：任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予日：然则 所讲何事?日：在缙绅只是明哲保身一句，在布 衣只是传食诸侯一句。予为俯其首。-L3z]这则对 话道出了当时某些讲学活动的弊端，即偏离了讲 学初始的经世意义，对社会病痛淡然漠视，对民 众疾苦麻木不仁，即使天崩地陷也无大碍，失去 了士人高尚的道德追求，只斤斤拘牵于自身的得 失，忘却和丧失了对国家和民众的责任。这即如 顾炎武所针砭的，当时北方学者“饱食终日，无所 用心”，南方学者“群居终日，言不及 义”。[17]‘卷一三‘南北学者之痛’’ 党派纷争是明末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 象，其所结成之帮派类型不一，或以地域联系为 纽带，或以师徒关系为中介，或趋附势力者而形 成，实际的情形常常是诸种关系的复杂交织。他 们不为天下，只围绕着集团利益；他们不能虚诚 相待，总表现出好争、偏激的意气；他们无有是 非，一切以情感为转移。这样就造成了明末政局 纷乱的局面，也是加速明朝灭亡的因素。r34]天启 之季，一些所谓小人的无耻官僚过分计较和权量 自身的利益，在失意或遭受正人唾弃时不顾廉耻 地麇集到了势力宦官的麾下。而那些自视为君 子者虽然常常拥持正义，但也并非白璧无瑕，由 于缺乏和衷共济的宽容姿态、共渡危难的全局观 念以及对客观形势的正确估计，忽视了政治斗争 的策略和艺术，在行事中酷苛待人，分界太清，不 自觉地陷入了宗派主义，形成了党派圈子，将可 能争取的势力逼向阉党一边，双方势同水火，互 相不容，终致朝纲紊乱、封疆残坏、党祸酷烈。诚 如清初江西学者彭士望所说，“百数十年间天下 之病，小人中于伪，君子中于虚。君子虚美相高， 无实学以拨天下之乱，故小人益务于伪，不可救 止’’[31](‘外篇’卷，Ⅵ彭躬敝集序"。对于东林君子之党的 过失，清初学者因时相近，多有反思，言之痛切。 陈确曾云，“君子、小人别辨太严，使小人无站脚 处，而国家之祸始烈矣”[8](‘别集’卷二4瞽言一近盲集”。 魏禧也有类似看法，“小人之一陷不可救，君子与 有过焉。凡小人之心，初亦乐附君子。君子弃之 已甚，彼进不得附君子，退必力结小人，此招彼 附，势不可解。向自附君子，尚知畏敬，及见弃 时，视君子便如异物。稍稍责备，决裂放肆。成一 狠 敌。 故 处 小 人 不 可 轻 ·99· 绝”[31]‘‘日录’卷一‘8录一绾。里言"。他们都认为：对待小 人不可逼之太急，一旦将其推至绝境，使其感到 跨入君子行列的希望破灭，他便会彻底撕破脸 皮，歹毒坑陷，无所不用其极。东林在当时被目 为正人，而“小人加之以党，固小人之过，而非尽 小人之过也”，君子也有责任。清初学者魏象枢 曾云，所谓的东林党人，其实和东汉末年遭受党 锢之祸的李膺、范滂一样，“不善保身，正在疾恶 太甚，又好标榜也”。[33]魏禧则具体揭出了君子 宗派化的过程：近世“所号为君子者，其始类能廉 洁劲直，崭崭然取大名于天下，言人所不敢言、为 人所不敢为。及其名日盛而权日归，则异己者去 之惟恐不亟。欲去异己，必先植同己。门生故 吏，荐引称誉之方不遗余力，使布列于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