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好文也好——赵树理是一个高度

人好文也好——赵树理是一个高度　之一 时间：2010年01月10日17:42  来源：苟有富  作者：苟有富  评论0条 苟有富，1938年出生于重庆市开县太平乡青杨村一个贫困农民家庭。1955年参加邮电工作，1961年 后从事专业编剧、导演之职。系中国戏剧家协会、山西省作家协会、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赵树理研究会理事，担任过山西省上党戏剧院研究室主任、晋城市赵树理研究会主席。曾创作《夫人城》、《白莲花》等十多部剧作，导演过二十多部大型舞台戏剧；出版和发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有《赵树理的生平与创作》、《人生如戏——吴婉芝和她的艺术之家》、《赵树理》以及《赵树理在文革中》、《心底无私天地宽》、《上党梆子的继承与革新》等文艺理论研究、传记文学和影视剧等一百多万字的作 品。 2008年，在《晋城大讲堂》主讲系列讲座《赵树理——人好文也好》。   人好文也好——赵树理是一个高度 　　                       苟有富 　　第一讲 　　2006年9月，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中共山西省委、省人民政府召开了“纪念赵树理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缅怀这位优秀的“人民作家”光辉而不平凡的一生。在山西省晋城市委、市政府的全力支持与组织领导下，晋城市也举行了隆重而庞大的纪念出生于本土的著名作家赵树理诞辰100周年的各项活动：它包括投入巨资达3000多 万元修建的一座古色古香极具中华民族风格，在中国作家纪念馆中也称堪一流的赵树理文学馆，正式落成向人民大众和游人开放，并在沁水县城、赵树理家乡的故居 以及赵树理文学馆举办了有关赵树理生平与创作的大型图片和实物展览。一时间观者如织，充分表达了家乡人民对这位人民作家的一片敬仰之情。与此同时，中央电 视台与晋城市电视台还先后播放了由晋城市自己的创作人员编写的《赵树理》电视连续剧和纪实电视片，在戏曲舞台上，亦由晋城市上党梆子剧团搬演了他们倾力打 造的上党梆子戏《赵树理》。一部电视连续剧、一部舞台戏，尽管在编演上还不尽人意，未能充分地表达出赵树理闪光的人生，有的甚至有曲解和扭曲，但在赵树理 的一些代表作品渐次从中 小学 小学生如何制作手抄报课件柳垭小学关于三违自查自纠报告小学英语获奖优质说课课件小学足球课教案全集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测试题 、大学的语文教材中被删除，一些现当文学史中也没有了有关介绍赵树理的专章专节，只在实在不能不写到的解放区的文学中讲一讲、 提一提；还有的出版社在编选现代作家作品选集的时候，里面有马峰的《吕梁英雄传》、胡正的《汾水长流》，但却没有了赵树理的任何代表作品。 　 　建国后，曾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之中，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将曾写出过《边城》以及大量反映湘西生活的著名作家沈从文，只字不提，这我并 不赞成。但在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又在陡然之间把沈从文甚至包括柔石，胡也蘋等人一些左翼作家吹捧得上了天，却将赵树理视为只会编些小故事，作品缺乏艺术 性的“小儿科”，似乎不值一提，这是不是还想以“政治”或“政策”划线，要继续翻烧饼呢？在一些人欲将赵树理逐渐淡化与消解的今天，赵树理的家乡人民为他 举行隆重的诞辰100周年的各项纪念活动，包括一部电视剧《赵树理》，一部上党梆子戏《赵树理》等等，毕竟都起到了向世人特别是青少一代介绍和推崇赵树理这位优秀的“人民作家”的造势作用。 　　在赵树理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晋城市还投入巨资重新编注出版了《赵树理全集》，召开了“纪念赵树理诞辰100周年暨创作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集聚了海内外的120多名赵树理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中既有长期从事赵树理研究的老面孔，而更多的却是新一代的新面孔，这是很让人兴奋的事情。在随后由晋城市委宣传部主持编辑出版的《纪念赵树理诞辰100周年暨创作研讨会文集》中，收入了凝聚着海内外赵树理研究专家、学者心血的近70篇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在这些论文当中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国内的赵树理研究专家、学者的最新成果，更令人心喜的是《文集》中还让人们看到了新一代的两位日本年青学者樫尾季美、松林裕子以及两位台湾学者刘秀美、魏美玲等四位女性，她们从《再读小说<三里湾>》、《从小说的开端看赵树理的创作特色》、《论赵树理的民间文学观》、《赵树理通俗小说的时代意义》等不同侧面，也展现了她们最新研究成果。 　　日本的学者从1940年代就开始了对赵树理的研究，是很有传统的。到樫尾秀美、松林裕子她们应该算是第四代或第五代人了吧。台湾开始介绍和研究赵树理，始于1973年大陆还正处于“文革”之中，最早介绍赵树理的是台湾的多产作家张放先生。他生于1932年， 祖籍山东平阴人，其研究作品有《农村“铁笔”赵树理》、《大陆作家评传赵树理》等。在他的前一篇文章中说：“从文艺通俗化上来说，赵树理的作品是成功的 ”。“赵树理的小说，通俗易懂，从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到形式，完全适合了农民读者的口味”。“赵树理运用了农民最熟悉的语言和生活，毫不雕琢地写在自己作品里，因此深获 农民读者喜爱和欢迎”。“赵树理最值得光彩的，英国的剑桥大学，巴黎的萨尔蓬大学，现在仍以他的作品充作研究教材”。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文章中还对当时 的《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批判赵树理的文章作了反驳，并在“台北、菲律宾、美国文艺聚会上，也常阐扬赵树理作品”。 　　继张放之后，还有诸如祖籍河南武陟，1965年出生于台湾台北的宋如珊，她于1992年 与同学魏美玲、汪娟等人，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创立“大陆当代文学研究会”，并任会长。她也将赵树理列为研究对象之一，在其《来自太行山的问题小 说家“山药蛋派”创始人赵树理》一文中，她认为是“政治”窒息了“赵树理的创作生命”。“在赵树理去世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细读赵树理的作品，不禁 感叹，这样一位热爱农村、关心农民的作家，若能拥有自由的创作空间，相信其文学成就要不仅止于此”。在这里我还要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位从韩国釜山大学中文系 毕业后，到台湾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的韩国研究生闵惠贞，在其指导教授金荣华先生的指导下，其硕士论文《赵树理及其小说研究》这本长达182个页码，16开本的专著，于1993年4月 由中国文化大学印行。在这本专著中高度评价了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可以说，从‘五四’以来，赵树理是最早的真正用大众的语言写作而获得成功的语言艺术家， 他的作品的出现，改变了过去文学作品的语言为广大人民不懂、不熟悉、不喜欢的情况。”“探索文艺的大众化是中国现代文学一直试图解决的课题。赵树理一生努 力在大众化道路上迈进。孙犁称赞赵树理说：‘他的小说突破了前此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他的文艺大众化的精神和其方向，在过去其它文艺家的 基础上，用自己的创作闯出了一条路，同时，他的艺术实践出色地实现了‘五四’以来不断追求的文艺大众化的目标”。专著认为，赵树理的作品是“农村题材小说 之制高点”。“‘五四’后产生的‘乡土文学’中”，“由于作家未能解决与农民感情上打成一片的问题，因而不可能塑造出真实的丰满的农民形象。如果说，鲁迅 主要是深刻揭露中国农民精神上的创伤，唤起人民觉醒的话，那么赵树理则主要表现中国农民在政治经济翻身过程中，思想上的翻身——农民精神面貌，心理状态的 变化。他写出了农民地位的变化，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化，并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显示农民改造的艰巨性与长期性。这是继鲁迅的《阿Q正 传》、《故乡》、《祝福》农村小说之后，农村题材小说的又一块里程碑。”“如果我们把赵树理的创作按时间顺序连续起来阅读，那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幅 丰富多彩的现代中国农村的形象变迁史，而且可以从中窥见现代中国农村发展变化的基本轨迹。这正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的艺术贡献。” 　 　我一直在想，我们大陆的专家、学者在评价、推崇赵树理在大众化、通俗化以及文学语言的口语化等各方面的独特贡献的同时，也并非完全没有指出赵树理在小说 创作上自身的局限性和缺点。如果说我们是对赵树理的作品和人品爱之太深，因而评价过高，还有一些偏见抑或过多的褒扬之词的话，一些国外包括台湾的专家学 者，乃至新一代国外研究赵树理的年青人，他们该不存在什么偏见吧？国内有少部分年青的学者，他们试图淡化、藐视甚至否定赵树理在小说创作上的贡献及意义， 如果说他们是因为没有认真地研读赵树理的全部作品和他所长期坚持的创作道路，怀有某种偏见，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作为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农业人口 仍占绝大多数的中国，我们的一些文学史，我们的中小学以致大专院校的语文教材，应该说绝大多数还是在国家和教育主管部门的主导下编辑出版的，有什么理由要 减化甚至是删除得那么可怜呢？ 　　在充满了物质诱惑，多元文化相互撞击，份繁复杂、泥沙俱下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阅读赵树理作品的人，特别是80后 的年青一代人，是少得多多了。但从根据地、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人民作家”赵树理，他的作品和他长期坚持的文学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终将是一个谁也不 用想绕开的话题。曾如周扬所说，他是中国当代“语言艺术大师”之一，他“人好文也好”。赵树理的优秀作品，特别是他的人格魅力，一生同情弱势群体，为人民 呼喊请命，长期坚持与农民血肉与共，长期观注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生存与命运，长期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无不都是一个高度。 　　赵树理于清光绪32年，即公元1906年9月24日（农历八月初七），生于山西省晋城市的母亲河沁河边上的沁水县尉迟村，村边沁河口海拔高度仅为520米，有着得天独厚的传统农业的生态环境。在沁河流域，至迟在战国时已出现手工挖煤、采矿、炼铁。从北齐至隋唐，业已形成规模经营。赵树理的家乡一带还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距今203—106万 年的沁水“下川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石磨盘，传递出在旧石器晚期，这里的人类祖先已由采食野果野菜，捕鱼狩猎发展而为由采集天然或种植谷物而加工成成品粮食 的转变。在距离赵树理老家尉迟村不远的八里坪、神腰、东大等地，还发现有大量的龙山、仰韶以及夏商、东周文化遗存。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迁晋君于沁河岸边的端氏聚，即今之西城村。战国中晚期至隋文帝统一中国，由于战争不断，兵祸连绵，打破了沁河流域文化发展平衡。受佛教文化的冲击，摩崖、石刻造像遍布全境。 　　公元前260年 开始的秦、赵长平之战，离尉迟很近的武安城（即今之武安村）是秦将武安君白起的屯兵之地。其峭岩陡壁之上的寨门和通往山塞的地道口，至今尚存。赵树理的先 祖即居住于此村。他们赵家大约是在清乾隆年间才迁居于原名“吕窑”，后因唐朝的开国元勋尉迟敬德，字恭，曾于贞观八年（634年）后隐居于此冶铁、耕田，并教与人们编织簸箕等物。后来为了纪念这位功臣，才将“吕窑”改为尉迟这个村名的。这一传说还是有些依据的。据尉迟村尉迟大庙的《尉迟恭与尉迟村》碑文中记载：“贞现八年，尉迟杀了鱼肉百姓的大贪官，逃出京城，避难该村”。另据清雍正七年（1729）《重修社庙碑记》云。“尉迟恭曾寄迹于此而为村名。”只是“尉迟”的“尉”作姓时本应念作“尉（yù）迟”，但本地人却习惯地叫“尉（wèi）迟村”。既已约定成俗，也就再也没人去追究对错了。这里还要多说几句的是，据古钱币专家田秋平先生在2007年 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纸币初始晋东南》一书中介绍说，我国原始纸布的雏形即是尉迟敬德在尉迟村隐居这一时期所使用的他“墨书纸上的‘贴’。”由于有了 这种雏形的纸币—墨书在纸上的钱贴的支付流通，无疑对于促进当时生产的发展，物资的流通，都会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从战国至隋唐以来，经朝历代，上自端氏，下到阳城的润城，沿沁河两岸，挖煤、炼铁都很繁盛。加之自然光照好，积温高，无霜期长，这一带的粮、棉、油料以 及黄丝也很丰产。赵树理的先祖们从清朝初年以来，应当是非常富足的。若非如此，他们怎么能从武安村迁移至尉迟村后即先后修建起所谓的“棋盘四院”呢？南 院、当铺院现已荡然无存。如今只留下东，西两院。赵树理家所承袭的西院，据堂屋花樑上记截，修建于“大清乾隆拾年”，即公元1745年。东院为前后两进院，据前面主院堂屋花樑上记载，修建于“大清乾隆二十九年”，即公元1764年。东西两座房屋均为上下两层，砖木结构，虽然都经历了二百四、五十年以上的风雨剥蚀，但从其整体架构以及镶嵌于砖墙、门窗、柱础中的砖雕、木雕、石雕等艺术作品来看，至今仍然依稀可以想见它当年在这个小小村落中的气派与威风。 　　现我们有据可查的是，赵氏家族从赵树理上推六辈，被认为是其先祖的赵钟恩，生于清康熙六十一年，卒于乾隆五十六年，即公元1722—1791年。赵钟恩字君宠，按其“皇清太学生君宠赵公之墓”碑来看，从他算起在其后的几代人中也没谁考取或得到过什么实质性的功名。只是东院比赵钟恩大32岁的赵钟勳，按位牌记载，生于清康熙二十九年，卒于乾隆十六年，即1690—1751年， 为“皇清军功议叙武信郎卫千总”，大概也只是做到六品官。但令人不解的是，赵树理家曾将被认为是他们直系先祖太学生赵钟恩的墓碑存放在他家大门外的右手 边，而东院前院的花樑上又有“大清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五月庚午二十七日戊寅辰时上樑宅主太学生赵囗囗男囗囗创修楼庭五楹”的记载。东院赵家据前院堂屋楼上的 位牌记载，按赵树理这一辈算，只有上推四代的赵齐芳（1751—1821年）为“太学生”，而东院前院修建时他才13岁，这个“宅主太学生赵囗囗”就只有是赵钟恩了。莫非是赵钟恩在修建起东院之后在弟兄分家时，将东院分给了长兄赵钟勳的后人，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东院前院是在赵钟勳已过世了十三年才修建的。 　 　我之所以讲这么多，是要说明赵家在尉迟村原本是一个大家族，其根底也是很富足很有些文化传统的。可是到了赵树理的爷爷赵中正这一辈，已是家道中落了。他 虽然粗通文墨，要不是家境不济，他也不会年纪轻轻的就孤身一人远去归德府（今河南商丘）给一家杂货店当伙计，当记账先生。他虽然能按当时的规矩以力股或身 股名义享受分红，但倍感帮人经商赚个力股或身股钱的艰辛。据赵树理的二妹赵玉琴听老辈人传言，爷爷的母亲不贤良，爷爷娶上一个媳妇“住个一九就上河南走 了，一走三年才能回家，这当中，他母亲就在家把媳妇刻薄死了”。当然，明清两代，沁水以及邻近的阳城、高平等县外出经商及帮人当伙计者甚多，按当时的商业 行规，当伙计者三年才充许回家休假省一次亲，留下年青的媳妇在家守空房，有耐不住寂莫办下龌龊之事而受到婆母的责骂惩罚，甚至令其自尽或男女双双被扔下河 中淹死，也是常有的事情。不管是怎样，因为赵中正是独根独苗，到了三十多岁，为了延续赵家香火，他才回家无奈地娶了一个比他大的瞎眼寡妇老婆为妻，并揍钱 买了十六亩地，从此厮守在家中弃商从农。 　 　到了赵树理出生以后，赵中正这一房已是三代单传。除了父母亲，业已六十的爷爷同样将赵树理视为掌上名珠，从小对他管束甚严，六岁起便亲自教他念《三字 经》，并传授给他许多诸如“敬天地，礼神明，奉祖先，孝双亲，守王法，敬师尊……”“不履斜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非礼无视，非礼无 动，非礼无行……”等等做人的道德格言。赵树理的爷爷很讲究积福行善，不做亏心事，也要求他从小就身体力行。在他家堂屋正中的条桌边上，放着两只陶瓷小 罐，做了好事就往一个罐子里放颗白豆，做了坏事就往另一只罐子里放颗黑豆。结果白豆总是比黑豆多得多。他爷爷和奶奶都是虔诚的“三教圣道会”的信徒，讲究 参禅拜佛，修身养性。所谓“三教”，即是指儒、释、道三教。这个把三教合而为一的“三教圣道会”，宣传“儒  重忠恕，释重慈悲，道重感应”。他们把“仁”把“爱”，也灌输到了少小的赵树理心中。 　 　旧时代的中国农村是非常寂寞的，当然那时没有像今天这样，即使是山庄窝铺也能听到广播，看到电视，电影，村里的“八音会”便是他们唯一的精神寄托。在天 阴下雨或农闲或逢年过节或在有人家办红、白喜事的时候，人们常好唱“地滩戏”，当地又叫“板凳戏”。赵树理的父亲赵和清常好去拉弦，他从小也好围挤在其 中，使他听到乃至学会了打上党梆子戏的鼓板，听会学会了《夺秋魁》、《打午门》、《跳花园》、《岳母刺字》等岳家将不屈不挠精忠保国的戏目。加之赵树理的 家乡一带又有着“重气节、敬先贤”的传统，在尉迟村尉迟庙里也供奉着岳飞的神像，至今还留有鄂王忠武的匾额，这些都使赵树理在他从小的骨子里就浸润着坚 毅、诚实、善良乃至仁受的人格品性。赵树理从小所受到的家庭及社会教育，虽然不乏封建礼教的东西，但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从小如何教育和培养自己的孩 子，是不是仍有许多启迪作用呢？ 　 　在十岁、十一岁的时候，他的爷爷、奶奶相继去世了。为了给他爷爷、奶奶治病和其后的丧葬，他们家便开始背上了笼头债，即以土地作抵押，若到期不能如数归 还，土地便成为放债人家所有了。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沉重的债务使赵树理家越来越贫困。爷爷死后，赵树理的父亲曾送他入本村私塾念书，因为不堪忍受富家子 弟对他的欺辱而要求退学，他竟以死相威胁才得到他父亲的应允。不读圣贤书了，少小年纪，在农村能干什么呢？他从小就放过牛驴、担过炭、拾过粪，品尝过“大 腊月天躲避债主的风寒。”十二岁便开始跟着父亲学习编簸箕，学习耕作种田。为了给他寻求一条更好的“出路”，赵和清不惜再三举债送他去榼山读高小，去上党首府长治读师范，但赵树理的青少年时代品尝过穷苦农民太多太多的受压迫的苦痛。尽管赵树理的父亲非常灵巧精明，虽然他会种庄稼，精通编簸箕，瞧外科，掐八 字算命，但却无法抵挡住高利贷的重压和盘剥。赵树理的前妻马素英病故，治病和葬埋使他家抵押出去土地三亩，其后又抵押出去四亩土地，才给赵树理续娶了武安 村的关连中。由于重债缠身，赵树理的父亲不得不忍悲含泪地将他一个妹妹半给半卖地送给了人。 　　1962年 赵树理在他的《挤三十》一文中说：“我是被债务挤过十几年的，经我手写给债主的借约（有自己的、也有代人写的），在当时，每年平均总有百余张，其中滋味， 有非今日青年所能理会者。”因与贫苦农民有着共通的命运，不仅使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产生了对阶级压迫的义愤与不平，而且从小就扎根下了与农民感情上的沟 通。 　 　当赵树理在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学校接受了“五四”以来的新思想的影响，并不但接触到了三民主义，而且也接触到了社会主义；不但知道和了解了五四运动，同时 也知道了十月革命，并且读到了鲁迅、郭沫若以及外国的易卜生，屠格涅夫、普列汉诺夫、布哈林等人的作品之后，我和韩玉峰、赵广建等所著之《赵树理的生平与 创作》一书中，曾经介绍1926年的暑假他回到家乡碰到的一件令人非常痛苦而震惊的事情。一天傍晚，赵树理正抱着还不满两岁的大儿子太湖玩，远处忽然传来阵阵惨叫声、喊打声。他忙把湖儿递给正在院里挑拣野菜的妻子，扭身就朝大门外跑，正好撞着了刚从外面回来的他父亲,忙 问外面出了什么事？父亲告他说：“南院你各轮哥被他本家家长领着人捆到河滩去活埋了！”这使赵树理大吃一惊，他阴沉着脸不顾父亲的阻拦就往外冲。村外边， 他听到刚从河滩返回来的人议论：“狗儿的别看他干瘦干瘦的，劲可不小。几个人都按他不住，要不是拦腰给他一圪拦，还不得蹦翻了天”；“把他扔到坑里，往下 填土的时候，他还拼命叫喊哩！老栓冲他圪脑上扎了一石头，才光听到他哼哼。哎，可也真惨呵！”“谁叫他偷得也太厉害了，回回有人来找，迟早也是要被人打死 的。与其丢人现眼，不如咱赵家自己把他埋了省心。”“说是这样说，可原来这娃也是好后生啊，硬是让这世道把他逼成了小偷，如今丢下孩子老婆该咋 整？！”……听着这些不痛不痒近乎麻木的议论，赵树理伤心地跑到河滩，跑到用乱石和沙土堆起的各轮哥的新坟前，他的心里如同滚滚沁河里的急浪在翻滚。各轮 哥终于被这个社会吃掉了，明天又该轮到谁呢？是他被高利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父亲，还是村里哪一个穷苦的弟兄？ 　　赵树理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很同情和关心他人，这对于今天衣食无忧，甚至如同生长在蜜罐里的青少年，对于教育和发展学生的品德个性，学会做人，要做真实大写的人不是很有意识吗？ 　　苦难的经历，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永远都是一笔财富。 　　赵树理参加革命后，于1946年8月曾写过一篇名为《福贵》的小说，发表在同年10月1日太岳文联主办的综合性大型刊物《太岳文艺》创刊号上，进一步表达出了他对类似各轮哥以及“父子两代都没有一垄地，孩子名叫福归，我称哥哥”等贫困农民兄弟的极大关心与同情。 　　1948年9月，林默涵曾对这篇小说在香港撰文《从阿Q到福贵》说：“福贵和阿Q有 许多相同的地方，这两个人物，都是赤贫的雇农沦落成为农村的游民无产者”，“他们都是一样的穷光蛋，一样的只有靠出卖劳动力过日子，在饥饿的逼迫下，又一 样的不得不採用不正当的方法来谋生，他们都做过小偷。在旧社会里，他们都是最被人贱视的人渣子”，“从他们身上，正反映了中国封建地主在黑暗农村中是怎样 专横跋扈和怎样像蚂蝗似的吸尽了农民的血汗。”只是毕竟时代不同了，在赵树理的笔下，三十年后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十年前，阿Q“ 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他是有一点朦胧的造反的念头。结果依然不明不白地成了封建祭坛的牺牲品。”而三十年后，福贵“已经知道革命是什么”，已经“明确地 认识到旧社会‘忘八制度’不应该再存在下去，他要争回他做人的地位，要王老万说说他究竟是忘八，还是人？”小说中的福贵，如同赵树理所熟知的各轮、福归哥 一样，都曾给人送过死孩子，当过吹鼓手，当过轿夫，失去了土地无以为生，被逼做过小偷，在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解放区他要为他们争回尊严，表现出的是赵树 理对这类极度贫困农民深深的同情。 　　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像赵树理那样呼唤正义，同情和关心他人，更应是我们应该塑造和坚持的做人品格。 　　 　　 　　 　　 　　 　　人好文也好-------赵树理是一个高度 　　                         苟有富 　　第二讲 　　我们今天来读赵树理，研究赵树理，讲赵树理，不能只抱着欣赏和崇敬的心情，而要结合现实，理解赵树理在当代的意义。读他的作品，更要读懂他的人生，以指导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更好地前行。 　　在赵树理的一生中，有两个大家容易忽略的人物，一个是他的续弦关连中，一个是被他称作“王先生”的王春。 　　赵树理的第一个妻子，由父母包办，是在他刚刚从沁水县榼山高小毕业，于辛酉年腊月二十六日（即1922年1月23日）在他17岁时，娶的阳城县牛家岭的马素英。马素英生于1906年5月11日，比赵树理大四个月，据赵树理的二妹赵玉琴回忆，她“人挺白净，上中等个儿，小脚、方脸、大眼睛、双眼皮”。她祖籍河南，其爷爷因为一场官司输了，因曾得到赵树理爷爷的救助，结为好友，这样才同意将其孙女许配给赵树理的。马素英于1925年2月13日为赵树理生下长子太湖，后来叫成“大湖”，官名赵广源。1929年4月马素英又为赵树理生下了一个闺女，据赵广源听其爷爷奶奶说：“民国十八年春天，母亲生我妹妹刚三天，用被子把孩子盖上，出去打扫院子，回来一看，孩子捂死了，一口气病倒了，不到一星期就去世了”。死的那天是农历的三月十六，即4月25日。4月28日赵树理即在城关被国民党沁水县党部以其“共产党嫌疑”抓捕了，未及回家奔丧，这使他心中十分悲痛。 　　赵树理被抓捕的前因后果，留待以后再讲，其后他的父母和他更加陷入到了贫穷与债务的苦苦挣扎之中。到1931年，赵树理的父母年近五十，他也26岁了，按当时农村的规矩来说，当父母的无论再苦再穷，也是要为儿子娶一门媳妇的。1931年12月24日。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赵树理与沁水县武安村的一个商家女子关连中结婚。关连中生于1914年1月14日，比赵树理小八岁。 　 　关连中原本也是穷苦人家的闺女。原本姓魏，家住道南村。据关连中说：“父母生了我们兄妹七人，家穷养不活我们，在我五岁时父母就把我给了武安村财主关永 洪做养女兼使女，本地称‘蛮女’。对亲生父母的情况，养父母不让我知道。后来听说，我的姐妹都死了，只剩下一个姐姐结婚后留下个孩子……据说母亲在二月初二润 城庙会要饭时抓人家的东西吃，被活活打死了。”据赵树理的二妹赵玉琴回忆说，关连中的哥哥关建中与赵树理是榼山高小的同学，关系还不错。赵树理在榼山高小 的学习成绩很是优秀，在当时的农村，高小毕业生还不是很多，他们是相中了赵树理的人样和才学，才肯把养女关连中嫁给赵树理的。关家原本说是不要钱的，结果 在正式结婚时，要的东西更多。加之要明媒正娶，坐八抬大红花轿，头戴凤冠，身穿霞 帔、 大裙、蓝带，还要花钱请八音会吹打闹腾，赵树理的父亲不得不再次带着“笼头”押出去三亩好地，举债为儿子续弦成婚。后来因为到期未能按时归还人家的高利 贷，这三亩好地让地主给扣占去了。赵树理当时的苦痛是可想而知的。对于这次婚姻据他在后来的自述中说，“是因为当时我对于个人的生活已毫无兴趣，这样也 好，那样也好，我都不在乎。可是家里需要个干家务活的。我自己并不操心这件事，就听任父母张罗说亲，这种态度大概是听天由命吧。”关连中后来在《回忆赵树 理》中也说，“和老赵结婚那都是老人包办的，面都没见过，还说什么情愿不情愿？” 　　在纪念赵树理诞辰100周 年前后，晋城市上党梆子剧团编演了一出上党梆子戏《赵树理》，剧中反复强调赵树理和关连中曾在“洞房立过的白头约”：“我不嫌你脚小没文化”；“我不嫌你 二婚带个娃”；“一辈子俩人不变卦”；“谁要变心是个癞蛤蟆”。这确实不可谓不算是既浪漫而又美好甚至有几分现代的爱情，只是赵树理当时的身心已近乎麻 木，关连中也是由父母包办嫁给了一个连“面都没见过”的陌生人，洞房里那还有心情卿卿我我地去订什么“白头约”？ 　　如果说旧社会的包办婚姻是中国青年包括曾经亲身经历过“五四”运动的鲁迅他们那一代人，都是很难摆脱的牢笼，赵树理自参加革命后，在1940年代的根据地、解放区就提倡自由婚姻，他的颂扬自由恋爱，追求婚姻自由的《小二黑结婚》，曾经在太行、太岳山区，漳河、沁河流域引起极大的轰动。建国后，还是香港的电影人率先将它拍摄成了电影。从抗日战争到1950年代，《小二黑结婚》被改编成各种不同样式的戏剧在全国各地上演，据粗约统计大概不会少于二十余种版本。像我国一些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郭兰英、新凤霞等都曾演出过这部作品。 　　1950年4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建国后中国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利益的新婚姻制度。5月1日正式公布施行。在全国大力宣传婚姻法的时候，赵树理又于同年的6月15日， 写出了一篇反映这一题材的小说《登记》。《登记》在同年的《说说唱唱》上发表后，不仅全国的许多报刊进行了转载，而且很快全国又有不少的戏曲剧种将其改编 成《罗汉钱》，在全国各地上演。其后由上海的沪剧著名表演艺术家丁是娥主演的《罗汉钱》，还被搬上银幕，拍成戏曲艺术片电影在全国发行。 　　赵树理是非常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的，按说他本人和关连中就是典型的包办婚姻，但他们的婚姻却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纵然是1950年代，不少干部、军人进城后，在我国曾经掀起的第一次离婚高潮时，一些中央和地方干部以及军队干部都换了老婆的时候，作为已是闻名全国、甚至是在世界的不少国家和地区也颇具影响的著名作家的赵树理，不仅没有和他的妻子闹离婚，为什么反而在从1945年上党地区全境解放后，直到他被迫害逝世的长达近30年中，他对他的妻子关连中却是那样的相敬如宾呢？这事还得从他的自身经历说起我们才会理解赵树理是怎样的在做人。 　　赵树理的父亲赵和清举债为儿子办了和关连中的这桩婚事，原本是想栓住他，但赵树理即使在离尉迟村不远的洞庵高小教书也很少回家。所以直到三年多后的1935年5月31日才 得了个闺女起名赵广建，小名叫小芬。在他结婚后的六、七年中，曾先后做过乡村教师；以卖文为生；进过河南开封一笔店当学徒；考取过西北影业公司演员训练班 当学员；还当过火头军，帮人打过烧饼。总之过的是一种萍草一样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涯。据关连中晚年回忆说，“老赵那时心不在家，一有机会就往外跑。我二十三 岁生广建，生后四十天老赵就走了，抗战开始，他从长治送太湖回家，呆两三天又走，再回家广建已经九岁了。” 　　特别是1937年抗战开始赵树理参加革命工作后，赵树理不在家，关连中除了带孩子，纺线、织布、做衣裳、烧饭等家务活，还得帮着打谷割麦干农活。那时他们家种着十三亩地，已经50多岁的赵和清老汉，尽管他除了耕种，还会编簸箕、张罗、养蜂、算命占卦、看阴阳，又会给人瞧红伤，无论他是怎样的精明，在那日本鬼子时时疯狂扫荡进攻的岁月中，可想而知日子过得更是异常的艰辛。1943年10月28日，赵树理父亲也被日本鬼子逮住，连同其他被抓的70余 名农民兄弟一起，带到离尉迟村不远的阳城望川村，全部让日本鬼子硬按入一个个茅厕，将垒茅厕墙的乱石投入厕所，并用柴禾燃烧烟燻，活活地被日本鬼子淹死、 扎死、闷死在了茅厕之中。关连中曾说：婆婆“身子软弱，公公遇难，她身子更糟了，整天病病殃殃，也干不了什么，孩子们又小，老赵杳无音信，我一个人苦撑这 个家，生活实在艰难。” 　　当1945年 赵树理家所在的太岳革命根据地和他工作所在的太行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后，时隔七、八年，经历了国破家亡，与日本军国主义长达八年的浴血奋战，他才第一次回家探亲。让他看到的是大儿广源已经成人，并参加了革命工作，女儿广建也已经九岁了，迎接他的还有她的妻子和母亲。父亲被日本鬼子杀害后从茅厕里捞上来埋葬 时，虽然他不在家，临终前后的七、八年间也没有尽过丝毫的孝道，但在堂屋正中供奉着的位牌上，仍然写着他“孝男赵树礼”的大名。眼看着原本个头就不高一双 解放脚，现在似乎更为低矮了些黑黄而干瘦的妻子，赵树理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激和感动之情。 　 　后来，赵树理曾经多次对晋东南专区上党梆子剧团的一些老演员说，“是老关（其后他一直习惯了这样称呼他的妻子关连中，关连中则对他以老赵相称）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养活大了太湖和小芬，侍侯我的父母，葬埋了我的父亲，她是我们家的大功臣呀！”确实作为一个农村家庭妇女，自己的男人常年不在家，且“杳无音信”。上有老，下有小，在那长达八年残酷的抗战岁月中，可想而知，她要承担多大的压力与责任。在赵树理高尚的人品中，首先是懂得感激、感恩。因此，作为已 经是红遍了整个太行山乃至在国统区也是很有些名气的作家赵树理，于1944年4月15日“赴太岳区阳城、高平一带作采访活动”，在其返回他的工作单位当时设在河北武安县赵庄的华北新华书店编辑部时，因为其长子赵广源已于上年在他走后已和阳城县下佛村的一女子李培兰结婚，家里有了接班人，他便于10月18日将其妻子关连中，女儿赵广建母女顺便接到了自己的身边。关连中曾说：“我是1946年秋后才随老赵出去的，先后在冶陶、赵庄、沙河、平顺、石家庄等地住过。在赵庄村住的时间较长，战争年代，做军鞋支援前方，1947年6月12日（农历九月二十四）生了二湖，每月我带着孩子还能做四双军鞋。”“1949年农历正月，平顺受轰炸，老赵把我和二湖送回老家，广建仍留在他身边读书。1951年9月老赵又打发人把我们全家（除长子赵广源夫妇）接进北京”。 　　1950年 代初的北京，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祥和、热烈而欢腾。每逢节假日，抽空赵树理就带着关连中和闺女、孩子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颐和园、北海、故宫等处去游览， 当碰到熟人甚至北京大学的学生，他都微笑着坦然而大大方方地和他们介绍他的妻子老关。学生们尊称老关叫师母，北京大众文学研究会和《说说唱唱》编辑部以及 其他作家朋友及同仁都叫她嫂子。著名通俗作家苗培时，甚至多次不无洋洋自得地说，“我最爱吃嫂子做的焖面”，就是咱们这里叫的卤面。 　　从1946年 开始，赵树理更是把关连中看着是家里的靠山，无论是他外出开会、访问，或是一年半载的长期回晋东南深入生活，家里的一切大小事情，他都感到安心、放心。每当他回到家里，不论是卤面、饺子，还是煮圪塔、铪子饭，都很合他的胃口，吃着舒心。关连中虽然不识字，但赵树理都时不时将自己写的作品先念给她听。他曾说，“别看老关不识字，她可是我们家中的语言大师。”赵树理曾将我国的旧式婚姻戏称为“先结婚，后恋爱。”中国作家协会机关的一些朋友，则称赞老赵和老关就是一对模范夫妻，他自己则坦然地说，“模范不模范的谈不上，我和老关确实是有了孩子后才恋爱的。” 　 　赵树理和关连中的婚姻当初虽然是父母包办的，没有像现在的年青人一样那样多的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帅哥靓姐乃至金钱与物质的追求，更没有什么或婚前同居或者“闪婚”那样的浪漫与及时行乐。他们更懂得的是感恩，是既然成为了夫妻，就应该懂得各自应该承担的一份责任。人只有懂得感恩，才有大爱。恋爱是浪漫的，但真正结婚过日子，最终恐怕还是柴米油盐，平平淡淡才是真。君不见曾经在1977年当选为“香港小姐”冠军的朱玲玲，戴着港姐光环的她受香港大财东霍英东大儿子霍震霆痴狂的追求，迅速迈入豪门婚姻。经过了26年的豪门生活，但最终还是离婚了。她感叹“豪门深似海”，豪门婚姻的不自由。影迷们最熟悉的著名艺人林青霞，断绝了曾经和她经历了20年 风雨恋情的秦汉，最终也还是嫁入了豪门。她说她总算明白了一件事：爱情和婚姻并不是一回事。但会不会终有一天也会发出“豪门深似海”，豪门不自由的感叹声呢？眼目下香港奥委会会长霍震霆的大儿子、霍英东的长孙霍启刚，结束了他和章子怡的拍拖后，又在猛追我国著名的跳水运动员郭晶晶，他们是否会得到真正的幸 福，是否会同著名作家赵树理和他斗大字不识仨的一个家庭妇女关连中一样，将恩情看得重于一切，在人生的旅途中各自承担各自应尽的责任，相敬如宾，长相厮守 一生呢？对于我们今天的年青人来说，我看还是该多思忖思忖。 　　这或许是扯得远了些，下面我们再来讲在赵树理人生之路上的第二个重要人物，他就是王春。 　　王春系山西省阳城县东四侯村人。赵树理和他同是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学校的同学，相识于1925年秋冬之间，并从此结为好朋友。后来他在其自述中说：“在那时，我认识了阳城一个王春同志，比我小两岁，但比我高两 年级 六年级体育公开课教案九年级家长会课件PPT下载六年级家长会PPT课件一年级上册汉语拼音练习题六年级上册道德与法治课件 。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我当时迷信，不吃肉，敬惜字纸，把带字的纸收起，烧成灰，撒到河中。王春开始奚落我，我和他辩论，每次都输，输了才接近他。” 　 　受家庭和周围环境的影响，赵树理原本是很迷信的。他曾和前妻马素英一起就加入过太阳教。太阳教系白莲教的一个遗支，一年四季大敬神。赵树理在加入太阳教 会后也敬神。王春曾告给他说，我小时就偷偷地进过他们摆大供、大敬神的堂口，发现他们在供桌下还放着尿盆，会首们要是急着尿尿，在没人的时候，他们就从供桌下取出尿盆，对着神龛就尿，连会首们自己对神都不尊重，你说他们到底是信神还是不信神？后来赵树理曾把这一情节，写入到他反对封建迷信的《万象楼》一剧之中。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赵树理当时还叫赵树礼，即“克已复礼”之“礼”。至1930年起，他才改名“树理”，意即要破除封建礼教之“礼”，立志探求革命真理之“理”。 　 　王春打垮了赵树理从他祖父那里承袭下来的封建礼教以及他自身的迷信思想之后，并推荐给他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他如获至宝并又推荐给他的同班同学老家 系晋城常村的常文郁阅读，常是很崇拜韩愈文章的气势的，一见梁启超的文章自然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赵树理在其自述中说，“王春此时的古文写作程度成熟得 很，为文不宗一家。而所制作混之古人文中殊难辨认。因为这样，我们便都成了文字之交。常比我有独立性，自从随王找到读书之门，便自行找着书读，而我则每读 一书均是由王推荐者。”他当时所读之书甚为杂乱，主要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林纾、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著作和翻译作品。也有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的书，甚至是还有翻译过来的易卜生、屠格涅夫、普列汉诺夫、布哈林等人的作品。据黄修已先生在《赵树理评传》一书中说，当时“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乃至狂飙社的刊物、作品经常在赵树理和他的同学的手中传阅。”“赵树理来到长治后的一段时间，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大革命处于高潮的时 期。他在四师不但接触到了三民主义，而且也接触了社会主义；不但知道了五四运动，而且也知道了十月革命。” 　　在我和韩玉峰、赵广建等于1980年合著出版的《赵树理的生平与创作》一书中，就曾经介绍说，赵树理把王春称作“我的第一个启蒙者”，“他常常从图书馆选出许多古的、今的、科学的、文学的书籍给我看，有时候也悄悄地介绍一些宣传共产主义的进步书籍给我看。记得有一天他拿来了一本新书叫《共产主义ABC》，并向我概述了大意，说这是个新道理，是真理，可不能让别人看见。”这些书籍比三民主义更能吸引赵树理，他向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生活。1927年1月，比赵树理高两年级的四师学生孟克智在屯留由中共屯留支部书记罗灌中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月，常文郁在晋城由中共晋东南地执委委员时逸之介绍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月初开学后，孟克智和常文郁分别按党的指示，在四师发展党员，在其后的4月7日， 赵树理由常文郁、王春发展介绍，秘密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在他的人生道理上应该说是一件大事情。他心目中的“第一个启蒙者”“王先生”，显然是当时他在 学习上、思想上和精神上的领路人。尽管对他自己来说，要完全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彻底转变世界观，还将有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 　　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赵树理对王春这个学习、思想和精神上的领路人，不仅心存感激之情，当时无论做什么，他对王春都是言听计从。 　 　在赵树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同月，周玉麟受中共太原特别党部派遣，和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委员刘冠儒一同到长治视察国民党党务工作。他借机到四师、长治四中、 职中等学校发表演说，宣传共产主义，号召同学们响应北伐革命，并帮助四师组建了中共省立长治四师党支部。当时四师已在进步学生中秘密发展有王春、赵树理、 刘光第、杨守义、武尚仁、赵克宏、霍启高、罗士元、李无忌等9名党员（后发展到12名）。首任支部书记孟克智，同年10月改由常文郁担任。 　　中共四师党支部成立后，他们即于5月4日，同全校500余 个学生一起，在校礼堂召开了“五四”青年爱国运动纪念大会。周玉麟又到会演讲，介绍了“五四”新文化、新思想，号召同学们继承“五四”光荣传统，反对北洋 军阀政府，反对帝国主义。热情奔放的演讲，鼓舞人心，赵树理和全体同学一样，真是热血沸腾。其后，由于省立长治四师的校长姚用中，贪污学生津贴，任意压 制、开除学生，引起公愤，在中共四师党支部和共产党员孟克智有计划的组织领导下，于11月14日， 由有着国民党四师区分部宣传委员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孟克智出面主持，由常文郁以四师学生会领导人名义发表讲话，发动了“驱逐反动校长姚用中”的学潮，赵树 理随同王春一道，积极响应并参加了这一震憾上党的学生运动。他们同全体学生在校园集会，游行，到校部门口示威、散发传单，高呼“驱姚”口号。11月15日，四师学生成立自治会，常文郁为负责人，指示在14日就已组织起来由共产党员杨守义任队长的纠察队，负责维持学校秩序，巡逻值勤，并贴出了由王春起草的《驱逐姚用中宣言》，更加鼓舞了全体学生同仇敌忾，逐出姚用中的坚强决心。 　　曾如《驱逐姚用中宣言》所说，姚用中“处外以金钱为目的，压制为手段”、“为人甚卑”等丑事败露后，为挽回败局，于11月21日秘密勾结200余 地痞流氓，由学监贾维、教习史士俊等领头，拥进四师捣毁学生宿舍、学生会办公处门窗，欧打学生，重伤七、八人，更是激怒了学生，其后又相继发表了第二、第 三次《驱逐腐败校长姚用中宣言》。学潮得到了省立长治四中、职中、四女师等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他们也纷纷发表宣言，声援四师的革命行动。迫于社会 压力，国民党长治县党部和县政府，被迫撤销了姚用中的校长职务。12月15日，四师全体师生及附属高、初小学生500余 人，在学校礼堂召开了欢迎新校长大会，庆祝“驱姚”斗争的胜利。在全体师生向孙中山先生遗像作三鞠躬礼，恭读孙中山遗嘱后，首先由大会主席常文郁讲了举行 欢迎会的意义，然后是新来的校长范郁如讲话，接着由王春代表全体学生致欢迎词，提出“同学们仍须自治”，要求“校务公开！教务公开！财务公开！”最后由赵 树理对“驱姚”斗争作了总结，指出“驱姚”斗争是四师广大同学团结斗争的胜利。新校长是在中国文化中心点的北大毕业，将来必能将新的文化传达到我们上党 来，开上党文化之先河……这是我们每日渴望的！ 　　在这次驱逐贪污腐败校长姚用中的学潮中，在常文郁、王春的引领下，显然赵树理不仅是积极的参与者，而且也是组织领导者中的一名成员，要不然大会怎么会让他来作“报告”呢？ 　　“驱姚”学潮，是一次革命的洗礼，也是赵树理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的第一次革命实践活动。其后，在1928年 的寒假期间，中共长治党支部根据中共晋东南特委指示，组织共产党员深入各县城及家乡农村，开展工农运动。常文郁在晋城县（今泽州县）西南的东常村、冶底、 犁川一带，开展农民运动，并联络进步学友，以研究学术为名，成立了“晋山研究社”、“农民讲习所”，赵树理也常到晋城和常文郁一起参加活动，动员群众同封 建势力开展斗争。但是时隔不久，在四师开学后的3月份，由于山西省全省党组织通讯地址和中共晋东南特委给中共山西省委的工作报告被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查获，晋东南特委遭到破坏。随后，中共四师党支部的通信员杨守义也被暴露。四师党支部成立后的活动，原本极其秘密，共产党的代号是“CP”，党内称之为“本校”。大的活动一般以党小组进行，党员之间单线联系。支部设有通信员，起初由孟克智兼任，1927年10月 以后换成十四班的杨守义，他是高平县北苏庄人。通信员的任务是负责与太原党组织的秘密通信、收发（用显影药水）和保存党的文件。杨守义被暴露后，国民党长 治县公安局在四师学生毕业考试的前夕，搜查了四师学生宿舍，在杨守义睡炕的暗洞里，搜出了中共秘密文件和白矾、五倍子等显影药品，随即以太原来电，“查第 四师范学生杨守义，有共产党嫌疑，立即逮捕”被带走。第二天又被押往太原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他未能经受住严刑拷打而叛变自首。 　　在杨守义被捕叛变自首10余天后，1928年4月 初，四师十四班学生，晋城峪南村人的共产党员刘光第，也被国民党长治县公安局逮捕。他们将刘光第捆绑到四师二门的一根柱子上示众，并贴出“打倒刘光第共产党分子”的标语。刘光第泰然自若，视死如归，表现出了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后来他被押往太原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审处。当时党员与党员之间虽然是单线联 系，但国民党长治县党部和公安局已在长治各中等学校大肆搜捕共产党员，为了保存党的实力，以防不测，四师党支部还是作出了党员暂时分散隐蔽的决定。 　　就在常文郁、霍启高、武尚仁等纷纷离校的前后，发生了两件令赵树理意想不到的事情，其中一件事还给他造成了终身的麻烦，有时能说清，有时说清了人家还是不相信。 　　一件是在一些党员同学准备逃亡时，赵树理原本是不准备离开学校的，他在1958年7月 中共阳城县委组织部翻印的一份“干部简历表”中“个人认为历史上需要说明的问题”一栏中填写道：“有一天，同学王春同志（阳城人）要我同他逃跑。我和赵克宏同志（也是阳城人）劝他一个人走，我们坐待情况变化，随时给他通风（因我和赵两人未被注意过，估计不会发生事故），但他说他个人出去无法维持生活，坚持要我和他同行（我父亲是中医，自己在没有医生时候也能治一些平常的小病，所以他要我和他去装野大夫）。”赵树理从小就是一个重友情，守信用的人，出于对王 春的感激和友情，按照他自身认为人与人之间就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做人准则，他便准备了些健脾理气、消食、解渴和治疗风湿痹寒、头痛头晕之类的常用药 物，身背褡裢，手拿三弦，装扮成游方土郎中，同王春逃亡流浪到了安泽和沁水、阳城等地山区之中。老实说，那时是全靠着赵树理从他父亲那里学来的一些医治外 伤、诊脉看病以致弹琴说书的本领赚些钱物，在养活自己也在养活着王春。后来王春住到了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家，赵树理仍然在外四处流浪，挣些钱财，他都要分出 一半送给王春。后来他可能是流浪看病走得远了一些，二十多天后，当他挂牵着王春急赶回他親戚家时，他亲戚说他已经走了。赵树理还是不放心，带着他辛辛苦苦 挣来的钱又心急火燎地赶到了阳城东四候王春家，可还是没有见到人。王春家人告诉他，王春已和阳城上义村的赵克宏一起到长治探听风声去了。赵树理在王春家住 了两天，王春回来了。王春告赵树理说，他们这次到长治很平安，看来风声已经过去，他和赵克宏还参加了补考毕了业，以后可以当教员。而令赵树理失望的是，他 说因为他和霍启高久逃不归，已被学校开除，他只好把赵树理的行李捎回交到了他手中。沉默良久，赵树理不禁冷冷地问：“为什么你们回校不给我留个口信？”王春忙说：“我们也是冒着很大风险回去的，想着万一发生意外，三人一齐被捕怎么办？留下你也是想留一条根，如果风声不好，我们再跑出来还可以找你。”对于这一解释，赵树理除了沉默，他又还能说些什么呢？ 　　1928年夏天，王春取得了省立长治四师的毕业证，回本县当了“游山、玩景、骑驴、吃面”的教员，还担任了联校的校长，而赵树理却因此不仅不能再回学校读书了，也因此而脱离了和共产党的关系，他又该往何处去呢？ 　　另一件事情是赵树理在跟着王春逃离学校前，王春给阎锡山上书说是“误入岐途”，“今后要当好国民”等等，并在他自己的名字后写具了赵树理的名字。赵树理后来还是在1958年7月在中共阳城县委组织部翻印由他填写的那份“干部简历表”中说，王春说“这样做了，万一被捕也无大碍。他比我高两年级，有才名。我对他是一切听命的。1942年在太行整风时候，我和他同在新华书店，我向党详细谈出这段过程，并和他当面订正。他承认说当时他回到阳城后，有人告他说在阎的秘书处发现这封信，认为对他不利，就把这信扣下了，未向上转。整风小组认为无论此起作用否，都是反党行为，但应由他负责。1956年 作协审干办公室认为即使是被人拉下水，自己也有一定责任，实际上连我前次入党也是被他用拉夫式作法替我决定的，入党后，离校前的思想水平始终没有超过他。 以为他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他本人已故，没有留下足以说明这事的材料，作协尚按常理判断，应该说我也有责任。”这件原本是他自己主动向党组织谈出来的事， 而且也曾有过结论，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造反派翻腾出来，不由分说地硬将他批判为“叛徒”，加之王春已死，更是让他再也死无对证，想说清也根本不让他 说清。 　 　老实说，上述两件事情的结果，在赵树理内心里是有些抱怨甚至是很痛苦的，但他却把这抱怨与痛苦深埋到了心中。在其后长期的革命岁月中，他一如继往地和王春相濡以沫，患难与共，各自在文学创作和积极倡导大众文化的工作上，所取得的成就都令世人瞩目。在抗日战争中，王春积极支持赵树理对文学大众化、通俗化的文学追求，据著名通俗作家苗培时先生说，当时赵树理写小说，初稿都是文言文，他拿给王春看，在王春提了意见后，他才再写成白话文。可惜的是赵树理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没留下手稿，而且至今我们也没有找到他用文言文写的小说的原始稿件作例证。但可以肯定的是，从1939年赵树理被调到《黄河日报》路东版作编辑时起，他又和王春长期地相交在了一起，相互支持、帮助是常有的事情。 　　1952年已是《工人日报》社社长兼工人出版社总编辑的王春不幸患癌症逝世，赵树理当即写了悼念文章忆《王春同志》，首发于3月25日北京《新民报》，对他长期在大众文化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与推崇。 　　王春逝世后，赵树理特意嘱咐他的妻子关连中，让其每年给王春家送300元钱，以补家用。 　 　明明曾经在心头闪现过抱怨，甚至是有些耿耿于怀，赵树理却用自己的身心去化解了自己的苦痛，将其抛在脑后，他更看重的是恩情和友情，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 人品呀！在这个纷繁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总会有不如意不圆满，甚至也会产生出许多生活和工作上的矛盾和苦痛，假若我们总是去计较某些人与人或同志与同志之 间的一些过节，整天他长你短的，那还怎么去工作，去完成我们每个人在人生事业上的追求与使命？赵树理是一个心中有着真正大爱的人，这个爱也许就是儒家讲的 “仁”，讲的仁慈与仁爱吧。 人好文也好——赵树理是一个高度 　　                       苟有富 　　第三讲 　 　在人生的旅途中，赵树理经历过许多磨难。他是靠着学校每月发给学生的三元八角膳食补贴加上家里的微薄接济，才得以到省立长治四师读书的。当时四师也算是上党地区的一座高等学府，但因为阎锡山紧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野蛮屠杀和迫害共产党人的后尘，在山西到处清洗“异党分子”，抓捕共产党嫌疑人时，前面我们已 经讲过，赵树理随王春逃离四师后，校方以久离未归被开除学籍。当他东躲西藏地回到家里时，不仅父亲埋怨他是不好好念书多管闲事，有的乡党也报之以冷落与嘲讽。父亲起早搭黑，省吃俭用花钱送他去读书，原本是想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