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阙制研究

2006-6-14定稿 古代阙制研究 ――以秦始皇帝陵三出阙为基础 段清波 阙是古代中国最高等级的建筑形式之一。阙制中最高等级的三出阙一般耸立在帝王居住的宫廷大门前面，是天下独尊的标志性建筑。在先秦，阙、观之间有着位置、功能、形状诸方面清晰的分野；西汉中期阙形门出现后，到了东汉，人们对阙、观以及它们和门之间关系产生概念释读方面的偏差，尤其是在诠释先秦经典文献时，人们将阙、观几乎视作同物对待了，这一状况直到当代仍然如此。 秦始皇帝陵园由两道围墙分别合围成内外城垣，在陵墓封土东西两侧的内外城门之间，分别有一组南北互峙、独立对称的三出阙建筑，这是考古发现的中国古代最早的三出阙实例，对研究对这一独特的民族建筑形式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一、秦始皇帝陵发现的三出阙 秦始皇帝陵园的发现的两组三出阙，分别位于东西内外城门之间，它们独立于门而耸立在门前，三出阙和城门一起构成陵园最富标志性的建筑群体。 1、 内外城的城门建筑 秦始皇帝陵园的东西内外城门位于陵墓封土的东西两侧内外城垣上，四座城门规模相当，建筑结构相同，建筑形式略有差异。四座城门分别建筑在规模恢宏的大型夯土基础上，夯土基础南北长约77米，东西宽约23米，城门的夯土台基南北两端均与8米宽的内外城垣基础连接，夯土基础上发现大量的被焚烧过的建筑遗迹。除了门址通道的夯土基础外，四座城门的南北两侧约20米处之外，均发现伸向陵墓方向的夯土台，夯土台长宽均约8米，与城墙直角相连，夯土台上发现被焚烧过的建筑遗迹。 内外城东门应为三条通道的建筑，位于大型夯土台基中部的通道当为御道，宽约20米，御道与两侧的门道以夯土台相间。内外城西门门道数量可能和内外城东门不同，为两条，并且结构也不相同，内城西门夯土基础的东侧中部有两处内凹的凹槽，分别宽6、4.4米，它们间距14.4米，凹槽内有建筑遗迹，两处凹槽间有石散水，两处凹槽应当是两条门道。（图一） 2、 内外城之间的三出阙建筑 秦始皇帝陵园东西内外城门之间发现两组独立于门的三出阙，而在内外城之间南侧没有发现。 在东西内外城门之间的中部，分别发现的三出阙遗址，两两相对，规模相当，结构一致。残留的夯土基础呈凸字形，东侧内外城间三出阙的北阙，南北长46、东西宽4.6—14.6米；南阙位于与北侧三出阙夯土台隔司马道相对，与北侧夯土台的形制及结构大体一致，建筑基础平面呈“凸”字型，南北全长46.9、宽3.2—15.3米。 西侧内外城门之间也发现一组三出阙。在内、外城西门之间的封闭区域内，发现 一组南北相对的三出阙。三出阙位于司马道中部的南北两侧，东距内城城垣90米，西距外城城垣85米，呈南北对称的阙台夯基，南、北主阙之间相距29米。司马道北侧的三出阙布局与南侧略同，但建筑遗存保存状况较差。 南侧三出阙夯土遗存南北通长44、宽15.5－5米。母阙台南北长29.5、宽15.5米，第一子阙台南北长12.5、宽8.5米，第二子阙台南北长7、宽5米。在三出阙的遗址中部发现有一处“甲”字形夯土基础，南北长34.5、东西宽4.5—10米，距地表深1.4米，夯土基础厚2.3米。在“甲”字形夯土基础周边宽2米的范围内，虽然也发现有夯土基础，但夯土基础的厚度不如“甲”字形基础，其夯土基础距现地表1.1米，厚度仅 0.8米。在三出阙遗址范围内，发现大量的板瓦、筒瓦、红烧土、木炭等遗迹。从夯土基础的厚度变化情况分析，中部“甲”字形夯基应为三出阙建筑的主体，四周较薄的夯基部分为散水基础。 秦始皇帝陵园发现的两组独立于门的三出阙遗址，是我们研究古代阙制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资料，正如秦文化之于先秦文化和汉唐文化之间桥梁性作用一般，秦陵三出阙是我们研究古代阙制从先秦到唐宋发展演变，乃至诸多与之相关的概念演化间不可或缺的最为基础的资料，因此也构成我们研究古代阙制的出发点。 2、 阙、观研究现状 研究“阙”这一中国古代特有建筑物，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和阙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观”，而且也是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阙、观均是中国古代一种标志性的高台木构建筑，其建筑特点是夯土堆筑的高台上建造有豪华、宏大的木构建筑，无论在外形还是在结构方面，它们均有相似之处，但功能方面却大相径庭。东汉及其以后，将阙、观等同考量的文献屡见不鲜，表明此时开始，从先秦以来有着严格分野的两种建筑从内涵到外延都有了非常大的变化，致使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似乎渐渐明晰起来。 作为高等建筑群的形象代表，阙不具备一般意义上建筑物的功能，它仅是一种等级的象征，实用性不强。阙在发展过程从先秦到秦代，其显示等级差别的形制逐渐定型，最终形成单阙、双阙和三出阙之分的阙制规范，被严格地使用在不同等级的人群中，其制度影响深远，两汉唐宋无不浸淫其中。从汉代尤其是东汉开始，阙和门之间的空间、形制关系发生了从彼此相距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变化，阙的建筑形式被借鉴到门的建筑中，尤其是西汉中期“阙形门”出现后， 阙和观之间概念上的歧义便应运而生。当然先秦以来的独立双阙形式依旧存在。 同样作为高台木构建筑的观，当它和重要建筑的门相联系时，遂具备和阙相类似的等级意义，在功能上具有登高观望的的本意，而先秦的阙不具备登高望远的作用；秦汉以后，各种形式的阙形门出现后，不论是概念上的登高望远还是等级意义上的标识，观基本退出与门相关的空间和标识作用，独立存在，仅仅具备纯粹意义上的登高观望的作用。 1、当代学者对阙观的认识 阙、观这两种建筑形式自先秦创设以来，在陪伴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演进过程中，虽然不同时代名称上还称它们为“阙”、“观”，但愈是往后的时代，随着建筑实践、社会观念的演化，导致它们从形式到内容，再到空间位置，还有功能，不同程度、不同方面都发生了诸多变化。 受汉儒和后代大家的影响，今人几无例外地常常将阙、观视为同一建筑形式。《辞海》说阙为古代宫殿、神庙和陵墓前的建筑物，“通常左右各一，建成高台，台上起楼观，以两阙之间有空缺，故名阙或双阙。有的用石雕砌而成，为记官爵、功绩和装饰之用。也有大阙旁更建小阙，称子母阙”， “观，宫门前的双阙”。 包括权威的国家级“九五”重点教材《中国建筑史》等也持该说法， 其实东汉以后的历代鸿儒在注解先秦经典时，自觉不自觉地绕过这样一个疑问，即：既然阙和观是同一建筑物，为何先秦文献会出现两种名称？ 面对同样的困惑，当代学者几乎作了同样选择，即回避它们功能上和形式上以及时代上的差异，从而做出它们彼此式样相同或相近的解释。孙机先生说“阙通常是大门以外的两组夯土墩台，台上有屋，登临可以远观，所以，阙也可以称为观。” 就阙观间的渊源关系，韩钊等人从形式上观察，认为阙是由实用性的建筑物“观”演变而来的。 杨鸿勋先生认为：观是由阙衍生出来的；阙只是一种入口的标志，而观则是在阙上建屋，可以登临、居留凭眺；观是单独建造的，但早期多为两观对峙的形式，在宫廷建筑群的规划中，由于观较阙更为壮观，实际上宫门双阙多是以观代阙，此时登眺功能退居次要地位，主要成为一种礼仪的设置了。同时又认为“无论在功能内容上还是形式上，观和阙都有所不同，从建筑学的意义上，两者应予区分。” 杨先生前后矛盾的阐释实际上反映了人们普遍的困惑，一方面明知阙、观之间应有区别，另一方面受历史文献左右不知将之如何区分。刘庆柱先生从空间位置的分布上观察，认为“城阙立于城门两侧，宫阙立于宫城与宫殿的两侧。这两种阙与城墙与宫城相连，均可登临、守卫。” 黄金贵注意到阙和观在功能上的差异，认为：阙使用对象范围广于观，设地异于观，上古之观，为天子、诸侯方可使用，天子两观，诸侯一观，分别设在宫廷的应门、雉门之前；汉代设阙，不惟天子、诸侯，不限于朝廷，广而设之；阙比观高大，且形制丰富多样；阙具礼仪和标志作用，汉阙纯是一种装饰性建筑，用以衬托主体建筑物的威武庄重，也用以显示建筑物主人的身份、地位。 由于阙天然地和高等建筑的门相互关联，“门阙”一词被各领域的研究者广为使用，人们从没有想到如何从概念、从内涵上去界定它们之间的差异，更没有关注门、阙以及门阙、阙门各自概念上的差异和彼此间演化的轨迹，人们有意无意地模糊了它们之间的差异，认为门阙主要是“城门、宫门的门阙，古代陵墓的陵园门阙、墓门门阙和古代祠庙及其它礼制建筑门阙”。 在研究实践中，门阙、阙门概念被严重扩大化，它既指独立于门的阙，又指和门相连的阙形门，还指单独的门，包括门上没有建筑的和门上有楼屋建筑的门。 2、先秦的阙 阙，“古代宫殿、祠庙、陵墓前的建筑物，通常左右各一，建成高台，台上起楼观，以两阙之间有空缺，故名阙或双阙，” 当代人们对阙是建于高台上的独立建筑物、通常左右各一的界定没有异议；东汉及其以后人们解释“阙”的名称时，以两阙之间有空缺，人臣朝君至此当思所缺，故名阙或双阙。 阙的起源或说“可能脱胎于原始木华表标杆”， 或“可追溯到几千年前新石器时代修筑的可供了望和守卫的木楼”， 从商代甲骨文有阙的象形字推测，“至迟商代已有了门阙建筑。” 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商代、西周之际阙的实物资料，从（唐）贾公彦注《周礼》时言“周公谓之象魏”看，似乎西周初年周公制礼时便有了这种功能与形状兼具的建筑物，按照礼制规定，阙似乎只有王室和鲁国才能使用，其他诸侯国可能没有资格使用这一建筑物。《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记载的（康王）二十一年（公元前999），“鲁筑茅阙门”， 是西周时期诸侯国建造阙的最早记录，我们可以看出这时鲁国的阙建造得还很简陋，是以茅草覆盖屋顶的，由此可以推想周王室的阙可能是瓦覆屋顶。 春秋时期，礼制崩溃致使阙在各诸侯国相继出现，各地竞相使用。文献上最早见到阙的记载是《诗经·郑风·子衿》：“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反映了郑国国都熙熙攘攘繁荣的景象，但郑国国都的阙似乎建在都城门外，而不是宫城门外，否则宫禁之地何来人流；拟或城门和宫门外均建有阙，也未可知。聂政为父报仇，在邯郸阙下鼓琴，“政鼓琴阙下，观者成行，马牛止听，以闻韩王”， 邯郸阙的位置或为城阙或为宫阙，悠扬的琴声使得牛马听到后也能被感动，说明此处的阙下不在宫禁之地，是城阙的可能性较大。阙在当时既是一种标志，也是一个界限，按照礼制，据《谷梁传·桓公三年（公元前709年）》记载，诸侯们嫁女时，“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门，诸母兄弟不出阙门”，除了阙有界限的意味外，还说明春秋时期诸侯国使用阙已经不是个案。东周社会的剧变，王室的权威进一步受到诸侯们剥蚀，更有甚者，郑伯竟然“享王于阙西辟”，公元前673年，郑伯挟持周王攻进王城，杀死王子颓后，在成周的宫室阙下宴请周王，诸侯们恣意和跋扈于此可见一般。 到了战国，阙，已然成为各诸侯国国都中王宫的象征，同时阙作为建筑本身,经过春秋战国各国不断的建筑实践, 形式上也不断地创新变化，阙在发展过程中为了以示等级上的级差，逐渐有了形制上的区分。《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子家驹曰：‘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于哉？’子家驹曰：‘设两观，乘大路，天子之礼也。” 何休注曰：礼，天子、诸侯台门，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内阙一观。东汉班固《白虎通义》：“门必有阙者何？阙者，所以饰门，别尊卑也。” 由最初的单出阙演变为双出阙、三出阙。与此同时，阙也用在贵族陵园中，《吕氏春秋·安死篇》曰：“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则至迟战国晚期诸侯国陵园中开始有了阙的标志性建筑。秦始皇陵园发现的独立三出阙，说明至迟秦陵建设时期最高级别的三出阙已经形成。同时表明以单阙、两出阙、三出阙为体系的古代阙制已经成立。 秦孝公迁都咸阳时，“冀阙”被当作最重要的建筑物而首先被营建，《史记·秦本纪》载，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秦始皇陵园东西内外城间发现的三出阙是考古所见最早的实物，雕梁画栋的阙在每年的仲冬，“涂阙庭门闾”， 均要漆刷一新。 阙的最初功能是出列教令，其名称先秦时有魏阙、冀阙、象魏、观魏之称， 看来此时的阙尚无一致的名称，各诸侯国有各自的叫法。每当国家有新的法规政策出台，书写后悬挂在高大的阙上，据《周礼》的记述，每年的正月，都要在阙上“布教”、“布刑”、“布治”、“布政”， 就是书法规、政策文字于版，太宰负责治象，司徒负责教象，司马负责政象，司寇负责刑象，将它们悬挂在阙上，广布天下。到战国后期，秦孝公于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时，此时阙的公告栏作用已完全退居次位，变成一种等级礼仪装饰和标志物。 受东汉以来人们对先秦文献作注的影响，今人也认为先秦的阙和门相连，这是以讹传讹的结果，我们认为阙虽然和宫门、城门关系密切，但先秦时期它们之间并不是连在一起的，阙于门前独立存在，秦始皇陵园的三出阙和门的关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门、阙关系。秦王嬴政平定醪毐之乱后因故疏远其母亲，一时间说客云集，纷纷劝说秦王收回成命，谏而死者达二十七人；齐人茅蕉冒死劝谏，《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引《说苑》云：“皇帝曰：‘走告若，不见阙下积死人耶？’”被处死的谏客摆放在阙下，而不说门下，是故门、阙的位置有别。如果说这条文献还不足以说明门阙之间距离的关系，那么，《世家》“梁孝王二十九年十月入朝，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于阙下。”使节乘驷马车迎梁孝王于阙下，显然阙与宫门并不相连，在空间上它们不在同处，否则就不会有乘车迎接之说。 由于阙独立于宫门、建造在宫门前，久而久之就演变成王的代称。《庄子·让王》“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左传·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宫室发生火灾，“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伤人则止，财可为也。”高诱注《淮南子·淑真训》“是故身处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阙之下”时说“魏阙，王者门外阙，所以悬教象之书于象魏也，巍巍高大故曰魏阙。”日久成习，它们慢慢变成朝廷或王的代称，汉唐之际以“阙下”代称朝廷或皇帝的现象并不鲜见。秦汉阶段经常会有宫阙连用的现象。泛指与皇帝居住有关的场所。 汉代以后，阙和门的关系以及阙本身的形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在继续保持传统的独立双阙的形式下，阙形门即含有阙制因素的门开始出现，标志着古代阙制演变到一个新的阶段。形式的变化导致名称方面出现歧义，这也是东汉及其以后儒家们出现“观，阙也”解释的原因。阙必然和高等级建筑的门发生着依存关系，正是如此，“阙门”、“门阙”一词在古代比较流行，尤其是汉代以后更为风行；也因为阙本身所具有的高贵属性，阙门、宫阙、宫门阙、门阙等也就泛指高等级建筑群。阙和门连用的现象最早见到的是成书于战国或秦汉的《周易·说卦》：“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文献上诸如：“霸陵园门阙灾”、“秦始皇立石海上以为东门阙”、“过宫门阙必下车趋”、“门阙罘罳甚盛”等现象比较多见。 考古学研究中的术语应当有比较严格的界定，一类遗迹现象背后应当指向一类较为固定的组合关系，也就是名实之间要有相对固定的搭配。古代阙和门之间存在种种时代差异、空间组合差异、形式结构差异，对门、阙、门阙或阙门，我们应当使之尽可能地予以区分，混同使用带来的研究混乱已经显现。虽然历代文献中“门阙”、“阙门”有普遍的应用，但仔细分析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多数文献中该类词其实是一种泛称，并非确指，历史上“门阙”一词使用较多，也早于“阙门“的使用。门阙更多的含义是指代宫室，阙门多是指以门为主的建筑，包括阙形门，这两种名词对应的应当是含有阙制因素的门，单独的门即使其上建有再豪华的门楼，也不应当称为阙门或门阙；这点唐宋文献上就多称为观，如唐长安城明德门上的建筑就称为“明德观”。对于含有阙制因素的门阙合一的建筑，称其为阙形门更合适些。 3、先秦时的观 先秦以来还有一种高台建筑为观，其建筑的外在形式和阙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即形式上同为高大奢华的木构建筑下是夯土堆筑的土台，它的功能是供人们登高望远。《释名·释宫室》：“观，观也。周置两观，以表宫门，其上可居，登之可以远观，故谓之观。”班固《白虎通义》：“所以必更筑观者何？尊之也。” 观的功能历来没有异议，这是和阙的最大不同。从东汉开始，人们将阙和观混为一谈，至于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我们认为和阙形门的出现有关。受东汉以后人们看法的影响，当代权威的《辞海》仍沿袭历代的观点， 除说明“观”具备“楼台之类”特征外，也是将阙、观视为同一建筑物。阙、观混谈的现象同时说明作为“观”，此类建筑物应用范围比较宽泛。外形上具备高台建筑形式的观有三种情况：一种是用在登高望远的场合，与严格的等级意义没有太多的关系；另一种是同时具备观望和等级作用，用在和宫门等相关的高等级建筑上；还有一种情况是泛指道教兴盛后的宗教庙宇。这里我们讨论的重点是和宫门密切相关的观，它起着装饰、辅助门的作用。 阙、观均与宫门、城门有关，巍峨的宫门建筑昭示了王者之威，最能帮助居住者起到强化威慑点睛的作用。先秦时期王室、诸侯国均对城门、宫门的建设投入了相当的关注。《公羊传·昭公25年（公元前517年）》上昭公和子家驹的一段对话说明，先秦时期观的数量在使用上也有等级上的区分，只有天子级别才能享用“设两观”， 许慎《说文解字》亦说：“天子两观也”，《左传·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 ：“宫室不观，舟车不饰。”可见先秦时观在宫室建筑群中并非可有可无的建筑，宫室无观则与君王地位不符。到了春秋时期诸侯国僭越成俗，连号称最讲究周礼的鲁国，使用两观竟然不知道是越礼行为；诸侯国虽可以使用观，但只能用一观，东汉经学家何休注《左传》：“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内阙一观”。依据周制，天子诸侯宫门皆筑台，台上起屋，这种门称为 “台门”，从字面意思理解，所谓台门即大门上方另建有房屋建筑的门，《礼器》：“有以高为贵者，天子、诸侯台门，家不台门。”天子宫殿大门使用的两观，设在门的两侧，与门相连，左右各一，形成门、墙、观三者直线相连的分布格局；诸侯的一观可能就是直接建在大门顶部正上方的房屋建筑。一般人包括大夫的庭院大门没有资格使用观，否则就是越礼。 汉代以后“台门式”的门多建在城门、宫门正门之外的门上，名称使用上也有称其为观的，兼具装饰门和观望的双重价值。 3、先秦阙、观功能 阙没有登高望远的功能，而观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登而望之，古代文献中尚未见到可以登阙以做望远的记载，倒是登观望远的记载比比皆是，《释名·卷三》：“观，观也，于上观望也。”《左传·哀公十七年（公元前478年）》：“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左传·哀公十七年》“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礼记·礼运》：“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左传》上也有相同的记述，孔子所出游的观位于鲁国王宫正门即雉门（或称应门）上。《左传·僖公五年》“公既视朝，遂登观台以望。”秦二世在中丞相赵高的蒙蔽下出居望夷之宫，《史记·李斯列传》：“赵高诈诏卫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内乡，入告二世曰：‘山东群盗兵大止！’二世上观而见之，恐惧，高即因劫令自杀。”望夷宫在咸阳原东泾阳县城东南的泾水岸边的泾阳县将刘乡王福存和二杨庄一带，作为离宫的望夷宫门同样设有可以登高望远的观。 先秦阙、观在功能上的差异泾渭分明，由此导致了它们建筑形式的不同，也决定了空间位置的差异。从文献记述推测，天子宫廷的观位于门的两侧、与门相接，《左传·定公二年（公元前508年）》“夏五月壬辰，雉门及两观灾。”观与雉门发生火灾，表明二者相距很近，则观当建于王宫的正门，位于门的两侧与墙垣相连，这样才有雉门及两观同时发生火灾的记载，而阙因为和大门在空间上有一段距离，同时发生火灾的几率比门观要小，文献上也少见这样的记载。 先秦时阙、观各自具备不同功能的情况到汉代发生了变化。成书于汉代的《尔雅》一书为我们释读古代名物制度带来混乱，该书中诸如“室谓之宫，宫谓之室” ，“观谓之阙”一类的解释屡屡可见，自从《尔雅·释宫》“观，谓之阙”之后，历代学者几无例外地不约而同将阙、观视为同一种建筑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阙，门观也”，晋代郭璞注《尔雅·释宫》认为观为“宫门双阙。”晋崔豹《古今注》：“阙，观也，古者每门树两观于其前，所以标表宫门也。其上可居，登之则可以远观，故谓之观。人臣将朝，至此则思其所阙，故谓之阙，其上皆丹垩，其下皆画云气仙灵、奇禽怪兽，以昭示四方也。”宋代邢昺疏：”雉门之旁名观，又名阙。”《日知录卷三十一》：“两观，阙也。”徐凯《说文解字系传》卷二十三：“盖为二台于门外，人君作楼观于上，上圆下方，以其阙然为道谓之阙，以其上可远观，谓之观，以其县法谓之象魏。” 由以上可以看出，将阙和观视为一物的正是东汉形成的。阙在东汉依然盛行，大量保留到现在的墓园单石阙、二出阙即是明证，因之东汉人们对阙的认识，不论是概念还是形式，都是不会出现差错的。或许是汉代开始，尤其是东汉，也许人们对观的概念发生了变化，此时观已经演化为专用的、独立的建筑物，人们把和门相连的建筑物不再称为观，这样在解释先秦文献时，便产生“阙，门观也”的结论，再往后，演化成崔豹的“阙，观也”；同时，人们发现先秦时观和门之间有密切的关联，而先秦仅有“台门”又没有“门观”之说，鉴于当下观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之推想门上建造的屋顶建筑也是阙，将先秦的“阙、观”误作同一种建筑，以至于后代因袭误传下来。 汉代观类建筑极为兴盛，一般不与门发生关系，常指台榭、楼屋、宫馆，如白虎观、东观、射熊观等，《三辅黄图·观》记述了大量的汉代池观、远观、山观、宫观，仅上林苑就有“昆明观，武帝置。又有茧观、平乐观、远望观、燕升观、观象观、便门观、白鹿观、三爵观、阳禄观、阴德观、鼎郊观、樛木观、椒唐观、鱼鸟观、元华观、走马观、柘观、上兰观、郎池观、当路观。” （晋）陆机《洛阳记》：“宫中……凡九观，皆高十六、七丈，以云母着窗里。”《艺文类聚》卷六十三引汉李尤《东观赋》：“上承周阁，下属周廊。”汉观之制，极尽华丽多彩。《说文》中解释“阙，门观也”，似乎说明，东汉时人们将门上的屋顶建筑是称作门观的，宋元时人们对城门楼的建筑多数是称作观的。 阙、观在秦汉以后有和宫连用的现象，称“宫阙”、“宫观”，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因为高大的双阙多建在宫城正门前面，魏晋以后多以“宫阙”代称宫城。唐宋诗词中尤为多见。 综上所议，我们认为，阙与观均是高台建筑，并且是级别较高建筑物的标志性附属建筑；先秦时，与门相连的观是宫室大门上标志性建筑，汉以后，观失去等级概念的附加表象，并且逐渐失去和门的关联性；阙，从先秦至唐宋，从来都是权势和等级的标志，它单独耸立在高等级建筑大门的前方；先秦、秦汉宫室、陵园大门上的建筑名称应当为门观；秦代形成的古代阙制到汉代开始又有了一系列新的变化，明清时最终退出建筑舞台，一些名称虽然仍为阙的高台建筑仅徒具名称而已。 3、 古代阙制的发展演变 从历代阙的发展、演变轨迹观察，古代阙制的发展分三个大的阶段，以秦朝建立为界，之前为经典的古代阙制的形成时期，使用范围局限在统治阶层，阙为独立式，分布在宫城、都城大门之前，形成单阙、双阙和三出阙三种等级递进的用阙制度；汉魏唐宋为古代阙制的滥觞时期，阙的种类复杂多样，有独立式阙、阙形门、凹字形阙和角阙四大类，阙的使用范围一度在汉魏时扩大到下层统治阶层，到唐宋又回归为高级统治阶层专用；第三阶段元明清为阙制的式微时期，不仅阙的种类减少，独立式阙、阙形门消失，而且凹字形阙和角阙已经变成仅具其名不具其实的建筑，使用范围似乎仅限于宫城，各式牌楼的兴起可能是古代阙制消亡的原因之一。 作为标志性的建筑物，阙一般耸立在都城、宫城的前面；但迄今没有资料证明这样的推断，即阙树立在都城、宫城的正门外，或者阙只与正门发生关系；唐宋以后似乎有这样的规律可循，即在坐北朝南的都城、宫城、陵园，即使其他方向的大门也设置有阙，但南门外的阙更具尊贵性，对阙的数量也多于其他方向，形成各门之间的主次之分；而秦汉魏晋时期，从阙、门之间的空间位置和对阙的数量上，我们看不出任何规律性，也即我们无法从都城、宫城和陵园大门外阙的有无、对阙的数量来判断建筑主体的方向。 1、经典阙制的形成 由于实物、文献资料双重缺乏的原因，直到现在，我们还勾画不出经典阙制的形成过程。 从文献分析，作为古代中国独有的建筑形式，阙的产生不迟于商代后期，因为甲骨文中曾经发现过“阙”字；西周时周公制礼构建统治规范时阙可能就是手段之一，其使用范围仅限王室和鲁国，此时的阙，形式单一，结构简单，鲁国的“茅阙”可资证明；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竞相僭越礼制，用阙也是他们僭越的内容之一，当然阙的建造式、规模和豪华程度已非西周可比；秦陵三出阙的出现，标志着经过东周社会激变后，最高统治权威重构任务的完成，单阙、双出阙、三出阙等级阙制最终形成。 鲁国故城南东门之外，发现东西隔路相对、北与城墙连接的夯土台，夯土台东西宽30、南北长58、间距10米；夯土台之南为护城河。同城的南西门形制与之相近。 鉴于遗址破坏严重，加之作为双阙的夯土台规模和文献中“茅阙”记载间的差异，我们无法判断该夯土台是否属阙的基础，但该资料是我们研究早期阙制的有益线索。（图二） 秦始皇帝陵园发现的三出阙，不仅因为其时代最早而价值倍增，更重要的是它具体而形象的资料为我们认识古代中国这一专有建筑，提供了概念上、形式上弥足珍稀的信息。 虽然到秦始皇陵建设时期古代中国的经典阙制就已经形成，但是汉代以后，阙仍然被广泛地应用于比较多的场合，历代均建有大量的形式有别的阙，历史的积淀使它成为在古代社会中享有独尊地位的标志性建筑，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历代阙制予以检讨。 2、汉魏唐宋阙制的滥觞 （1）、两汉阙制 汉代阙在保持其高贵性的同时，使用的范围日益广泛，举凡宫殿、祠庙、宅第、茔域，均有使用的现象。秦始皇帝陵园虽然只发现三出阙，但是这一最高级别的三出阙用于皇帝陵园，间接地表明与三出阙被人们认可的同时，社会上应当还有使用单阙和二出阙的现象。汉阙基本上沿袭了秦阙的制度，和先秦一样，汉阙仍然是一种装饰性的礼仪性建筑，用于衬托主体建筑物的雄伟庄重，显示拥有建筑物主人的身份、地位。另外，它还是一种界标，依此为界，是宫城或陵园禁地的界限。 汉阙在形式上分为三种，一种是独立式，它们多用于宫门或陵园的司马门外，一般官吏用一对单阙；诸侯、二千石以上用一对二出阙，由一主阙和一子阙构成；皇室则用一对三出阙，由一主阙和两个子阙构成；汉阙的第二种形式是阙形门，这是在门的形制上添加阙制的因素，为门阙合一的建构；汉阙的第三种形式是“凹”字形阙，双阙位于大门之外，其间分别通过夯土构筑的墙体与宫墙、城墙等墙相连。 汉长安城东出的宣平门之外建有城阙，为实物资料中最早出现的凹字形阙。宣平门两侧20米处发现向外凸出的夯土台，现存高8.2、东西13.8、南北11.7米，夯土台和城墙相连接。 宣平门外双阙和城墙垂直连接、其上贯通的建筑形制，它的产生可能是出于加强防御的考虑，这种阙制在汉唐期间最为流行，该形式为曹魏洛阳宫城的阊阖门继承，并一直演化成清代紫禁城中午门钟鼓双亭的形制。 独立式的双阙多建在宫城的大门外，像秦孝公迁都咸阳时建造“冀阙”的标识作用一样，汉代宫室外的阙成为必具的建筑形式，长安城宫城司马门之外多建有独立对称的阙， 未央宫有北阙和东阙；长乐宫有东阙和西阙；北宫有圆阙，这些阙虽然没有发掘，但按照制度它们应当是三出阙。《汉书·高帝记》：“肖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和“诸侯来朝入自东阙，市民上书则诣北阙”，据调查，未央宫东阙位于东司马门外，属夯土高台上的木构建筑，遗址仅存两座夯土台，东司马道南北各一座，间距150米，东西各长32、北阙宽18、南阙宽14米。长乐宫建有东、西两组阙，《汉书·宣帝记》：“鸾凤又集长乐宫东阙中树上”，这里也曾发生过惊心动魄的故事，《汉书·刘屈毛氂传》：“戾太子引兵去，殴四市人凡数万众，至长乐西阙下，逢丞相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 长安城所有宫阙中建章宫东宫门外的凤阙最为著名，《史记·孝武本纪》说它“高二十余丈”，合四十多米。建章宫是汉武帝太初元年建造的，《汉书·东方朔传》：“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汉书·郊祀志》：“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三辅黄图》引《三辅故事》：“建章宫周回三十里。东起别凤阙，高二十五丈，乘高以望远”，《三辅黄图》：“左凤阙，阙上有金凤，高丈余。”东宫门外的双凤阙位于建章宫前殿以东700米，二阙址间距53米，西阙址底径17、高11米，东西并列，阙间有一条南北路。凤阙虽被时下称为阙，但是它的上部建筑形式和观有一定地相似性，因而《水经注·渭水》引“故繁钦《建章凤阙赋》曰：秦汉规模，廓然毁泯，惟建章凤阙，岿然独存，虽非象魏之制，亦一代之巨观也。” 建章宫北宫门外另有北阙，又称圆阙，西汉末年赤眉军攻占长安时毁于战火，《三辅黄图》引《三辅故事》：“又于宫门北起圆阙，高二十五丈，上有铜凤凰。”又引《关中记》“建章宫圆阙，临北道，凤在上，故曰凤阙也。”圆阙的形制和双凤阙的高度相近，高二十五丈，上面均装置了铜凤凰。 建于陕西淳化的甘泉宫，南宫门外100米处有一组双阙，间距50米。 椒房殿正殿之前1.4米处发现东西对称的两座夯土台，发掘者认为其是椒房殿的双阙。如此，则长安城中不仅宫城司马门外建有独立的阙，一些重要的大殿前也建造阙， 但杨鸿勋认为这两个夯土台不是阙，而是“登台木构飞陛的支座”，该现象还见于王莽九庙、河南西汉梁王墓寝殿、湖北潜江楚章华台。 也许汉代宫城内的大殿前是不建造双阙的，殿前建阙可能直到唐代才开始出现。 大约西汉中期以后，阙、观之间在形式上开始相互借用，于是阙的外观形式有了增加，“阙形门”开始出现，它的出现标志着传统以来阙的功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此，有些阙具备了登高望远的作用，同时，阙、观的概念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混淆。在名称的使用上，西汉司马门上的屋面建筑一般情况下不再称作观，仅称作门，《汉书·五行志》：“未央宫东司马门灾”是证。阙形门以汉景帝阳陵的帝陵陵园南门和汉宣帝杜陵帝陵、后陵陵园的阙形门为代表。 汉景帝阳陵帝陵陵园南门遗址位于陵园南垣正中，北距帝陵封土120米，发掘者根据遗址的平面布局，称其为三出阙。遗址有一组两座夯土台，其间以门道相连接。两组夯土台的中间为门道，门道的东西两侧为东、西、内、外四塾，平面为长方形；四塾之外的夯土台呈两出状。夯土台之外环以回廊，随夯土台大小的变化各有等差，其上铺有方砖。 （图三）西汉帝陵中宣帝杜陵陵园的东门、北门以及皇后陵园的东门址平面形状和阳陵南门相近，但较之阳陵少一出夯土台；从平面上观察，阳陵南门台址平面形状均不属三出形，因为设有内外塾的部分不当作主阙台对待，如果硬要按阙的形制相套，也仅两出，明显地和景帝的皇帝身份不符；另外其主副台之间的南侧有台阶状的台梯，可以供人们登高远眺，从而更具备“观”的特征，并且夯土台与陵园围墙相连，不具备与皇帝身份相合的三出阙的特征。（图四） 西汉景帝、宣帝陵园门址形制特征反映了这样的事实，此时人们将原本属于阙的建筑形制，被借用移植到门上，使得门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于是类似阙的门即“阙形门”开始出现，可能正是这一变化，导致“门阙”之词慢慢流布开来，“阙形门”上承西汉，很可能是汉武帝时期开始出现的一种新的建筑形制， 盛行于魏晋唐宋。 两汉时期作为标识性的建筑形式，阙被大量使用在陵园。此时的陵园多仿都城而建，陵园之门、道路因而又称司马门、司马道， 虽然迄今还没有发现帝王陵园的三出阙，但依据文献以及阙制，我们推测，在帝陵和后陵陵园之外，还应当有更广阔的园墙，园墙之外当建造着独立的双阙。 据《汉书·五行志上》“孝宣杜陵园东阙南方灾”的史料推断，在杜陵（皇帝陵）陵园之外，还建有涵括皇帝陵和皇后陵的园墙，双阙必定是相互独立的，否则不会仅有“南方灾”的记载；过去将已经发掘的阳陵中帝陵的南门、杜陵帝陵的东门和北门那样的结构认定为陵园的阙，倘若如此，发生火灾时必定会使门及门两侧的建筑全部烧及，而文献记载并不是这样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已经发掘的阳陵和杜陵的司马门阙不是整个陵园的阙，其形制属阙形门。 东汉洛阳城位于白马寺东，城门及宫门均设有阙， 从文献上分析，洛阳城北宫正门外建有朱雀阙。 ，《水经注·谷水》卷一六引《洛阳故宫名》云洛阳“有朱雀阙、白虎阙、苍龙阙、北阙、南宫阙”，《后汉书·五行志二》：“延喜五年四月乙丑，恭北陵东阙火”，说明高等级的建筑仍然使用阙，推测应为三出阙，但不知道属于阙制中哪种形式的阙。反映东汉洛阳城和东汉帝陵中阙制的实物资料阙如，阙制的具体情形不得而知。 秦汉阙制等级严明，霍光死后其妻在其墓地侈造三出阙， 被以浓厚的笔墨记载下来，说明僭越礼制为社会所不容，会为不谨慎者带来相当的灾难。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壁画上能见到大量的汉阙图像，其中沂南画像石单阙、河南禹县画像砖上的单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图六1、4）既有独立的单阙和双阙，也有缤纷多彩的阙形门，该时段也流行以石质建造的阙。 汉初人物郦食其的庙前就有高达丈余的石阙一对。 今日所见的汉阙多是东汉遗留的墓园石阙， 全国大约发现了32处，其中河南4处，它们是登封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和正阳阙；（图五）山东4处，为皇圣卿阙、功曹阙、武氏阙、吕南孙氏阙；北京1处：秦君阙；重庆4处，为忠县无铭阙（图六3）、丁房阙、乌杨阙、盘溪无名阙；四川19处：分别是梓潼李业阙、贾公阙、杨公阙、无名阙、绵阳平阳府君阙、德阳上庸长阙、雅安高颐阙、夹江杨公阙、渠县冯焕阙、赵家村西无名阙、赵家村东无名阙、沈府君阙（图六2）、蒲家湾无名阙、王家坪无名阙、川西南诏觉石阙、芦山樊敏阙、石箱村无名阙、石羊上村无名阙、成都汉阙。以上汉阙中未见三出阙，双出阙仅见登封三阙、正阳阙、武氏阙、雅安高颐阙、芦山樊敏阙、沈府君阙，其余的均为单阙；除武氏阙、秦君阙、皇圣卿阙3处为祠阙、登封三阙为庙阙外，其他石阙均为墓阙。 墓园石阙低的有三四米，高的有五六米，由阙基、阙身、屋顶三部分组成，只见单阙和二出阙。四川雅安的高颐阙是汉阙中保存的最完整、雕刻最精致的石阙，阙身平面为横置的凸字形，西阙的母阙阙身宽，子阙的阙身窄，二者有明确的主从关系；其枋子和斗拱迄今仍棱角分明；檐与自阙身向上层层挑出的斗拱、拦板相接，在屋顶和阙身之间形成一个过度层，屋顶由两层不相连接的瓦屋组成，有重檐的效果，正脊短而高，两角上翘，这种结构使得整体建筑平衡和谐，气势宏伟、昂扬。（图六、5）东汉时画像阙多象征性地雕印在墓内墙壁上或墓门两侧，河南南阳及郑州、山东、四川、苏北、陕北、内蒙古均有发现。 还有一种北方地区少见的崖墓阙，在四川乐山一带广为分布， 共发现76处，其中单阙10余处，余为双阙。阙多雕刻在崖墓入口两侧，少数位于墓内，形状为仿木结构的单出阙。墓门阙和墓外阙象征茔域范围，墓内阙设置在墓内后室门前，象征寝门阙， 可以反推阳间宅院内有使用单阙的可能。 云南昭通一座东晋墓内壁画上层绘有一座楼阁，其旁有单阙一座，榜题“阙”。 说明非皇室的普通宅院门前在汉代也有用阙的现象。河南郑州、焦作出土的西汉中后期的陶制院落明器中就发现阙楼，郑州出土的两组陶院落，一组阙楼立于门房两侧，一组位于门房之东，证实此时一般民居院落也出现仿宫殿建筑形式设阙； 焦作东汉墓出土的仓楼前有一长方形的院落，院落的前墙做成一对单阙，阙顶部为四阿形，下为叠涩方锥形。郑州北二街五号画像砖墓中的封门砖上见到有包含树木、庭院、门吏、门阙等的画像，阙呈细高状三檐造，立于门两旁且有人把守。 （图六、8） 在图像资料中有很多的阙形门图像，表明这种集门和阙二者合一的建筑形式受到广泛的欢迎。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幕府南门”等（图六6、7、8）和沂南画像石上均有形象的资料。（图七、八） 姜生考察汉阙后认为，它是早期道教所追求的仙界的象征符号，属人仙两界交通的神学媒介，是道教神学家为死者提供的引导墓主通天升仙的天梯， 这种对墓阙功能性的解释或可备一说。 （2）、魏晋南北朝阙制 魏晋时期处于急剧变化的时代，阙制演变也深受其影响，愈是动荡不安的社会，就更加需要以表象的形式来加以强化，由此导致该时段是古代阙制持续发达兴盛的时期，魏明帝在洛阳南司马门外愈建巨阙，不料施工中出现意外，致使“数百人”死亡， 在当时的士大夫眼中，维系国家法统的三件大事之一就是树双阙于宫门，“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铸九鼎，三者欲树双阙。” 文献以及实物资料显示，独立于宫门外的三出阙依然存在，曹魏初期在东汉洛阳城的废墟上重建都城，据说每座城门皆有双阙。 晋代洛阳城门均设双阙，“洛阳十二门，皆有双阙”。 鉴于阙属于宫城或国都的标志，建造时一般由负责国家级建设项目的将作大匠担任工程的指挥。魏晋洛阳宫城阊阖门外的凹字形三出阙为该时期最完整和最具特征的建筑形式；阳陵、杜陵以及东汉盛行的阙形门也仍在流行。 北魏宫城正南门阊阖门前的双阙，继承了西汉都城宣平门的阙制，但又有变化。（图九）从曹魏一直沿用到北魏的阊阖门布局完整、形制独特。高大的双阙通过围墙和城门连接，类似清代紫禁城的午门，连郦道元也觉着这种形制不合古礼，“夹建巨阙，以应天宿，虽不如礼”，但又认为在阙观形制与功能合一方面还有可取之处，“犹象而魏之上加复思，以易观矣。” 它位于宫城南墙缺口北侧的一座长方形夯土台上，即整个门址不在南墙上，而是后坐于宫城南墙，门上部为殿堂式门楼，十分宏伟壮观，城门楼台基东西长44.5、宽24.4米，台基上等距分布有东西四个夯土墩台，并由其隔出左中右三个门道，门楼由东西8列、南北5排共40个柱础坑，构成面阔7间、进深四间的殿堂式柱网格局。城门前左右两侧各有一夯土台阙，阙与城墙平齐，与文献“墙夹巨阙”记载相合，两阙间距41.5米，单个阙台29米见方；东西两阙分别是由一个母阙和连接北侧与其东侧（或西侧）的子阙形成曲尺形的子母阙。每个阙体平面均为两端直角对接的三出形，呈曲尺形，分别有一个母阙、两个子阙，最小的子阙分别与宫墙、宫门相接，即左右两阙直接与南宫墙连接，并通过左右院落的窄墙与城门连接。发掘者认为，这种布局形式和重在礼仪的魏晋时代特征有关。 这一阙体的平面形状可能被唐宋陵园中的角阙继承。 东魏、北齐的首都邺南城正南门（朱明门）属凹字形阙，在门的两侧，各有一向南伸出的、东西并列的夯土墙，间距56.5米，墙分南北两部分，北部长34.2、宽12.1米，南部为方形，边长14.68米，形制类似北魏阊阖门，但门、墙呈线状分布的特点有别于阊阖门墙、阙呈线状分布的特点，并且出阙的数量和门的级别不合。 （图十） 社会上各色人等为显示其身份和地位，在庙宇、墓园、宅院等建筑物前大量使用各个等级的阙制，一如东汉后期的状况。石质双阙当不在少数。阙形门的形制有所创新，安阳出土的北齐墓葬中，石棺床模拟实景，在大门处雕制了一组两出阙，中间为敞开的通道，子阙与围墙相连，同样形象的资料还有现藏德国科隆东亚艺术馆的石阙；甘肃麦积山西魏石窟中的城阙壁画，三层高的庑殿顶城门两侧，一对双阙和城墙相连。 （图十一） 六朝时期的梁南平王萧伟陵也发现独立的陵墓双阙，阙为独立式土木结构。位于陵区南端，距陵墓封土约800米，平面为长方形，长11.82、宽2米左右，由东西两座单体阙构成，神道从中间穿过，宽5.67米。基座及下部保存较好，基座由青砖侧身竖砌，基座以外铺青砖为散水；阙身主体以纯净黄土夯就，下部残存1米高的砖砌墙；阙基四周有柱洞，两阙之间有两个巨型柱洞，疑为阙门柱。 这一形制类似阙形门的结构。 曹魏邺城的铜雀三台结合城垣筑成基座，曹植在《登台赋》中有自豪的吟诵，“建高殿之巍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中天之华冠兮，连飞阁乎西城。”所谓双阙是大台上主体楼阁两侧的建筑， 可能并不是我们此文讨论的阙，曹植在这里只是借用了“阙”的名词，来比附铜雀台两翼建筑的巍峨高耸罢了。 （3）、唐宋阙制 经过魏晋南北朝社会思想文化的整合，隋唐社会又一次形成大一统局面。阙制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汉魏时广泛流行的城阙、宅阙、墓阙、庙阙日渐减少；树立于宫城的宫阙数量也明显变少，一般仅在宫城南门外设置，阙和门平面布局的不同组合，可能有等级级差的意蕴； 相反陵阙最为发达，陵制完备的唐代帝陵共有六组三出阙，陵园的四座门外均有一组独立的双阙，朱雀门外除双阙外更有一组乳台三出阙和一组鹊台三出阙， 也即南门外有三对三出阙。 北宋宫阙可能基本上维持唐阙制度，但陵园阙制复杂宏大，不仅南门外有独立对称的两组三出阙，东、西、南、北四座陵园大门也设计成三出阙形门；唐代开始出现了陵园四隅的双向直角相连的三出形角阙，上承阊阖门的阙制因素，下为宋陵角阙形制所继承。（图十二） 隋唐两京宫城的城门一般在正南门外设置双阙，大明宫正南门承天门和隋唐洛阳城宫城正南门则天门的门、阙平面布局近似， 洛阳则天门，其墩台有楼观主体墩台、左右连接体墩台、东西垛楼墩台、向南连接双阙的夯土台以及东西对称的双阙夯土台，平面大体呈凹字形。 和魏晋阊阖门不同的是双阙在南墙之外，门体楼观和南墙平齐。两阙东西长度约30米，每个阙体为双向直角连接的两对三出阙；西阙的子阙分别伸向西和北，东阙的子阙分别伸向东和北。两阙的高度为唐“一百二十尺”，合35米多。（图十三） 唐代不惟都城正南门外建造三出阙，在宫城大明宫内主殿前也建造有三出阙，（图十四）殿前建阙的阙制是考古发现中的首例现象，值得关注。大明宫含元殿东西两侧正前方的三出阙，是阙制中凹字形阙的一种变化了的形式。殿前左右两侧的翔鸾、栖凤双阁，通过廊道与大殿相连。 懿德太子李重润之墓，号墓为陵，使用天子制度，其墓内出现二十四竿戟架即为明证，墓道壁画中见到一组三出阙。 阙形门在隋唐时期依然流行，隋唐长安城大明宫夹城北垣的正门即重玄门就是此例。（图十五）门墩夯土台居中，单门道结构，墩台东西两侧均作三出阙状，敦煌莫高窟196窟晚唐壁画表现的有同样的画面。门阙合一的阙形门形制直接影响到北宋皇陵四神门的布局。 多数唐陵陵园的司马门外设置石狮一对、夯土高阙一双，“四神门与各门前的土阙间距从二十余米到一百米不等，最普遍的距离在30—40米之间。南神门外双阙的间距，前期多在60—70、后期多在80—110米。” 据说乾陵陵园四角还设有角阙，为三出状。 为了彰显朱雀门的地位，朱雀门外依次建有三组独立的双阙。 近年经过发掘获知唐太宗昭陵南、北司马门遗址的形制，南北司马门遗址结构布局大小基本相同。北司马门遗址位于九嵕山北侧山坡的三个小台地上，是一组完整的南北向轴对称建筑群，从北向南依次为东西相距31.5米的一组独立的三出阙、对称的列戟廊、庑殿式门址、围墙及其内的建筑。独立、相对的一组三出阙位于门址的北侧，阙址夯土，外侧包砌砖。南司马门外的三出阙，阙台基底包砖磨光对缝，四周有宽0.8米的砖铺散水。 最能反映唐代帝陵阙制的是乾陵。乾陵乳峰上的一组乳台三出阙，在陵园正南的司马道南端的东西两侧，北距朱雀门约650米，双阙分别筑在海拔944、930米的东西乳峰山顶，高耸于峰巅，东乳峰的阙台顶部还残留有部分铺地砖，测得其高度为14.4米，应是乳峰三出阙原始高度；西阙残高仅9.7米。西阙的三出阙基址平面呈双重凸字形，基础以石条平砌构成，基座平面四边有砌砖线。砌砖线内基座面减地2厘米，基座中心为夯土筑成的阙台，上下收分显著，夯筑坚实，四周向上收分叠压平砌砖墙，将夯土阙台包裹在内。从剖面看，西阙基址突出部分呈阶梯状，西端低而东端高；最西端的第一台阶高0.30、第二台阶高0.57、第三台阶高0.76米，基础东端通高0.76米。依照基址高低所夯筑的阙台顶面，亦形成错落有致的阶梯状。 乾陵朱雀门外东西两侧的一组三出阙，其形状、结构与乳峰双阙大体雷同，亦为石条铺砌基址，夯筑阙台，在砌砖线内向上收分平砌叠涩外包砖墙。以东侧基础为例，平面呈双重凸字形，面阔23.5、最大进深12.45、最小进深9.8米。基址凸字突出部分南北边沿第一次内收0.725、第二次为0.625米，不似乳峰基址内收规范，且基址呈一个水平面，没有乳峰基址的阶梯状结构。东阙残高11、西阙残高12米。 朱雀门外第三组双阙位于朱雀门南约3000米处，东西两阙间距101.8米，东阙址底部长31、宽27.4、残高9.8米；西阙底部长37、宽21、高17.2米。从尺寸上判断鹊台应当为三出阙。 唐太宗时著名的大臣魏征死后埋葬在昭陵附近的凤凰山上，墓穴以山凿石，墓前设置一对土阙， 因为没有进一步的资料，不清楚是几出阙。 北宋汴京宫城正门宣德门的门阙形象在辽宁博物馆所藏的一件宋代铜钟上有所展示，形式和阊阖门的相近，阙为三出形。（图十六） 据杨鸿勋研究，认为正南门呈凹字形，中间有五个门道，左右有掖门，上面的城楼叫宣德楼，两翼前身有对峙的双阙楼，转折处有垛楼。 当时人们称这种双阙为“两阙亭相对”。 北宋皇陵的陵园建制基本相同，帝、后陵园均以陵台为主体，四周围护神墙，神墙四隅建有角阙，神墙每面正中位置开一神门，门侧设有与神墙连接的阙台，南神门外的神道两侧石像生之南有一对夯土乳台双阙，最南端入口处为一对夯土鹊台双阙。 每组阙台东西距离为40米左右，以宋真宗永定陵上宫为例，（图十七）北宋皇陵门阙台址和乳台台址、鹊台台址形制相同，均为三出阙式，只是大小、高低略有差异。阙台夯土筑就，外表包砖，平面呈双重凸字形，一般长19.3、宽9-9.85米，两侧壁面均作两次内收，每次内收0.2米，推测在高大的夯土台上有面阔三间的三出阙阙楼。 （图十八）每组三出阙台的高度因人而异，宋宣宗永安陵乳台高二十五尺（每尺合33厘米），鹊台增四尺，神墙高九尺五寸； 宋真宗章献明肃刘皇后陵园，神墙高七尺五寸，乳台高一丈九尺，鹊台高二丈三尺。 陵园四隅也作成母阙对接的双三出状。（图十九） 党项族赫连勃勃创建的大夏国王陵埋葬在宁夏银川市西35公里处。帝陵陵园建筑由角台、鹊台、碑亭、月城、陵城、门阙、献殿、陵台等组成，有的陵园筑有外城，陵园自南而北，以东西对称的鹊台、碑亭以及平面连接为凸字形的月城和陵城组成陵园的基本结构。西夏陵独具特征的是鹊台、角阙、阙形门虽为三出阙状，但阙的外形平面呈弧状的形态绝少见到。 陵城套在月城外和月城共用北墙，月城南面正中开辟阙形门；陵城四面各辟一阙形门，四隅建有角阙。9座帝陵陵园中借鉴汉族的习惯，也设置了阙。圆形三出阙的形制和中原地区长方形三出阙不同，并且这一形式是中国古代唯一的现象。 3号陵园月城与陵城连接平面为“凸”字形，月城南门由门道和两侧的三出阙构成，每侧门阙以三个连续的逐次渐小的近圆形夯筑墩体组成。靠门道的墩体最大，底径6.5米，两侧墩体依次递减0.5米左右。墩体内外壁面有旋砌弧形包砖遗迹。两侧夯土间距9.3米，门道宽9米。陵城四隅角阙和门屋两侧门阙，皆由相互连接的近圆形夯筑墩体构成。东南、西南两角阙由5个墩体构成，东北、西北两角阙由7个墩体构成。拐角处的墩体最大，外侧呈半圆形鼓凸墙角之外，底径8米余。两侧墩体底径依次减少0.5米。门屋两侧门阙各由3个墩体构成，靠门屋的墩体最大，底径7米左右，每侧门阙长13.5米，南门阙间距17.5米，其余间距近10米。（图二十） 3、 元明清阙制的式微 中国古代阙制发展到元明清三代，传统意义上的阙已经基本消失，除皇宫正门还继续使用具有象征意义、形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所谓的阙外，独立对称的阙、阙形门、直角对接的三出形角阙等完全从高等级建筑群的标志地位退出.。明清故宫的午门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金中都正南门应天门外建有双阙，元大都大内的崇天门置有双阙， 推测双阙属凹字形阙制。 南京午门是宫城的正大门，始建于1366年，是一座三孔门卷两边有双阙的雄伟建筑。楼顶有漂亮奢华的仪凤楼，整个午门平面呈一个倒写的“凹”字型，两边是伸长出去的双阙，现在御道街遗存的午门遗址是明故宫留给今人的最大的明故宫实物，极为珍贵，可惜的是午门遗址的双阙在上世纪50年代被无情的拆除了，只剩下中间的城墙。 朱元璋在他的家乡凤阳建造的中都正南门为午门，东西两侧有双阙，“午门：正南； 左右阙门：午门东、西”。 洪武十年在南京改建大内宫殿，“阙门曰午门，翼以双观”。 （图二十一） 明清紫禁城的午门是皇帝每年冬至颁发来年历书的地方，只有在这一点上午门的钟鼓亭还保留着先秦以来阙的部分功能。午门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清顺治四年（1647年）重修、嘉庆六年（1801年）又修的午门，平面呈“凹”字形，门的形制沿袭了汉魏阊阖门、唐朝大明宫含元殿翔鸾栖凤双阁以及宋朝宫殿丹凤门的形式。午门分上下两部分，下为墩台，高12米，正中开三门，两侧各有一座掖门，俗称“明三暗五”。墩台两侧设上下城台的马道。墩台上正中建门楼一座，高37.95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