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市人口红利研究

合肥市人口红利研究_人口负担系数流动人口时间：2013-01-1611:12:46  作者：张力洋论文导读:：人口经济学认为,处于不同年龄结构阶段的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影响。文章以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自然增长率、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负担系数、流动人口对合肥市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人口红利的研究。同时指出现阶段既存在着制约兑现人口红利的不利因素,又面临人口负债期的严峻挑战。并建议制定相应的 政策 公共政策概论形成性考核册答案公共政策概论形成性考核册答案2018本科2018公共政策概论形成性考核册答案公共政策概论作业1答案公共政策概论形成考核册答案 措施。论文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负担系数流动人口　　近年来,合肥市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2010年合肥生产总值2702.5亿元，同比增长17.5%，分别高于全国、全省7.2和3个百分点，连续七年保持在17%以上（沈娟娟、刘甜甜，2011）。对于解释这一现象,大多是从技术进步、体制创新等方面着手分析。比如，杨增权认为“总结合肥近年来又好又快发展的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紧紧抓住了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杨增权,2009)”合肥市统计局工交处在统计分析中指出，合肥经济的飞速发展，得益于“‘十一五’以来，合肥市大力推进“工业立市”战略，狠抓工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工业经济加快发展的政策。（合肥市统计局工交处,2010）”。但较少有人对影响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特别是合肥市正在经历人口红利期这一因素进行研究。　　1.研究背景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迅速降低,仅用30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型人口增长模式转变。在人口结构上,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上升，同时，老年人口比例尚未达到较高水平。因此，中国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这样的一个阶段:劳动力负担从1978年的68.35%下降到2007年的37.42%(李魁,2010)。人口经济学家称这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阶段为“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期”是指一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形成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使得总人口中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在同一时期内都比较低、储蓄和投资增长，经济由此获得额外增长源泉的时期。　　合肥市人口发展同样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出生率从1990年的21.47%下降到2009年的10.23%（见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1）,连续多年保持在全国水平以下;在人口结构上同样也进入了劳动力供给丰富、人口抚养比负担轻的历史时期,即“人口红利期”。因此,对合肥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人口红利及其影响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考察分析,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相关研究综述　　人口因素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早期的人口经济理论多集中于人口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直到20世纪中叶后,人口经济学家们才将关注的重点从人口增长扩展到人口年龄结构,认为不同年龄的人群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人口负担系数流动人口，人口中劳动力对经济产生影响。Brander和Dowrick(1994)、DavidE.Bloom和DavidCanning(2004),他们将总人口分为被抚养年龄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认为被抚养年龄人口的增加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会促进经济发展。第二，人口结构通过影响储蓄率作用于经济。Kelly(1973)认为,人口结构的变动改变了国民收入中消费和储蓄分配比例,这是人口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之一。　　国际上许多人口学者对人口红利的衡量指标做了数量界定，把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抚养0～14岁少年儿童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总抚养比低于50%的年份,作为在人口年龄结构上最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可能获取生育率下降所带来的“人口红利”的时期(桂世勋,2006)。这对于某一国家、地区“人口红利期”的分析和探讨,以及制定相应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同样对于求证并分析我市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人口红利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篇文章正是从自然增长率变动、人口负担系数变动、流动人口的影响等方面多角度对合肥市进行人口红利的研究，以探究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合肥市的人口要素是如何对合肥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以及如何将人口红利转化为切实推进经济增长的人口动力。　　3.合肥市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期”　　3.1合肥市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动态势　　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1953～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合肥市出现了第一次生育高峰。1958～1963年，前3年国民经济困难，出生率降到最低点，死亡率上升，自然增长率锐减到历史最低水平。1961～1963年，经济形势好转，出生率回升，死亡率降到正常水平。1963年左右出现了第二次生育高峰，自然增长率也达历史高峰。1964～1976年，合肥人口自然增长呈逐年减少趋势。13年间出生率除1967～1968年略有回升外，其余年度均连续下降。与此同时，死亡率保持正常偏低水平。1977～1985年虽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但自然增长率仍有缓慢回升论文网。1986～1990年，60年代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人口进入婚育年龄，处于第三次生育高峰期。之后，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都降低到了一个稳定水平。在2000年到2009年期间出生率维持在10‰附近,死亡率在4‰左右小幅波动，人口自然增长率稳定在6‰左右。　　总体来说,建国以来,合肥市人口增长经历了由高峰期进入低谷期,又转入高峰期,继而于推行计划生育工作后进入稳定期的4个阶段,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过渡的现代型人口增长模式。　　图1　　资料来源：合肥市志　　表1主要年份人口自然变动情况单位：人、‰年份出生死亡自然增长人数出生率人数死亡率人数自然增长率19804129912.81131214.07281788.7419853790910.95146794.24232306.7119908075721.47201615.366059616.1119915568214.52194815.08362019.4419925743514.76200405.15373959.6119935130013193754.91319258.0919944982712.46186754.67311527.7919955212512.81194904.79326358.0220005646013.01198424.57366188.442001414699.42178504.06236195.362002413869.3174673.93239195.3720034636410.25185514.1278136.1520044815310.69209514.65272026.0420054532210.07262255.83190974.2420065599812.199605.15460389.9520075303011.1895672.02434639.1620085115610.6180053.73331516.8720095003610.23160503.28339866.95资料来源：合肥统计年鉴2010　　从图1和表1我们可以看出,合肥市的自然增长率在1963年左右出现一个高峰,1963年更是达历史最高峰44.14‰。20世纪6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这一代人经过20年左右后成为省内劳动力。2000年以后,这一代人步入中年,无论是储蓄能力还是人力资本都处于生命周期的高峰,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中流砥柱,这是人口红利期的有力见证。同时，他们在1986～1990年相继进入婚育年龄，使得合肥人口处于第三次生育高峰期，为人口红利期得以延长提供了基础。　　3.2从人口负担系数看合肥市的人口红利期　　人口负担系数,是观察社会对非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程度的重要指标。总人口中除去劳动适龄人口,剩下的就是负担人口。按照国际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是指0～14岁少儿人口和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两部分人口的总和。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之和与劳动年龄人口之百分比称为总抚养比,即人口负担系数。人口负担系数低,意味着劳动力相对丰富而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相对较小。较轻的劳均抚养负担和赡养负担使劳动力资源更容易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从表2可以看出，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过程中,合肥市人口负担系数经历了从1964年高达68.35%的社会抚养比到1990年的31.37%。表3则体现了人口负担系数逐步回升的过程。但总的看来，目前仍是人口负担系数较低的时期。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全市常住人口中，0-14岁的人口为92.5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0.21%；15-64岁的人口为323.9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70.45%；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46.2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9.34%。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1.95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2.25个百分点。（合肥市统计局，2006）　　2010年12月28日，安徽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安徽省统计局等相关部门发布预测，2032年前后，安徽省人口红利期将结束，届时总抚养比将超过50%人口负担系数流动人口，劳动力内部人口逐年老化。（郭娟娟，2010）安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面临巨大压力。根据这个预测,以及结合合肥人口负担系数相对安徽省水平稍低的历史特点，可以估计，上世纪80年代初期左右到本世纪30年代初期左右合肥总负担系数小于50%,这一时期前后大约持续50年左右,是我市低人口负担系数的黄金时期,即“人口红利期”。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带来的储蓄提高和资本供给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推动作用,为经济的高速发展既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本，也提供了资本要素基础。20多年来合肥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正得益于此。　　表2合肥市老、中、少年人口结构百分比及年龄中位数　　资料来源：合肥市志　　表3合肥市人口年龄构成及负担系数变化　　年份年龄构成抚养比（%）0—14岁15—64岁65岁及以上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199924.6767.567.7748.0236.5211.50200022.4670.596.9541.6731.829.85200122.4070.067.5442.7331.9710.76200222.3469.618.0543.6632.0911.56200321.2369.589.1943.7230.5113.21200420.2170.858.9441.1428.5212.62200520.2170.459.3441.9428.6813.25200618.8871.149.9840.5726.5414.03200718.0271.4710.5139.9225.2114.71200817.8871.8910.2339.1024.8714.23200917.0672.4310.5138.0623.5514.51资料来源：安徽统计年鉴（2000~2010年）。部分内容为作者根据年鉴数据计算。　　表4主要年份合肥生产总值　　年份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GDP（亿元）327.15369.16423.98500.67603.64740.92925.611121.291401.551776.862102.13人均GDP（元）7644850596321124813345168072056024230295453680242981资料来源：合肥统计年鉴2010　　田雪原等（2006）学者认为,抚养比（人口负担系数）是刻画人口红利的较为准确且可行的指标。本文选取总抚养比来度量人口红利变化,选取人均GDP来反映经济增长。结合表3和表4的数据，在不考虑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对总抚养比和人均GDP进行简单线性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回归统计 MultipleR0.818369 RSquare0.669727 AdjustedRSquare0.63303 标准误差7276.875 观测值11 　Coefficients标准误差tStatP-valueIntercept171981.935616.094.828770.000936XVariable1-3627.35849.0932-4.272020.002074       t-检验和p值都说明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性。所以可以得到，人均GDP=-3627.35×人口负担系数+171981.9。人口负担系数与人均GDP呈负相关且相关系数的绝对值高达0.818369。说明人口负担系数越大，人均GDP越低，经济发展的程度也就相应变低。这个回归模型虽然无法全面地考量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譬如资本、技术等，并且只有很小的样本容量，但是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合肥市人口年龄结构对其经济的影响。　　从表3中可以看出，从1999年到2009年，总抚养比呈降低的趋势，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这一代人和他们进入婚育年龄后引发的生育高峰人口，70年代（计划生育刚开始实行前后）出生的人口叠加所产生的效应。同时我们应看到，随着老龄化人口比重呈现缓慢增加的趋势，老年抚养亦呈上升趋势。老年抚养比重的上升将导致总抚养系数呈上升态势,“人口红利期”会逐渐向“人口负债期”转变。因此,我们应当在充分利用现有的人口红利的同时,为应付人口老龄化难题早做准备。　　3.3市外流动人口对我市人口红利的影响　　以上主要是从封闭的人口环境去探讨合肥市人口红利的存在,这也是大多数研究者探讨人口红利时所假设的“真空”人口环境。但是毫无疑问,人口流动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势必会影响到一个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从而影响人口红利。　　2000年合肥市区常住人口165.87万。年底户籍人口134.47万，年中132.37万，通过内插得到2000年11月1日户籍人口为133.77万，那么流动人口为32.1万人(钱善刚，2007)。可见流动人口在合肥总人口中占有较大比重。　　合肥市市区建国以来除了1961~1963年国民经济大调整、压缩城市人口时期和1967~1969年受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的严重影响的时期外都是人口净流入地区。合肥市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刘新生在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上透露，自2000年以来，合肥平均每年约增长3万育龄流入人口，目前总数已经接近30万人。统计发现，随着合肥的加速发展，合肥市流动人口的规模越来越大。刘新生说，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共有18至49周岁育龄流动人口88.86万人，其中流出人口60.12万人，占全省1137.5万流出人口的5.29%；流入人口28.74万人，占全省88.48万流入人口的32.48%。流出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三县，共流出58.51万人，占全市流出人口的97.33%。流入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区，共流入25.25万人，占全市流入人口87.86%。（安徽商报2007年）　　从改革开放后到2002年，合肥市区人口增长表现出以迁移增长为主的特点。(钱善刚人口负担系数流动人口，2007)2002年后，合肥市区人口也基本表现着这样的特点。根据合肥民政部门提供的数据，结合合肥学院的抽样调查，目前市区常住人口240万人，75万户，其中，城市户籍人口45万户，常住外来人口30万户。据预测，到2015年，合肥市区常住人口约420万人、140万户，其中城市户籍人口78万户、常住外来人口62万户。(中安在线-新安晚报，2011-1-11)。根据Williamson(1997)的研究,通过具有年龄选择特点的大规模人口迁移,能相对提高一个地区人口结构的生产性。根据合肥市总工会提供的资料，合肥市现有的外来人口从年龄结构上，主要以20~40岁居多，占70%，40岁以上的只占10%。初中左右文化程度占83%，更有3%左右为文盲、半文盲，普遍没有技术等级和职称。（徐传鑫，2005年）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的省外流人口的大量涌入,将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合肥市老龄化的进程。大量机械增长的人口将有助于我市人口红利期的延长，从而弥补合肥市老龄化进程导致人口红利的损失。　　4.兑现人口红利的挑战与政策选择　　4.1合肥“人口红利”兑现的制约因素及挑战　　合肥“人口红利”兑现的制约因素及面临的挑战依然存在。首先是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产生人口红利的“人口机会窗口”并不等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因为它只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穆光宗，2006）　　合肥市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庞大,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持续存在。虽然人口红利期内劳动力人口数量上具有优势,但合肥市人口综合素质却还不能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尤其是外来的流动人口，虽然大多为适龄劳动人口，但他们大多数受教育水平低且从事职业技术含量低。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之后,经济增长将主要不是依靠劳动者的数量增加和价格廉价,而越来越依靠科技进步、劳动技能提高来推动。（郭岚、张祥建、李远勤，2009）合肥应该提前做好准备，加快实现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升级,劳动力的素质的提高在这一过程中的贡献将尤为突出。因此,在关注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的同时,应越来越多地重视全面提高人口质量,对经济持续高质量的增长至关重要论文网。　　同时，合肥人口老龄化有加剧的趋势。随着人口结构老年化的加剧，合肥市老年人口也不断增加，据了解，截至2006年底，合肥市老年人口已达56万，占总人口的11.7%，按照国际通行10%的标准，合肥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合肥市的老年人口仍以每年3%的速度递增，到2025年，预计合肥市人口数量将达到562万人口负担系数流动人口，届时合肥市老年人口将超过140万，将占总人口的25%，并在一段时期内保持一个“老年人口高峰平台”。（江淮晨报，2007）　　这些将导致合肥市面临着“人口负债期”的挑战。首先,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动将对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估计在现行人口政策下,今后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将逐渐减慢。可能会导致劳动力供给结构性失衡。　　其次,按照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储蓄率下降将会引起经济增长放缓。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大量劳动年龄人口转变为老年人口,总抚养比将趋于上升,这最终将导致储蓄率下降,投资能力降低,影响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再次,社会保障负担的加重影响经济增长。人口负债期随着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大幅上升,将进一步加大家庭与社会的支出。老年人口对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大大高于年轻人口,这必然会挤占政府对其他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投入，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压力。因此,“人口负债”将对合肥市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对养老保险制度提出诸多严峻挑战。　　4.2充分兑现人口红利的政策选择　　首先，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将人口数量优势向人力资源优势转变。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要树立人才资源第一的观念,把大力提高人口素质作为实施人口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一是建立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提高全民身体素质;二是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仅需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也要提高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劳动技术培训水平;三是提高全体市民思想道德素质,实施公民道德振兴计划。　　其次，消除人口流动障碍,科学合理引导人口流动与分布。合理的人口流动与分布有利于延长合肥的人口红利期,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市外人口的大量流入,不仅给合肥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而且有利于推迟和缓解老龄人口高峰,为积极应对老龄化高峰赢得宝贵的时间。当然这也增加了合肥市资源、环境、治安等方面的压力。但对合肥来说,合理引导和调节流入人口的关键,在于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建设高水平的劳动力市场,减少一系列制约劳动者顺畅流动的政策措施,增加对市外高层次人才和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　　第三，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前20～30年,必须建立较为完善的家庭与社会相互配合的养老保障体系,进行足够的经济、设施和制度储备,以应对人口老龄高峰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陈燕萍，2010）为此,应及早进行制度安排,通过打造社区照顾养老模式，扶持民办养老机构等建立健全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同时还应当鼓励发展“银发产业”。比如，对社会化的养老机构在用地、贷款和税收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最后，实行积极老龄化战略,合理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2002年4月在马德里召开的联合国世界老龄大会就提出了面向新世纪的积极老龄化战略——《2002年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其主要精神有两点:一是老年人不是社会的包袱,而是全社会、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同时还是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二是倡导老年人自身要以积极的、健康的姿态参与社会发展。积极老龄化是老龄观的一个革命性变革（中国老年学学会，2003）。在积极老龄化的背景下,合理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尤其是知识型老年人力资源,充分发挥老年人才的余热,比如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推行弹性退休制度或推迟退休年龄等，可以成为我市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与经济发展矛盾的重要途径。　　5．结束语　　鉴于以上分析,我们对我市人口红利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我市新时期人口发展战略的总体思路应该是:坚持以人为本,推进制度创新,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口素质；引导人口合理分布,改善人口结构;引导老年人由“老有所养”转变为“老有所为”。实现人口数量优势向人力资源优势的转变,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参考文献:1.沈娟娟、刘甜甜.合肥GDP增幅或再领跑中部省会[N].市场星报,2011年2月1日2.杨增权.合肥：自主创新“领跑者”：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合肥自主创新促发展[J].决策,2009年第6期3.合肥市统计局工交处.工业立市硕果累累合肥速度令人瞩目——“十一五”以来全市工业经济发展情况[Z].合肥统计信息公众网,2010年12月9日4.李魁.劳动力负担与我国经济增长[J].财经科学,2010年第6期5.Brander&Dowrick.1994.TheRoleofFertilityandPopulationinEconomicGrowth:EmpiricalResultsfromAggregateCross-NationalData.JournalofPopulationEconomics1:1–25.6.DavidE.BloomandDavidCanning.2004.GlobalDemographicChange:DimensionsandEconomicSignificance.NBERWorkingPapersNo.10817.7.Kelly,AllenC.1973.PopulationGrowth,theDependencyRateandthePaceofEconomicDevelopment.PopulationStudies3:405-414.8.桂世勋.切实解决好我国重大人口问题[N].文汇报,2006年1月4日9.合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合肥市志[M].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10.合肥统计局编.合肥统计年鉴2010[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11.合肥市统计局.合肥市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Z].合肥统计信息公众网,2006年07月10日12.郭娟娟.安徽省人口红利期大约还有22年[N].新安晚报,2010年12月29日13.田雪原，王金营，周广庆.老龄化———从“人口盈利”到“人口负债”[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14.安徽省统计局编.安徽统计年鉴（2000~2010年）[M]，中国统计出版社15.钱善刚.中、西部地区大城市人口增长途径研究[J].特区经济,2007年09期16.陈酿.7年25万人口流入合肥城区[N].安徽商报,2007年11月1日17.合肥拟“十二五”再建超过8000万平方米新房[N].中安在线-新安晚报,2011年1月11日18.DavidE.BloomandJeffreyG.Williamson.1998.DemographicTransitionandEconomicMiraclesinEmergingAsia,TheWorldBankEconomicReview3:419–55.19.徐传鑫.合肥市城区人口增长途径及对策研究[D].合肥工业大学,2005年20.穆光宗.人口机会窗口期≠经济高速增长期[J].中国企业家，2006，（7）.21.郭岚、张祥建、李远勤.人口红利效应、产业升级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J].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22.合肥步入老龄社会老年人占总人口11.7%[N].江淮晨报,2007年12月20日23.陈燕萍.浙江人口红利研究[J].人口研究,2010年7月第34卷第4期24.中国老年学学会.走向积极的老龄化社会[M].华龄出版社,2003:103~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