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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的教育思想与实践1 蒋廷黻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曾维君 (邵阳学院,湖南邵阳 422000) 【摘要】蒋廷黻在南开、清华从教12年期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模式。在教育教学目标上,他提倡通才教育,强调学以致用,主张培养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才;在教研理念和方法上,他严谨治学,倡导创新史学,重视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在教学实践上,他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和第二课堂教学活动,...

蒋廷黻的教育思想与实践1
蒋廷黻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曾维君 (邵阳学院,湖南邵阳 422000) 【摘要】蒋廷黻在南开、清华从教12年期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模式。在教育教学目标上,他提倡通才教育,强调学以致用,主张培养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才;在教研理念和方法上,他严谨治学,倡导创新史学,重视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在教学实践上,他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和第二课堂教学活动,以丰富学生社会知识。他的教育思想、教学主张及其治学态度,至今仍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蒋廷黻;教育思想;实践 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近代中国著名史学家、外交家。他于1912年自费赴美国留学,先后在派克学堂、奥伯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23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受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邀来南开任教,曾任该校历史系主任兼文科主任,在此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史和外交史的研究与教学。1929年,应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邀请,蒋廷黻进入清华大学任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主讲中国外交史和法国革命史等课程。1935年以后,受蒋介石之聘,开始在南京国民政府中任职,后随蒋介石去台湾。1961年冬,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1965年退休,同年10月殁于美国。 从南开到清华,蒋廷黻共经历了12年的教书生涯,在教学和研究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提出了许多新的教育理念,尤其为南开、清华两校历史系新课程体系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被誉为“一代学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对蒋廷黻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大陆)学者开始予以重视,但大多倾向于对其史学思想和外交思想的研究,对其教育思想和实践作系统阐述的专论尚付阙如。本文根据《蒋廷黻回忆录》、《蒋廷黻选集》及学术界有关研究他的文章,对蒋廷黻从事教学工作12年中主张并形成的教育思想与教学理念、治学与教学方法以及他的教学实践等,作一粗浅的较全面的论述。 一、倡导通才教育,强调学以致用,培养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才 这是蒋廷黻主张和确定的重要的教育教学目标。 首先,他倡导通才教育,即鼓励和要求学生全面发展。 蒋廷黻政治思想的核心部分是希望中国能够早日现代化,因此他提倡知识分子应该做一个“现代人”,“现代人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1]那么教育是铸就现代知识分子的重要途径,教育的目的就在于造就现代人,现代人应具有现代人的文化、现代人的意志和现代人的的体格,而不是在传统教育体制下产生的舞文弄墨、体格不健、与民情隔膜的士大夫。[2]为了使学生能够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的需要,他特别重视现代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主张“从整体上培养人”,坚决反对那种片面的追求技术教育而忽视人文教育的想法和做法。在南开任文科主任期间,他鼓励文科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并稍习试验课程,以培养自己清晰的思想和科学的态度;他倡导创新史学,确立了培养新式历史学人才的教学目标,要求和训练学生“多学习外国语及其他人文学术,如政治、经济、哲学、文学、人类学”[3]扉页。在清华期间,他也这样要求他的学生,鼓励历史学系的学生去别的系选修课程。因为他赞同“多识一种文字就多识一个世界”的观点,认为多门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个性,和帮助我们作综合功夫”。为此,他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期间,对课程设置作了重大调整,如1929-1930年的课程规定:本科第二年,政治、经济、地理、社会学、心理学、哲学、中国文学、西洋文学等外系课程,须选修其中二门,学分8-12;本科第三年,上述外系课程须选修其中一门,学分4-8;本科第四年,仍可在上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一般课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蒋廷黻思想研究”资助项目,批准编号06C765。 课程中选修一至二门,学分0-8。[4]P119也就是说,在清华的整个本科期间,历史专业的学生始终与外系课程没有隔断。这对于开阔学生学术视野,了解其它学科发展状况,多层次、多角度观察历史的复杂性和整体性,形成跨学科优势,都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这也是蒋廷黻要使历史学更加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具体体现。 其次,他强调学以致用,主张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蒋廷黻人生观的核心是有所贡献于社会,成就一番事业。他认为,“中国士大夫阶级不以财产为人生最高目的而重视事业,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与最高目的”。因此,他以自己的人生观来要求、培养他的学生,认为学生学到的知识应该能够为社会服务,对社会有所贡献。他主张“教育以中国的实在需要为基础,不以外国的模型为基础”,希望“中国的教育家能够找到材料来创造一个适合中国需要的教育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中国的学生将来既要在中国服务,知道中国政治经济情况,比知道西洋的国会和交易所还要紧些。”[5]他呼吁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建设现代化民族国家的艰巨任务面前,不可袖手旁观,而要负起责任,甚至“应该居领导地位”。为此,他希望中国的教育应当是:不要偏传统,而要重现代;不要偏外国,而要重中国;不要偏书本,而要重实际;不要偏技术,而要重全面。[2]他认为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将来才会有所作为。他晚年也说过,输进西方的学问、治学工具和方法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些知识、求学方法与工具来了解中国的国情和解决中国的问题。他本人研究中国近代史及外交史的宗旨,就是为了从历史中找出经验教训,以有所贡献于社会,他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总论”中说过:“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6]P3 学生如何有所贡献于社会?学习历史如何对学生就业有所帮助?蒋廷黻提出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学习以备从政,“学习历史以备从政之用,此一见解倒是深获我心。”[7]P136他在《漫谈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一文中也说:“知识分子的出路在于做官,教育官、行政官、事业官。名义虽不同,靠公家薪津吃饭则是一致的。”[8]他本人后来弃教从政,应是这一观点的实践者和证明。蒋廷黻之所以产生这种思想,一方面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他在《回忆录》中谈到:“在乡下念书只有一个目的:考中后去做官。这种考试没有其他用途。它只给青年人指出一条路:学而优则仕”[7]P27;另一方面,“惟楚有才”的湖湘文化对他产生过较大影响,“蒋廷黻志业正是发挥他的乡贤魏源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9]再一个就是渊源于其师祖鲁宾逊的新史学观念。鲁宾逊是蒋廷黻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海斯的老师,他提出过历史学要对社会成员在工业社会谋生有帮助的观点,“要证明历史学在将要于毕业后即到工厂中做工谋生的青年男女们的教育中的地位”,“了解过去是为了他们将来在生活和工作中,尽可能成为一些有知识的、有能力的和幸福的人。”[10]P60 由上可见,蒋廷黻身为大学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他对学生的成长及其前途是十分关心和重视的。 二、更新教、研理念,重视和实施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 在历史研究与教学理念的创新、课程体系与教学方法的改革等方面,蒋廷黻对近代中国教育和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首先,在教研方向和方法上,他主张“结合时代,革新传统”[11]P26。留学归国的他,有着与中国传统史家不同的新的史学理念,即科学的理念、识世知彼的理念、国际平等的理念、开放通商的理念和整体现代化的理念,这五个方面的共同前提是时代观念。[4]P116但他来到南开、清华任教时,发现不少中国史家和教授的学识和研究范围都比较窄,“他只能成为某一特殊时代或某一本书的专家。每个人都或多或少要重复前人的研究工作,而不是继续前人的研究工作”,“人们变成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了。此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在现在已经落伍,不能再继续下去”[7]P129-130;“史家以治某书为始,也以治某书为终,结果我们有某书的注疏考证,而没有一个时代或一个方面的历史;我们有某书的专家,而没有某一时代或生活的某一方面的专家”。[4]P119为了改变这种不适应时代、不讲求实际的现象,蒋廷黻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进南开后,不仅带来了西方历史研究的方法,而且吸收欧美最新科学资料和研究成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构建了南开大学关于西方史学的课程体系,在当时的大学历史系有着导夫先路的作用”。[3]在南开,他主持开设了“西洋通史”、“一百五十年来之欧洲”、“英吉利通史”、“美利坚合众国通史”、“近世欧洲经济史”、“欧洲外交史”、“中国外交史”等课程,其中绝大部分课程都是讲授一学年,每周3学时。课堂教学十分受学生欢迎。 特别是进入清华后,“蒋氏不仅将他的新的史学理念带入清华,而且乘罗家伦校长高强度治理整顿清华的东风,将历史学系的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尤其是课程设置等方面迅速引上新的平台”。[4]]P115为了适应时代需要和促进学生发展,他对清华历史学系的师资、课程和教研进行了重大改革。如在对师资的培养和储备上,他一方面引进了一些新教授,“我希望能有一批新人来教历史……我不声不响的引进一批年轻教授代替原来的老教授”,如雷海宗、张荫麟等。引进这些年轻教授后,他给他们以指导、帮助和关心,同时对他们提出一些要求,“努力吧,我会供给你参考书、助理人员和时间……你必须在两三年时间内准备开一门新课”,“我引导这批年轻教授开始使用一套新方法”。[7]P130另一方面,他鼓励和提携青年老师去进修、深造,以提高自己的学识和专业水平,“少数优秀青年我都鼓励他们进了研究院,研究中国学者一向忽略的问题……一旦我发现一个青年,认为他可以研究上述某一国历史的话,我就说服他在研究院学习相关的语文。如果他在研究院成绩好,我就设法推荐他到国外去深造”。[7]P137如选拔王信忠、朱谦云、邵循正等出国研究专门史,这些人后来都很有作为。可以说,经过蒋廷黻的精挑细选和努力培养,使当时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师资阵容和水平,超出了同时代的其他大学。 又如在课程设置上,他尤其强调外国史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样做,不仅是外国史本身值得研究,更重要的是因为当时中国已深入国际生活中,闭关自守的时期已经过去,研究日本和西洋各国历史,等于了解和认识一下我们的邻居;而且外国史学、尤其是西洋史学,有许多进步的、可供我们借鉴的地方。为此,他要求历史学系的学生兼习外国史。经过他的努力,清华历史学系每年平均开设的约22门课程中,外国史就占了一半。当然,蒋廷黻并不主张生搬硬套外国教学模式,他甚至反感“一批年轻的清华职员,他们满脑袋的都是美国的伟大学府,他们要使清华成为美国大学的翻版”。[7]P127如在外国史课程的设置上,他认为美国的大学开设外国史时首先偏重英国史,然后是欧洲其他国家史,最后才是中、日史,这不适合中国的大学,“因此,清华拟订一套适合中国学生的课程”。在清华编制的外国史课程中,突出中国的邻居——俄国和日本的历史。这样,就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外历史并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体系。正是为了学习外国史的需要,蒋廷黻要求和鼓励学生多学外国语。清华历史学系本科的第二、第三学年,学生必须修满8学分的外国语课程,这使许多历史学系的学生毕业后都能使用3-4门外语。 对于在清华历史学系的课程改革,蒋廷黻后来在《回忆录》中对自己作了这样的评价:“如果有人有兴趣比较一下清华一九二九年与一九三七年的异同,他一定会发现在课程方面有很大的改变。此举,我认为是对中国教育的一个大贡献。我一直为此感到快乐,因为我在这方面曾略尽绵薄。”[7]P130 其次,蒋廷黻的治学态度也是非常严谨的。他强调史学是科学,研究历史是探求真理,它与历史的宣传是有本质区别的,“你如果拿历史来作宣传,你不是历史家,是宣传家,你的著作不是历史,是宣传品。宣传品也有价值,或者有很大的价值,但仍不与历史同道。”[12]P118他主张本着客观的态度去解释历史,针对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他特别强调口述历史学和社会调查的重要作用,努力探寻历史直接服务于社会的途径,但在如何运用史学服务于社会的问题上,他的态度是谨严慎审的。他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是“探求真理,无论真理是苦的或是甜的,是红的或是白的”。[13]他还首倡研究原始档案资料,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要以事实为基础,认为历史研究的规律之一就是从原始资料的研究入手。在南开,为了搜寻史料线索,他想方设法联络各方鉴定家、收藏家,到处访问调查。如,为了掌握李鸿章1896-1900年期间从事外交活动的史料,他走访了许多李鸿章的旧部,或助手,或秘书,“一有机会和他们晤谈,我就把话题引到这件事情上去”。[7]P101经过他多年的努力,积累了大批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第一手资料,并率先运用这些资料在南开历史系讲授“中国近代外交问题”,进而运用西方现代史学方法编篡出我国第一本《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为日后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铺平了道路。他还主张,研究历史要参考多方面的意见,多听听旁观者的话,做到“兼听则明”。如在谈到中国外交史的研究时,他指出:“一切外交问题少则牵连两国,多则牵连数十国”,因此,“研究外交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据一国政府的公文来论外交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14] 此外,蒋廷黻还对当时大学教育中存在的其他弊端作了批评,如学生听讲多、应考多,自修少,与教员接触少等等,认为这些现象妨碍学生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他也对大学教授讲课钟点过多,许多人因为经济困难而忙于兼课的现象不满,认为这会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为此他赞扬南开张伯苓校长从不拖欠教师薪水、严格按规定付酬的做法(当时许多高校发不出薪水),肯定这使得“南开老师大部分都守规矩,学校名气虽不算大,但学生和老师的出席率却是极高的”。[7]P91 蒋廷黻也很重视体育,指出:中国旧文人、尤其是文人成为名士者,大多手不能动,足不能行,背不能直,这种体格上的虚弱是我们这个民族最根本的毛病之一。[5] 三、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和第二课堂教学活动 为了丰富学生的社会知识和培养他们实际工作的能力,蒋廷黻十分重视第二课堂的教学,经常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担任南开文科主任期间,他曾谆谆告诫学生,社会经验是文科学生不可或缺的;读书并不是求学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希望学生不要死读书,读死书,主张“使教育人生化,与中国生活的实际事实相关联”。[5]他批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脱离群众、脱离社会生活的状况,力倡加以改革。因此,他十分重视社会调查,组织学生开展社会活动,去学习“不是书本上找得到的”知识。如他亲自带领学生到南开附近的八里台村去调查村史,“调查他们一天赚多少钱,用什么方法,如何生活,住什么房子,吃什么东西,穿什么衣服”等等[7]P102;了解河北逃荒农民在城市郊区聚成村落的变迁轨迹。他还组织工厂调查团,率领学生到天津裕源纺纱厂系统调查工人的生活、教育、家庭、工资、劳动时间、卫生状况、娱乐游戏、年龄及死亡率等,并对调查结果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排比,然后写出 调查报告 行政管理关于调查报告关于XX公司的财务调查报告关于学校食堂的调查报告关于大米市场调查报告关于水资源调查报告 登诸报端,以有所贡献于社会。[3]在调查过程中,他注意向学生传授调查研究的方法,如在南开学生起来领导抵制日货运动时,他“建议学生到卖日货的商店,详细清点它的存货,作个正确的登记。然后,可以征收日货所有人爱国捐。缴过捐后,可以出售日货,再把出售日货的价款转购国货”,“此种方法全国各地很快采行,各地学生纷起效尤。”此举不但有效地缓和了学生与商人的矛盾,还增加了“爱国捐”收入,如“天津一地所收的爱国捐就有五十万元”。接着,在蒋廷黻等人的建议下,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一个“工业研究所”,为天津有关企业培养技术人员,他的理由是,“只有用现代科学和技术生产方法才能提高国货的品质”,才能有实力与日货竞争,从根本上起到抵制日货的作用。[7]P106-107由于蒋廷黻等人的倡导和推动,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社会调查成为南开大学的一项正式教学制度。 蒋廷黻还是学生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的热心倡导者和支持者。在南开时,他发动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开展学术活动,翻译欧美社会科学著作和欧美刊物中有关的学术论文,如组织学生翻译了他的导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海斯的《国家主义论文集》,他亲自为之作序并推荐到上海教育书店出版。这一做法,对检验和提高学生的外语成绩、培养学生的翻译和科研能力起了一定作用,也可使学生适当增加一些收入以缓解生活上的困难。 蒋廷黻不仅要求他的学生注重社会调查和实践活动以服务于社会,而且他自己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如前面提到的,为了为其研究外交史搜寻史料,他多方调查访问,联络相关人员。又如在南开任教期间,他与学校同仁先后“研究旅行”了北平、西安、上海、南京、杭州、东北等地,“我们不仅用我们的耳朵和眼睛,而且要用我们追极究底的好奇心”[7]P124,去调查、了解中国的历史,实地考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状况,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1945年,他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署署长兼联合国救济总部中方代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后,于第二年在他的家乡湖南邵阳利用救援物资和设备成立了乡村工业示范处,兴办了机械、铸造、制革、农药、硫酸、水泥、粮油加工、肥料、自来水等小型加工厂,为邵阳现代化工业之始。还在邵阳东乡①宋家塘设立“华中农业技术推广站”,开邵阳农业生产新技术和农业机械耕作之先河。[15] 综上所述,蒋廷黻虽从教仅12年,但他在当时提出的一些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学、科研理念,他构建的大学历史教学课程体系与模式,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对学生社会实践和调查活动的重视等等,都对我们今天从事历史教学和科研仍然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正如有学者所说,蒋廷黻在“清华倡导的是一种考据与综合并重,中外史并重,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并重的既细密又不失恢宏气象的学风。这种学风不仅在当时独步一时,在今天仍然是很先进的”。[16] 参考文献: [1]范泓.蒋廷黻这个人[J].读书时报.2004.7.28.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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