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桴边放言选录[苏绍智](连载完).txt

桴边放言选录[苏绍智](连载完).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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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苏绍智](连载完)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苏绍智](连载完)目录苏绍智:民主不能等待--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1)苏绍智:中共建党八十年评说--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2)苏绍智: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3)苏绍智:剖析毛泽东的权术、品格、理论--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4)苏绍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评析--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5)苏绍智:突破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框架--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苏绍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解析--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7)苏绍智:“实事求是”精神哪里去了?--评文献纪录片《邓小平》苏绍智:从《告人民书》看江政权的走向--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9)苏绍智:江能突破邓的樊篱吗?--中共十五大剖析苏绍智:评“三个代表”论--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11)苏绍智:论江泽民的“德治”--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12)苏绍智:中共向何处去?―江泽民允许资本家入党以后--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13)苏绍智:官僚系统的过分奉承是江泽民恋栈得逞的重要原因--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14)苏绍智:胡锦涛直面新的挑战--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15)苏绍智:民族霸权主义不可取――从《中国可以说不》谈起--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16)苏绍智:应该有“地球村”的新思维--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17)苏绍智:全球化与中国--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18)苏绍智:民主不能等待――兼论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19)苏绍智:“依法治国”与民主--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20)苏绍智:戊戌变法与体用框架--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21)苏绍智:为正义和真理直抒己见――读鲍彤访谈录--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22)苏绍智:民主宪政与修宪--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25)苏绍智:从刘少奇冤案中吸取教训--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23)苏绍智:告别“极端时代”――--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24)苏绍智:为三权鼎立辩护--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26)苏绍智:甲申三百六十年,民主宪政是中国唯一的出路--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27)苏绍智:中共应告别东亚模式--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28)苏绍智:浅谈族阀资本主义--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29)苏绍智:粮食问题的关键是制度和政策--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30)苏绍智:得失两难入世贸--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31)苏绍智:“债转股”必须慎行--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32)苏绍智:严重的,是农民问题--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33)苏绍智:必须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评费改税改革--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34)苏绍智:社会结构不合理将引发社会动荡――《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述评--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35)苏绍智:社会主义国家贪污腐败探源--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35)苏绍智:温辉《列宁主义批判》再版序苏绍智:“古今中外都没有的事”――评中国反贪污局局长贪污案--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37)苏绍智:中共能够解除党政腐败的危机吗?――评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38)苏绍智:冤郁须泄,沉疴当治――丁子霖公开信与二二八碑文读后--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39)苏绍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谈赵紫阳促重评六四的公开信--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40)苏绍智:支持赵紫阳“在本世纪内重评六四”之议--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41)苏绍智:必须追究“六四”镇压的责任――天安门十年祭谈“使馆被炸”与“六四平反”--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42)苏绍智:学习蒋彦永,为“六四”正名鼓与呼!--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43)苏绍智:十五年后看“六四”--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44)苏绍智:魏京生赴美与中国的人权--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45)苏绍智:独裁不能保证人民的生存权――阿马迪亚•森教授的启示--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46)苏绍智:镇压法轮功将成江泽民的“滑铁卢”--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47)苏绍智:使中国人解放成为“人”――论如何杜绝重大安全事故--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48)苏绍智:中共当局从SARS事件中汲取教训--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49)苏绍智:不容再以思想言论致罪――读《王申酉文集》--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50)苏绍智:勇哉,为新闻自由和报人尊严而战!――卢跃刚的《公开信》读后感言--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51)苏绍智:苏维埃帝国为什么瓦解?--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52)苏绍智:共产主义运动绝非救世良方――波尔布特及“红色高棉”的兴衰成败之鉴--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53)[本帖最后由大小一样于2007-7-2711:59编辑]民主不能等待--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1)苏绍智自序 知识分子之可贵,不仅在于有知识,更在于他们是正义、自由、理性、进步等人类基本价值的护卫者。他们一方面根据这些价值来批判现实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一方面努力推动这些价值在社会中实现。知识分子应该秉具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为了社会的进步,敢于直面权势和压力,敢于质疑一切不正确的传统价值,敢于批判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在专制制度下,自由只属独裁者一人享有。广大人民的人权悉被剥夺。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备受窒息,他们促使社会进步的潜能多遭扼杀,还要被以言治罪。就中国来看,从唐代韩愈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到晚清龚自珍的“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都为稻梁谋”,充分反映了历代专制政权下知识分子的悲凉无奈的心态。其不甘受此控制者,“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等待他们的自是种种灾难。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号称人民民主,实乃一党专政。在这种制度下,知识分子失去了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从一九五七年反右阳谋开始,更是大抓阶级斗争,批判升级,运动不断。凡文教、科技、艺术诸界的一般人员都被波及,至于若干独立特行的敢言之士,更是横遭摧残,惨不堪言。即使陈寅恪那样举世闻名的大学者,虽独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旗帜,却也无从作为,只能吟叹“留命任教加白眼,着书唯剩颂红妆”,甚或“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了。而刚毅耿直的马寅初,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公开申斥皇亲国戚的财经大员孔祥熙曰“国人皆曰可杀则杀之”!虽因此长遭软禁亦无所惧。到一九四八年又为揭露金元券对人民的搜刮剥夺而公开大声疾呼:“金条美金不要拿出来”!其言其行都对抵制当时社会上极不合理的现象产生极大的作用。但到了五十年代,马氏竟因提倡正确的人口理论而遭共产党专制政权无理批判,穷追猛打,逼得马老誓言:“我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方休”。却终遭从言到人的绝对封杀,任由毛泽东的错误的人口理论和政策贻误国家民族达几十年之久,迄今后患难除。总之,中共执政后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国知识界愈来愈鸦雀无声,万马齐喑。这正是出现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连绵不断的灾难而无从纠正,乃至邓后迄今贪污腐败愈演愈烈而不能制止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从一九四九年起长期从事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历次运动中不免小风小浪,但未遭灭顶之灾。其原因之一就是我讲课和文章中的论点多系阐述马列主义原理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严格遵守党的要求。回想往事,无论教书与撰文,其实并无推动社会进步之作用。文革的灾难使中国的知识份子醒悟。我的朋辈和我都曾认真反思,认识到我们过去那种盲目服从领导、听党的话的立场与作为,实际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及极左路线之得以顺利形成和畅行无阻,起了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的作用。这当然不利于人民之福祉与社会之进步。因而我们致力于挣脱枷锁,独立思考,力争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文革后我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有自己的独立思想的文章,为此曾多次受到党内的批评。到了一九八七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终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之后,我被迫乘桴浮于海。去国之前的八十年代,国内曾有出版社愿意将我的一些文章结集付梓,终因内容涉诸违碍,未竟其事。一九八九年六月我流亡来到美国,先后在若干所大学任访问教授。流光荏苒,忽忽十五年矣,远适异域,昔人所悲。但在这个民主自由的环境中,我致力于恢复知识分子应有的素质与功能。我在教课之余,常写一点文章,希望能对国内时弊有所针砭,有所建议。部分论文曾先后结集出版。现在将近几年来的文稿再辑一集,就教方家。非常感谢二十一世纪基金会支持此书出版。同时感谢我的妻子胡鉴美女士精心编辑此书。嗟夫,耄年扶持相依,结伴还乡无日,辛苦同尝,笔墨多助,几亦“然脂功状可封候”矣!差堪告慰的是,国内有些友人看到我的一些文章,曾认为我在海外写了国内许多知识分子想说而不能说的思想和意见。此无他,足证所处环境有无民主自由之差别耳。我的心是和国内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具有良知良识的知识分子相通的。我年已八十有二,视力日衰,不能多写作了,唯以心向往之之忱,追随诸位前辈与众位青年才俊之后,祝中国的民主化伟业早日成功。谨将此书献给海内外以实现中国民主化为志的朋友们,并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二五年一月苏绍智写于美国新泽西州怀亭寓所作者简介苏绍智,一九二三年生于北京。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硕士。长期从事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着有中英文论着多种。计中文有:《马克思主义新论》(1992年出版);《中国大陆政治经济的再认识》(1995年出版);《十年风雨》(1996年出版);《中国大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2001年出版)。英文有:《DemocracyandSocialisminChina》(1982);《MarxisminChina》(1983);《DemocrazationandReform》(1988);《MarxismandReforminChina》(1993)。中英文论文散见于中英文论文集和报刊杂志。《二十一世纪中国丛书》新版说明宋永毅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决定出版一套新版的《二十一世纪中国丛书》,嘱我作为丛书的总策划写这个出版说明。提笔之际,我首先感到由香港《开放》杂志社、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美国博大出版社等民间出版机构协助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对我们已经身置於其中的二十一世纪有一种自然而然的“顾名思义”之理:因为“二十一世纪”应当是一个最为“开放”的“博大”兼容的新世纪。如果说“邪恶帝国”在欧洲的彻底垮台的二十世纪和电视、电台、电脑科技的崛起所带来的资讯渗透有极大的关系;那么,以开放的互联网对全球的覆盖为标志的二十一世纪,是一定会崩坍所剩不多的那几个专制堡垒的。追求自由和民主,要求一个开放的社会,这已经为历史证明是人类的天性。这里便是一个有趣的例证。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有过风云一时的“四大民主”,在这样一种被扭曲了的民主形式下,群众可以以大字报的形式变相地发泄对中共官僚阶层的不满。文革刚一结束,邓小平便迫不及待地从宪法中取消了有关“四大民主”的条款,因为他们惧怕这种开放的形式,哪怕只是一种囚笼中的“民主”。历史又似乎在顽强地重复,今天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的中国”里的民意数以千万计的“电子大字报”,无论是对贪官污吏的揭露还是对公民权利的维护,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当年“四大民主”下的纸质大字报,而且正独立地影响着中国的民主进程。然而,放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套传统的印刷出版物。是否在这一新的开放的世纪里,传统的资讯传播手段就不那么重要了呢?这显然是一管之见。二十一世纪的开放性还高度地体现在它的博大兼容的多元性上。如同电视没有消灭电台,飞机没有取代汽车一样,传统的书籍在以互联网为旗帜的二十一世纪中仍然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一套严肃的、以其思想和学术深度区别于一般通俗政治文化读物的丛书,不仅为海内外学者提供了一个传播资讯的平台,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力。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曾经把它的指导方针归结为这样四句话:“突破资讯封锁,推动民主变革,促进族群和解,建立宪政民主”。我想,这大概也是这套新丛书的出版宗旨吧。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于洛杉矶加州州立大学民主不能等待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目录(一)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中共建党八十年评说______二一年六月  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_____二一年八月剖析毛泽东的权术、品格、理论__王若水遗着《新发现的毛泽东》述评_____二二年十月(二)突破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框架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评析_____一九九八年一月  突破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框架__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_____一九九八年六月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解析_____二三年四月“实事求是”精神哪里去了?__评文献纪录片《邓小平》_____一九九七年四月(三)等而下之的江泽民  从《告人民书》看江政权的走向_____一九九七年二月  江能突破邓的樊篱吗?_____一九九七年九月  评“三个代表”论_____二年六月  论江泽民的“德治”_____二一年四月  中共向何处去?__江泽民允许资本家入党以后_____二一年八月官僚系统的过份奉承是江泽民恋栈得逞的重要原因_____二三年九月(四)胡锦涛直面新的挑战胡锦涛直面新的挑战_____二四年九月(五)全球化与中国  民族霸权主义不可取__从《中国可以说不》谈起_____一九九六年七月  应该有“地球村”的新思维_____一九九九年八月全球化与中国_____二一年四月(六)民主不能等待  民主不能等待_____一九九五年六月  “依法治国”与民主_____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戊戌变法与体用框架_____一九九八年八月  为正义和真理直抒己见__读鲍彤访谈录_____一九九八年六月  从刘少奇冤案中汲取教训_____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告别“极端时代”_____一九九九年一月  民主宪政与修宪_____二三年八月  为三权鼎立辩护_____二三年九月甲申三百六十年,民主宪政是中国唯一的出路_____二四年二月(七)中共应该告别东亚模式  中共应该告别东亚模式_____一九九八年二月  浅谈族阀资本主义_____一九九八年五月  粮食问题的关键是制度和政策――评中共粮食问题白皮书  兼论《谁将养话中国》_____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得失两难入世贸_____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债转股”必须慎行_____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严重的,是农民问题_____二年九月  必须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评“费改税”改革_____二一年十二月社会结构不合理将引发社会动荡_____二二年四月(八)社会主义国家贪污腐败探源  社会主义国家贪污腐败探源_____一九九五年八月  贪污腐败是中国当代特殊的原始积累_____一九九八年六月  “古今中外都没有的事”――评中国反贪污局长贪污案_____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中共能解决党政腐败的危机吗?――评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_____二四年一月(九)不能遗忘的“六四”  冤郁须泄,沉疴当治  ――丁子霖公开信与二二八碑文读后_____一九九七年二月  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谈赵紫阳促重评“六四”的公开信_____一九九七年九月  支持赵紫阳“在本世纪内重评六四”之议_____一九九八年六月  必须追究“六四”镇压的责任  ――天安门十年祭谈“使馆被炸”与  “六四平反”_____一九九九年五月  学习蒋彦永,为“六四”正名鼓与呼_____二四年三月十五年后看“六四”_____二四年五月(十)使中国人解放成为人  魏京生赴美与中国的人权_____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独裁不能保障人民的生存权  ――阿马迪亚.森教授的启示_____一九九八年十月  镇压法轮功将成江泽民的“滑铁卢”_____二一年二月  使中国人解放成为人  ――论如何杜绝重大安全事故_____二二年八月  中共当局应从SARS事件中汲取教训_____二三年四月  不容再以思想言论致罪  ――读《王申酉文集》_____二四年一月  勇哉,为新闻自由与报人尊严而战!――卢跃刚的《公开信》读后感言_____二四年七月(十一)共产党集权政权败亡之分析  苏维埃帝国为什么瓦解?_____一九九六年一月  共产主义运动绝非救世良方――波尔布特及“红色高棉”的兴衰成败之鉴_____一九九七年七月中共建党八十年评说--民主不能等待――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2)苏绍智(一)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一部中国现代史,是寻找并开拓中国民主化道路的历史。这条道路艰难曲折,跌宕起伏,福兮祸兮,相倚相生,却于二十世纪中叶堕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魔障。中共建党八十余年,执政五十余年,一党专政,领袖独裁,与民主化相去万里。而毛泽东乃其中的枢纽与灵魂。毛统治中国二十七载,谢世已二十八年,影响中共及中国的典章制度、文化道德、乃至风气人心,莫不至深且重,迄今阴霾不散。探讨当代中国的民主化问题,不能不从中共及其领导层奉行的思想路线方针始,尤其不能不从毛泽东始。中共建党八十年评说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纪念日。八十年,在历史长河中诚不能以一瞬;但对一个执政了五十余年的政党来说,应能做出多少事业,足以对人民、国家和民族产生深远影响。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党,当此建党八十周年之际,自当谦虚谨慎、扪心自问,检讨八十年来的得失、成败、功过,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和人民一起探究其所以如此的历史根源、制度根源和理论根源,俾今后能纠正错误,有所创新,与民更始,以新的面貌立足于新的世纪。这一点,可以说是全国的民心所向。中新社北京五月十八日电曾报道:中共中央党校王贵秀教授在访谈中说:“在党八十年华诞之际,歌颂党的丰功伟绩的已不少,我想就党内民主建设关系党的生死存亡问题提点看法与建议。”海内外不少心系祖国兴衰之士也倡议人民共同反省中共八十年的历史。中共领导层却有违民心。中共中央宣传部已经确定迎接中共建党八十周年宣传的主旋律是“三个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社会主义伟大、改革开放伟大”;指令各大传媒在宣传报道中要歌颂和体现“三个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同时要把江泽民提升到和毛泽东、邓小平同样的位置;并严禁出版部门出版涉及文化大革命和批评毛泽东的书刊,以免影响中共的“伟大、光荣、正确”。中共的形象如何,不是靠中共自封或自吹自擂的,更不能靠篡改或避而不谈客观事实的宣传报道来制造。中宣部企图以控制舆论的办法来迫使群众吹捧中共,以维持中共的“光辉形象”,不但贻笑天下,更适足以显见中共政权色厉内荏,丧失自信心而已。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的时候,中共耗费以百亿计的人民血汗钱举办盛典,在游行的队伍中和发表的纪念文章中只谈成绩,讳言缺点,抹煞历史的真实,以突出中共的“伟大、光荣、正确”,并制造对江泽民的个人崇拜。对此,中共领导层自以为得计。实际的后果是受到人民群众的批评和谴责,使江泽民和中共的威信更加降低。今次纪念建党八十周年,中共领导层能不能吸取教训,实事求是一些呢?从中宣部的部署来看,显然是不能的。中共的八十年,有待人民来评说。中共八十年的历史,多维、复杂、曲折,全面评说必须史实与理论并举,非众人之努力写成专着不为功。本文只能就若干关键性大事,略作分析,以探究其得失成败的原因所在。中共在八十年中的一个贡献纵观八十年的历史,中共和毛泽东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抵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干预而提出来的。这是中共自己的创造性的贡献。今天中年以上人士对于新民主主义多耳熟能详,而中年以下者则所知不多。因此,有必要引述其要旨。新民主主义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所要消灭的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的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在经济纲领方面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为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明确表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在政治纲领方面,是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时期,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主要的。毛泽东和中共一再声明:在几十年中,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是不变的。根据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一九四九年九月公布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的联合专政,而不是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任务是继续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不是立即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和政策,对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有极强的吸引力,尤其是民主自由的诺言深得人心,它动员和保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中共执政之初,虽然工作中的某些偏差在所难免,但基本上根据《共同纲领》和新民主主义论行事。群众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国民经济迅速恢复,社会风气逐渐好转,确实出现了开国的新气象。至今不少人仍称五十年代初期是中共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可是,好景不长。《共同纲领》墨沈未干,毛泽东的承诺言犹在耳,却没有经过政治协商会议,没有经过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讨论和决议,毛泽东即于一九五二年六月在一则批示中批评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中间阶级的观点。这实际上已经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革命对象。一九五三年六月,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实行三大改造,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他并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三种表现:“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他还把“过渡时期”定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样,原来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建立的新式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就被一笔勾销了。从此,毛泽东逐渐走入一个思想的误区,不断地反“右倾”,日益背离并否定自己的新民主主义,转而追随斯大林主义,逐渐形成左的、甚至发展成为极左的纲领路线,给人民和国家带来重大的灾难。如果按照毛泽东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按照《共同纲领》,搞几十年不变的新民主主义,也许中国不会走那样大的弯路,人民不会遭受那样深重的灾难。请看今天中国大陆,所谓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上建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理论支离破碎,缺乏肯定性和完整性,给人以“中国特色像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的感觉,远不及新民主主义的系统和完整。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实行的是一党专政、领袖独裁,较之以民主自由为内涵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大大后退;在经济上不但没有保障人民的福祉,反而两极分化,重新出现了垄断资本、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今天大陆不少资深学者重提新民主主义,可见新民主主义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我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中共八十年中唯一具有创造性的贡献,可惜被毛泽东自我否定。《诗经》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毛泽东正是如此。我突出中共的这一贡献,因为中共所称许的其他贡献和成就均难以与新民主主义这一贡献相比。例如,中共经常炫耀:毛泽东时代中国在短期内建立工业化体系的基础。这确是个成就,但这不是中共的创新,而是照抄斯大林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迅速工业化政策。那是通过“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即剥夺农民,压低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报酬来进行的;是以资源浪费、匮乏经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为代价的。其长期性后果是经济比例失调、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人民不满,最后不得不实行经济改革。又如,废除不平等条约,取得国家独立,不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以及香港澳门之回归,这些确实是在中共治下完成的。但这些不是中共的政策创新的结果。总体来说,这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之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潮流,加以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站在反法西斯的盟国一方的结果。二次大战后相继取得独立地位,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所在多有。诸如印度、印尼、缅甸以及非洲诸国,均是如此。印度之收回被葡萄牙侵占的果阿,且先于我之收回澳门。再如,中共现在最所津津乐道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经济高速发展。这也是事实。但这反而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正是逐渐废弃了原来遵行的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引进资本主义因素的结果。而且因为政治体制依然是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旧体制,不但阻挡了中国的民主化和现代化进程,而且也阻滞了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从而造成了今天大陆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金融财政潜伏危机、贪污腐败、道德沦丧,治安告警等社会、政治、经济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状况。  我不赞成把中共八十年说成一团漆黑,否定一切。但是对中共的贡献和成就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不能听任中共自吹自擂,忘乎所以。八十年中的三个重大错误谎言和恐怖同样是极权统治的特征。奥威尔(GeorgeOrwell)的着名小说《一九八四年》描写该书主角温斯顿•斯密士(WinstonSmith)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真理部”的小党官,他的工作就是修改书刊以使之与当时大独裁者的言论相符。中共建党八十年,执政五十二年,屡犯重大错误,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但中共当局讳莫如深,自欺欺人,对历史上的重大错误或者索性不讲,或者轻描淡写,以显示其“伟大、光荣、正确”。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得快”。中共不承认自己犯错误,当然不能从中学习。这是她不断重复自己的错误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共执政以来,至少有三个重大的错误不能不讲,因为它们给中国人民带来太大的灾难。它们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六四武装镇压八九民运”。中共必须从这些重大错误史学习。先说“大跃进”“大跃进”是毛泽东亲自倡导和组织的。一九五六年由周恩来、陈云等提出而为中共中央集体所同意的“反冒进”,是正确的,毛泽东却强调“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于一九五七年一月至一九五八年五月间在多次会议上愈来愈猛烈地批判“反冒进”。毛泽东提出而为中共八届四中全会和八大二次会议所批准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否定“反冒进”,主张“大跃进”。“大跃进”不是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当时的基本情况提出来的。而是毛泽东为证实其所谓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右运动之后必然要出现“经济建设高潮”这一政治需要而提出来的。因而带有主观性和左的倾向。加上毛泽东所倡导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促使全党全国自上而下刮起一阵高指标、瞎指挥的浮夸风和共产风。在这种歪风之下,实际上经济已经出现许多问题,包括出现“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是中共创造出来的“饿死人”的代名词)。一九五九年,中共内部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议论纷纷;党内高层也有不同看法。该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提出意见,实际上是代表了广大群众和党内高层不少人的意见。毛泽东却独断专行,批判彭德怀,反击“右倾”和“修正主义”,并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反而推行了一条更左的路线。  “大跃进”给中国人民带来重大的灾难。从一九五七年迄一九六年,三年间农业大幅度地“跃退”,粮食、棉花产量都跌到一九五二年的水平、油料作物产量跌到建国时的水平以下,轻工业出现从未有过的下降情况。轻工业品严重不足,人民生活困难。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按官方统计计算,全国“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达四千万人,并使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这个重大失误和灾难,中共在回顾其八十年的历史时,难道可以忘记和掩饰吗?再说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毛倚仗其绝对权威和无比声望,不通过任何合法组织和程序,以纵横捭阖、阴谋诡计和突然袭击的办法打击其他领导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掌握了中央大权。实际上这是一场政变,是以个人反对中央集体,以毛泽东的极左错误的个人专断取代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同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疯狂和荒谬的程度。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部份政治局委员和军委领导人在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中央军委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却被毛泽东和林彪、“四人帮”以“二月逆流”的罪名加以压制和打击,后来还受到残酷的迫害。  于是文化大革命就在毛泽东和“四人帮”的主导下,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推行一系列的极左路线,并制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其时,宪法被撕毁,法制被践踏,一切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作为是非正误的标准,实际上实行的是封建法西斯专政。这场天下大乱、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之久,而且后患无穷。  在经济上,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经济濒于崩溃边缘。国民收入的损失超过了建国三十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相当于建国三十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百分之八十,从而使中国与世界上的先进国家的距离日益拉大,落后几十年。在文化上,文化大革命实乃大革文化命。中国的文化遭到极大的破坏。在“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极左论点指引下,中共实行反智主义、文化毁灭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知识分子被迫害,文物被砸毁,学校被停课,书刊被禁锢,宣扬“书读得越多越蠢”,鼓励“交白卷”。致使文艺凋零,科技落后,人才断档,文盲增多,斗争哲学高于一切,社会道德伦理被破坏,是非真伪的标准被颠倒。贻害之深远,绝非短期内所能克服。在封建法西斯专政下,大批干部群众惨遭非人的迫害和镇压。据官方统计,文革期间全国有近七十三万人被诬陷迫害,其中近三万五千人被迫害致死。对于这场导致重大灾难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共领导层虽然曾经明文规定要“彻底否定”,但是作出此规定以来的二十年间,不准研究文革、不准讨论文革,不准出版有关文革的文章书籍,则所谓“彻底否定”岂非空话?而且此类“不准”愈演愈烈,竟至收集文革历史资料的学者都会被逮捕。真令人担忧文革的灾难会不会重现了。再次,讲“六四”惨案八九民运是一场和平、理性、有广泛民众参与的民主运动。这场运动并没有反对中共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诉求,不过要求改革,成立自主的学生会,和要求反贪污(当时叫“反官倒”)而已。却早在运动初起的阶段――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即因邓小平一锤定音而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被宣布为“动乱”。对此,广大人民不满,中共党内也有不同意见。但是实践却沿着这个定性而发展,更改不得。以至矛盾不断升级。而在五月十七日关于戒严问题的中央常委会讨论中,在两票赞成、两票反对和一票弃权的情况下,交由以邓小平为首的八老拍板。八九年五、六月间的所有军要决策都是由邓小平为首的“八老司令部”作出的。他们的权力超乎党章和宪法之上。在对待八九民运问题上,他们决定戒严,决定调各路军马进京,决定罢免赵紫阳、决定提拔江泽民为总书记,最后决定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这是邓小平洗刷不掉的罪行。“六四”镇压实质上是中共党内强硬的保守派为维护其方针路线和既得利益而清算十年改革,反对中国民主化的一场政变。屠杀学生市民,扑灭八九民运,罢黜赵紫阳和一批坚持改革开放的官员,实行白色恐怖,大肆逮捕和流放自由化知识分子,以及延续到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前的经济上的“治理整顿”政策和政治上的“反和平演变”政策,都是与这场政变环环相扣的具体内容。“六四”惨案的后果十分严重。它不但屠杀和伤害了很多学生与市民,使中共和群众的矛盾尖锐得难以解决,使中共政权丧失合法性,并使整个国家屈服于暴力,人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不得伸张。“六四”中断了政治改革,使保守派统治至今。“六四”使经济改革不能深化,由此形成的畸形的经济体制甚至成为中共当局收买部份干部群众乃至某些学者的工具。这些都导致今天的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贪污腐败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要评说中共的八十年,要探讨中国问题的症结,上述中共的三个重大错误,一个也不能回避。错误的根源是没有民主从以上对中共八十年来的一个重要贡献和三个重大错误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新民主主义是中共和毛泽东的一个重要贡献,毛泽东并信誓旦旦地说几十年不变。从实践来看,新民主主义确实在理论上周密合理,而且行之有效,受到人民群众和中共党员干部包括高层领导如刘少奇、邓子恢等人的拥护。但是毛泽东可以不经过政治协商会议,不遵守党章所规定的重大决策要经由党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或政治局会议的集体讨论,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竟可恶毒地批评持正确认识的其他领导人,任意撕毁作为根本大法的《共同纲领》和党章规定,一个人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一笔勾销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是为什么?再看“大跃进”。周恩来、陈云等党内领导人一九五六年提出“反冒进”,其实是对的。但毛泽东可以颐指气使地批判他们“离右派只有五十米”,并迫使他们检讨。毛一意孤行地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称之为“三面红旗”。这三面红旗实行之初,已经出现偏差,甚至出现饿死人的事。但是,当一九五九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提出意见,本来有很多人同意和同情,一旦毛泽东发起反击,批判彭德怀,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右倾修正主义分子和反党集团时,几乎全体中共高层领导人又紧跟毛泽东的错误路线,使政策向更左的方向发展。这又是为什么?再看文化大革命,又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一九六七年部份政治局委员和军委成员提出批评,竟被毛泽东打成“二月逆流”,压制迫害,无所不用其极。如此等等,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终于十年不绝,直到毛逝世才能刹住。这又是为什么?前述王贵秀的访谈试图从党内民主问题作出解答。他说“中共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失误的内在深层根源都是党内民主遭到破坏”。中共当局也曾经无可奈何地,羞羞答答地说:“建国以来对民主政治建设重视不够,是许多错误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文化大革命得以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六一二页)。说中共屡次重复地犯重大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不会错的。没有党内民主,表现在哪里呢?王贵秀在访谈中讲了没有党内民主的几点表现:一、实际存在的家长制和变相存在的家长制。二、实际存在的或变相存在的“官员钦定制”(按即马克思所说的“等级授权制”),特别是领导者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三、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有些领导干部从党委退下来,到人大,再到政协,是变相的终身制的表现。四、存在着“以集体领导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因此,促进党内民主必须废除上述四种现象,从个人高度集权的人治型体制转变到民主的法治型体制。当前,在中共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严格控制意识形态,要求高唱“三个好”的主旋律的形势下,王贵秀作此切中时弊的针砭之言,确是大义凛然,难能可贵。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还要问中共党内为什么没有民主?中共虽然自称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其实深受封建社会的皇权专制主义乃至江湖上的帮会帮规的影响。具体地说,除党章外,在高层还有不能为一般党员所知的秘密条款。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推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在这次会议上还规定,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见《毛泽东年谱》中册,第四三至四三一页)。这就赋予毛泽东以绝对权威,有独裁专断之权。有了这一条款,一切党章、宪法、党的决定,对毛泽东都不在话下,毛尽可以“无法无天”了。实质上共产党根本没有党内民主,党章中所规定的民主实际上成为具文。在毛的专断独裁下,党的一些高层领导人也放弃党性,不敢坚持真理;而一些向毛邀宠之徒更极尽迎合拍马之能事,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开始时,党内高层多数人对彭德怀的信是同意的。而当毛泽东“王赫斯怒”,一声令下:“党内有右派在猖狂进攻”,“要划清界限”,这些高层领导人立即群起向彭德怀、张闻天等开火。当时身临其境的李锐如今深有感触地说:“这种党内以个人是非为是非,不提倡独立思考,讲义气不讲真理,大家确实是安之若素的”。这种“讲义气”,使毛泽东的近乎黑社会舵主的地位在文化大革命中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因而危害也就更大。这种授予最高领导人以最后决定权的封建传统,并不随毛泽东之逝世而消灭,它像基因一样深深地植根于中共的肌体之内。一九九八年鲍彤接受《华盛顿邮报》和“美国之音”的采访,在讲到关于邓小平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问题时指出:十三届一中全会,赵紫阳当选为总书记。赵在就职时说:“尽管小平同志已经不参加政治局常委,但是,遇到重要的问题、复杂的问题,我们觉得困难的时候,还是要向小平同志请教。小平同志将来认为需要,他有权作出决定,有权找我们开会”;全体委员鼓掌通过,成为一中全会的决定。(见《争鸣》杂志一九九八年七月号第五十八页。)赋予邓小平最后决定权,实际上促成邓小平的“太上皇”的地位,是邓日后能翻手把总书记打翻在地,并独断专行决定“六四”屠杀的张本。目前作为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独揽党政军大权的江泽民,于国于党无尺寸之功,在人民心中无任何威望。到目前为止,固然尚未闻中共党内明确地赋予江以最后决定之权,但江既居核心之位,又大权独揽,在中共的封建传统之下,他未尝不认为自己确实有最后的决定权。江泽民企图于中共十六大领导层改组时,虽不能再连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却仍然留任军委主席,重演邓小平“垂帘听政”的故技。如此这般,所谓党内民主,岂非侈谈?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谈党内民主,必须明确认定:最高领导人不过是中央委员会和常委会的一员,不是凌驾于委员会之上的特殊成员,不能享有有形的或无形的最后决定权。这里讲的只是党内民主即党的内部的监督、制衡问题。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要想克服重大错误,并不再重犯,有党内民主,固然可以减轻或避免一些错误,但单有党内民主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全国实行民主,即人民民主。共产党不仅应该受到党的内部的监督与制衡,还应该受到党的外部的监督与制衡。党的外部的监督与制衡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必须承认反对党的存在,即允许有相当强大的独立政治力量的存在,中国有句古话:“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言其一个国家没有外部的威胁,极易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甚至曳曳沓沓,耽于安乐,陷于腐败。一个执政党也是这样。如果身旁有一个或几个强大的其他政党,就会认真注意不能为所欲为,不能犯错误,以免被取而代之;就要兢兢业业,力求不犯和少犯错误,特别是不犯全局性的、长期性的错误。若没有反对党,执政党在短期内似乎可以稳定,所谓没有其他政党可以替代它。但从长期看,这必将给执政党带来腐败和堕落,甚至“亡党亡国”。民主国家实行多党制,不是什么主观愿望,而是从实际出发的客观必然。试想,在毛泽东时代,如果有反对党存在,毛泽东能够在“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无法无天,作践苍生,危害国家,至死方休吗?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不同政见的存在,并且允许它可以通过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表现出来,即所谓人民的监督与制衡以及舆论的监督与制衡。有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执政党就不可能一手遮天,长期弄虚作假,以致一发不可收拾。试想,如果大跃进时代容许不同政见存在,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那么,那些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的弊病早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之前就会被揭露,不致到了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已经饿殍遍野了,还由得中共把存粮高估出一亿吨来。也不至于已经左到了头,还由得毛泽东一意反右了。此之所以在民主国家里,必然存在异见分子和不同观点的传媒也。所以,执政党想要真正避免犯重大错误,避免重复犯错误,必须既有党内民主,又有人民民主,两者互为表里,互相促进。这一点,倒是被中共八十年的历史实践所反复检验证明了的真理。中共能否以自己的历史为鉴,有以知兴替,并有以知所改革呢?必须重评共产党的建党理论中共八十年来屡犯重大的错误,其根源乃在于没有建立民主制度。这几乎是党内外的共识。群众固然议论久矣,中共自己提出这个结论,若从一九八一年底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算起,也已经二十年了。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之下,特别是中共可谓已经有所认识的最近时二十年间,民主制度之建立却毫无进展呢?从源头上寻找原因,盖在于共产党的建党理论,特别是列宁的关于党的领导体制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向来引以为自豪的是该党一开始就是根据布尔什维克主义(按:列宁逝世后,改称为列宁主义)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没有受到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建党原则,在党的领导体制方面就是列宁的关于党的领导体制的理论。这个理论又经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发展,更走向极端。列宁的关于党的领导体制的理论,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实行专政,即共产党专政。二、专政的共产党决不与其他政党分享政权,即一党专政。三、建立高度的集中制,使党的中央无论对于党内还是对于整个国家都拥有最大的权力。其基本特点,即自上而下地进行委任和指挥。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四、共产党直接处理政府工作的具体问题,即党政合一,而且党凌驾于政府之上。五、在党的领导体制上,列宁特别强调领袖的作用。一党专政就等于领袖专政,领袖专政集中到一点,即个人独裁。强调使千百万人时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列宁的原话。参阅苏绍智着《中国大陆政治经济的再认识》,第二十七至二十八页)斯大林把列宁所阐述的一些理论加以强化和发挥,并把其中某些观点绝对化。他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是党的专政,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其他各种组织形式,包括政权组织、工会、合作社等,不过是党手中的工具。列宁的党的领导体制理论发展成为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理论。从根本上说,是把国家和政府的权力集中于共产党,同时又把党的权力集中于个人。这种以高度集中为特点的体制,在政治上最典型的现象,就是个人崇拜。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自觉地以布尔什维克为榜样,自然采用了苏联共产党的党的领导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又根据中国的实际,采取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基本形式。毛泽东明确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大肆宣扬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毛泽东集权达于顶峰,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大于宪法。其时,毛曾夫子自道:“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这种体制已经形成为典型的个人崇拜制。所以,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日起就接受了列宁的党的领导体制理论,本质上就与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风马牛不相及,而且在实践中更走向极端。我们应该批判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建党理论。文化大革命后,在改革的呼声中,邓小平虽然提出过权力过份集中是中共现行制度弊端中的总病根,并提出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等政治改革的内容。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政改无寸步前进。根本原因就是邓小平本人并没有看到党的领导体制本身的问题,特别是中共建党原则的问题;而且还坚持以党的领导即一党专政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因。“六四”之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不但不进行政治改革,而且日益依靠专政机器,依靠恐怖与谎言,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中共纪念建党八十周年,应该有尊重历史的信心与雅量,从八十年的实际出发,承认犯有重大错误,从中吸取教训,找出症结所在是没有民主。而没有民主的根源在于既坚持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以一党专政、领袖独裁为核心的建党理论而僵化不悟,又浸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皇权专制主义的传统而不能自拔。中共若明乎此,应与人民一起批判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建党理论,批判封建专制思想,破除一党专

桴边放言选录[苏绍智](连载完).txt

桴边放言选录[苏绍智](连载完).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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