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川道雄 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谷 川 道 雄 (京都大学 ,日本 京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围绕中国史的分期问题 ,日中 两国学术界各自展开了激烈讨论 ,提出了许多相异的学 说。其中之一是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分界线 ,对其前后 时期予以区分。众所周知 ,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主张这时 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日本 ,也有少数学者 特别重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重 要根据 ,乃是中央集权式帝国的建立。从公元前 3 世纪 秦的统一到满清灭亡 ,这一体制维持了近 2000 年 ,因此 认为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亦十分自然。不仅如此 , 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经济上的一些巨大变化 ,如货币经 济的出现、农耕技术的提高、土地制度的变化、宗法制度 的衰退、小家族的析出、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等等现象 ,也 是上述观点的主要依据。 但是 ,如此思考问题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 ,即这场变 革究竟是朝什么方向迈进的呢 ? 例如 ,作为政治城市的 都市国家在变革中逐渐消失 ,继之而起的统一帝国又是 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呢 ? 宫崎市定对此曾发表过一 个见解 ,指出各个地方的行政都市如县或乡等作为统一 帝国的手足 ,是在春秋时期都市国家的基础之上设置的。 这一观点如果正确 ,那么可以认为当时的统一帝国乃是 一个旧都市国家的统合形态。宫崎进而还指出 ,汉代许 多农民居住于都城内 ,这与古希腊都市国家的市民同时 还是农民的情况同出一辙。也就是说 ,春秋以前的都市 国家在保留其原有性质的同时 ,又被统合成了统一的帝 国。因此就都市这一点来看 ,与其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大 变革是一场质的转变 ,倒不如认为是一个统合、扩大的过 程 ,这样理解似乎更能揭示出历史的真相。 众多的都市国家在霸主的掌握之下 ,逐步形成领土 国家 ,进而发展成为统一的帝国。众所周知 ,郡县制正是 在这样一种国家的扩大过程中得以创建的。 秦汉时期 ,上述扩大运动并没有停止。汉武帝置河 西四郡及朝鲜四郡 ,就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这一运动扩大 到了域外地区。 汉朝的政策切断了北方匈奴的左右二翼 ,再加上其 他一些原因 ,匈奴逐步走向衰退 ,到东汉时期 ,不但对汉 朝形成不了任何威胁 ,相反还厕身于汉朝的统治之下。 另一方面 ,西域各国继续朝贡 ,受匈奴统治的乌丸、鲜卑、 氐、羌等各个种族也为汉朝所控制。汉帝国的对外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达致顶点 ,形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公元 2 世纪前期 ,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处于所谓“罗马的和平 ( Pax Romana)”时期 ,而对中国来说 ,同样处在一个可称为“汉 代和平”的时期。 约 200 年后 ,中国的王朝西晋覆灭于匈奴之手 ,以此 为开端 ,历史进入了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个民 族统治华北长达 300 年之久。也就是说 ,上述事态并不 是北方勇武的骑马民族入侵中国之类的暂时、偶然的现 象 ,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发展并波及至外部 ,在达致顶点 时 ,受反作用力的影响 ,这股波浪又流回到了中国内部。 此说由内藤湖南提出 ,之后宇都宫清吉也进行了详细研 究。总体来说 ,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 ,向外扩大的潮 流这时改变方向而转呈向内、向中心回流的趋势。 可是这种方向的转换 ,单是中国王朝与外部种族之 间的现象吗 ? 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内部 ,就可以发现在同一时期 亦即从东汉到魏晋时期亦有种种社会变化 ,比如货币经 济的衰退、大土地私有的发展、个人宗教 (道教、佛教) 的 盛行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或许可以说 ,这些现象就 是时代潮流由外向内变化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目的 ,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 关系。国家反映的是君臣关系 ,此点不用多说。在民间 , 任侠关系也可说是一种君臣关系。增渊龙夫曾经指出 , 这种关系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关系 ,自下而上的 恭顺之心是维持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可恭顺的对象又 具备什么样的权威呢 ? 举个例子来说 ,使功臣们显示出 服从态度的刘邦 ,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呢 ? 对功臣们 来说 ,难道不是承认刘邦具有天赋之资 ,因而从内心深处 表示服从的吗 ? 果真如此 ,刘邦的身份尽管很低 ,但本质 上与所谓上古圣王依据神权而治天下的情形不是正相一 致吗 ? 在东汉广泛可见的门生故吏关系与此不同 ,川胜义 雄认为这一关系是人和人之间在人格上的一种结合。 《困学纪闻》论东汉末年有一种事郭泰、李膺、范滂等名士 犹如侍者、僮仆一样的风气。郭泰、李膺、范滂都是依仗 名节而博得声誉的人物 ,因此对他们予以景慕就决不会 如对神权那样敬畏。人们所尊崇的 ,是他们那作为人的 道义之心 ,进而还期待着自己也能如此。 由此不就可以推测在汉代的人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 以人格的高贵性作为媒介的关系吗 ? 内藤湖南曾经指 出 ,六朝的贵族形成于地方的名望家。在多数情况下 ,望 族、门望、郡望等附有“望”字的习语都可以用来称呼六朝 贵族。所谓“望”,不用说就是对特定人物的人格寄予某 种期待的用语。可以说 ,这些用语正是源于对特定人格 所生的尊敬之心。 上述关系在汉代社会中是如何形成的呢 ? 这是一个 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汉代采取定儒家于一尊的政策 , 就任官职的条件是需要具备儒家的教养和道德 ,这也即 ·8· 是所谓的察举体制 ,其作用非同寻常。内藤湖南认为六 朝贵族起源于具有名望的历代官僚之家 ,这一点颇具启 发性。可以说历代官僚之家是以儒学为背景登上历史舞 台的。 汉代的官僚人事政策依据儒学 ,这也有利于扩大官 僚出身者的范围。原来的军人或文法之吏有着皇帝家产 官僚的性质 ,其选任的范围也极为狭窄。而察举政策与 之不同 ,是从整个社会中召集具有做官资格者。如此一 来 ,汉朝的权威也就随之扩大到整个天下。可是就结果 而言 ,这一政策也给汉朝带来了不利。儒家官僚得到起 用 ,依靠的并非行政或军事这些对皇帝政治极为有用的 才能 ,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的知与德亦即学问的 培养才是最基本的条件。儒家官僚与皇帝一方面为君臣 关系 ,另一方面又能使皇帝拥有正统性。东汉末 ,上述关 系遭到宦官势力破坏 ,儒家官僚于是对宦官势力展开攻 击 ,两者之间发生激烈的党争。对清流派来说 ,党禁毋宁 还是一种荣誉 ,因为自己的权威在此得以证明。他们看 重名节以至苦节 ,就是因为重视自己的名誉胜于国家的 命运。如前所述 ,这一态度在当时广为青年之士所憧憬。 汉王朝依靠这种方法加强其权力基础 ,并试图得到 天下儒士的支持。可是 ,这种扩大权力的方式反而促使 士大夫阶级之间产生出了一种以人格为媒介的个人结合 关系 ,其结果便是逐步消解了国家的公权力。 致使汉王朝陷入大动乱的是太平道。作为一种宗教 教团 ,太平道和西边的五斗米教一样 ,在性质上与从前的 宗教有所不同。从社的信仰中便能看到 ,从前的宗教行 为对共同体内的各种神灵极为尊重并寄寓信赖。在那 里 ,有关个人道德的意识并不强 ,为了维持正常的共同体 生活 ,人们一般都祈求神灵的保佑 ,并举行祭祀活动。到 秦汉时期 ,作为神来祭祀的既非自然神也非祖先神 ,而开 始代之以人物。虽然全非如此 ,但至少个人的道德能够 介入其中。相对而言 ,初期道教的思想十分明显地将救 济个人的问题与本人的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应 该说象征着普遍宗教在中国的诞生。 个人、道德这二个词语与前面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 人格结合这种社会现象也是相适应的。六朝贵族赈恤乡 人的行为中 ,有些例子便反映出了与道、佛两教信仰的关 联性。 总之 ,随着汉帝国的崩溃 ,中国陷入长达数世纪之久 的动乱之中 ,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新的人际关系将 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地区和人们相互联结在一起 ,构 成了一种社会结合的原理。我所提倡的豪族共同体就是 其中一例。 六朝时期各个国家的建立 ,依靠的也是这一原理。 其中尤其是对汉人王朝 ,绝不能把它们想像成类似现代 或其他时代的国家 ,也就是不能认为在那里官僚组织是 按法规而自行运作的。官僚组织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仍 然存在 ,不过构成官僚集团的却是贵族阶级。一般而言 , 贵族首先是地方的名望家 ,他们在各地乡论的作用下 ,依 靠九品官人法步入政界。即便是在政界 ,源于人格的相 互依靠关系仍发挥着重要影响 ,这些情况在正史中一目 了然。靠这种人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引住他人 ,实际 上也就决定了政治力量的大小。 上述情况当然属于权力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可是 在权力运作的深处 ,在贵族阶层内部结成的人与人之间 的人格关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失去了它 ,政治运转就 会失灵。 因此可以认为 ,从里面支撑着六朝政治公权力的是 贵族之间结成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其影响力不容 忽视。不过 ,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并非只为个人的利益 ,其 形成的契机主要在于对卓越人格产生的尊敬之心。贵族 阶级的阶级权威正是通过这些价值观念树立的。没有权 威 ,权力也就无法得到正统。大家都知道 ,南朝诸政权为 了获得正统的名义而举行禅让仪式 ,具体执行的就是那 些在朝廷上拥有名望的贵族高官。这即是权力需要权威 来保障的极好例证。 在任何时代 ,权力都是离不开权威的。不过 ,姬周时 期的王权却能将权力和权威合为一体 ,其原因在于那时 人们相信王权诞生于神权之故。那么 ,秦汉的皇权又是 如何呢 ? 这里有必要从上述角度来探讨其性质。 汉武帝时期 ,在国政之中积极导入儒学 ,意在维护皇 权的正统性。这并不是说此前的皇权外部存在着别的什 么权威 ,而应该认为皇权也是融权力、权威于一体的。仅 就这一点来看 ,应该说先秦时期的君主权在此得到了继 承。总之 ,儒学为汉王朝采用以后 ,权威便开始展开了自 立运动的轨迹 ,而这一运动的具体形式是在贵族阶级那 里得到体现的。 六朝贵族并非依靠权力而走向繁盛。那些拥有武装 组织的地方豪族 ,即便在地方社会拥有权力 ,但结果不是 被王朝权力征服便是被吸收 ,权力最终要归为一体。可 是 ,权威与权力并非处于同一个层次 ,因此拥有权威者既 能针对权力者保持自立 ,亦能通过相互依靠达致共存。 再重复一次说 ,六朝政治的形成并不是只依靠基于 皇权的统治方式。对于九品官人法 ,有人认为它是一项 皇权把贵族阶级吸收进其权力之中的制度。但实际上 , 作为一项登用官吏的制度 ,其最大特色在于承认了促使 贵族阶级得以自立的权威。我们认为 ,只有作如此思考 才能真正理解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所具有的意 义。宫崎通过该项研究 ,描绘出了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 个互为交织重叠的世界。如刘宋王球所说的“士庶之别 , 国之章也”那样 ,当时的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系统公然 并存且各自发挥着机能。 可是两者相互依存的结果 ,却导致了国家和贵族阶 级的两败俱伤。贵族阶级依靠权威 ,在政权内占据高位 , 但结果是他们不再努力磨练那种属于权威之本源的人 格。我们看《颜氏家训》,就会发现梁朝灭亡的一个重要 原因即在于此。 如上反复所论 ,支撑汉代政治世界的是一股日益扩 ·9· 大的历史潮流 ,但随着汉王朝的崩溃 ,这股潮流在对外、 对内两个方面开始显现出曲折的迹象 ,其流淌的方向也 转向既成世界的内部。在上述过程的基底处发挥影响作 用的 ,是一种新诞生的社会原理 ,我认为这即是存在于中 国社会内部的人格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依仗 的是神权 ,而现在却转变成依据人格的力量 (除宗教形态 以外 ,六朝的各种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说明此点的根据。 此处从略) 。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对外关系的变化中有着什么样 的原理变化。 胡族迁徙到中国内地 ,由此开始了广泛的胡汉融合。 最初由于胡汉杂居 ,产生习俗、言语的融合 ,后来在政治 的影响下 ,融合迹象日益显著。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 即为其中之一 ,而陈寅恪论关陇集团 ,也云“宇文泰当日 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 ,以创霸业”。孝文帝 和宇文泰的目的虽不尽相同 ,但在超越种族差异、建立新 的统治者集团这一点上 ,又有共通之处。北魏的历代君 主遵信道、佛两教 ,这也为推进胡汉融合起了一定的作 用。胡族宗教原为萨满教 ,后改宗道、佛这两种含普遍教 义的宗教。到北魏后期 ,还可以看到鲜卑贵族浸染于以 儒教为代表的学问之中。 在汉代 ,胡族与汉族的关系由于种族及文化的不同 而时常发生对立 ,到了北朝 ,中国社会克服并超越了这种 不同 ,开始从单一同种 (homogeneous) 的社会转化成异种 混成 (heterogeneous)的社会。借用孔子的话说 ,就是在整 个社会中实现了从“类”向“教”的转化。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 ,逐步渗透于汉族社会内部的人 格主义与在胡汉融合的条件下形成的新的中国民族 ,这 两点被一条共同的时代丝线联结到了一起。 上述时代原理在隋唐时期又是如何得到继承的呢 ? 隋唐时期与六朝有一点截然不同 ,这就是结束了长 达几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局面 ,统一了整个中国。能够实 现这一点的 ,不用说是来自于强大的皇权。内藤湖南倡 导唐宋变革论 ,指出变革的特征为二 :从贵族政治向君主 独裁政治变化 ;人民从贵族的支配之下解放出来 ,地位得 以提高。在六朝至隋唐的历史进程中 ,有些现象反映出 了上述两个特征 ,例如隋文帝罢九品官人法而设科举 ,再 如废除乡官等即是如此。此外 ,西魏以来的府兵制作为 皇帝的直属军队也有助于强化君主权。内藤湖南指出了 这些现象 ,但同时认为由于无法压制住门阀贵族 ,隋唐皇 权本身也还存在着某种限界 ,因此就结果来看 ,隋唐两个 王朝都不能突出于贵族制国家这一框架之外。内藤的这 一理论在澄清唐宋变革的意义上极具启发 ,以下我们就 沿着他的思路来探寻六朝与隋唐之关系。 唐王朝承继隋之后 ,统一了全国 ,其力量进而还伸展 到塞外地区 ,国家版图辽阔 ,犹如汉之再现。不过就其统 治方法而言 ,与汉全然不同。通过实施郡县制来统治塞 外地区 ,此点汉唐一致 ,但汉代是中央政府派遣行政长官 进行直接管理 ,而唐则取所谓羁縻政策 ,即任命当地部落 酋长为都督、州、县之长官。由此一来 ,这些人也就同时 身居唐朝行政长官与出身部落的酋帅这两种地位。这一 统治方式显示出 ,唐在对周边种族实施直接统治上存在 着限界。唐朝在州、县之上置都督 ,这也是与汉代不同之 处。都督、州、县三级制同样实施于唐王朝内部 ,这里就 可以找到六朝时期所置都督州军事的痕迹。都督州军事 的设置始于三国时期 ,目的在于对付出现于地方社会的 自立倾向。当时这种倾向往往成为政治分裂的主要原 因 ,因此该制度含有加强中央政府统治的意图 ,但同时也 反映出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平衡在发生变化。众所周知 , 都督州军事管辖数州 ,它时常与中央政府产生对立 ,显示 出独立的性质 ,这一点与前面谈到的历史潮流在六朝时 期开始向内运转的倾向相通。到唐代 ,上述倾向在制度 上继续得到反映 (隋代欲加强中央集权而废除了都督制 , 但却有始无终) 。譬如都督制 ,虽在王朝的内部地区流于 形式 ,但在对塞外民族的羁縻政策中 ,通过任命有实力的 酋长为都督 ,仍然发挥着实质上的效用。总之 ,实施这项 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 ,是地方社会有着自立的势力。在 此背景下 ,酋长们虽接受任命成为唐朝的官吏 ,但不时会 反抗唐朝的政策 ,甚者还会发动叛乱。 唐王朝在向外扩大的过程中暴露出其弱点和限界 , 当受到四周的抵制时 ,便制定了上述羁縻政策 ,这一情况 实际上与六朝时期一脉相承。那么 ,内政方面又如何呢 ? 在平定了隋末动乱以后 ,唐朝逐步排除了自己内部地方 社会与中央相抗的因素。贵族阶级失去了作为地方名望 家的特性 ,而只是呈现出官僚的侧面。这里似乎可以认 为贵族阶级变成了朝廷的寄生官僚。不过对这一认识 , 我们还必须予以慎重考虑。三省作为唐代中央政治的核 心机构 ,其渊源当是汉魏时期的近侍之官 ,发展到唐代 , 成为最高行政机关。三省长官犹如宰相 ,位高权重。三 省之间也是互持均衡 ,并与皇帝相持 ,所谓门下省的封驳 之权堪称典型。在这里 ,三省的地位显示出了不同于皇 帝家产官僚的一面 ,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作为这种官衙的一员 ,贵族个体可以说拥有一种 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 唐代选官制度中有任子和科举制度。任子制度实际 上是贵族制度的一种变化形式 ,至于科举制 ,虽然看上去 似在否定贵族制 ,但其所测试的明经、进士等科目却是考 核贵族式教养。也就是说 ,到唐代 ,六朝时期的人格主义 虽然形式有所改变但仍得到了继承。 要而言之 ,唐代的贵族阶级并非只作为单一的家族 而存在 ,他们已经成为集权性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 ,《贞 观氏族志》所反映的正是这一点。六朝时期常集中收录 天下的贵族家门 ,而《贞观氏族志》却以官品高低为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来决定家门的等级 ,此点已为治史者所习知。尔后武则 天的宠臣李义府撰《姓氏录》,即便是军人 ,只要官品在五 品以上 ,也都悉数收入 ,为此受到士人们的蔑视 ,贬其为 “勋格”。《贞观氏族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评判那些可算 作贵族门第的等级 ,而《姓氏录》则是只要拥有官品 ,谁都 ·01· 可以成为贵族之家 ,两者可谓大相径庭。尽管如此 ,当时 的人们热心于成为贵族一事 ,由此可见一斑。至少到初 唐、盛唐时期 ,评判族望高低的总谱还是在编撰的。 再看唐代的民政。六朝时期 ,民众处于各地的望族 管理之下 ,而到隋唐时期 ,则完全接受国家的统一支配。 唐朝依据乡、里、邻制度将民户按户组织 ,使其成为中央 直接统治的对象。可是据唐户令 ,在实施里制的同时 ,在 都市另有坊制 ,在乡村则有村制。坊制是六朝时期的产 物 ,而村制更可以说是在六朝时期新出现的农村。唐朝 不能单靠里制来掌握民众 ,在另一方面它还不得不承认 这些自治聚落的存在。 如上所见 ,统一了全国的唐王朝把周围的各个部族 纳入州县制之中 ,并且还试图全盘掌握贵族和人民。但 是这一企图无法得到贯彻 ,在现实中面对六朝以来的独 立倾向 ,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值得注意的是 ,独立 于皇权之外的自立势力由此得以保存 ,到唐代中期以后 进一步发展 ,在唐宋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四 周的部族 ,如契丹族在彻底摆脱羁绊以后 ,兴建辽国 ,走 向了独立国家之路。再如以村为中心形成的草市则成为 市、镇这样一些地方都市形成的基础 ,同时也促成了货币 经济的盛行。拿考核唐代士人人格的科举制度来说 ,内 藤湖南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以后 ,科举制的发展反映出了 从人格主义向实务主义的变化。不过 ,虽说是实务主义 , 但并非单指行政上的实务能力 ,而是考核基于学问和教 养的政治见识。在这种标准下选拔出来的官僚群规模庞 大 ,成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执行者 ,由此迎来了真正意义上 的科举制时代。 总之 ,魏晋以来的历史潮流到隋唐时期产生出各种 各样的制度 ,虽然这股潮流的生气在慢慢衰竭 ,但在那些 制度的内部又再次迸发出新的潮流。与从前的时代相比 较 ,魏晋至隋唐的历史发展看似在倒退 ,其实反映了历史 运动的潮流在这一阶段转变了方向。在人格主义、普遍 主义理念的诞生这一点上 ,可以说将中国史引向了一个 新的阶段。 【收稿日期】　2004211226 【作者简介】　谷川道雄 (1925 — ) ,男 ,日本熊本县人 ,历任 京都大学、龙谷大学教授 ,现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主要 研究中国中古史。 唐宋时期文化面貌的局部更新 王 永 平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037) 　　唐宋时期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两座高 峰。但是 ,唐、宋社会的文化面貌却又有着很大的不同。 最早注意到这种不同时代特色的学者是日本著名的历史 学家内藤湖南先生 ,他在上世纪初首倡“唐宋变革”说 ,他 从文化史观的角度出发 ,提出唐宋在学术文化等领域发 生了质的变化 ,“唐代是中世的结束 ,而宋代是近世的开 始”,其间唐末五代是“一段过渡时期”。内藤提出的所谓 “中世”相当于封建时代 ,“近世”可以理解为“接近于资本 主义的时代”,他把宋以后的社会和辛亥革命以后的现代 中国看做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 ,因此他认为唐和宋在 文化性质上有着显著的差异 ,甚至“类似于西方的文艺复 兴”。(胡戟等 :《二十世纪唐研究》第 21、304 页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2002 年版) 这种观点提出以后 ,在国际汉学界产生 了巨大影响 ,成为后来“唐宋变革”论 (或曰“唐宋社会变 迁”说)的滥觞 ,由此还引发了关于唐宋社会性质的热烈 讨论。后来诸多持“唐宋文化变迁”说的学者 ,都或多或 少地受到内藤学说的影响。上世纪 70 年代 ,台湾学者傅 乐成先生又提出有关“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的看法。 他认为唐、宋各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 ,前者兼容并 蓄 ,外来文化激荡较多 ,文化精神较为开放活泼 ;但在安 史之乱后 ,逐渐回归中国文化本位 ,儒学复兴。因此宋代 可称为中国近世本位化之建立期。(傅乐成 :《唐型文化与宋 型文化》,《国立编译馆馆刊》1972 年第 1 卷第 4 期) 综观诸论 , 大都肯定唐宋之际中国文化发生了重大变迁 ,但需要指 出的是 ,唐宋文化的这种变迁还不能真正称得上是文化 类型或文化模式上的根本转变 ,因为从本质上而言 ,文化 类型或文化模式的转换 ,应该取决于这种文化所赖以生 存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根本转变。从这一点上来说 ,唐宋 社会尚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 ,还不具备文 化类型或文化模式根本转变的社会环境。由此看来 ,唐 宋文化的变迁与其说是文化类型与文化模式的转换 ,毋 宁说是中古文化面貌的局部更新更为贴切。 一 　唐宋文化的不同时代特色 唐宋时期文化面貌的局部更新从许多方面反映出 来 ,其中唐宋文化的不同时代特色表现得尤为明显。具 体而言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从文化气派和文化精神上来说 ,唐、宋文化面貌具 有很大的差异。文化气派和文化精神是一个时代文化积 淀的反映 ,也是一个时代文化面貌的最重要的体现。唐 文化气度恢宏、高昂壮丽 ,具有史诗般浪漫的文化气质 , 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的宏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