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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园之门.doc

伊甸园之门

guang电总局是个贬义词
2010-04-07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伊甸园之门doc》,可适用于文学艺术领域

伊甸园之门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动荡中达到顶峰几乎三十年过去了而本书的首次出版也过了整整二十年尽管如此人们至今在政治和文化上仍然对那段时期争论不休。对于那十年中的动乱时而发生的暴力冲突以及持续的激情人们始终难以忘怀。六十年代是崇尚个人见证的出于这一传统所有关于这一时期的著述讲的都是作者自己对当时事件的独到见解。在一些政治史学家看来六十年代标志着“新政”的顶峰和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的高潮这都应归功于约翰•肯尼迪的超凡口才以及林登•约翰逊在肯尼迪年被刺后设法获得国会通过的一系列立法(包括民权法案、选举权利法、公共医疗法案、医疗救济法案以及引起争议的济贫行动)。这种政府干预式的自由主义企图运用联邦政府的权力来制定社会政策和减少社会不公却在越南的村庄和美国城市的贫民区里折戟沉沙。然而厄尔•沃伦领导下的最高法院的确采取了一系列自由主义的行动包括中止南方的种族隔离打破农业少数派对州议院的垄断制定新的犯罪嫌疑人权益法质疑死刑强化言论自由和政教分离并确认妇女对堕胎的选择权。总之六十年代大大增强了政府对普通美国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同时大大减少了政府对公民个人生活的干预而这与后来保守派政客要做的事情恰恰相反。然而对于许多观察家来说六十年代最重要的遗产是在政治机构和立法之外。有人看重的是性解放、迷幻药和摇滚乐所构成的醉生梦死的文化另一些人则怀念由学潮和道德谴责构成的群众运动其抗议的目标起初是核战争的威胁和南方的种族歧视后来是不断升级的越南战争。还有的人把它描述成生活方式变迁和个性张扬的狂欢其光怪陆离的场景催生了“新新闻”并被媒体反复炒作用汤姆•沃尔夫的话来说那是“一场龇牙咧嘴的闹剧……年代以来最疯狂、最荒诞的时光……笨拙的狂欢……令人瞠目结舌的景观”。在保守派看来六十年代使美国失去了道德方向:爱国主义削弱核心家庭瓦解公共文化充斥淫秽和暴力毒品和犯罪日益失控父亲、教师、教士和国家的权威不断降低公共秩序和个人纪律土崩瓦解。在过去三十年中共和党基于这一指控建立了强大的竞选机器从民主党手中夺取了蓝领工人、南方保守派和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选票。与此种观点相对的是许多成长于六十年代的人难以割舍的回忆特别是当时的学生或青年教师他们心目中的那十年是个性解放、同代人团结、社会良知和政治承诺的时代。对他们来说六十年代所展现的是一种稀有的、富有感染力的理想主义虽然略显稚嫩甚至难逃厄运但仍唤起了年轻一代履行其历史使命。在八十和九十年代这一代人虽然频受挫折却痴情不改逐步在社区、学区委员会、公益组织、教学一线、国会、司法系统、演艺界甚至大公司里执掌权力和发挥影响。一如在大萧条时代形成价值观的许多人他们长大成人一边融入美国社会一边保持着社会责任感。由于保守派盘踞华盛顿他们所反对的许多六十年代价值观开始广为传播这包括环境保护、政教分离、多元化、女权、一种本能的平等主义、对权威的质疑以及反对武力解决国际冲突。年尽管曾逃避兵役并参与反战比尔•克林顿仍当选总统这标志着成长于六十年代的一代人进入了政治的主流。但是对那些试图从政治角度来理解六十年代的人来说那一时期所发生的典型事件是相互矛盾的。即使我们把和年所取得的自由主义成就视为前一阶段的遗产同时把其后的保守主义回潮视为某种道德反弹与选举机会主义的混合六十年代的早期和晚期仍然展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图景。前者的代表是民权运动或马丁•路德•金对非暴力反抗的甘地式信仰其高潮是年的华盛顿大进军或年发表的“争取民主社会学生联合会”(SDS)的纲领性文件《休伦港宣言》(PortHuronStatement)。无论民权运动还是“争取民主社会学生联合会”都不想推翻美国的制度。相反它们的目的是要美国回归其明文表述却一再被忽视的民主和平等的价值观而年轻一代从他们的民权课程、父母教诲和大众文化中所汲取的正是这种价值观。他们虽然超越了战后年代的程序或官僚自由主义但他们的信念是传统的而不是要闹革命其基础是美国历史的核心文件所包含的启蒙时代的人道主义其宗旨是确保全体公民都享有基本人权。他们对赫伯特•克罗利所谓的“美国生活的希望”有着坚定的信仰。六十年代晚期的政治则被多年的挫折所扭曲沉浸在海外战争和国内警察暴行的血腥中展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象。许多黑人激进分子从种族融合的立场转为黑人权利至上把合作多年的白人同伴逐出圈外与此同时白人激进分子根据当年的口号由“反对”转为“反抗”由抗议转为骚乱。一如后来效仿他们的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好战分子他们的目的是彻底改变人们的思想而不是实现战术的目标或渐进的变革。他们放弃参与式民主转向由一群自封的列宁主义先锋发动的过激行动。这一“新”左派的突击队丢弃理想主义而玩世不恭放弃非暴力抵抗而好战相比充满希望和乌托邦理想的前辈们他们既愤怒又悲观。在他们许多人眼中美国已不再是美好的国家而沦落为一个无可救药的种族主义的、恃强凌弱的帝国主义霸主。甘地的影响日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弗朗茨•法农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特制的暴力神学。怒不可遏的马尔科姆•X取代了马丁•路德•金激进的第三世界游击队员的形象例如古巴的切•格瓦拉或挥舞小红书的毛分子驱逐了醉心于道德见证的和平抵抗者。顷刻间种族自豪的鼓噪炸碎了种族和谐与平等权利的旧梦。从六十年代后期的文化分离主义中派生出其后年代的认同政治使美国陷入分裂。在欧洲理论家的大力推动下一度东山再起的左派思潮催生了一批自我封闭的左派学者尽管有组织的激进运动土崩瓦解他们却能劫后余生。这两条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使人们在讨论六十年代时出现了许多混乱但是用这种方式来描述它们仍然忽略了那一时期最重要的方面:它们赖以产生的文化它们之间的区域以及导致在它们之间转换的复杂过程。《伊甸园之门》的焦点不是政治声明或文化宣言而是那些揭示那个时代内心经验的具有社会想象力的作品:艾伦•金斯堡的诗歌C赖特•米尔斯、保罗•古德曼、赫伯特•马尔库塞和诺曼•O布朗富有先见之明的社会批评托马斯•品钦、诺曼•梅勒、拉尔夫•埃尔森、托尼•莫里森、库尔特•冯内古特、菲利普•罗斯、约瑟夫•海勒、唐纳德•巴赛尔姆和约翰•巴斯的小说和故事诺曼•梅勒、詹姆斯•鲍德温、汤姆•沃尔夫和亨特•S汤普森的新闻报道莱斯利•菲德勒和莱昂内尔•特里林的批评鲍勃•迪伦、“披头士”和“滚石”的摇滚乐演出。除了那些出道时还是孩子的摇滚乐歌星们所有这些人比六十年代的孩子们要年长许多然而他们却成为当时文化变革的绝妙的风向标他们的杰作独到而精妙地产生了种种效应继而成为历久不衰的经典。许多六十年代的时尚扎染衬衣、长发、革命的檄文今天看来已十分落伍但是将复杂的和声与孩童的无邪融为一体的“披头士'音乐仍让我们耳目一新。这些作品表明六十年代的核心不是变幻无常的时尚或经媒体包装的大师们信手拈来的自相矛盾的口号也不是任何狭义的政治观点而是发生在当时公众事件背后的意识的变迁。正是这一发生在情感与习俗深处的革命成为六十年代最持久的影响。无论结果如何美国人的道德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那个时代不仅年轻人留着长发冲上街头许多其他人也根本地改变了生活方向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在《伊甸园之门》中我试图发现某些线索它们连接了政治文化与毒品和摇滚文化中产阶级学生的不满与黑人青年的认同问题抗议者和嬉皮士青年的激进行动与诗人、记者、音乐家和知识分子的表演风格。一如许多早期的浪漫主义者他们用自我来度量外部世界同时又将自我带入了从未涉足的领域。他们在群体的吸引与自我表达的需求之间摇摆致力于寻找充分尊重个人自由的社群。我将艾伦•金斯堡视为这些倾向的代表人物他们都发源于前个时代的地下反文化。他最近的去世引起了媒体广泛而善意的报道这表明他仍是一个偶像甚至在他赖以生存的文化瓦解之后仍然融贯着各种不同的文化潮流。金斯堡不仅是一位有先见之明的诗人而且在他最出色的时候还是一位极富个人色彩的作家既机智又大气。他是一名惠特曼或布莱克式的游吟诗人有着预言家的声音同时对诗歌传统有着敏锐的理解。无论媒体形象还是文字形象他都游刃有余。他不仅对性和毒品情有独钟而且对政治抗争充满热情。他虽皈依佛门却从未隐身而退。他是一名波希米亚式的激进分子却始终保持老派犹太左翼的风格。他一边不知疲倦地自吹自擂一边对他的朋友们夸赞不已。但他又是一名能施展魔法的表演家。我曾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发表后他父亲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他本人是一个名气不大的诗人曾经当过中学教师。但是当我把这篇文章收进书中发表时金斯堡本人愤怒地向我抗议因为我指出他的作品今不如昔并且在七十年代迷失方向、东倒西歪的文化潮流已经将他抛弃。他的异议(他说“一个真正的诗人到死仍是诗人。”)不仅反映了一位作者对批评(无论多么善意)是多么敏感而且反映了一个真正的信仰者无视社会的指责保持对自身宗教观的坚定信念。金斯堡一生的所有线索他对语言和想象所具有的神奇威力的超现实信仰他的政治精力和个人勇气他的崩溃他对精神变异的执著探索他的性冲动他对朋友的忠诚他的宗教追求以及他对自身名望的巧妙利用都属于“垮掉一代”传递给六十年代的一个更大的自由主义文化。金斯堡是完美的五十年代突变体代表了一大批人他们在一个压抑的时代长大遭受了痛苦的身份冲突终于冲出重围得以用全新的方式来表达自我。金斯堡是一个披着沃尔特•惠特曼外衣的霍尔登•考尔菲尔德。一如《在路上》和《嚎叫》*霍尔登•考尔菲尔德(HoldenCaulfield):美国作家JD塞林格所著《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主人公。译注**詹姆斯•迪恩(JamesDean,):美国演员主演电影《伊甸之东》、《无因的反叛》和《巨人》。《麦田里的守望者》和《无因的反叛》都充满了惊人的先见之明。五十年代青年文化的主角是一群一筹莫展、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年轻人六十年代则使它获得更多的政治和先知的色彩而就此而言金斯堡功不可没。金斯堡在保持其独特个性的同时一边追求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一边寻找精神的超越他的所作所为预示了一个新的年代。从根本上说这种乌托邦式的、浪漫的和宗教的倾向是六十年代情感的核心。美国在历史上时常出现宗教狂热例如发生在十八世纪中叶的“大觉醒”其所形成的好斗和反叛的气氛最终导致了独立战争。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正是这种精神的狂热把各类人群联系在一起包括教会支持的民权示威者参加摇滚狂欢或“大众聚会”的青年还有对美国在越南的暴行深恶痛绝的反战分子。这一狂热还影响了另一些人他们有的力图从性、迷幻药和摇滚乐中寻求解脱更多的人则在寻找生活中新的目的感。还有一些人在乌托邦理想的召唤下背离了你争我夺的社会“回归自然'或到公社里生儿育女。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以上种种乌托邦策略有可能产生巨大的破坏性。一些大学的学生静坐抗议引发了暴力冲突使校园陷入分裂。同样文化分歧造成美国社会的两极对抗。性解放和迷幻药使一些人迷失方向甚至丧命。与此同时某些反战分子和黑人激进派最终在极度愤怒中走上绝路。与这些极端行动相对应的是许多中部美国人的过激反应他们在心怀叵测的政客和自封的卫道士的怂恿下对一种他们无法接受和难以理解的文化作出强烈反弹。但是这些极端的情形丝毫没有反映事情的全貌。许多六十年代长大的人经过暴风骤雨的洗礼变得成熟而睿智。如果他们难免一丝伤感那是因为主流文化将他们视为神圣的价值弃置一旁。尽管如此这些价值最终得以确立:性自由妇女、少数族裔和残疾人权利对权威的健康的怀疑甚至某种嘲讽对不同性偏好的宽容反对军事冒险保护环境以及一种更加随意和不拘一格的新型社会生活。在政治上对六十年代的反弹使右派处处得势然而在文化上新思想已经无孔不入。关于堕胎、同性恋、色情、政治正确和教育我们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文化战争至今尚未停息。被保守派斥为道德沦丧的东西自由派则宣称是自由的代价有时不负责任、唯利是图的商业界为这一切推波助澜反而使习惯为它们喝彩的保守派不知所措。眼下的美国虽然海外一片和平却在为基本的社会和道德问题而大打内战。其实这也是六十年代的部分遗产表现为一种文化的分裂打破了战后那种虚假和压抑的共识。自从写作本书之后我更清楚地认识到尽管它与传统决裂六十年代文化仍是过去历史的延续特别是备受六十年代激进分子攻击的战后年代。其实他们自己就是在战后的繁荣中被惯坏的孩子这包括他们不屑一顾的中产阶级郊区生活他们拒绝接受的技术冷战思维中的道德绝对主义与母乳一起进入他们体内的核焦虑应有尽有的消费社会以及他们对即刻满足的需求。至年由于发生了大萧条和二次大战“美国梦'意味着推迟的满足和希望。然而战争结束后由于经济超高速增长人们一度在年世界博览会上为之憧憬的消费天堂终于成为现实。一座掩映在草地和树丛中的郊区住宅是这种乌托邦式的田园美景的一部分。这是个生儿育女的好地方而二十年后正是这些儿女们在绿树掩映的校园里静坐抗议或搬到乡下过公社生活。他们以为他们摒弃了父母的价值观其实他们不过是给这些价值观变了个调。战后的繁荣给了他们自由使他们能抗议、撒野、退学而不必担心找不到工作。然而到了七十年代经济开始下滑。正如我在书中所写“我们现在看到六十年代五彩缤纷的文化赖以生存的就是那备受诟病的脆弱的富庶和人们想当然的经济繁荣。”六十年代的年轻人不仅继承了父辈的经济繁荣而且继承了他们的乐观和理想主义。他们的父辈经历了大萧条继而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意识和经济焦虑后来他们又经历了战争继而确立了坚定的人生目标和是非观念。他们在年后看到的繁荣是对多年奋斗的物质回报而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再重复他们的经历。《休伦港宣言》开门见山地道出特权带来的疾病反映了年轻一代萌动的道德反思:“我们这一代人在甜水里长大现在身处校园不安地看着我们继承的这个世界。”由于看到'南方反种族歧视斗争所揭露的触目惊心的人间压迫”这些初出茅庐的激进派'情不自禁地'要变'沉默为行动”把自己享有的特权分给比他们不幸的人们。同样反文化也以其独特的方式建立在年轻一代自幼被灌输的价值观之上。无论性解放和迷幻药满足了什么样的精神渴望它们都是战后年代消费伦理的延伸。正如大卫•法伯在《梦想年代》中所写“与他们的父辈不同青年一代自小就受到种种精明的营销宣传的影响不断推动他们通过变化无穷的消费机会来找乐。本来有一道门把节俭和自律的资本主义传统美德与及时行乐的新消费观念相互隔绝现在这道门被美国的一些拿高薪的天才人物别有用心地撞开了。”五十年代的一些激进作家例如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诺曼•梅勒(《白色黑鬼》)和诺曼•O布朗(《生与死的对抗》)为寻欢作乐和尼采式的道德冒险进行了异常高明的理论辩护与上述主题不谋而合继而为六十年代的流行思潮打开了另一个口子。一如五十年代的垮掉一代和青年文化在他们的引领下六十年代成为整个战后时代最多彩和最动荡的片断。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的区别始终是清晰的本书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是今天看来二十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与第四个二十五年之间的区别更加显著。越南战争开始时美国充满自信它的经济实力、自由主义理想和冷战使命使它不可一世决心像当年反击德国和日本的侵略一样来对付民族解放战争。但是越战最终使美国经济衰退军事受挫民心分裂并失去大批国民的信任。年是一个转折点:我们从越南撤军一场蔓延的丑闻开始拖垮一位在职总统一场石油危机突然使我们的经济软肋暴露无遗。我们所担心的不再是核战争而是如何取暖、开车上班、出口产品而这些都是美国人长期以来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美国再也没能恢复战后几十年所取得的经济增长。军事失败、经济危机和政治分裂还给美国人造成了心理创伤:一位总统力图解释全国的“病症”而其他的总统则力图消除它让'越南综合征'寿终正寝。本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标志不是无穷的希望而是它的局限感。由于巨额赤字要想增加社会福利的开支已毫无可能。自由派和工会陷入被动力求保住原有的成果而不是寻找新的方案来解决美国日益恶化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种族矛盾和收入不均。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期的股市繁荣加上劫贫济富的税收政策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尽管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瓦解与海湾战争的胜利一度使人们激奋但是美国未能重获战后年代意气风发的乐观主义而六十年代不仅承接了这种乐观主义而且为它蒙上了乌托邦的色彩。我在七十年代写作此书时六十年代在迅速远去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可能完全忘却自己的青年时代虽然我们对当年使我们忘乎所以的激情和幻想感到难堪。年后年轻人更关心如何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经济环境中就业和生存逐渐丧失了对精神冒险的热情尽管他们享有人们在六十年代为他们争得的种种新的自由。由于从越南撤军和结束征兵制群体抗议的政治运动随之中止。年轻妇女理所当然地享受女权运动的成果特别是就业和上学的机会。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工作“女性的神秘'即使没有完全消失也成为人们避免的尴尬话题。作家、记者、演员和制片人享受前人无法想象的言论自由。性乱、暴力、乱伦和虐待的镜头随处可见令人麻木。尽管卫道士们拼死抵抗新的自由六十年代仍为美国社会松了绑。说到底市场取代了新闻审查官成为趣味和公众言论界限的裁判。尽管仍有少数'新纪元”的信徒和邪教徒在鼓噪但世纪末的美国对几乎所有的旷世奇想都已麻木不仁唯一的例外是市场提供的物质享受或'自助文化'创造的医疗良方。在一个不断原子化的世界里自我实现成为第一美德甚至乌托邦也已私有化。尽管乌托邦对于我们始终遥不可及但我们仍需要它来调节自我仍需要把它作为一个目标使我们得以超越日常琐事作更大范围的想象。八十年代后期我女儿刚进大学时戴过一枚胸章上面写着'永不放弃乌托邦的梦想”。追求完美可能使我们误入歧途在本世纪它使多少人惨遭杀戮但是除非我们梦想一个完美的社会否则我们是不可能取得现实的社会进步的。醉心于激进变革的呼唤或我们自身动机的纯洁始终是有风险的。六十年代某些旷世奇想幼稚得令人瞠目结舌。然而不知为何这恰恰是那个十年最吸引人之处。虽然它有时将年轻人引入毒品和暴力使他们放荡或性乱但它也造就了一种始终超越其时代的大同和平等的崇高梦想。莫里斯•迪克斯坦年月纽约当我母亲最初听到本书题目时曾怀着一线希望问我此书是否与宗教有关。我也曾多次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宗教毕竟有着许多伪装而要识破披着现代外衣的宗教有时是很难的。有一种重要的宗教情感蔑视尘世怜悯凡人强调人生的短暂和悲惨以及人类境况的约束。它提倡禁欲鼓吹来世力促我们超越肉体的引诱暗示我们能在一个纯粹精神的境界中获得灵性和超脱。即使是最阴郁和最荒谬的六十年代作家也与这种观点大不相同。但是另一种宗教思想却是乌托邦式的而不是悲剧式的。它与某个悠久的异教传统一脉相承告诉我们说即使在现世的寻欢作乐中也能通过布莱克所谓的“改进感官的享受'而取得精神和道德的胜利。这种思想鼓励我们向生活提出尽可能高的、启示录式的要求并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冲破索然无味的日常生活方式而达到光彩夺目的大同和完美。它断言我们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比社会或原罪观念想要我们相信的具有更大的可塑性更充满可能性更不受环境的约束。许多研究早期美国文化的学者指出这后一种倾向在我们民族最初的自我意识中是多么根深蒂固。早年的传教士和作家视欧洲为一种腐朽败坏的旧秩序和一个风烛残年的文化。他们把美国描绘成一片处女地、一个花园世界把美国人描写成一个拯救一切的新亚当他未受历史的玷污摆脱了腐朽之风和道德败坏。这个新的国度是宗教经文中预言的应验其使命即使不是开创千年盛世至少也是重创历史。此种信念的经久不衰有助于说明美国对于自身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的看法中所包含的奇特的道德主义。到了亨利•詹姆斯时代无邪而多智的美国人和腐朽而世故的欧洲人已成为不变的老框框为最精妙的社会喜剧提供了素材。当然美国作家很少像他们所乐于塑造的人物那样无邪和高尚。甚至最爱想入非非的超验主义者也不会不注意到世界有时是多么难以驾驭多么激烈地背离他自己的宏伟意愿。梅尔维尔的白鲸这个美妙的谜表明现实会如何激烈地抵抗我们降服它的强烈欲望。伟大的理想最终可能会加强而不是消除我们的悲剧式局限感。《我们必胜》是一首浸礼会的圣歌后来成为一场社会运动的战歌。六十年代的精神目睹了乌托邦式的宗教转变成世俗人文主义的词句。正像黑格尔和马克思将基督教的末世学关于历史向着一个特定目标前进的信念改变成现世的社会变革理论一样六十年代将伊甸乐土的激情再一次转变成政治语言。正因为如此我对六十年代的叙述并不强调其天堂极乐的方面:迷恋秘术推崇东方宗教术士和静思功夫以及通过吸毒、多态性行为或快速疗法而获得短暂的涅槃。七十年代由于政治变革的道路突然封闭这类通向天堂的捷径大为风靡。但在六十年代宗教的激情带有更多的政治倾向。这种倾向开始于南方黑人宗教追求千年盛世精神所推动的民权运动。对六十年代进行文化综合并不符合我们通常关于'追求千年盛世”的设想。千年盛世思想是五十年代欢呼意识形态终结的那些理论家们特别厌恶的东西。这些人告诫我们乌托邦主义与艰苦细致的改革不相符合。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享乐原则和自我修养排斥了利他主义和社会义务。这些区分是苦行的老左派奉行的信条并且继续使不满现状的前左派产生偏见。然而六十年代既推动了革命又推动了改革并试图把追求社会正义和寻找个人真谛相结合。民权运动和'人的潜力'运动在一件事情上是一致的:人们有权利在此时此地享受幸福。五十年代的文化就其冷嘲热讽和精于世故而言是欧洲式的。它笃信所谓的“人生悲剧感”即断言人性和人类环境冷酷无情的宿命论。六十年代文化的口号则是解放:传统和环境的桎梏将被抛弃社会将按人类的潜力来塑造。今天当六十年代已变得像遥远的回忆时它果真如此遥远吗?那一切果真发生了吗?不难看清促成上述憧憬的天真和年轻的热情。所谓长大成人就是第一次产生一种无法弥补和无法挽救的感觉我们认识到每走一条路就一定有许多其他的路未走许多路永远也不会有人去走。成年的甘苦杂糅的才识总是不同于青年的冲动的激情但是经验之路并不一定以徒劳和挫折告终正像青年的憧憬并不一定囿于天真和希望一样。冷战、核弹、征兵和越南战争使青年们过早地看到我们国家生活的阴暗面但也激励了许多因悲观失望而厌倦疲惫的较为年长者。自我和世界都证明这两者比六十年代的行动主义所敢于期望的更难以改造但是十年斗争的成果依然历历在目。刻不容缓的未竟之业已被提上议事日程尽管美国人民因饱受六十年代的动乱而有所退缩但他们最近拒不选举一位纯凭安于现状和畏惧变革而进行竞选的总统连任。如果我们尚无理由欢欣鼓舞我们更没有理由抱怨和沮丧。六十年代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任何个人有意选择的结果而是许多深刻的情感变动之一这种变动使整个道德领域改观。要理解这些内在的变化需要对文化史进行创新的探讨。我决意充分利用文化这个难以捉摸的字眼的模棱两可性因为这个词我们既用来指艺术和思想这一较为狭窄的领域又从人类学的意义出发用来指社会的信念和道德习俗的结构。我确信两者能为我们充分地互相说明。我所依赖的是两个都近似黑格尔学说的前提。第一文化的每一阶段都自成一体、充满涵义可以当成一篇文章来读第二正是我们的无数文章小说、诗歌、歌曲、论文、自传能够帮助说明那篇更大的“文章”。换言之艺术的文化能揭示整个文化中情感和舆论的特征。这种观点并不新奇但是历史学家往往对此敷衍了事。历史学家忽视艺术形式的变化可正是这些变化全面揭示了艺术家不自觉的信念文艺批评家则忙于清理种种形式似乎这一切与任何观念都毫无关系而只牵涉到纷纭繁杂的艺术品越多他们也就越开心。我将文化史和文艺批评合为一体不仅是为了描述这些道德倾向新变化的来龙去脉也是为了就写作和艺术中种种使许多人大惑不解的个别发展作一些阐述。与那些力图包罗万象的历史学家不同我有意忽略了自己不赞同的文化现象以及其他保守而非创新、因而无法向我们揭示文化变革的文化现象。在第一个阶段中我详细研究了若干似乎提供了一个答案的倾向但是文化的动荡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即使用完全不同的另一组例子结论可能仍然大致相同。我的大部分例子取自文学或通常不为文艺批评所注意的准文学作品。由于我的主题是文化我就往往需要强调艺术变革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平行关系。艺术存在于互相联结的种种社会意义之中但是从外部去记述这些意义是徒劳的因为它仍是由具有自身逻辑和严格标准的形式特征来传播的。在方法上我力图不仅尊重这些形式的严格要求而且把这些要求作为本书议题的中心而这是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从来不做的。我的目的是双重的:证明文化史能从艺术想象和语言想象的内部写起同时搞清常易流于与世隔绝的文艺批评能否帮助我们了解现实世界。莫里斯•迪克斯坦年月于纽约仅试图修改现有体制是徒劳的。我们时代的整个庞大的体制必须除去。而除了勃然萌发并缓缓突破其根基的生命新芽是没有任何东西能真正使它灭亡的。我们不得不全力拼搏保护生命的新芽不被压垮并茁壮成长。我们无法造就生命。我们只能为生长于自身内部的生命战斗。DH劳伦斯︽皇冠︾注释一爆发:旧根萌生新芽一代人的标志是时尚:但历史的内容不仅是服装和行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哈罗德•罗森堡《荒野之死》年。有时一桩公共事件后来回想起来似乎象征了一整个时代。艾伦•金斯堡、格雷戈里•科尔索和彼得•奥尔洛夫斯基五十年代末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诗歌朗诵正是这样的一桩事件。后来黛安娜•特里林在《党人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对此大加渲染或大肆贬低于是这一事件就变得家喻户晓了。特里林夫人抓住了这次朗诵把它作为一段文化插曲来利用。她讲述了金斯堡跟他的母校闹得天翻地覆的经过。金斯堡在校时是马克•范多伦和莱昂内尔•特里林的学生因在一扇玻璃窗上涂写反犹太的秽语而被开除后又获准复学。现在他俨然以一场新的诗歌和文化运动化身的身份颇有些扬扬得意地回来了。那天晚上发生在麦克米林剧场后来成为特里林夫人文章主题的事件是两股彼此的根源与目标奇妙地交织在一起的力量的冲突放荡派与学院派之间的冲突。表面看来金斯堡跟哥伦比亚大学金斯堡跟特里林夫妇分别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方属于每个学习人文学科和当代文明专业的学生第一年就能接触到的“高雅'文化另一方则是被特里林的另一名学生在《党人评论》的一篇文章中斥为“一无所知的狂放文人'(KnowNothingBohemians)的乌合之众。但是高雅文化者也不就是经过整理的对先前犯上作乱事件的记录吗成功的先锋者的历史各种丑闻站住了脚经久不衰终于进入圣殿。可是五十年代的最大特点却在于其偏爱文化方面一成不变的区分、排斥和等级:诗与非诗大众文化与中产文化或高级、中级、低级文化诗与宣传品文化与野蛮。垮掉派朗诵会举行时我正在哥伦比亚大学上二年级。那天晚上我恰巧进城去看莎士比亚的戏无意之间表明了我对当时的等级制度的赞成。这实在不是一个蓄意的保守姿态尽管有人可能会那么想。确实无论我的背景还是我所受的那点大学教育都未使我对狂放派有多少好感不管它是“一无所知'派的还是其他什么派的。但当时我毕竟还只是官方文化世界中的一名新手看一场莎士比亚戏剧的现场演出仍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甚至还有几分探险意味呢。我总得先听听贝多芬的音乐然后才能请他滚开吧。但是几天之后学校广播台的一位朋友给我放了一段垮掉派朗诵会的录音我被感动了惊住了。之后不久金斯堡在《天主教工人报》破破烂烂的办公楼上一间挤满人的阁楼里声泪俱下地朗诵了一首尚未完成的诗《祈祷》这次我去参加了。对我来说这件事现在变得颇带个人色彩。那是一个星期五晚上已经进入安息日了。*虽然我当时已不是百分之百地笃信正统犹太教但对我来说到闹市去仍是一件痛苦的事去的偏偏又是下东区!可是此事却又不无道理不无令人振奋之处:在安息日前夜受到排斥的犹太人和激进的天主教徒聚集在一起聆听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犹太母亲所举行的异教(犹太)祈祷。《工人报》所在的下东区地段与我长大的地段颇不相同而金斯堡所回归的犹太教角落也与我基本上仍居其中的犹太教角落相异。我也有位母亲她一定会激烈反对我去那里我们在这一点上倒是相同的。但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认识到对我来说诗比信仰或宗教仪式更为重要。一如在我之前的许多人我就此通过一条门径进入了世俗社会。金斯堡的朗诵不仅气势磅礴动人肺腑而且成为另一条大道通过这条大道我进入了特里林夫人和《党人评论》实际上已将金斯堡摒除在外的那个文化到了六十年代末那个文化将把莎士比亚和金斯堡、文学和电影、贝多芬和摇滚乐全部包罗在内。这一变化发生的过程便是本书的主题之一。但在五十年代末金斯堡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局外人而且是为主流文化所唾弃的活力、传统和异端邪说的绝妙象征。正在此时雅克•巴赞出版了一本书把艺术说成是美国知识界的三大敌人之一。但他事与愿违地表明大学文化正日趋单薄脆弱亟需外部力量助其复活苏生。六十年代的大部分历史被证明是一种教训告诫我们应该避免对文化传统下刻板不变和抱残守缺的定义。虽然当时无人意识到这一点但金斯堡所代表的正是不久后大部分美国文化的前进方向。年。我再次听到金斯堡朗诵几乎是十年之后的事了。他在较为低调和谨慎的情况下回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但是环境的巧合再一次使他的归来充满了象征意义。然而这次的主题已不是两种文化的冲突而是它们二者之间的妥协。朗诵会在厄尔堂举行这是一个中立乃至神圣的地方在此学校的各个宗教派别已设法共处多年。两名哥大的老诗人金斯堡和约翰•霍兰德于二十年后重返母校为给学校的一个文学杂志募款举行朗诵义演。这真是一次耐人寻味的结合。我从霍兰德的优秀诗篇《赫利孔山》中得知他和金斯堡当时是朋友两人的关系微妙热烈或许又互不信任。我还知道自那以后他们的生活如何典型地背道而驰。我们在此几乎看到了一则文化上的寓言:还有哪两位同代诗人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更不相同吗霍兰德得到《党人评论》的赞许成为该刊物的诗歌编辑并获得耶鲁青年诗人奖(由奥登提名奖品是一本具有强烈的奥登色彩的书)从而确立了成功的学术生涯。金斯堡所经历的则是旧金山狂放文人的生活场面《嚎叫》的臭名远扬《时代》周刊上的廉价宣传和《党人评论》(其中包括霍兰德)趾高气扬的贬抑。然而时代变了。霍兰德不再写抒情短歌、六节诗、情歌、歌谣和十四行诗而是出版了一系列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自传体诗其中一部分几乎和金斯堡的任何作品一样自由和富有个人色彩。就我所知金斯堡可能多年没写诗了。他的书中没有一本是年以后的作品。或许在众多的垮掉派诗人中唯有他得以幸存而且是出色地幸存了下来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当我周复一周地在《村声》的报页上关注着他那温文尔雅、新蓄了胡须的尊容时他似乎已完全变成了一个风云人物一个新一代人的宗师。看起来当他在六十年代以其磁石般的精神存在支持从纽约到伯克利、从伦敦到布拉格的许多最污秽或最庄严的时刻时并没有使用诗人的身份毋宁说他是年长的政治家精明而世故的飨宴官是一条与五十年代萌发的抗议文化相联系的活的纽带。所以那天晚上许多人来厄尔堂观看的是那位表演家(观其人胜过听其声)大名鼎鼎的金斯堡。当时两位诗人都没有使任何人失望。意外的是霍兰德几乎主宰全场。尽管他的风格有所改变但他仍是无懈可击、地地道道的大学诗人:妙语连珠、文笔精湛、才华横溢、热情奔放却又冷嘲热讽。听众或许并不是为他而来但他紧紧抓住了他们的心他熟知他们的音栓所在能够引起他们全身共鸣。当经久不息的喝彩终于让他重演一次时他请求金斯堡准许他朗诵《赫利孔山》。这是一个感人至深的姿态而诗歌本身则使人如痴如狂。听众中有些人看到他俩初遇舞台互相拥抱或许并不知道霍兰德曾将《嚎叫》贬为一本'有失体统”的“糟透了的小册子”而现在他们本能地意识到《赫利孔山》是言归于好的谢罪之礼是爱的诗篇更是对霍兰德自己及其同代人的部分的劝解。相比之下接着登台的金斯堡似乎对他的听众麻木不仁或决意使他们心慌意乱。他一开始并没有朗诵而是哇哇地唱开了随着《野兔黑天》超乎人们预料地滔滔不绝他看来似乎完全甩开了语言。艾伦•金斯堡站在那儿欣喜若狂忘乎所以全然将我们抛于脑后当众做着他的精神俯卧撑。这一切令人心神不安而且不消说是卓有成效的我们渐渐勉强地放下了一群大学生听众所惯有的嘻嘻哈哈对一切都不以为然的架子。金斯堡来此不是为了取悦于我们而是为了改变我们的信仰。但是至少对我来说更大的意外还在后面:诗许多许多诗*黑天一译克利须那印度神话中大神毗湿奴的化身之一当人世间不能忍受暴君和妖魔的肆虐时他答应下凡为民除害。其中有一些胜过了他的任何旧作。有几篇很诙谐更像霍兰德喜剧般的自嘲而不像我们刚刚目睹的感情爆发或《嚎叫》和《祈祷》那种预言式的激情。难道我忘记了或从未注意到《致罗斯婶婶》、《美国》和《真正的雄狮》等既疯狂鲁莽又多愁善感的甘苦掺杂的寓言诗中的另一个金斯堡试看这首《这样的生活需要性》诗中那个曾称彼得•奥尔洛夫斯基为自己配偶而使电视采访人目瞪口呆的人探索着他对女人和生育的新兴趣。新诗源源不断五花八门无法分类当《行星消息:》于当年稍后出版时这些诗都被刊出并没有销声匿迹。这说明金斯堡作为一名诗人并且首先是作为一名诗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行星消息》是那十年中最丰富、最充实的成果之一它不是垮掉运动的遗迹不再是远处边缘而是紧靠新文学思想的中心。无疑这就是《赫利孔山》秘而不宣的颂词:在那个缪斯之家年轻的金斯堡这位塞壬女妖般的维吉尔引导着更年轻的霍兰德他的勉强追随的但丁来到现代的冥世到圣路加医院出卖自己的血浆:灵感之泉源远流长超过了坎皮恩(Campion)和奥登之类匠人的想象。”我知道“这位现在较为老成的霍兰德最后说开拓新域远比循规蹈矩更为艰难:随着夜幕像死亡般降临殷红的鲜血化作珠宝灿烂。金斯堡已在一度的文选之战中获胜。尽管部分作者并未意识到学究诗歌及其姊妹艺术矫揉造作、遁世避俗的斗室小说和精雕细刻的詹姆斯式短篇小说却已像温文尔雅的散文一样病入膏肓。处于生死关头的绝不仅仅是文学的形式人们所争论的是我们的思想和文化动向。垮掉运动也死亡了年金斯堡远离美国我是从简•克雷默引人入胜而见解深刻的著作《艾伦•金斯堡在美国》()中获得关于金斯堡的这条消息和许多其他消息的。这种温文尔雅的形象仅是金斯堡的一个方面他在载于年月《花花公子》杂志的一篇与保罗•卡罗尔的谈话中则显得锋芒毕露、意志坚强表现了他的另一面。国“到东方隐居片刻”后来实际上一去几乎四年当时他就认为这个运动已经死亡但是美国文化在那时的戏剧性转折却留下了它出人意料的遗产。(旧金山的经历最终变成了全国的经历:一个新的文化诞生了垮掉派生活方式和艺术风格广为传播。)事实证明中年人的恐惧是有来由的。现在它们比比皆是!六十年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时期无疑是我们文化史上的分水岭其影响将长期存在。虽然许多人设法探求它的意义但很少提供坚实可靠和不偏不倚的答案。两个最早的从相反观点出发所作的十分出色的尝试适得其反地证明文化定义会如何逐步演变成政治宣言并受到论战激情的歪曲。在《反对阐释》()的最后一篇文章中苏珊•桑塔格将'新情感'描述成从理智手中拯救情感并继而取消文学及其'满篇事实报道和道德结论的“内容'”而代之以'内容少得多、道德结论冷静得多的艺术例如音乐、电影、舞蹈、建筑、绘画”。欧文•豪或许是新情感的最尖锐的批评者他在年的一篇有关'纽约知识分子”的文章中对这番描述欣然表示赞同但是他发现其结果是浅薄、避世和虚无的其基础是对无知和直觉的一种不假思索的信仰一种'随心所欲的心理”对道德问题麻木不仁对思想概念则不能忍受。他怀疑此种态度是否'能与高级文化和复杂文明共存”。他为那些人感到遗憾他们想卸去二十世纪悲剧式的重负而寻求一段时间的“轻松的欢乐和浅薄的享受”。当然桑塔格和豪是我国现有的两位目光最敏锐的文论家但是六十年代的激烈论战使他们犯了他们后来机智回避的强词夺理和简单化的错误结果他们往往彼此证实对方的模式。桑塔格的文章《一个文化和新情感》的缺陷在于对文学的道德内容和观念内容进行了笨拙的解释。”马修•阿诺德关于文化的概念“她说“把艺术解释成对生活的一种批判所谓批判便是提出道德、社会和政治的概念。”(文学正是以'粗俗”的方式用'说教式的直言'做到这点的。)欧文•豪文章的某些部分荒谬地近似于这种对传统的文化观念所进行的嘲讽。这位昔日的马克思主义者宣布要进行一场文化斗争要捍卫绝对的“道德法规”并请出'传统基督教义和现代弗洛伊德主义'来证明我们生物本性的原罪。一如某些严厉刻板的人道主义教派的卫道士他研究和否定了诺曼•布朗、马尔库塞、麦克卢汉、新左派、《纽约书评》、哥大学生、吸毒者、罗伯特•布鲁斯坦及其'戏剧式摸索'(无需在此进行区别布鲁斯坦一度这样做过直到他被自己好争辩的倾向所征服为止)以及苏珊•桑塔格和许多其他人的道德水准。他鼓吹思想的复杂性(“或然性概念”“细微层次和模棱两可”等等)而抨击简单浮浅的“新原始主义”结果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混为一谈用同一把刷子给每一个人抹黑。人们未曾想到六十年代的文化竟会如此铁板一块。新情感中究竟有什么东西能把一个老激进派赶入教会的怀抱(姑且这么说)显然这种情感远非超然冷漠和空洞无物而是与政治、道德乃至宗教紧密相连的。艾伦•金斯堡正是在此起到他的作用不仅是作为不屈不挠的个人而且是作为那整个文化阶段最丰满的象征。年的豪因肩负抵御野蛮、捍卫文化的使命而热血沸腾或许会把金斯堡与其他不道德分子和吸毒者一起贬为另一个'新原始人”。(甚至莱斯利•菲德勒也被打成那些吸大麻的烟鬼的同伙因为他写的一篇试探性的并且相当合乎情理的文章《新的变种》未能谴责吸毒者。那些忘乎所以地大过烟瘾的人真是活该倒霉!)但是金斯堡也不完全符合桑塔格的标准。他不仅出版肆无忌惮的文学作品而且太爱说教又太直言不讳地力图影响我们的道德和情感。在金斯堡身上我们能够辨认出六十年代'新'文化的某些传统根源。他自己就煞费苦心地设法扩大我们对诗歌传统的认识并强调他与布莱克、惠特曼、兰波、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和其他一些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遭到学院冷遇的诗人们的相似之处。(简•克雷默引用他的话说“在我遇见威廉斯之前我只知道怀亚特、萨里伯爵和多恩之类的家伙。我常读他们的作品然后抄下自以为近似他们作品的诗。后来我把其中的几首寄给威廉斯他却认为它们糟透了……他对我说“注意听听你自己声音中的节奏。用耳朵的直觉写作。””)但是金斯堡同样继承了别的传统。黛安娜•特里林写的有关金斯堡在哥大的那篇自命不凡的文章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没有把他看成一个狂热的梦想家或一个不负责任的遁世者而是看作三十年代的一种斗志昂扬的左翼文化的残存者。他的诗《美国》充满着对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会员、汤姆•穆尼、西班牙共和政府派、斯科茨博罗的少年们、萨科(Sacca)和万泽蒂(Vanzetti)的感伤的回忆并将这一切置于充满讽刺意味的五十年代背景之中:亚美利加你何时才变得像天使那般模样你何时才会脱去你身上的衣裳你何时才透过坟墓看看自己的尊容你何时才不辜负千百万托洛茨基信徒对你的信仰……五十年代到处都有反对派的呼声其中大部分是政治方面的他们攻击主导的倾向。我们想到《异议》杂志和欧文•豪的文章《这个循规蹈矩的时代》(此文后来似乎使他略感难堪)想到哈罗德•罗森堡的文章特别是《心理分析学自由主义和罪恶的过去》与《荒野之死》也想到理查德•蔡斯的《民主展望》()此书的最佳部分尖锐而合亚美利加我在孩提时曾信奉共产主义但我不后悔。我也从不错过每一次吸大麻的机会。我日复一日地坐在家中凝视着斗室里的玫瑰。以上这些并列是独具匠心的就像布莱克的《地狱箴言》一样。显然这不是一首宣传鼓动诗金斯堡也是一个醉心毒品和爱想入非非的人他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政治理想和救世期望的破灭。他母亲是一个后来发了疯的共产党人或者说一个曾经是共产党人的疯女人。那些出没于她梦幻中的鬼怪半带政治性半带个人色彩。她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他是在她死后第二天才收到的后来收进他为她写的《祈祷》之中。这封信既是想入非非的诗又是一个牵肠挂肚的犹太母亲的严厉告诫:钥匙在窗台上钥匙在窗前的阳光下我有钥匙结婚吧艾伦不要吸毒钥匙在窗栅里在窗前的阳光下。爱你的母亲《美国》和内奥米•金斯堡令人心酸的结合成为金斯堡所有作品的基础并指明了他预示六十年代文化并成为其化身的方式。只有'麻木不仁'(如洛威尔当时所称)的五十年代由于恪守繁文缛节和在政治上安于现状才会视垮掉派运动为一种全无社会或艺术意义的遁世文化。*它的社会意义直到《荒诞的成长》终于在年月找到一家出版商时才开始为人所知。在此之前“垮掉一代'始终只是《时代》周刊的一篇名文所谓的“一群赞美狂饮、吸毒、乱交和绝望的怪人”。文艺的意义经过更长的时间才引起人们的认真注意虽然《在路上》与《嚎叫》不同一问世就受到某些中产阶级趣味的评论文章的热情赞扬。严肃的批评家则对二者都保持敌意。他们对诗的鉴赏标准在帕克、霍尔与辛普森编选的诗集《英美新诗人》()中被奉若神明这部诗集不仅排斥了'垮掉一代”而且排斥了黑山诗人、纽约派和所有新生的实验派别而所有这些派别都像大部分此类'实验'一样有一个丰富多彩但被人忽视的文学渊源。甚至'垮掉一代'与当时的惰性和抵抗紧密相联的公开行动也发源于达达派和超现实主义者的种种惊世骇俗之举。在六十年代这一运动与许多其他的萌芽运动争芳斗艳。那个时期是如何使二十年代玩世不恭的作风和三十年代的政治运动如此独特地结合在一起的呢青年们杂乱无章地迷恋于马克思和神秘学、毛泽东和《易经》、政治和大麻、革命和摇滚乐。普遍的政治动荡在艺术中不仅打开了性开放之门而且打开了实验普遍复兴之门类似这样的复兴至少在文学中是我们自第一代现代派以来见所未见的。(这倒不是说这些实验具有相同的雄心或取得了相同的成功只不过这些实验当时要求而且现在仍然要求人们认真地、从批评的角度去看待它们而不是用'文化工业'或'新原始主义'之类的陈词滥调把它们说得一无是处。)我之所以在此谈论文学不仅是因为我对此最熟悉或者是因为由于其本身的现代美学而更加与世隔绝的其他艺术(例如绘画)理地批判了五十年代并具有远见卓识地预示了六十年代的新政治。到了年和年这股涓涓细流汇成了滔滔洪水在较短的一段时期内许多新情感的奠基之作得以出版。我将在本书第三章中考察这些过渡性和预示性的著作。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推动了朝气蓬勃的创新运动而且是因为我认为麦克卢汉所鼓吹的书籍已经过时的观点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文学甚至大众文学一直是自觉性较高的少数人的领地。如果在六十年代书籍学会跟电影、政治和流行音乐争夺观众那么这种分权现象是健康的(甚至就'内容'而言也是如此)。*我们不应当责备青年人不读书或读错书。如果他们弃置艾略特而读布莱克这或许是一个错误但这在那些当初弃置斯温伯恩而谈艾略特或弃置雪莱而谈多恩的人当中是不应当引起这么大惊慌的。六十年代在那场众所周知的动乱爆发前不久我曾两次在哥伦比亚大学向本科生讲授布莱克在我的班上甚至那些为寻求刺激而来的人也坚持下来苦心钻研布莱克错综复杂的体系。当他们一手捧着《四天神》另一手捧着诺斯洛普•弗莱的《可怕的对称》时就很难责怪他们懒于开动脑筋了。六十年代的青年老练、宽容、热切他们要在文学中有所发现(正如波琳•凯尔当时对青年电影观众的说法一样)而不满足于走马观花。并且他们对“现实意义”的要求依然是合乎时宜的依然应成为所有优秀教师的思想的一个天然组成部分而只有在这种要求变得过于狭隘和刻板时才是可笑的。关于现实意义的口号常被滥用特别是被思想僵化的激进分子滥用以致在六十年代后期终于变得滑稽可笑后来随着学生行动主义的衰落而消失。但是降低文学标准而不是提高我们对它的要求是有着隐伏危险的这更明显地表现在五十年代以《店员》和《只争朝夕》为代表的带有狭隘个人色彩的艺术作品中而不是表现在产生了《第二十二条军规》、《V》和《猫的摇篮》等作品的广泛的历史虚构中。六十年代的小说家恢复了幻想的才能和高度想象力以及一种堪与乔伊斯媲美的形式和技术的大胆创新(虽然和乔伊斯本人一样他们这样做也丧失了一部分直接的人性诉求)。六十年代的小说是一种混血文学一种辩证的文学就像金斯堡的诗一样。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是《军士们没有时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笑话集与卡夫卡之间的奇怪混血儿。一如卡夫卡本人的作品《第二十二条军规》完美无缺地表达了犹太人对灾难的想象即是说被历史证实了的偏执狂。品钦的《V》把一个活泼的傻瓜故事与一连串令人吃惊的准康拉德式冒险经历合为一体这些冒险经历就像零碎拼板一样散布全书它们拼成的难以置信的全图则代表了我们的世纪或许这一切仅仅是一场游戏这两部书都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都深含秘密(斯诺登的秘密V的奥秘)随着谜和真相的涟漪不断扩张而逐步展开。同样在冯内古特的小说《猫的摇篮》和品钦的《拍卖第四十九批》中也萦绕着这种复杂联系和神秘寓意前一本书像图表一样简洁明快后一本书中的游戏则更令人惊恐不安。这些小说中包含着漫画式的人物和离奇的滑稽模仿式的宗派和阴谋它们在品钦所谓的“环绕真正偏执狂运行的狂喜'与日常生活的百无聊赖之间在对灾难的想象与全无想象之间小心翼翼地走着钢丝。这些黑色幽默的狂想曲具有深刻的政治性这不仅是因为其卡夫卡式的焦虑如此充分地表达了那些在热战和冷战、中央情报局和核弹的环境中长大的人们的情感而且因为它们以半神话的方式采用大量的当前现实作为素材从而超越任何宣传性文学唤起了我们的政治想象力。不妨将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短篇小说《幸免溺死的罗伯特•肯尼迪》和诺曼•梅勒的新闻写作放在一起加以比较。谁能料到小说和政治报道会像六十年代那样并肩发展呢从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党人评论》反斯大林的激进主义到年特里林以想象力的名义对自由主义进行的无休止的批判再到'鉴赏力的专制'和新批评派的胜利文学思想的进程日趋脱离政治。不知为何特里林(和马修•阿诺德)坚持的观点即政治和文学思想可以充分互相启发竟变成了两者基本互相敌对这一概念或许这是因为大部分启发都是单方向的教诲。阿诺德式的超然态度开始被用来为鄙视意识形态和逃避一切政治义务进行辩解但实际上阿诺德本人把这种态度当作一种文化批评和更深入地投身现实的方式并首先用以反对安于社会现状和自我满足。”雷格被拘留”人们被隔离和非人化了这就是阿诺德为文艺批评的作用提供的最好例证。以退隐气氛为重要特征的五十年代小说游移于琐碎的个人事务和抽象的神话内容之间异化和个人本质的问题被归结为个人的道德意愿和人与人之间互相作用的奇妙变化过程或被归结为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唯有生根于虽然狭小却界限分明的社群中的种族文学保留了文学社会实质的一点残余。伯纳德•马拉默德、索尔•贝娄和詹姆斯•鲍德温在他们的小说中取得了即使不很辉煌也是十分光彩的成功。鲍德温的散文和拉尔夫•埃利森的《看不见的人》更进了一步并预示了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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