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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陽:中國道路:三十年與六十年.doc

甘陽:中國道路:三十年與六十年

金银星空
2010-04-02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甘陽:中國道路:三十年與六十年doc》,可适用于工作范文领域

甘陽:中國道路:三十年與六十年再过两年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用中国的老话说这个新中国成立已将一甲子。我以为今天已经很有必要从新中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来重新认识中国年以来的改革而不宜再象历来那样把改革论述仅仅局限于“后”的近三十年。把改革论述仅仅局限于“后”不仅人为地割裂了新中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至今)的历史连续性而且这种论述往往隐含着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强烈倾向这就是很多人在强调中国经济改革高度成功的时候总是首先隐含着一个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否定似乎只有全面否定前三十年才能够解释后三十年中国的改革成功。而另一方面我们在近年来也看到另一种日益强大的论述这就是在批评目前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时许多论者往往走向用毛泽东时代来否定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即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来否定其后三十年。可以说近年来中国社会内部有关改革的种种争论已经使得新中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关系问题变得分外突出。这实际也就提醒我们对于共和国六十年来的整体历史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  新改革共识的形成  我个人认为无论从哪种角度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完全对立起来的论述都是有失偏颇的而且难以真正解释共和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首先无论中国社会现在存在多少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问题但我以为仍然必须强调中国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几乎是前无古人甚至是后无来者的。世界银行行长(前美国国防副部长)最近说过去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使得亿人摆脱了贫困。这种巨大成就是实实在在的不容抹煞的。此外我也想强调无论中国的农民和工人今天的生活状况仍然存在多少问题但把中国的农民和工人说成好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不符合事实的。总的来说改革以来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都有明显的实质性提高中国基本解决了历史上长期无法解决的“挨饿”问题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毫无疑问九十年代以后的改革导致贫富差异的日益扩大从而使社会公平的问题成为当代中国的头号问题。但也正是在这里我想指出晚近以来关于改革的种种争论实际不应该简单地说成是“改革共识的破裂”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种“新的改革共识的形成”。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就是强烈要求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而不再是片面追求“效率优先”要求改革的结果是“共同富裕”而不再是“少数人先富”要求改革更加明确“以人为本”的目标而不再是盲目追求GDP增长。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最强大公共舆论并且已经促成近年来中国政府和执政党改革方针的重大调整和转向这就是胡温新政以来“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基本纲领的提出。在年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基本精神是突出强调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诚然这种新改革共识会受到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但我们应该看到很少有人敢正面公开地反对这种“新改革共识”换言之“新改革共识”的舆论威力不容低估这种共识现在至少已经形成了对利益集团的一定制约作用。  新改革共识与当代中国的三种传统  我认为上述“新改革共识”的逐步形成实际是共和国六十年整体历史所形成的某种综合效应亦即“新改革共识”实际首先带有调和共和国前三十年历史与后三十年历史之张力的倾向。如果说“旧改革共识”往往带有否定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倾向那么“新改革共识”实质上就是要求把共和国前三十年形成的传统重新整合进来。更进一步说“新改革共识”实际可以看成是当代中国三种传统相互作用的结果。  如我近年来所指出我们目前在中国可以看到三种传统一个是改革二十八年来形成的传统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很多观念包括很多词汇基本上都已经深入人心融入为中国人日常词汇的一部分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基本上是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包括很多为我们今天熟悉的概念例如自由和权利等等。另外一个传统则是共和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平等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从年代中后期以来表现得非常强劲从年代中期以来就有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很多重新讨论而九十年代后期以来这个毛时代的平等传统更是日益强劲。这在十年以前恐怕不大可能会想到但今天却已经无人可以否认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生活当中的一个强势传统。最后当然就是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传统这在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的主要表现简单讲就是注重人情乡情和家庭关系这在中国现在的许多电视剧特别是家庭生活剧以及讲结婚离婚的日常伦理剧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以上三种传统的并存是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大陆非常独特的国情。如果我们以香港社会作为对照的话就可以看出香港社会有上面说的第一种传统(市场和自由的传统)和第三种传统(注重人情乡情的传统)但香港社会没有上面说的第二种传统即没有强烈追求“平等”的传统。因此尽管香港社会是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也有很多人在致力改善这种不平等但不平等的问题在香港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引起激烈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以美国作对比的话则可以看出美国有上面说的第一种和第二种传统即自由和平等的传统都非常强烈而且这两种传统之间的张力可以说就是美国的基本国情但美国没有我们上面说的第三种传统没有什么人情和乡情观念更没有人情和乡情背后的一整套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  中国道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改革的共识形成不可能脱离上述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即三种传统的并存。我认为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其特点在于这种共识不可能以排斥上述任何一种传统的方式来形成而是必然要同时承认上述三种传统各自的正当性并逐渐形成三种传统相互制约而又相互补充的格局。  可以说现在的“新改革共识”初步体现了上述三种传统的合力作用。首先“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本身毫无疑问是植根于中国儒家传统的这与执政党以往强调的西方传统的“阶级斗争”概念有根本的不同其次“和谐社会”的实质目标亦即“共同富裕”则是毛时代社会主义传统的核心追求但第三共同富裕的目标并不可能通过排斥市场机制来达成而仍然将通过进一步完善改革以来形成的市场机制来落实。毫无疑问这三种传统的合力过程将充满张力充满矛盾甚至冲突但三种传统形成矛盾张力和冲突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以一种传统排斥压倒其他传统才是坏事。我们需要反对的恰恰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以及任何形式的“零和游戏”政治格局。可以肯定无论有多少张力中国的“新改革共识”必然要同时包融上述三种传统而不可能排斥其中任何一种传统。  有人或许会批评说以上这种看法有否定“阶级斗争”的取向对此我将回答说我们今天或许很有必要重新思考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区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重要思想。中国改革过程目前存在的种种矛盾张力和冲突大多数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宜轻易把它们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我们必须反对任何人以“政治正确”自居任意激化人民内部矛盾同样对于现在许多人动辄引用西方文化研究的所谓“性别族群和阶级”等理论来讨论问题的倾向我们也有必要强调男人与女人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同性恋与异性恋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许多族群矛盾也是可以通过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和平地解决的任何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的作法都是错误的而且将导致政治上的灾难。对西方流行的种种所谓理论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我们都必须批判地加以检讨而不应随便拿来就套。事实上现在“太阳底下早已没有新东西”我并不认为当代西方种种所谓理论对我们有多少价值。中国人需要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用自己的脚走路。  从长远的意义看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如果得到健康的发展将有可能逐渐突显“中国道路”的真正性格这就是中国的改革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形成一个象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达成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我在不久前曾经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实际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因为首先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而中华文明的主干是儒家为主来包容道家佛教和其他文化因素的其次“人民共和国”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共和国而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改革的最深刻意义就是要深入发掘“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这将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大课题(参见本文附录:“关于中国的软实力”)。  重新认识共和国六十年  从以上的视野出发我在近年来曾借用从前中国传统公羊学的一个说法提出中国的改革今后需要达成新时代的“通三统”亦即认为今天要强调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因此今天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改革成功与毛泽东时代的联系和连续性同时重新认识整个传统中国历史文明对现代中国的奠基性。  在以下的有限篇幅中我将暂时搁置关于中国历史传统与当代中国的关系问题而比较集中地初步提出一些关于共和国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关系问题。  首先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亦即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当然有其根本性的不同。这就是邓时代开始决定性地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强调仅仅这个转移并不足以保证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因为苏联东欧很早就放弃了阶级斗争很早就把一切都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可是他们的经济改革却不能成功。为什么中国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改革后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而前苏联东欧当年的经济改革却不成功从而导致全盘的社会解体?我们今天必须重新提出这个老问题亦即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中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能比前苏联东欧国家更成功?中国改革二十八年来经济成就非凡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能取得这种成功?这个问题事实上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解释。  我们只要稍微回想一下就会记得从八十年代初一直到九十年代初西方舆论界和学术界很少有人看好中国的经济改革。原因很简单他们很自然地认为如果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都不能成功中国又怎么可能成功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既然同样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如果苏联东欧经济改革都改不下去中国怎么可能改得下去?这个看法是很自然的。特别是苏联的工业化、现代化的程度、哪一样不比中国高得多?他们的农村人口比中国少得多他们的厂长经理的教育程度和基本素质当然都比中国当时高得多:到年前后中国所有的厂长和经理的平均教育水准是年年就是初中毕业年高中还没有毕业高中毕业要年而苏联当时的经理厂长自然清一色都是至少大学毕业。那时比较中国和苏联东欧的生活水准就更不用讲了他们各方面的生活水准都比中国高得多年代时中国人一般家里都没有电话更不要说汽车了但是苏联、东欧那时候电器汽车早已经进入日常生活了。尤其是前苏联东欧没有搞中国式的大跃进没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他们远比中国更早放弃阶级斗争而转向了经济建设他们也远比当时的中国政治上更开放为什么他们的经济改革搞不下去凭什么最落后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  对这个问题实际可能只有一个解释这就是:邓小平改革能够成功的秘密恰恰在于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泽东决定性地破坏了中国建国后想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这里可以借用熊彼特的说法毛泽东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确实对当时的中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这种破坏同时是一种“创造性破坏”这就是破坏了中国变成苏联式计划经济的方向创造了中国经济体制在改革前就已经不是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结构从而为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  毛泽东的“创造性破坏”奠定邓小平改革的基础  毛泽东搞破坏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年大跃进毛泽东把中国%的工厂的管理权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辖范围而把它们转交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把财权、企业权统统给地方不但各省、各地区、而且各县都有自成一套的工业这就是毛泽东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主张要求每一个县都可以自己发展工业。年以后刘少奇把所有的工厂都收回中央管辖但毛泽东年以后又开始把所有的经济下放给地方提出要“虚君共和”反对一切由中央管辖。毛泽东当时说的骂人话非常有名:从地方上收编中央的企业统统都拿出去连人带马都滚出北京去。到文化大革命年甚至根本没有计划整个国家没有国民经济计划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实际上把中国当时力图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  以上的故事虽然人所共知但人们通常都把它看成是毛泽东的破坏成性很少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行为恰恰为以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因此这里我愿引用一个美国学者的研究这个美国学者既不是左派也不是亲中派而是后来曾任克林顿第二届政府的远东助理国务卿亦即美国政府的亚洲事务最高官员中文名字是谢淑丽(SusanShirk)。但在她当官以前曾出版一本专著叫做《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ThePoliticalLogicofEconomicReforminChina)。这书是根据她从年到年每年到中国实地考察的结果写的是年出版的。这个书名本身就很有意思因为她实际觉得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个“政治逻辑”是很不符合西方的逻辑的而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是比较符合西方逻辑的。问题是为什么符合西方逻辑的苏联改革反而不成功而不符合西方逻辑的中国改革却反而高度成功?这就是她实际提出的问题。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戈尔巴乔夫给他自己设定的目标自然不是要把苏联瓦解他希望苏联像中国一样经济改革成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他所做的一切和邓小平的目标是一样的但是邓小平成功了戈尔巴乔夫却搞垮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中国的教育水准、经理的水准、工业化的程度、现代化的程度和苏联怎么能够相比怎么会中国是成功了?  她写这个书最早的出发点实际也是象其他西方学者那样认定中国改革是一定不行的。但在带着这个基本问题详细考察中国以后她在西方学者当中是比较早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有可能走出来有可能成功。而她研究得出的看法实际就是中国改革和苏联改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事实上是在毛泽东奠定的“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的轨道上进行的而这是苏联无法仿效的。最根本的一点在于由于毛泽东的的“大跃进”和他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毛泽东不断的破坏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工作使得中国实际在改革前就从来不是一个苏联意义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这个美国学者实际认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话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定会成为象苏联东欧那样的失败过程亦即如果中国像苏联那样建立了完整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想象中国的改革会与苏联东欧有任何不同想象不出来。  谢淑丽认为毛泽东破坏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而走向“地方分权”的道路实际导致了中国在改革以前的经济结构已经完全不同于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结构。例如中国在计划经济最高度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种。换言之苏联的体制是一切经济活动无不在中央政府控制管辖之下中央计划之外几乎没有经济但中国经济体制则是多层次的、区域化和地方化的造成中国经济决策和协调特别向地方政府倾斜。中国改革前夕只有%的中国国营企业是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其余的企业都为各级地方政府管其利润也多归地方政府。这种高度“行政分权”的结果是中国和苏联的经济结构截然不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特点是企业数量少但企业规模大专业分工程度高现代化程度高中国的经济分权化特点则是企业数量多但规模小而且非常土。年的时候苏联一共只有四万个企业但规模都比较大中国却有三十四万八千个企业其中只有四千规模比较大其余三十四万四千个企业都是中小企业而且当然都是很落后。这样大数量而且落后的中小企业是不可能被纳入中央计划体制的大多数甚至都不是省级企业而都是地县以至乡镇管辖的企业。  但在谢淑丽看来正是中国和苏联体制的这种不同决定了苏联的经济改革难以成功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可能成功。因为在苏联体制下中央计划经济以外几乎就没有经济因此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完全取决于国营企业改革如果国营企业改革无法成功则整个经济改革就必然失败。但国营企业的改革事实是最困难的因为涉及无数利益关系以及无数工人的福利。而中国经济改革所以可能成功恰恰就在于毛泽东时代已经造成大多数经济都不在中央计划管辖内而是在中央计划以外。毛泽东把相当大的财权和企业经营管理权已经给了地方所以中国的许多县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经济上可以自行其是因此中国经济改革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它并不依赖国营企业改革而是主要由中央计划以外的地方经济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于它能够在计划的国营企业之外又发展了一套新的经济主体是由地方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所带动的。而这种改革道路是高度专业化分工的苏联体制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苏联的地方并不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并不是可以自行其是的独立经济系统因此苏联东欧的特点就是其经济改革无法形成一个在计划体制之外快速发展的活跃经济。谢淑丽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可以走出一条与苏联东欧不同的道路原因就在于七十年代末以来的邓小平改革实际是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地方分权化”基础上进行的。她特别强调邓小平的改革同样是依靠地方的例如首先在广东福建建立“经济特区”以及年的著名“南巡”都与毛泽东依靠地方发动地方的做法如出一辙。不但如此在她看来邓小平改革的地方分权道路只有在毛泽东已经造成的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高度地方分权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邓小平时代的地方分权化实际是毛泽东时代地方分权化的延续。  但是谢淑丽特别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邓小平尚未重新掌权以前中国曾一度想走回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的中央计划经济这就是华国锋主政的三年。当时文革刚结束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要恢复五十年代大家认为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是黄金时代那时候管得多好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实很成功。华国锋当时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是认为石油危机以后国际石油价格会很高因此企图用“再开发十个大庆油田”的方式以出口石油来换取外汇然后买西方先进的科技着重发展中国的重工业。这整套设想实际是想重新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路子即重建中央计划经济的模式。但一方面中国自己的石油储量根本不多靠出口石油换取外汇的设想整个就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华国锋的这一经济方案必然要求把经济大权都重新集中到中央部委来谢淑丽指出这是完全不符合毛时代已经形成的地方政府的利益的。在她看来在毛时代已经形成的地方分权化以后重新走回中央计划经济的道路在中国事实上已经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华国锋那么快就下台的原因。  乡镇企业:从费孝通到毛泽东  邓小平主政以后的中国经济改革在整个八十年代过程中常被称为“让权放利”亦即把权力和权利让给地方和企业。不过我们大家都会记得当时中国很多人其实都反复强调“让权放利”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不是地方。换言之许多人的思考和苏联东欧一样把所有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如何改造国有企业上而认为把经济主要让地方搞不是经济学的正道。但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功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国营企业改革比苏联东欧更好而完全是因为中国新的经济是在地方上发动起来的尤其是由当时谁也看不起的乡镇企业所带动的。我们都知道邓小平本人就讲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根本作用是谁也没有想到过中央也没有想到过完全是乡镇和农民自己搞起来的。但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事实上正是当年毛泽东的“大跃进”奠定的大跃进本身当时虽然失败但却在很多乡村留下了当时的所谓“社队企业”这些社队企业就是日后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  我们都知道费孝通先生当年写“江村经济“他是最早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在发展乡村工业。但是费孝通当时就已经指出这种发展道路在当时即解放前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乡村工业的发展需要很多条件比方说至少要有电有公路所有这些条件是那时中国的大多数乡村根本没有的。没有电、没有水、没有交通运输通达城市怎么可能有乡村工业的真正发展?但是费孝通的梦在中国八十年代开始有机会实现其原因就在于由于毛泽东从“大跃进”开始力图把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引入到乡村不断把中国的企业和经济下放到社会基层使得中国的乡土社会不是外在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之外的。在毛时代交通、水电以及至少小学教育和赤脚医生的进入乡村都是中国乡镇企业在七十年代后可以大规模发展的根本性基础。八十年代中国乡镇企业的运作方式也几乎完全是“大跃进”式的所谓“村村冒烟”本身就是“大跃进”的传统。  虽然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非常多比如重复生产和环境污染等等以及大规模的放权给地方导致后来的中央财政能力下降都是事实。但是我要强调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不能用后来出现的问题就否定中国的经济改革根本上是由乡镇企业搞活带动的。许多人常常想当然地以为应该而且可以为中国的发展找到一条一劳永逸的理性化道路可以走上所谓正规的现代化道路但这种思路本身不过是削足适履而已。中国的改革常常是前五年正确的做法后五年可能就是不正确的需要不断调整不断创新。  重新认识新中国前三十年:延安道路问题  我们现在不能不问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如此顽固地不断破坏以致摧毁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我以为我们现在必须重新认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道路许多我们从前非常熟悉的概念例如年代开始提出的所谓“红与专”的矛盾所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所谓“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关系”以及“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济”等等事实上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学内涵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矛盾。这些问题实际在今天都在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继续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例如晚近以来中国左右两派学者都强调中国正在形成“精英联盟”与“农工大众”的对立其实不过是同一社会学内容的继续展开罢了。  这里我想特别提及另一个美国学者的一本著作即弗朗茨·舒曼(FranzSchurmann)早在年就出版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IdeologyandOrganizationinCommunistChina)这本书对新中国建国以后逐渐走向与苏联体制分道扬镳的原因有非常深刻的分析虽然此书有比较强的社会学功能主义。舒曼认为年中国共产党占领全中国要开始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后实际面临一个基本选择就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和现代化道路应该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还是应该继续按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去发展。  苏联道路是高度依赖技术专家来贯彻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的道路而“延安道路”则是一切首先发动群众依赖群众的道路。走苏联道路就要强调技术专家就要强调知识分子政策而走“延安道路”则要首先强调人民群众要强调所谓“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因此毛泽东从五十年代开始强调的所谓正确处理“红与专”的矛盾强调所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在舒曼看来实际都是与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有关的。这就是建国初期中国的技术专家极少(陈云曾说中共从国民党那里接收的技术知识分子一共只有二万人)而中共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则是最广大的农民和工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应该主要依靠少数的技术专家走苏联道路还是可以继续走中国的延安道路依靠大多数当时没有文化不懂技术的普通民众这在舒曼看来就是新中国建国初期面临的基本选择。  我们知道新中国最初的决定是必须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即迅速建立全面的高度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全面的苏联化整个按照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做法来奠定。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意味着高度专业化分工所有的企业都要纳入中央的经济管辖一切经济计划都要在中央计划部门来决策。中国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按这种苏联模式搞的。按照刘少奇当时的说法计划经济就是“在全国计划之外不能再有其他计划。全国是一本账一盘棋。不应该有不列入计划的经济活动。不列入计划就会发生无政府状态。不能一部分是计划经济一部分是无计划经济。”  但这种把所有经济和所有企业都纳入中央计划的工业化道路正是毛泽东很快就坚决反对而且从实际上加以摧毁的。从年开始毛泽东就已经怀疑苏联这套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思考如何摆脱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而从年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终于实际上把中国正在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  舒曼曾深刻分析为什么毛泽东要这样干。舒曼指出仿效苏联经济模式对当时的中国必然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即这种计划体制必然使得所有经济工作都依赖于少数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专家而中共的社会基础即农民和工人以及中共的大多数干部包括多数高级干部都将无事可干处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之外。近年公布的一些文件证明了舒曼当年观察的洞见例如毛泽东在年提出要求全党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时就说:  “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年北戴河会议以后。过去不过是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现在是大家担当起来。过去省一级的同志没有抓工业去年起都抓了。过去大家干革命经济建设委托一部分同志做书记处、政治局不大讨论走过场四时八节照样签字。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大家都抓工业了。”  从毛泽东这段话其实可以看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绝大多数中共干部更不要说中国的普通工人农民基本上是无法参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要全党干部都抓经济要全国普通民众都投入工业化建设这个过程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一般都被看成是毛泽东头脑发热。但舒曼的看法远为深刻。在他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大跃进”要各省各地和各县的第一书记都要抓经济抓工业并且提出“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济”等等都是与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有关的即毛泽东强烈地要求中共的社会基础即农民工人和党的干部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人和主体他怕的是农民工人以及没有文化的所谓工农干部被边缘化而被置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之外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强烈地反对把工业化和现代化变成只是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知识分子的事。  舒曼认为从大跃进开始实际意味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开始摆脱苏联模式重新回到毛泽东和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这就是毛泽东一贯的发动群众、发动地方的道路。毛时代的一个特点是很多最重要的中央会议都是在地方开的例如郑州会议、南宁会议杭州会议、武昌会议等等老是在地方上。从前文化大革命时的一个传说说只要毛主席的专列一出动北京都人心惶惶不知道他又要干什么因为毛泽东总是要移出中央靠发动省地县干部甚至公社干部去做他的事情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从地方从基层发动的。与此相应毛泽东时代形成的中共领导层结构与苏联东欧共产党的结构非常不同即中央委员会的构成里面省地干部占了最大比例达%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泽东更刻意提高中央委员会中普通工人和农民党员的比例到中共十大的时候达%他要把整个政权权力基础往下放。  今天的人常常会对此很不以为然以为应该强调知识、科学、技术、文化等才对靠农民工人有什么用。但这种看法其实是片面的而且是缺乏政治学常识的。现代政党的政治生命首先取决于它是否有所谓“草根基础”即中国所谓群众基础。如果一个党由一大批诺贝尔奖得主组成那不但是什么用都没有而且根本就是不知政治为何物。这在任何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基本常识即政党的生命取决于是否有草根政治的基础取决其民众基础。实际上毛泽东在年前后提升工农在中央委员会比例的做法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也都在做类似的改革他们改革的根本方向都是要政党更有群众代表性。美国的民主党在年首先规定党代表中必须有多少黑人多少女人多少拉丁裔人等硬性比例随后美国的共和党也只能跟进因为都要争取群众基础。而毛泽东在文革中则是要求中央委员中必须有工人多少农民多少女人多少他也是强调这个社会基础要求把这个社会结构带进来。中国今天过份强调学历、学位、实际上是有片面性的从政治上讲如果没有草根政治没有群众基础只有一大批高学历高学位的人指手划脚那是无济于事的。  结 语  整整十年前我在《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中曾以比较激烈的语言提出“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与此同时则闭口不谈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且为此要特别强调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的权利: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雇工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我在当时因此曾质疑“中国知识界到底是在利用自己的知识权力服务于少数人的‘特权’还是在伸张所有人的‘权利’?”并认为当时一些所谓知识分子实际已经成为“一半为官方一半为大款驱走的得力马弁”。  尚记得十年前我这篇文章发表时曾引起知识界相当大的反弹包括许多老朋友都认为不能接受认为我的立论过于偏颇而且完全不符合中国改革的实际和中国知识界的实际。但曾几何时如今中国社会对知识精英的强烈抨击可以说几乎每天都见于各种媒体和互联网其语言的激烈更远远超出我当年。同时大约从年以来中国左右两派的学者几乎都提出了各种大同小异的所谓“精英联盟”说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已经由于共同的利益均沾关系而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统治精英联盟共同排斥底层人民用温铁军的表述则是有所谓“官产学媒”四大强势的结合形成对工人农民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实际排斥。不管怎样现在左右两派似乎都在强调精英和大众的矛盾今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矛盾。但我们从前面的论述实际可以看出今天所谓“精英与大众”的矛盾实际就是毛时代从年代以来一直面对的同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从这种意义上共和国六十年来的基本问题有相当的连续性。  但我个人对今天的看法反而有点不同。我以为从近年的情况看我们恐怕不能贸然地就断定现在已经形成了铁板一块的精英联盟而共同自觉地排斥底层大众。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事实是近年无论学者官员媒体都在变。以知识界而言现在自觉认同权贵专门为权贵集团辨护的学者恐怕只是少数人虽然这少数常是比较有权势的学官但大多数学者现在基本是比较关注同情大众和底层的。其次媒体近年来有很大的变化事实上媒体近年在关注大众和底层方面是起到很大作用的。同时对于官员特别是基层干部我以为不能用妖魔化的方式一杆子摸黑这对他们是很不公平的事实上相当多基层干部是最接近大众和底层的。我的基本看法是近年来我们前面论述的“新的改革共识”正在形成而这种“新改革共识”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亦即这种共识并不仅仅只是农民工人和底层的共识实际同样是学者官员和媒体的共识。也因此这种“新改革共识”对于中国现在的改革方向以及具体的各种政策都在产生实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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