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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名作家回忆文革时期的经历:亲历历史.txt

上传者: 毋恤
606次下载 0人收藏 暂无简介 简介 2010-03-10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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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一舟书库整理http://book.guyizhou.cn,仅供试阅,请及时删 除,勿作商用======= 著名作家回忆文革时期的经历:亲历历史 中信出版社 出版 作者:张贤亮 杨宪益等   国内知名作家、学者、社会名流回忆文革的个人记录,具有强烈的阅读震撼力和鲜明的现实意义。 其中 包括: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叶兆言的文革记忆,朱正琳的铁窗岁月,徐友渔的大串连,许志英的“五七干 校”,邵燕祥妻子的生活碎片,杨益宪的四年牢狱生涯,还有冰心老人写给家人的温馨感人的书信……在本书 这些著名作家的回忆中,文化大革命不再是个宏大、抽象的字眼,不同角度的叙述将人带入了私人的、日常的 细节之中,一个时代变得具体鲜活,记忆被赋予了见证的力量。 本书文稿全部来自《收获》的《亲历历史》 专栏,曾引起杂志读者极大共鸣与反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美丽 张贤亮   缘起   2004年11月8日夜十点多钟,我的手机突然响起。从7日早上我就感到不太舒服,有点感冒症状, 关节酸疼,流鼻涕,慵懒,所以8号这天我很早就躺下了。这时一边懊恼没有关手机,一边又不得不起床到衣 架上取出外衣里的手机。一听,出乎意料是小林的声音,她说《收获》策划了一个新的纪实性专栏,总的题目 和希拉里的那本书名一样,叫“亲历历史”,约我写一篇。我说写“反右”行不行?小林说还是写“文革”吧 。我说,“文革”的1965年到1968年我正在劳改农场,劳改队里不搞“文革”,我好像无从写起。小 林说,“文革”有十年的历史哩!哦,“文革”竟闹了十年,连我自己都忘了!   关了机,我一夜难眠,第二天精神却好起来。   “文革”闹了十年,我准备只写一天。这篇文章我一开始就写上写作缘由的准确时间,是因为事件发生那 天的准确时间我也忘了。我们常说我们是个健忘的民族,却很少责备自己个人也健忘。但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是 千真万确的,有近万人目睹,场面宏大。事实如同沉在河底的卵石,虽然河面上的波光浪影每一瞬间都不相同 ,但卵石是水流冲刷不去的,模糊的日期涂抹不掉事实。我曾将此事写进小说《习惯死亡》,这书译成了二十 多种文字,但所有的读者都把它当虚构的故事。我写这篇文章也是要告诉读者,那不是故事,没有一点虚构的 成分。   一开始就写下准确日子还因为,我感到身体不适的这天正是11月7日。这一天,绝大多数中国人大约也 忘却了。11月7日对中国人来说曾是一个伟大的日子——“苏联十月革命节”,所谓攻打冬宫的“一声炮响 ,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多年中,每年的这一天在中国是仅次于“十一”国庆节的节日,全国人 民都要采取规模不等而形式相同的仪式来纪念它。我们不再纪念它已有二三十年了,可是这个节日总让我念念 不忘。每到日历翻到这一天,我耳边似乎就会响起阿芙洛尔巡洋舰的隆隆炮声。这个节日是因我年轻时每年都 过而至今印象深刻,那么我述说的这个真实故事的主人公,今天会是怎样的呢?她年幼时就“亲历”过那样的 “历史”,我很难想象她能身心正常地活下来,更不知道如果她还活着并偶然看到我这篇文章,是否会触及她 的隐痛,给她新的刺激。但我想到假如是后一种情况,她一定是和我一样坚强的人,甚至比我更坚强。她看了 这篇文章,一定会亲自站出来说话,她的述说当然比我的文章更有力。   我希望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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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我在马克思《资本论》的注释中读到,“一个人不能以同一个罪行判处两次”,可是那是资产阶级法律, 无产阶级法律好像不是这样,不但可以将人的同一罪行判处两次,还可以因政治的需要在后面一次的判处中将 人罪加一等。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的罪名从“右派分子”升成“反革命分子”,判刑三 年,在临近春节时,被一辆吉普车从南梁农场又押回西湖农场劳动改造。其实,对这样的判处我还是很庆幸的 。因为1958年在西湖农场第一次劳改三年,至1961年释放到南梁农场就业以后,我仍是以一个被管制 的“右派分子”身份和普通农工一起劳动的。像一只羊和一群狼、至少是一群狗一起在荒原上觅食一样,时时 刻刻的提心吊胆可想而知。在劳改队里面,大家都是羊或大家都是狼或狗,谁也别说谁。你是羊我也是羊,你 是狼我也是狼,你是狗我也是狗,我有一种用别人对我的态度来对待别人的本能,因而送我进劳改队我倒仿佛 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能应付自如了。是的,劳改队已成了我的家,或说是我天生就应该生活在劳改队里面,就 像蜗牛就应该生活在它的壳里。   我记得1966年夏天,劳改队外的社会上文化大革命闹得很凶的时候,一天,我正在稻田里薅草,劳改 队长在田埂上慢慢踱到我身边说:“你在这里真走运!你知不知道银川的‘文化大革命成就展’里还贴着你的 《大风歌》哩。你要是在外面的话,非把你拉出去挂大牌子游街不可!”我立起腰心存感激地朝他嘻嘻笑。我 确实感到很幸运。后来我才知道那次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成就展”是宁夏“走资派”举办的,展出我的《大风 歌》,为的是企图证明“文化革命”在宁夏已经进行过并取得“成就”了,以此来抵制这次由伟大领袖毛主席 “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当时倘若我在社会上,肯定会受到“走资派”和“造反派”交叉火力的攻 击。   可是我在劳改队的好景不长,遗憾的是只判了三年,1968年春节前到期,我第二次劳改释放后又回到 南梁农场。果然如劳改队长说的不走运,一回南梁农场我就被“群专”,等于没有释放。   “群专”是“无产阶级革命群众专政”的简称。“文革”中,每一个机关单位工矿学校都把各自内部的“ 阶级异己分子”集中起来管制劳动。劳动改造成了全民必修课,全国遍地都设有大大小小的劳改队,俗称“牛 棚”。听来似乎是全国养殖业大繁荣,其实是杂七杂八的“牛鬼蛇神”统统关在一起,每天由革命造反派带出 去无休止地劳动。   劳改生活我早已习惯了,进了“牛棚”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劳动而已。但这种“牛棚”对我来说真感新鲜。 1965年将我送进劳改队的农场党委书记、场长及一些队长、政工人员等等也跟我在一座“牛棚”里,天天 被拿枪的造反派押着劳动。这里必须补充一句,我1965年从南梁农场押走的时候,南梁还是属于农垦部门 管理的国营农场,1968年回来,它已经改制为军垦单位,成了兰州军区下辖的农建十三师第五团,生产队 组都改成连、排、班的军事编制。我所在的生产队是武装连,革命群众都配备有枪枝弹药,男男女女人人一套 绿军装。原来被管的管人了,原来管人的被人管,而且是被很神气的挎枪的武装战士管。孔夫子的古训整个颠 倒过来,成了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确实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让我诧异的还有,被看管的干部劳动起来比我认真踏实得多。我早已在劳改队里练就了一身磨洋工的本事 ,他们不,他们比革命群众劳动还积极,人人都可评为劳动模范。认罪的态度也比我好。从革命群众对他们的 批斗和大字报上来看,他们的罪名好像比我还重。经过1960年全国范围的大饥馑和《资本论》的启发,我 的思想已开始有所觉悟,饿死了上千万老百姓的社会叫什么“社会主义”?!认识到错的不是我而是当局,这 点我已写进了小说《我的菩提树》。而这些“走资派”不论在批斗他们的会上或会下,个个都低头认罪。尽管 他们的罪在我看是不能认的,因为那可是“反对毛主席”的罪!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特点是人们犯的任何罪错都 直接与“反对毛主席”挂钩,哪怕在街上撒泡尿都能和“反对毛主席”联系起来。我的“右派”罪行虽然很重 ,所幸是“文革”前犯的,没有涉及到毛主席老人家。而听听他们罪名下的罪行,不过是执行了农业生产的一 般性正常管理而已,但种种正常的生产管理今天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管、卡、压”,当然等于反对毛主席了。 更让我长见识的是,只要他们低头承认“反对毛主席”这项重罪,革命群众好像就心满意足了,并不会根据他 本人承认的罪名给予判决,立即拉出去枪毙。在批斗会上呼叫得震天响的各种令人惊心动魄的血腥口号,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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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革命群众获得胜利的欢快心情。每次批斗会的内容都一样,并不能批出什么新鲜材料来。可是尽管如此,也 不厌其烦地隔几天来一次,聚聚散散,散散聚聚。然而我内心里也感到不公:我并没有反对毛主席,却劳改三 年再三年,他们反对了毛主席,只是拉到台上斗一斗,顶多挂挂牌子坐坐土飞机。这叫什么“大革命”?倒好 像是在玩游戏!   但是,在南梁农场的“牛棚”又名“群专队”里,我跟当初把我送进劳改队的农场场长、书记、干部们居 然能称兄道弟,相互称呼老张、老王、老李。夜里睡觉前,我们还会聊些与政治无关的话题,在吃喝拉撒睡方 面彼此交流经验,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还会争论一番,颇不寂寞。原先整人的人和曾被他整的人混到了一起,不 分大小高低,重新洗牌,这时我仿佛也有了革命的快感,正如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唱的那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在时移事移、干部遭殃的时候,在“牛棚”里我还感受到一种暗暗的尊重。1965年我被送进劳改队前 ,我在南梁农场的绰号是“老右”——“右派分子”;1968年从劳改队又回到南梁农场的“牛棚”时,绰 号变成了“老修”,即“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公安局给我定的正式罪名仅仅是“反革命分子”,怎么多了 “修正”二字呢?原来,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把我再次送进劳改队之前,农场领导(就是 现在跟我关在一起的干部)曾命令我写一份思想检查,交代自己对右派罪行的认识。我一方面为了表现思想交 代得彻底,一方面也是因爱写作的坏习气,何况纸和笔都免费提供,更有一种发泄不满的心理作怪,竟洋洋洒 洒写了份近万字的《思想检查》,远远超出了领导的要求。结果,《思想检查》成了我的“反革命纲领”。这 份“反革命纲领”的要点在宣判我的公审大会上曾向干部农工宣读过,等于替我做了一次反革命宣传,搞得南 梁农场人人皆知。谁知,三年后,闹起了文化大革命,全国揭发刘少奇邓小平,干部农工们发现我的“反革命 纲领”竟然和这些大“走资派”不谋而合:对内主张承认农户家庭在集体经济中的地位,开放城市农贸市场, 允许包产到户甚至单干;对外主张与所有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少支援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这种主 张在“文革”中被概括为刘邓路线的“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我在一个偏僻闭塞的农场底层日日夜夜劳 动,思想上居然和最上层的“走资派”相通,这不能不让人侧目而视,觉得我“不简单”。正好,“牛棚”里 地、富、反、坏、右、走资派都有了,还差个“修正主义分子”,我就顶了这个位置,平时以“老修”称之。   人们崇拜英雄,也崇拜坏蛋,只要这个坏蛋坏得出奇,坏得特别,而且与他们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我在人 们眼中就是这样一个坏得特别、坏得出奇,对他们也没有危害的坏蛋,从而赢得一份特殊的尊敬。“老修”实 质上是一种略带亲热的昵称,不但曾把我送进劳改队的“走资派”常给我烟抽,连看管我们的武装战士有时还 跟我开一些下流玩笑(现在叫“黄段子”)。   中国各机关单位工矿学校的“牛棚”,在1969年春季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后逐渐撤销。“九大”好像 是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刘少奇作为“叛徒、工贼、反革命”被永远开除出党,选出了林彪为毛主席的法定接班 人,我悟到这才是“文革”游戏的真正目的,怪不得小“走资派”承认反对毛主席时没有把他们枪毙,现在都 “一风吹”了。毛主席说“革命委员会好”,于是所有大大小小的机关单位工矿学校包括街道居民都成立了革 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处理日常行政工作,“抓革命,促生产”,当然主要还是抓革命。农建十三师五 团也不例外,跟我一起关“牛棚”的“走资派”一个个被“解放”,有的回家“挂起来”,意思是暂不分配工 作,同革命群众一起在班排里劳动,有的被“结合”进团部的革委会。全国所有各类行政管理机构突然膨胀起 来,各级革委会里的副职至少有七八名甚至十几名。当时,在中国大陆的银幕上,除《地道战》《地雷战》等 寥寥几部国产片外,公开放映的外国电影只有苏联斯大林时期的老影片和阿尔巴尼亚电影。有部阿尔巴尼亚影 片叫《第八个是铜像》,比今天任何一部好莱坞大片的观众还多,一直放映到穷乡僻壤,全国人人都看过。被 结合进革委会领导班子的干部总是第八位,于是人们都把这种干部叫“铜像”,放在那儿既不会(敢)动也不 会(敢)说话的,是有职无权的摆设。各级革委会里都有这种“铜像”。   “牛棚”解散了,干部们走了,农工中的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有家的,也可以回家住,单身的,集中 到大宿舍。虽然还不能和革命群众中的单身汉同在一个屋檐下,但带枪的武装战士毕竟撤掉了。一时间,牛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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