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安世霖的悲剧(付海晏)

安世霖的悲剧 ——1946 年北平白云观火烧案的法律社会史研究 撰文：付海晏 白云观位处北平西便门外白云观街一号，自金元以来， 作为全真龙门祖庭的白云观历来受到各界高度的重视。清代 白云观声势之炽，时人多有记载。自民国以来，虽不复清代 之盛势，然在北京影响亦甚大。现如今，它既是全真第一丛 林，又是中国道教协会的所在地。 正是鉴于白云观在道教乃至中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与 角色，近代以来关于白云观的介绍与研究成果纷出。最近法 国学者高万桑在研究北京道士的大著 The Taoists of Peking, 1800–1949: A Social History of Urban Clerics 中亦专辟两章研究了近代白云观道士以及高仁峒、陈明霦、 安世霖三位管理者的生活。进入民国以来，在白云观日渐式 微的过程之中，围绕着白云观监院以及代理住持安世霖的诉 争自 1940 年以来持续不断，最终的结局则是以 1946 年 11 月安世霖以及督管白全一被活活烧死，这不仅仅是安世霖以 及白云观自身的悲剧，亦是近代变动时代下白云观乃至中国 道教衰败的最典型象征之一。 高万桑提到安世霖被烧死的事件具有戏剧性，他指出安 世霖事件在近代道士史研究中成了一种黑洞，它与北京所有 的道士或以此或以彼的方式发生关联，在今天几乎没有被讨 论并且在道教史的学术出版物中被非常小心地忽略掉。然 而，它的意义却极为深远，正如高万桑所指出的那样，它不 仅仅是道教衰落的证据之一，除了私仇外，冲突还牵涉一些 更大的问题，如谱系、寺庙、道观、清规等之间的联系，更 重要的它可被视为国家法律对寺庙的法律以及政府对宗教 事务不完美控制的结果。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北京市 档案馆馆藏相关档案来看，1946 年白云观惨案实乃 1940 年 以来白云观内部矛盾冲突不断激化下的不幸结果，它不仅仅 牵涉道教派系冲突、庙产纠纷等问题，亦与近代政治、道士 的社会角色、道教革新等问题攸关。因此，本文从白云观惨 案为什么会发生这一问题出发，力图从较长的时段内对 1940 年代白云观诉争做较全面与深入的阐释，冀希能有助于加强 近代变动时代下政治、道教与道士的角色与命运的研究。 夺观 白云观惨案肇始于 1940 年白云观知客朱宗玉等人迫令 安世霖还俗之纷争。1940 年 4 月 4 日下午七时许，白云观知 客朱宗玉、乔清心等人在四御殿击“天尊板”，他们集合全 体道众 150 余人“按照宗教上之正当仪法”将安世霖纠出， 并质问其种种罪状并对其施以道律处分：以香尺戒板施以击 打，并剪去安世霖之发髻。此举意味着安世霖被道众迫令还 俗，从此与白云观无涉，而其监院一职亦随后被道众推选的 朱宗玉所代替。当朱宗玉等人执行“太上清规”之时，被视 为安世霖之党羽者——白云观督管白全一则逃至警察署声 称“道众行凶，殴打住持”。在警察局、社会局介入并将此 案送交法院办理后，安世霖恢复自由，并重新担任了白云观 监院兼住持。4 月 8 日，朱宗玉、乔清心、赵崇久等九名涉 案道士逃走。对于此案，社会局局长张水淇认为知客朱宗玉 等竟敢擅自殴打住持聚众滋事殊为不法，“亟应开革惩办， 以杜恶风”，除关于刑事部分再候法院依法解决外，安世霖 应当即可“查明滋事之人，一律开革驱逐出庙”。同日，受 安世霖之请，社会局发布布告以资震慑，令“观内各道士务 须恪守庙规，安分居住，倘有被人鼓惑再蹈覆辙，定行从严 惩办不贷”。5月 7 日，安世霖据社会局训令开具革条将朱宗 玉等滋事之 21 人“一律开革驱出庙，永不复入”。尽管朱宗 玉、乔清心、赵崇久避往他处，但是北京地方法院仍对他们 提出了公诉。 朱宗玉等人为何要“武力逼迫”安世霖退位？据安世霖 所云乃是售地与粮食两小问题。关于食粮问题。朱宗玉等人 称安世霖身为一观住持，不能与道众同甘共苦，“乃自行饮 酒吃肉，杯盘罗列，而道众等所食者则有一半谷粒在内”， 上下悬殊，故不得不群起质问。关于售地盗卖庙产方面，反 对安世霖的道士们认为，出家人不能从事物质生产，本应力 守清贫，时各地水旱天灾农民饿死者数见不鲜，出家人此时 应安贫守分且跪祷为斯民祝福，或办理慈善救济事业，而安 世霖却以“香火地租收入日渐颓微”之故出而募捐，甚至卖 房卖地以增加收入，倒行逆施。对于道众口粮粗劣的指控， 安世霖强调并非有意苛待，实乃情势所迫，劣米亦不容易可 得；对于盗卖庙产的指责，安世霖强调为道众生计、宫观管 理考虑且手续合法。在安世霖看来，朱宗玉等人为何欲图除 将自己驱逐呢，关键是朱宗玉因侵占捐款过多无法交代，故 欲图去安自任监院以渡过此难关。 双方在前述盗卖庙产等事件中各执一词，从手续上来 看，正如安世霖所称，其并非盗卖，实际上得到了社会局的 同意。然而，社会局的同意是否就意味着合法呢？实则不然。 按照《监督寺庙条例》第八条“寺庙之不动产及法物非经所 属教会之决议并呈请该管官署许可，不得处分或变更”之规 定，安世霖变卖庙产并没有经过道教会的同意，为何如此 呢？抗战胜利后社会局的调查专员则认为是安世霖与时任 伪社会局局长张水淇勾结有关。 除了庙产与粮食两问题之外，朱宗玉等人反对安世霖的 重要理由是其擅改清规榜。清规榜乃白云观中执事人员之组 织大纲也，朱宗玉等人强调出家人修道虽不能直接从事物质 生产，但是其一言一动在理实为一般民众之表率，因而“十 方丛林之组织在理实犹应为一般组织之楷模”。在朱宗玉等 人看来，安世霖显系犯有狂妄之罪，通过创设教育班，从而 改变十方丛林之大同性质，将白云观变为自己一人支配之寺 庙。 1940 年初，安世霖在白云观成立了教育班，令道众学习 四书五经以及道教史，根据《白云观全真道范》之 规定 关于下班后关闭电源的规定党章中关于入党时间的规定公务员考核规定下载规定办法文件下载宁波关于闷顶的规定 ，观 内道众的晋升亦必须通过教育班管理处之证明，班主任规定 由住持，也就是由安世霖自任。对于白云观大同选贤的十方 丛林行政而言，白云观的用人行政毫无疑问则被安世霖一人 大权独揽。因此，如果单纯从安世霖的辨白来看，似乎朱宗 玉等人的反对理由仅仅是为了庙产以及安世霖苛待道众生 活等小问题，实际上关于擅改清规榜的质疑表明朱宗玉等反 对者对安世霖白云观住持一职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 如何成为白云观合法的住持？根据 1931 年在白云观的 实地调查，小柳司气太曾记载了白云观方丈资格大概有五 条：一，须有传戒时，天字第一号之资格；二，曾在白云观 里高职，熟悉内外情形者；三，在各省任方丈者；四，年龄 四十岁以上者；五，得戒后，未曾犯过清规者。他还提到现 任方丈有权根据上述标准提出两三个意中人选：“方丈病逝 弥留之际，观中之监院等，迎请在京就近各道院方丈监院等 于本观，于是方丈提出意中之人两三人，求其选择，于是各 方丈等，参照于前记资格，定其适否。”由于道教各当家的 住持只有开坛传戒后才称方丈，因而，小柳司气太所述之资 格及过程实际上是关于住持而非方丈的。 但是安世霖是否具备小柳司气太所记之标准呢？以史 事来看，安氏并不符合条件。首先，安世霖并不具备有天字 第一号之传戒资格；其次，针对须在各省任过方丈这一履历， 安世霖亦并不具备。安世霖自 1921 年入居白云观、1927 年 任知客、1935 年任监院，一直未出过白云观； 第三，就年 龄而言，安世霖在 1941 年时方才有三十九岁，当陈方丈 1936 年去世时，安世霖亦只有三十四岁，更不符合年四十之规定。 事实上，从 1936 年安世霖继任白云观住持的过程，也 可以发现安世霖并不具备充分的合法性。北平道教会常委田 子久、张子余、甄寿先三人曾联名呈文社会局表示反对，强 调白云观为道教中最大丛林，历史悠久，住持为全观之道众 表率，地位尊崇，“苟非有资望夙著，道德高尚之人，充任 斯席，实不足以继往开来，维持道统”。但是在收到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后， 社会局并没有认真追究安世霖接充住持中与事实以及传统 惯例的不符，在安世霖支持者的多次呈请下，或许还有更重 要的政治人物的帮助，如王坦致函社会局要求批准更老换 少，基于 1936 年寺庙登记的迫切任务，社会局最终改变原 来的反对态度，最终同意安世霖暂时兼代住持一职，糊涂了 事，而这由此埋下了白云观 1940 年代纠纷的种子。 缠讼 当朱宗玉等二十余道士被安世霖开革后，多数人仍居留 在北京等待复仇，白云观也没有由此平静，反而卷入了更大 的风波之中。 在被革除后，李至慧、刘永续等人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 内务总署控告安世霖盗卖观产破坏清规，同年 12 月 14 日， 白云观下院玉清观监院范明证等十二人亦向内务总署控告 安世霖盗卖白云观以及玉清观之庙产。在获悉范明证等人控 告后，12 月 18、31 日，安世霖先后两次推派白全一、李崇 一等数人偕同日本律师及翻译前往玉清观，限期勒令范明证 等离观不准兴讼，否则驱逐出庙，范明证等人遂以安世霖、 白全一等人妨碍自由等罪向北京地方法院起诉。由此围绕着 盗卖庙产与妨碍自由两大问题，安世霖再次成为道众必欲去 之的目标。 1941 年 3 月，华北政务委员会内务总署认为安世霖有不 法变卖观产行为以及窃取背信侵占等罪嫌疑，因此华北政务 委员会的态度则是：一，安世霖收得房地价款有无侵占以及 原卖契约应否无效涉及司法，应有内务总署将此案移送地方 法院依法处理；二，应由北京道教会组织清查委员会彻底清 查白云观法物及房地契据；三，在此案未解决以前，应准许 道教会推选全真道士暂行代理住持职务以维持现状。 正是据此，1941 年 4 月 9 日，北京道教会前往白云观接 收，不料却遭到安世霖的抵制。在安世霖看来，道教会为田 子久所操纵，且白云观道众并非会员，因此关于白云观的纠 纷，道教会无权牵涉其中。安世霖强调北京道教会利用朱宗 玉事件，收拢、操纵、指使反对者到处控诉，是“谋夺白云 观野心不死”。实际上，内务总署的接收并非欲图改白云观 为天师派所有，而是令道教会推选全真道士暂行代理住持职 务以维持现状。尽管有内务总署以及警察局的支持，北京道 教会的接收结果却铩羽而归。为何接收会失败？原因是安世 霖获得了日伪政权大老江朝宗的支持。已有回忆与研究中提 到，接收白云观是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的支持 下决定的，为保障接收成果，王揖唐令伪警察局局长余晋和 命令西郊警察署派人去弹压。不料风声走漏为安世霖所知。 经安世霖之请求，江朝宗获悉后大为震怒，说：“北京城有 我在，无论谁想动白云观一指头都不行！”当即找来余晋龢， 强令不准配合道教会接收白云观的行动，余被迫收回成命。 据档案史料来看，前述回忆确有其事。华北交通北京建 设事务所曾向社会局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中，提到在接收时 “西郊警察分局李局长传前市长电话拒绝拨交”。前市长是 谁呢？是江朝宗。早在陈明霦任方丈时，江朝宗与白云观的 关系即极为密切。时人曾有记载云：“民国以来，权势压落， 然微闻今方丈陈某犹与江朝宗吴炳湘辈称盟弟兄。”在安世 霖接充监院后，拜江为义子，并将白云观大批古物盗出，送 江朝宗以为靠山。在内务总署以及道教会接收白云观时，北 京市政府以及社会局却无人协助，许英华称原因是北平市政 府的秘书长吴某为江朝宗的女婿，“与安世霖臭味相投”。 接收白云观只是内务总署的理案办法之一，其二则是清 查白云观观产，以查核安世霖是否有盗卖实情。自 1942 年 2 月 4 日到 6 月 12 日，白云观观产清查委员会共开七次会议， 最后的结论则是：该观法礼乐器及神像等物品与原登记尚无 短缺，而账目亦尚相符。 虽然在接收之争与清查观产两方面，安世霖成功地逃过 一劫。但是，在地方法院的刑事审理中，却没有获得胜利。 1941 年 12 月 15 日，北京地方法院判决安世霖盗卖京郊区枣 林树道教坟地属实，至于妨害自由罪，尽管安世霖白全一否 认有强迫之事实，然而根据事发时当地警察的供词，检察官 认为二人均犯有教唆罪。1942 年 6 月 22 日，对于第一审判 决仅判决白全一教唆罪等的疏漏，河北高等法院对一审判决 做了部分撤销，判决安世霖、白全一共同连续以强暴胁迫妨 害人行使权利未遂，安世霖处有期徒刑一年，白全一处有期 徒刑十月。尽管如此，然而安世霖等人并未被下狱，不仅仅 因为安世霖等人成功地声请河北高等法院再审，更关键的是 安世霖遇到了大赦机会。1943 年 11 月 19 日，日伪政权公布 大赦条例，规定在 1943 年 10 月 30 日以前法定最重本刑为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者均可赦免。据此，河北高等法院认为安 世霖等人所犯妨害自由罪刑在 1940 年，符合大赦条件，1944 年 1 月 30 日，判决取消安世霖等人徒刑。 内务总署的第三条解决纷争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则是暂停安世霖职务， 以便清查。1941 年 10 月 16 日，安世霖被暂行停职，宫观事 务由白全一、赵理朴、张永清等三人负责。尽管被停职查办， 但被反对者指责仍盘踞观内操纵观务，尤为变本加厉，尤其 是反对选举正式住持。在 1944 年安世霖的刑事处分撤销后， 在支持者如白全一等人的多次呈诉下，考虑到观产清查委员 会既然查明该观法礼乐器及神像等物品与原登记尚无短缺， 而账目亦尚相符，1945 年 6 月 28 日，北京特别市政府训令 社会局同意安世霖复职。 《监督寺庙条例》规定：住持于宣扬教义、修持戒律及 其他正当开支外，不得动用寺庙财产；寺庙之不动产及法物 非经所属教会同意并呈请该管官署许可，不得处分或变更， 违反者得逐出寺庙或送法院究办。对于寺庙住持不守清规 者，内政部曾有过处理办法：寺庙住持，不守清规，系宗教 范围内之事，当由其教会按照教规惩戒，如系触犯违警罚法 及一般刑章，则与平民同科，应由官署依法惩处，其情节重 大者，并得依照监督寺庙条例第十一条之规定，革除其职务。 如果严格地遵循《监督寺庙条例》办理诉争，至少安世霖被 判决有罪时，就应当被革除职务。1943 年，对于如何善后白 云观纷争，华北交通北京建设事务所在调查之后认为应当撤 革安世霖代理住持之职，应该由华北道教会召集全华北全真 道士推选道行高洁之全真道士出任住持以及监院，凡系安世 霖党羽嫌疑者均不得参选。结果却是安世霖虽然被判决有 罪，但是由于日伪大赦并未被下狱，而社会局最终令其复职 的决定则进一步映证了反对者关于安世霖与权要勾结、行贿 的指责。对比 1930 年陈明 曾因误过登记日期即被社会局革 除住持职务的情形而言，安世霖未免太幸运了，不过这恰恰 亦加快了他的悲剧。 惨案 一波未平，一波再起。抗战胜利后，1945 年 12 月 14 日，内一区马神庙住持张教全在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检举 安世霖汉奸。1946 年 1 月 30 日又在河北高等法院检察处告 发安世霖有汉奸嫌疑。1946 年 3 月，经过侦查，该院不予起 诉。原因是有三：一是安世霖坚决不承认有勾结敌伪残害白 云观道士王信真及盗卖庙产等情事；二是告发人张教全不能 提出积极之证据；三是“白云观之方丈无伪职身份。如有教 唆杀人或共同窃占之嫌疑亦仅触犯普通刑法，应属地方法院 管辖第一审，与惩治汉奸条例不合”。 在张教全又追加了部 分理由后，4 月 30 日，高院将此案移送北平地方法院侦讯。 1946 年 5 月，张教全直接呈文蒋介石恳请组织特别法庭 审理安世霖。5 月 24 日，国民政府文官处奉蒋介石“交北平 市政府”之谕令饬令北平市政府查照。在北平市政府转达此 令之后，社会局指派专员再次对白云观纷争做了调查。1946 年 8 月 20 日，社会局局长温崇信向北平市政府报告了对安 世霖指控的调查结果，约略分如下数端： 一曰安世霖违反清规，声名极差，如西便门外一带居民 对安多深恶痛绝；安世霖本人嗜酒，违反出家人规矩；自己 生活优裕，而观中众道士则生活太苦，苛待同道；确实常不 在观中。 二曰安世霖确有犯有罪刑。如日伪地方法院曾判决安世 霖及白全一徒刑，后以陈公博出任主席而大赦未执行；关于 迫害道众方面，有证人口供证明安世霖与此大有关系；安世 霖承认与张教全素不认识，足以证明张之控告非因私仇；为 应付诉讼，安世霖另请有律师陈某常驻观中，专为安应付讼 事。 三曰安世霖确实与日伪势力勾结。如曾于二十七年 （1938）赴伪满洲国；伪华北政委会曾撤安之住持，安拒不 交代，因其与社会局局长张水淇过往甚密，有所依恃；安之 变卖玉清观、铁轱辘把房屋乃奉伪社会局命令，惟依监督寺 庙条例，处理庙产须道教会通过此项变卖，未经此手续，似 可说明安与张水淇之关系；确据实调查，敌伪时期，与安来 往者，不止引地寅治郎一人，此外尚有日人二三名；十一战 区司令长官部曾于六月函警备司令部逮捕安世霖并缉获引 地寅治郎，惟迄今安仍逍遥法外。 在社会局提交前述报告并建议送交法院处理之后，又有 何惠亭等七名道众向国防部长官白崇禧控告安世霖败坏宗 教盗卖观产古玩。对此社会局的态度是并案处理，强调关于 安世霖汉奸部分应“毋庸议”外，关于侵占杀人违反清规部 分，已由北平地方法院侦查审理中，指令张教全、何惠亭等 人“候法院核办”。 正在候办中，惨案骤然发生。1946 年 11 月 11 日深夜， 白云观下院关帝庙道士许信鹤等联合白云观内道士三十余 人，乘安世霖、白全一二人睡熟，“以煤油浸在安白二人衣 襟，以点火着，复有人抱来柴火堆烧”。13 日，白云观三十 六名道众联合呈文向北平市警察局自首。许信鹤等人报称白 云观为执行太上清规已经将安世霖、白全一二人架火焚烧。 为何要烧死安世霖等人呢？许信鹤等人供称因法律无法解 决，故以太上家法第一条“凡奸盗邪淫，败太上之法律，坏 列祖之宗风，架火焚身”处置。 虽然安世霖侵占枣林起坟费及仗敌日寇势力，勾串战犯 引地寅治郎，驱逐范明证、养活浪人多名居住方丈室等证据 确凿，为事实以及此前社会局调查所承认。但是问题的关键 是许信鹤等人以清规解决是否合适？许信鹤等举事道众认 为以清规乃是法律无法解决后的无奈之举。正是如此，有资 料称在庭审中，许信鹤身穿崭新青棉道袍，足踏云履，俨然 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而其他道士在退庭时窃窃发笑，意颇 自得。但是各方反应如何？ 在白云观惨案后，北平“道教整理委员会”强调清规不 可等同于国法，且道众无权处置，认为凶犯应受国法制裁， 安世霖、白全一触犯清规应令其停职，而道众不能擅自进行 火化，并非白云观挂单道士更不应该介入此事。 官方态度如何呢，某法界要人同日亦在报刊发表谈话， 对于道众所称之太上清规，该要人认为早应当纠正道众以清 规等同国法的观念，对于道众所公布之安白所犯各款，若以 刑法而论，安白仅能判处徒刑四、五年，但结果竟被烧死， 道众不仅无权处分且处分过重。如何处分道众，则认为虽然 可以依据自首情形减刑，但是仍然应“量刑惩处”。对于惨 案发生原因，某法界要人称乃是由于管理机关对白云观监管 不严所致。其称安世霖在 1940—1941 年间被控诉，并经过 伪法院判处凸现，但是安世霖由于遇到机会大赦，并非伪法 院不理其事。但是安世霖既被控告，即应更换住持，如此不 至于发生惨案。 虽然北平道教整理委员会以及法界要人均否定道众以 清规火化安白二人，后者提出要纠正道众“清规即国法”的 观念，但是问题是清规是否被废止呢？12 月 10 日，当此案 公开庭审时，义务帮助许信鹤辩护的律师凌昌炎强调太上清 规是道教数千年的传统家法，其立意为维护道教尊严与防止 其道众风纪之败坏，政府既无明令禁止或取消道教的清规， 自是承认该清规有存在之必要与有效。凌昌炎认为本案应该 认为是宗教革命的流血事件，而不应该看作是一件普通杀人 案件。安白二人犯有种种大罪恶行，屡经道众警戒和控告， 不但不改，而且变本加厉，道众见法律诉讼无效，不忍其宗 教之被破坏，才激起公愤义愤，执行太上清规之家法以解决 之。他还特别指出即便是退一步从法律观点上讲，被告道众 从容投案，一齐自首，主动领受国法裁治，他们的这种殉道 牺牲精神和尊重国法的行为，法院亦应当对其特别从宽论 处。 12 月 14 日，北平地方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许信鹤、马至 善、杜信灵三人无期徒刑，除十六人无罪释放外，其余人等 也都有相应的处罚。对此判决，许信鹤等为首三人并不服从， 在律师帮助下他们提出上诉，以事实与法律条文提出原判量 刑过重，最终在他们的据理力争下，河北高等法院改判三人 服刑十年，其余人也都减了刑。北平解放前，许信鹤等被通 知找到保人刑期未满者即可保外，但是由于无钱行贿，虽然 找到保人也不见释放，只有等到北平解放，许信鹤等人才出 狱重新回到白云观下院关帝庙做道士。 变动社会中的道士、道教与政治 白云观惨案为何发生？它不是 1946 年许信鹤等人一时 冲动之举，而是 1940 年以来白云观内部冲突不断激化的结 果。尽管白云观幸运地避免了近代政治的直接打击，但是令 人惋惜地是安世霖以监院兼代白云观住持所体现的权威性 以及合法性的不足，种下了日后白云观内部矛盾的种子。 1940 年知客朱宗玉等人的夺观以及失败者被安世霖处以革 观处分的结果表明，作为全真祖庭的白云观内部亦有着如此 剧烈的冲突。虽然安世霖在社会局的支持下成功夺回白云观 的管理权，但是被革除的道士以及部分白云观下院的道士在 以道规清规施行宗教裁判无效后，则选择了诉讼。刘永续、 范明证等人先后关于安世霖盗卖庙产、压迫道众的指责不仅 将白云观内部矛盾全然暴露，更使得安世霖暂时被停职，甚 至部分指责如迫害自由、意图贪污钱财被确证为属实并使得 安世霖等人最终被判处徒刑，尽管安世霖凭借大赦法令成功 地避免了牢狱之灾。在南京国民政府光复后，安世霖的反对 者再次冀希望能以法律解决，但是在饱经失望之外，他们放 弃了法律之道，重新选择了清规处分，而这时的清 规则 编码规则下载淘宝规则下载天猫规则下载麻将竞赛规则pdf麻将竞赛规则pdf 更加 严酷，那就是火化焚身。 为什么要反对、处置安世霖？在朱宗玉等人的夺观行动 中，反对安世霖的理由是苛待道众、盗卖庙产以及擅改清规 榜；在安世霖采取了革除行动后，安世霖的反对者则进一步 系统化了安世霖的三大罪状：其一，在宗教上犯有杀、盗、 淫、妄、酒罪；其二，安世霖不服从宗教裁判，即不遵朱宗 玉等人之清规处分，反过来借助社会局势力开革反对者；其 三，在政治上勾结日伪势力压迫道众、妨碍自由；不服从政 治、法律处分，如不服从内务总署接收之令，等等。针对安 世霖的这些指控是否属实呢？尽管反对者关于安世霖的某 些指责被确证而无实据，甚至有些指控或有夸大、仍待考证 之处，如安世霖养活日本浪人多名、终日白面毒品、包养女 人等等，但是总的来看，日伪法庭判决安世霖、白全一等人 犯有破坏文书以及迫害道众自由并判决徒刑一年以及战后 社会局最后的调查，充分证明了安世霖并非是一名令人信服 的管理者。 然而本文针对围绕安世霖诉争的实证研究并非仅仅是 为了证实有关安世霖罪行的指控，亦不仅仅是为了阐释安世 霖的反对者徘徊于清规处分与法律诉争之间的举动。我们的 思考实际上应该并且能够走向更远，在本文看来至少还有如 下两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其一，安世霖的道教改革 者形象；其二，白云观纷争中所凸现的道士与政治、道观与 官方、道教派系矛盾等复杂关系。 安世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吉冈义丰曾赞其热心，对仪 式法会、道士戒律等均较熟悉的可资信赖之人。常人春指出 说安世霖为人耿直，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高万桑也强调看 上去安世霖确实具有领导能力、魅力与文化。不过这些成就 与道众的指控相比，则未免相形见绌。尤其是在反对者看来， 安世霖的创设教育班、擅改清规榜实改变白云观十方丛林性 质，据以实行个人独裁。但是，在安世霖看来，他的措施是 却是除积弊、革新道教的改革之举。 1940 年 7 月，安世霖编著了《白云观全真道范》，尽管 不足百页，但是涉及了宫观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生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 具体内容，毫不客气地讲，安世霖几乎全面阐释了并制定了 在他看来一个现代的白云观的新形象。安世霖改革的目标是 什么？从道士层面来讲，安世霖强调道众要不仅仅要注重卫 生威仪，更要注重修身。从宫观的角度来讲，安世霖的改革 要挽救宗风，具体而言挽救的是全真龙门的宗风。安世霖宣 称改革要“守既往之良图，警新潮之恶习”。在安世霖的改 革中，他继承了不少旧的传统，同样他也废弃了在他看来不 合时宜的旧规。在宫观组织方面，他制定了白云观方丈、住 持监院等高层领导的资格以及推选方法、条例；重新厘定白 云观的组织纲目；重新修订白云观清规玄范，明确白云观修 道程序以及去留条例。在道士教育方面，安世霖创办了道士 教育班，明确教育班“以丕振玄风，普及道士教育为宗旨”； 教育班设主任一名，由白云观主持兼任，综理其事；教育班 聘请讲师一或二人，每日按课程授课，授课内容则以“老子 道德经、文学四书、道教规律、社会常识为教材”；简章规 定教育班经费由白云观自备，所有道士须均须上班听讲，至 相当程度时考查成绩一次。在宫观经济方面，他规定了宫观 住持方丈等道众的待遇、宫观的财务制度、宫观道众的救济 与福利制度等。 安世霖强调了出于兴观务、挽宗风的目的，才修明祖师 遗训，革弊兴利。事实上，如果了解到 1940 年前后白云观 内部的剧烈冲突后，我们还能够发现安世霖的改革还有一个 重要的目的，那就是重建白云观的宫观秩序。针对安世霖的 改革以及重建白云观秩序的努力，安世霖的反对者曾指责安 世霖凡有宗教狂妄罪，指责他擅自改清规榜、设教育班等目 的是改变白云观十方丛林的性质，变为自己的私庙。这些指 责从负面的角度证实安世霖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而 安世霖也毫无疑问是一个具有很有抱负的宫观改革者。 无论道众是否明晓革新乃是近代道教生存发展的必须， 令反对者不满的是安世霖的改革实际上更加强了他对白云 观的控制，使得十方丛林的白云观更沦为安世霖之私庙。更 为关键的是安世霖本身的局限，如苛待道众、盗卖庙产等恶 习、恶性，最终导致自己被焚烧，安世霖道教改革者的形象 亦因此变得黯淡，安世霖本人成了白云观历史上的黑洞，他 所推行的改革也有意无意地被遗忘。然而，安世霖所定的道 范尤其是监院、住持、方丈资格以及创设之道士教育班并没 有随着他的暴亡而被废除，在白云观的善后中，它们成了白 云观推选新住持、监院的依据。 在白云观纷争中，道教内部的矛盾与冲突的确不能忽 视，但不是简单的全真派与天师派、东北派与河北派的矛盾 与冲突。与道教内部冲突相比，更进一步应当追问的是在纷 争中安世霖与权要、社会局等寺庙监管部门的角色问题。 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历来受到学界的高等重视，僧侣、道 人亦并非是决然不问世俗的方外之客，“政治中人兼神仙中 人”者亦非少见。与佛教界与政治的关系相比，近代道教界 与政治研究仍大为薄弱。就白云观而言，其与近代之政治关 系匪浅，清末高仁峒与内廷、陈明 与民国权要即是先例。 在白云观纷争中，虽然安世霖迭遭控诉，虽然有内务总署接 收之令、虽然法院曾判决其徒刑一年，虽然安世霖在 1941 年 10 月至 1945 年 7 月间被暂停住持之职，但是安世霖仍然 实际管理着白云观。从档案以及后人回忆来看，安世霖受到 江朝宗、日伪社会局的庇护的确属实。作为北京市寺庙的直 接管理机构，北平社会局在处理白云观纷争时，对安世霖无 疑是过于纵容了。考虑到安世霖已经被判决徒刑的事实，倘 若社会局严格地遵循《监督寺庙条例》办理诉争，安世霖当 即被革除职务。在朱宗玉夺观事件后，北京社会局致函北京 道教会，告诫僧侣道众应当“猛自省察，力图向善，如再敢 违反戒律不知自爱，经本局查属实或经人告发，轻则驱逐出 境，重则依法送究，咎由自取，绝不宽假”。事实上，社会 局支持安世霖革除朱宗玉等人的事实表明这一告诫目标只 是安世霖的反对者，而非安世霖本人。安世霖的反对者就曾 主张宗教与法律皆为维持社会秩序之手段，宗教治人行为之 动机，法律者乃治人行为之结果。既然安世霖在宗教上不遵 从裁判，其难免也不服从法律制裁，更难免借口法律以为自 饰，因此不如以行政力量作适当之处置可免无限之曲折。如 何处分呢，那就是撤革、赶出北京等重惩。针对白云观纷争， 前文提到华北交通北京建设事务所的一份秘密调查就曾主 张撤革安世霖代理住持之职，在白云观惨案发生后，某法界 要人亦是持同样态度。然而相比陈明 曾因误过登记日期即 被革除职务而言，安世霖受到了政界权要的有力庇护。尽管， 抗战胜利后的社会局在查实安世霖的诸多罪刑后将此案送 交法院究办，可惜这一结果来得太迟，杜信灵、许信鹤等反 对者对法律、对社会局、对国民政府的政治已经彻底丧失了 信心，他们选择了被安世霖所废弃的清规，安世霖的悲剧命 运成了不可避免的结局。同样不可避免的是白云观惨案成了 社会舆论的焦点话题，无论是涉案的道士、无论是白云观自 身，还是道教，他们的形象亦因之重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