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综述1

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综述（一）转自网络 [摘 要] 本文是关于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姐妹篇。 在姊妹篇之一中，首先阐述了 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历史演变，考察了跨文化传播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课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然后， 笔者梳理回顾了一些融文化于传播理论的理论（theories which integrate culture into communication theories－－跨文化传播理论），传播中的文化变异性理论 （theories of cultural variability in communication）以及侧重跨群体/ 跨文化有 效传播的理论（intergroup/intercultural theories focusing o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等。在姊妹篇之二中，笔者紧接姊妹篇之一，考察了跨群体/ 跨文化传 播的其它理论，着重论述的有调适理论（accommodation）、认知管理理论（identity management）、传播网络理论（communication networks）和对新文化的移入/适应理 论（acculturation/adjustment to new cultures）等。最后，考察了未来跨文化传播理 论发展过程中的课题，并着重强调发展中国本土理论。 [关键词] 跨文化传播理论；中国本土理论； 我读完博士学位时，美国还没有形成跨文化传播的理论。[2] 当时，我就深信理论的 缺乏会阻碍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步伐。时至今日，我依然相信，作为一门研究领域，在 美国和其他文化中建构和检验理论是跨文化传播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自始至终， 我都坚信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视角，包括从不同的文化视角，来建立各种跨文化传播的理论 （参见我对 Gudykunst的介绍[1983]，Gudykunst和 Nishida的辩论[1979，1989]）。需 要说明的是，我对美国以外的发展成熟的本土化理论－－如 U. Kim, 1990提出的植根 于具体文化的理论等－－都不甚熟悉（倘若读者对任何现有的理论有所了解，方便将材料 寄于我一份，将不胜感激）；鉴于此，本文主要着眼于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形成与发 展。在这些理论中，有些可能适用于其它文化（如一些基于检验的理论），有些则不适 用。而且即便有适用于其它文化的理论，依然有必要“进行本土化探索”、“建立本土化理论” （该问题将在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讨论）。 虽然其它地区尚未形成跨文化传播的本土化理论，但在过去的 20年中，美国该领域 的理论发展却突飞猛进。早在 1983年我编撰的首卷《跨国、跨文化传播年鉴》中，我就 收录了尝试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人们间的人际传播进行研究的最初理论 （Gudykunst,1983）。[3] 等到侧重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第二卷《年鉴》出版之际（Kim 和 Gudykunst, 1988），理论的发展不但更为成熟，而且有些还得到了实证的支撑。在上一 卷重理论的《年鉴》付梓时，理论发展又有了质的飞跃 (Wiseman, 1995)。[4] 而在我 编撰的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最近一卷中(Gudykunst, 2005c) 收录的理论就更向前迈了一大 步。[5] 今天，诸多理论已然突破了迂回反复，并且还获得大量研究成果的支持。 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化中有三个主要的切入点。[6] 一、在传播理论中文化被纳入传播 过程（如 Applegate 和 Sypher [1983, 1988] 就把文化纳入了建构理论； [7] Cronen, Chen, 和 Pearce [1988] 以及 Pearce [2005] 把文化引入了信息内涵的 同位调整理论；而言语代码理论研究传播是如何影响文化的则可参见 Philipsen 等 [2005]）。换句话说，理论中文化已与传播结合起来了。二、设计理论来描述或解释跨文 化传播的差异 （M. S. Kim [1993, 1995, 2005] 的谈话制约理论；Ting-Toomey [1988, 2005b] 的面子－协商理论）[8] 。三、设计理论来描述或解释来自不同文化背 景人们之间的传播活动（如 Gudykunst [1995, 1998, 2005a, b] 的焦虑/ 不确定性 管理理论；Y. Y. Kim [2001, 2005b] 的传播涵化整合理论）。到目前为止，又以从 第三个切入点建立的理论为最多。 许多理论研究者在尝试描述或解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传播活动时，只是宽泛 的研究跨群体传播，而没有专门关注跨文化传播。使用跨种族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的研究者往往假设：文 化是影响传播的诸多群体身份之一（如种族划分、社会阶层、辈分），人际传播、跨文化 传播、跨种族传播、跨代传播还有其它的各种传播中的过程都是相似的。我将跨群体、跨 文化理论分为彼此并不相互排斥的 5类：1.有效结果效应的理论(如, Gudykunst, 2005a; Oetzel, 2005)；2.调适理论 (如 Gallois 等., 2005; Orbe, 1998a, b)； 3.认知管理理论(如 Imahori & Cupach, 2005; Ting-Toomey, 1993, 2005a)；4. 传播网络理论 (如 Yum, 1988)； 5.面对新文化的移入/适应理论(如 Gudykunst, 2005b; Kim, 2001)。在总结理论前，有必要简单论述一下跨文化传播理论发展中出现 的关键问题。 跨文化传播理论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无论采用什么样的途径来发展理论，这种理论都基于一套“超理论假设” （metatheoretical assumptions 〖译者注：metatheory译为中文是超理论，超理论在 英文中意为对理论进行研究的理论，用以阐明某一或某类理论而本身又更进一步发展的理 论。〗）”。所谓“超理论假设”（metatheoretical assumptions）是学者建构理论时做出的 哲学假设。这些假设并非专门适用于某些特殊理论，而是适用于相同假设前提下的理论 群。对于理解理论的形成过程、以及对不同理论进行比较来说，我们用以对理论进行评估 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至关重要。认识理论的外延与适用范围对于正确地认识理论也非常必要。在此，还 有另外两个问题需要考虑：我们是为了应用理论而建构理论吗？伦理问题应当纳入跨文化 传播理论中来吗？在这一部分中，我将简要地讨论一下上述这些问题。 超理论假设（metatheoretical assumptions） 1989年，Gudykunst 和 Nishida运用 Burrell 和 Morgan（1979）的客观主义理 论和主观主义理论划分方法（见表 1）对跨文化传播中的理论进行比较（见 Fiske 和 Shweder[1986] 社会科学中的超理论的讨论；也见 Abrams 和 Hogg [2004] 关于使 用“超理论”建立更具体理论的讨论）。客观主义信奉者认为个人之外存在“现实世界”，他们 寻求行为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认为传播是由情况和环境“决定的”；相反，主观主义信奉者则认为个人以 外不存在“现实世界”，他们试图了解传播者个人的视角，认为传播行为是“随心所欲的”。客 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理论研究目标往往不同。比如，客观主义信奉者认为理论应当能够解 释和预测研究的现象；而主观主义信奉者则认为理论应当描述研究的现象。当然，两种倾 向的学者都赞同理论应具有启发性；也就是说，它应该能带来后续研究。（表一） Gudykunst 和 Nishida (1989)认为极端的客观主义或主观主义视角都是站不住脚 的，要理解跨文化传播，这两种方法都必不可少，理想的方法是最终将两者合而为一。几 乎所有学者都将理论单纯地建立在客观主义假设或是主观主义假设上，这可能与他们在大 学研究生院中接受的教育有关。可惜，大多数学者比较固执，认为自己的超理论假设是 “对”的而他人的是“错”的。另一个将客观主义方法与主观主义方法割裂的原因是：表面上看 来客观主义假设和主观主义假设相互矛盾。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比方说，Gudykunst (2005a, b) 提出：个人无意识时，客观主义假设适用；而当个人有意识时，则主观主义 假设适用（如有意识地注意目前自己的传播行为；Langer, 1997; 见下文）。因此，他 认为有些传播活动适用客观主义假设（当我们无意识时），有些则适用主观主义假设（当 我们有意识时）。然而多数理论研究者并未将此纳入考虑之列，单纯地把理论基于客观主 义假设或主观主义假设这二者之一。 [9] 评估理论 Fiske (2004) 认为“好的理论应该因果明晰、前后连贯、叙述性强、评议简洁、可 检验、论证充分并能解决问题” (p. 132 )。大多数客观主义倾向的学者可能不接受“能 解决问题”这一点，但对理论建设的其他要求一致赞同；相比较，大多数主观主义倾向的学 者则对有些要求不太赞同（如假定因果关系）。另外，评估理论时，我们需要一套清晰的 标准，而且重要的是要记住客观主义信奉者和主观主义信奉者评估理论所持的标准不同。 主观主义标准无法正确评估客观主义的理论，反之亦然。 评估理论时，我们必须认同学者提出的超理论假设并检验理论的逻辑性、解释性或描 述力以及启迪价值。正确理解学者所提出的超理论假设很重要。倘若我们做不到，就无法 对理论进行正确的评估。理论性的命题应该与得出理论的超理论假设保持逻辑一致。检验 理论的方法也应与超理论假设一致。我们可以质疑理论中的超理论性的假设前提，但一旦 开始评估理论，就必须认同假设，不强加其它的超理论假设。 理论外延与适用范围 我们很少发展几个理论来描述或解释同一个事物。既如此，就不能对理论进行直接比 较。这表明，评估理论时，我们必须注意它们的理论外延与适用范围（见Walker & Cohen, 1985）。譬如，学者真的把理论限于某种环境下吗（如陌生人间的初次交流）？ 设计理论是旨在解释跨文化传播的方方面面，还是仅一个方面（如有效传播、身份认知协 商）？倘若学者不能清晰地设定理论的外延与适用范围，就不能明确理论的目标。还是那 句话，我们可以质疑学者所设定的理论外延与适用范围，但一旦开始评估或检验理论，就 必须接受。 理论外延与适用范围是理论必要的组成部分。可惜，很多理论研究者并不重视对理论 外延与适用范围的设定。假如说某理论仅适用于初次交往，则该理论与恋爱关系理论的相 异之处就不应使其受到质疑。也就是说理论无法解释超出研究者设定理论外延的东西时， 不应该受到批评。理论研究者可以将普遍理论应用于某一特殊情况，或者将一定的理论性 宣称仅限于特殊条件下。如果学者称一表述只适用于感觉身份稳定的人，那么感觉不稳定 者的反馈资料就不能用来检验理论的提法。 应用理论改进传播 对于传播学而言，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如大多数客观性的著作）认为：理论应 当解释和预测传播活动，而不是帮助个体改进传播；相反，许多人文学者则认为传播是一 门“实践学科”。譬如，Craig (1989) 说到“传播的学术起源[ 如经典的希腊－罗马传统 的“修辞艺术”]可以追溯至尝试对公共和私人传播活动加以整理、批评与改进的理论著述” （p. 97; 有些客观主义者可能说这只适用于修辞学而不适用于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传播 学）。他认为对理论进行批评时，一般会比较强调理论在实践中的地位，而“超越历史条件 之局限的理性原则…［是］进行实践批评不可或缺的根本”（p.108）。在批评性理论中， 实践来源于社会权力结构，“现存的实践一般迎合统治阶级的兴趣” (p. 110)。然而，其 他人则只关注实践,没有强调权利问题。 大多数使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家反对理论必须用于实践，但还有几位社会科学 家却提出理论应当指导实践。例如，Kurt Lewin说，“好理论就是实践的” (见 Marrow, 1969)。以 Lewin的著作和 Dewey的实证主义为基础提出的“行为科学”（如, Argyris 等., 1985），关注个体何种方式提高行为的有效性。然而，使用该模式的研究者却并不 强调理论在过程中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建构重视实践或忽视实践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两者都是合理的、可行的，并 且与理论本身是否为客观主义或主观主义无关。我倾向于赞同 Lewin。任何好理论，即使 最初并未为实践而设计，也可以用来改进传播。如果是以实践应用为目的，则理论上的命 题不应过于抽象。命题越抽象，应用越困难。 理论发展中伦理的地位 使用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建构理论的学者（如客观主义者）认为理论及研究方法应 该“价值观中立”或“无价值观”（见 Sjoberg 和 Nett [1968] 对该问题的讨论）。从这 点来看，目的在于把社会科学家对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价值影响降到最小程度 (见 Kaplan [1964] 对社会科学价值观的精彩讨论)。的确，价值观对社会科学家选择什么来进行研究 影响甚微（见Weber, 1949）。但价值观的影响降到了最小程度的同时，发展理论的方 法中的伦理问题也被忽略了。 提到伦理问题，许多传播学者持不同观点。Johannesen（2001）认为，“伦理问题、 对错程度、美德邪恶以及道德责任……是人类传播过程中与生俱来的（p. 202）”，“至少 从柏拉图开始，伦理问题就一直是传播理论和实践的核心”（p. 202; 有些客观主义者可 能认为这适用于修辞学而不适用于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传播学）。 建构跨文化传播理论的过程中，学者们必须表明自己在伦理问题上的立场；也就是 说，伦理问题究竟是否应该纳入理论当中？我认为两种立场都有自己的道理，不管持哪种 立场，学者们都可证明其正确性。不过，我认为假若理论学者建构理论的目标是为了应 用，那么就有必要考虑伦理问题，毕竟有一套明确的伦理准则才能提高传播实践。 以上简单回顾了理论建构中的问题，接下来，我打算全面总结一下美国跨文化传播理 论的发展过程。我把这些理论分成彼此之间并不完全相互排斥的 7类（如解释对新文化的 移入/适应理论时也不排斥谈论网络传播理论）：（1）文化传播理论（将文化纳入传播过 程中的理论）；（2）解释文化变异性的理论；（3）侧重跨群体/ 跨文化有效传播的理 论；（4）侧重适应或调整的跨群体、跨文化调适理论；（5）侧重身份认知管理或协商的 跨群体、跨文化传播；（6）侧重传播网络的跨群体、跨文化传播；（7）侧重对新文化的 移入/适应的跨文化理论。本文中将讨论前三类，第二篇文章中则要讨论后四类。客观主义 倾向和主观主义倾向的理论都要包括。然而，大多数建立的理论都是客观主义倾向的，极 少有理论学者尝试把客观主义倾向和主观主义倾向的假设结合起来。 文化传播理论 几位研究者已经把文化概念纳入传播过程研究当中。下面我将简单回顾一下该切入口 发展起来的三个主要理论（1）建构理论（Applegate & Sypher, 1983, 1988）； （2）信息内涵的同位调整理论（Cronen 等, 1988; Pearce, 2005）；（3）言语代码 理论（e.g., Philipsen, 1992; Philipsen et al., 2005）建构理论（Constructivist Theory）Applegate and Sypher（1983, 1988）把文化概念引入结构主义理论中（如 Kelly's, 1955, 个人建构理论; 参见 Delia, 1977）。他们提出了几个假设前提，“理论 应具有解释力”，“对日常交流要进行集中、详细的解释”，“研究核心是文化和传播的关 系”，“要做出价值判断”，“理论和实践要紧密结合”（p. 44, italics does apply in translated quote其他的引语省略）。 Applegate 和 Sypher（1988）指出传播是指个人“分享、交换信息的相互识别的交 流过程”（p. 45）。该过程受到一定目标的驱动，个人进行其认为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交流 活动。Applegate 和 Sypher认为复杂信息行为（信息中包含许多目标和环境因素）导致 “个人中心”的传播（这要看个人对交流对象的适应程度）。“认知结构”不一样，传播观念和 相关的目标也不尽相同，这影响个体对环境的定义，并指导他们的策略性的行为。（p. 48） Applegate 和 Sypher（1988）认为“文化决定传播逻辑”（p. 59）”，不同文化侧重 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方式都不一样。又转而说到“文化传播理论详细解释了如何在更大的信 息内涵和诠释的语境下归置和组织事件” (p. 59)。Hong等人 (2003) 则认为结构活化 （construct activation）是社会认知中影响文化差异的主要因素（他们也回顾了动态结构 主义方法的表征）。最后，Applegate 和 Sypher得出结论：跨文化传播培训“应当着重培 养灵活、整合的策略手段，以达成目标”（p. 59）。 信息内涵的同位调整理论（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下文压缩简 称 CMM）Cronen 等人(1988)考察了文化在信息内涵的同位调整(CMM; Pearce & Cronen, 1980; Pearce, 2005)中的作用。他们归纳出了 CMM的三个目标：（1） “CMM寻求以下问题的解释：我们是谁，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这与传播现象有何关联” （p.67）。（2）“在承认文化异质的情况下，CMM寻求不同文化的可比性”（p.67）。 （3）“CMM寻求对包括研究者自身的在内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启发性评论”（p.68）。 Cronen 等人 (1988)把关于 CMM的命题进行归纳。他们进一步解释到“所有的传 播都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p. 72）；“人类传播天生就是不完美的” (p. 74)；“道 德规范是传播的组成部分” (p. 76)；（文化的）差异多样性对传播活动中信息的解释与 传递来说非常重要”(p. 78)。Cronen等人(1988) 还提出三个文化推论：“文化是理论与 行为的共同体” (p. 78)；“文化是多种声音的” (p. 79)；“研究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 (p. 80)。此外， 他们认为要理解文化内和文化间的传播，就必须描述文化语境，也必 须了解个人对传播活动的诠释。 CMM被视为以美国实用主义为基础的“规则”理论（如 Cushman & Sanders, 1982），它用来分析社会“情节”（episode) 中使用的规则（如餐桌上的交流; Cronen等 人, 1988），要描述社会“情节”关键就要看社会场合情景了。总而言之，CMM所说的描 述传播活动，其目的在于帮助参与者了解在具体场合情景中要想“建设性地交流”该做些什 么 (Pearce, 2005)。 言语代码理论（Speech Code Theory） Philipsen (1981)在文化传播的研究中提出了言语代码理论的基本框架。他认为： 文化传播中传播的功能就是保持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力量的健康平衡，提供一种身份 的共享感，而这种感觉保持个人尊严、自由和创造力。在有着共享身份的文化传播中，维 持两个次级传播过程——（1）创造（2）确认——的平衡可以使该功能得以实现。(p. 5)。 因此，文化传播牵扯到社区谈话中使用的文化代码的协商问题。社区谈话是人们协商 如何“共同生活”的交流过程。 Philipsen (1992)提出言语代码理论，即“传播行为文化层面上的不同代码” (p. 56)。该理论认为社区谈话中意味着传播行为的不同代码。他指出“言语代码是指历史上制 定的，社会中建构的与传播行为相关的概念、意义、前提和规则” (p. 56)。 Philipsen (2001)认为“每一次社区谈话都在交流行为中留有不同的文化方式与文化 内涵的痕迹”(p. 53)。群体成员参与社区谈话是人类生活的普遍现象，但是每一个社会谈 话都有着自己的文化特点。他还认为“传播是在个人和社区生活中使文化的功能得以实现的 具有启发性和实践性的资源” (p. 59)。社区功能包括“个人如何作为社区成员来生活” (p. 59)。说传播具有“启发性”是因为社区的新生儿与新来者都要通过传播活动来学习本社 区具体的文化方式与文化内涵；说传播具有“实践性”是因为传播活动允许个人参与到社区 谈话中去。 Philipsen等人 (2005)总结出了言语代码理论，并进行了实证研究，侧重于影响我们 传播的文化和代码。这些学者认为我们运用文化和言语代码以使自己和他人的传播有意 义；我们的文化和言语代码影响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言语代码的“修辞力度”的大小取决 于我们如何连贯的、合法的、艺术性的运用代码。 文化变异性理论 有学者已尝试从文化层面/ 个人层面的维度来解释传播过程中跨文化差异。形成的 理论包括：面子－协商理论(FNT; Ting-Toomey, 1988, 2005b; Ting-Toomey & Kurogi, 1998)、谈话制约理论 (CCT; Kim, 1993, 1995) 和违背期望理论(EVT; Burgoon, 1992, 1995; Burgoon & Ebesu Hubbard, 2005)。不过，EVT不算是 真正的跨文化传播理论，而只是关注跨文化传播的差异性罢了。由于三个理论均借用了 Hofstede (1980, 1991, 2001) 文化多样性的维度。因此，在这里我想先简单介绍一 下这些维度。 Hofstede的文化变异性维度（Hofstede's Dimensions of Cultural Variability） Hofstede (1980, 1991, 2001) 给文化变异性划分了四个维度：个人主义－集体主 义；对不确定性的强—弱回避程度；权力大－小差距；以及男性化－女性化。任何文化都 包含维度的两级，不过在单一文化中只有一级呈显形，此外，文化的个体成员对文化的支 配趋势了解程度不同。因此，在解释跨文化传播的异同点时，有必要将文化和个人两个层 面的因素都考虑进去。 个人主义文化注重个体目标 (Hofstede, 1980)；相反，集体主义文化则更强调集体 目标。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应当自己照顾自己和直系家庭”；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人 们期望他们的内群体或集体来照顾他们，作为这种照顾的交换条件，他们对内群体拥有绝 对的忠诚” (Hofstede & Bond, 1984, p. 419)。Triandis（1995）认为内群体是否 相对重要是区分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的主要因素。内群体指对其成员重要、个体 成员会为之作出牺牲的群体。个人主义文化的成员拥有许多具体的内群体，它们可能影响 他们在特殊社会环境下的行为。既然内群体数量繁多，有些具体的内群体对个人行为施加 的影响就相对较小了。而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只有少数几个宽泛的内群体，它们则影响他 们在各种环境下的行为。 文化个人主义－集体主义通过与主流文化趋势相关的文化规范影响文化中的传播活动 （比方说，美国文化倾向于使用个人主义规范，而亚洲文化则是倾向于集体主义规范）。 文化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也通过个体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特征间接地影响传播。这种习得 的特征至少有三个：自我性格、自我价值观和自我阐释（见 Gudykunst & Lee, 2002）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为理解自我内群体行为的异同点提供了解释框架。Hall (1976) 对高低语境传播的划分则可以用来解释传播中出现的文化差异。[10] 高语境的传播是“绝 大部分信息或存于有形的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极少存在于被编码的、清晰的被传 递的讯息中”(Hall, 1976, p. 79)。低语境的传播刚好相反，是“大量的信息蕴含在清晰 的编码中”(p. 70)。 高－低语境传播存在于所有文化，然而，往往只有一种形式是显性 的。个人主义文化的成员倾向于低语境传播，直接交流；与之相反，高语境文化的成员则 倾向于高语境信息，间接交流，因为维持内群体的和谐一致是十分重要的（Gudykunst & Ting-Toomey, 1988）。 对不确定性的回避程度较强的文化往往有明确的社会规范和原则来指导几乎所有情况 下发生的行为(Hofstede, 1980)；而回避不确定性程度较弱的文化的社会规范和原则就不 那么明确和严格。强烈回避不确定性的文化中，人们接受侵犯性行为，但却宁愿尽量克制 以避免冲突和竞争(Hofstede, 1980)。另外，强烈回避不确定性的文化有极强的愿望达成 共识，离经叛道的行为不可容忍。容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是调整回避文化不确定性对传播 的影响的两个个人层面的因素 (见 Gudykunst & Lee, 2002)。 权力差距是“机构和组织中权力较少的成员对权力分配不平等这一事实的接受程度” (Hofstede & Bond, 1984, p. 419)。权力差距大的群体成员接受权力是社会组成部 分（比方说，上级认为下级是和自己不同的一类人，反之亦然）。权力差距大的文化成员 视权力为社会的基本因素，强调强制力和指示性权力；而权力差距小的文化成员则认为权 力的运用应当合法，重视专家或合法性的权力。平等主义和社会支配倾向是调整文化权力 差距对传播影响的两个个人层面的因素 (见 Gudykunst & Lee, 2002)。 男性化－女性化文化的主要区别在于文化中的性别角色如何分配。 男性化社会中：社会角色有明确的划分（如男人应该有很强的决断性，坚强和追求物 质上的成功，而女性则应该是谦虚的、温柔的和关注生活质量）； 女性化社会中：社会性别角色有所重叠（如男性和女性都可以是谦虚的、温柔的和关 注生活质量）。(Hofstede, 1991, pp. 82-83) 男性化倾向的文化成员赞扬成就、雄心、物质、权力和决断性 (Hofstede, 1980)； 而女性化倾向的文化成员则强调生活的质量、服务、关心他人和养育后代。心理上的性别 角色（是）调整男性化－女性化对传播影响的个人层面的因素(见 Gudykunst & Lee, 2002)。 面子－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 Theory，又压缩简称为 FNT） 最初只是关于冲突（Ting-Toomey, 1985）的“面子－协商”理论（FNT）已经得到扩 展，结合文化层面和个人层面的特征来解释面子问题、冲突形式和维护面子的行为（如 Ting-Toomey, 1988, 2005b; Ting-Toomey & Kurogi, 1998）。Ting-Toomey (1985)说冲突是个人原有身份认知或面子受到威胁或质疑时的面子－协商过程(Ting- Toomey, 1988)。面子是“个体期望他人予以其自我社会价值认同的一种需求感” (Ting- Toomey & Kurogi, 1998, p. 187)。] Ting-Toomey 和 Kurogi (1998)认为集体主义文化成员更多使用他人导向 （other-oriented）的保留面子的策略，而恰恰相反，个人主义文化成员则更多使用自我导 向（self-oriented）的保留面子的策略。权力差距小的文化成员更多的是维护和要求自己的 个人权利，而权力差距大的文化成员则更多的是负责地承担起一定的义务。权力差距小的 文化成员倾向于通过信息交流将尊敬－－顺从的差距降到最低程度，而权力差距大的文化 成员则更喜欢垂直型上对下/下对上的面子交流。 Ting-Toomey 和 Kurogi (1998)认为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更注重关系的、过程的 解决冲突的策略，而个人主义文化的成员则注重于独立的、结果的解决冲突的策略。权力 差距大的文化中地位高的成员比地位低的成员在口头上更倾向于使用间接的面子策略，而 权力差距小文化中的地位高的成员比地位低的成员在口头上则往往使用更直接的面子策 略。 Ting-Toomey and Kurogi (1998)还把文化变异性维度的个人层面的影响因素和 面子行为以及冲突模式结合起来。如强调自我面子，则使用支配性或竞争性冲突模式和独 立性的冲突解决模式；如重视他人面子，则往往选择回避性或帮助性冲突模式和关系的冲 突解决模式。独立型的自我阐释类型（如个体认为自身与他人相分离；Markus & Kitayama,1991）往往使用支配性或竞争性的冲突模式和独立性的冲突解决模式，而依赖 型的自我阐释类型（个体认为自身与内群体的其他成员相联系；Markus & Kitayama,1991）则倾向于选择回避性或帮助性的冲突模式和关系的冲突解决模式。双倍 阐释类型（两种类型的自我阐释都强）使用独立的、关系的冲突解决模式，而矛盾类型 （两种类型的自我阐释都弱）则两者都不选择。 Ting-Toomey (2005) 对 FNT的理论假设前提和实证研究进行了总结。除了些细小 的变化以外，2005年版的理论和 1998年的基本相同。在 2005年理论版本的结语中， Ting-Toomey说：接下来，有必要对面子中感情的作用、环境因素的影响和面子如何改变 等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谈话制约理论（Conversational Constraints Theory） 谈话是有目的的，要求传播者之间相互调整（M. S. Kim, 1993,1995, 2005）。M. S. Kim (1993) 把谈话制约分为两类：社会关系型和任务导向型。社会 关系型限制强调关心他人，注意避免伤及听者感情，并且尽量不把意见强加给听者；任务 导向型的限制则强调透明度（如信息被清晰传播的程度）(M. S. Kim, 1995)。另外， M. S. Kim (1993) 还解释不同的文化选择的传播策略不同。追求目标的过程中，集 体主义文化成员认为维护面子的行为（如避免伤及听者感情，尽量少地强加意见于人和避 免听者给出负面 评价 LEC评价法下载LEC评价法下载评价量规免费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 ）更重要；而个体主义文化成员则更加重视透明度。 M. S. Kim (1995) 认为：目标追求过程中，依赖型自我阐释的个人比独立型自 我阐释的个人更看重不伤及听者感情和尽量少地强加意见于人 [11]；而独立型自我阐释 的个人比依赖型自我阐释的个人把透明度看得更重要。具有双重的自我阐释类型的个人则 同时看重关系限制和透明度限制。M. S. Kim (1995) 还认为：个体越渴望赞同，他 们就越尊重听众的感情，越不把意见强加于人；个体越渴望支配，他们就越强调透明度。 个体的心理性别角色越男性化，就强调透明度；越女性化，则越强调不伤害听众的感情及 不把意见强加于人。 违背期望理论（Expectancy Violation Theory，又压缩简称为 EVT） 每种文化都有一定的行为规范，让人们可以借以预期他人的行为(Burgoon, 1978)。 违背期望理论（EVT）关注的是人们对个体行为的预期及这些预期被违背时人们的反应 （EVT已被纳入人际适应理论[interpersonal adaptation theory即 IAT]，Burgoon, Stern, & Dillman, 1995; 见 Burgoon & Ebesu Hubbard, 2005）。预期建立 在社会准则、规范以及个人行为模式的基础上(Burgoon, 1995)。偏离预期的行为会激怒 他人或使他人警觉。至于何为偏离预期的行为则要看传播者的衡量标准。传播者的衡量标 准是指个人的个性特征（如他们是否有吸引力以及/或者有亲和力）。Burgoon (1995)还 认为“传播者的正面或负面个性特征会影响对违背行为的诠释及评估” (p. 201)。 Burgoon (1992)认为每种文化预期的“内容”随着 Hofstede 文化变异性的维度不同 而不同。[12] 具体来说，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期望口头交流采用间接方式、有礼貌、不 亲密。对不确定性的回避程度与人们对他人行为的预期是相关的，但不超过这样的限度： 传播行为总要受社会准则与规范的制约(Burgoon, 1995)。与对不确定性回避程度高的文 化相比，回避程度低的文化中约束行为的准则与规范少(Hofstede, 1980)。强烈回避不确 定性的文化成员往往更加无法容忍违背预期的行为。权力差距也影响着地位高低的人们对 于违背行为的解释 (Burgoon, 1995)。比如，权力差距大的文化中地位高者的违背行为 被看作是对所属角色行为的违背，这样的行为不可避免的将产生压力和焦虑，即负面的结 果。 Burgoon 和 Ebesu Hubbard (2005)总结了 EVT跨文化和文化间的变化。譬 如，Burgoon, Ebesu 等人. (1998) 说到：个人在共文化传播中比不同文化间传播表 现出更强的协作性；协作力度越大，参与者对两种传播中的交流行为的评价就越高。 Ebesu Hubbard (2001)认为：参与者的社会技能受到控制时，共文化和文化间有相似 程度的协作力度。Burgoon and Ebesu Hubbard 说在解释交流中的协作时，社会技 能可能比文化差异更为有力。他们提出，这一点论证了焦虑/ 不确定性管理理论的中心论 点(e.g., Gudykunst, 1995; 参见下面).。 侧重有效效应的理论 发展理论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解释具体的结果。跨文化理论学者建立理论时所用的结果 是有效传播和群体有效决策。与此相关的有四种理论。[13] （1）文化幅合会聚理论 (e.g., Barnett & Kincaid, 1983);（2）焦虑/ 不确定性管理理论 ( 如 Gudykunst, 1995, 2005a);（3）群体有效决策理论 (如 Oetzel, 1995);（4）Y. Y. Kim的 (1997, 2005a, 即将出版) 跨种族传播的整合理论。 文化辐合会聚理论（Cultural Convergence） “文化辐合会聚”理论（Barnett & Kincaid, 1983; Kincaid, 1988）建立在 Kincaid (1979; 也见 Rogers & Kincaid, 1981) 提出的“传播辐合模式”基础之 上。 Kincaid (1979) 把传播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或群体分享信息达到理解彼 此及所属文化的过程”(p. 31)。他说人们可以理解彼此，但却无法达到尽善尽美。“通过几 个回合的信息交换，双方或多方可以向同一点移动，彼此更加了解对方的信息内涵”(p. 32)。 Barnett and Kincaid (1983) 使用传播辐合模式就传播对文化差异的影响提出了 一个数学理论。他们说“热力学原理告诉我们假设传播活动可无限进行下去，封闭系统内的 所有参与者将越来越朝着平均的集体思维模式靠拢”(p. 175)。来自系统外部的信息可能延 缓辐合过程甚至使之朝相反方向前进 (如导致分裂) 。他们提出了一个数学模型来预 示：来自两个文化成员相互交流时，向着集体性认知状态的辐合过程。Kincaid’s (1979) 的辐合模式适用于个人层面的传播，而 Barnett and Kincaid的数学模型则适用于群体 层面的现象 (如文化)。 Kincaid (1987b, 1988) 以口头形式演示了“文化幅合会聚”理论。Kincaid (1988) 用 2个公理和 3个假设总结了该理论。例如，公理 1，“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体系中，成 员之间的传播是不受限制的，整个社会倾向于随着时间的推移朝着更大的文化统一性状态 靠拢” (p. 289)；而当传播受限制时，社会体系则分裂的越来越多样化 (公理 2)。3个 假设则将公理应用到了移民群体和土著文化的案例当中。 焦虑/不确定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压缩简称为 AUM） 在“焦虑/ 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UM）的发展中，古迪孔斯特（Gudykunst 1985） 首先整合了 Berger 和 Calabrese的“减少不确定性”理论（URT）和“社会身份”理论（如 Tajfel, 1981）。Gudykunst 和 Hammer（1988）使用“不确定性”（如无法预测或解释 他人的态度、行为和感受）和“焦虑”（如感到不安、紧张、担心或忧虑）来解释跨文化的 调适（见下文 AUM理论调适部分的讨论。 Gudykunst（1988）提出了一个概括性理论，使用“不确定性”和“焦虑”消减来解释有 效的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即把误解降低到最低水平；该理论并未被看作 AUM）以及跨文 化调适理论。AUM理论认为跨文化传播是群体传播的一种。Gudykunst（1988, 1993, 1995, 2005a）使用 Simmel （1908/ 1950）提出的“陌生人”概念（如个体存在于一环 境下，但却并非是该群体的成员）作为理论设计的核心概念把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有机的 联系了起来。接着，Gudykunst（1990）又将 1988年适用于外交这一特殊跨文化传播案 例的理论版本中的公理进行了应用。 Gudykunst（1993）加入了能力指标框架扩展了该理论（注：该版本中首次使用了 AUM一词）。在该理论版本中，Gudykunst把以往的超理论假设）进行了细化。该理论的 假设避免了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立场两个极端 (如他假设个体传播受到文化和群体身份的 影响，但只要留意mindful，他们也可自己选择传播方式)。这表明有些情况下，客观主义 假设有效，而有些情况下，则主观主义假设有效。 Gudykunst（1993）增加了理论中公理的数量，以使理论更易理解（见 Reynolds, 1971）和应用。[14] 该理论版本也加入了伦理问题以及不确定性和焦虑的最大和最小限 度（如有效传播要求传播者的焦虑和不确定应介于最大和最小限度之间）。当焦虑和不确 定性高于最大限度时，就无法有效传播（例如因为我们过分关注焦虑或者不能预测陌生人 的行为）；当焦虑和不确定性低于最小限度时，由于不在意发生的事件（由于焦虑小）或 是过于自信所作预测（由于不确定性小），也无法有效传播。 对最小和最大限度的关注致使理论核心从“焦虑和不确定消减”转向了“焦虑和不确定管 理”。 Gudykunst又引入了 Langer提出的“有意识”这一概念，作为 AUM和有效传播的折中 点，也强调了焦虑/ 不确定性管理。Langer（1997）认为“有意识”包括“接纳新信息”、“察 觉各种变化”、“对不同语境保持敏感”、“留意各种视角”以及“适应当前环境”（p. 23）。当 Mindful，我们能够把焦虑和不确定性控制在最大和最小限度之间，并和陌生人协商信息内 涵。 Gudykunst分别于 1995年和 2005年两次修改了“焦虑/ 不确定性理论”。继 Lieberson（1985）之后，Gudykunst（1995， 2005a）谈到有效传播有“基本”和“表面” 因素。他认为焦虑和不确定性管理（包括留意）是实现有效传播的基本因素，它调节有效 传播的其它“表面”因素（如身份、移情能力、吸引陌生人、尊重陌生人）的作用。个体对 自身行为的留意程度控制着焦虑和不确定管理对传播有效性的影响力（见 Gudykunst [2005a] 对该理论在美国和其他文化中实证研究的总结 [如见 Gudykunst & Nishida, 2001]）以及在提高传播有效性实践中的应用。因此，当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小和最大限 度之间时，我们可以通过有意识地控制一种基本因素（如移情力）来提高传播质量或者有 意识与陌生人协商信息内涵。 该理论 1995年的版本囊括了 94个公理（47个关于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47个关于 文化多变性），而 2005年的版本则只涵盖了一半（只有 47个）。Gudykunst (2005a) 删减了一些不太必要的，并将文化多样性的公理的使用范围缩小至有效传播的基本因子 上。他还指出跨文化领域中给有效传播下定义的方式有很多种 (e.g., 见 Tominaga, Gudykunst, & Ota, 2003)。Gudykunst说对有效传播下定义并不影响理论中的公理， 但影响有意识时想要使用的传播方式（如倘若认为有效传播是把误解降低到最低水平，我 们以一种方式传播；而倘若认为有效传播是与他者保持良好关系，则会以另一不同的方式 传播）。最后，他还提出在 AUM理论中引入辩证法（如不确定辨证包括新鲜感和可预测 性）。可惜，没有对这些方法展开叙述。 这里讨论的有效传播和下面要讨论的 AUM的跨文化适应理论版本属于同一理论研究 项目（Laktos, 1970）。一个理论研究项目应该包括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理论，用来检验理 论的理论研究，以及将理论应用到个体和社会变化的研究(Berger等，1974)。有效传播理 论当然也被用于提高人际传播(如 Gudykunst 等人，1995)和群体传播(如 Gudykunst， 2004)的质量与效果。而相关的适应理论则用来为走出国门的人们设计一些调适的训练。 有效决策理论 Effective Decision Making 1995年，Oetzel 将 Hirokawa 和 Rost的“警惕性互动”理论 (VIT,1992)) 以及 Ting-Toomey关于“面子－协商”和“冲突管理”的跨文化理论 (1988) 整合后，提出了适用 于跨文化群体的“有效决策”理论。 在 VIT理论中，Hirokawa和 Rost （1992）假定：群体成员谈论与群体决策相关 联事宜 (如问题) 的方式影响他们的思考方式，他们对相关事宜的思考方式又影响所作 决策的质量。而且，群体作出的最终决策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副决策”组成的(p. 270)。不过，Oetzel（1995）认为 VIT可能限于美国的单一文化群体，毕竟，个人主义和 集体主义文化强调的结果不同。因此，他从质量和适用范围的角度对“决策有效性”加以了 定义。 Oetzel的理论（1995）包含 14条命题。最初的一系列命题关注的是同质群体（单一 文化）和异质群体（跨文化）。他认为，当同质群体的成员进行独立的自我阐释时会比较 注重任务结果；当他们进行互相依赖的自我阐释时会比较注重关系结果。与进行依赖型自 我阐释的同质群体成员相比，进行独立的自我阐释的同质群体成员并不追求相互间的统 一，他们会有更多的冲突且少以合作的方式解决。与异质群体的成员相比，同质群体的成 员对群体的贡献更为均衡，对群体也更忠诚。 Oetzel（1995）还认为当多数成员进行独立型自我阐释时，群体就采用支配式冲突策 略；相反，当多数群体成员进行相互依赖型自我阐释时，群体就运用回避式、妥协式或帮 助式（obliging）的冲突策略。采用合作模式处理冲突问题的群体比采用竞争或回避模式处 理冲突问题的群体能更为有效的做出决策；成员纷纷表明个体身份的群体比成员表明（展 示）社会身份的群体能更好的做出决策。进行决策时，成员越是能同步的给予意见，越忠 于群体及决策，那么，所做的决策就越有效。一致通过的决策比多数人同意或妥协后达成 的决策更为有效。另外，Oetzel还认为符合下列 VIT的“必要条件”也适用于跨文化群体： 即群体成员理解存在的问题，为之建立“合适”的标准，提出备选的决策，并分析这些决策 的正、负面结果，这些群体比不具备“必要条件”的群体做出的决策更为有效。 2005年，Oetzel 对“有效决策理论”重新进行了阐释，较之 1995年版，这次少用了许 多命题（proposition）。他认为“消极环境因素”越多（如群体间有过冲突的历史），群体 越是异质性，群体成员就越少注重他人和彼此的脸面，群体传播的有效性就降低。此外， 他还提出群体越是呈现个人主义倾向，越多成员采用支配式的解决冲突模式，轮流讲话； 群体越是呈现出集体主义倾向，就越多成员选择协调式的解决冲突模式，共同参与。最 后，Oetzel还总结到，越多群体成员运用有效传播，那么他们取得的关系有效性和任务有 效性就越大。 一个跨种族传播的整合理论（An Integrated Theory of 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 Y. Y. Kim（1994, 1997）奠定了跨种族传播综合理论的基石（2005年 a她首次 提出的定理）。她采用综合系统理论（开放式系统）作为理论框架，其理论设计是四个 圆；表示行为的圆为中心，表示语境的其他三个圆则分布在外围（由里到外依次是） （1）行为（编码 / 解码），（2）传播者，（3）情况，和（4）环境。Y. Y. Kim （1997）利用一个相关联—不关联的行为变化统一体来解释编码和解码的各个方面。她解 释说“当行为接近这个变化统一体的相关联的一端时，就会增进传播双方的相互理解，从而 促进交流过程的完成…当行为接近不关联的一端时就容易导致误解与冲突”（p.270）。进 一步解释，关联性解码行为包括细分、综合、个性化和留意等过程；非关联性解码行为则 包括分类、各式化、拉开传播距离和最后归因出错等过程。关联性编码行为包括达成共 识、编制以个人为中心的信息和进行个性化传播等过程；而非关联编码行为则包括产生分 歧、进行带有偏见的谈话以及种族歧视词语的使用（ethnophaulisms，如直呼种族名称 [译者注：如称黑人为黑鬼，白人为洋鬼子之类] ）。 Y. Y. Kim (1997) 从“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方面来考察传播者（p. 271）。她 参照了许多因素，像认知结构（如认知复杂性、分类广度）、身份彰显程度（如种族身 份、种族语言身份、内群体忠诚度）、种族偏见（如内群体偏袒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和 其他相关的概念（跨文化身份、道德内涵）。Y. Y. Kim (2005a) 还提出包容性、稳 固的身份往往产生关联性的跨种族传播，而排他性的、不稳固的身份则产生非关联性的跨 种族传播。 Y. Y. Kim（1997）把情形（situation）定义为物质环境。她把种族异质性、种族 显著性、交流目标（如目标）区分开来（割裂开来）作为情况的关键因素。Y. Y. Kim (2005a) 说到种族亲近性、种族整合的网络、共享目标会导致关联性跨种族传播；而种族 距离感、种族分散的网络、个别目标则导致非关联性的跨种族传播。 环境包括影响跨种族传播的国内、国际力量，诸如制度平等/ 制度不平等（征服 史、种族等级划分）、种族实力（如种族语言的活力）、种族间的接触（环境的交流潜 能）(Y. Y. Kim, 1997)。Y. Y. Kim (200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