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族徽文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2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08年第2期 商周族徽文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雒有仓 (安徽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历史系 安徽淮北 235000) 族徽文字在商周有铭铜器中占有较大比例，尤其以商末和周初数量居多，加之大部分象形 程度较高而与汉字起源关系密切，对其含义及性质学术界长期 以来意见分歧。 自北 宋吕大临 编撰《考古图》以来 ，族徽文字研究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程，研究方法亦更趋多样化。下面，试 就宋代以来族徽文字研究的有关成果，分为三个阶段择要加以叙述。 一 、 宋元明清时期对族徽文字的初步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的族徽文字研究属于传统的金石学范畴，最早始于北宋吕大临编撰《考古 图》。有关族徽文字的著录、隶定、考释工作是研究族徽文字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宋代 学者在这些方面有不少成果，散见于吕大临《考古图》、王黼《宣和博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 器款识》、王俅《啸堂集古录》等书中。通观这些著作的相关内容，可知当时的族徽文字研究尚 处草创阶段 ，主要表现在摹录族徽在铭文之下 ，多有释文而甚少考证 ，研究方法为传统“六书” 理论，对大部分族徽文字性质缺乏正确判断和认识，且部分文字摹录及释读都有错误。关于宋 人摹录铭文的错误，可参见刘昭瑞《宋代金文著录校释》(《文物季刊》1993年3期)。从考释文 字的方法上看，宋代学者主要通过与《说文》所收的字形、偏旁进行对照，即凡铭文中的某字与 《说文》所收篆文、古文、籀文的某一构形相同或近似，就认定某一金文即《说文》某字，然后加以 解释。事实上 ，这种方法并不适合于族徽文字考释。因为族徽文字的表现形式奇特，绝大多数 不见于《说文》，其构形具有较强的象形性，且构成“族徽”的诸部分符号之间，往往不按文字的 排列方式而以特殊方式结合 ，在与其他铭文结合时也常常违反文字排列的常规 ，表现出较强的 独立性，几无辞例进行参照。在这种情况下 ，考释族徽文字既难于从字形上与《说文》对照 ，又 不能从辞例上进行推勘，更不要说与文献记载对比求证了。因此，宋代学者考释族徽文字，常 常从铭文习语“子孙永宝”之类的辞例来推定，或者根据文献所谓“作彝器，铭其功烈，以示子 孙”(《左传》襄公十九年)等记载加以推断，如释“ ”为“析子孙”，谓“其文有若大小人形者，盖 谓孙与子，小者孙，大者子，如称子孙永寅用之类”I(吕大临《考古图》卷四，中华书局 1987年版， 第84页)。又如释“1”为“子”，谓“子字或作立戈，或作横戈，皆所以铭武功耳”(薛尚功《历代 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一，中华书局 1986年版，第 4页)。显然，按照这种方法释读族徽文字， 难免会出现鉴别不精、识读不当、甚至误释的情况。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忽视宋人在族徽文 字考释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因为他们毕竟运用了多种方法，正确地释读出了许多族徽文字 。 商周族徽 文字研究 的历史与现状 3 尤为可贵的是，宋人对于族徽文字代表族氏名称的性质已经有所认识，如木父己卣铭文为“木 父己”三字，吕大临《考古图》卷四日：“父己，即其名或字。云木者，恐氏族也”。冀父辛卣铭有 “冀作父辛旅彝亚”七字，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图》(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卷十日：“冀者，国名 也。昔人受封于此 ，则后世食采于所封之地，复以为氏焉”。古父丁彝铭有“古作父丁宝尊彝” 七字，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二日：“古者 ，铭(名)或 氏也”。史卣铭有一字“史”， 薛书卷三谓：“日史者，史言其官，有以史为氏族者，因官而受氏焉”。但是，诸如此类的真知灼 见在宋代的研究著作中并不多见，说明这种认识虽然出现，但尚未形成系统。 对于铸有族徽文字的铜器进行分期断代 ，是族徽文字时代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 一 方面，宋代学者也有开创性的研究和贡献 ，并由此揭开了商周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的序幕。宋 代学者关于商代铜器断代的方法，主要有下列几种 ：①根据铭文字数断代。宋代学者对早期铭 文字数较少的情况已经有所认识，他们认为铭文为一字者，多为周代以前 的铜器。例如辛鼎铭 “辛”，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一断定：“器铭一字者 ，多夏商之器也”。②根据 日名 断代。商人以 日为名 ，在《史记》等书中均有明确记载。宋代学者对于凡铸 日名或 日名加亲属 称谓的短铭，一般均判定为商代之器。如庚鼎、辛鼎、癸鼎分别铭庚、辛、癸三字，吕大临《考古 图》卷一考其时代云：“按《史记》记夏商未有谥，其君皆以甲、乙为号，则此三鼎疑皆夏商之器”。 ③根据铜器出土地点及记时语词断代。例如饕餮鼎出于邺郡 ，吕氏《考古图》卷一考证云：“右 得于邺郡漳河之滨⋯⋯按鼎铭一字 ，奇古不可识 ，亦商器也”。兄癸彝(卣)铭 26字 ，文末有“惟 王九祀”之语，吕氏《考古图》卷四考其时代云：“右得于邺⋯⋯按河宜甲居相，即邺郡。其文又 称九祀，为商器无疑”。④通过铜器形制断代。宋人常用时代 明确的铜器，从形制上进行 比较 断代，如丁父鬲 ，吕氏引李氏录云：“此器 自腹所容通足间，若股膊然 ，三体合为一，丁父所作商 器也。虢叔鬲及秘阁所藏二周高鬲 ，有阔足为款者 、有 自下空为款者 ，皆圜而不分三体，与此少 异”(《考古图》卷二，第23页)。⑤通过与文献所载人名对比断代。如董鼎，吕氏《考古图》卷一 日：“萤字全象董形 ，疑人名，若公孙董之类。周景王十三年 ，郑献公 萤立”。薛 氏又引石公弼 云：“按《春秋左氏传》日：公孙董，郑子蝙名也。或者遂言子蝙所作 ，讵知非古人欲为厚味之戒 ， 犹饕餮之象与?”遂改定为商器。上举各例铜器铭文，其中多有族徽文字 ，由此可见宋人关于 族徽文字分期断代的理论方法。从使用情况看，宋人对前三种方法使用较多，而对后两种方法 使用较少。相较而言，以第③、④种方法较为重要。如《考古图》将传出于邺郡的5件铜器均断 定为商器 ，今天看来这一认识仍然是正确的。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学者对族徽铭文铜器的断代 研究并非单纯使用一种方法，有时他们结合两种以上的方法进行综合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这种综合分析除 在前述第③ 、④种方法中已有反映外 ，还有结合 出土地点 、器形 、字体等多种因素断代的例证 ， 如 吕大临《考古图》卷一考证 乙鼎时代云，“右得于邺郡 宜甲城 ⋯⋯按鼎铭 乙下一字不可识，考 其形制、文字及所从得，盖商器也”。宋人对族徽文字的断代分析，往往是与铜器自身的许多因 素进行综合考虑的。近年来，有些学者在评价宋人对族徽文字研究的贡献时，动辄以随意猜测 论之 ，而对上述这些方面概不涉及 ，实有失公允。1942年，日本学者 白川静《周初殷人之活动》 (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中华书局 1993年)曾将前述宋人判断商器的方法 归纳为款识、出土地点、日月祀倒叙形式纪年、以十干为人名、器物形制等五条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并认为如 果具备了其中条件之一，就可以大致判定为殷系(商人及其后裔)器物。相较而言，白氏的看法 4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08年第 2期 较为符合实际。总之，宋代学者对族徽文字的研究主要包括著录、隶定、考释以及分期断代等 方面 ，虽然存在谬误 ，但 已经触及到了族徽文字的本质，有些研究方法及看法 ，今天仍然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 。 宋代以后，元、明两代几无金文著录与考释专书，金石学研究处于停滞状态。清代前期，注 重治经，考据之学勃兴，然学者们多攻许、郑之书而对金文研究用力不多。乾隆时敕命臣工将 宫中所藏青铜器收录，略仿《考古图》体例，摹绘器形款识，先后编成《西清古鉴》、《宁寿鉴古》、 《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四书，合称《乾隆四鉴》。《四鉴》收录铜器4074件，其中有铭 铜器 1179件 ，保存了许多珍贵资料，推动了金石学发展。此后，私家著作纷纷涌现，主要有钱 坫《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1796年)、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1804年)、刘喜海《清爱堂 家藏钟鼎彝器款识法帖》(1838年)、吴荣光《筠清馆金文》(1842年)、吴云《两 轩彝器图释》 (1872年)、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1886年)、吴式芬《捃古录金文》(1895年)、刘心源《奇觚室 吉金文述》(1902年)、吴大潋《惫斋集古录》(1918年)、方溶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1933年) 等。通观这些著作，可以看出清人在铭文考释和铜器断代等方面均较前更为严密精审，但在族 徽文字考释上仍大多沿袭附和宋人之说 ，缺乏对族徽文字性质的正确判断和认识。在部分族 徽文字的分期断代研究方面，清代则较前有明显进步。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清人对于利用 纹饰断代较为重视，如钱坫《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嘉庆元年九月刻本)卷一考证父执刀觚 说，“上截素(面)，要(腰)以下饕餮兽面纹，前有十字(镂空)，铭作父执戈形，《博古》书(中)商器 多执刀、执戈诸象，此与彼所录‘立戈觚’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正同，断为商器无疑”；二是对字形书体断代的作 用较为重视，如方溶益将商周文字按字形书体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认为“凡画中肥而首尾出锋 者”为夏商时期文字(古文体)，“凡画圆而首尾如一者”为西周初期文字 (玉箸体)，凡“点画体 势”类似大篆者为周宣王中兴以后的文字(籀文)，“仍是籀书而体渐狭长者”为平王东迁后的东 周文字(小篆)。方氏《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彝器说·考文》(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年石印本) 指出，“专以书势辨时代之先后，为可据也”。但是，从总体上看，清代学者对族徽文字的研究， 没有超出宋代学者的研究水平。用清人自己的话说，就是“心知其非，而不能求其是”(吴大潋： 《说文古籀补·凡例》，中华书局 1988年版，第6页)。王国维《宋代金文著录表序》(《观堂集林》 卷六，中华书局 1959年版 ，第 294页)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有清一代的研究情况，“国朝乾嘉以后 ，古文之学颇 盛⋯⋯至于考释文字，宋人亦有凿空之功，国朝阮、吴诸家，不能出其范围”。 二、民国至 20世纪 舯 年代初族徽文字研究的新进展 这一阶段，族徽文字研究在下述 三方面取得 了较大进展。首先 ，关于族徽文字性质的认识 取得了突破。1930年，郭沫若先生《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载《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科学 出版社 1961年版)率先提出了“族徽说”，指出“此等图形文字乃古代国族之名号，盖所谓‘图 腾’之孑遗⋯⋯而脱去原始畛域者之族徽也”，标志着自宋代以来对族徽文字性质认识的根本 转变。这一创见，不仅揭示了族徽文字的本质，廓清了长期以来笼罩在族徽文字研究上的迷 雾，而且也为人们利用族徽文字研究商周家族的有关历史问题指明了方向。此后，利用族徽文 字探讨商周族氏问题的重要论著不断涌现。其中，较为重要 的论著有吴其 昌的《金文世族谱》 商周族徽文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5 (商务印书馆 1936年版)和丁山的《殷商方国志》(后收入《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中华书 局 1988年版)。前者将金文姓氏与先秦文献所载古姓进行 了联系，探讨了有关族系问题；后者 通过甲骨记载与金文族徽结合 ，考证了殷商时期部分氏族与方国。我们知道 ，族徽文字绝大多 数不见于先秦古文献记载，但在同一时期的甲骨文中却有反映，因而将甲骨记载的族名与青铜 器上的族徽进行联系考证，应该是族徽文字研究一个重要方面。20世纪40年代前后，丁山先 生率先触及到了这一问题，并有一系列研究成果发表(丁山《释若》，《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一 本第二分，1930年；《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龙门联合书局 1961年版)，其眼光是敏锐的。当 然，《金文世族谱》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也值得深思，即族名与姓、氏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 系?这是自郭沫若提出“族徽说”之后悬而未决的问题。1981年，林法先生《对早期铜器铭文 的几点看法》((fi-文字研究》第五辑 ，中华 书局 1981年)对族徽 文字性质等问题进行 了重新讨 论，在该文中林氏批驳了族徽不是“文字”的错误认识，肯定了“族徽文字”的定名 ，又鉴于族徽 与文献及周代金文所载“姓”无法联系的事实 ，指出“‘族徽’不是 由‘姓’构成的，而是表示‘氏’ (族)名的”。这一见解的提出，明确了族徽文字主要为氏名的认识，是对郭沫若“族徽说”的重 要补充和完善，标志着人们对族徽文字性质的认识，至此已经基本明确。 其次，这一阶段对族徽文字“形态”认识也取得了较大进展。族徽文字保留了大量早期文 字形态，有助于认识早期文字特点，追溯中国汉字起源。这一阶段，学者们从这一角度对族徽 文字进行了较多研究。如沈兼土《从古器款识上推寻六书以前之文字画》(《辅仁学志》第一卷 第一期，1927年)最早将族徽文字称为“文字画”，认为这是汉字起源阶段的形体，是虞夏之世 古体文字的遗留，其在殷商彝器“恰如隶楷流行以后偶用古篆者”。唐兰在《中国文字学》(北京 大学 1935年版)中反对使用“文字画”的概念，主张将其称为 “图画文字”，并据当时考古材料 将汉字起源推定在辛店时期。姜亮夫((fi-初的绘画文字》(《杭州大学学报》1963年 2期)则称 之为“绘画文字”，认为“这些族徽 ⋯⋯绝不能认为是 ‘文字 ’，而是 ‘绘画’与 ‘文字 ’间的过渡 体”。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正发展》(《考古》1972年 1期)将族徽文字分为刻划和图形两个系 统，认为前者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后者晚于前者，二者皆为文字而不是图画，其起源在半坡时 期。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2期)也认为距今六千年前的仰韶 时期我国已有文字，这是可以推断的。从汉字起源角度论及族徽文字者 ，还有蒋善国《中国文 字之原始及其构造》(商务印书馆 1935年版)、梁东汉 《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上海教育出版 社 1959年版)、孙常叙《从图画文字的性质和发展试论汉字体系的起源与建立》(《吉林师大学 报)1959年4期)、李孝定《中国文字的原始与演变》(《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四十五本第二、三 分，1974年)、陈炜湛《汉字起源试论》(《中山大学学报》1978年 1期)、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 初步探索》(《中国语文))1978年3期)、姚孝遂((fi-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发展阶段》(((fi-文字研 究》第四辑，1980年)等。这些论著，虽然对族徽文字在汉字起源过程中所处阶段的认识不同， 并由此产生了族徽是文字还是图形的意见分歧，但都认为其形体早于殷墟甲骨文，从而将其出 现的时代追溯到了史前时代。 再次，这一阶段在考释族徽文字的方法上，出现了将传统考释方法与民族学、甲骨资料、考 古学相结合的综合研究。例如于省吾先生《释苇》(《考古))1979年4期)释 为举，除从形体上 分析此字象人双手举子形外，又论证此字下部共与举为双声叠韵，以古文献“古代生子以举为 6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08年第 2期 言，’也以不举或弃为言”，又引后世文字进行比较，综合运用古文字、古文献、民族学资料，从形、 音、义三方面对比求证，相互发明，得出了较为可信的结论。1944年，王献唐《释酶》(收入《山 东古国考》，齐鲁书社 1983年)主要通过联系甲骨记载对“酶”字及其族源进行考证，认为其族 为姒姓，属夏人后裔。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 1期)从考察我国 少数民族原始记事的三种方法(物件记事、符号记事、图画记事)人手，搜集世界其它民族材料 作为旁证，参以考古发现和古文献记载，将族徽文字分为七类，分别讨论了各类族徽的不同含 义。张长寿先生《山东益都苏埠屯墓地和“亚魄”铜器》(《考古学报》1977年 2期)采用考古学 方法，列举亚酶族铜器 l5类 56件 ，从器物以方形器居多 、纹饰繁缛等特点分析人手 ，通过估计 该族实力地位和器物出土地分析 ，推定该族徽与薄姑 氏有关 。以上这些关 于族属 的论断虽然 都不是定论，但考释方法均摆脱了以往单纯的形、音、义分析，而将民族学、考古学方法应用于 族徽文字的研究，并与甲骨记载和古文献相结合 ，拓展 了研究空间，标志着族徽文字考释 由猜 测成分居多的初级阶段进入了多学科缜密研究的成熟阶段。本阶段与族徽文字考释有关的研 究论著，还有闻一多《释鸯》(《清华学报》第 l2卷第3期，1937年)、张凤《图象文字名读例》(《说 文月刊》第 1卷第 1期，1937年)、贝琢茂树《关于殷代金文所见图像文字“荸”》(《东方学报》第 九册，1938年)、于省吾《略论图腾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历史研究))1955年 11期)、王献堂 《黄县吴器》(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加藤常贤《革》(《中国文字》第 l3册，1964年)、林巳 奈夫《殷周晴代 的图象 虢》(《东方学报》第三十九册，1968年)、严一萍《释戴方》(《中国文 字》第33册，1969年)、白川静《作册考》(《中国文字》第 39、40册，1971年)等。另外，马叙伦的 《读金器刻辞》(中华书局 1962年影印本)从族名角度结合形义分析，考释了一大批族徽文字， 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见解。周法高等编著的《金文诂林附录》(香港中文大学 1977年版)，将三 版《金文编·附录》各字的历代各家考释，择要予以转录，并注明某家释作某字见于某书某页某 器 ，最后由李孝定 、周法高参以己意综合考订。此书不仅便于检索和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 ，省 去翻检之劳，而且几乎涵盖了所有族徽文字(新发现者除外)，在考释上编者见解独到，创获较 多 ，是迄今为止关于族徽文字考释最为重要 的著作和工具书。 与传统研究的方法相比，以上三个方面是在图腾理论、图画文字理论以及考古学理论和方 法的影响下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从而把族徽文字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除上 举论著外，马衡《中国之铜器时代》(《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一卷六号，1927年)、高去寻 《殷商铜器之探讨》(《北京大学史学论丛》第一册，1933年)、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学 社 1941年版)、自川静《周初殷人之活动》((fi-代文学》l一1，1942年)、孙作云《中国古代图腾研 究》(《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1944 年 6期)、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第 7册，1954年)、 张长寿《殷商时代的青铜容器》(《考古学报》1979年3期)等文，均从铜器断代分期的角度讨论 了部分族徽文字的时代。黄盛璋《西周微家族窖藏铜器群初步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 3期)、张震泽《喀左北洞村出土铜器铭文考释》(《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2期)等文结合考古新 发现材料，对有关族徽及其族氏的历史地理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另外，张振林《试论铜器铭文 形式上的时代标记》((fi-文字研究》第五辑，1981年)一文，着重就族徽铭文的字形书体所反映 的时代性进行了考察，内容涉及章法布局、文辞格式等许多方面，具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商周 族徽文字研究 的历史与现状 7 三、20世纪 踟 年代初至今的族徽文字研究概况 这一阶段的族徽文字研究 ，在深度和广度上获得 空前发展。这 主要得力于如下三方面的 原因：一是考古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和公布 ，使研究资料更加丰富 ；二是这一时期编辑 和出版了 一 些汇集古今资料的大型金文著录图书如《金文通释》、《金文总集》、《殷周金文集成》等，使研 究条件得以改善 ；三是研究视野扩大 ，研究方法以多学科 、多角度的综合研究为主，开辟了新的 研究领域。从研究 内容上看 ，本阶段研究除涉及族徽文字 的数量 、时代 、出土地点外，对族氏结 构 、族氏关系 、族氏居住及迁移等问题涉及较多 ，表现出了综合研究的特点，其标志为 1982年 张亚初 、刘雨发表的《商周族徽文字考释举例》(《古文字研究》第七辑)。本阶段的重要成果，大 致可归纳为如下 12个方面。 ①继续对族徽文字的性质与含义进行探讨。主要有姚孝遂《古文字的符号化问题》(《古文 字学论集》初编，香港中文大学 1983年)、白川静《图像标识之意义》(见《金文的世界》第一章，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9年版)、高明《“图形文字”即汉字古体说》(《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 字学研讨会论文集》，1993年)、刘雨《殷周青铜器上的特殊铭刻》(《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4 期)、张振林《对族氏符号和短铭的理解》(《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 3期)、杨晓能《商周青铜器 纹饰和图形文字的含义及功能》(《文物))2005年 3期)等，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族徽是否为文字、 早期短铭是否都是族名 、其中是否包含非族徽文字，以及族徽之意义及其在汉字起源史上的地 位等许 多方面。 ②对族徽文字结构特点进行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者主要有张懋镕和朱岐祥两位先生。 张懋镕先生《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的结构特点》(《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2004年)认为 族徽文字表现形式特殊，其结构特点可归纳为简化、位置变异、勾勒与填实、装饰图案四种。朱 岐祥先生《图形与文字·论殷商族徽非文字说》(台北里仁书局 2004年版)则将族徽文字的形体 结构特点归结为刻写位置不固定、词位不固定、图形与对称美观、形体不固定、不成文意、复合 体交错出现六种。 ③对复合族徽进行研究。主要有朱凤瀚《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复合氏名》(《南开学报》 1983年 3期)、严志斌《复合族名层级说的思考》(《中原文物))2002年 3期)、王恩 田《(金文编 · 附录)中所见的复合族徽》(《古代文明》第 3卷 ，文物出版社 2004年 )等，内容主要涉及复合族 徽的形成、性质及判断标准等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复合族徽究竟代表同一族氏的分化，还是不 同族 氏的联合? ④结合考古材料与甲骨记载，对族徽文字进行考释研究。这类研究论著较多，主要有于省 吾《释黾、鼋》(《古文字研究》第七辑，1982年)，李学勤《试论孤竹》(《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 2 期)，曹定云《亚弼、弼其考》(《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版)，郑振香、陈志达 《妇好墓部分成套铜器铭文之探讨》(《考古))1985年 10期)，周永珍《殷代“韦”字铭文铜器》(《出 土文献研究》，1985年)，曹定云《殷代族徽“戈”与夏人后裔氏族》(《考古与文物》1989年 1期)， 裘锡圭《释“无终”》(见《裘锡圭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年版)，宋镇豪《商周干国 考》(《东南文化》1993年 5期)、彭邦炯《从鼓字论及相关地名和国族》(《殷都学刊》1994年 3 8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08年第 2期 期)、《商周追氏蠡测》(《北京建城 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专辑》，1997年)， 王蕴智《殷商箕族渊源考订》(《高敏先生七十华诞纪念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版)、《商代 甫族、甫地考》(《郑州大学学报))2ooo年2期)、《商代菜族考》(《华夏考古}2003年 l期)，林欢 《试论太清官长子口墓与商周“长”族》(《华夏考古}2003年 2期)，杨升南《商代的长族——兼 说鹿邑“长子口”大墓的墓主》(《中原文物}2006年5期)，何景成《商代史族研究》(《华夏考古》 2007年2期)，王长丰《“令支”方国族氏考》(《东南文化}2007年 2期)等。这些论著除对文字 进行考释外，大多都依据考古资料和甲骨记载，探讨了有关族系的历史问题。另外，张亚初《古 文字分类考释论稿》(《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1989年)、《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序言》(中华书局 2001年)从偏旁类例分析的角度，集中考释了许多族徽文字。师玉梅《张亚初金文考释方法商 榷》(《考古与文物}2003年4期)，则对后者文中论及的部分族徽文字及考释方法进行了商讨。 陈汉平《<金文编)订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版)，主要针对《金文编》附录的族徽文字 的释读问题进行了讨论 ，亦可参看。 ⑤综合考察族徽的字形 、族类 、时代 、数量 、出土地点、分布区域 、族系历史等问题。这类研 究论著以张亚初、刘雨《商周族徽文字考释举例》首开其端。 ⑥将族徽文字与相关的铜器结合，研究其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及有关国族历史。相关论 著主要有李伯谦、郑杰祥《后李商代墓葬族属试析》(《中原文物》1981年4期)，李伯谦《鬟族族 系考》(《考古与文物}1987年 l期)，周永珍《论“析子孙”铭文铜器》(《中国考古学研究》二，科 学出版社 1986年版)、《‘‘盲”字铭文铜器》(《全国商史学会论文集》，1985年)，曹淑琴、殷玮璋 《亚矣铜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二)、《光国(族)铜器群初探》(《考古》1990年 5 期)、《灵石商墓与丙国铜器》(《考古}1990年7期)、《天蓖铜器群初探》(《中国考古学论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四十周年纪念》，科学出版社 1993年版)，曹淑琴《噩器初探》 (《江汉考古》，1993年2期)、《庚国(族)铜器初探》(《中原文物》1994年 3期)、《臣辰诸器及其 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95年 1期)，杨肇清《戈国考》(《河南文物考古论集(二)》，中州古籍 出版社 2000年版)等。这些论著大多通过搜集整理同族之器，以铜器出土地点分析推定族氏 居住地与分布区域，通过铜器断代确定其族活动的年代 ，利用铜器类别 、数量 、规格 、形制 、纹饰 联系甲骨或文献记载 ，以推定其族的生产力水平 、经济实力 、活动态势 、政治地位等问题 ，进而 研究与其族有关的历史问题。采用这种方法研究族徽文字，避免了随意猜测 ，将族徽文字研究 纳入了科学研究的轨道。 ⑦通过族徽文字研究某一地区古国族分布。这类研究主要有彭邦炯对东北地区诸族氏的 研究(《从商的竹国论及商代北疆诸氏》，载《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高广仁《海岱区的商代文化遗存》(《考古学报}2oo0年2期)对于海岱地区诸族研究 朱凤 瀚《从周原出土青铜器看西周贵族家族》(《南开学报》1988年4期)、张懋镕《周原出土有铭铜 器散论》(《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科学出版社2002年)、曹玮《周原的非姬姓家族与虢氏家族》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七辑，2000年)、尹盛平《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文物出版社 1992年)和《西周金文世族与宗法制度》(《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十一辑，三秦出版社 2004 年)等对关中地区西周家族研究，此外，还有陈絮的《试论殷墟聚落居民的族系问题》(《南开学 报)}2002年6期)等一系列文章。 商周族徽文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9 ⑧通过族徽文字研究商周家族结构。主要有杨锡璋《商代墓地制度》(《考古》1983年 10 期)、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0年版)、郑若葵《殷商“大邑商”族邑布 局初探》(《中原文物}1995年 3期)、韩建业《殷墟西区墓地分析》(《考古》1997年 1期)等。其 中朱先生的论著代表了这类研究的最高水平，其书通过族徽文字、甲骨文、文献记载的综合研 究，论证了商人家族与周人家族结构的不同，即前者通常以一种多层次的亲属集团形式存在， 而后者则以不同姓的家族的杂居，改变了殷商以来较大面积的血缘聚居状态，从而将族徽文字 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准。 ⑨通过族徽文字研究族氏迁移和流动。这一阶段的研究论著主要有李宏、宋英民《从周初 铜器看殷商遗民的流迁》(《史学月刊))1999年 6期)，段振美《商代晚期殷都族氏的迁徙及其主 要原因》(《殷都学刊}1999年增刊)等。这些研究大多通过殷系铜器的出土地点分析，考察了 殷商族氏分布及殷遗民迁移流动的若干史实。 ⑩通过族徽文字研究商周的社会生活。主要有于省吾《释古文字 中的笏字和工册 、穷册 、 豆册》(《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辑，1985年)、何崤《商文化窥管》(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苏 莹辉《从青铜器铭和甲骨刻辞观察商人的居住形态》(《故宫文物月刊》1992年 1期)等。这些 论著大多结合字形特点，对于部分族徽文字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文化有所揭示。 ⑩通过族徽文字探讨商周文化异同。这一方面研究主要有张懋镕《周人不用族徽说》(《考 古))1995年9期)、《周人不用日名说》(《历史研究》1993年 5期)、《西周青铜器断代两系说刍 议》(《考古学报)2oo5年 1期)及《(保卣)——殷周文化合璧的物证》(《西周史论文集》，陕西人 民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等文。族徽与 日名是殷商文化的标志，周人不用族徽说 、周人不用 日 名说、商周铜器两系说等论断的提出，既为辨析商周文化异同、区别铜器族属提供了理论基础， 同时对研究殷遗民分布迁移及其与周文化融合也具有重要意义。张懋镕先生近作《一千年来 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研究述评》(《新史学》18卷2期，2007年6月)更是对商周族徽文字在名 称、性质、界定、含义、复合族徽、关于族徽的考古学研究、历史学研究等方面进行述评，并提出 新的创见。 ⑩对族徽文字字形书体的时代性进行研究。本阶段这类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偏 重于传世铭文的时代性研究，着重探讨如何与出土器物上的铭文及殷墟 b辞对比来确定传世 铭文时代，以罗福颐《商代青铜器铭文确徵例证》(《古文字研究》第十一辑，中华书局 1985年) 为代表；二是在铜器断代、分期的基础上，通过全面搜集整理某一族徽文字材料并借鉴考古类 型学分析的方法，归纳不同时期族徽文字的字形书体变化的特征，以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 字形时代性的考察》(《华学》第八辑，2007年)为代表。对于上述两方面研究均有涉及的论著， 还有郑振香、陈志达《殷墟青铜器的分期与年代》(载《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 1985年版)，岳 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年版)等。另外，曹淑琴《商代中期有铭 铜器初探》(《考古}1988年 3期)、张光远《商代早期酒器上的金文》(《中国艺术文物讨论会论 文集·器物(上)》，台北故宫博物院 1992年)、石蝶《商代中期有铭青铜器探讨》(《故宫博物院院 刊}2oo6年4期)等文，对族徽最早见于铜器的时代及其特点进行了讨论。朱凤瀚《古代中国 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版)对此亦有不同程度的涉及。这些研究对于认识族徽文字起源及 l0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08年第 2期 其发展变化，起到 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四、主要成果及存在的问题 以上所述，或有遗漏 ，但大致反映了目前为止的族徽文字研究状况。综合近千年来的族徽 文字研究 ，其主要成果可归纳为如下几方面 ：①对族徽文字为族氏名称的性质及其字形特点有 了较明确认识。②对族徽文字为商人及殷遗民的特有标志有了较明确 的判断 ，并考释了一些 族徽文字，得出了较为可信的结论。对有些族氏的具体问题，也提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③在 研究过程中，注意将族徽文字与考古资料、甲骨记载、文献资料三者结合，重视利用考古学方法 来研究族徽文字，使研究范围不断扩展、探讨的问题更加深入。④通过族徽文字研究，结合考 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对商周家族内部结构、部分族氏与商周王室的关系以及商末周初族氏迁移 等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 但是 ，以往的研究也存在着不足或薄弱之处。主要有：①在族徽文字考释上，虽有将传统 形义分析与现代考古学研究结合的考释方法 ，但仍存在猜测附会的现象。②缺乏族徽文字与 甲骨文记载族名的全面对 比研究 ，缺乏族徽文字与同一时期的陶文资料的系统比较研究 ，将早 期短铭或不识字一概视为族徽的情况依然存在，对区分非族徽文字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 ③对商代族徽文字的分期研究不够，目前一些论著常把商代族徽笼统地视为商代后期的现象 仍较为突出，有些虽不乏对个别族徽的断代分析，但从整体上对商代族徽文字进行分期研究者 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族徽文字史料价值的利用。④缺乏对族徽文字必要的分类研 究。常见将族徽文字分为单一族徽和复合族徽两种 ，但对分类 的标准和依据等问题缺乏必要 的理论探讨 。⑤有些问题 的研究仍较为薄弱 ，例如复合族徽与族氏关系问题 、族徽所反映的社 会生活文化、族徽文字消亡的历史原因，以及有关商周族氏的分布、迁移等问题，都需要作更进 一 步全面深入的研究。 明代佛教壁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邢莉莉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史系 北京 100102) 学界一般认为明代是壁画发展的衰弱期。于美成《20世纪中国壁画研究》(《文艺评论》 2004年第3期)指出：“明清以后(壁画)逐渐衰落。进入近代，一片空寂景象，壁画出现一个历 史的断层”。宗世英《壁画的时代性》(《松辽学刊))20o2年第5期)云：“明清时，墓室壁画更是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