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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大纲编定本(新编本).doc

国史大纲编定本(新编本)

汪志远 2014-03-25 评分 0 浏览量 0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国史大纲编定本(新编本)doc》,可适用于高等教育领域,主题内容包含國史大綱國史大綱錢穆(著)錢穆字賓四江蘇無錫人一八九五年生一九九〇年八月逝世。歷任燕京、北大、清華、西南聯大、華西、江南各大學教授創辦香港新亞書院。符等。

國史大綱國史大綱錢穆(著)錢穆字賓四江蘇無錫人一八九五年生一九九〇年八月逝世。歷任燕京、北大、清華、西南聯大、華西、江南各大學教授創辦香港新亞書院。著有《國學概論》、《先秦諸子系年》、《周公》、《墨子》、《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政學私言》、《論語新解》、《莊子纂箋》、《朱子新學案》、《中國學術通義》、《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中國文學論叢》、《雙溪獨語》、《晚學盲言》、《師友雜議》等約六十餘種。這是一部中國通史因用大學教科書體例寫成不得不力求簡要僅舉大綱刪其瑣節。內容於學術思想政治制度社會風氣國際形勢兼有顧及惟但求其通為一體明其治亂盛衰之所由闡其一貫相承之為統以指陳吾國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至其人物之詳事業之備則待教者讀者之自加參考自為引伸。本書主旨則在發明其相互影響及先後之演變發展以作國人如何應付現時代之種種事變作根據之借鏡。目錄第一編:上古三代之部第一章:中原華夏文化之發祥中國史之開始虞夏時代一、近代對上古史之探索二、中原華夏文化之發祥三、夏代帝系及年曆四、虞夏大事第二章:黃河下游之新王朝殷商時代一、殷代帝系及年曆二、殷人居地之推測三、殷人文化之推測四、殷周關係第三章:封建帝國之創興與西周興亡一、西周帝系及年曆二、周初之封建三、西周勢力之繼續東展四、幽王見殺與平王東遷第二編:春秋戰國之部第四章:霸政時期春秋始末一、春秋年曆及分期二、霸前時期之形勢三、齊桓晉文之霸業四、霸政衰微後之大夫執政五、春秋時期之一般文化狀態第五章:軍國鬥爭之新局面戰國始末一、戰國年曆及分期二、從宗法封建到新軍國之種種變遷第六章:民間自由學術之興起先秦諸子一、春秋時代之貴族學二、儒墨兩家之興起三、學術路向之轉變四、士氣高張五、貴族養賢六、平民學者間之反動思想第三編:秦漢之部第七章:大一統政府之創建秦代興亡及漢室初起一、秦漢帝系及年曆二、國家民族之傳成三、第一次統一政府之出現及其覆滅四、平民政府之產生第八章:統一政府文治之演進由漢武帝到王莽一、西漢初年之社會二、西漢初年的政府三、西漢初年的士人與學術四、中央政府文治思想之開始五、漢武一朝之復古更化六、士人政府之出現昭宣元成一段七、漢儒之政治思想八、王莽受禪與變法第九章:統一政府之墮落東漢興亡一、東漢諸帝及年曆二、東漢之王室三、東漢之外戚與宦官四、外戚參加王室之由來五、宦官參加王室之由來第十章:士族之新地位東漢門第之興起一、士族政治勢力之逐步膨脹二、東漢之察舉與征辟制度三、太學清議四、黨錮之獄五、門第之造成六、東漢士族之風尚第十一章:統一政府之對外秦漢國力與對外形勢一、兩漢國力之比較二、西漢與匈奴三、東漢與西羌第四編:魏晉南北朝之部第十二章:長期分裂之開始三國時代一、魏晉南北朝之長期分裂二、舊政權之沒落三、離心勢力之成長四、新政權之黑暗五、思想界之無出路六、三國帝系第十三章:統一政府之迴光返照西晉興亡一、西晉帝系及年曆二、西晉王室之弱點三、胡人之內地雜居四、懷湣被虜與人心之反映五、文化中心之毀滅六、新宗教之侵入第十四章:長江流域之新園地東晉南渡一、東晉帝系及年曆二、東晉一代之北伐與內亂第十五章:北方之長期紛亂五胡十六國一、五胡十六國撮要二、十六國前後形勢之大概三、五胡十六國大事簡表四、胡人之漢化與胡漢合作第十六章:南方王朝之消沉南朝宋齊梁陳一、南朝帝系及年曆二、南朝王室之惡化三、南朝門第之衰落第十七章:北方政權之新生命北朝一、北朝帝系及年曆二、北方之漢化與北方儒統三、魏孝文遷都及北魏之覆滅四、北齊北周文治勢力之演進第十八章:變相的封建勢力魏晉南北朝之門第一、九品中正制與門閥二、學校與考試制度之頹廢三、南渡後之僑姓與吳姓四、當時之婚姻制度與身分觀念五、北方的門第六、郡姓與國姓第十九章:變相的封建勢力下之社會形態(上)在西晉及南朝一、漢末之荒殘二、農民身分之轉變三、西晉之戶調製與官品占田制四、南渡之士族五、兵士的身分及待遇第二十章:變相的封建勢力下之社會形態(下)在五胡及北朝一、五胡時代的情況二、北魏均田制三、西魏的府兵制第二十一章:宗教思想之彌漫上古至南北朝之宗教思想一、古代宗教之演變二、東漢以下之道教與方術三、魏晉南北朝時代之佛教四、北方之道佛衝突五、隋唐時期佛學之中國化第五編:隋唐五代之部第二十二章:統一盛運之再臨隋室興亡及唐初一、隋代帝系及年曆二、隋代國計之富足三、煬帝之誇大狂四、唐代帝系及年曆五、貞觀之治第二十三章:新的統一盛運下之政治機構盛唐之政府組織一、宰相職權之再建二、地方政治之整頓第二十四章:新的統一盛運下之社會情態盛唐之進士府兵與農民一、唐代之貢舉制二、唐代之租庸調製三、唐代之府兵制第二十五章:盛運中之衰象(上)唐代租稅制度與兵役制度之廢弛一、由租庸調製到兩稅制二、自府兵到方鎮與禁兵第二十六章:盛運中之衰象(下)唐代政府官吏與士人之腐化一、政權之無限止的解放二、政府組織之無限止的擴大第二十七章:新的統一盛運下之對外姿態唐初武功及中葉以後之外患一、安史之亂以前二、安史之亂以後第二十八章:大時代之沒落唐中葉以後政治社會之各方面一、唐中葉以後之藩鎮第二十九章:大時代之沒落續二、唐中葉以後之宦官三、唐中葉以後之朝士與朋黨第三十章:黑暗時代之大動搖黃巢之亂以及五代十國一、流寇與唐室之傾覆二、五代十國三、契丹之興起四、中原民眾之疾苦五、中國之南北分裂第六編:兩宋之部第三十一章:貧弱的新中央北宋初期一、北宋帝系及年曆二、宋初中央新政權之再建三、宋代對外之積弱不振四、宋室內部之積貧難療五、宋代政制上的另外兩個弱點第三十二章:士大夫的自覺與政治革新運動慶曆熙寧之變法一、學術思想之新曙光二、慶曆變政三、熙寧新法第三十三章:新舊党爭與南北人才元祐以下一、熙寧新党與南人二、洛蜀朔三派政治意見之異同三、道德觀念與邪正之分第三十四章:南北再分裂宋遼金之和戰一、金起滅遼二、遼帝系及年曆三、金滅北宋四、南宋與金之和戰五、南宋之財政六、南宋金帝系及年曆第七編:元明之部第三十五章:暴風雨之來臨蒙古入主一、蒙古之入主二、元代帝系及年曆三、元代之政治情態四、元代之稅收制度與經濟政策五、元之軍隊與禁令六、元代之僧侶七、元代之士人與科舉制度第三十六章:傳統政治復興下之君主獨裁(上)明代興亡一、明代帝系及年曆二、傳統政治之惡化三、廢相後之閣臣與宦官第三十七章:傳統政治復興下之君主獨裁(下)一、明初的幾項好制度二、明代政制之相次腐化第三十八章: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上)自唐至明之社會一、經濟方面二、文化方面三、南北政治區域之劃分及戶口升降第三十九章: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中)一、黃河與北方之水患二、北方社會所受外族及惡政治之摧殘第四十章: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下)三、南方江浙一帶之水利興修第四十一章:社會自由講學之再興起(宋元明三代之學術)一、貴族門第漸次消滅後之社會情形二、宋明學術之主要精神三、宋明學者之講學事業四、宋明學者主持之社會事業第八編:清代之部第四十二章:狹義的部族政權之再建(上)(清代入主)一、滿洲興起至入關二、明末流寇三、南明之抗戰第四十三章:狹義的部族政權之再建(下)一、清代帝系及年曆二、清代對待漢人之態度三、清代政制四、清代之武功第四十四章:狹義的部族政權下之士氣清代乾嘉以前之學術一、明末遺民之志節二、乾嘉盛時之學風三、政治學術脫節後之世變第四十五章:狹義的部族政治下之民變清中葉以下之變亂一、幹嘉之盛極轉衰二、洪楊之亂三、湘淮軍與鹹同中興第四十六章:除舊與開新清代覆亡與民國創建一、晚清之政象二、晚清之變法自強三、晚清之廢科舉興學校四、戊戌政變與辛亥革命五、辛亥革命以後之政局六、文化革命與社會革命七、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八、抗戰勝利建國完成中華民族固有文化對世界新使命之開始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準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自身國家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引論一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舉其特點有三。一者“悠久”。從黃帝傳說以來約得四千六百餘年。從古竹書紀年以來約得三千七百餘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國紀元二六八一。二者“無間斷”。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七五二。自魯隱西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詳。春秋編年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六三三。魯哀公卒左傳終中間六十五年史文稍殘缺。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資治通鑒托始至民國紀元凡二三一四年。三者“詳密”。此指史書體裁言。要別有三:一曰編年此本春秋。二曰紀傳此稱正史本史記。三曰紀事本末。此本尚書。其他不勝備舉。可看四庫書目史部之分類。又中國史所包地域最廣大所含民族分子最複雜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評價與其歷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則我華夏文化與並世固當首屈一指。然中國最近乃為其國民最缺乏國史知識之國家。何言之?“歷史知識”與“歷史資料”不同。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是為歷史。其經記載流傳以迄於今者只可謂是歷史的材料而非吾儕今日所需歷史的知識。材料累積而愈多知識則與時以俱新。歷史知識隨時變遷應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有親切之聯絡。歷史知識貴能鑒古而知今。至於歷史材料則為前人所記錄前人不知後事故其所記未必一一有當於後人之所欲知。然後人欲求歷史知識必從前人所傳史料中覓取。若蔑棄前人史料而空談史識則所謂“史”者非史而所謂“識”者無識生乎今而臆古無當於“鑒於古而知今”之任也。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當知舊。不識病象何施刀藥?僅為一種憑空抽象之理想蠻幹強為求其實現鹵莽滅裂於現狀有破壞無改進。凡對於已往歷史抱一種革命的蔑視者此皆一切真正進步之勁敵也。惟藉過去乃可認識現在亦惟對現在有真實之認識乃能對現在有真實之改進。故所貴於歷史知識者又不僅于鑒古而知今乃將為未來精神盡其一部分孕育與嚮導之責任也。且人類常情必先“認識”乃生“情感”。人最親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婦乃至朋友。凡其所愛必其所知。人惟為其所愛而奮鬥犧牲。人亦惟愛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認識與了知。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當面覿體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為上帝者而後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人之於國家民族亦然。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愛國家民族則由乎知識此其異耳。人之父母不必為世界最偉大之人物人之所愛不必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無害其為父母為所愛者。惟知之深故愛之切。若一民族對其已往歷史無所了知此必為無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對其民族必無甚深之愛必不能為其民族真奮鬥而犧牲此民族終將無爭存於並世之力量。今國人方蔑棄其本國已往之歷史以為無足重視既已對其民族已往文化懵無所知而猶空乎愛國。此其為愛僅當於一種商業之愛如農人之愛其牛。彼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賴於是彼豈複於其國家有逾此以往之深愛乎!凡今之斷脰決胸而不顧以效死於前敵者彼則尚於其國家民族已往歷史有其一段真誠之深愛彼固以為我神州華裔之生存食息於天壤之間實自有其不可辱者在也。故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之改進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真實之瞭解。我人今日所需之歷史知識其要在此。二略論中國近世史學可分三派述之。一曰傳統派亦可謂“記誦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謂“宣傳派”。三曰科學派。亦可謂“考訂派”。“傳統派”主於記誦熟諳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亦間為校勘輯補。此派乃承前清中葉以來西洋勢力未入中國時之舊規模者也。其次曰“革新派”則起于清之季世為有志功業、急於革新之世所提倡。最後曰“科學派”乃承“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潮流而起。此派與傳統派同偏於歷史材料方面路徑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時或過之。二派之治史同於缺乏系統無意義乃同為一種書本文字之學與當身現實無預。無寧以“記誦”一派猶因熟諳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博洽史實稍近人事縱若無補於世亦將有益於己。至“考訂派”則震於“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為局部狹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換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情。彼惟尚實證誇創收號客觀既無意于成體之全史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惟“革新”一派其治史為有意義能具系統能努力使史學與當身現實相結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時時注意及於自己民族國家已往文化成績之評價。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論意見多能不脛而走風靡全國。今國人對於國史稍有觀感皆出數十年中此派史學之賜。雖然“革新派”之于史也急於求知識而怠於問材料。其甚者對於二、三千年來積存之歷史材料亦以革新現實之態度對付之幾若謂此汗牛充棟者曾無一顧盼之價值矣。因此其于史既不能如“記誦派”所知之廣亦不能如“考訂派”所獲之精。彼於史實往往一無所知。彼之所謂系統不啻為空中之樓閣。彼治史之意義轉成無意義。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測之全史。彼對於國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評價特激發於其一時之熱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據。其綰合歷史與現實也特借歷史口號為其宣傳改革現實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於已往之歷史知識中而透露出改革現實之方岸。彼等乃急於事功而偽造知識者知識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國人乃惟乞靈於此派史學之口吻以獲得對於國史之認識故今日國人對於國史乃最為無識也。三所謂“革新派”之史學亦隨時變遷。約言之亦可分為三期。其先當前清末葉。當時有志功業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體”。故彼輩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彼輩謂:“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譜。”彼輩於一切史實皆以“專制黑暗”一語抹殺。彼輩對當前病症一切歸罪於二千年來之專制。然自專制政體一旦推翻則此等議論亦功成身退為明日之黃花矣。繼“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彼輩之目光漸從“政治”轉移而及“學術思想”於是其對國史之論鋒亦轉集於“學術思想”之一途。故彼輩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思想停滯無進步而一切事態因亦相隨停滯不進。”彼輩或則謂:“二千年來思想皆為孔學所掩蓋。”或則謂:“二千年來思想皆為老學所麻醉”故或者以當前病態歸罪孔子或者歸罪於老子。或謂:“二千年來思想界莫不與專制政體相協應。”或則謂:“此二千年來之思想相當於歐洲史之所謂‘中古時期’。要之如一丘之貉非現代之所需。”或則謂:“思想限制於文字欲一掃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思想之沉痼積痗莫如並廢文字創為羅馬拼音庶乎有瘳。”然待此等宣傳成功則此等見識亦將為良弓之藏。繼“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經濟革命”。彼輩謂:“無論‘政治’與‘學術’其後面為‘社會形態’所規定。故欲切實革新政治機構、學術內容其先應從事於‘社會經濟形態’之改造。”彼輩對於當前事態之意見影響及于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一‘封建時期’也。二千年來之政治二千年來之學術莫不與此二千年來之社會經濟形態所謂‘封建時期’者相協應。”正惟經濟改革未有成功故此輩議論猶足以動國人之視聽。有治史者旁睨而噓曰:“國史浩如煙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為博洽諦當之記誦而已為精細綿密之考訂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論為!”雖然國人之所求於國史略有知乃非此枝節煩瑣之考訂亦非此繁重龐雜之記誦特欲於國家民族已往歷史文化有大體之瞭解以相應於其當身現實之所需知也。有告之者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則彼固已為共和政體下之自由民矣無怪其掉頭而不肯顧。或告之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時期思想所支配下之歷史也。”則彼固已呼吸於二十世紀新空氣之仙囿于孔、老之為人與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弗睹訚曶而無知何願更為陳死人辨此宿案亦無怪其奮步而不肯留。或告之曰:“我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封建社會之歷史耳雖至今猶然一切病痛盡在是矣。”於是有志於當身現實之革新而求知國史已往之大體者莫不動色稱道雖牽鼻而從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論者有躊躇滿志之一日則我國史仍將束高閣、覆醬瓿而我國人仍將為無國史知識之民族也。四前一時代所積存之歷史資料既無當於後一時期所需要之歷史知識故歷史遂不斷隨時代之遷移而變動改寫。就前有諸史言之尚書為最初之史書然書缺有間此見其時中國文化尚未到達需要編年史之程度。其次有春秋為最初之編年史。又其次有左傳以綱羅詳備言為編年史之進步。然其時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乃常事常事可以不書兵戎非常事故左傳所載乃以列國之會盟與戰爭為主後人譏之為“相斫書”焉。又其次為史記乃為以人物為中心之新史征其時人物個性之活動已漸漸擺脫古代封建、宗法社會之團體性而嶄露頭角也。又其次為漢書為斷代作史之開始此乃全國統一的中央政府其政權已臻穩固後之新需要。自此遂形成中國列代之所謂“正史”繼此而複生“通史”之新要求。於是而又杜佑通典此為“政書”之創作為以制度為骨幹之新史非政體沿革到達相當程度不能有此。又繼而有通鑒為編年之新通史。又次而有各史紀事本末為以事件為中心之新史之再現。然如袁氏通鑒紀事本末取材只限於通鑒則貌變而實未變也。於是而有鄭樵通志之所謂二十略其歷史眼光乃超出於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志如家譜如學案形形色色乘一時之新需要而創造新體裁者不勝縷舉。要之自尚書下逮通志此皆有志于全史整面之敍述。今觀其相互間體裁之不同與夫內容之差別可知中國舊史固不斷在改寫之中矣。自南宋以來又七百年乃獨無繼續改寫之新史書出現。此因元、清兩代皆以異族人主不願國人之治史。明廁其間光輝乍辟翳霾復興遂亦不能有所修造。今則為中國有史以來未有的變動劇烈之時代其需要新史之創寫尤亟。而適承七百年來史學衰微之末運因此國人對於國史之認識乃愈昏昧無準則。前述記誦、考訂、宣傳諸派乃亦無一能發願為國史撰一新本者則甚矣史學之不振也。今日所需要之國史新本將為自尚書以來下至通志一類之一種新通史。此新通史應簡單而扼要而又必具備兩條件:一者必能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知識二者應能于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前者在積極的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為全部歷史所由推動之精神所寄後者在消極的指出國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證侯為改進當前之方案所本。此種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務尤在將國史真態傳播於國人之前使曉然瞭解於我先民對於國家民族所已盡之責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奮發愛惜保護之摯意也。此種通史無疑的將以記誦、考訂派之工夫而達宣傳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將從積存的歷史材料中出頭將於極艱苦之準備下呈露其極平易之面相。將以專家畢生之精力所萃而為國人月日流覽之所能通貫。則編造國史新本之工作其為難於勝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見矣。五“一部二十四史從何說起?”今將為國史寫一簡單扼要而有系統之新本首必感有此苦。其將效記誦、考訂派之所為乎?則必氾濫而無歸。其將效宣傳革新派之所為乎?又必空洞而無物。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則曰政治制度次者曰學術思想又次曰社會經濟。此三者“社會經濟”為其最下層之基礎“政治制度”為其最上層之結頂而“學術思想”則為其中層之幹柱。大體言之歷史事態要不出此三者之外。今將輕重先後分主客取捨於其間乎?抑兼羅並包平等而同視之乎?曰姑舍此。能近取譬試設一淺喻。今人若為一運動家作一年譜或小傳則必與為一音樂家所作者其取材詳略存滅遠異矣。即為一網球家作一小傳或年譜則又必與為一足球家所作者其取材詳略存滅迥別矣。何以故?以音樂家之“個性”與“環境”與“事業”之發展與運動家不同故以網球家之個性與環境與事業之發展又與足球家不同故一人如此一民族、一國家亦然。寫國史者必確切曉了其國家民族文化發展“個性”之所在而後能把握其特殊之“環境”與“事業”而寫出其特殊之“精神”與“面相”。然反言之亦惟於其特殊之環境與事業中乃可識其個性之特殊點。如此則迴圈反復欲認識一國家、一民族特殊個性之所在乃並不如認識一網球家或足球家之單純而簡易。要之必於其自身內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個性則一也。何以知網球家之個性?以其忽然投入於網球家之環境而從事於網球之活動故。其他一切飲食、起居、嗜好、信仰可以無所異於人。若為網球家作年譜而抄襲某音樂家已成年譜之材料與局套則某年音樂大會其人既無預某年歌曲比賽某人又不列。其人者乃可于音樂史上絕無一面。不僅了不異人抑且有不如無。不知其人之活動與事業乃在網球不在音樂。網球家之生命不能于音樂史之過程求取。乃不幸今日之治國史者竟蹈此弊。以言政治求一屢爭不舍、僅而後得之代表民意機關如英倫之“大憲章”與“國會”之創新而無有也。又求一轟轟烈烈明白痛快如法國“人權大革命”之爆發而更無有也。則無怪於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之歷史”矣。以言思想求一如馬丁路德明揭“信仰自由”之旗幟以與羅馬教皇力抗軒然興起全歐“宗教革命”之巨波而更無有也。則無怪於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束縛於一家思想之下”矣。以言經濟求一如葛馬、如哥倫布鑿空海外發現新殖民地之偉跡而渺不可得求如今日歐、美社會之光怪陸離窮富極華之景象而更不可得。則無怪於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沉眠於封建社會之下長夜漫漫永無旦日”矣。凡最近數十年來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謳歌歐、美力求步驅其心神之所嚮往在是其耳目之所聞睹亦在是。迷於彼而忘其我拘於貌而忽其情。反觀祖國凡彼之所盛自張揚而誇道者我乃一無有。於是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乃若一冬蟄之蟲生氣未絕活動全失。彼方目眵神炫於網球場中四周之采聲乃不知別有一管弦競奏、歌聲洋溢之境也則宜。故曰:治國史之第一任務在能於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六凡治史有兩端:一曰求其“異”二曰求其“同”。何謂求其異?凡某一時代之狀態有與其先、後時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劃分一時代之“特性”。從兩“狀態”之相異即兩個“特性”之銜接而劃分為兩時代。從兩時代之劃分而看出歷史之“變”。從“變”之傾向而看出其整個文化之動態。從其動態之暢遂與夭閼而衡論其文化之為進退。此一法也。何謂求其同?從各不同之時代狀態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銜接、相連貫而成一整面此為全史之動態。以各段之“變”形成一全程之“動”。即以一整體之“動”而顯出各部分之“變”。于諸異中見一同即于一同中出諸異。全史之不斷變動其中宛然有一進程。自其推動向前而言是謂其民族之“精神”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達前程而言是謂其民族之“文化”為其民族文化發展所積累之成績。此謂求其同。此又一法也。故治國史不必先存一揄揚誇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門戶立場之見。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學術思想”例如戰國先秦。我即著眼於當時之學術思想而看其如何為變。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社會經濟”例如三國魏晉。我即著眼於當時之社會經濟而看其如何為變。“變”之所在即歷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評價之所系。而所謂“變”者即某種事態在前一時期所未有而在後一時期中突然出現。此有明白事證與人共見而我不能一絲一毫容私於其間。故曰: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也。革新派言史每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云云是無異謂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無變即不啻謂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歷史無精神、民族無文化也。其然豈其然?七今於國史若細心留其動態則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進展是也。歐洲史每常於“戰爭”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劃界限的時期常在驚心動魄之震盪中產生。若以此意態來看中國史則中國常如昏騰騰地沒有長進。中國史上亦有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不幸此等常為紛亂犧牲而非有意義的劃界限之進步。秦末劉、項之亂可謂例外。明祖崛起掃除胡塵光復故土亦可謂一個上進的轉變。其他如漢末黃巾乃至黃巢、張獻忠、李自成全是混亂破壞只見倒退無上進。近人治史頗推洪、楊為中華民族革命之先鋒然此固矣。然洪、楊數十餘年擾亂除與國家社會以莫大之創傷外成就何在?此中國史上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常不為民族文化進展之一好例也。然中國史之進展乃常在和平形態下以舒齊步驟得之。若空洞設譬中國史如一首詩西洋史如一本劇。一本劇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變換。詩則只在和諧節奏中轉移到新階段令人不可劃分。所以詩代表中國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劇曲之在中國不占地位。西洋則以作劇為文學家之聖境。即以人物作證蘇格拉底死於一杯毒藥耶穌死於十字架孔子則夢奠於兩楹之間晨起扶杖逍遙詠歌自勉。三位民族聖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舉音樂家與網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幾幕精彩的硬地網球賽中國史則直是一片琴韻悠揚也。八姑試略言中國史之進展。就政治上言之秦、漢大統一政府之創建已為國史辟一奇績。近人好以羅馬帝國與漢代相擬然二者立國基本已不同。羅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勢力於四圍。歐、亞、非三洲之疆土特為一中心強力所征服而被統治。僅此中心尚複有貴族、平民之別。一旦此中心上層貴族漸趨腐化蠻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窩而帝國全部即告瓦解。此羅馬立國形態也。秦、漢統一政府並不以一中心地點之勢力征服四周實乃由四圍之優秀力量共同參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圍亦更無階級之分。所謂優秀力量者乃常從社會整體中自由透露活潑轉換。因此其建國工作在中央之締構而非四周之征服。羅馬如一室中懸巨燈光耀四壁秦、漢則室之四周遍懸諸燈交射互映故羅馬碎其巨燈全室即暗秦、漢則燈不俱壞光不全絕。因此羅馬民族震鑠於一時而中國文化則輝映於千古。我中國此種立國規模乃經我先民數百年慘澹經營艱難締構僅而得之。以近世科學發達交通便利美人立國乃與我差似。如英、法諸邦則領土雖廣惟以武力貫徹猶惴惴懼不終日。此皆羅馬之遺式非中國之成規也。談者好以專制政體為中國政治詬病不知中國自秦以來立國規模廣土眾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專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內而李斯、蒙恬之屬皆以遊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無預焉。漢初若稍稍欲返古貴族分割宰製之遺意然卒無奈潮流之趨勢何!故公孫弘以布衣為相封侯遂破以軍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變相之貴族擅權制終以告歇。博士弟子補郎、補吏為入仕正軌而世襲任蔭之恩亦替。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開客觀之標準。“王室”與政府逐步分離“民眾”與“政府”則逐步接近。政權逐步解放而國家疆域亦逐步擴大社會文化亦逐步普及。綜觀國史政體演進約得三級:由封建而躋統一一也。此在秦、漢完成之。由宗室、外戚、軍人所組成之政府漸變而為士人政府二也。此自西漢中葉以下迄於東漢完成之。由士族門第再變而為科舉競選三也。此在隋、唐兩代完成之。惟其如此“考試”與“銓選”遂為維持中國歷代政府綱紀之兩大骨幹。全國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選拔與任用則一惟禮部之考試與吏部之銓選是問。此二者皆有客觀之法規為公開的準繩有皇帝王室代表。所不能搖宰相政府首領。所不能動者。若於此等政治後面推尋其意義此即禮運所謂“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之旨。就全國民眾施以一種合理的教育複於此種教育下選拔人才以服務於國家再就其服務成績而定官職之崇卑與大小。此正戰國晚周諸子所極論深覬而秦、漢以下政制即向此演進。特以國史進程每于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國歷來政制惟有專制黑暗不悟政制後面別自有一種理性精神為之指導也。談者又疑中國政制無民權無憲法。然民權亦各自有其所以表達之方式與機構能遵循此種方式而保全其機構此即立國之大憲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國自秦以來既為一廣土眾民之大邦如歐西近代所運行民選代議士制度乃為吾先民所弗能操縱。然誠使國家能歷年舉行考試平均選拔各地優秀平民使得有參政之機會又立一客觀的服務成績規程以為官位進退之準則則下情上達本非無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權憲法為推翻滿清政府之一種宣傳固有效矣。若遂認此為中國歷史真相謂自秦以來中國惟有專制黑暗若謂“民無權國無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則顯為不情不實之談。民國以來所謂民選代議之新制度終以不切國情一時未能切實推行。而曆古相傳“考試”與“銓選”之制度為維持政府紀綱之兩大骨幹者乃亦隨專制黑暗之惡名而俱滅。於是一切官場之腐敗混亂胥乘而起至今為厲。此不明國史真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所應食之惡果也。中國政制所由表達之方式與機構既與近代歐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爭取民權而保育長養之亦複自有道。何者?彼我立國規模既別演進淵源又不同。甲族甲國之所宜推之乙族乙國而見窒礙者其例實夥。凡於中國而輕言民眾革命往往發動既難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壞遠過於建設。所以國史常于和平中得進展而於變亂中見倒退者此由中國立國規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貽政制以求適合於我國情而為今日吾人所應深切認識之一事。若複不明國史真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則又必有其應食之惡果在矣。九其次請言學術思想。談者率好以中國秦以後學術擬之歐洲之“中古時期”。然其間有難相比並者。歐洲中古時期之思想以“宗教”為主腦而中國學術界則早脫宗教之羈絆。姑以史學言古者學術統于王官而史官尤握古代學術之全權。“史”者乃宗廟職司之一員故宗教、貴族、學術三者常相合而不相離。孔子始以平民作新史而成《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皆政治社會實事不語怪力亂神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自有孔子而史學乃始與宗教、貴族二者脫離。然西漢司馬氏尚謂:“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倡優畜之。”此非憤辭乃實語。漢代太史屬於太常則為宗廟職司之一員。太樂、太祝、太宰、太蔔、太醫與太史同為太常屬下之六令丞。太樂之下自有倡優。宗廟祭祠太史與倡優同有其供奉之職。則史學仍統于皇帝、宗廟、鬼神之下。然司馬氏不以此自限發憤為《史記》自負以續孔子之《春秋》即對當朝帝王卿相種種政制事態質實而書無所掩飾。司馬氏不以得罪。及東漢班氏以非史官為史下獄然尋得釋所草懸為國史。自此以往中國史學已完全由皇帝、宗廟下脫出而為民間自由製作之一業焉。且王官之學流而為百家於是“史官”之外複有“博士”。此二官者同為當時政治組織下專掌學術之官吏。“史官”為古代王官學之傳統而“博士官”則為後世新興百家學之代表。博士亦屬太常是學術仍統於宗廟也。然太史僅與星曆卜祝為伍而博士得預聞朝政出席廷議而見諮詢則社會新興百家學已駕古代王官學而上之矣。然自秦以來占夢、求仙之術皆得為博士猶在帝王所好。及漢武聽董仲舒議罷黜百家專立《五經》博士於是博士性質大見澄清乃始于方技神怪旁門雜流中解放而純化為專治歷史與政治之學者所謂“通經致用”即是會通古代歷史知識在現實政治下應用。又同時肩負國家教育之責。而博士弟子遂為入仕惟一正途。於是學術不僅從“宗教”勢力下脫離並複於“政治”勢力下獨立。自此以往學術地位常超然於政治勢力之外而享有其自由亦複常盡其指導政治之責任。而政治亦早與宗教分離故當時中國人所希冀者乃為地上之王國而非空中之天國也。孔子成《春秋》前耶穌降生四百八十年。馬遷為《史記》亦前耶穌降生一百年。其時中國政治社會正向一合理的方向進行人生之倫理教育即其“宗教”無所仰於渺茫之靈界而羅馬則於貴族與軍人之對外侵略與對內奢縱下覆滅。耶教之推行正因當時歐人無力建造合理之新國家地上之幸福既渺不可望乃折而歸向上帝。故西洋中古時期之宗教特承續當時政治組織之空隙而起同時又替代一部分或可說大部分。政治之任務。若必以中國史相擬惟三國魏晉之際統一政府覆亡社會紛亂佛教輸入差為近之。然東晉南北朝政府規模以及立國之理論仍沿兩漢而來。當時帝王卿相誠心皈依佛教者非無其人要之僧人與佛經特為人生一旁趨始終未能篡奪中國傳統政治社會之人生倫理教育而為代興。隋唐統一政府複建其精神淵源明為孔子、董仲舒一脈相傳之文治思想而佛教在政治上則無其指導之地位。西洋所謂“國家建築於宗教之上”之觀感在中國則絕無其事。繼隋唐統一盛運而起者有禪宗思想之盛行。禪宗教理與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其態度路徑正有相似處。然西洋宗教革命引起長期殘酷的普遍相互屠殺而中國則無之者以中國佛教仍保其原來一種超世間的宗教之本色不如西洋耶教已深染世法包攬政治、經濟種種俗世權利於一身因此其教理上之改革不得不牽連發生世態之擾動也。中國佛教雖盛極一時而猶始終保全其原來超世間的本色者則因中國政治社會一切世事雖有漢末以及五胡之一段擾亂而根本精神依然存在。東晉南北朝以迄隋唐仍從此源頭上演進與西洋之自羅馬帝國解體以後政治社會即陷入黑暗狀態者不同也。何以西洋自羅馬帝國覆亡即陷入一黑暗時期之慘運而中國漢亡以後幸不然?則以羅馬建國本與漢代精神不同。羅馬乃以貴族與軍人之向外征服立國及貴族、軍人腐敗墮落則其建國精神已根本不存在。北方蠻族在先既受不到羅馬文化之薰陶及其踏破羅馬以後所得者乃歷史上一個羅馬帝國軀殼之虛影至於如何創建新國家之新精神則須在其自身另自產生。要之北方蠻族之與羅馬帝國乃屬兩個生命前者已老死後者未長成故中間有此一段黑暗。至於漢代統一政府之創興並非以一族一系之武力征服四圍而起乃由常時全中國之文化演進所醞釀、所締造而成此境界。換言之秦、漢統一乃晚周先秦平民學術思想盛興後伸展於現實所應有之現象並不如西洋史上希臘文化已衰羅馬民族崛起仍是兩個生命不相銜接也。漢代之覆亡特一時王室與上層政府之腐敗而所由締構此政府、推戴此王室之整個民族與文化則仍自有其生命與力量。故漢末變亂特如江上風起水面波興而此滔滔江流不為廢絕。且當時五胡諸蠻族中國延之入內地者自始即與以中國傳統文化之薰陶故彼輩雖乘機騷動而彼輩固已同飲此文化之洪流以澆溉其生機而浸潤其生命。彼輩之分起迭興其事乃僅等於中國社會內部自身之一種波動。惟所缺者在其于中國文化洪流中究竟澆溉未透、浸潤未深而已。然隋唐統一盛運仍襲北朝漢化之復興而起。如此言之則淵源于晚周先秦遷衍至於秦漢、隋唐此一脈相沿之學術思想不能與羅馬覆亡後西洋史上之所謂“中古時期”之教會思想相比斷斷然矣。北宋學術之興起一面承禪宗對於佛教教理之革新一面又承魏晉以迄隋唐社會上世族門第之破壞實為先秦以後第二次平民社會學術思想自由活潑之一種新氣象也。若以此派學術與西洋中古時期之教會相比更為不倫。元明以下雖懸程朱經說為取士功令然不得即目程朱為當時之宗教。明代極多遵陸王而反抗程朱者清代尤盛以訓詁考據而批駁程朱者。社會學術思想之自由並未為政治所嚴格束縛宗教則更不論矣。若謂中國學術尚未演進於西洋現代科學之階段故以興西洋中古時期相比論此亦不然。中國文化演進別有其自身之途轍其政治組織乃受一種相應於中國之天然地理的學術思想之指導而早走上和平的大一統之境界。此種和平的大一統使中國民族得繼續為合理的文化生活之遞嬗。因此空中天國之宗教思想在中國乃不感需要。亦正惟如此中國政制常偏重於於中央之凝合而不重於四圍之吞併。其精神亦常偏于和平而不重于富強常偏於已有之完整而略於未有之侵獲對外則曰“昭文德以來之”對內則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其為學常重於人事之協調而不重于物力之利用。故西洋近代科學正如西洋中古時期之宗教同樣無在中國自己產生之機緣。中國在已往政治失其統一社會秩序崩潰人民精神無可寄託之際既可接受外來之“宗教”如魏、晉以下迄隋、唐初期。中國在今日列強紛爭專仗富強以圖存之時代何嘗不可接受外來之“科學”?惟科學植根應有一最低限度之條件即政治稍上軌道社會稍有秩序人心稍得安寧是也。此與宗教輸入之條件恰相反。而我國自晚清以來政治驟失常軌社會秩序人民心理長在極度搖兀不安之動盪中。此時難謀科學之發達而科學乃無發達餘地。論者又倒果為因謂科學不發達則政治、社會終無出路。又輕以中國自來之文化演進妄比之於西洋之中古時期乃謂非連根剷除中國以往學術之舊傳統即無以萌現代科學之新芽。彼仍自居為“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之健者而不悟史實並不如此。此又不明國史真相肆意破壞輕言改革仍自有其應食之惡果也。十請再言社會組織。近人率好言中國為“封建社會”不知其意何居?以政制言中國自秦以下即為中央統一之局其下郡、縣相遞轄更無世襲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以學術言自先秦儒、墨唱始學術流於民間既不為貴族世家所獨擅又不為宗教寺廟所專有。平民社會傳播學術之機會既易且廣而學業即為從政之階梯白衣卿相自秦以來即爾。既無特殊之貴族階級是亦不足以言“封建”。若就經濟情況而論中國雖稱以農立國然工商業之發展戰國、秦、漢以來已有可觀。惟在上者不斷加以節制不使有甚貧、甚富之判。又政府獎勵學術重用士人西漢之季遂有“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之語。於是前漢“貨殖”“遊俠”中人後漢多走入“儒林”“獨行傳”中去。所以家庭溫飽即從事學問而一登仕宦則束身禮義之中。厚積為富其勢不長然亦非有世襲之貴人也。井田制既廢民間田畝得自由買賣於是而有兼併。然即如前漢封君亦僅於衣租食稅而止。其封邑與封戶之統治仍由國家特派官吏。以國家法律而論封君之興與封戶實同為國家之公民。後世如佃戶欠租田主亦惟送官法辦則佃戶之賣田納租于田主亦一種經濟契約之關係不得目田主為貴族、為封君目佃戶為農奴、為私屬。土地既非采邑即難“封建”相擬。然若謂中國乃資本主義之社會則又未是。以中國傳統政治觀念即不許資本勢力之成長也。西洋史家有謂其歷史演變乃自“封建貴族”之社會轉而為“工商資本”之社會者。治中國史者以為中國社會必居於此二之一既不為“工商資本”之社會是必“貴族封建”之社會無疑。此猶論政制者謂國體有君主與民主政體有專制與立憲。此特往時西國學者自本其已往歷史演變言之。吾人反治國史見中國有君主無立憲以謂是必“君主專制”僅可有君主無立憲而非專制。中國已往社會亦僅可非封建非工商而成一格。何以必削足適履謂人類歷史演變萬逃不出西洋學者此等分類之外?不知此等分類在彼亦僅為一時流行之說而已。國人懶於尋國史之真勇於據他人之說別有存心藉為宣傳可以勿論若因而信之謂國史真相在是因而肆意破壞輕言改革則仍自有其應食之惡果在矣。十一然則中國社會自秦以下其進步何在?曰:亦在於經濟地域之逐漸擴大文化傳播之逐次普及與夫政治機會之逐次平等而已。其進程之遲速不論而其朝此方向演進則明白無可疑者。若謂其無清楚界限可指此即我所謂國史于和平中得進展實與我先民立國規模相副相稱亦即我民族文化特徵所在也。嘗謂世界群族其文化演進主要者不越兩型:一者環地中海之四周自埃及、巴比倫、愛琴、波斯、希臘、羅馬以漸次波及于歐羅巴之全部此西方之一型也。一者沿黃河兩岸以達於海濱我華夏民族自虞、夏、商、周以來漸次展擴以及于長江、遼河、珠江流域並及於朝鮮、日本、蒙古、西域、青海、西藏、安南、暹羅諸境此東方之一型也。此二型者其先限於地勢東西各不相聞接。西方之一型於破碎中為分立為並存故當務於“力”的戰爭而競為四圍之戰。東方之一型於整塊中為圍聚為相協故常務於“情”的融和而專為中心之翕。一則務於國強為並包一則務于謀安為系延。故西方型文化之進展其特色在轉換而東方型文化之進展其特色則在擴大。轉換者如後浪之覆前浪波瀾層迭後一波湧架於前一波之上而前一波即歸消失。西洋史之演進自埃及、巴比倫、波斯以逮希臘、羅馬翻翻滾滾其吞咽卷滅于洪濤駭浪、波瀾層迭之下者已不知其幾國幾族矣。擴大者如大山聚群峰奔湊蜿蜒繚繞此一帶山脈包裹於又一帶山脈之外層層圍拱層層簇聚而諸峰映帶共為一體。故中國史之演進不僅自兩漢而隋、唐兩宋、明一脈相沿繩繩不絕即環我族而處者或與我相融和而同化如遼、金、蒙古、滿洲、西藏、新疆諸族亦有接受我文化與我終古相依如梁甫之于泰山然則朝鮮、日本、安南之類是也。朝鮮、安南久屬中國而猶得自存此尤明受中國文化之賜。將西洋史逐層分析則見其莫非一種“力”的支撐亦莫非一種“力”的轉換。此力代彼力而起而社會遂為變形。其文於同一世界中常有各國並立東方則每每有即以一國當一世界之感。故西方常求其力之向外為戰爭而東方則惟求其力於內部自消融因此每一種力量之存在常不使其僵化以與他種力量相衝突而相率投入於更大之同情圈中卒於溶解消散而不見其存在。我所謂國史于和平中見進展者在此。故西方史常表見為“力量”而東方史則常表見為“情感”。西方史之頓挫在其某種力量之解體其發皇則在某一種新力量之產生。中國史之隆汙升降則常在其維繫國家社會內部的情感之麻木與覺醒。此等情感一且陷於麻木則國家社會內部失所維繫而大混亂隨之。中國史上之大混亂亦與西方史上之“革命”不同。西方史上之革命多為一種新力量與舊力量之衝突。革命成功即新力量登臺社會亦隨之入一新階段。中國史上之混亂則如江河絕堤洪水氾濫。氾濫愈廣力量愈薄有破壞無長進。必待複歸故槽然後再有流力。中國社會自秦以下大體即向“力”的解消之途演進。迄于近世社會各方平流緩進流量日大而流速日減。以治西史之眼光衡之常覺我民族之潺緩無力者在此。然我民族國家精神命脈所系固不在一種力之向外衝擊而在一種情之內在融和也。蓋西方制為列國爭存之局東方常為融和者至是乃不得不卷而藏之而追隨於彼我角力爭勝之場此已為東方之不得不見遜於西方者矣。抑我之所以為國家社會內部一統情感融和者方其時又適值麻痹墮退之際自清中葉後幹、嘉以來川、楚、兩粵大亂迭起洪流四泛之象已成中國社會本苦無力又繼之以追隨西方角力爭勝之勢既不足以對外乃轉鋒而內向。終於“情”的融和常此麻木“力”的長成遙遙無期。不斷絕堤放壩使水流不斷氾濫洪水遍於中國而國人仍複有沉酣於憑藉某力推翻某力之好夢者。此又不明國史真相應食惡果之一至可痛心之例也。十二一民族一國家歷史之演進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態焉。生力者即其民族與國家歷史所推進之根本動力也。病態者即其歷史演進途中所時時不免遭遇之頓挫與波折也。人類歷史之演進常如曲線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線以前向。若以兩民族兩國家之歷史相比並觀則常見此時或彼升而我降他時彼降而我升。只橫切一點論之萬難得其真相。今日治國史者適見我之驟落並值彼之突進意迷神惑以為我有必落彼有必進並以一時之進落為彼、我全部歷史之評價故雖一切毀我就人而不惜惟求盡廢故常以希近似於他人之萬一。不知所變者我能變者亦我變而成者依然為我。譬之病人染病者為我耐病者亦我脫病而複起者仍我也。一切可變而“我”不可變。若已無我認為變者?變而非我亦何希於變?必有生力乃可去病。病有其起因而非生力之謂。若醫者謂:“君病之起起於君之有生君當另換一無病之生”此為何等醫耶!諱疾拒醫固不當亦未有因人病而從頭絕其生命以為醫者。故治史者必明生力明病態。生力自古以長存病態隨時而忽起。今日之中國顯為有病病且殆矣萬不容諱。然猶有所希冀者其人雖病尚有內部自身生力可以為抗。若如今人乃僅婉言之直捷而道惟有早日絕其生命之一法而已。凡此皆指“生原”為“病原”之妄說也。“生原”者見於全部潛在之本力而“病原”則發於一時外感之事變。故求一民族一國家歷史之生原者貴能探其本而攬其全而論當前之病態者則必辨于近世而審其變。國史綿曆既四、五千年於茲其病象之見於各時期者推原尋因不能全同。有染沾稍久者亦有僅起於當前者。要而言之國史自隋唐以來科舉制既興士族門第之地位消融漸盡而社會走上平鋪散漫之境此中國晚近世一大變也。逆溯中國當前病象推之最遠至於中唐安史之亂以來而極。究生力必窮之最先診病況必詳之最後。西人論史盛誇起文明光昌而淵源所自必遠本之於希臘、羅馬。國人捧心效顰方務於自譴責而亦一一歸罪於古人斷獄于唐虞三代之上貌是而神非甚矣其不知學也。中唐以來之社會既成一平鋪散漫之社會而其政治仍為一和平的大一統之政治。故一“王室”高高在上而“社會”與“政府”之間堂階益遠常易招致“王室”與“政府”之嬌縱與專擅一也。社會無豪強巨富雖日趨於平等之境然貧無賑弱無保其事不能全仰之於政府而民間每苦於不能自振奮二也。政府與民間之所以賴以溝通者曰惟“科舉”然科舉既懸仕宦為鵠的則從事於投選者往往忘其義命而徒志于身家之富貴與溫飽三也。此三者厥為中唐以來中國政治、社會走入一新境後所易犯之病徵。宋儒講學即針對此病態而發。然而宋之為病尚不止於此。宋人不能自解救而招致蒙古之入主一切政制為急劇之退轉益與後世中國以莫大之創傷。明祖崛起草澤征元政廢弛罷宰相尊君權不知善為藥療而轉益其病。清人入關盜憎主人鉗束猜防無所不用其極仍襲明制而加厲。故中國政制之廢宰相統“政府”於“王室”之下真不免為獨夫專制之黑暗所籠罩者其事乃起於明而完成於清則相沿亦已六百年之久。明儒尚承兩宋遺緒王室專制於上而士大夫抗爭彌縫於下君臣常若水火而世途猶賴有所匡系。故明之亡而民間之學術氣節尚足照耀光輝于前古。清人又嚴加摧抑宋、明七百年士人書院民間自由講學之風遂熾。於是士大夫怵于焚坑之酷上之為訓詁、考據自藏於故紙堆中以避禍下之為八股、小楷惟利祿是趨。於是政府與民間所賴以溝貫之橋樑遂腐斷所賴以流通之血脈遂枯絕。中國之倖免於亂者亦惟滿清諸豪酋猜防壓制、誘脅愚弄之力。此稍讀康、雍、幹三朝史略可以知之。故使世運益敗壞於冥冥漠漠之中而姑以搏一時之安寧。此乃斬喪我民族永久之元氣而以換造彼目前之榮華者也。逮滿族統治之力既衰而中國政治、社會之百病遂全部暴露。論者每謂自嘉、道以來東西勢力相接觸東方乃相形見拙此似是而未盡之說也。縱使嘉、道以往長得閉關自守海道之局不開滿洲之治權仍必顛覆中國仍必大亂。其病先已深中於自身之內部而外邪乘之其病象遂益錯出。因使庸醫操峻劑更奏迭前茫昧而雜投以互期於一逞則幾何其病之不日殆也。十三晚清之季談者率自稱我民族國家曰“睡獅”曰“病夫”此又不知別白之說也。夫“睡”與“病”不同。睡者精力未虧蹶然興起猶可及人病者不然。晚清之季則病也非睡也。且其病又入膏肓非輕易所能拔除。異族統治垂三百年其對我國家、社會、文化生機之束縛與損害固已甚矣。然中國以二千年廣土眾民大一統之局“王室”為其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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