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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不寐 灾变论 Word整理版.doc

任不寐 灾变论 Word整理版

春天的风筝
2014-03-19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任不寐 灾变论 Word整理版doc》,可适用于高等教育领域

灾变论寻找另外一个中国任不寐著  第一章绪论  第二章中国历史的灾变结构  第三章灾民理性的社会文化(一)  第四章灾民理性的社会文化(二)  第五章灾民理性的精神文化(一):秩序理性与灾民理性  第六章灾民理性的精神文化(二):忏悔理性与灾民理性  第七章灾民理性的话语转换  余论:我是灾民  注释评论:离上帝最近的一本书第一章绪论去寻找吃的穿的然后天国会随之降临在你面前。  黑格尔  过去的真实画卷一闪而过。捕捉过去不过捕捉过去的形象过去的形象在顷刻间闪现从此不再复现只有在顷刻间它才是可以辨识的。  本雅明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到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许多假先知起来迷惑众人。只因不法的事众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  《马太福音》  一、问题诞生于比较之中  “人是一个会发问的存在”(卡尔拉纳)。“问题意识”应该是人的本体论规定性之一人类理性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确认“问题”并探求解决之道。  那么问题是如何诞生的?舍斯托夫说“灵魂最本质的表现就是提出问题和寻求答案的能力。”但他又认为“问题和答案是自行产生的不干任何人的事不论是我们还是别的什么人。”()在我看来他应该得到他慷慨赠送给斯宾诺莎一样的荣誉:他是在理直气壮地说谎。他混淆了“问题意识”和“问题”之间的界限。如果说问题意识是我们心灵中的“先验结构”但具体问题或问题本身的产生及其解决则完成于实践领域是意识史中的一个事件。或者说问题诞生于两种或两种以上有限态势的比较。这包含三个层次:一、至少有两种态势的存在或确认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态势其中一种态势自然往往是与“我”密切相关的(“自态势”)二、确认自态势与他者的某种差异三出于人的意识的“自我中心”的本性调整差异谋求差异向有利于“自态势”的方向运动。  人类的一切知识都产生与这种意识的分裂或态势的比较。我们可以举例说:医学是在健康和疾病两种态势比较中诞生的人类知识宗教产生与“月球以上”的宇宙秩序和“月球以下”的宇宙无序之间的紧张自然科学的进步于新旧两种“范式”(库恩)的对抗儒学是心灵秩序面对与之冲突的宇宙失序的向内转化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问题也莫不是比较中产生的。学术中的“真问题”是通过对相关的几种范式“存同求异”化约出来的问题。  英国地理学家R-J约翰斯顿在《地理学和地理学家》一书中说:“问题-求解导致科学的进步”。“问题的诞生”既是人类确认身份的行动也是人“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逻辑起点。人类的一切精神活动无论是“精神文化”还是“社会文化”()无论是“纯粹理性”、“实践理性”还是“技艺”()都起源于问题意识并指向问题本身。  问题不断起源于比较并在不断比较中消解。即问题的解决同样通过比较完成的一切科学起源于对“变化”(物质的与精神的或二者之间的)的关注(即比较)也在反向变化中(向优势状态矫正或矫枉过正)通过消除差异销解问题。  本书关心的是一个特殊的问题:中西文化比较的问题或者说是通过对中西文化差异的研究追问中国文化的独特品质与其起源并探求文化创新之可能。我以为文化比较理论的目的之一首先是通过与异文化的比较确认观察者自身所在的文化弱势然后寻找铲除差异产生的意识紧张的路径以保持文化自态势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这是一个完全自利的文化行动。因为文化比较理论将督促观察者学习和超越那个总是被作为参照体系的范式这完全是一个文化利己主义的行动但它是在理性引导下的积极进取的利己主义行动这种问题意识超越了动物间通过对异己的存在的攻击来缓解意识紧张的消极反映。  我在本书中将淡化对定义、概念的阐释我一直以为概念之争往往掩盖了问题之争。因此关于“文化”我不会去用很多篇幅去论述它繁琐的定义何况有人统计从年至年间关于文化的定义就有约种现在恐怕可能已经有上千种之多了()。不过相对而言我以为被广泛引用的泰勒(EBTylor)的定义仍是可以接受的:“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种种的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格尔茨的定义并未提供新的信息()毋宁说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这一现代学术通病的又一例证。我希望我能够避开这个陷阱。  显然中西文化比较问题是一个令人忘而生畏的课题特别是经过了年代云山雾罩的“文化热”之后文化研究如果不被泰斗们斥为“自不量力”就被“先锋派”讥为“文化决定论”。我只所以愿意旧话重提仅仅是因为与文化比较相关的问题意识在年代更加凸现它追问着我们的良知否定着我们年代提交的解释并嘲笑我们年代的嘲笑。“过时”的是“热点”及其解答的“新闻记者式”的姿势而不是问题本身。但是年代至少正确提出了问题它缺乏的仅仅是更深刻的民族自觉。  民族自觉是一个未完成的“现代化事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共同体”将时段上的文化差异同时换算为空间上的差异这是一个现代性的转变这个转变来自前所未有的“两个世界的撞击”。如果说中西文化比较完全是、世纪的世界性重大问题那么它首先是发生“自性危机”的中国的重大问题。中国学界从史学传统转向文化理论是一个完全近代的问题因为文化比较是“全球化”过程的产物。中西文化比较理论在一个大国解体以后更有理由成为显学因为“自性危机”并未消解于“有限现代化”过程中反而获得了自己的“现代形式”。与此同时“生态危机”在今天为“自性危机”设置了倒记时式的“紧急状态”它呼吁一场更“激进”更“彻底”的民族自觉。此前中国学界的文化比较理论由于是“被动适应”的结果更由于本书所阐述的历史传统理性、公正的理论尚未开始尽管“人禽之辩”到“体用之辩”是一个进步但一种“工具理性”的态度一直扼制着问题意识从偶性者向普遍者的跃升。这种根深蒂固的“有限性”近年来似乎出现了强化的趋势当然它是同危机的“进步”是共同增长的。  与此同时在“另一个世界”出现了“汉学家”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受两大事件的影响:一是中西交往的进展一是中外社会本身的事态嬗变。可以把西方汉学的发展分三个阶段:冥想阶段、“托中改制”阶段和理性阶段。冥想阶段是指马嘎尔尼东来以前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中西交往的局限关于中国更多的认识是:一个东方的“北方蛮族”或者一个神秘的诺亚后裔“部落”或者一个遍地黄金的“锡克王国”。“托中改制”阶段大体上从世纪到世纪一些著名的思想家(以法国和德国为多)为了与英国经验主义论战或者为了给启蒙事业寻求反教权主义的合法性把中国文化奉为人文主义精神的楷模。年以后特别是随着条约体制的建立西方学者得以在华接触“第一手材料”西方汉学进入理性阶段。  世纪以来费正清(JohnKFairbank)与李文森(JosephRLevenson)成为汉学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到年代以来“中国中心观”(柯文)向他们提出了挑战。但在我看来“在中国发现历史”()与其说是出于理性和公正不如说是为了表现“我们公正”或一种实用理性的态度。“在中国”是不“真”的中西比较仍然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事实上“中国中心观”在欧洲尤其流行由于“研究准入”的鼓励欧洲的“中国中心观”更加远离了学术理性。  这种旁观者的局限往往还受到中外社会本身的事态嬗变的影响。在西方启蒙运动、五月革命、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经济萧条、世界大战等等无一不影响这汉学对中国文化的价值褒贬。另一方面中国本身事态的发展也导致西方对中国态度的变化无常一般说来当中国发生暴力事件中国就被看作野蛮民族当中国被征服她就成了同情的对象当中国开始改良她被看作是一个觉醒的大国而当中国“清流党”“说不”的时候“黄祸”之说就开始泛滥。最后由于这种旁观者的局限特别是在中国锁国时代汉学家还往往受到中国人自己(中国的学者“研究”与官方的宣传)观点的影响比如我们可以发现西方汉学的主流声音与中国主流意识形体的声音基本上是一致的清末如此、文革如此可以说是好恶相同。今天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我在本书中将试图说明:西方汉学理论的整体性局限是除了治水理论以外基本上没有在自然环境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上建立一种文化理论特别是没有重视“灾变”在中国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意义。尽管他们对这个问题有所涉猎但仅仅是将“灾变”作为“事件”来描述而不是作为“结构”来研究。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纯粹理性”反抗“决定论”这个现代性任务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由于异国的“灾变”具有间断性不可能进入学术视野尤其不可能引起短暂居留者的注意。  二、问题存疑于学术视野  如何评价西方汉学界的“中国研究”成果并在与他们的理论比较中提出我的观点这是本书的一个基本线索。为此对这些理论进行简单的述评是必要的而在此之前需要对“文化比较理论”背后的分析模式进行抽象的总结以便找到学术对话所必须的“共同语言”。  文化比较理论的三个基本前提  与问题的诞生的结构相似文化比较理论也蕴含这三层结构或存在三个基本前提不承认这三个前提就不存在文化比较理论因之对于“文化比较”有相对主义的“精神自杀”于前有“伪问题”的指责于后。  、理论条件:基本人性普遍一致论  文化比较理论首先承认人性具有普遍性。尽管对这个问题尚有争论考古学也基本肯定了人类有可能起源于共同的祖先。现代心理学也日益确认基本人性的普遍一致。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文化比较就无从发生。既然基本人性具有普遍性为什么不同的民族的人的行为模式差距如此之大?这就产生关于探索民族文化起源的问题意识。  、现实条件:历史机遇导致不同文化的相遇  没有东西文明的相遇就不可能产生东西文化的比较问题。事实上自从亚欧大陆两侧的居民接触之日起文化比较问题就同时产生了。有欧洲人说最早是东方人(成吉思汗的蒙古人)先到了西方然后从世纪开始西方人先后从陆地、海上和空中来到了东方。谁是最早的入侵者已不重要我们此时要总结的是:文化比较理论产生与文化“接触地带”。  、主观条件:确认差异  承认东西文化的差异是文化比较的主观条件。对文化差异的理解分两派一种观点不承认东西方文化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这自然意味着文化比较完全是一个伪问题。这种观点有一个缺陷它往往与常识相悖。文化上的差异显然客观存在着。只要存在某些差异就产生问题。  与此相关的另一种观点承认文化差异及文化比较研究的意义但根据他们对差异的价值判断的不同这种观点又分成两大派别。  第一种观点可以称为文化相对主义即认为不同文化没有价值上的高低之分都具有存在的合法性。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弱势民族的官方学者或西方学院里的有色人种的学者。比如他们愤怒地拒绝承认“东方专制主义”这个命题他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侮辱是西方中心论是种族主义是“冷战”的产物为此他们还专门编写了批判魏特夫的小册子()。相对主义者反对“文化比较”因为“符合各自国情”的文化之间缺乏“可比性”。文化相对主义实质上是否定基本人性的普遍一致以完全主观的“族性”取代人性因此一直受到“奥斯威辛”以后的现代自由主义的批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以及其骇人的新武器与纳粹政权的灭种屠杀政策一度阻断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前进去路。屠杀犹太人的行为似乎显示绝对道德标准是必要的文化的相对主义在死亡营里无用武之地。”()今天“历史终结”(福山)以后文化相对主义以“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名义更加甚嚣尘上。波普尔把文化相对主义看作是非理性主义的现代变种他说:“相对主义是知识分子犯下的许多罪恶之一。这是对理性和人性的背叛。……当前知识界生活颇为扰乱人心的特征之一是非理性主义得到如此广泛的拥护非理性主义学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那种形式。在我看来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主要成分之一就是相对主义。”()批评相对主义不是本章的重点我们将在最后一章中再进行详细讨论。  第二种观点认为东方文化是相对落后的它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东方社会对个人价值的蔑视。这种观点可以称为人本主义文化比较论。  本书基本持这种观点。这里需要提示的是严肃的读者能够发现没有一个人本主义者说过西方文化是十全十美的的这种说法恰恰是“东方主义”为反批判而采用的不讲道理的指责。我们的问题实际是“自由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比如说西方有尼禄但也有耶酥而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更多的是尼禄?此外西方文化的品质之一正是他的“批判理性”()它的自我反省精神和忏悔精神而这一点为什么是东方社会所缺乏的?比如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能指望日本人忏悔他们是只能“说不”的。  但是我们在价值判断上赞同人本主义对东方文化的批评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学理上也同意它的分析方法。事实上我们对以往的文化比较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即文化起源理论不满意因此本书要对东方文化及其起源提出自己的解释。这种解释建立在对过往研究成果的批判的基础上并努力从学术王国回归常识世界。在介绍我自己的理论之前我将先对其他有关中国文化及其起源的理论作一个简单的评述。  学术界文化比较理论的质疑  迄今为止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理论和起源理论的学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偶因论一是一因论。  、偶因论  偶因论认为导致中西文化差异出现的原因完全是偶然的或多种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它反对起源理论它认为在无限的和不可能穷尽的随机因素中寻找文化生成的第一原因或主要原因是徒劳的民族文化本身也是不断变异的比如秦朝的“民族文化”和宋朝的“民族文化”就不同。文化起源理论往往还被以哈耶克的名义指责为“疯狂的自负”。有当代历史学积极赞助这种起源虚无主义尽管它仍可能赞同文化比较的意义。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似乎大陆学者黎鸣先生、秦晖先生就持类似的观点朱学勤先生也说过:“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我的观点是“原因的原因可能是原因也可能不是原因”。目前这种观点在新物理学的“不确定性原理”那里找到了“自然科学”的支援()。自爱因斯坦相对论以来人类有理由怀疑既往知识的确定性但正如爱因斯坦所争辩的相对论仅仅意味着既定确定性可能被质疑但普遍性仍在未知世界上帝仍在“上帝从不说谎”。一些自由主义主义者倾向支持偶因论因为“它没有消解人的责任和人的主体性”这意味着实现自由更多的希望。  我对这种理论的批评是:东西方文化经过化约有自己各自的基本特性也都有各自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不能仅仅用各种互相冲突的随机的偶然性因素来解释。  另外偶因论同样存在消解人的主体性的问题:既然罪恶是历史上随机因素导致的人就可能失去责任意识和反省意识既然随机因素已经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人就可能丧失了能动性。  、一因论  “一因论”有很多分支。我说的“一因论”并非指“唯一原因论”。而是指分析家们虽然承认有一个或多种原因造成了文化的特性和中西文化的差异但是他们认为其中某一种原因是最重要的。  第一派是“治水公共工程派”。这一派以马克思和魏特夫()为代表。黄仁宇先生的有关理论()也接近这一派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东方社会公共水利灌溉工程的独特重要性对东方文化生成有重要意义(尽管马克思的主要分析对象可能仅仅是中亚干旱地区)。治水意味着需要巨大的公共工程治水公共工程的统一和强制性管理产生了集权主义。我认为这种理论有一定的重要意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方最有价值的学术贡献之一。我对这一论证过程的批评是在“治水公共工程”与“集权主义”之间缺乏充分的因果关系或者说有充分的逻辑和事实证明公共工程管理和“集权主义”的相关性与它和“民主主义”的相关性完全是不相上下的治水导致专制和导致民主的概率可以一样多。我在后面分析中将表明可以说治水理论揭示了东方文化起源真相的“三分之一”即我认为东方文化并不仅仅生成于灌溉工程而是对防灾(不仅是防洪和抗旱)工程和救灾工程、特别是灾变事件的文化适应。按魏特夫的理论何以并不干旱的华南地区未能建立起另外一种社会结构呢?  第二种观点可称之为“地理文化冲突论。”在我的阅读范围内波普尔可以看作这种观点的代表()。他认为由于希腊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结构“希腊奇迹”产生与希腊世界与非希腊世界的文化冲突与交流如希腊的数学、天文学等知识显然得得益于与埃及、阿拉伯以及其他东方民族的交往和互相学习。虽然波普尔也把自由的图书市场的存在作为希腊文化繁荣的推动力之一但是显然他认为“框架的冲突”是希腊文明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顾准先生在他对希腊文明的研究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认为建立在特殊地理特征基础上的希腊的海外移民对希腊文明起了促进作用。我们对“地理文化冲突论”的批评是:这种理论仍然只揭示了部分真相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诘难:为什么在东方在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反复冲突中却强化了一种价值取向完全相反的文明形态?  第三种观点可以称为“宗教文化决定论”。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独有的“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论理”之间高度相关()而儒家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前不久我看到何清涟女士对西方文明的文化渊源总结为:西腊哲学、罗马的法、英国的政治传统和基督教文明()。我也知道刘小枫先生说中国人缺乏敬畏之心汪丁丁先生对在中国“建立扩展性秩序”深表悲观。也有人从中国独特的科举制度、儒家文化上来寻找东方官僚专制主义的合法性基础。作为文化评论或描述性的理论这些观点无可厚非但如果作为文化起源理论这种文化诠释可能就是同义反复。因为关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问题实质就是要追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希腊哲学、罗马的法出现在西方?或者为什么西方会有基督教这样的宗教而不是儒教这样的信仰体系?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中国选择了那样一种“文官政治”?为什么中国人无敬畏之心为什么孔子的“神圣秩序”取代了“扩展性秩序”?我们提示“宗教文化决定论”还要向后退因为它在因果链条上移动的距离太短。  第四种理论就是“经济基础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这种理论在东方特别受欢迎这种认同感可能还和文化弱式群体期望“迎头赶上”的“智性的贪婪”有关。他们认为“经济富足”这是东方旁观西方的第一印象是自由的基础因此为方便起见从发展经济入手是实现个人利益和维护“国家尊严”的前提。近年来“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和相关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这样的经济学理论得到了复兴这是对东方专制主义的进一步从“经济基础”上的理解。我对“经济基础论”的批评是第一“经济基础”是纯粹思维领域里的“实体性”概念不是经验世界里的“实体性概念”即在现实世界或人类社会从来就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叫“经济基础”的东西。在东方经济主义是急躁的学习者旁观的错觉。第二“经济基础论”同样存在上述的同意反复的在逻辑上不彻底的问题为什么“亚细亚”  要选择这样的“生产方式”?为什么“低水平均衡”就没有出现在西方?问题的实质是产生这样的东方式的经济制度的根源是什么?  显然我无能穷尽所有相关理论。在我所理解的上述理论中我认为他们关于中国文化及其起源问题的解释仅仅是发现了部分真相或者说他们如果不是摸到了“大象”的一部分就是进行了循环论证。对上述理论的回顾表明我企图在学术层面上对文化比较提出了更高的理论要求。这种学术野心最有意义的实现方式是回归常识。新的理论并不是要完全否定过去的理论它的特点是如波普尔的观点首先要解释上述理论及它所解释了的现象其次要指出前面理论的不足最后它必须能够比以前的理论解释更多的东西。  三、灾变论:寻找另外一个中国  世纪的开端和结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同的问题:当越来越多的世界大国纷纷融如“世界主流文明”的时候中国文化仍然维系和承袭着一种在战国以后日益完备的古老体系。“为什么偏偏是中国?”这个近代问题经过了年仍然没有答案。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了互相联系的两个问题:首先有一种什么样的力量造就了法家主义或“郡县体制”()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其次即使与“成功的后来者”日本和俄国相比为什么中国未能顺利完成“现代化”的转变?()  既然我们不满意以往文化理论的片面性那么这种片面性的产生是否因为历史学遗失了一种历史真相特别是在“大历史”日益地位显赫的时候学术视野中不断丢失了某些反复间断出现的常识性事件?  寻找可能丢失的“连续的偶然性”  布罗代尔说:“杂事则反复发生经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这是史学界一个独特的创见遗憾的是它并未受到包括布罗代尔在内的学者们应有的重视。学术界为什么倾向于忽视“反复发生”的“杂事”?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学术研究本身具有的贬低经验事实的倾向特别是由于历史研究具有忽视过去的“杂事”的必然性因此历史的旁观者在今天在他本人有限的生命历程和学术生涯里有可能遗失或错过“几十年一遇”的“杂事”。特别是国外的研究者即使他拥有令人尊敬的“田野调查”的学术作风但他在“杂事”第二次“反复发生”前就可能不“在场”了或者较低频率的反复更容易使他将“杂事”蔑视为“历史事件”而不是当作“历史结构”?本雅明说:“过去的真实画卷一闪而过。捕捉过去不过是捕捉过去的形象过去的形象在顷刻间闪现从此不再复现只有在顷刻间它才是可以辨识的。”()如果“顷刻间闪现”的事件反复发生就具有了历史学的意义但在它的间断期(间断期可能很长)它往往不会进入历史学的视野。  我以为这个丢失的“杂事”这个反复发生成为“结构”而往往被当做“事件”来理解的“杂事”就是“灾变”:自然灾害和与此相关的社会动乱。在起源理论这个意义上我把我的文化解释理论称为“灾变论”把中国人对灾变事件的历史性适应而形成的“中国文化”称为“灾民理性”。这种新范式并未建立在新方法论的基础之上但它将在过去的地理决定论和可能论()、人类学和地理文化学之间进行开创性的调和。  “灾变论”对文化的解释  灾变论的主要观点是:在中国自然灾害问题异常严重人的生存环境极度恶化争夺生存资源导致了频繁的社会动乱自然灾害和社会变乱灾(天灾与兵灾)互相支持反复频繁发作在此基础上人性之恶在生存层面上被充分动员起来并获得了坚固的韧性同时生存危机锁定了精神自由和个人自由。我们将在“灾变论”的理论框架内对长期困扰“中国问题专家”的一些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文化问题进行常识性的破译。比如通过分析我将说明“为什么偏偏是中国”以及“心安理得的罪恶”和“制度性腐败”绝不仅仅来自这个世纪来自“极端的年代”()它的“成熟、老练和平常心”以及“历史惊人的相似”证明它来自一种激烈动荡的历史的深处。  起源理论建立在人类好奇心的基础上并总倾向于上溯到历史的源头。灾变论将回到山顶洞以前尽管它可能仅仅发现了些须真相。灾变论在这些不完备的资料中猜想:当我们的祖先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逃进山顶洞的时候生存恐惧就开始牢牢控制了他们此后由于灾变反复发生中国人从未从生存恐惧中站起来过。生存恐惧导致对强制力量(暴力与狡猾)的崇拜和对“神圣秩序”的强调。这种恐惧爬出森林经过秦皇汉武、宋祖唐宗一路血迹一直在不断发生的天灾和自己不断制造的新恐惧和残暴中强大起来。  生存理性或灾民理性是一种“自然宗教”()。“必须生存”和“不得不为了生存”成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命题同时生存危机束缚了精神的自由。意识成为虚无者唯一实体性的东西是物质利益而由于资源短缺获得物质利益的主要手段依赖强力和机会主义而国家是最大的强力。所以灾民理性首先是一种关于“物力崇拜”的宗教缺乏对精神和弱者的尊重没有善恶观念或者说利害观念取代了善恶观念。其次“政治”在灾民社会在本质上是以暴力垄断生存资源的最有“效率”的生存手段。“政治是糊口型经济”这是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作为“效用”最高的生存手段的政治它的第一原则是“力量执政”是你死我活。灾民政治生活的第二原则是“恩人执政”救灾者因“道德”理由成为灾民的监护者和专政者。但这种“道德”基本是非理性的它的合法性先后建立在“救世主”神话和“本质主义”的神话基础基础之上。在朝的政治文化是恩人作秀乾隆说:“朕可与他人比耶先人而忧后人而乐理固宜然。近因久旱无雨忧劳过甚以至癯弱……此后雨泽沾足朕庶解焦劳也。”他在暗示一种脆弱的政治合法性。在野的政治文化是“恩人移情”司马光说:“四民之中惟民最苦……水旱、霜雹、蝗蜮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这是知识分子的圣人思想在百姓那里就表现为“义气”一种乞丐式的市恩文化但讲义气与讲道理往往是冲突的。“力量执政”济以“恩人执政”是“法儒合流”的精神本质其现实基础是灾变。  灾民理性是“生存文化”而不是关于“文化”的“文化”。灾民理性将一切中国文化还原为生存需要和生存斗争需要。这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及其特殊的文化现象。在相对主义日益蛮横的时刻我将在相对主义的硝烟里寻找绝对罪恶的“历史真相”()同时通过“理性的探险”()希望发现“恶”()的来路和它平离开“光天化日”之境的具体途径。改变汉语世界的“文化特质”在灾变论的语境中表述为“灾民理性的话语转换”。  话语的转换  “今天人们正力图在人类思维的长期性中在某一思想或某一集体心理充分和同质的体现中在某一竭力使自己存在下来、并且在一开始即至善至美的科学的顽强应变中在某种类型、某种形式、某项学科、某项理论的活动的持久性中探测中断的偶然性。”()“灾变论”试图在民族文化与生存环境的关系中解释中国文化的“连续性”从而寻找现代野人若干返祖现象的历史真相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灾民文化的“连续性”的“断裂”即探讨实现灾民话语向自由话语“转换”的可能性。在某些方面灾变论是中国的“文化解释学”()或“知识考古学”()但它分析的对象不仅是语言单位也包括人类的行为它也在“行为主义”()的分析方法中吸收营养。“灾变论”也没有为“政治霸权”()解脱责任因为“灾变论”强调“恶”是人的自由意志和生存环境“互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环境“决定的”。我同意波普尔的观点():历史归根结底是人的历史()是人在“零碎的工程”()中创造了历史。灾变论实质上要努力“明确”人的责任并主张通过反省我们的历史上的诸种罪恶(当然首先是现实的罪恶)来承担人的责任企图凭借这种“灵魂的革命”()在这个“没有救赎希望的地球上”()获得救赎。  在历史研究中引入自然事件可能为思想史提供一个“客观”的起点而这一遥远的始点这一文化的“第一推动力”曾是韦伯和福柯以相反的方式刻意回避的问题。我以为历史是可以解释的虽然各种解释未必是唯一真理但也决不是“异想天开”更可能是“近似值”。但我同意历史是不可能在现有的知识能力以外()进行预定的。灾变论是历史可解释论以此为人类明确历史责任灾变论反对历史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甚至地理决定论以此赋予人类以选择的权利。第二章中国历史的灾变结构在中国一个省份内发生灾荒的次数超过一个欧洲国家。  乔治·斯当东  我国灾荒之多世界罕有就有文献可考的记载来看从公元前十八世纪直到公元二十世纪的今日将近四千年间几乎无年不灾也几乎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至称我国是饥荒的国度。  邓拓  历史造就一个民族。  《历史的真相》  一、“灾变论”的文化适应论  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互相“适应”。如果说“自然的观念”是文化的基本内容那么就可以说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如果我们同意这一达尔文主义的基本理论就意味着解释不同的文化就要确定不同文化的生存环境是不同的。生存环境首先包括地理环境然后包括以地理环境为基础的、人类活动所创造的物质与文化产品。后者可通称为“非地理环境”。灾变论把“文化比较”理论建立在生存环境比较的基础之上它的基本论点是:中国文化是中国人面对连续而激烈的灾变连续而激烈地适应的结果。  地理环境与必须适应论  “灾变论”首先必须确定自然灾难在中国出现的频率和严重性要高于西方。由于专业的局限性我将尽力证明这一点。这种勉为其难的论证如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那么我可以不情愿地将上面这个判断作为我的理论体系的基本假设就象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源有限”和“经济人”的假设一样。  起源论要说明:如果企图为亚欧大陆两侧居民不同的文化形态提供一个全新的充分的解释通过求异推理只能在自然灾害在两边分布的不同始能找到文化差异的“最后”根基。  灾变事件具有文化意义必须满足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灾变发生在时间上具有频繁性和经常性在空间上具有普遍性。这需要“大历史”的研究方法和"小历史"的研究方法相结合。  、每次灾变几乎都具有严重的人类危害性。  具有这两个特征的生存环境迫使人类必须适应环境(顺从与“应战”)长期适应生成一种民族文化。  、灾变发生的不可预测性。这包括两层意思:第一人们知道灾难肯定将要发生但是第二即将发生的灾难将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发生却无法预期。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正是灾变的非理性预期的这个特征导致了“生存恐惧”或“灾民恐惧”并使这种恐惧心理上升为恐惧人格。  非地理环境与再适应论  满足上述三项条件的自然灾害将引起社会动乱和生存恐惧人在这种社会危机中还“必须”适应这种灾难性的“人为灾害”。在上述三项条件下人类生产力水平长期得不到显著提高。在人类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漫长历史时期自然灾变和社会灾变又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此外记忆、传播和遗传同时延续并放大了灾民恐惧并强化了灾民理性。“东方专制主义”是再适应过程生成的灾民政治文化。  灾民理性和政治专制主义并不能有效整治灾变和应付灾变相反由于专制主义自身的逻辑它是自然环境恶化和社会动乱的新的根源而继续恶化的灾变状态又进一步强化了专制主义。这表明灾民文化是“现实”的但未必是“合理”的。我将非地理因素强化或制造的灾变称为“再适应灾变”。  “再适应灾变”以自然灾害为基础同时作为一种独立力量在文化生成中发生作用。它是对自然灾害的本能反应或是“命运的宗教”。人类必须同时对两种灾变进行适应这无疑强化了灾民理性的“超稳定性”。  正面的文化适应  自然灾变在中国还存在另外一个“正面”特征:间断期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暂时性”的较好的土壤、水文和气候等条件这是文明延续得以可能。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它确保中国没有变为第二个非洲并使“中华文明”得以绵延迄今。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良好”的自然条件的频繁交错共同控制了中国人的命运。但重视这一特征丝毫不意味着否定灾变是中国历史的结构性特征毋宁说恰恰证明了这一特征灾难间歇期的安逸是紧张状态中的安逸。  二、灾害中国中国自然灾害史  在说明“灾民理性”之前我们必须说明“灾变”事件如何构成中国历史的“结构”。这种说明主要在与西方文明起源的西欧特别是希腊的地理环境的比较中进行。尽管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共同构成“灾变”的全部内容并且经常是互动关系但为叙述方便起见我们分别予以解说。  中国结构性自然灾害的地理学解释  、地理位置、面积与典型的季风性气候、大陆性气候、气候的复杂性  中国独特地理位置和国土面积等自然地理特征构成了中国独特的或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基础。  “中国位于世界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的东南部濒临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由于海陆之间的热力差异而造成季风气候特别显著……中国是世界上季风最为显著的国家之一。”()季风气候的主要特征是季节变化剧烈降水集中干旱也相对集中。这一气候特征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严格说来从季风的成因和概念考虑世界的典型季风区仅出现于亚洲东部、东南部和南部。”()亚洲在全球大洲中面积最大约为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与其他大陆相比亚洲多数地区的大陆度平均在以上。”“亚洲内陆到海岸的距离最远超过公里而在西欧各地与海岸的距离最大距离不超过公里。”()陆路辽阔意味着远离海洋的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存在“强烈的大陆性”这首先意味着干旱问题极端严重其表现之一就是亚洲腹地的沙漠化这一特征构成魏特夫的理论前提。其次是寒暑变化极端酷热与严寒同在。太平洋西部复杂的洋流系统对中国气候的剧烈变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与大陆性和季风性特征一起导致气温和降水的地区差异和季节差异。亚洲因此也是中国的典型的季风气候和强烈的大陆性以及气候类型的复杂性等气候特征与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西欧显著的海洋性气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欧特别是希腊群岛温暖湿润季节变化不显著。中国人生活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里特别是在中国文明发祥地的华北地区和黄河流域必须不断适应季节的激烈变化。中国西北高原、华北内陆远离海洋旱灾极端严重。那里的居民几千年挣扎在生存线上生存危机抑制了生产力的提高。  、轮廓特征、地势特征、地形特征与地质特征  中国是一个为高山和海洋岛屿、深海沟封闭的大陆。“欧洲犹如亚欧大陆向西伸入到太平洋中的一个大半岛因此盛行西风能够将北大西洋暖流的暖湿汽流吹送到欧洲大部分地区使之具有温和湿润的气候。”()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起伏极端几大河流由西向东顺势狂奔加之降水在时间上相对集中水灾特别严重中国是世界上水患最严重的国家。同时中国地形复杂多边山高谷深迎风坡降雨、锋面降雨、泥石流等易成灾害。中国人可以说是“斜坡上的居民”在这个灾难不断滚滚而来的斜面上稳定生存往往受到威胁生活往往被摧毁人类被迫匍跗于斜面上失去了“直立”的尊严和从事精神生活的闲暇。  在地质方面几大“版块”在中国交接以地震为主要灾变的地质灾难相对集中。“(亚洲)大陆东缘有巨大的岛弧海沟系是地球上最活跃的活动带这里地震频繁具有浅、中、深源地震世界大部分的强震都发生在这里。岛弧海沟系也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带目前全世界的活火山大约有个其中一半以上分布在太平洋周缘的岛弧海沟系地带。”()此外中国内陆沙漠面积、戈壁面积广大土壤品质低劣水土流失严重。  、“冲积扇上的紧张”  总体上来说人类是地球上河流的邻居。中国文明同样是大河文明。但由于季风气候和地形特点中国的河流冲积扇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一方面它供给农业发展优越的土壤条件和灌溉条件这使文明得以产生并生生不息但另一方面是激烈变动的水灾、旱灾和低温天气这使文明局限于较低的层次并经常中断从头再来。在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生存环境中农业生产和收获处于十足的战争状态生存紧张支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国的主要自然灾害及其对中国历史结构性作用  中国是一个多灾之国这是中国地理的一个基本特征。自西周至清末约年间共发生大灾荒次平均每年发生次。()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资料本世纪以来全球发生的起特大自然灾害中中国就有起占因灾死亡人数约占同期全球自然灾害死亡人数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灾难气氛笼罩下的灾民社会这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近年来中国平均每年都因自然灾害造成数万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亿元人民币近年已达到亿元以上并继续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年到年年的时间里中国灾害损失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美国年的同类数字是日本是。  根据《灾害与我们》()一书的介绍中国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按其成因归类可分为四大类:即地质灾害、气候灾害、海洋灾害和生态环境灾害。  、地质灾害  地质灾害主要包括被称谓群害之首的地震以及火山喷发、山体崩塌、滑坡、地面沉降、泥石流、地裂等灾害现象。中国至少有个省会城市和京津两市分布在地质灾害集中的区域。其中的国土和的大中城市均位于地震高烈度区(大于度)。  在中国历史上仅有记载的地震就有次其中次为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从年至今发生级以上强震次。其中年月日陕西华县的大地震造成万余人的死亡居世界震灾史上死亡人数之首。年唐山大地震让人类至今谈虎色变。从年到年的年中发生有害地震次。在全球历史上死亡人数大于万人的次大地震有次发生在中国其中死亡人数大于万人的次大地震全在中国全球级以上的陆源地震有发生在中国。有人统计中国平均每年因地震死亡人。  、气候灾害  气候灾害可以包括旱灾、涝灾、风灾、雹灾、霜灾、冻灾、雪灾等等。其中旱涝之灾尤为严重从公元前年至公元年的年间共发生较大水灾次较大旱灾次几乎平均每年都有一次较大的水灾和旱灾。年以来重大的天气和气候灾害平均每年达次之多干旱和洪涝面积平均每年达万公顷登陆台风平均每年次均居世界各国之首。根据《洪荒启示录》()一书提供的统计字年至年仅水灾平均每年经济损失亿元。“我国是一个多山多暴雨的国家……各大江河中下游平原共约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是我国最精华的地区集中全国半数以上人口和工农业产值这些地区地面高程有不少都处于江河洪水位以下……洪水问题就更为严重。”()  黄河年来中下游决口泛滥次大的改道次。年黄海流域发生了著名的大旱灾约万灾民在饥饿中号啕年至年的旱灾仅河南一省就饿死万人年至年晋、冀、鲁、豫一次大旱灾就饿死万人。  长江年成灾次其中年、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万人年灾民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万人年长江流域的水灾导致万人死亡。  淮海近年来发生水灾次海河近年来有次淹及北京次水进天津……  中国的每一条大河都是西太平洋的残忍的信徒千百年来无数中国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的生命和财产都成了他们东下朝圣的牺牲。或者可以把它们比作极端过分的恶作剧者他们为人类送来牛羊和稻谷但其目的仿佛就是为了马上将之掠走。各河流冲击扇产生多少丰饶和文化就产生多少饥荒和反文化。  、海洋灾害  海洋灾害包括热带风暴(台风)、风暴潮、海浪、海冰、海雾、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蚀、海水入侵和赤潮等其中台风和风暴潮的危害最大。据统计平均每年影响中国的台风近个其中登陆的个约相当于美国的倍、日本的倍和前苏联的多倍。  、环境灾害和生物灾害  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是比较严重的。环境的不断恶化如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不仅是自然灾害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强烈增加了人类生存危机感它导致人的绝望和歇斯底里反过来加剧了生态灾难。  生物灾害有两种:直接危及人类生命的和毁坏粮食与设施的。前者在远古时代危害比较突出史籍记载的很多。后者因蝗灾和鼠灾及各种虫害而闻名。据统计现在生物灾害每年造成经济损失达亿元人民币在科技落后的古代生物灾害的严重性可想而知。  各种自然灾害几乎都附带造成各种瘟疫和传染病这种附带危害往往超过自然灾害本身的危害程度。  、再适应灾害  很多自然灾害并不完全是自然的“天灾”往往由于“人祸”灾民理性不仅是自然灾害的文化适应也是各种灾害的非地理性根源。如在专制社会因“公有物不幸”的问题导致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从而加剧或引发了自然灾害。专制政府对公共工程的漠不关心和决策的随机性也导致和加深自然灾害。还有战乱它不仅常常是灾害的产物而且是灾害的延续与扩大。专制制度的官僚只对上负责为讨上面高兴和显示政绩往往隐慝灾情导致灾害恶化。《后汉书》有载:“间者郡国或有水灾妨官秋稼朝廷推咎忧惶惶惧而郡国欲获丰穰虚饰之誉遂覆敝灾害多张垦田……”  总之中国的自然灾害随时间的进展必须和政治文联系起来才能深刻地理解。正因为如此再适应灾害问题的极端突出挑战了国际社会公认的灾害概念。“年代中期和晚期毁灭性的几次饥荒毫无疑问是军阀管理不当的结果以致照章只救济自然原因造成的饥荒受害者的华洋义赈会不得不改变其饥荒的定义以便它能向因管理不当和剥削造成的状况而挨饿的人提供援助。事实上美国红十字会那时拒绝参与中国饥荒救济因为这种饥荒是由政治而不是自然现象引起的。”()  对中国自然灾害进行统计以及对中国和西方自然灾害进行统计比较研究无疑会对灾变论提供“科学的基础”。专业和资料所限我们将尽力而为。以下是我们从《皇权与中国社会经济》以及《灾害与我们》两本书中分别转引的反映中国灾难史的两个统计图表:  图一:点击此处  图二:点击此处  关于中国灾变问题之突出严重性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灾荒史记》作了这样的综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历史上发生的自然灾害实已无计其数。数千年来中国的自然灾害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普遍性。……战争也是造成灾荒的人为条件之一。…中国历史上掠夺战争相当频繁。……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自然灾害对于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极大的威胁。”除了灾荒的“社会因素”编著者对中国灾荒发生的自然条件作了这样的总结:  “中国幅员辽阔环境条件复杂致灾因素和灾种较多如:中国大陆地处中纬度东濒太平洋西为世界地势最高的青藏高原海陆大气系统形成复杂的反馈关系大气中极地高压与热带高压的消长季风的影响太平洋环流海温的巨变及厄尔尼诺现象对大气环流和风暴源的作用都严重影响着我国的大气形势加之大陆区多变而剧烈的地势起伏植被覆盖率低地下放热放气的影响等都是造成我国气象与海洋灾害众多的因素。中国强烈宏大的环太平洋构造带与地中海喜玛拉雅构造带交汇部位地壳活动剧烈地形变化复杂因而成为世界上地震与地质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中国生态环境多样具有多种病、虫、鼠、草害滋生和繁衍的条件。”  最后编著者“毫不夸张”地宣称:“有史以来中国人就是在抗御和战胜自然灾害斗争中发展建设起来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整个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同自然灾害的斗争史。”  灾民社会的产生  有史以来中国人仿佛是大自然里的犹太人在自然的淫威下成为流浪者。这是地球东方一个灾民部落。生存是斗争是生死之战“与天斗”的被迫适应同时转化为“与人斗”的争夺有限生存资源的再适应。大禹和女娲我们的伟大祖先首先是灾民英雄象地球上其它地区的居民躲在上帝的背后一样我们躲在灾民英雄的背后让他们为我们补天安地遮风挡雨同时把他们当做上帝赋予他们绝对支配我们生命和财产的专断权力。灾民恐惧成为民族集体潜意识在理性引导下发展为灾民理性。长期的与天斗与地斗使中华民族具有了罕见的生存能力这可能是种族绵延不绝于今的原因之一。  自然灾变是灾民文化产生的基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有史以来遭受这么频繁这么残酷的“天罚”所以古人有“天降丧乱”之说。这一灾变特征使中国和欧洲国家区别开来。同时中国另一个众所周知而又众说纷纭的特征是“没有历史”(停滞)的中国专制主义史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应受到了关注。我们同样关注这种相关性的不合理性。以上统计表明在时间上中国年平均发生灾害的次数呈递增状态而根据另外的统计同样证明了这一趋势迄今有增无减:“近十年来,自然灾害的发生次数增多频率加快危害加重。全国年均成灾面积年代是年代的倍是年代的倍。”()可以认为首先灾害递增同灾民理性日益强化和完善是正相关的关系其次灾民理性虽然诞生与灾民的求救声中但它只是不断强化使它得以出生和成长的灾难基础而已。这一结论意味着自然灾变与灾民文化的相关性不等于合理性。  关于灾害在中国特殊性事实上已经被一些在中国有长期居住经验的传教士和学者所注意遗憾的是灾变却未能在他们那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我们发现尽管他们广泛描写了中国“饥荒”问题的突出但在阐述“中国文化的特质”或“中国人的精神”的时候却从不关注二者的相关性。  费正清可以说与灾变“失之交臂”他对中国人生活的有关描述本来足以为他关于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描述作最好的注解:  “就水的供应来讲说华北在正常年份仅足以勉强维持于是周期性的缺雨就易于产生旱灾饥馑。从水源上来说华南占据优势。但就土壤而论华南相形之下就差些因为不断有水渗过它那温暖的土地把那些对于植物生长至关重要的矿物养分溶化渗走了。在这两种情况上自然资源由额度不懈努力加以补充而利用人粪不过是比较突出的一种形式。如果没有足够的粪便或相当的化肥施回土中中国是没有一块地区供养它今日这么多的人口的。在小块土地上花费大量人力并以人粪尿为肥料这一事实已经产生了它的社会影响因为它是稠密的人口和精耕细作的土地相依为命彼此缺一不可。人口的密集使精耕细作成为必要并给它提供条件。这种经济一旦建立之后就凭其惯性继续发展并树立起关于人的价值的标准把许多人手的折腰断背的劳动视为当然而一直把节省劳力的创造发明视为异端。……大河泛滥平原上的生活始终是艰辛的那里的人们依靠自然超过依靠他们的主动性。“生死在天”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在广阔的平原上耐性的中国农民听任天气摆布依靠天赐的阳光和雨露。他们不得不接受世代不绝的水、旱、饥、疫等天灾。这同生活在地形多样化土地上的欧洲人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前生活在地中海区域乊欧洲大陆的西方人决不离开水源太远他们只要有主动精神总可以靠渔猎来弥补农业的不足。在西方人的经济生活中航海通商自古以来就一直起了直接的作用。为了便利通商而进行的勘探和发明是西方人与自然作斗争盯饿典型手段而决不是听天由命无所作为。()  事实上費正清已经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但他没有进一步用这种认识来解释中国社会的一些精神想象所以他说“然而说来奇怪一个中国人和他的同胞一直这样密集地生活在一块土地上使他也成为最具有社会观念的人使他实施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四周的社会习俗因为在他整个一生中,很少生活在其他人听闻所不及的圈子之外。”()我将在后文中探究这种“社会观念”的本质并说明这种“社会观念”恰恰是灾民社会的必然产物是丝毫不值得“奇怪”的。  三、动乱中国中国社会动乱史  我们已经说过社会动乱往往是一种再适应灾害越是自然灾害严重的地方越是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方社会动乱与自然灾害的相关性越强在极端情况下自然灾害必然导致社会动乱。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动乱与自然灾害有高度的相关性。中国的历史首先是一部社会动乱史,“盛世”之说反证了“乱世”的普遍性。特别是在灾民社会的历史早期摧毁性的自然灾变奠定了社会动乱的自然基础然后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之间以及各种社会动乱之间交替出现。在以后的历史灾变的重复中历史的线性发展面临巨大的障碍永远存在下一个动乱使每一次社会发展的努力回到或接近出发点。“摧毁性自然灾变”是“掠夺性社会动乱”的第一基础然后发生自然灾变和社会灾变的不断置换以及掠夺与反掠夺的动乱循环。因此中国历史与中国自然灾乱史具有基本相同的特征:社会灾难和变乱极端严重并反复发生只不过这里的主角是人类自身。  生存之战:怎一个“乱”字了得  摧毁性自然灾害严重威协了人类的生存将人类社会沦于死亡、贫困和恐惧的边缘由于灾变扫荡了生活资料毁坏了生存资源掠夺有限的生存资源就成了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人与自然的恶劣关系转换为人与人的恶劣关系。中国社会动乱的本质是生存之战。生存之战的原则是“你死我活”与主义和荣誉之战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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