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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的传奇发现经历(寻找佛光寺、发现最古老木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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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的传奇发现经历(寻找佛光寺、发现最古老木塔)梁思成发现世界上最古老的木塔 梁思成的传奇发现经历 第一篇 发现大佛光寺 建筑不是下层匠人劳作的手艺活儿,它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凝动的音乐,是永恒的艺术。 ——梁思成  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为这事是明显地代表着我们文化衰落,至于消亡的现象。      ——梁思成 这是我们这些年的搜寻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构建筑。不仅如此,在这同一座大殿里,我们找到了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个别地说,它们是稀世之珍,但加在一起它们就是独...

梁思成的传奇发现经历(寻找佛光寺、发现最古老木塔)
梁思成发现世界上最古老的木塔 梁思成的传奇发现经历 第一篇 发现大佛光寺 建筑不是下层匠人劳作的手艺活儿,它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凝动的音乐,是永恒的艺术。 ——梁思成  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为这事是明显地代表着我们文化衰落,至于消亡的现象。      ——梁思成 这是我们这些年的搜寻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构建筑。不仅如此,在这同一座大殿里,我们找到了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个别地说,它们是稀世之珍,但加在一起它们就是独一无二的。      ——梁思成        1937年6月的一天,大多数北平人还保持着多年来形成的生活节奏。居住在北总布胡同3号的梁思成一家,正忙着准备出发去山西五台山。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搜寻一座可能是兴建于唐代的古寺——大佛光寺。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人发现过保存完好的唐代木结构建筑。           宛平城外,日军正在进行实弹军事演习,演习的内容就是攻克北平。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在卢沟桥一带制造了多起事端,终因中国军队保持克制而未能得逞。可是一切迹象都表明,战争已经临近了。那一年梁思成三十六岁,           梁思成,中国近代大思想家梁启超的长子,中国建筑史的奠基人,在当时就被誉为中国的国宝之一。他曾充满激情地写道:建筑不是下层匠人劳作的手艺活儿,它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凝动的音乐,是永恒的艺术。          1937年6月22日,他们出发了。因为小时候一桩车祸留下的遗症,梁思成背部微微有些驼,一只脚也略有点跛,但他始终保持着充沛的活力。他的夫人林徽因也出身名门,是三十年代中国有名的才女,和梁思成志同道合。佛光寺真的存在吗?如果真能找到这座唐代古寺,对中国建筑史来说,将会是一个最辉煌、最重大的发现。           从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民族经济和文化获得短暂的发展并趋于繁荣,被称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然而当时文化界的主要潮流,却一味迎合西方的新潮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屑一顾。另一方面,外部侵略和内部战乱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中国人的头上,少数几大城市的短暂繁荣,并不能掩饰广大乡村的贫困和落后。梁思成的梦想,看起来是那么难以实现。他不无担忧地说:“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为这事是明显地代表着我们文化衰落,至于消亡的现象。”林徽因发表在《大公报》上的通讯也曾写道:艺术是未曾脱离过一个活泼的民族而存在的,一个民族衰败湮没,他们的艺术也就跟着消沉僵死。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到了连祖宗传留下来的家产都没有能力清理,或保护,乃至于让家里的至宝毁坏散失,或竟拿到旧货摊上变卖;这现象却又恰恰证明我们这做子孙的没有出息,智力德行已经都到了不能堕落的田地。           在他们的眼中,建筑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思想和文化。而在当时,中国古建筑的发现还是一片空白。鉴于这种情形的长期存在,日本学者便断言:中国已不存在唐以前的木构建筑,要看唐制木构建筑,人们只能到日本奈良去。1936年,日本近代建筑史学博士伊东忠太在新出版的《中国建筑史》中提出:“研究广大之中国,不论艺术,不论历史,以日本人当之皆较适当。”言下之意,中国人不具备研究自己艺术和历史的能力。在本世纪的那段艰难岁月中,中国面临着国土被侵略,文化要丧失的双重危机。           1924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共赴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           日后梁思成回忆说: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史教授古米尔对中国建筑史非常感兴趣,并向梁思成询问有关情况。梁思成这才发现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是一片空白,他只能回答说: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建筑从来就不是一门艺术,顶多只是一些工匠们的手艺活而已。           1925年,梁启超把一本新近发现并重新校印的古书寄给梁思成。在扉页上梁启超写到: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这本书叫《营造法式》,作者是宋徽宗的工部侍郎李诫,著于公元1100年。它完整地记录了当时宫殿建筑的各种建造图例和标准,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一部建筑标准手册。梁思成立即读了这本书,在一阵惊喜之后,又感到莫大的苦恼,里面有太多的术语无法读懂。但他已经看到,研究中国建筑史的一扇大门已经打开。对这本书的解读和研究,伴随了梁思成整整一生。           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后,梁思成决定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准备完成一篇《中国宫殿史》的博士论文。1928年2月,他告诉导师,为了完成论文,必须回国去实地调查,收集资料。从此以后,梁思成回到了祖国,开始他梳理中国建筑史的事业。           1937年6月26日,从北京乘火车到达太原的梁思成一行人,再乘坐公共汽车,在平原上经过三、四个小时的路程后,到达了五台县城。           从五台县到佛光寺,梁思成他们走了整整一天。骑着毛驴环绕于崎岖的山崖小道上,坡陡路狭,行路艰难。像这种探险般的野外考察,梁思成在五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他刚刚加入国内唯一的研究建筑的学术机构——营造学社。 引发他们第一次实地考察的是一张照片。 1931年年末,在北平的鼓楼,展出了一张蓟县独乐寺的照片。梁思成的同窗好友杨廷宝看到后告诉了梁思成。梁思成马上被照片中巨大的斗拱所震惊,猜想这也许是一处早年的建筑物。他决定实地去考察一下。           1932年4月,梁思成和二位营造学社的同事从北平出发,前往约80公里以外的河北省蓟县独乐寺。这是梁思成开始野外考察的第一步。然而,中国农村是什么样子,对这个一直生活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来说,是缺乏起码的了解和准备的:“这是一次难忘的旅行,是我第一次离开交通干线的经历。……那时我还不知道。在此后的几年中,我将会习惯于这种而毫不惊奇。……我们的旅行就像奇怪的拖长了的野餐一样,当我们遇到滑稽但又是灾难性的祸事的时候,不是让人极其难堪就是特别开心。”           林徽因在家中牵肠挂肚了一整天。到了晚上,梁思成从蓟县终于打来电话:“没有土匪,四个人住店一宿一毛五。”           经梁思成考证,独乐寺始建于公元984年,是当时已知的年代最早的木结构建筑。           对独乐寺的实地考查,在那时是一个创举。这种方法意味着不再坐在家中,单纯以文字方式研究,而是走出去,实际考察和寻找、测量古代建筑物,用照相及写生方法记录。这是中国人用科学的方法,从实物中研究中国建筑的开始。           第一次实地考察就获得如此重大的发现,这让梁思成兴奋异常。他迫切地想知道是否还有唐代的木结构建筑。           这时梁思成偶然看到了一本画册《敦煌石窟图录》,这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石窟实地拍摄的。在这本书中,梁思成有一个重要发现。他看到117号洞中有一张唐代壁画“五台山图”,绘制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并指出了每座寺庙的名字。其中有一座叫“大佛光寺”,这让梁思成看到了发现唐代建筑的希望。           1937年6月,梁思成和他心中的佛光寺越来越接近了。           唐代建筑艺术是中国建筑发展的一次高峰,在建筑历史研究上也有重大意义。可是由于年代久远、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建筑物的保存极为艰难。           从1932年到1937年间,梁思成已实地考查了137个县市、1823座古建筑。可是他一直期望发现的唐代木结构建筑却从未出现过。 他在文章中写道: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屡败于近代列强,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统治阶段对于一切国粹都失去了信心。古老的被抛弃了;对于新的即西方的,却又茫然无所知。 佛教和道教被斥为纯粹的迷信,许多庙宇被没收并改作俗用,被反对传统的官员们用作学校、办公室、谷仓,甚至成了兵营、军火库和收容所。毫无纪律的大兵们由于缺少燃料,竟把一切可拆的部件--隔扇、门、窗、栏杆,甚至斗拱都拆下来烧火做饭。 看着古建筑在漫长的岁月中被毁掉、被重建、被改建,梁思成痛心无比,究竟还有没有唐代的木结构建筑存在?他根据经验判断,如果有,它应该地处偏僻的山区,香火不旺,没有遭受过大规模的天灾和战火。           循着《敦煌石窟图录》的线索,梁思成又在北平图书馆的《清凉山志》中读到了佛光寺的有关记载。上面写着佛光寺处于五台山的外围,祈福进香的信徒很少。这份记载和梁思成的推断吻合了,但大佛光寺还会保留到今天吗? 他很可能不会成功,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千年。木头是一种易损的材料,很容易遭受虫蛀、腐蚀和火灾。 而人类可能是最大的敌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步步紧逼华北。对战争的忧虑,使梁思成觉得必须加快考察古建筑的步伐。否则,战争一旦爆发,就再也没有机会去发现那些幸存了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了,他们实际上是在和时间赛跑。           1937年夏天,佛光寺在梁思成走完了一条漫长的发现之路后,来到了它的面前。      当年寻找佛光寺的四人中,梁思成、林徽因、纪玉堂都已去世,最后一位见证人--建筑学家莫宗江教授也因重病住进了医院。六十二年前,那次建筑史上最辉煌发现的具体情形,我们已听不到当事人的回忆了。唯一的依据,便是梁思成1944年10月发表在《营造学社会刊》上的《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发现佛光寺的具体日期,也是根据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一些书信记录,结合我们自己的实地考查推断出来的。           1937年6月26日的黄昏时分,梁思成一行到达豆村附近,这就是《敦煌石窟图录》一书中标有“大佛光寺”的大致位置。今天,当年人烟稀少的豆村已成为豆村镇,有一万多人口,在镇中的唯一交叉路口,标明离此东北约5公里处便是佛光寺所在。           这段5公里的沙石路,直到今天,游人还是很少,正如梁思成当年所判断的那样,交通不便,香火冷落,寺僧贫苦,所以修理装饰都很困难,而正是这些原因,使佛光寺这座古老的建筑得以保存。并在1937年的6月26日,向梁思成展示了它恢宏壮美的身姿。          “它是一座雄伟的建筑。”          “它有巨大、坚固和简洁的斗拱,超长的屋檐,一眼就能看出其年代已久远。”          “但它能比我们以前发现的木建筑更古老吗?”          “难道它就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所展示的佛光寺吗?”          “难道它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一座唐代木结构建筑吗?”          “那高大的门顿时就给我们打开了。里面宽有七跨,在昏暗中显得更加辉煌无比。”           然而真正的调查和判断是困难的,它究竟是不是唐代木构建筑?究竟建造于何年?千年的沧桑变迁中,它是否被后世彻底改建过?           6月27日,艰难的考证工作开始了。 佛光寺正殿居于10多米的高台之上。正殿横长34米,内殿纵深20米。殿中有一巨大佛坛,赫然耸立佛像三十余尊。周边是一圈五百罗汉的塑像。整座殿宇净高近9米。塑像、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础都看过了,无论是单个还是总体,它们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晚唐时期的特点。这时候,梁思成他们焦灼地想知道它的确切建造年代。           通常殿宇的建造年月多会写在脊檩上,佛光寺的北檩隐藏在一层顶板之后。梁思成决定从檐下空隙爬进去。然而等待他的是几千只蝙蝠。它们聚集在脊檩上边,就像厚厚的一层鱼子酱,无法驱赶。就在这时,梁思成的手电筒照到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我们忽然看见梁架上有古法”叉手“的做法,是国内木构中的孤例,这种做法只有在唐代绘画中才有。这样的意外,又使我们如获至宝。”           “当我们终于从屋檐下钻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发现背包里爬满了千百只臭虫。我们自己也被咬得厉害。可是我们的发现的重要性和意外收获,使得这些日子成为我多年来寻找古建筑中最快乐的时光。”           6月28日,也就是梁思成在佛光寺的第三天,他们终于有了最重大的发现。林徽因在一根大殿梁的根部注意到了有很淡的墨迹。           “这个发现对我们大家有如电击一般,没有比写在梁柱上或刻在石头上的日期更让人喜欢的东西了。那富丽堂皇的建筑已在面前--但我怎样确认它的建造日期呢?唐朝从公元618年一直延续到公元906年,现在这带有淡淡字迹的木头即将提供给我盼望已久的答案。”           林徽因把头尽量往后仰,从下边各个角度来辨认离地二丈有余的横梁上的字迹。她依稀看到: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           “原来出资建造这座庙宇的是一位女施主。”同样身为女性的林徽因,因激动而担心,是否是自己生动想象产生的幻觉?她快步地跑出大殿,在她的记忆中,大殿前耸立的经幢上似乎有同样的字迹。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在那座现在已被完全保护起来的经幢上,赫然写着同样的句子: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柱上刻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相当于公元857年。横梁和经幢上的字迹吻合在了一起。           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被巨大的天王像挡住的女人,并不是僧人所说的是“武则天”,而正是出资建殿的施主宁公遇本人。佛光寺,一座至迟建造于公元857年,保存完好的唐代木构建筑就这样被发现了。          林徽因与佛殿主宁公遇塑像的合影  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一片红光。这是梁思成开始野外调查以来,最高兴的一个时刻。他们将带去的全部应急食品,沙丁鱼、饼干、牛奶、罐头统统打开,庆祝着这一注定当时要被忽视的伟大发现。          “这是我们这些年的搜寻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构建筑。不仅如此,在这同一座大殿里,我们找到了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个别地说,它们是稀世之珍,但加在一起它们就是独一无二的。”           年仅36岁的梁思成站在这座辉煌的古庙前,激动不已。而战争来了,这一中国建筑史上最伟大的发现,顿时显得无足轻重。整个民族在为生存而流血。作为一个建筑学者的梁思成,只能以执着而默然的方式,完成他那一代人应该完成的发现。        1937年7月9日,《北平晨报》上登出一则消息,说是梁思成从五台佛光寺打电报回北京,报告发现了唐代建筑寺院。这张报纸的第三版还报道了七·七事变的消息,标题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外交部向日严重抗议,事态不致扩大,和平解决有望。”实际上,事态正在急剧恶化。但远在消息闭塞的五台山区的梁思成,并不知道这一切。直到7月15日,他才读到报纸,知道了北平发生的一切。        1937年,对于梁思成而言,是辉煌的一年,也是灾难的一年。在这一年的最后四个月,梁思成全家开始了漫长的逃亡之路。       不久,豆村被侵华日军占领,成为进攻五台山的一个重要据点。佛光寺在刚刚被发现之后,又面临着一场浩劫。       50年代初,当北京进行大规模改造时,梁思成提出要保留北京的古城墙,改为老百姓的娱乐场所,把政府行政区设在旧城以外。他不断地向当时北京市的有关领导人说:“我们将来认识越提高,就越知道古代文物的宝贵。”       1961年,国家文物局第一次公布了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有敦煌千佛洞,北京天安门、故宫,山西五台山大佛光寺等。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因病去逝。 直到去世前,他也没有机会再去一次佛光寺。  梁思成发现世界上最古老的木塔 新中国成立前,在华北地区,有一首民谣广为流传:“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说的是华北比较有名的几处名胜。民谣流传了不知道多少年,人们拿它当儿歌教孩子,但很少有人注意歌谣中说的这些文物。20世纪30年代,有一个人听到这首民谣后惊喜异常,立即将它记到了本子上,这个人就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   梁思成是我国现代建筑学的开创者,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与保护,他做出过很大的贡献。1949年,解放军包围北平(今北京),林彪等将领派人潜入北平,请梁思成画了一幅北平重点文物图,预备一旦进攻北平,炮火好避开这些珍贵文物。后来北平和平解放,这幅图才没有用上。   梁思成听到这首歌谣后,对歌谣中提到的三处文物做了调查,其中就包括山西应县木塔。当时通讯很不发达,交通也不便利,如果从北京贸然去山西应县,而塔已经不在了,那就会浪费一两个月的时间。梁思成想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他写了一封信,寄往的地址是“应县最大的照相馆”,请照相馆的摄影师帮助拍一张应县木塔的照片,信中还附了一元钱。当时。一元钱足够照几张相了。同时,梁思成还承诺,如果摄影师帮助拍照,他可以满足摄影师的一个要求,送摄影师一份礼物。这一招还真管用,应县白云斋照相馆的摄影师按他的要求,拍了木塔照片寄过来,梁思成则按照摄影师的要求,给他寄了文具过去。   1934年,梁思成和同事刘敦祯、莫宗江来到应县。下了火车后,他们又坐了6个小时的驴车,才到达应县。在离城大约还有5英里时,梁思成突然发现,前面群山环抱中,一座红白相间的宝塔映照着金色的落日,那就是应县木塔!   梁思成三人对木塔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有一次,梁思成正在塔尖顶上专心测量,没注意到头顶云层正迅速合龙。突然,一个惊雷在塔旁爆响,梁思成大吃一惊,险些从塔上落下。站在下面的莫宗江吓出一身冷汗,他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情形非常危险,如果梁思成掉下来,就摔成肉饼了。   通过实地考察,梁思成发现,应县木塔的价值比他想象的大得多。应县木塔建于辽代(1056年),高67.13米,约有20层楼高。它那雄伟的身影给梁思成以深深的震撼,他后来形容说:应县木塔巨大的塔身“就像一个黑色的巨人,俯视着城市”。建国后,有专家通过对世界木塔对比研究得出结论,应县木塔完全可以称得上世界最古老最高的木塔。   应县木塔底层直径30米,外表看是五层六檐,但每层都设有一个暗层,实际是9层。木塔里面非常宽敞。据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应县曾在塔内召开“万人大会”,每层都坐满了人,安装了喇叭。万人在千年古塔中开会,而塔身不毁,可见应县木塔建得多么牢固、多么宽大。   更为神奇的是,应县木塔全部用木头建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古代工匠们完全用木头之间的相互咬合,建成了如此高大美观的建筑。元朝时,应县遭遇大地震,大地震持续了7天,但木塔没有受到大的损毁。1926年阎奉军阀交战,这座塔曾被200多发炮弹击中,除被打断了两根柱子外,别无损伤。   除了“应州塔”,梁思成循着歌谣的指引,还带着莫宗江赴河北赵县找到了赵州桥。赵州桥又叫安济桥,当地俗称“大石桥”,是隋朝工匠李春建造的,距离现在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保存最完好的石拱桥。梁思成最早发现并确定了赵州桥的建造年代。   一首歌谣,传唱百年,却无人注意。梁思成听到后,却发现了两处世界之最,这说明:一个人要想取得成就,首先要有心,其次是要有识——有做出成就所必需的知识。 梁思成发现五台山佛光寺   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凭借敦煌壁画中的《五台山图》指引,带着中国营造学社的助手踏上了前往山西寻访唐代木构建筑的旅程,他们找到了寂静深山之中的佛光寺,发现了唐代建筑、唐代雕塑、唐代壁画……   佛光寺大殿并不高大,貌似平常,但却被梁思成称为“中国第一国宝”,因为它打破了日本学者的断言:在中国大地上没有唐朝及其以前的木结构建筑。   佛光寺现为中国现存排名第二早的木结构建筑,仅次于五台县的南禅寺。   梁思成和林徽因,这一对现代史上令人惊艳的传奇夫妻,有着极其炫目的出身和起伏跌宕的 故事 滥竽充数故事班主任管理故事5分钟二年级语文看图讲故事传统美德小故事50字120个国学经典故事ppt 。   梁思成,1901年出生在日本,他的父亲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康有为的学生、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林徽因,梁思成夫人,1904年出生在福建,她的父亲林长民是中国近代立宪派领袖,擅长诗文、书法,曾经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等职。1924年,梁思成与林徽因结伴共赴美国,就读于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北京东城区有条不起眼的巷子,名叫赵堂子胡同。中国营造学社就诞生在这里,它是中国第一个建筑学术团体。1931年,梁思成出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正式开始了他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学术生涯。   梁思成认为,唐代建筑艺术是中国建筑发展的一次高峰,而他确信,中国木框架建筑的建造原则以及过去三千年来这种建筑方法的演变之谜,就隐藏在现存的古代建筑遗迹中。   从1932年到1937年初,梁思成和林徽因率领考察队频频走出北京,实地考察了137个县市,1823座古建筑。可是,他们一直期望发现的一千年以前的唐代木结构建筑却从未出现过。   梁思成偶然看到了一本画册《敦煌石窟图录》,这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石窟实地拍摄的。梁思成看到61号洞中有一幅唐代壁画“五台山图”,其中有一座叫“大佛光之寺”的庙宇引起了梁思成的注意。   1937年,日本侵华步骤急剧加快,时局日益紧张。   梁思成越来越感到时间的紧迫,他和林徽因希望在战争爆发前把华北、中原的古建筑调查做完,以免这些人类的宝贵遗产毁于战火而不能给国人留下一图一景,成为他们终生的遗憾。   循着《敦煌石窟图录》的线索,梁思成和林徽因很快在北平图书馆查阅到了有关大佛光之寺的资料。五台山《清凉山志》记载,佛光寺始建于北魏,唐武宗灭佛时被毁,仅仅12年后佛光寺重建。而被毁之前的“大佛光之寺”影像,被描绘于几千里之外的敦煌石窟,可想而知这座寺院在唐宋时代五台名刹中的地位。梁思成和林徽因决定立即前往五台山。   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带着助手莫宗江、纪玉堂动身前往五台山,这是他们第3次前往山西寻找古建筑了。而就在当时,他们的状况并不好:梁思成拖着一条伤腿,林徽因患着肺病。   1937年6月26日,从清晨走到黄昏时分,梁思成、林徽因一行来到台怀镇西南两百余公里的豆村。转过山道,他们远远望见一个隐藏在连绵山峦下的古寺。当年的古寺早已香客冷清,荒凉破败,看守寺院的只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僧和一位年幼的哑巴弟子。当老僧明白造访者的来意后,佛光寺寂寞多年的山门,便为这几位神秘的远方客人敞开了。   梁思成进入寺院,看到出檐深远的大殿,一眼就断定这是一座比他们以前所见的更古老建筑。大殿内的景象让梁思成和林徽因惊讶不已。   梁思成后来写道:“那高大的殿门顿时就给我们打开了。里面宽有七跨,在昏暗中显得更加辉煌无比。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有一尊菩萨的坐像,它的侍者们环它而立,有如一座仙林。”   眼前这些身材高大、造型别致的彩色塑像,仿佛让他们回到了遥远的历史时空。从艺术造型上看,佛像面颊丰满,弯弯的眉毛,端正的口唇,都具有极其显著的唐代风格。菩萨立像大都微微向前倾斜,腰部弯曲,腹部略微凸起,这都是唐中叶以后菩萨造像的典型特征,与敦煌石窟里的塑像极为相似。穿行在大唐盛世的时空中,这让梁思成夫妇感觉进入了一个魔幻的世界。   佛光寺大殿的佛坛上有唐代彩塑35尊,金刚等33尊。另两尊特别的人物塑像,按照老和尚的说法,一尊是建殿施主武则天,另一尊是建殿主持者愿诚高僧。这两尊塑像虽然小些,但形态却很生动。此外,大殿两侧,还有明代塑造的罗汉像296尊。   大殿的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础,无论是单个或总体,它们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晚唐时期的特征。假如这些塑像是唐代遗存,那么,庇护塑像的建筑就完全有可能是唐代的了。   梁思成、林徽因认为,如果大殿经过不断重修,眼前的唐代塑像将很难完整保存至今。   面对近在咫尺的佛光寺,梁思成被那层层交叠而又宏大雄伟的斗拱所震撼。虽然这些斗拱像是承受了千年的委屈一般,交错折叠在宽大深远的屋檐下,而正是这种稳健牢固的姿态,支撑着佛光寺千年的骨骼和历史。梁思成评价,此殿“斗拱雄大,出檐深远”。   经测量,斗拱断面尺寸为210×300厘米,是晚清建筑斗拱断面的十倍;屋檐探出达3.96米。这在宋以后的木结构建筑中也是找不到的。   反复搜寻一直没有找到任何碑刻和题记上的文字记载。大殿里也没有发现通常写在屋脊檩条上的文字。梁思成决定,爬到天花板上去碰碰运气。   关于天花板上的奇特见闻,梁思成是这样写的:“我在那里看到了一种屋顶架构,其做法据我所知只有在唐代绘画中才有。使用‘大叉手’,而不用‘侏儒柱’,这和后世中国建筑的做法全然不同,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大叉手这个结构,从汉代开始有,在南北朝也有,在石窟上边有这种形象,但是实物没见过,因为梁思成夫妇作了大量的古代建筑调查,在中国北方调查了数百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结构,所以这种结构可以明确地判断它就是唐代的原物。   经过连续3天的辛勤查勘,梁思成仍然没有找到确切的建造年代。如果仅靠大殿的唐代结构和雕塑的风格特征来判断建筑的年代,误差有时可能多达半个世纪。   而就在此时,一直负责地面工作的林徽因突然欢快地叫了起来,她说她发现一根大梁上有很淡的毛笔字迹!   梁上那行文字是:“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大殿是由一位叫宁公遇的女性捐钱建造的。正当大家还在琢磨这段文字的时候,林徽因突然快步奔向大殿外的石经幢……因为她忽然记起,在佛光寺大殿前的石经幢上似乎也有相同的名字。   果然,石经幢上刻有这样一句话:“女弟子佛殿主宁公遇”,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梁上的题字,石经幢上的刻文相互吻合,那么大殿的建造时间终于能够确定了。   石经幢上刻写的纪年是:唐大中十一年。根据推算,这应该是公元857年,距发现之日整整1080年。   与这座非凡建筑的诞生有关的人物除了施主宁公遇,还有一个人,他叫愿诚禅师。唐武宗灭佛后,40岁左右的愿诚禅师四处化缘,复兴了佛光寺。另一位叫王守澄的人,他以“功德主”的名义与宁公遇的名字出现在同一根木梁上,这个颇神秘的人究竟是什么身份?他与佛光寺的诞生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梁架上的这两行题记,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右军中尉是唐代管宦官的一个首领,佛殿主宁公遇,记载的只有一个唐长安送供女弟子宁公遇。那么根据梁思成先生的推测,有可能宁公遇就是王守澄的家人,因为在唐代时候,有宦官娶妻的习俗,所以王守澄是那样有权势的一个人,有可能宁公遇是他的人。因为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没有那样大的财力,她必须有强大的后盾。   众多的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艺术作品汇集在一座寺庙里,而且同时被发现,如此重要的意外收获,成为多年来梁思成和林徽因寻找中国古建筑最快乐的时光。   梁思成后来满怀欣喜地说:“这是我们这些年的搜寻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建筑。不仅如此,在这同一座大殿里,我们找到了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它们是稀世之珍,但加在一起它们就是独一无二的。”   在以后的时间里,梁思成和林徽因全面查阅和研究了这座寺庙。   佛光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隋唐之际,已是五台名刹,“佛光寺”这个寺名屡见于各种史书记载。公元845年,也就是唐武宗会昌五年,皇朝发动灭法运动,寺内除几座墓塔外,其余全部被毁。偌大的佛光寺土崩瓦解,变成了一片废墟,僧人也全作鸟兽散。   公元857年,也就是大中十一年,京都女弟子宁公遇和高僧愿诚主持重建佛光寺。现存东大殿及殿内彩塑、壁画等,即是这次重建后的遗物。   到了12世纪的金代以后,佛光寺前院两侧兴建了文殊、普贤二殿。在文殊殿对面,曾经有普贤殿和天王殿,但是,这两间殿堂分别在明崇祯年间、清光绪年间不慎被烧毁。院内的南北厢房是民国初年增筑的,这些就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当年见到的模样。   在长达上千年的漫长岁月中,经历过8次5级以上地震的佛光寺东大殿为何硕果仅存呢?   大佛光寺的台基前半截是垫起来的,做得非常坚固,后半截就坐在石岩上,把山坡的碎石清掉以后,潮气不容易上升,它里边的塑像没有腐蚀现象。   东大殿天棚下拱眼壁上遗存的唐代壁画,是梁思成在大殿梁架上测绘时偶然发现的,唐代壁画上所使用的白色颜料一千年后会变成黑色,这个认识得益于他对古代壁画所用颜料的了解。因为唐代的时候壁画的矿物颜料有锌白,画白颜色的部分,从面部、涉及到需要调和白颜色的地方,经过多年的变化它就会发黑。   梁思成、林徽因之后,对佛光寺的深入研究实际上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梁思成当年对东大殿正面的大门作了仔细研究后认为,“其造门之制,是现存实例中所未见的”。   1974年,中国古代建筑保护专家柴泽俊先生在东大殿研究壁画的时候,再次发现了多处唐代壁画,加上梁思成、罗哲文、孟繁兴等人此前的发现,佛光寺遗存的唐代壁画多达60余平方米。   柴泽俊介绍:全国寺庙当中保存下来的唐代壁画全国仅此一例,其他就是敦煌莫高窟里边保存下来的唐代壁画。因此,佛光寺为数不多的壁画,是我国绘画史上的重要一页,或者是当前保存下来最早的壁画的实证,再没有比它早的。   但遗憾的是,在距离佛光寺西北几十公里的山中,有一座南禅寺,它的建筑年代比佛光寺还要早。由于时局的纷乱,梁思成、林徽因和它擦肩而过。   在梁思成和林徽因发现佛光寺16年之后,1953年,山西考古人员考察了南禅寺,他们根据殿内屋梁上写有“大唐建中三年”的墨书题辞考证,南禅寺是公元782年重修的,这个时间比佛光寺的落成要早75年。   这也意味着,南禅寺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座唐代木结构建筑。   这也意味着,由于梁思成、林徽因对佛光寺的发现,历史仅存的两座唐代木结构建筑,从此在中国的大地上双星闪耀。   1961年,五台山佛光寺被列入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4年,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在美国出版,佛光寺考察成果是其中重要篇章。 梁思成寻找佛光寺始末 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山西考察   中学语文课本里曾有一篇课文《赵州桥》,我们惊讶于古人高超的造桥技能,但很多人不知道,赵州桥正是梁思成在做田野考察时发现的。1933年11月,梁思成和考察同行莫宗江来到河北赵县,调查民谣中称之为鲁班桥的赵州桥。桥当然不是鲁班修的,但意外的是他们发现此桥建于隋大业年间,由匠师李春主持建造。我国隋唐以来桥梁的年代准确可考的极少,而赵州桥明白无误地记载建于公元605-617年,是我国现存最古的石桥。这无疑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发现,因为,欧洲类似的桥梁比赵州桥晚了整整700年乃至1200年。    更令梁思成难忘的还有唐代佛光寺的发现。唐代建筑艺术是中国建筑发展的一次高峰,在建筑历史研究上有重大意义。可是由于年代久远、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建筑物的保存极为艰难。日本人曾断言,中国已不存在唐以前的木构建筑,要看唐制木构建筑,人们只能到日本奈良去。但梁思成始终有一个信念,相信国内肯定还有唐代的木构建筑存在。他偶然看到了一本画册《敦煌石窟图录》,这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石窟实地拍摄的。在这本书中,他看到11号洞中有一张唐代壁画“五台山图”,绘制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并指出了每座寺庙的名字。其中有一座叫“大佛光寺”,这让梁思成看到了发现唐代建筑的希望。  1937年6月26日的黄昏时分,梁思成林徽因一行四人终于在五台山一个人烟稀少的偏僻的村落附近找到了佛光寺。佛光寺正殿居于10多米的高台之上,横长34米,内殿纵深20米。殿中有一巨大佛坛,赫然耸立佛像三十余尊。周边是一圈五百罗汉的塑像。塑像、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础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晚唐时期的特点,梁思成还看见梁架上有古法“叉手”的做法,是国内木构中的孤例,这种做法只有在唐代绘画中才有。这时候,梁思成他们焦灼地想知道它的确切建造年代。  两天后,他们终于有了最重大的发现,林徽因在一根大殿梁的根部发现了很淡的墨迹,依稀可读出这样的文字: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她猛然想起,大殿前耸立的经幢上似乎有同样的字迹,柱上刻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相当于公元857年。横梁和经幢上的字迹吻合在了一起。原来,那个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被巨大的天王像挡住的女性雕像,并不是僧人所说的“武则天”,而正是出资建殿的施主宁公遇本人。佛光寺,一座至迟建造于公元857年,保存完好的唐代木构建筑就这样被发现了。  “这是我们这些年的搜寻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构建筑。不仅如此,在这同一座大殿里,我们找到了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个别地说,它们是稀世之珍,加在一起它们更是独一无二的。”   梁思成在发表于1944年10月《营造学社会刊》上的《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一文中这样写道。只可惜,战争很快爆发,1937年7月9日,《北平晨报》上登出梁思成发现唐代建筑寺院的消息的同时,还报道了“七·七事变”的消息。国难当前,这一中国建筑史上最伟大的发现,顿时显得无足轻重。直到1961年,佛光寺才和敦煌千佛洞、北京天安门、故宫等一起被列为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梁思成是这样描述他们的初到佛光寺的印象的:“寺院是建在山边一处很高的台地上,面对着前面的天井,周围有三十棵很老的松树。它是一座很雄伟的建筑物。总共只有一层高,它有巨大、坚固和简洁的斗拱,超长的屋檐,一眼就能看出其年代之久远。但它能比我们前此所发现的最老的木建筑还要老吗?“那高大的门登时就给我们打开了。里面宽有七跨,在昏暗中显得更加辉煌无比。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有一尊菩萨的坐像,他的侍者们环他而立,有如一座仙林。在平台左端,坐着一个真人大小的着便装的女人,在仙人丛中显得非常渺小猥琐。和尚们告诉我们,她就是篡位的武后。整个塑像群,尽管由于最近的装修而显得色彩鲜艳,无疑是晚唐时期的作品。但如果泥塑像是未经毁坏的原物,那么庇荫它的房屋必定也是原来的唐构因为重修房子必定会损坏里面的一切。       “第二天开始了仔细的调查。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础都细看过了。无论是单个或总体,它们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晚唐时期的特征。但是我的最大惊喜是当我们爬进藻井上面的黑暗空间时产生的。我在那里看到了一种屋顶架构,其做法据我所知只有在唐代绘画中才有。使用双‘主椽’(借用现代屋顶架的术语),而不用‘王柱’,这和后世中国建筑的做法全然不同,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个‘阁楼’里住着好几千只蝙蝠,它们聚集在脊檩上边,就像厚厚的一层鱼子酱一样,这就使我无法找到在上面可能写着的日期。除此之外,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吃蝙蝠血的臭虫。我们站着的顶棚上部覆盖着厚厚的一层尘土,可能是几百年来积存的,不时还有蝙蝠的小尸体横陈其间。我们戴着厚厚的口罩掩盖口鼻,在完全的黑暗和难耐的秽气中好几个小时地测量、画图和用闪光灯照相。当我们终于从屋檐下钻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发现在背包里爬满了千百只臭虫。我们自己也被咬得很厉害。可是我们的发现的重要性和意外收获,使得这些日子成为我多年来寻找古建筑中最快乐的时光。 原先大厅的墙上一定都有壁画。但是唯一保存下来的建筑的壁画部分是‘中楣’——过梁上边和斗拱之间的膏泥部分。各部分的中楣绘画水平各异、而且显然是不同时期的作品。有一幅带花边的画着一些菩萨,注明的日期相当于公元1122年。旁边还有一幅,画着一个菩萨和他的侍从,在日期上肯定更古老,艺术价值也更高。这一幅和敦煌石窟壁画的相似性  是最惊人的。它除了唐朝之外不可能是其它时期的作品。尽管只是一小块墙皮,又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但这是我所知道的在敦煌石窟以外的中国本土唯一现存的唐代壁画。      “我们在大厅里工作的第三天,我妻子在一根粱的根部下面注意到有中国墨的很淡的字迹。这个发现对我们大家的影响有如电击一般。没有比实际写在庙的梁上或刻在石头上的日期更让人欢喜的东西了。那富丽堂皇的唐代建筑已在面前——但我怎样报道它的建造日期呢?唐朝从618年一直延续到906年。现在这带有淡淡字迹的木头即将提供给我盼望已久的答  案。当我们大家忙着想办法在佛像群中搭起脚手架以便清洗梁柱和就近审视题字时,我妻子径直去工作了。她把头尽量往后仰,从下边各个不同角度尽力辨识梁上的文字。经过这样的一番艰苦努力,她认出一些隐约的人名,还带有长长的唐朝官职。其中最重要的是最右边的那根梁上,当时依稀可辨的是:‘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     “施主是个女的!这位年轻的建筑学家本身是个女人,将成为第一个发现中国最希奇的古庙的人,而该庙的施主竟然也是个女人,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她生怕会由于生动的幻觉而误识了不易辨识的字。但她记得她在外面台阶前经幢石柱上看到过类似的带官职的人名。她离开大殿,想去核实她在石柱上看到过的刻字。她大喜过望地发现,除了一大串官名以外,石柱上赫然写着同样的句子:’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石柱上刻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相当于公元857年。       “于是我们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合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像和尚们说的是‘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遇夫人本人。“假定经幢石柱是在大殿建成后不久就竖起的,整个建筑的日期就可以近似地确定。这比在此以前发现的最古的木结构还要早一百二十七年。这是我们这些年的搜寻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建筑。不仅如此,在这同一座大殿里,我们找到了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个别他说,它们是稀世之珍,但加在一起它们就是独一无二的。” 梁思成林徽因与五台佛光寺    1931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京,参加了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梁思成任研究部主任,林徽因做校理。    中国营造学社是一间私立机构,照汉学家美国人费正清的妻子费慰梅的说法:这是一个有钱人业余爱好的副产品。这句话说得还真有几分道理。创建人朱启钤就是个有钱人,做过几任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内政总长,还代理过一任国务总理,共和国成立以后,他被聘为国家文史馆馆员、全国政协委员。朱启钤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热心收藏古玩。1919年的一个偶然机会,他在南京发现了一部宋代的抄本《营造法式》,这是一本宋人撰写的建筑工程技术专著,他将抄本刊行于世,由此产生了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兴趣。朱启钤出钱组织了一个营造学社,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后来,营造学社得到了庚款的资助,使他可以请得起像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这样的留美留日的建筑学专家。1928年,梁思成刚到东北大学时月薪265元。读吴清源的自传,得知当时在北京像门房、厨子、女仆,还有骆驼祥子这样的车夫一个月的工钱不过2元上下,挣钱最多的奶妈一个月也不过4元,这说明梁思成的月薪当时是高的。    经过几年的野外调查和古籍整理,梁思成他们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中国营造学社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建筑学界产生了影响,学社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在日本、欧洲、北美也拥有了读者。    这时,梁思成、林徽因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敦煌石窟》一书中,发现了两幅描绘佛教圣地五台山全景的唐代壁画,壁画描绘了五台山的山川与寺庙,并标注了寺庙的名称。在这几年的野外调查中,他们一次次地经历了那些古籍中记载的建筑在漫长岁月中遭到重建、改建甚至毁灭的失望。他们绝望地想象壁画中的那些唐代寺庙都已经荡然无存,因为唐代已经过去了1000多年,1000多年的战火,1000多年的风霜雨雪,1000多年的各种人为和自然的破坏,一座木结构的建筑能够从唐代保存到20世纪,实在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奇迹。但是他们仍然怀着一丝侥幸,希望能在那些不为外人所知、远离尘世的大山深处,找到一点儿唐代木结构建筑的残迹,也许只有在这种偏僻的地方,古老的寺庙才能摆脱兴旺的香火给它带来反复重建的命运。    1937年6月,他们上路了。从北京坐火车到太原,然后换乘汽车走了百十公里到了五台县的东冶,又换乘骡车抵达县城,然后不入台怀,避开香火极盛、常有贵官富贾布施重修的寺刹,选择台外偏僻冷清的小庙,过了豆村10里,他们看到了敦煌壁画中描绘的大佛光之寺。    梁思成发表在英文版《亚洲杂志》1941年7月号上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一文中这样写道:    “这座庙宇是建在山坡一处很高的台地上,面对着一座大院,周围有二三十棵古松环绕。它是一座很雄伟的建筑物,仅有一层高的大殿,有着巨大、坚固和简洁的斗拱和深远的出檐,一眼就能看出其年代的久远。但它能比我们此前发现的最老的木建筑还要老吗?    “巨大的殿门立即被我们用力地推开了。面宽七开间的室内,在昏暗中非常动人。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有一尊佛的坐像,两边是普贤和文殊以及众多随侍的罗汉、胁侍菩萨,有如一座仙林。在平台左端,坐着一个真人大小的着便装的女人,在诸神之中显得非常渺小和谦恭。和尚告诉我们,她就是篡位的武后。整个塑像群尽管由于最近的装修而显得色彩鲜艳,无疑是晚唐时期的作品。但如果泥塑像是未经毁坏的唐代原物,那么庇荫它的建筑必定也是原来的唐构。显而易见,因为任何房屋重建必定会损坏里面的一切。    “第二天开始了仔细的调查。斗拱、梁枋、棋盘式的天花以及雕花的柱础都细看过了。无论是细部或者整体,它们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晚唐时期的特征。当我们爬进天花板上面的黑暗空间时,令我们大感惊奇。我在那里看到的屋顶架构,以前只是在唐代绘画中见过。它使用两根‘主椽’(借用现代桁架的术语),而不用‘中腹杆’,这和中国较后的结构正好相反,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这个‘阁楼’里住着成千上万只蝙蝠,它们聚集在脊檩上边,就像涂了厚厚的一层鱼子酱一样,这就使我无法找到可能写在梁上的年代。另外,又有千千万万吃蝙蝠血的臭虫。我们所站的天花板上面覆盖着厚厚的一层尘土,可能是几百年来积存的,到处散布着蝙蝠的尸体。我们戴着厚厚的口罩,在黑暗和恶臭中一连测量、绘图和用闪光灯拍照几个小时。当我们终于从屋檐下钻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发现背包里爬满了臭虫我们自己也被咬得伤痕累累。可是我们的发现的重要性和意外收获,使得这些日子成为我多年来寻找古建筑中最快乐的时光。    “原先大殿的墙壁一定都饰有壁画。但是唯一保存下来的壁画部分只有‘檐壁’,即梁上面和斗拱之间的抹泥部分。各部分的檐壁绘画水平各异,而且显然是不同时期的作品。有一处绘在团花中的佛像,注明的日期相当于公元1122年。旁边还有一处画有佛和立着的菩萨,在日期上肯定更古老,艺术价值也更高。这部分壁画和敦煌石窟壁画的相似性是最惊人的,它除了唐朝之外不可能是其它时期的作品。尽管只是墙上一条,又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但这是我所知道的在敦煌石窟以外的中国本土唯一现存的唐代壁画。    “我们在大殿里工作的第三天,我的妻子在一根梁的下面注意到有很淡的毛笔字迹。这个发现对我们大家的影响有如电击一般,没有比写在庙的梁下或刻在石头上的日期更让人高兴的东西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的极好的唐代建筑,但我如何报告它的建造日期呢?唐朝从公元618年一直延续到906年。现在这带有淡淡字迹的木头即将提供给我盼望已久的答案。当我们大家忙着想办法在佛像群中搭起脚手架以便清洗木梁和就近审视题字时,我妻子直接投入了工作。她仰起头,从下边各个不同角度尽力辨识梁上的文字。经过这样的一番艰苦努力,她认出一些隐约的人名,还带有长长的唐朝官职。其中最重要的是最右边的那根梁上,当时依稀可辨的是:‘女弟子宁公遇’。    “佛殿是由一位妇女捐献的!而我们这个年轻建筑学家,一位妇女,将成为第一个发现中国最难得的古庙的人,这显然不是一个巧合。她生怕会由于生动的幻觉而误读了不易辨识的字。但她记得她在外面台阶前石经幢上看到过类似的带官职的人名。她离开大殿,想去核实她在石柱上看到过的刻字。她大喜过望地发现,除了一大串官名以外,石柱上赫然刻着同样的词句:‘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石柱上刻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相当于公元857年。    “于是我们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像和尚们说的是‘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遇夫人本人。    “假定石经幢是在大殿建成后不久所立,整个建筑的日期就可以大致确定。这比过去发现的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还要早127年。这是我们这些年的搜寻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结构建筑。不仅如此,在这同一座大殿里,我们找到了唐代的绘画、唐代的书法、唐代的雕塑和唐代的建筑。其中的每一项,都是稀世之珍,集中在一起它们就是独一无二的。”    梁思成夫妇离开佛光寺时非常高兴,答应寺里的和尚明年再来,还要带来政府的资助进行大规模的修缮。他们坐着骡驮子向北越过北台到沙河镇,沿滹沱河经繁峙至代县。费慰梅说:“他们在巨大发现之后的狂喜心情中在这里暂时住下来。他们需要一段休整时间,以便好好组织和回顾一下他们收集到的大量材料。”但是时事的变化已经不容他们明年再来。两个月以后,他们一家已经踏上了南下逃亡之路。    “我们在那里”,梁思成在代县写道,“心情愉快地工作了几天。7月15日傍晚,我们在辛苦工作一天之后得到了一捆报纸,那是从太原带过来的,因为公路被水淹延迟了几天。当我们回到帐篷里躺在帆布床上读报的时候,赫然在目的大标题是:‘日军猛烈进攻我平郊据点’,战争爆发已一星期了。经过一些困难和绕道(经由大同),我们回到了北平。”    1942年至1944年,梁思成在四川南溪县李庄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在书中关于佛光寺他写道:“唐代木构之得保存至今,而年代确实可考者,唯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一处而已。寺于唐代为五台大刹之一,见于敦煌壁画五台山图,榜曰‘大佛光之寺’。其位置在南台之外为后世朝山者所罕至,烟火冷落,寺极贫寒,因而得幸免重建之厄。”    1953年发现的五台山东冶镇李家庄南禅寺,建于唐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早于佛光寺75年。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在东冶镇下了汽车,换乘驮骡,仓促之间,他们没有嗅到1155年前唐德宗李适时代一线游丝般的气息,与十几里外的南禅寺失之交臂。   林徽因在测量佛光寺石幢的高度   林徽因与佛殿主宁公遇塑像的合影 文史月刊2002年第8期,祝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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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doc
大小:480KB
软件:Word
页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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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2014-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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