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鲁迅的化妆与还原

对于鲁迅的化妆与还原 对于鲁迅的化妆与还原 ——林贤治《鲁迅的最后十年》读后 张耀杰 　　对于鲁迅的化妆与还原--"戴着假面"的"党同伐异"--鲁迅对于国民党的捆绑挂靠--清党时期的"党同伐异"--"堕民"心理的极端放大和无限上纲--清党之后的进退失据--对于革命文学家的论战与联合--对于苏俄天国的挂靠与捍卫--对于新月社的"党同伐异"--关于鲁迅与胡适的比较研究 　　 拜读过林贤治先生发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于《黄河》的长文《鲁迅的最后十年》，笔者专门找出林先生2001年3月16日的一封回信，其中并无隐私，现予抄录： 　　"大作阅后，有两点意见是：1、前后对鲁迅的基本态度似有矛盾处；2、我不同意开始时说鲁迅以'恩主'、'中心'、'皇帝'自居云云的话。史实可以厘清，心态可以揣度，但那种没有十足根据而采用近于诬人的说法，我是不以为然的。" 　　"鲁迅不是不知道自己的份量，如果说不知道或自轻自贱是不切合事实的。但鲁迅分明在利用自己的身份与能力，努力为社会做事以奉献于自己的灾难的民族，这是有一部《鲁迅全集》为证。这种无私，正是我私心大佩服的地方。目下，从史料中梳爬出一二点来，就以为有大发现，急欲与'定见'大唱反调者，所见大不乏人。其实，这是可悲悯的一件事……" 　　林先生所说的"大作"，是笔者寄去讨教的《鲁迅与田汉的交往与交恶》，此文是笔者待出版的《田汉别传--影剧之王的浪漫人生》中一个章节的压缩稿，已经发表于《上海文学》2001年第6期。之所以向林先生讨教，是因为笔者正在着手写作总标题为《化过妆的鲁迅其人》的一组旨在重新评估既有"定见"的文章，没想到在鲁迅研究领域多有创见的林先生照样要以"定见"压人。 　　撇开学术分歧不谈，笔者与林先生素不相识，林先生肯给晚辈写出坦诚相见的一封回信，无论如何是令笔者感激和敬重的。进一步说，学术之成其为学术的理由，就在于发现并还原事实真相；纸上论道的学术分歧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是"党同伐异"的文字暴力，更不应该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政治杀伐和路线斗争。 一、对于鲁迅的化妆与还原 　　 《鲁迅的最后十年》中有这么一段话，所针对的正是笔者这样的"急欲与'定见'大唱反调者"： 　　"……但是很快地，鲁迅就同革命文学家们走到同一个营垒中来了，这就是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对于鲁迅加入左联，各式人物有各式说法，一说是投降中共，说是为中共所利用，一说是领袖欲，诸多解说，妄加猜测而已。鲁迅本人在左联成立的当月，有信致章延谦，其中做'人梯'的自白，博大仁厚，诚挚感人。然而，他一面甘于被进步青年所利用，一面又对结盟的青年表示不信任。这才是事实的本相。即使成了'战友'，他也不忘重提这次'革命文学'的战事，且同样以令人不愉快的批判的态度出之。" 　　而在实际上，林先生所说的"事实的本相"，恰恰是对于鲁迅的阉割净身后的化妆美化，与泰国人的从肉身上着手制造人妖有所不同，中国人所擅长的是"存天理灭人欲"式的净化美化神圣化妖魔化的精神阉割与思想改造。鲁迅先生本人正是这方面的一把好手，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时时觉得自己很渺小；但看少爷们著作，竟没有一个如我，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他们说到底总必以'公平'自居。因此，我又觉得我或者并不渺小；现在故意要轻视我和骂我的人们的眼前，终于黑的妖魔似的站着L.S.两个字，大概就是为此。"（《两地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原信一0六，1926年12月12日） 　　一个人一旦在心理化妆与道学包装的"精神上的胜利法"中走火入魔，竟然会把自己的"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当作"存天理灭人欲"式的精神制高点加以炫耀，这种事情在阿Q身上发生过，说是"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比之于阿Q，鲁迅的表现称得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登峰造极。 　　所谓"戴着假面"，就是精神化妆之一种。如果"戴着假面"的精神化妆只限于以美示人的美化和自我保护的防范，就应该是一种美德和善行。如果"戴着假面"的精神化妆主要是或单纯是为了保护自己并加害于别人的"党同伐异"，无论敢不敢于承认，都不能够算做既"科学"又"民主"的美德和善行。身为《新青年》同人的鲁迅与《新青年》所提倡的"人权"、"民主"和"科学"的格格不入于此可见出一斑。 　　对于鲁迅引以自豪的"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林贤治先生的鲁迅研究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公正的评估，"事实的本相"自然就大打折扣。相对而言，还是笔者《鲁迅与田汉的交往与交恶》一文中"说鲁迅以'恩主'、'中心'、'皇帝'自居云云"更为接近于"事实的本相"。 　　在1930年3月27日致章廷谦信中，鲁迅在表白自己"甘为人梯"的同时，分明交待了既想当"中心"又要谋生计的自私自利： 　　"想望休息之心，我亦时时有之，不过一近旋涡，自然愈卷愈紧，或者且能卷入中心，握笔十年，所得的是疲劳与可笑的胜利与进步，而又下台不得，殊可慨也。""要之北京（尤其是八道湾），上海情形大不相同，皇帝气之积气，终必至于不能和洋场居民相安，因为目击流离，渐失长治久安之念，一有压迫，很容易视所谓'平安'者如敝屣也。例如卖文生活，上海情形即大不同，流浪之徒，每较安居者好。这也是去年'革命文学'所以兴盛的原因，我因偶作梯子，现已不能住在寓里（但信寄寓中，此时仍可收到），而译稿每千字十元，却已有人预约去了，但后来之兴衰，则自然仍当视实力和压迫之度矣。" 　　比起这封信，鲁迅此前对自己既想当"中心"又要谋生计的自私自利还有过更为坦白的反复交待： 　　"邪视尚不敢，而况'瞪'乎？……我若有公之于众的东西，那是自己所不要的，否则不愿意。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道私有之念之消除，大约当在二十五纪，所以决计从此不瞪了。"（《两地书》原信六十七，1926年10月20日） 　　"以中国人的脾气而论，倒后的著作，是没有人看的，他们见到可利用则尽量利用，遇可骂则尽量地骂，虽一向怎样常常往来，也即刻翻脸不识，看和我往还的少爷们的举动，便可推知。只要作品好，大概十年或数十年后，便又有人看了，但这大抵只是书坊老板得益，至于作者，也许早被逼死了，不再有什么相干。遇到这样的时候，我以为走外国也行；为了争存计，无所不为也行，倒行逆施也行……"（《两地书》原信一0六，1926年12月12日） 　　"我就是这样，横竖种种谨慎，还是被人逼得不能做人。我就来自画招供，自说消息，……但现在之所以只透一点消息于人间者，（一）为己，是还念及生计问题；（二）为人，是可以暂以我为偶像，而作改革运动。……这回厦大风潮，我又成了中心，正如去年之女师大一样。"（《两地书》原信一二四，1927年1月11日） 　　 "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此所谓'人'者，生人不必说，即可疑之熟人，亦包括在内）。并且积下几个钱来，……我已经近于'刹那主义'，明天的事，今天就不想。"（1927年7月17日致章廷谦信） 　　"真话呢，我也不想公开，因为现在还是言行不大一致的好。……无须大惊小怪，这不过是不择手段的手段，还不是主义哩。即使是主义，我敢写出，肯写出，还不算坏东西。等到我坏起来，就一定将这些宝贝放在肚子里，手头集许多钱，住在安全地带，而主张别人必须做牺牲。"（《三闲集·通信》1928年4月10日） 　　鉴于林贤志先生在文章中多次引经据典来论证鲁迅所坚持、所捍卫的是天然人权，笔者的看法是，天然人权并不是什么神秘神圣的事情，而是人类社会里同为精神生命体的一切个人都应该享受到的自私自利并有所进取的权利，或者说是应该由法律来给予保障的以不损害他人为底线的私权和公权。鲁迅这种既想当"中心"又要谋生计的自私自利，其实就是他的一种天然人权，遗憾的是，他用来争取天然人权的"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不择手段"的方式是不人道、不民主、不科学也不合法的。 二、"戴着假面"的"党同伐异" 　　 1926年12月，鲁迅在《故事新编·奔月》中，借着逢蒙与后羿的师徒打斗，对自己的学生兼情敌高长虹痛施恶骂： 　　"你真是白来了一百多回。难道连我的'啮簇法'都没有知道么？这怎么行。你闹这些小玩艺儿是不行的，偷去的拳头打不死本人，要自己练练才好。" 　　鲁迅关于自己战无不胜的"啮簇法"的另一种说法，就是"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也就是敢于跳进自己用小说家的手法夸张虚构出的黑暗人性与黑暗社会的泥坑与圈套，连带着也把别人扯进这个泥坑与圈套之中抹黑弄赃，进而抢占单向维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精神制高点，向对方实施既"戴着假面"又"党同伐异"的人身攻击与精神强暴。早在使用这种"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啮簇法"对付高长虹之前，鲁迅在以陈源为首选目标的现代评论派那里，已经有过相当充分的实战演练。 　　1925年6月23日，已经与陈西滢挑起笔战的鲁迅，在《华盖集·补白》一文中专门交待了习惯于极权专制的中国人已经修炼几千年的治人术与人治术： 　　"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已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名，--或谓'绰号'。这也是明清以来讼师的老手段；……最简单的打官司教科书《萧曹遗笔》里就有着不少惯用的恶谧，现在钞一点在这里，省得自己做文章--亲戚类：孽亲、枭亲、兽亲、鳄亲、虎亲、歪亲；长类：鳄伯、虎伯（叔同）、孽兄、毒兄、虎兄；卑幼类：悖男、恶侄、孽侄、悖孙、虎孙、枭甥、孽甥、悖妾、泼媳、枭弟、恶婿、凶奴。其中没有父母，那是例不能控告的，因为历朝大抵'以孝治天下'。" 　　鲁迅是一位从小就得到刀笔真传的绍兴人，所谓"给对手起一个诨名"的"中国老例"，正是通过把对方抹黑弄赃来抢占和独占单向维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极权专制和道学精神的制高点，然后凭着替天行道的强势道学来实施人身攻击和精神强暴。借用清代思想家戴震（戴东原）的说法，这是一种比"以法杀人"更为酷毒也更为恐怖的"以理杀人"： 　　"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正》卷上） 　　比之于这种"给对手起一个诨名"的"以理杀人"的"中国老例"来，"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鲁迅的大胆处和高明处在于，他敢于把中国人种和中国社会先验地、小说化地虚拟设定为人间地狱式的黑暗人性与黑暗社会的泥坑与圈套，一旦与人发生争斗，就把自己连同别人一起扯进黑暗人性与黑暗社会的泥坑与圈套之中抹黑弄赃，进而抢占单向维度的"存天理灭人欲"式的精神制高点向对方实施"党同伐异"、"以理杀人"的人身攻击和精神强暴。 　　1925年5月27日，由鲁迅以周树人本名与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共同签署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在《京报》发表，在5月30日出版的《现代评论》1卷25期上，陈源以西滢的笔名第一个提出质疑： 　　"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藉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 　　针对陈源的公开检举，鲁迅在当天写出的《并非闲话》里，不仅不否认自己一方的"偏袒"，反而把对方一同拖进"偏袒"的泥坑与圈套之中，说是"即使是自以为公平的批评家，'偏袒'也在所不免的，譬如和校长同籍贯，或是好朋友，或是换贴兄弟，或是叨过酒饭，每不免于不知不觉间有所'偏袒'。" 　　自认"偏袒"的鲁迅在抹黑自己并弄赃别人之后，反倒抢占"偏袒"有理的精神制高点，居高临下且无中生有地给陈源定下一个"以理杀人"的天大罪名："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 　　9月15日，正在与许广平秘密发展婚外恋情并且分明是在为许广平而战的鲁迅，在《"碰壁"之余》中运用小说化的虚拟之笔，反倒把陈西滢、李四光、高仁山等人的替杨荫榆说话归结为性意识，说是"便是外国人的尊重一切女性的事，倘使好讲冷话的人说起来，也许以为意在于一个女性。侮蔑若干女性的事，有时也就可以说意在一个女性。偏执的弗罗特先生宣传了'精神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之后，许多正人君子的外套都被撕碎了。但撕下了正人君子的外套的也不一定就是'小人'，只要并非自以为还钻在外套里的不显本相的脚色。……奥国的学者实在有些偏激，弗罗特就是其一，他的分析精神，竟一律看待，不让谁站在超人间的上帝的地位上"。 　　9月19日，鲁迅在《并非闲话（二）》中再一次把攻击目标锁定在陈西滢身上，其中的一款重要罪证是陈西滢《闲话》中的另外一番话："你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了几句公平话，那么你不是与那人有'密切的关系'，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饭。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报不顾利害的专论是非，自然免不了诽谤丛生，谣诼蜂起"。 　　为攻倒陈西滢，鲁迅摆出一个大前提："好在中国现在还不到'群众专制'的时候"，为自己的"党同伐异"寻找理由："不是上帝，那里能够超然世外，真下公平的批评。人自以为'公平'的时候，就已经有些醉意了。世间都以'党同伐异'为非，可是谁也不做'党异伐同'的事。" 　　到了1927年1月，鲁迅在《新的世故》中再一次为自己的"党同伐异"进行"戴着假面"的既抹黑自己又弄赃别人的心理化妆和道学包装： 　　"我常说，我不会批评，我只能说自己的话，我是党同伐异的。的确，我还没有找到公理或正义。就是去年和章士钊闹，……我就不挂什么'公理正义'，什么'批评'的金字招牌。那时，以我为是者我辈，以章为是者章辈；即自称公正的中立的批评之流，在我看来，也是以我为是者我辈，以章为是者章辈。其余一切等等，照此类推。" 　　 "公理"、"公正"、"公平"之所以称得上"公"，就是人类大同、人类共享的东西；现代法律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公正性和公信力，就在于依据人类社会中大同共享的公共 原则 组织架构调整原则组织架构设计原则组织架构设置原则财政预算编制原则问卷调查设计原则 ，制定出充分量化的法律条文，以便在发生纠纷时，由当事人双方之上或之外的具备执法权力的第三方，来做出相对客观、相对中立、相对公正也相对合理的权威判决。戴震所说的"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实际上就是对于"以理杀人"的"人治"和"以法杀人"的"法治"的初步厘清。无论如何，"以法杀人"的"法治"都是对于"以理杀人"的"人治"的一种超越和进步。"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中华民国公民鲁迅，显然连清王朝子民戴震的觉悟程度都不具备，他所抢占、所奉行的只是凌驾于一切个人和一切公理之上独占独享的"党同伐异"、"以理杀人"专权专利，他所扮演的则是先把别人扯进"还不到'群众专制'的时候"也就是还没有"公理或正义"的黑暗人性和黑暗社会的泥坑与圈套之中，然后靠着抢占和独占传统宗教神道"存天理灭人欲"的精神制高点实施"以理杀人"的人身攻击和精神强暴的强势角色。 　　在这里，可以把鲁迅"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话语逻辑用三段论来进行概括： 　　大前提：中国现在还不到"群众专制"的时候，"公理"与"公平"是不存在的，所有的人都"党同伐异"； 　　小前提：只有鲁迅一个人"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 　　结论：抢占与独占了"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存天理灭人欲"式的精神制高点的鲁迅，对于一切以"公理"、"公平"自居从而有假扮"上帝"嫌疑的人们，拥有"以理杀人"的人身攻击和精神强暴的绝对权力。 　　有趣的是，到了1933年10月13日，鲁迅又在《世故三昧》把自己对付陈源的办法当作一种"世故"提了出来，堪称是把自己"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以理杀人"的"啮簇法"，把玩到了最高境界。在他所惯用的小说化的虚拟之笔下，他自己反倒成了受害苦主： 　　 "如果你遇见有人被冤枉，被诬陷的，即使明知道他是好人，也万不可挺身而出，去给他解释或分辩，否则，你就会被人说是他的亲戚，或得了他的贿赂；倘使那是女人，就要被疑为她的情人的；如果他较有名，那便是党羽。例如我自己罢，……" 　　鲁迅这种"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以理杀人"的"啮簇法"，此后在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身上另有反反复复的发挥。林贤治先生在《鲁迅的最后十年》中所举出的事例就是很好的证据，尽管林先生的本意是把与别人一样自私自利的鲁迅，净化美化神圣化为度量和裁判天下人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尺准绳，同时把胡适等人当作接受度量和裁判的敌人与罪人。 三、鲁迅对于国民党的捆绑挂靠 　　 1932年12月14日，已经加入左联的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写道："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不管怎么说，鲁迅还是习惯于"遵命"和"革命"的，他所难以忍受的，是想遵命革命而又无从遵命革命，或者说是想"党同伐异"而又无"党"可同的人生尴尬："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 　　在被称之为"彷徨"和"无所属"的想遵命革命而又无从遵命革命、想"党同伐异"而又无"党"可同的人生尴尬中，鲁迅曾有过纠集同党重整旗鼓的打算，说是"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虽然意见和我并不尽同，但这是前几年所没有遇到的。……我现在还要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者。"（《两地书》原信八，1925年3月31日） 　　鲁迅所说的"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就是高长虹、向培良、孙伏园、李小峰、章廷谦、韦素园诸人。在许广平加入国民党后，没有党籍却偏要"党同伐异"的鲁迅，实际上已经把莽原社、未名社、语丝社之类的小团体一厢情愿地、小说化地捆绑挂靠到了正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名下，开除许广平学籍的杨荫榆和免除鲁迅教育部佥事职务的章士钊乃至帮他们说话的陈西滢、胡适们，就成了鲁迅"党同伐异"的异党和敌人。被陈西滢称之为"某籍某系"的北京大学"国文系浙籍教员"马裕藻、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等人，原本是国民党派系的一支中坚力量。 　　关于鲁迅和许广平挂靠在国民党一边"党同伐异"的党派立场，《两地书》原信中曾有过明确的交待，只是在1933年由上海青光书局公开出版时，被已经转而挂靠苏俄和中共的鲁迅刻意删改和淡化了： 　　"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周览（鲠生）又要到这里来做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你想：坚士至于如此胡涂，他请了一个顾颉刚，顾就荐三人，陈乃乾，潘家洵，陈万里，他收了；陈万里又荐两个，罗某，黄某，他又收了。这样，我们个体，自然被排斥。"（鲁迅：《两地书》原信六十五，1926年10月16日） 　　"研究系之流，专是假道学，外面似书呆子。这回女师大，简直就是研究系和国民党报仇，换句话就是男师大的先生教授，驱逐了（女师大的）北大的先生教授，……管他妈的，横竖武昌攻下了，早晚打到北京，赏他们屁滚屎流，……"（许广平：《两地书》原信六十三，1926年10月14日） 　　"研究系比狐狸还坏，而国民党则太老实，你看将来实力一大，他们转过来拉拢，民国便会觉得他们也并不坏。……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国民党有力时，对于异党宽容大量，而他们一有力，则对于民党之压迫陷害，无所不至，……上午和兼士谈天，他也很以为然，希望我以此提醒众人，……"（鲁迅：《两地书》原信六十七，1926年10月20日） 　　在厦门大学期间，鲁迅也曾向许广平表白过有意与创造社合作的心愿，说是"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研究系加以打击，至多无非我不能到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同创造社连络，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看见伏园回来吞吞吐吐之后，就很心灰意懒了。" 　　不过，比之于正与国共两党打得火热的创造社，此时的鲁迅更热衷于联络挂靠的"党同伐异"的"党"，还是正在北伐的国民党和由国民党控制的广州中山大学。在这同一封信中，鲁迅写道："下午伏园回来了，……学校又另电请几个人，内有顾颉刚。顾之反对民党，早已显然，而广州电邀之，……"（《两地书》原信八十，1926年11月8日） 　　鲁迅打算与创造社合作的最为直接的背景，是莽原社、未名社中的旧同党高长虹等人的公开挑战： 　　"我其实还敢于站在前线上，但发见称为'同道'的暗中将我作傀儡或背后枪击我，却比被敌人所伤更其悲哀。长虹和素园的闹架还没有完，长虹迁怒于《未名从刊》，连厨川白村的书也忽然不过是'灰色的勇气'了。听说小峰也并不能将约定的钱照数给家里，但家用却并没有不足。我的生命，被他们乘机另碎取去的，我觉得已经很不少，此后颇不想蹈这覆辙了。"（《两地书》原信八十一，1926年11月9日） 　　对于鲁迅怀疑一切人却又动不动就要以自我为中心把同为精神生命体的天然大同的人类社会一厢情愿地、小说化地划分为势不两立的两条敌对路线、两个敌对阵营的病态心理，许广平在来信中颇为透彻也颇为中肯地提出批评： 　　"你的弊病，就是对一些人太过深恶痛绝，简直不愿同在一地呼吸，而对一些人则期望太殷，于是不惜赴汤蹈火，一旦人家不以此种为殊遇而淡漠处之，或以寻常人者对你，则你感觉天鹅绒了。这原因，是由于你的感觉太锐敏太热情，其实世界上你所深恶痛绝的和期望太殷的，走到十字街头，还不是一样吗，而你把十字街头的牛鬼蛇神硬搬到'象牙之塔''艺术之宫'，这不能不说是小说家，取材失策，如果明了凡有小说材料，都是空中楼阁，自然心平气和了。"（《两地书》原信八十七，1926年11月16日） 　　鲁迅此后并没有接受许广平的批评意见，而是坚持自己"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小说家"的生存方式，像塞万提斯笔下因走火入魔而把风车当作巨人、把羊群当作马队的堂·吉诃德一样，为了自己心目中虚构出来的天使般的梦中情人杜尔西内娅，去充当替天行道、党同伐异的文坛骑士，并不美丽的许广平俨然成了他心目中天使般的杜尔西内娅： 　　"我之失败，我现在细想，是只能承认的。不过何至于'没出色'？天下英雄，不失败者有几人？恐怕人们以为'没出色'者，在他自己正以为大有'出色'，失败即胜利，胜利即失败。总而言之，就是这样，莫明其妙。置首于一人足下，甘心什倍于戴王冠，久矣夫，已非一日矣。"（《两地书》原信一0六，1926年12月12日） 　　"我对于'来者'，先是抱给与的普惠，而惟独其一，是独自求得的心情。这其一即使是对头，是敌手，是枭蛇鬼怪，要推我下来，我即甘心跌下来，我何尝愿意站在台上。我就爱枭蛇鬼怪，我要给他践踏我的特权。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枭蛇鬼怪够了。……我可以爱。"（《两地书》原信一二四，1927年1月11日） 　　1929年6月1日，正在北京探亲的鲁迅，在写给已经怀孕的许广平的私信中，还把自己与创造社、新月社两派文化人"四面八方"的纷争乱斗小说化地说成是为许广平而战： 　　"我自从到此以后，综计各种感受，似乎我与新文学和旧学问各方面，凡我所着手的，便给别人一种威吓--有些旧朋友自然除外--所以所得到的非攻击便是'敬而远之'。这种情形，使我更加大胆阔步，然而也使我不复专于一业，一事无成。而且又使小刺猬常常担心，'眼泪往肚子里流'，所以我也对于自己的坏脾气，常常痛心；但有时也觉得惟其如此，所以我配获得我的小莲蓬兼小刺猬。此后仍当四面八方地闹呢，还是暂且静一静，作一部冷静的专门的书呢，倒是一个问题。……"（《两地书》原信一四六） 四、清党时期的"党同伐异" 　　 1927年1月18日，鲁迅抵达广州出任中山大学"教务长兼文科教授"，并开始与许广平共同生活。初来乍到，他自然不便也不敢示人以"偶像"与"中心"的精神面貌，而是在中山大学1月25日的欢迎会上，半推半就地接受了已经成为党国要人的北京时期旧同党朱家骅授予的封号，说是"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而已集·通信》） 　　做定了"战士"的鲁迅，并没有按照"党"的需要去战斗，而是假公济私，把自己"党同伐异"的目标继续锁定在昔日的异党身上。1927年4月10日，他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借着歌颂北伐胜利的名义所干下的正是告发弱势异党的勾当： 　　"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和'三一八惨案'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 　　正在这时候，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兼历史系主任傅斯年提议聘请自己北大时期的同窗好友顾颉刚来广州担任史学系教授，"党同伐异"的鲁迅拼出自己被封为"战士"的强势身价横加干涉。主持校务的朱家骅出面调停，委派顾颉刚到江浙一带为学校图书馆购置图书以示让步，鲁迅依然不依不饶，于1927年4月21日清党高潮中丢下饭碗辞职离校。此后一段时间里，中山大学为挽留鲁迅，还选举他为"组织委员会委员"，并在校刊上公开发表《挽留周树人教授》消息。据鲁迅日记记载，他于4月29日、5月3日、11日连续三次"寄中山大学委员会信并还聘书"，5月25日再次"复中大委员会信"，表示坚决辞职。不过，当中山大学送来5月份的薪水时，他还是照收不误，说是"鲁迅已经'不好'，则收固不好，不收亦岂能好？我于是不发脾气，松松爽爽收下了。"（1927年7月7日致章廷谦信） 　　离开中山大学，并不意味着鲁迅捆绑挂靠于国民党一边的"党同伐异"、"以理杀人"的结束。1927年4月26日，鲁迅效法林纾当年对《新青年》同人借刀杀人的旧伎俩，于清党高潮中致信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孙伏园，以党报为阵地加顾颉刚以反党罪名： 　　"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沈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 　　从厦门大学追随鲁迅来到广州的大学生谢玉生，也配合鲁迅致信孙伏园，说是"顾去岁在厦大造作谣言，诬蔑迅师；迄厦大风潮发生之后，顾又背叛林语堂先生。" 　　1927年5月11日，孙伏园把两封来信加上诸如"看来我们那位傅斯年先生和顾颉刚先生大抵非大大的反动一下不可的了。""厦大的情形，林语堂先生来武汉，才详详细细的告我，顾颉刚先生真是荒谬得可以""傅斯年、顾颉刚二先生都变成了反动势力的生力军"之类的按语，公开发表在自己主持编辑的党报副刊上。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正在大肆清党，"反对民党"与"反动势力"是足以杀头的罪名，幸亏国民党当局并不重视鲁迅的举报，也没有把清党运动无限制地扩大化，顾颉刚、傅斯年才没有受到清冼和追究。这正应了鲁迅随后在《而已集·答有恒先生》中所说的一句话："民众的罚罪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不过，这里的"民众"，已经包括了小说化地把无枪的"学者"与有枪的"军阀"相提并论的鲁迅本人。 　　并没有国民党党籍的鲁迅对于顾颉刚个人以及研究系和现代评论派自由知识分子不依不饶的"党同伐异"，令笔者联想到鲁迅1933年7月2日在《准风月谈·我谈"堕民"》中关于"堕民"的介绍： 　　"在绍兴的堕民，是一种已经解放了的奴才，这解放就在雍正年间罢，也说不定。……每一家堕民所走的主人家是有一定的，不能随便走，婆婆死了，就使儿媳妇去，传给后代，恰如遗产的一般；必须非常贫穷，将走动的权利卖给了别人，这才和旧主人断绝了关系。假使你无端叫她不要来了，那就是等于给与她重大的侮辱。我还记得民国革命之后，我的母亲曾对一个堕民的女人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不料她却勃然变色，愤愤的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罢。" 　　在这篇文章里，鲁迅颇为难得地承认了皇帝时代也有"自由人"的事实；不过，"已经解放了"的"堕民"，一厢情愿且独占独享地维系着与旧主子之间的一缕联系，甚至于把这种捆绑挂靠的主奴关系当作一种生命线来维护和捍卫，其实并不单单是"为了一点点犒赏"，而是为了给自己无主的精神生命找到一个主宰和靠山。 　　关于这一点，鲁迅此前也曾说过一些明白话。早在1907年留学日本期间的《文化偏至论》中，他就明确提出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的主张。只是由于他对于欧美民主制度的不够了解，竟然得出"国会立宪"就是"压制乃尤烈于暴君"的"众治"，或者说是"以法杀人"的现代"法治"比"以理杀人"的旧式"人治"更不人道的错误结论。1908年，鲁迅又在《破恶声论》中颇为透彻地谈到了"夫人在两间，若知识混沌，思虑简陋，斯无论已；倘其不安物质之生活，则自必有形上之需求。……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实，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之类的宗教原理。 　　比起鲁迅来，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对于这种因精神上不能独立自主而甘愿"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的"堕民"心理，有着更为透彻的理解和更为精辟的介绍： 　　"无论自愿的形式是受到保护，还是遭受践踏，奴役依旧是奴役。甘受奴役的现象发生于整个中世纪，在德国直到三十年战争后还可以看到。普鲁式在1806年战败之后，废除了依附关系，同时还取消了慈悲的领主们照顾贫、病和衰老的依附农的义务，当时农民曾向国王请愿，请求让他们继续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否则在他们遭受不幸的时候谁来照顾他们呢？……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认定，平等是有例外的。对于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来说，平等是无效的。" 　　由恩格斯的这段话，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同人类中同为精神生命体的人本身所具有的"自我规定的意志"，或者说是具备"自我规定的意志"的精神生命体的人本身，才是"平等"、"自由"、"民主"、"人道"等大同理想得以实现的最为直接也最为根本的前提条件。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共产党宣言》中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所强调的都是这一点。 　　应该说，与鲁迅相比，胡适的观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道理论要接近得多。1918年5月，就在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的《新青年》4卷5期上，胡适发表了长文《易卜生主义》，明确指出"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世间只有奴隶的生活是不能自由选择的，是不用担干系的。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做奴隶一样，所以无论怎样好玩，无论怎样高兴，到底没有真正乐趣，到底不能发展个人的人格。" 　　对于"堕民"们"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表现出"万想不到"的鄙视态度的鲁迅本人，同样要通过对于一个或实体或虚构的强势同党的捆绑挂靠，才"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恰恰证明了他自己精神上的不能自主和行动上的不负责任，或者说是"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的逃避自由的"甘受奴役"。"堕民"与"主人家"之间毕竟还有代代相传的"恰如遗产"的契约和准契约关系，没有党籍的鲁迅与国民党政府之间连这种最原始的契约和准契约关系都不存在，他又有什么资格与权力把研究系和现代评论派人士排斥在国民党政府的大门之外呢？！！ 　　很显然，鲁迅早已经小说化地、一厢情愿地把国民党政府当作自己对于研究系和现代评论派人士实施"党同伐异"的精神上的生命线和制高点了。他之所以会有这种极其病态又极其黑暗的"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堕民"心理，与他"破落户"的少年经历、刀笔吏的文化背景和包办婚姻的毁灭性打击，以及由此而来的因"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而逃避责任、逃避自由的生活习性大有关系。 五、"堕民"心理的极端放大和无限上纲 　　 1922年12月3日，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简略交待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精神轨迹，说是"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走异路，逃异地"的鲁迅，虽然走到了异国他乡的日本，并且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接触了现代科学，终因忍受不了科学训练的严谨与寂寞，放弃学业选择了被他奉为"第一要著"的改变国民"精神"的"文艺运动"，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回归了孔老圣人"劳心者治人"的旧路子，结果却发现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随之而来的又是他对于包办婚姻的被动接受和靠着"钞古碑"来逃避现实责任并逃避现实自由。1918年加盟《新青年》同人团队之后，鲁迅是唯一一个不肯或不敢以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示人的特殊人物，他所发出的"呐喊"，只能是"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既痛打别人又不敢让别人还手反击的超限战。 　　1925年4月13日，许广平把应不应该用假名发表作品的问题摆在鲁迅面前，说"本星期二朱希祖先生讲文学史，说到人们用假名是不负责的推诿的表示，这也有一部分精义，敢作敢当，也是不可不有的精神，那么发表出来的就写许广平三字吧！"（《两地书》原信十七） 　　朱希祖与鲁迅同是章太炎流亡日本时的弟子，又同是《新青年》同人团队的成员。他对于"假名"的指责，无意中打中了鲁迅"不负责"的硬伤，鲁迅索性搬用自己所惯用的既抹黑自己又弄赃别人进而再压倒别人并抬高自己的"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啮簇法"，来捍卫自己并攻击别人： 　　"闲话休提，先来攻击朱老夫子的《假名论》罢。……他对于假名之非难，不过最偏的一部分，如以此诬陷毁谤个人之类，才可谓之'不负责任的推诿的表示'。倘人权尚无确实保障的时候，两面的众寡强弱，又极悬殊，则又作别论才是。……叫喊几声的人独要硬负片面的责任，如孩子脱衣以入虎穴，岂非大愚么？……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假名真名之小事也哉，……"（《两地书》原信十九，1925年5月3日） 　　 "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的所谓"目的是正的"，正是最为典型的"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借用戴震的说法，就是用宗教神圣化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以理杀人"的"人治"来逃避"以法杀人"的"法治"。"叫喊几声的人独要硬负片面的责任"，正是先驱者在"人权尚无确实保障的时候"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包括朱希祖在内的《新青年》同人的一种不成文的共识。这其中的道理，胡适在写于1929年3月25日的《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中，就有过郑重说明： 　　"我们深信，不负责任的秘密传单或匿名文字都不是争自由的正当方法。我们所争的不是匿名文字或秘密传单的自由，乃是公开的、负责任的言论著述出版的自由。我们深信，争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我们用自己的真姓名发表自己良心上要说的话。有谁不赞成我们的主张，尽可以讨论，尽可以批评，也尽可以提起法律上的控诉。但我们不受任何方面的非法干涉。"（《胡适文集》第11卷第145页，北大出版社） 　　胡适说这番话时，正在经受国民党政府的全面围剿，在"人权尚无确实保障的时候"，他和《新月派》同人所表现出的正是"叫喊几声的人独要硬负片面的责任"的胆识。直到1959年3月5日，胡适在写给《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信中依然在强调： 　　"我的看法是，争取言论自由必须用真姓名，才可以表示负言论的责任。若发言人怕负言论的责任，则不如不发表这种言论，所以我办《独立评论》5年之久，没有发表一篇假名的文字。我们当初的公开表示是'用负责任的态度，说平实的话。'这种态度，久而久之，终可以得到多数读者的同情和信任。"（《胡适书信集》下册，第1380页） 　　1934年12月20日，鲁迅在《集外集·序》中交待说："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这是我和后来的'新月派'积仇的第一步；语丝社同人中有几位也因此很不高兴我。" 　　鲁迅所说的"一篇杂感"，就是写于1924年12月15日的《"音乐"？》，所谓"开一通玩笑"，就是嬉笑怒骂的人身攻击。他之所以要攻击徐志摩，一方面是自己喜欢"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徐志摩所鼓吹的却是"神秘"的"有音的乐"和"无音的乐"；另一方面是徐志摩侵入了被他想当然地视为自己的领地的同人刊物《语丝》。 　　自己认了同人或同党，就容不得其他人与自己所认定的同人、同党有所挂靠、有所合作，这显然还是出于鲁迅因"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而在精神上不能独立自主的"堕民"心理，正如被解放的"堕民"依然容不得别的"堕民"侵犯自己与旧主子之间独享独占的主奴关系一样。 　　鲁迅对于陈源的"党同伐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徐志摩"积仇"的一种延续与扩展。1925年6月16日，正在为许广平"党同伐异"的鲁迅，在《坟·杂忆》中，曾经交待过自己"性质特别坏"的"堕民"心理： 　　"不知道我的性质特别坏，还是脱不出往昔的环境的影响之故，我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虽然也并不想诬无抵抗主义者为无人格。但有时也想：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 　　1925年11月23日，鲁迅又在《寡妇主义》中不点名地分析了杨荫榆连同他自己的性意识： 　　"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为社会所逼迫，表面上固不能不装作纯洁，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牵制，不自主地蠢动着缺憾之感的。" 　　因童年时代的"破落户"经历和成年后的不幸婚姻而"不自主地蠢动着缺憾之感"的鲁迅，对于同为读书人却在文化背景、心理素质、社会资源和处世能力等诸多方面都更为优越和优秀的英美派知识分子，一直抱着近乎天然的"同行是怨家"的敌对情绪。这种现象并不限于鲁迅一个人，当时的日法派归国留学生与英美派当国留学生之间"党同伐异"的派系之争，遍及整个北京城的学界、政界乃至商界，只不过大多数人并不像鲁迅表现得那么病态和极端罢了。 　　厦门大学时期，一厢情愿地与被自己认定为异党的顾颉刚等人势不两立的鲁迅，也还知道把自己的"党同伐异"归根结蒂于"不自主地蠢动着缺憾之感"的性意识与性冲动： 　　"我的脾气不太好，吃了三天饱饭，就要头痛，加以一卷行李一个人，容易作怪，毫无顾忌。你们两位就不同，自有一个团体，只要还他们应尽的责任，此外则以薪水为目的，以'爱人呀'为宗旨，关起门来，不问他事，即偶有不平，则于回房之后，夫曰：某公是畜生！妇曰：对呀，他是虫豸！闷气既出，事情就完了。我看凡有夫人的人，在这里都比别人和气些。顾公太太已到，我觉得他比较先前，瘟得多了，但也许是我的神经过敏。若夫不佞者，情状不同，一有感触，就坐在电灯下默默地想，越想越火冒，而无人浇一杯冷水，于是决定曰：'仰东硕杀，我勿来带者！'"（1926年11月21日致章廷谦信） 　　最后一句是鲁迅原籍绍兴的土著人等--自然包括"堕民"在内--与别人扭打拼命时的骂人话。正是出于这种极其黑暗、极端病态的性冲动与性意识，鲁迅匆匆结束厦门大学的教学生涯，来到广州与许广平过起婚外同居生活。然而，许广平的女性之爱并不是疗救鲁迅根深蒂固的病态心理的万能药方，此后的鲁迅反而与围剿他的"惟我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家走到一起，继续操持起"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革命营生…… 　　1932年4月30日，已经与国民党决裂并加入左联的鲁迅，曾在《二心集·序言》中清算过自己的"堕民"心理，说是"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是的确的"。 　　这一年的12月24日，鲁迅还在《自选集·自序》中清算了自己的"戴着假面"，说是《新青年》时期"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这一次编辑自选集，虽然"将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特地竭力抽掉了"，"然而这又不似做那《呐喊》时候的故意的隐瞒，因为现在我相信，现在和将来的青年是不会有这样的心境的了"。 　　此后，鲁迅也确实颇为当真地把苏俄连同苏俄式的"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当作单向维度的"存天理灭人欲"式的精神制高点，来从事"党同伐异"的革命斗争，不过，这种靠着抢占或本国、或外来的精神制高点压倒别人、报复社会的"党同伐异"，本身就是"堕民"心理的极端放大和无限上纲，"戴着假面"的隐瞒真实身份和歪曲事实真相，更是在所难免。 　　对于中国的民众，鲁迅是从来不予信任的。1928年4月10日，正在与革命文学家进行论争的鲁迅，在《三闲集·铲共大观》中写道： 　　"再说下去，恐怕有些英雄又要责我散布黑暗，阻碍革命了。……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虽是投机，成败之数也不能预卜的。""我临末还要揭出一点黑暗，是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清末党狱，民二，去年和今年，在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经目睹或耳闻了好几次了。" 　　1931年7月20日，已经加入左联的鲁迅，在《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还把上海的工人斥为"奴才"： 　　"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奴才做了主子，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更凶到绝顶一样。" 　　由此可见，鲁迅所谓的"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是"惟"存在于被他小说化、理想化的既"超时代"又"超国界"的苏俄社会的。1932年4月20日，鲁迅在《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中，更把斯大林恐怖统治下的苏俄，小说化地虚构美化为天堂天国，说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 　　为了在苏俄式的天堂天国中为自己和像自己一样的"智识者"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地盘，鲁迅也曾经煞费苦心地思考过，并在写于1935年8月17日的《门外文谈》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轻看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到了几天后的1935年8月24日，鲁迅却在致萧军信中极其固执地恢复了自己"破落户"的本来面目： 　　 "我看用我去比外国的谁，是很难的，因为彼此的环境先不相同。……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出身，明白底细，所以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暴发户子弟之自鸣风雅，给我一解剖，他们便弄得一败涂地，我好像一个'战士'了。使我自己说，我大约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也时常想到别人和将来，因此也比较的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至于高尔基，那是伟大的，我看无人可比。" 　　 在被自己小说化地虚构和描绘成为"破落户"加"暴发户"的中国社会里，抢占和独占了"思想较新"的精神制高点的鲁迅，把最高荣誉拱手让给并不怎么高明的苏俄作家高尔基，恰恰是出于另一种的为维护"自身的利害"而"宁赠友帮，不给家奴"的"堕民"心理： 　　"前清末年，满人出死力以镇压革命，有'宁赠友帮，不给家奴'的口号，汉人一知道，更恨得切齿。其实汉人何尝不如此？吴三桂之请清兵入关，便是一想到自身的利害，即'人同此心'的实例了"。 　　这段话出于鲁迅1933年4月29日所写的《伪自由书·文章与题目》，据5月5日附记，此文"原题是《安内与攘外》"，鲁迅在揭发本国人"人同此心"的"宁赠友帮，不给家奴"的"堕民"心理的时候，恰恰暴露出了自己为维护"自身的利害"而不惜"攘内安外"的"人同此心"的"堕民"心理。 　　1933年8月23日，鲁迅在《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中干脆借着谈论萧伯纳把全人类通通比拟成为蛆虫，然后再从蛆虫里面挣扎起来抢占"存天理灭人欲"式的惟我独尊的精神制高点： 　　"大家沸沸扬扬的嚷起来，说他有钱，说他装假，说他'名流'，说他'狡猾'，至少是和自己们差不多，或者还要坏。……然而，我想，假使萧也是一只蛆虫，却还是一只伟大的蛆虫，正如可以同有许多感叹号，而惟独他是'伟大的感叹号'一样。譬如有一堆蛆虫在这里点头，雍容揖让，天下太平，那就是全体没有什么高下，都是平常的蛆虫。但是，如果有一只蓦地跳了出来，大喝一声道：'这些其实都是蛆虫！'那么，--自然，它也是从茅厕里爬出来的，然而我们非认它为特别的伟大的蛆虫则不可。" 　　为了抬高"鞭挞了那主人们"的萧伯纳和同样"鞭挞了那主人们"的他自己，鲁迅甚至把以和平请愿方式给印度社会争取到民主与独立的拉·甘地拿来作垫脚石，说是"甘地一回一回的不肯吃饭，而主子所办的报章上，已有说应该给他鞭子的了。这可见在印度也没有'幽默'。最猛烈的鞭挞了那主人们的是萧伯纳，……" 　　实际上，"主人们"既然容忍了萧伯纳的"最猛烈的鞭挞"，就足以证明萧伯纳所生存的英国社会，已经没有了"主人们"。同样道理，容忍或部分容忍了鲁迅并不总是勇敢和公开的所谓"最猛烈的鞭挞"的中国社会，也并不完全是"主人们"的世界。鲁迅用"小说家"的虚构笔法把中国社会乃至于全人类都网罗进由奴隶、奴才和主子所组成的黑暗人性与黑暗社会的泥坑与圈套之中，进而施展既抹黑自己又弄赃别人进而再压倒别人并抬高自己的"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啮簇法"，说到底只是为了极端放大和无限上纲地抬高他自己。 　　最足以代表鲁迅这种既抹黑自己又弄赃别人，然后再压倒别人并抬高自己的极其黑暗、极其病态的"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堕民"心理的，还是他写于1933年9月27日的《南腔北调集·漫与》： 　　"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就因为奴群中有这一点差别，所以使社会有平安和不安的差别，而在文学上，就分明的显现了麻醉的和战斗的的不同。" 六、清党之后的进退失据 　　 国民党针对共产党的清党运动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开始， 4月15日，广州方面出动大批军警对各个机关学校和群众团体实行血腥清洗。按林贤治先生的说法，"清党期间，鲁迅仍在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教职。……他从来未曾看见这样杀人的，北京'三一八'惨案仅杀掉四十余人，他已经说是'出离愤怒了'，如今何如？他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