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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詩在北宋末年的流傳及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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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詩在北宋末年的流傳及其意義〉 ឃၸၑӵѕ׈ґԑޟࢺ༈Ѕڏཎဎ1 ──оݍۃၑຝЅ׈Ρၑၗ࣏ϛЖޟᢎᄆ 李貞慧* 摘 要 北宋末年,由於元祐學術之禁,蘇軾詩一直處 於受官方貶抑、禁毀的狀態。然而即使受到官方之 極度壓抑,蘇軾詩仍流傳甚廣,而且留下了兩項珍 貴的遺產。一是詮解、註釋蘇軾詩者甚多,南宋初 期,甚至已有「百家註」之編纂,這是於其他宋代 詩人所未曾見之現象;二是北宋末年或由北宋南渡 人所作詩話中,有大量與蘇軾詩歌及詩學相關的討 論與記載,雖然這些詩話,或基於政治立場,或出 於美學觀點之歧異,因而正反...

〈蘇軾詩在北宋末年的流傳及其意義〉
ឃၸၑӵѕ׈ґԑޟࢺ༈Ѕڏཎဎ1 ──оݍۃၑຝЅ׈Ρၑၗ࣏ϛЖޟᢎᄆ 李貞慧* 摘 要 北宋末年,由於元祐學術之禁,蘇軾詩一直處 於受官方貶抑、禁毀的狀態。然而即使受到官方之 極度壓抑,蘇軾詩仍流傳甚廣,而且留下了兩項珍 貴的遺產。一是詮解、註釋蘇軾詩者甚多,南宋初 期,甚至已有「百家註」之編纂,這是於其他宋代 詩人所未曾見之現象;二是北宋末年或由北宋南渡 人所作詩話中,有大量與蘇軾詩歌及詩學相關的討 論與記載,雖然這些詩話,或基於政治立場,或出 於美學觀點之歧異,因而正反意見並陳,但不難由 中得見蘇軾詩歌及詩學在北宋末年的重大影響 力。本文便以上述二者為對象,除觀察並描述北宋 末年文人間熱衷蘇軾詩之狀況外,並嘗試析論其於 宋代文化及詩學發展上,可能具有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蘇軾、詩註、詩話 *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1 本文初稿曾於 2006 年 11 月 5 日在嘉義大學舉辦之「第一屆宋代學術國際研討會」 中宣讀,並取得主辦單位之同意,增訂後另行發表,當時之特約討論人徐志平先生, 以及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皆對本文提供寶貴之意見,謹此一併致謝。 清華中文學報 第一期 (民國九十六年九月) 第 133~169頁 134 清 華 中 文 學 報 一、前言 本文所謂的「北宋末年」,係指哲宗紹聖元年(1094),即 哲宗親政之年,至北宋覆亡、即欽宗靖康二年(1127),這三十 多年的時間。這段時間,宋廷深陷於所謂的「新舊黨爭」之中, 而蘇軾詩文,由於元祐學術之禁,也一直處於受官方貶抑、禁 毀的狀態。然而從現存的一些資料中,卻可以發現,在北宋末 年,蘇軾詩文、尤其是東坡詩,即使受到官方之極度壓抑,但 在士人之間,仍流傳甚廣。這一事實,無論從文學本身,或宋 代之文化研究而言,都是相當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 從現存文獻來看,北宋末年對蘇軾詩之熱衷,留下了兩項 最珍貴的遺產,一是詮解、乃至註釋蘇軾詩者甚多,據清人王 文誥之考查,南宋題為王十朋所作的《王狀元集百家註分類東 坡先生詩》(以下稱《王註》或《百家註》),2所收的注家,「半 皆紹、符、崇、觀之人」,便主要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二是北 宋末年或由北宋南渡人所作詩話中,有大量與蘇軾詩及其詩學 相關的討論與記載。本文便以二者為對象,嘗試對北宋末年蘇 軾詩的流傳及其意義,略作論述。 二、從詩註看北宋末年東坡詩之流傳 「注釋」,最初的目的,是為了探索作者在創作當下,所欲 表達的「意」或情志,因而最素樸的作法,當然應該要「脫去 形骸,獨以神運,以古人之心為心,以古人之境為境,設身處 地,情性融洽」,以達「神與古會」之境地。3然而一部作品, 2 此書例來標題略有出入,有稱「百家注」,有稱「諸家注」者,因現存最早的南宋建 安黃善夫本題為「百家注」(在北京圖書館),故本文因之。但本文所採用的版本, 則主要是題為《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的四部叢刊本。 3 〔清〕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以下稱《總案》)(成都:巴蜀書社, 蘇軾詩在北宋末年的流傳及其意義 135 流傳既廣,便不免「作者多,則牴啎複沓之弊出」,4因而作注 者,又每每必須「具列異同,兼述訓解,麤有所發明」,5甚或 「刪煩補略,裁以己說,遂成一家」,6這時,「注釋」便已不僅 是單純地還原作者之作意而已,而且還具有了「詮釋」的性質。 既言詮釋,便難免帶有詮釋者個人之色彩,乃至時代背景 折射之光影。宋人註宋詩,亦是如此,但這裏,往往產生了某 種兩難的矛盾:一方面,因為時代相近,宋人的注釋,尤其是某 些與時代背景相關的注解,常被視為具有較高的詮釋效力;另 一方面,又由於宋人自北宋中期的新舊黨爭以來,「朋黨根柢未 清,議論不無回護」,不僅詩話文論、筆記小說,常沾染了黨派 色彩,甚至詩注,都難免蘊含注者某些價值判斷在內,因而可 能反而使作者之「意」隱諱不彰,甚而扭曲了作者的原意。因 此,就宋人所作之宋詩注而言,讀者所能做的,除了就詩注本 身,或接受、或批駁,以期接近可能變動不居的、所謂的「作 者的原意」之外,其實也有必要時時保持警醒的態度,將「詩 注」亦視為另一獨立之「文本」,注意當中可能負載的、某些當 代特有的訊息。 宋人注宋詩,始於東坡詩,這已是文學史上之常識。對此, 一般多半以為這是因為蘇詩博雅之故,如舊題王十朋所作的〈集 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序〉云: 東坡先生之英才絕識,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經傳,貫穿子 1985 年),〈達序〉,頁 1 上。 4 〔清〕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史注》(臺北:里仁書局,1984 年), 頁 237。 5 〔南朝宋〕裴駰,〈史記集解序〉,見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漢京, 1983 年),頁 22。 6 〔宋〕陳振孫著,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正史類.漢書》(上海: 上海古籍,1987 年),頁 100。 136 清 華 中 文 學 報 史,下至小說雜記,佛經道書,古詩方言,莫不畢究,故 雖天地之造化,古今之興替,風俗之消長,與夫山川草木 禽獸鱗介昆蟲之屬,亦皆洞其機而貫其妙,積而為胸中之 文,不啻如長江大河,汪洋閎肆,變化萬狀,則凡波瀾於 一吟一詠之間者,詎可以一二人之學而窺其涯涘哉! 因而「均之百人」,以免「折筋絕體之不暇」。7又如鄭騫先生以 為東坡一生有四多:讀過的書多,走過的地方多,經歷的事情 多,與他有關聯的人物多,因而「非註不明」等,8都是相當典 型的說法。這些說法,固然言之成理,然而如果把觀察的視野, 放大到整個宋代詩史,卻又似乎不能完全令人心安。例如,以 博雅而言,則歐陽修盛稱為「雄文博學,筆力有餘,無施而不 可」的西崑詩人,9其實亦不遑多讓,近代有學者箋釋《西崑酬 唱集》,便有一詩三十韵,即引用五十餘種書的例子,10但在宋 代,即使是西崑體詩文盛行天下,甚至作為科舉考試權衡之標 準的時候,亦不見有人為之作注,遑論其餘。至於「平生斟酌 經傳,貫穿子史,下至小說雜記,佛經道書,古詩方言,莫不 畢究」云云,則是北宋中期以後之學風,發而為詩,如王安石 詩、黃庭堅詩,也莫不如此。然荊公詩在南宋中期之後,才有 李壁作注;山谷詩雖然北宋時即有任淵為之注,但以黃詩之「一 字一句有歷古人六七作者,蓋其學該通乎儒、釋、老、莊之奧, 下至於毉、卜、百家之說,莫不盡摘其英華,以發之於詩」,11 無論運用典實,或煉字煉句,都較蘇軾有過之而無不及,然有 7 《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頁 1。 8 鄭騫,《宋刊施顧註蘇東坡詩提要》(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 年),頁 3。 9 〔宋〕歐陽修,《詩話》,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頁 1955。 10 見曾棗莊,《論西崑體》(高雄:麗文文化,1993 年),頁 147。 11 〔宋〕任淵,〈黃陳詩集注序〉,劉尚榮校點,《黃庭堅詩集注》(北京:中華書局, 2003 年),頁 1。 蘇軾詩在北宋末年的流傳及其意義 137 宋一朝,也不過只有任淵,及南宋的史容、史季溫三家註而已, 較之蘇詩在南北宋之際,可能已有不下十種之注本,合兩宋而 言,更至少多達數十家為之注的盛況,實難以相提並論。至於 以「四多」為標準,則現今可得宋人注宋詩之名注,如任淵之 黃庭堅詩注、李壁之王安石詩注、胡穉之陳與義詩注,固然合 於此一標準,但江西詩派「三宗」之一的陳師道,一生經歷相 對封閉而單純,然而在其辭世未久的南北宋之際,其詩注亦已 然問世,這又可見「四多」,可能也不見得是宋人注宋詩唯一考 量的理由。 宋人注釋蘇詩,流傳至今,有兩項最重要的成果,一是舊 題為王十朋所作的《百家註》,一是施宿、顧禧、施元之合力作 成的《施顧註蘇東坡詩》(以下稱《施顧註》)。《施顧註》夙有 「精審」之令譽,至於《王註》,雖然不見得即是王十朋編訂而 成,但與王十朋關係密切,而且大體成於王十朋之手,似已毋 庸置疑,而且從現今眼光看來,是否為王十朋作成,其實對其 價值影響不大,反而其中所反映的宋代文學及學術問題,才是 更值得關注之處。12 《百家註》今存最早的版本,是南宋中葉建安黃善夫家塾 刊十三行本(簡稱黃本,今存北京圖書館),自黃本以下,各宋、 元舊刻本卷首,都有「百家姓氏」一欄,以黃庭堅為首,迄王 十朋三兄弟止,實收九十六人,題署「王十朋纂集」,並列出了 各家之姓名、字號,及爵里等。百家中,有宋代著名的「十注」 作者,也就是在《百家註》成書之前,即已完成的東坡詩完整 注本,《百家註》中絕大部份的注文,即取材自這些注本,其他 的,則主要是由《百家註》作者,搜羅各家對蘇詩信手記錄, 12 請參李貞慧,〈《百家註分類東坡詩》評價之再商榷──以王文誥註家分類說為中心的 討論〉,《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63 期(2005 年 11 月),頁 1-33。 138 清 華 中 文 學 報 以及隨機、零星之議論而成。13「百家姓氏」,清人馮應榴、王 文誥曾先後做過考證,雖然仍有少數人生平事跡難以詳細查 證 ,但從考知的資料中,可以得知,所謂的「百家」者,其實 絕大部分,都成長、活動於南北宋之際,而且「半皆紹、符、 崇、觀之人,親見黨禍翻覆」,14其中「紹、符」是哲宗年號紹 聖(1094-1098)、元符(1098-1100)之簡稱,當時蘇軾正放逐 於嶺海之間;「崇、觀」是徽宗年號崇寧(1102-1106)、大觀(1107- 1110)之簡稱,當時蘇軾則已經謝世。而將這份資料置於北宋 晚年的歷史與文學發展脈絡中解讀,我們不難得見其間別具意 義之處。 紹、符、崇、觀,正是北宋末年,黨禍最烈,文禁最森嚴 之時,其原因,則可遠溯自熙豐年間王安石之施行新政。神宗 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在神宗支持之下,以「富國強兵」為 中心思維,議行新法,這是自范仲淹慶曆變法以來,北宋最重 要、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改革,然而其結果,卻是使此後五十 餘年間之宋廷,深陷於所謂的「新舊黨爭」之中,不僅當代知 識份子,幾無一倖免的捲入其間,最後,國家亦因以陵夷。新 舊黨爭,最初是因反對王安石新法而起,然「熙寧排公(王安 石)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析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 激者居八九」,15其中固然已不無意氣成分;哲宗元祐年間(1086- 1093),舊黨復用,由於詆排新黨,失之操切,又使新、舊黨之 間怨隙愈深。《卲氏聞見錄》作者邵伯溫親見元祐以來黨禍,即 13「十注」相關問題,及其與《百家註》的關係,請參劉尚榮,〈宋刻集註本《東坡前 集考》〉,《蘇軾著作版本論叢》(成都:巴蜀書社,1988 年),頁 40-53,及上引〈《百 家註分類東坡詩》評價之再商榷〉。 14 王文誥語,《總案.凡例》頁 3 下;而阮元則進一步指「北宋可知四十七家」,《總案. 阮序》,頁 2 上。 15 〔宋〕.陸九淵,〈荊國王文公祠堂記〉,《象山先生全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79 年四部叢刊本),卷 19,頁 157。 蘇軾詩在北宋末年的流傳及其意義 139 曾感慨元祐舊黨人之作為曰: 劉摯、梁燾、王岩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嫉惡已甚,不 知國體,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16 其言甚是。國是之爭,一旦淪為缺乏理性的黨同伐異之傾軋, 則手段往往流於嚴酷,元祐以來的新舊黨爭即是如此;而自紹 聖以下的三十餘年間,除了徽宗即位之初,也就是元符三年至 靖中建國元年(1100-1101)之間,曾短暫的詔復元祐舊黨之外, 其餘時間,主要都是新黨把持政柄,則元祐舊黨在北宋末年之 處境,也就不難想像了。 蘇軾其實在建中靖國元年(1101),自海南詔還北歸途中, 即已病歿於常州,然而新黨對他的撻伐,在他身後,卻尤其變 本加厲。自紹聖之初,新黨把持下的宋廷即屢次下詔罷黜以司 馬光之史學,及蘇黃之詩賦為中心的所謂「元祐學術」,17除了 以科舉為手段,抑史學、廢詩賦之外,18徽宗崇寧以後,更數 度下詔禁毀包括蘇軾、黃庭堅及司馬光等人在內之著作,這中 間包括: (1)崇寧二年(1103)四月丁巳,詔「焚毀蘇軾《東坡集》並 《後集》印版。」 (2)同年四月乙亥,再下詔「三蘇集及蘇門學士黃庭堅、張耒、 16 〔元〕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卷 192,頁 12853。 17 紹聖元年三月,即詔進士罷詩賦、專習經義,並除去《字說》之禁,見〔元〕.馬端 臨,《文獻通考》(臺北:新興書局,1958 年),卷 31,頁 296。又〔宋〕葛立方曰: 「紹聖初,以詩賦為元祐學術,復罷之。」見《韻語陽秋》卷 5,〔清〕何文煥輯, 《歷代詩話》(台北:藝文印書館,1991 年),頁 321。 18 馬端臨:「尊經書、抑史學、廢詩賦,此崇觀以後立科造士之大指,其論似正矣,然 經之所以獲尊者,以有荊舒之三經也,史與詩之所以遭斥者,以有涑水之通鑑,蘇 黃之酬唱也」。《文獻通考》卷 31,頁 296。 140 清 華 中 文 學 報 晁補之、秦觀及馬涓文集,范祖禹《唐鑑》,范鎮《東齋 記事》,劉攽《詩話》,僧文瑩《湘山野錄》等印版,悉行 焚毀。」19 (3)崇寧三年(1104),淮南西路提點刑獄霍漢英奏乞除毀天 下蘇軾所撰碑刻,詔從之。20 (4)宣和五年(1123)七月,因福建印造蘇軾、司馬光文集, 於是復「詔毀蘇軾、司馬光文集板,已後舉人習元祐學術 者,以違詔論。」21 (5)宣和六年(1124)申嚴前詔,冬又詔曰:「朕自初服廢元祐 學術,比歲至復尊事蘇軾、黃庭堅,軾、庭堅獲罪宗廟,義 不戴天,片紙隻字,並令焚毀勿存,違者以大不恭論。」22 從上引諸詔中,我們不難發現,所謂的「元祐學術」者,蘇軾 之影響力,可能更在司馬光、黃庭堅之上,因此被下詔禁毀之 次數,又高於二人,而影響所及,甚至有「士庶傳習詩賦者杖 一百,畏謹者至不敢作詩」的荒唐情形。23元祐學術之禁,至 欽宗靖康元年(1126)二月始得解除,而次年,金兵即長趨直 入,攻陷汴京。換言之,紹聖以來,以迄北宋覆亡,蘇軾詩文, 其實一直是處於受官方貶抑、禁毀的狀況之中,而作詩、尤其 是談論東坡詩,在當時,顯見絕對是一件不合時宜的事情。 19 以上二詔,見《長編.拾補》卷 21,〔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稱《長 編》)(臺北:世界書局,1983 年),頁 5343、5344。 20 〔宋〕周煇著,劉永翔校注,《清波雜志》(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卷 5,頁 191。 21 《長編.拾補》卷 47,宣和五年七月己未條引《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長編》,頁 5577。 22 同上,引《九朝編年備要》。又《宋史.徽宗紀》亦載有宣和六年十月庚午之詔曰: 「有收藏習用蘇、黃之文者,并令焚毀,犯者以大不恭論。」 23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 5,《歷代詩話》,頁 321。 蘇軾詩在北宋末年的流傳及其意義 141 「義不戴天」,徽宗之罪蘇軾者,不可謂不重;「片紙隻字, 並令焚毀勿存」,則新黨對蘇軾之深痛惡絕,又顯然可知,然而 蘇軾詩文,在北宋末年,其實仍流傳甚廣,而且其聲望,可能 更達到了空前之高峰,不僅有關東坡的談論資料,甚至不便直 呼其名的追憶篇章,散見於各家詩文集;東坡在世之時,士人 之間,即已致力於坡集之編纂;24蘇軾辭世之後,其晚年作品, 即所謂「海外集」的蒐羅與傳布,更儼然在知識份子之間,形 成某種默契。崇寧、大觀間(1102-1110),蘇軾亡故未久,其 海外詩即已盛行,「禁愈嚴而傳愈多」;25蘇軾逝世十餘年後, 則有所謂「蔡君」者,「獨於先生南遷已後所見於抑揚者,博訪 兼收,所較他日之得為備」、「編次東坡老南遷後詩文總目」,《王 註》百家之一、陸游極稱其「記問該洽,尤長於國朝故事對客 指誦,動數千言」、「自少至老,惟見此人」的王銍,26即是親 與其事者之一:「實與討論,仍為手自抄錄,總若干篇,集成若 干卷」。27又如惠洪〈跋東坡緘啟〉云: 東坡海外之文,中朝士大夫編集已盡,雖予之篤好者,亦 以爲無餘矣。佛鑑輙出此帙爲示,皆中朝士大夫集中所無 者。山林之人,泯泯枿枿若無所用,而其志好尚亦清絶哉! 譬如無雲之月,有目者皆愛仰之,況斯文乎!28 24 如紹聖元符間,蘇軾謫居海南之時,劉沔曾編東坡詩文二十卷,寄呈蘇軾,見〈答 劉沔都曹書〉,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以下稱《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卷 53,頁 1429。 25 〔宋〕朱弁,《風月堂詩話》(臺北:廣文,1973 年),卷上,頁 20。 26 陸游對王銍的評論見《老學庵筆記》(北京:中華書局),卷 6,頁 180。 27 見〔宋〕李之儀,〈仇池翁南浮集序〉,《姑溪居士文集.後集》(臺北:藝文,1965 年百部叢書集成本),卷 15,頁 321;及〈與王性之〉第十首,卷 17,頁 388。「蔡 君」不詳何人,待考。李之儀以「仇池翁」稱蘇軾,以「南浮集」稱蘇軾《海外集》, 亦上文所謂「不便直言其姓名」者之一例。 28 惠洪,〈跋東坡緘啟〉,《石門文字禪》(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 年《四部叢刊》據 142 清 華 中 文 學 報 費袞《梁溪漫志》卷七〈禁東坡文〉所記: 宣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攜坡集出城,為閽者 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已落天地泣, 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漫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 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由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 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且畏累己,因陰縱之。 都可見蘇軾在當時的影響力,注意「斯文」者,固不止於可能 有某些特定立場的「中朝士大夫」而已,山林世外,尋常士子, 甚至宣和間「義其人」而陰縱犯戒者的京尹,都從不同面向, 間接映照了一股與當朝嚴令背道而馳的文化氛圍。「才力漫超生 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這樣超越生命、時空限制的文化力道, 更為北宋末年二三十年間,宋廷何以必須對其實是以蘇軾為中 心的所謂「元祐學術」屢下禁令,做了最好的解釋。 《百家註》所輯,在北宋末年長達三十年的文禁之後,所 以還能夠「半皆紹、符、崇、觀之人,親見黨禍翻覆」,便是這 樣文化氛圍之下的產物,但即使「兼收博蓄」、「罔羅宏富」如 《百家註》,29也已不是當時可見東坡詩註的完整輯本。如施宿 在〈註東坡先生詩序〉中曾經提及: 東坡先生詩,有蜀人所註八家,行於世已久。先君司諫 (案:即施元之)病其缺略未究,遂因閒居,隨事詮釋,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宋刊本影印),卷 27,頁 299。 29 傅增湘:「平情論之,此注兼收博蓄,誠不免舛雜之譏,然搜采近百家,罔羅宏富, 足供後人掇拾之資。」見氏著,《藏園群書題記續集》,收入《古籍題跋叢刊》(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 年),卷 4,頁 597。 蘇軾詩在北宋末年的流傳及其意義 143 歲久成書……。30 據鄭騫先生考訂,《施顧注》中,施元之與顧禧所作的部分,乃 成於孝宗淳熙三年〜八年之間(1176-1181),31當時距離北宋之 亡,不過五十年左右,施宿既言施元之在世時,蜀人所註八家 「行於世已久」,則八家之中,可能不乏作於北宋末年者。王十 朋與施元之為同時人,而歿於《施顧註》成編之前數年,32然 而今日《百家註》中,也不過只有趙次公、趙夔、宋援、孫倬 等四人為蜀人,而這四人,亦不見得全部包含於施宿所謂的「蜀 人所註八家」中,不論《百家註》是不是成於王十朋之手,由 此都不難見出當時所搜羅者,已遺佚尚多。又如收入《王註》 「百家姓氏」中,作《東坡紀年錄》的傅藻,在《紀年錄》的 跋語中亦云: 汴陽段仲謀,編為行紀,清源黃德粹,撰為系譜,一則擇 焉而不精,一則語焉而不詳,予於暇日因二家之述,遍訪 公之文集,採其標題與其歲月,芟夷繁亂,翦截浮辭,而 質諸名士大夫,…….名之曰《東坡紀年錄》。又將因此而 類公之詩文,使成次序,固有志焉,姑少俟之。33 段仲謀、黃德粹其人其書都已無可考,而脫胎自二人著作,且 後出轉精的《紀年錄》,則完整留存至今,至於傅藻意欲分類編 次的東坡詩文,究竟有無成書,或者徑為更晚出的《王註》所 取代,亦已不得而知。然而從北宋末年以來,士人熱中蒐羅、 30 鄭騫,《宋刊施顧註蘇東坡詩提要.附錄》,頁 1。 31 鄭騫,《宋刊施顧註蘇東坡詩提要》,頁 11。 32 王十朋卒於孝宗乾道七年(1171)。 33 《集註分類東坡詩.卷首》,頁 22。 144 清 華 中 文 學 報 編輯、討論、乃至註解蘇軾詩集的風氣看來,各種編本、註本 迭出,又旋而散佚、或被後出者淘汰的情況,固應不止上舉二 例而已。 上述《王註》所本的十家註,可得而知者,便至少有六家 是成於北宋末年、或北宋末年即已著手作注者。34以此推論, 則北宋末年,可能已有不下十家為東坡詩作完整之注本。在中 國詩史上,作者逝世二十餘年間,即有如此多人為之作注者, 蘇軾是第一人,蘇軾之後,恐怕亦不多見。其中尤有甚者,如 趙次公,據南宋林希逸之記載: 在昔聞人有注前人詩者,有和前人詩者,未有且註且和 者,獨趙次公於坡老為然,數十巻之詩和盡,而註又特詳, 此人所難能也。35 不僅詳注蘇詩,而且更盡和東坡數十卷詩。追和、尤其是盡和 古人詩作,蘇軾正是始倡者。在令蘇轍為其《和陶集》作引的 信中,蘇軾曾如此說明他的《和陶詩》: 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 則始於東坡。….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 人,實有感焉。36 34 詳見上引〈《百家註分類東坡詩》評價之再商榷〉第 1 頁,註 1。 35 〔宋〕林希逸,〈題徐少章和注後村百梅詩〉,《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臺北:商務 印書館,1971 年四庫珍本二集 314 冊),卷 13,頁 321。林希逸,字肅翁,號竹溪, 又號鬳齋,為南宋理宗端平二年進士(1235),依上引文所述,疑趙次公之和詩及詩 注,至南宋晚年猶存,然今則幾已散佚殆盡。 36 蘇轍,〈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曾棗莊、馬德富校點,《欒城集》(上海:上海古籍, 1987 年),頁 1402。 蘇軾詩在北宋末年的流傳及其意義 145 正如林希逸所說,註且和者,詩史上,至少到南宋為止,仍是 絕無僅有,況趙次公曾註杜詩,在宋人中間有好評37,以杜詩 在北宋末年詩學的典範地位,加以蘇詩數量遠過於杜詩,趙次 公不和杜詩,卻選擇盡和東坡詩,這之中,恐怕不無「豈獨好 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的情感在內。又如趙夔,據 其自序,自崇寧年間,他便開始對東坡詩「一句一字,推究來 歷」,除了「經史子傳、僻書小說、圖經碑刻、古今詩集、本朝 故事,無所不覽,又於道釋二藏經文,亦常遍觀抄節,及詢訪 耆舊老成間」外,又因為曾與蘇軾幼子蘇過遊從至熟,因而得 以「叩其所未知者,叔黨亦能為僕言之」,「三十年中,殫精竭 慮,僕之心力,盡於此書」,而直至紹興初年,其書乃成。38在 朝廷屢次嚴申禁令,「畏謹者至不敢作詩」的時期,像趙次公、 趙夔這樣的士人,卻幾乎是以其全幅生命的熱情,投射於東坡 詩之上,這是格外令人動容之處。 37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九家集注杜詩》卷 3,頁 50:「宋鼂公武《郡齋讀書志》謂自 王洙源叔以後,學者喜觀甫詩,有趙次公者,以古律詩雜次第之,且為之注。按趙 次公字彦材,蜀人,所註杜詩名曰『正誤』。此書為成都郭知逹所輯,知逹《宋史》 未載其人,而家於成都,係與彦材同鄉里,故所輯之注,首王文公而終之以彦材, 蓋以彦材之注為盡善也。」又林希逸云:「趙次公註杜詩,用工極深…….次公所注 杜公詩,誤者正之,遺者補之,且原其弟因,明其旨趣,與夫表出其新意,未見則 闕之,以俟博聞,疑則論而弗泥,以俟明識,其間所言來處有四種,與夫專用、借 用、直用、翻用、或用其意而不在字語,專用之外又有展用、倒用、拈摘參合而用, 凡八個用字,觀此,知公之用心苦矣。」《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 30,均是其例。 38 趙夔序見於《百家註》卷首。此序四庫提要曾疑其偽,然之後清馮應榴、王文誥、 胡玉縉,今人劉尚榮等,則批駁了四庫提要的說法,要之,《集註分類東坡詩》或許 不是成於王十朋之手,但趙夔序卻並非偽造,因而也成為了解南北宋之間蘇軾詩流 傳狀況的一篇重要文獻,詳見劉尚榮〈《百家注分類東坡詩集》考〉,《蘇軾著作版本 論叢》,頁 54-86。 146 清 華 中 文 學 報 三、蘇軾詩學與南北宋間之詩話 南北宋之間,詩話創作一時勃興,尤其「現存名目可考的 宋人詩話,多數產生於這個時期」39的特殊現象,已然成為研 究宋代詩學及詩歌發展,不容忽視的一項命題。而各種詩話, 以蘇、黃為主的「元祐諸公」,又每為傳述及議論之中心,這是 蘇軾詩在北宋末年禁毀之下,仍然舉足輕重的另一證明。在朝 廷屢申嚴令、而朋黨間每流於意氣的情況之下,這一時期的詩 話作者,自然有諱言蘇、黃,或刻意詆毀蘇黃以扭曲宋詩之發 展圖象者,前者如阮閱《詩話總龜》之「獨元祐以來諸公詩話 不載焉」,40後者如魏泰《臨漢隱居詩話》之著意「黨熙寧而抑 元祐」,41均是其例,但這一類詩話,在南北宋之間,其實只是 少數,反而宗主蘇、黃詩學者,是這一時期詩話之大宗,這才 是觀察南北宋之際詩話不能忽略的一個重點。 對蘇軾詩學主要持肯定態度的詩話中,如南宋強行父所作 的《唐子西文錄》,是一種典型的例子,這本書所收錄的,全是 曾親謁蘇軾,文彩風流與東坡相似,至被時人目為「小東坡」 的唐庚在宣和年間與強行父的論詩文之語,其中亦頗有「論坡 詩之妙」者,42而文人間像這樣,於北宋末年談論蘇詩,甚至 可能是親見蘇軾之所見所聞,到了南宋「元祐學術」弛禁之時 39 張毅,《宋代文學思想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頁 143。 40 胡仔,〈序漁隱詩評叢話前集〉,《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臺北:長安,1978 年), 卷首。 41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臨漢隱居詩話》(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 年), 頁 4357。下引《四庫提要》版本同,不另出頁數。 42 詳見郭紹虞,《宋詩話考》(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45-48。 蘇軾詩在北宋末年的流傳及其意義 147 才被輾轉紀錄傳述的例子,在南北宋間的詩話中,屢見不鮮, 南宋初年,胡仔所作《苕溪漁隱叢話》,尤其《前集》六十卷, 即是此類詩話之集大成者。據胡仔所作序,《前集》之作,是為 補阮閱《詩總》之闕: 蓋阮因古今詩話,附以諸家小說,分門增廣,獨元祐以來 諸公詩話不載焉。考編此《詩總》,乃宣和癸卯,是時元 祐文章,禁而弗用,故阮因以略之。余今遂取元祐以來諸 公詩話,及史傳小說所載事實,可以發明詩句,及增益見 聞者,纂為一集。凡《詩總》所有,此不復纂集,庶免重 複。43 所謂「元祐以來諸公詩話」,主要涵括了蘇、黃後學所作之詩話 (見下文),以及與蘇黃關係密切者,如蘇轍、王鞏、趙令畤、 張耒、秦觀、李廌、韓駒、呂居仁、謝無逸等人的論詩之語。 除此之外,其蒐羅方向,還有兩個值得注意之處,一是自第一 卷的「國風漢魏六朝」以迄五十四卷以後的雜詩、僧詩、長短 句等,直接援引蘇、黃的論詩之語,幾乎無卷無之;二是《前 集》六十卷詩話中,論東坡詩者有九卷之多,其份量與北宋中 期以來,已被公認是詩歌典範的杜詩相等,而遠過於李白一卷, 黃庭堅之三卷,則所謂「元祐諸公」,以何為重,已不言可諭。 如果將上述兩項的纂集成果,置於北宋末年三十多年「元祐文 章,禁而弗用」的歷史脈絡下來看,其實已不難窺知東坡詩及 詩學在北宋末年禁而不絕、甚至可能是「禁而愈盛」之概況。 43 胡仔,〈序漁隱詩評叢話前集〉,卷首。 148 清 華 中 文 學 報 宋代詩話發展至南北宋之際,已由最初的「資閒談」,44轉 而有意識的闡明理論以及探索詩藝,此前人論之已多,許顗的 《彥周詩話》作成於建炎二年(1128),開宗明義,即稱「詩話 者,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45便最能 代表此一時期文人創為詩話之意旨。黃庭堅以後的江西詩人, 由於熱中於詩法的探究,著作詩話的風氣,似乎尤其盛行。如 呂本中《江西詩社宗派圖》中,至今可見者,有陳師道作《後 山詩話》、王直方作《王直方詩話》、洪芻作《洪駒父詩話》,李 錞作《李希聲詩話》等,又師事黃庭堅的范溫之《潛溪詩眼》、 潘淳之《潘子真詩話》,以及與江西詩派關係密切的惠洪之《冷 齋夜話》等,也都作成於這段時間,而且均在《漁隱叢話.前 集》的引用之列。此外,韓駒的論詩之語甚多,在南北宋間的 文集或詩話中,多有所見,46而部分則由范季隨輯錄為《陵陽 室中語》,魏慶之《詩人玉屑》採錄甚多,47即如呂本中本人, 亦有《紫薇詩話》,以及「論詩文必以蘇黃為法」的《童蒙訓》 等,48均是其例。 江西詩人所作詩話,一般以為多是在黃庭堅論詩的基礎 44 歐陽修,《詩話》:「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閒談也。」《歐陽修全集》,頁 1949。 45《歷代詩話》,頁 221。 46 如吳可《藏海詩話》即常引用韓駒論詩之語。又如《漁隱叢話.前集》亦有韓駒論 詩之語,標為「韓子蒼曰」,且集中於論陶詩、杜詩、東坡詩等,與後來《詩人玉屑》 中所見引自《陵陽室中語》多未重複,疑《漁隱叢話.前集》成編時《室中語》尚 未集成,而《室中語》中所論,理論意義更為濃厚。 47 據黃景進〈韓駒詩論──兼論換骨、中的、活法、飽參〉一文(以下稱〈韓駒詩論〉), 《詩人玉屑》中所錄《陵陽室中語》有 30 條之多,見《宋代文學研究叢刊》,1966 年第 2 期,頁 285。 48 朱熹,〈答呂伯恭〉:「舍人丈(案:即呂本中)所著《童蒙訓》,則極論詩文必以蘇 黃為法。」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1996 年),卷 33,頁 1413。 蘇軾詩在北宋末年的流傳及其意義 149 上,補充、擴大江西詩派之理論內涵,南宋時,曾季貍的《艇 齋詩話》曾總結這一時期江西詩論最重要的幾項成果,云: 後山論詩說換骨,東湖論詩說中的,東萊論詩說活法,子 蒼論詩說飽參,入處雖不同,然其實皆一關捩,要知非悟 入不可。49 所謂「換骨」、「中的」、「活法」、「飽參」等等名目,雖然不見 得直接出自於上述詩話,50但其意義,在上述詩話中,卻常有 更完整之演繹及詮釋。對此,黃景進先生曾有相當精采的論述: 這四家詩說可以合稱為廣義的活法說,它包含從學古至創 造的一套完整理論。根據這套理論,從學習至創造要經過 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遍參、飽參的階段。要熟讀各大 家的作品,並且要用心去體會每一家的「句法」。 第二階段是「換骨、奪胎」法的訓練。即是根據第一階段 的體會嘗試去改寫前人作品。根據惠洪的說法,有兩種改 寫的途徑:一是襲用前人的詩意,但另外造語,這是比較 初級的,重點在訓練「造語」的工夫,惠洪稱之為「換骨 法」。一是改造前人的詩意。通常是對前人的詩意,或從 正面,或從反面加以發揮,這是比較高級的,重點在訓練 「命意」的能力,惠洪稱之為「奪胎法」。此一階段是由 學習通往創造的過渡,卻是宋詩方法論中最具特色的一部 分。……..第三階段進入「活法」階段,這是不拘泥前人 用法,自由創造的階段;此時即使用上古人的語句,其意 49 見丁仲祜編,《續歷代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 年),頁 332。 50 「換骨」出自陳師道〈答秦少章〉詩,後來惠洪則在《冷齋夜話》中有「換骨」、「奪 胎」之說,並以之為山谷教人之法。「活法」語出呂本中〈夏均父集序〉。至於「中 的」、「飽參」則在今存徐俯、韓駒文字或文集中,都未見有直接論及者。 150 清 華 中 文 學 報 義已非原有,而藝術效果甚至比原作更為出色。51 要之,各家詩說「大抵是從不同角度發揮黃庭堅詩論」,而最後 的關鍵,則是要能「悟入」,也就是能從法度之中,掌握詩的深 層結構原理,以致於「變化不測」。52 黃先生的論述,對了解江西詩派理論的內涵及發展,助益 甚大,然站在南北宋間詩學、尤其是蘇軾詩學影響力的角度來 看,似尚有可以進一步說明之處,即江西詩人之論詩,如果只 溯源至黃庭堅,固然看似多半集中於發揮黃庭堅的詩論,但黃 庭堅的詩論,其實與蘇軾密切相關。而這一時期江西詩人,不 但所作詩話中,多引述蘇軾論詩之語,或討論蘇軾詩;蘇軾詩 句,常被用作闡釋江西詩論的重要例證;53而且江西詩人對蘇 軾詩歌成就之推崇,也往往不見得即在黃庭堅之下。54因而上 51 〈韓駒詩論〉,頁 299。 52 詳見黃景進,〈換骨、中的、活法、飽參──江西詩派理論研究〉,《宋代文學研究叢 刊》,1997 年第 3 期。 53 如惠洪言奪胎換骨:「荊公〈菊詩〉曰:『千花萬卉凋零後,始見閒人把一枝。』東 坡則曰:『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凡此之類,皆換骨法也。…. 樂天詩曰:『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身。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南中作詩 云:『兒童悞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醉紅。』凡此之類,皆奪胎法也。」,即是一例, 見《冷齋夜話》卷一。張健先生則更進一步指出,「奪胎換骨」的作詩之法,其實唐 代即有之,又羅列宋人詩話中論及「奪胎換骨」之法者,指出其舉以說明此法的宋 人詩句,「非蘇、黃二人,即其門下士所作,可見一代之流風。」見張健,《宋金四 家文學批評研究》(臺北:聯經,1975 年),頁 207-210。 54 如呂本中以為「學詩須熟看老杜、蘇、黃」,又直指蘇黃詩不可偏廢,見郭紹虞,《宋 詩話輯佚》(臺北:華正書局,1981 年),頁 592。韓駒以蘇軾海外詩,與杜甫出峽 後詩相提並論(見下文),陳與義〈度嶺〉亦云:「已吟子美湖南句,更擬東坡嶺外 文」,其意相近;南宋晚年魏慶之《詩人玉屑》所說:「余觀東坡自南遷以後詩,全 類子美夔州以後詩,正所謂老而嚴者」,很明顯與韓、陳同論,見《詩人玉屑》,(臺 北:世界書局,1980 年),頁 388。 蘇軾詩在北宋末年的流傳及其意義 151 述理論,如果置於蘇黃詩學的脈絡之下觀察,或許更能見出蘇 軾與江西詩學之關係,及其在南北宋間意義之所在。 就理論而言,上述後山等四家詩說自學習至創造的三個階 段中,第一階段重在博學、精學,二、三階段則主要是講如何 由前人法度入手,養成、並拓展創作之能力。「博學」及「重法 度」,是蘇黃之所同,尤其「博學」本即是西崑之後,宋代詩文 或整體文化發展的基礎、或底蘊,蘇、黃論詩,自不能外於此。 至於詩文創作之「法」,蘇軾終其一生,其實亦孜孜矻矻講求不 已,尤其黃州之後所提出的「出新意於法度之中」或「無法之 法」的理論內容,不僅要求識見上、方法上必需兼具歷史廣度、 深度之極限,更要求在這樣的廣度深度之下,能夠回歸美學原 理、亦即藝術創生之源頭,「自我作古」,或融合、或改造舊法, 甚至創立新法,以求「意」最大可能的表見。這樣的理論高度, 在整個宋代文學史上,已罕有能出其右者,不僅與北宋前期文 人在創作時,或銳意創發,自覺的欲於「法」上「卓然不丐於 古而一出於己」、55「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56以致每入 於怪僻或流於苦吟有別;與強調道德或思想內容,因而在法度 上含糊籠統,或根本不及具體法度觀念的「道勝者文不難而自 至」,57乃至「自然成文」58等,亦是大異其趣,後來江西詩人 55 宋祁,《宋景文公筆記》,周光培編,《宋代筆記小說》,(石家莊:河北教育,1995 年)第 4 冊,頁 562。 56 歐陽修,《詩話》:「聖俞常語予曰:詩家雖率意而造語,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 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見《歐陽修全集》,頁 1952。 57 歐陽修,〈答吳充秀才書〉,《歐陽修全集》,頁 664。 58 蘇洵,〈仲兄字文甫說〉:「『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 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 以為文;刻鏤組繪,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天下之無營而文生者,惟水 152 清 華 中 文 學 報 所謂的「活法」、「悟入」,其實無不在其籠罩之下。59換言之, 江西詩學中,所謂學習與創造的三個階段,第一、第三階段, 其實已是宋代文學長期探究的論題,而且在江西詩派興起之 前,也已大致發展到了理論的最高峰。 因而,江西詩學最重要的貢獻,其實是在第二階段的方法 論,而這也是蘇、黃詩學最重要的分野之一60。黃庭堅在〈論 作詩文〉中的一些論點,或許可以讓我們更清楚的辨別這樣的 分野: 讀書不貴雜博,而貴精深,作文字須摹古人,百工之技, 亦無有不法而成者也。 作詩句要須詳略用事精切,更無虚字也。如老杜詩字字有 出處,熟讀三五十遍,尋其用意處,則所得多矣。61 蘇軾讀書也重精讀,但精讀的重點,則與黃庭堅不盡相同,如 〈與王庠書〉云: 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過盡之。書富如入海,百貨 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 與風而已。」曾棗莊、金成禮箋註,《嘉祐集》(上海:上海古籍,1993 年),頁 412-413。 59 請參李貞慧,《蘇軾「意」、「法」觀與其「古文」創作發展之研究》(台北:台大中 文所博士論文,2002 年 1 月)第一章第二節,頁 49-72;及第四章第二節,頁 283-303。 60 張健即以為,蘇軾的詩文理論,「欠缺明確的技巧論」,又說黃庭堅「注意體裁的雅 正,方法的講求,這都是比歐陽修、蘇軾更往前推進一步的表現。他之所以能成為 江西派的大宗師,這兩項主張當然和他的創作成績同樣重要。」詳細論述,請參〈蘇 軾的文學批評研究〉、〈黃庭堅的文學批評研究〉,二文皆收入張先生所著《宋金四家 文學批評研究》,而上引文字則見頁 110,及頁 205。 61 黃庭堅著,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2001 年), 頁 1684、1685。 蘇軾詩在北宋末年的流傳及其意義 153 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興亡治亂聖賢作 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跡故實典 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此雖迂鈍,而他日學成, 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62 此即著名的「八面受敵」之法,其反覆熟讀推求的目標在「意」, 也就是對文章內容思想的通達與透徹了解。黃庭堅所謂的讀書 貴精深,未嘗沒有對內容思想透徹了解之意涵,但他同時要求 熟讀三五十遍,以求用事下字之精切的「尋其用意處」,則是蘇 軾所未嘗道者。 其次,蘇軾作文字也非不摹古,不論是早年「讀孟、韓文, 一見以為可作」,63或欲効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而不果,64或 晚年以「擬古」為基礎的和陶詩,都依稀可見其出入古人之痕 跡。但在「以意變法」的創作宗旨下,他的作品,甚至他的理 論,呈現出來的,多半是「行雲流水」、「辭達」、「自然」這樣 其實已臻「活法」階段的成果,65尤其晚年以「擬古」為出發 點,而又兼具「和詩」之性質的《和陶詩》,其技法之複雜及多 樣化,更使讀者無論其意其法,都難以掌握,66但《和陶詩》 卻是北宋末年盛行的蘇軾海外詩之核心,則當時一般士人所好 62 《文集》,頁 1821。 63 蘇洵,〈上張侍郎第一書〉,《嘉祐集》,頁 344。 64 〈跋退之送李愿序〉:「歐陽文忠公嘗謂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 余亦以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一篇而已。平生願効此作一篇,每 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文集》,頁 2057。 65 詳見《蘇軾「意」、「法」觀與其「古文」創作發展之研究》第五章第三節,頁 406-427。 66 李貞慧,〈典範、對位、自我書寫:論蘇軾集中的《和陶擬古》九首〉,對此有比較 詳細的討論,或可稍見蘇軾晚年《和陶詩》書寫方法及內容複雜之一斑。《清華學報》 36 卷 2 期(2006 年 12 月)。 154 清 華 中 文 學 報 與所學之間可能的落差,便不難想見。相形之下,黃庭堅不只 學古,而且更具體的說出西崑以後,宋人諱言的「摹古」,這已 是將前此每流於抽象的詩法具體化的先聲,也是上述惠洪所謂 「奪胎」、「換骨」等種種方法論的理論基礎之所在。 從上文的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中,我們不難看出宋代詩學由蘇軾而黃庭 堅,而至南北宋間江西詩派發展的一條重要軌跡。要之,蘇軾 雖然重視法度,但他的論述中,卻少了如「奪胎」、「換骨」這 樣具體而層次分明的「摹古」、或詩學訓練,這是他和黃庭堅、 尤其是南北宋間江西詩人詩論最大的不同之一。蘇軾法度觀念 所強調的,其實是以「意」變「法」,也就是在掌握美學或創作 原理的情況下,不為既有法度所束縛,以求「辭達」,或「意」 的表達之極致的創作態度,問題是,蘇軾的「意」,又常有顛覆 既有思考模式的作用,67在「意」、「法」都難為一般成規所繩 墨的情況之下,他的詩文,便極易令人有變化無端,難以捉摸 的感覺。因而這一時期的江西詩人,對蘇軾詩歌的評論,便常 常出現在不同考量下,看似矛盾的內容,如韓駒,一方面以為 「東坡作文如天花變現,初無根葉,不可揣測」,68「詩道無有 窮盡,如少陵出峽、子瞻過海後詩愈工,若使二公出峽、過海 後未死,作之不已,則尚有妙處,又不止於是也」,69將蘇軾海 67 東坡詩文俱以「奇」著稱,如清.劉熙載所言:「『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文家 具此能事,則遇困皆通。…….大蘇文有之。」「東坡讀《莊子》,嘆曰:『吾昔有見, 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後人讀東坡,亦當有是語。蓋其過人處在能說 得出,不但見得到已也。」筆者以為,即是對東坡詩文此一特質最好的說明之一。 見《藝概》(臺北:華正書局,1988 年),卷 1,〈文概〉,頁 30。 68 〔宋〕魏慶之,《詩人玉屑》卷 17 引《陵陽室中語》,頁 383。 69 〔明〕陶宗儀,《說郛》(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引范 季隨,《陵陽室中語》,卷 43,頁 705。 蘇軾詩在北宋末年的流傳及其意義 155 外詩與杜甫出峽後詩相提並論,可見其對蘇軾之推崇,但另一 方面,他又反對初學者學東坡詩;70又如呂本中,既以為蘇詩 「規模廣大,學者難依」,又鼓勵學者當讀蘇詩,以「澡雪滯思」, 71因而其《童蒙訓》所呈現出來的,便是「論詩文必以蘇黃為 法」這樣與「規模廣大,學者難依」相悖的內容,都是其例。 要之,南北宋間的江西詩人,在主要藉由詩話,傳達其本 身理論,也一步步深化其理論之同時,依然傳承了宋人「博學」 的文化傳統,因此強調「飽參」、「遍參」,以厚植詩學之根柢; 而且仍以蘇軾為當代最主要、或至少是必須與黃庭堅相提並論 的詩歌典範之一,只是從學習訓練的觀點,可能更集中於討論 黃庭堅的詩學及詩歌創作,或因而反對以蘇軾作為學詩之入門 而已。如此,則江西詩人不憚其煩,甚至矯枉過正的對以「摹 古」為起步的詩法的反覆討論,對此所衍生弊病的覺察,進而 對「悟」、「變」等不見得新創,但在當時不失為救病補闕方法 的強調等,從宏觀的角度而言,其實正是宋代詩學在對蘇黃理 論的理解及實際踐履之後,更進一步的表現。因此,在近代文 學通史或斷代史的敘述或研究中,不斷反覆出現的,類似「北 宋末年的詩壇,幾乎是黃庭堅及其追隨者的天下,影響之大, 70《詩人玉屑》卷五引《陵陽室中語》:「一日有客擕所業謁公。客退,公觀之竟,語僕 曰:『此人多讀東坡詩。大率作文須學古人,學古人尚恐不至古人,况學今人哉!其 不至古人也必矣!』」,黃景進先生以為韓駒這麼說,有「認為入門應由古人作品入 手,不贊成由當時流行的東坡詩入手」之意,見〈韓駒詩論〉,頁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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