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史

中国当代外交史 《中国当代外交史》 一、外交政策 1、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是新中国外交最本质的概括。新中国奉行这一政策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要求。首先，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通过革命获得民族独立与解放后，对独立 自主十分珍视。其次，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不能输出”的基本原理，明确以不 同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国家和平共处为基本指导思想。第三，热爱和平是中华民族本性。 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一 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其主要内容包 括：1、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不屈从 于任何外来压力。中国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搞军事集团，不参加军备竞赛，不进行军事扩张。2、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3、中国积极推 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4、中国愿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 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5、中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愿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广泛开展贸易往来、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 流，促进共同繁荣。6、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 2、谈判建交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 系的主要方式，是独立自主精神在建交问题上的贯彻。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向全世界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政府正是在以上原则的指导下，通过谈判方式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建交谈判的焦点是：对方对其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关系和对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国家财产持何态度，以及对其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立场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共有26个国家对新中国表示外交承认，中国政府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迅速建交；对亚洲民族独立国家视情况经过谈判积极建交；对其他国家则根据当时的国际情势和这些国家的具体情 况主要通过谈判方式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如对在东西方冷战中相对保持中立的北欧和中欧国家，中国一般是经过谈判，待对方澄清与国民党政府关系等问题后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承认新中国的北欧、中欧国家有挪威、丹麦、芬兰、瑞典和瑞士，除挪威因在联合国中国席位问题上态度暧昧致使两国建交问题拖至朝鲜战争结 束后才解决外，其他国家都在1950年内实现与中国建交。对于建国初期承认新中国的英国、荷兰等西方国家，因其在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同时没有真正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中国政府坚持在“打扫干净屋子”之前暂不解决与之建交问题。 新中国政府通过谈判，掌握了建交进程的主动权，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及尊严。可以说，谈判建交是中国外交艺术的集中体现。 3、一边倒 新中国建国初期外交领域的“三大决策”之一。该决策的核心含义是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国际格局中，新中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毛泽东在建国前夕阐释了“一边倒”政策的历史必 然性：“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 的幻想。”“一边倒”政策的具体化是建国初期毛泽东对苏联进行的国事访问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这一决策的历史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一 边倒”使中国提前二十多年收回了依据国民党与苏联签定的条约一直要存在到1975年的苏联在华特权；其次，“一边倒”使新中国在西方势力敌视的国际环境中 迅速巩固了政权；第三，“一边倒”使新中国诞生伊始就获得了极为宝贵的财政和经济援助。但是，“一边倒”决不意味着放弃独立自主。因此，当苏联侵犯中国国 家利益，侵犯中国独立自主夙愿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 “一边倒”政策的原因分析：①从中美关系来看，美国出于偏执的反共意识形态，仍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并敌视新中国。因而排除了走“第三条路”的可能性。②从中苏关系来看，“一边倒”是获取社会主义阵营援助的必要条件。中共需要苏联援助来恢复经济。但是当时，苏联对毛泽东等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总体说来持怀疑态度。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提出的曾企图影响中共重大战略决策的建议有所抵制。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消除苏联对中共的疑虑，就明确自己的态度立场。如果真走“中间道路”，不但不可能改变美国敌视中国革命的态度，反而会导致失去苏联援助的可能。③从阵营对立的现实来看。没有第三条道路。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执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帝国主义阵营，另一方面是以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首的和平、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力量的阵营，在这国际进步和反动两种力量的对立中，没有中间道路。中国站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一边，也就站在了和平民主、民族独立、社会主义力量的一边。 毛泽东以“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对外政策问题的三大重要决策。这三大决策回答了新中国一诞生就将面临的三大外交问题，即如何建立自己的外交关系，如何对待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如何对待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被压迫民族。“三大决策”中包含的政策思想，在带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得以法律化。 4、另起炉灶 新中国建国初期外交领域的“三大决策”之一。“另 起炉灶”方针有其对外和对内两层含义，即怎样处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与外国的现有关系问题和怎样组建新中国外交队伍的问题。“另起炉灶”的核心是不继承国民 党政府与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把不平等的外交关系彻底割断。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作出了“另起炉灶”的重要指示。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 及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与旧中国屈辱外交关系彻底割裂相对应的，是组建一支全新的外交队伍，这是“另起炉灶”的另一层含义。周恩来提出：“我们决不能依靠旧外交部的一套人马办外交，必须‘另起炉灶’，创建新型的外交队伍。”这支队伍，应当像人民解放军那样，是一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队伍，是一支立场坚定、忠实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纪律严明、有战斗力的队伍，是一支“文装的解放军”。有了一个新的外交关系的基础，又有了一支合格的外交队伍，新中国便有了执行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基本保证。 5、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新中国建国初期外交领域的“三大决策”之一。该决 策的核心含义是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与势力清除干净以后再谈与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毛泽东于1949年2月在石家庄会见苏联领导人米高扬时首次阐述了这 一政策思想。在谈到新政权的对外政策总方针时，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统统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这就是著名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政策思想。后来周恩来在解释毛泽东这一思想时更明确地指出：“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 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况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6、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接见参加中印谈 判的印度代表团时，提出了自成体系、言简意赅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谈判的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在1954年4月29日签订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这五项原则被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同年7月分别发 表的中印（度）与中缅（甸）总理的两个联合声明中，三国领导人建议将这些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诞生，就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中国依据这五项原则圆满解决了历史遗留的印度在中国西藏享有的特权问题。中国在日内瓦谈判中依据这一政策思想正确地把握了对待老挝、柬埔寨两个民族独立国家 的政策界线，成为日内瓦会议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1955年召开的第一次亚非首脑会议上，中国同样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恰当地处理了会议期间出现 的复杂情况，使国际关系历史上首次由过去的被压迫民族独自发起和召开的国际会议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至今，已经有上百个国家在与中国签订的双边关系文件 中确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是不少国家赞同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已成为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中国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法理论的重要贡献。 7、求同存异方针 这是中国对第一次亚非会议的策略方针。第一次亚非会议于1955年4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考虑到与会各国的不同政治倾向和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中国代表团制定了具体的策略方针：会上多提亚非 国家的共性问题，不突出我国的特殊问题；从大多数亚非国家的要求出发，再联系到我国的要求；中国支持他们，不要求他们支持中国；不提任何不可能达到 协议 离婚协议模板下载合伙人协议 下载渠道分销协议免费下载敬业协议下载授课协议下载 的议题，对某些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不了解和疑惧而可能进行的攻击、诬蔑，则采取申明立场、不为所动的方针，避免会议陷入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争论；尽力争取团结大多数与会国，使会议能就共同愿望和要求达成协议，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这就是后来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传为美谈的“求同存异”方针。 在会议进程中，当其他亲西方国家代表对社会主义国 家进行攻击时，周恩来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 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而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这个发言把会议气氛拉回到了预定主题上，推动了会议的进展。会议最终达成协议，发表了包含和平共处基本思想的 宣言。与会各国代表团赞扬中国代表团的工作，认为“没有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会议成功不了”。“求同存异”方针现已成为处理国际分歧的普遍原则之一。 8、绞索思想 这是面对美帝国主义九年来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又侵占黎巴嫩，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军事基地的霸道举动，毛泽东主席1958年9月8日提出的如何对待美国在全世界的侵略活动的总的指导思想。早在1946年，毛泽东就提出了“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和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 攻”，即关于反美统一战线的思想。“绞索思想”的提出，实际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再一次提出了反美统战的思想。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 发表讲话：“美帝国主义九年来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不久以前又派遣它的武装部队侵占了黎巴嫩。美国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中国领土台湾、 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把绞索的另一端 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的头上的绞索就将越紧。”“美帝国主义在全世 界到处制造紧张局势，以期达到它侵略和奴役各国人民的目的。美帝国主义自以为紧张局势总是对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实是，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张局势走向了美国人愿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这一思想要求所有受到美国侵略的各国人民，都从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上进行反对美国侵 略的斗争，拉紧绞索，美国的侵略政策就一定会失败。 9、中间地带理论 “中间地带理论”是毛泽东对二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 客观分析与表述，既包括了美苏对峙这个核心内容，又突出了中国重视美苏之间“中间地带”的存在，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矛盾分析法。1946年春，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日益加紧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鼓吹“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同志过高地估 计帝国主义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惧怕爆发新的世界战争，不敢坚决地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毛泽东针对这种错误思想，指出只要世界人民力量向世界 反动力量进行坚决和有效的斗争，就可以克服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要制止世界大战的爆发就一定要在“中间地带”进行人民革命。 同年8月，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 朗，首次明确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即在美苏之间存在着由欧亚非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组成的广阔的中间地带，美国在压服这些国家前是谈 不到进攻苏联的。进入60年代，毛泽东更是感到，“中间地带国家各式各样，各不相同，但美国统统想把它们吞下去”。1963年至1964年，毛泽东明确了“中间地带有两部分”的观点，指出：“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 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在这里，毛泽东看到了中国与“中间地带”广大国家所具有的共同点，看到了中国外交在“中间地带”大有作为。实际上，“中间地带理论”已经蕴含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萌芽。 中间地带理论形成了中国的战略配置，即集中力量反美帝国主义，为此需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而对各帝国主义国家区别对待的统一战线思想。 10、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这是毛泽东对国际力量对比的分析方法，其核心思想 是强调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可行性，同时强调绝对不应该按照贫富划分国家等级。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 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同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公开阐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清楚地表明：“中国是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回答了中国国际战略中的这样 一些问题：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谁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谁是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可以团结的力量。新的世界大战的根源是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 范围内的争霸。但两个超级大国在争霸斗争中所处的战略态势是不一样的。中国领导人对此的判断是：苏联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第一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也是可 以分化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打击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必需的，建立一条着重打击苏联的“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是可行的。把苏联放到了同美 国一样霸权主义超级大国的地位，是“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最具胆略、最具特色的核心内容。这就向全世界人民明确了当时的斗争目标，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本时期外交新战略：①“三个世界”的思想构成了中国对外战略的依据。根据“三个世界”的思想，中国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区别对待发达国家，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本时期里，中国针对威胁最大的霸权主义国家采取最广泛的反霸权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②集中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为外交新战略的核心。60年代后期起，苏联在国际关系中处处呈现侵略扩张的野心，变成了霸权主义超级大国，中国深感所身受的直接军事威胁来自苏联，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在多种场合不断提醒人们要高度和时刻警惕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进行军事冒险和军事进攻。③三个世界的划分揭示了苏联霸权主义属于第一世界，这是“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最具胆略和特色的核心内容，这就向全世界人民指出明确的斗争方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简言之，集中反对苏霸既是根据中国的安全环境和国际全局的政治形势得出的方针也是当时对社会帝国主义作政治的和理论的分析的结果。 11、“一条线、一大片”战略 这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路线，实质在于结成广泛的“联美遏苏”国际统一战线，集中力量对付苏联霸权主义。1973年2月，毛泽东在同基辛格谈话时提出，“我跟一个 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 们”，共同对付苏联。1974年1月，毛泽东在同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谈到了“一大片”的问题，即：“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 拉伯世界、欧洲都要团结起来，一大片的第三世界国家要团结”，共同对付当时霸道声势最盛的苏联。 1976年9月毛泽东的去世并没有影响“一条线、 一大片”战略的实施。在1978年2月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华国锋指出，“全世界人民反对苏美两霸，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空前高涨，一个以第三 世界为主力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正在广泛开展，这是国际形势大好的一个突出标志”。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新中国第三部宪法中，写入了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 内容，而且在提到反霸的对象时，把苏联放到了美国的前面。1979年1月，邓小平副总理在访问美国期间答记者问时说，“你通过谈判或协定约束不了苏联霸权主义”，“需要的是，采取更现实的、更加切实可行的步骤，比如说，美国、中国、日本、西欧和世界其他国家联合起来，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对付苏联霸权主义”。 中国执行这一战略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其作用是显 而易见的：首先，有效地遏制了苏联对中国和世界和平的威胁；其次，直接导致中美两国从敌对走向和解，改变了中国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最后，推动中国同世界 上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使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国际舞台。 12、反霸原则 反霸原则是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的重大贡献。 1972年2月28日，反霸原则首次在中美《上海公报》中明确予以规定，即“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 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在这里，双方都声明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这对作为世界超级大国之一的美国是一种约束，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这 个规定微妙但也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中美双方都有义务反对苏联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活动。1978年12月16日，中美签署《建交公报》，将《上海公报》中的 反霸权地区从“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展到“世界上任何地区”。 1972年9月29日的中日（本）《联合声明》以 及1978年8月12日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也同样写入反霸原则条款。这一作法具有双重含义：首先，两国宣布不寻求霸权，这对于曾经在亚洲奉行霸权主义，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日本是一种法律约束。其次，这对于任何企图在亚洲称霸的外部势力也能起到一种警示作用。就国际意义而言，由于条约是在苏 联推行霸权主义最鼎盛时期，在中国领导人提倡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背景下签订的，因此，这一条款对苏联霸权主义是一个打击。同年10月，邓小平访问 日本，他特别强调，“反霸权主义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核心。因为我们要和平友好，谋求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谋求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不反霸是不行的。”由此可见，中国外交是从维护世界和平的战略高度出发，来处理与发展双边关系的。 13、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观，是对当代世界 局势发展趋势的高度概括。新中国诞生后，曾长期处于战争直接威胁的国际环境中。当时国际政治的基本特点是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的对立，战争与革命曾 是当时时代的鲜明主题。与这一时代主题和中国的国际环境相适应，中国对外战略的指导思想长期是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即通过结盟、建立军事战略关系等手段来维 护世界和平，并制约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国工 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通过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了摆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的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搞好经济建设不仅需要有正确的国内政策，而 且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经过冷静观察和客观分析，中国领导人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的估计，认为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大战是可 以避免的，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是可能的。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于1985年3月4日提出：“当今世界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或者叫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由此，中国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实现了从“战争 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转变。在这个主题的指导下，中国的国内政策开始扭转过去实行的半军事经济体制的模式，使国内经济转到和平建设的轨道上来； 中国对外交政策进行了以“不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为特征的调整。1985年6月，中国宣布裁军100万，向世界人民表明中国奉行和平外交的决心。 14、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对外政策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外政策所经历的最重要的 调整，是邓小平对中国外交政策指导思想的重要发展，也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特征。在这次调整中，中国领导人强调的独立自主对外政策有了两层新的含义：一 是不与美苏任何一方结盟，也不联合任何一方去反对另一方，而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改善、发展同它们的关系，同时坚决反对它们的霸权主义和军备竞赛 政策；二是处理国家关系和国际问题时，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不受一时一事所左右，而是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来决定自己 的政策。 在调整过程中，中国对怎样处理大国关系、怎样利用 国际矛盾有了更成熟的思考。对美政策的调整是这次调整的关键环节，其核心是拉开与美国的距离，改变与美国搞“共同制苏”战略关系的做法。通过调整，中国挫 败了以里根上台为标志的亲台政治逆流，迫使美国政府放弃恢复美台官方关系的企图，在售台武器问题上作出“逐步减少、最终停止”的承诺，在对华技术转让方面 放宽限制，并且多次地重申美国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对美政策调整的成功，使中国能够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调整对苏联的政策。对苏政策调整的核心是改 善同苏联的关系，但不重返“大家庭”。调整后短短几年，苏联在“三大障碍”问题上开始松动，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了访华的戈尔巴乔夫，中苏关 系终于实现了完全正常化。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对外政策使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处于非常主动的地位，有可能与不同类型的国家发展关系，为中国的和平建设、改革开放 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由此，中国外交打开了一个游刃有余、活跃主动的新局面，进入了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阶段。 15、中国政府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 新中国成立之初，安全是首要问题，解决与邻国边界 争议问题无法提上议事日程。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国际环境有较大改善，解决边界问题也就有了可能。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宣布：“中国同 12个国家接壤，同有些国家的一部分边界尚未确定。我们准备同邻邦确定这些边界，在此以前我们同意维持现状，对于未确定的边界承认它们尚未确定。我们约束 我们的政府和人民不超越边界一步，如果发生这类事情，我们愿意指出我们的错误并立即退回国境。至于我们如何同邻国来确定边界，那只能用和平方法，不容许有 别的方法。我们如果一次谈不好，就再谈。” 中国政府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概括起来主 要有以下几点：1、解决边界问题的目的，是安定四邻，争取国际形势的缓和，而不是使我们同邻国的关系紧张起来。2、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是和平谈判、友好 解决、不诉诸武力。3、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既照顾历史背景，又照顾已经形成的现实情况。4、最终解决以前维持现状，不以武力改变现状。从这些原则出发，中 国在60年代前半期分别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家合理解决了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以实事求是、理智的心态来对待历史遗留问题，以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精神来解决边界争议，既维护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又得到相关国家政府、人民和国际舆论的普遍赞扬。 16、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邓小平提出的“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12字方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和平解决钓鱼岛和南沙群岛等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问题开拓了新思路。 中国政府从发展中日关系出发，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 判时同日方达成了将钓鱼岛问题留待以后解决的谅解。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访日，在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会谈中，强调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要以大局 为重，“我们这一代人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1979年5月31日，邓小平会见来 访的自民党众议员铃木善幸时表示，可考虑在不涉及领土主权情况下，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同年6月，中方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日方提出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的设想，首次公开表明了中方愿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模式解决同周边邻国间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的立场。 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建交时，邓小 平就提出了处理南沙群岛争议的合理主张：南沙群岛是历史上中国固有的领土，70年代以来发生了争议，从双方友好关系出发，我们趋向于把这个问题先搁置一 下，以后再提出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 办法 鲁班奖评选办法下载鲁班奖评选办法下载鲁班奖评选办法下载企业年金办法下载企业年金办法下载 ，不要因此发生军事冲突，而应采取共同开发的办法。除“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外，邓小平还阐述了“主权属我”的立场。他明确指出，“南沙群岛，历来的世界地图是划给中国的，属中国。”“我们有很多证据，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地图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综上所述，这12字方针的全部含义可以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为：1、前提是主权属我；2、对领土争端，在不具备彻底解决的情况下，可以先不谈主权归属，而把争议搁置起来。搁置争议，并不是要放弃主权；3、对有些有争议的领土，进行共同开发；4、共同开发的目的是通过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为最终合理解决主权的归属创造条件。12字方针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集中体现，表 明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化干戈为玉帛的善意愿望，同时对东亚地区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17、一国两制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邓小平提出的解决中国 统一问题的构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79年1月，邓小平在美国参众两院所作的演讲中指出 “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 话，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其中包括“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1982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 第一次把解决台湾问题的上述方针概括为“一国两制”，他指出，九条方针“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制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破坏他那个制度。不只是台湾，还有香港问题大体也是这九条。” “一国两制”最早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但首先用于香港、澳门问题的解决。在实践过程中，这一思想不断发展，更加完善。“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包括：1、基础是一个中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2、核心问题是祖国统一。3、“两制”指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由宪法规定在台湾、香港、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地方政府除在 外交、国防、宣战、媾和方面服从中央政府外，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同外国 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都受法律保护。4、“一国两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即在统一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内，作为国家主要部分的大陆地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两种制度长期共存，和平共处，相互支援，共同发展。 “一国两制”思想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 题，既洗雪了中华民族的屈辱，维护了香港、澳门的稳定与繁荣，为争取中国完全统一指明了方向。同时，中国运用“一国两制”思想分别与英国、葡萄牙解决香 港、澳门问题的实践，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对世界和平事业将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18、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这是中国政府针对西方“富人俱乐部”情况而提出的 “新秩序”。其政治新秩序的核心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国宪章以及其它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经济新秩序的核心是主张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具体来说，新秩 序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1、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2、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凭借军事优势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 威胁，要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和各种强权行径。3、世界各国主权平等。所有国家不论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都有平等参与世界事务的权利。任何国 家或国家集团都没有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的特权。要充分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的重要职责。4、尊重各国国情、求同存异。每个国家都有权 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与发展道路。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各国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不应成为发展正常国家间关系 的障碍，更不应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理由。5、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各国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相互合作、平等互利、共同发展。要改革旧的不 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之有利于维护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长期的任务，中国政府愿同世界各国一道，为推动建立 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创造一个持久和平和普遍繁荣的新世界而共同努力。 19、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这是邓小平“20个字方针”的核心内容。20世纪 90年代，面对因1989年政治风波而导致的西方集体制裁，以及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为中国外交摆脱困境奠定了战略和策略 基础。几年后，钱其琛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用高度凝练的20个字概括了邓小平在这一历史关头为中国制定的外交战略：“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 养晦、有所作为。” “20个字方针”的核心是“韬光养晦、有所作 为”。其含义是在世界上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动乱、变色的时候，中国的社会主义应该越搞越好，但不必为此张扬，到21世纪中叶再见高低。在外交具体运作层面 上，“韬光养晦”方针的含义可以概括为“四不”和“两超”：不扛旗、不当头、不对抗、不树敌，超越意识形态、超脱。具体来说，苏联原来是世界的社会主义旗 帜，现在这面旗帜倒了，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不取代苏联原来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也就是不扛旗；中国是第三世界中最大的和最有影响的国家， 在国际事务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中国不会去寻求当第三世界的头；中国在涉及自己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决不受任何国家的压力，但中国 在进行斗争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式，不寻求与西方国家对抗；中国对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变化保持自己的看法，不进行论战，不给自己树敌。在处理与别国 关系时，中国坚持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不以一时一事论得失，超越意识形态因素发展国家关系的做法。同时，在一些与我国利益直接关系不大的地区热点问题上保 持相对超脱的态度。 正是因为采取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坚持“四不”、“两超”，中国才在十分困难的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迅速渡过了难关，重新建立起一个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国际和周边环境。 20、以邻为伴，与邻为善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是中国周边外交的指导方针。在“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积极倡行睦邻、安邻和富邻的外交政策，致力于与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构筑了整体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指导方针的应用具体表现在：一、东北亚地区，中日韩自1997年启动了“10+3”的合作机制，全方位、多层面、宽领域合作迅速开展；二、东南亚地区，中国与东盟在“10+1”、“10+3”、“10+6”的基础上展开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如与东盟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等等；三、南亚地区与印度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巴基斯坦深化全天候友谊和全方位合作，并以观察员身份加入南盟；四、中亚地区，建立“上海五国”机制并发展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由最初的反恐合作发展到经贸、科技和人文合作。 长期以来，在“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外交方针的指导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推动在政治上的和睦相处、经济上的互利合作、安全上的互信协作、文化上的相互促进，共同致力于和谐地区环境的维护与构建。虽然中国仍面临着来自周边地区的冲突威胁与战略制衡压力，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正在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使用高超的外交智慧和理性的外交手段，内化“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坚持在接触沟通中深化理解，在相互借鉴中谋求发展，在尊重差异中增进和谐的外交思路，为自身的和平发展营造有利的地区环境。 二、外交事件 1、日内瓦会议 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首次应邀参加的政府间多边国际外交会议。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谈判中所体现出的现实主义精神、所运用的统一战线策略、所坚持的革命不输出原则、所推崇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思想，均构成了这次会议上中国外交的主要特色。 会议召开的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企图恢复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越南人民在胡志明领导下展开民族独立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对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给予了大力援助，导致战局迅速改观，法国不得不考 虑通过谈判争取一个“体面的和平”。1954年2月，美苏英法四国外长柏林会议达成协议，召开美苏英法中五大国及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参战各方参加的日 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和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问题。 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开幕。由于美国 的极力阻挠，会议没有通过关于朝鲜问题的任何决议。会议后期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参加者有中、苏、英、法、美、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共和国（即原南 越）、老挝王国和柬埔寨王国。美国企图扩大印度支那战争，极力破坏和解进程。中国代表团采取了争取法国等多数国家、反对美国破坏、把会议推向前进的做法，尤其在解决划分越南交战双方的集结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7 月21日，会议通过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宣言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结束了法国在该地区的殖民战争，确认了印支三国的民族权利，是印支三国人民争取 民族独立的重要里程碑。美国由于拒绝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处于非常孤立的境地，反而更加突出了中国的和平外交风范。 2、中印协定 1954年4月29日中印签署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及有关换文。协定规定印度驻在亚东和江孜的武装全部撤退，印度在西藏经营的邮电企业及其设备和12个驿站移交给中国；还确定了依据平等互利原则促进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贸易以及便利两国人民互相朝圣和来往的各项具体办法。 中印协定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妥善地解决了印度在中国西藏原英国殖民特权的问题，并且以正式的方式承认了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的事实。中印协定还在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位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次出现在国际文件中。 3、中印边界11月7日线 11月7日线是中印双方边界中，中国所坚持的实际控制线。 1959年8月以后，印度用武力打破边界现状，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入中国西藏马及墩的朗久地区，中印关系遂变得紧张。中国政府于1959年11月7日向印度政府正式建议谈判，并提出以11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为准。 1962年，中印因边界发生冲突后，中国被迫自卫反击，并取得了许多胜利。这期间，中方多次发表谈判建议，并坚持以11月7日线为准。最终，中国在军事上取得很大胜利的情况下主动停火，并撤至1959年11月7日线，甚至再自行后撤20里，为和平谈判创造条件。 4、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1957年11月19日，老挝组成由寮国战斗力量（即老挝左派力量爱国战线党）参加的民族联合政府。1958年7月，在美国的唆使下，老挝右派势力强迫国民议会推翻了联合政府，并向原寮国战斗部队发动武 装进攻，从而挑起了老挝内战。随后，美国大批武装人员和军事装备公开进入老挝。 1961年1月1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 写信给有关国家，建议召开一次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以寻求维护日内瓦协议和恢复老挝和平的途径。1961年5月16日关于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召开。 会议通过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中立宣言》对美国及其支持的老挝右翼力量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因为宣言以国际条约的 形式肯定了老挝中、左联合政府的合法地位。 会议能够取得成功，首先在于老挝王国政府的立场是 正确的，得到了左派爱国战线党的支持，而且代表中、左的这两派能够在战场上不断打败右派。其次，应当归功于中国代表团的卓越斗争。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 的原则非常明确，就是坚持“老挝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权利应该得到保证”，“美国和在它支持下对老挝进行干涉的其他国家的军事人员必须撤走”等。正是 由于中国代表团高举“尊重老挝的独立与主权”的旗帜，坚持原则、策略灵活，才打掉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提出的包藏祸心的各个提案，从而最终确保会议能够成功。 5、万隆会议 万隆会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下自行召开的重要国际会议，因1955年4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而得名。会议就有关亚非国家的利害关系和共同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达成了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内容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其他问题、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以及关于促 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等7部分，并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会议所反映的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 界和平和促进各国人民友谊的精神，通称为“万隆精神”。万隆会议是民族主义国家成为国际关系中独立行为主体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战后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体 现。此次会议促进了亚非各国的团结和合作，鼓舞了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对亚非各国人民反帝、反殖斗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中国政府自始至终对亚非会议持积极支持态度。中国 代表团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思想，坚持“求同存异”的策略方针，恰当地处理了会议期间出现的复杂情况，使会议圆满成功。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周恩来的娴 熟外交技巧得到了与会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普遍赞誉。万隆会议是新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起点。中国的和平诚意被广大亚非国家所了解，中国外交从此开启了一个以 亚非国家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为基点的新阶段。 6、联合国关于中国席位问题的斗争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理应代表中国占有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由于美国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问题长期没有解决。 首先是从1950年的第6届联大到1960年的第15届联大，美国采用“暂不审议”有关国家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手法来排斥中国。后来从1961年第16届联大起，美国把中国代表权 问题变成了由谁代表中国交与各国讨论决定的所谓“重要问题”，而所谓“重要问题”则必须以联合国会员国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才能获得通过。1971年第26届联大，美国再次改变手法，决定在继续提出“重要问题”提案的同时，又提出“双重代表权”的提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有代表权，但也不应当剥夺中华民国的 代表权”，即“两个中国”的提案。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票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并正式成为联大2758号决议。该决议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并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它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应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以“外交部长”周书楷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在会上处境极其孤立，眼见大势已去，只得宣布退出联合国。 2758号决议的通过，标志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在政治、法律、组织上得到公正和彻底的解决。这一决议的通过，使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反华势力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遭到了严重失败。这项决议对台湾当 局的打击是致命性的，继被逐出联合国的主要机构之后，数周之内，除个别专门机构外，台湾当局又被联合国的下属机构和专门机构一一逐出。数月之内，有二十余国承认新中国并与台湾当局断交。更重要的是，从1971年起，2758号决议便成为联合国在中国席位问题上的法律根据，联合国的绝大多数成员国也正是遵循第2758号决议的精神，多次否决极少数成员国提出的所谓台湾“参与”联合国的提案。2758号决议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大突破，是国际反华势力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图谋的彻底破产。 7、新中国外交历史的阶段性特点与建交高潮 新中国外交关系史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突出标志是在此过程中共有四次建交高潮。 第一次高潮是在50年代初期，中国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迅速建交，同时与部分亚洲民族独立国家及北欧国家在谈 判的基础上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时期，中国与24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第二次建交高潮：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中国出现第二次建交高潮。中国与25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其基本特点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有了突破、与大部分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此同时，中国还和西方大国法国建交。这一建交高潮源于1955年亚非会议，中国坚决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国际事务中站在被压迫国家一边，中国的外交受到广大亚非拉国家的认可。 从1970年开始，中国迎来了第三次建交高潮，共有71个国家与中国建交。第三次建交高潮出现的原因，首先是中国在反对美国敌视政策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美国开始采取缓和对华关系的现实主义政策，因此美 国的盟国和受美国控制的国家在发展对华关系时不再担心美国的制裁。其次，在70年代国际形势紧张化、美苏争夺加剧、地区冲突增多的背景下，很多国家感到了 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必要。第三，中国领导人开始纠正“文革”中极左思潮冲击外交的错误，并采取主动步骤来修补与一些国家的关系。这次建交高潮的基本特点 是：1、中国与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2、中国与大洋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有了重大突破。3、中国基本上完成了与欧洲和非洲国家的建 交过程。 苏东巨变后，中国政府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积极发展与新独立国家的关系。同时，中国又致力于改善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先后与以色列、韩国、印尼、新加坡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形成了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第四次建交高潮。 8、上海合作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是上海五国元首会晤机制。苏联解体后，中苏边界变为中国与俄、哈、吉、塔四国分别相接的边界。五国开始了以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为契机全面推进双方和平友好合作关系的进程。②1996年４月，中国、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举行首次会晤，从此，“上海五国”会晤机制正式建立，以安全合作为主轴，为和平友好合作而开展活动。③1998年来，随着边界问题的解决，五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互信不断加强，五国间的合作逐步扩展到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领域。④2001年6月，在上海举行了第六次五国元首会晤，在吸收乌兹别克斯坦为正式会员后，六国元首决定将“上海五国”机制提升为“上海合作组织”，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奠定了打击三种势力及危害、威胁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的现象作斗争的法律基础。并决定在打击非法贩卖武器、毒品和非法移民等领域进行合作，支持“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谈判进程，制定长期贸易合作纲要，促进相互间的贸易合作。峰会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 ①它是通过民主的协商、讨论和集合共同的意志来开展活动的；他首先着眼于确立多边关系中的和平、安全、平等、信任，并以进行经贸、科技、文化等建设事项中的友好合作，求得共同的发展和繁荣为目标；它以元首会议、政府首脑会晤以及政府各部门间相关的磋商作为有效地展开活动的制度和方法。②它已在流过的地缘政治的广大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和平地区，它广布在亚欧大陆的中部、东部和北部，它是开放的因而是随时可以扩大的。它处于对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事业的关心，还对重大国际事务发表看法。中俄之间和中国同上海合作组织的其他国家之间在正常关系中也当然会有具体矛盾，但那是要通过协商求得解决的，而中国现在同俄罗斯和中亚几个国家所建立起来的关系对于有关双方都是有利的；对于世界而言则因其有利于战略形势的平衡而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因素。③这是世界事务中的一个重大的新鲜事物，它在实际的和平和战争、稳定和动乱的诸对矛盾中增加了前一种力量和因素的分量。它对世界是一件好事，它为国际社会摒弃冷战思维，探索新型国家关系、新型安全观和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它是在中俄发展和平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9、《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2002年11月４日，中国与东盟各国外长及外长代表在金边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东盟各国领导人出席了签字仪式。 宣言确认中国与东盟致力于加强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宣言强调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有关争议。在争议解决之前，各方承诺保持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行动，并本着合作与谅解的精神，寻求建立相互信任的途径，包括开展海洋环保、搜寻与求助、打击跨国犯罪等合作。 这一宣言是中国与东盟签署的第一份有关南海问题的政治文件，对维护我国主权权益，保持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增进中国与东盟互信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10、东盟10+3（10+1） 指东盟10国（文莱、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与中、日、韩（中国）通过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共同联系而形成的合作机制。它源于1997年东亚经融危机，东亚各国意识到只有共同的协调与合作，才能抗御金融风暴和经济动荡。因此1997年东盟峰会邀请了中日韩首脑，并在1999年形成合作机制。每年定期举行外长会议、财长会议和领导人等会议。 东盟10+3成立迄今15年来，成功应对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合作平台，形成全方位、多层次、较高水平的框架体系。尤其是它在维护金融和粮食安全方面取得重要成果，通过建立了区域外汇储备库、区域信用担保与投资基金等初步建立起区域金融安全网。另外，10+3的大米紧急储备规模已经达到87完吨。东盟10+3在区域一体化方面已然显出巨大能量。 东盟10+1合作机制以经济合作为重点，逐渐向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拓展，形成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良好局面。政治上，中国与东盟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经济上，2010年成立了中国-东盟自贸区。领域合作方面，10+1确定了即农业、信息通信、人力资源开发、相互投资和湄公河流域开发等11大重点合作领域。国际事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