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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倒的乡村_再读莫言的_透明的红萝卜_程光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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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倒的乡村_再读莫言的_透明的红萝卜_程光炜 名家视域·当代文坛·2 0 1 1 . 5 颠倒的乡村 ———再读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 程光炜 摘 要:论文试图绕过文学批评对这篇小说的认定,采取文本细读与文学社会学相结合的方式,还 原 1970 年代人民公社化时期中国农民的真实生活。并以黑孩为观察点,揭示人民公社背后的传统乡 社结构、宗族关系对作品人物命运的影响,以及以此为问题层面,呈现那个年代农村生活的多层性。 关键词: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人民公社;1970年代;乡社结构 莫言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发表在 1985 年第 2期...

颠倒的乡村_再读莫言的_透明的红萝卜_程光炜
名家视域·当代文坛·2 0 1 1 . 5 颠倒的乡村 ———再读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 程光炜 摘 要: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试图绕过文学批评对这篇小说的认定,采取文本细读与文学社会学相结合的方式,还 原 1970 年代人民公社化时期中国农民的真实生活。并以黑孩为观察点,揭示人民公社背后的传统乡 社结构、宗族关系对作品人物命运的影响,以及以此为问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层面,呈现那个年代农村生活的多层性。 关键词: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人民公社;1970年代;乡社结构 莫言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发表在 1985 年第 2期的《中国作家》上。在此前后,他最好的中篇小说 已悉数推出,例如《白狗秋千架》(《中国作家》1985 年 4 期)、《枯河》(《北京文学》1985 年 8 期)、《金发婴儿》(《钟 山》1985年 1期)、《球状闪电》(《收获》1985 年 5 期)、《秋 水》(《奔流》1985 年 8 期)、《爆炸》(《人民文学》1985 年 12 期)、《红高粱》(《人民文学》1986年 3期)和《欢乐》(《人民 文学》1987 年 1—2 合期)等。在当代文学又一个活跃的转 型期,这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人抓紧机会尽显个人才华,及 时抢占了批评家和读者的眼球。《透明的红萝卜》叙及某 个秋天,被后娘欺负的黑孩应公社征招,与小石匠、菊子、小 铁匠等一百多名社员到滞洪闸工地义务劳动,但他的诡秘 心思完全被奇幻无比的乡村大自然吸引,把活儿干得一塌 糊涂,被刘副主任和小铁匠歧视。幸赖一对善良的恋人菊 子、小石匠相助,黑孩始感人间难得的温暖。但小说重心显 然不想叙述这凡俗的人生故事,而是对黑孩奇异感官作魔 幻现实主义式的夸张放大,于是一幅辛苦年代被极尽溢美 的中国乡村图画经这位少年之妙手搬到我们面前。被“五 四”、抗战和“建国文学”屡次建构的中国乡村,在这篇小说 中再次经历了深刻的审美颠倒,凭此说莫言是继鲁迅、沈从 文、孙犁和赵树理之后书写乡村题材的另一高手,也许并非 虚言。 一 小说的开场 小说的成败,一定意义上取决于它的开场。能力非凡 的作家,都会在极狭窄的篇幅中把人物周遭的社会关系和 时代氛围交代得一清二楚,有些经典的开场往往很多年后 还会令批评家和研究者津津乐道。这是《透明的红萝卜》 的开局: 秋天的一个早晨,潮气很重,杂草上,瓦片上都凝 结着一层透明的露水。槐树上已经有了浅黄色的叶 片,挂在槐树上的红锈斑斑的铁钟也被露水打得湿漉 漉的。队长披着夹袄,一手里拿着一块高粱面饼子,一 手捏着一棵剥皮的大葱,慢吞吞地朝着钟下走。走到 钟下时,手里的东西全没了,只有两个腮帮子像秋天里 搬运粮草的老田鼠一样饱满地鼓着。他拉动钟绳,钟 锤撞击钟壁,“当当当”响成一片。老老少少的人从胡 同里涌出来,汇集在钟下,眼巴巴地望着队长,像一群 木偶。队长用力把食物吞咽下去,抬起袖子擦擦被络 腮胡子包围着的嘴。人就骂:“他娘的腿!公社里这些 狗娘养的,今日抽两个瓦工,明日调两个木工,几个劳 动力全被他们给零打碎敲了。小石匠,公社要加宽村 后的滞洪闸,每个生产队里抽调一个石匠,一个小工, 只好你去了。”队长对着一个高个子宽肩膀的小子说。 经过盘算,队长决定把青壮劳力留在队里干活,让“多 余”的人应付公社没完没了的摊派: 最后,他的目光停在墙角上,墙角上站着一个十岁 左右的男孩子,孩子赤着脚,光着脊梁,穿一条又肥又 长的白底带绿条条的大裤头子,裤头上染着一块块的 61 颠倒的乡村 污渍,有的像青草的汁液,有的像干结的鼻血。裤头的 下沿齐着膝盖。孩子的小脚上布满了闪亮的小疤点。 “黑孩儿,你这个小狗日的还活着?”队长看着孩 子那凸起的瘦胸脯,说,“我寻思着你该去见阎王了。 打摆子好了吗? …… “你是不是要干点活儿挣几个工分?你这个熊样 子能干什么?放个屁都怕把你震倒。你跟上小石匠到 滞洪闸上去当小工吧,怎么样?回家找把小锤子,就坐 在那儿砸石头子儿,愿意动弹就多砸几块,不愿动弹就 少砸几块,根据历史经验,公社的差事都是胡弄洋鬼子 的干活。” 熟悉赵树理《李有才板话》和梁斌《红旗谱》开场的人会发 现,历史叙述在这篇小说里发生了深刻转型,苦大仇深的阶 级叙述为公社 体制 财务管理体制半导体制程半导体制造半导体制造工艺基础半导体制造工艺流程 夹缝中的庸常生活所取代,虚幻空洞的 真理神话转变成黎民百姓切切实实的生死病痛。而小石 匠、黑孩儿等公社社员,原来不过是延续千年的北方乡村宗 族势力的权力对象,队长就是宗族的化身。队长的权威姿 态,他对村民粗鲁霸道而不乏亲切的言行举止,使沉睡千年 的中国乡村恒定不变的权力网络跃然纸上。杜赞奇在研究 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社会时发现:“从外观看,这一网 络似乎并无什么用处,但它是权威存在和施展的基础。任 何追求公共目标的个人和集团都必须在这一网络中活动, 正是文化网络,而不是地理区域其他特别的等级组织构成 了乡村社会及其政治的参照坐标和活动范围。”① 这就是黑孩儿们的时代,中国的 1970 年代。 这个开场连接着莫言小说的思想。1985 年,在与徐怀 中、李本深、施放等人对话时,莫言承认:“我这篇小说,反映 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段农村生活。刚开始我并没 想到写这段生活。我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农村是那样 黑暗,要是正面去描绘这些东西,难度是很大的。但是我的 人物和故事又只有放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时期里才 合适。怎么办呢?我只好在写的时候,有意识地淡化政治 背景,模糊地处理一些历史的东西,让人知道是那个年代就 够了。”他强调:“就我所知,即使在‘文革’期间的农村,尽 管生活很贫穷落后,但生活中还是有欢乐,一点欢乐也没有 是不符合生活本身的;即使在温饱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生 活中也还是有理想的。当然,这种欢乐和理想都被当时的 政治背景染上了奇特的色彩,我觉得应该把这些色彩表达 出来。”施放把莫言这种小说哲学总结为在“压抑感”中产 生某种“震撼力”。②显然,这种“压抑感”在小说里被充分 “环境化”了。虽说作者不愿意“正面”描绘“文革”,但“秋 天的一个早晨,潮气很重,杂草上,瓦片上都凝结着一层透 明的露水”的风景描写已经点出了那年代人们郁闷的心情。 民国时代的鲁迅,同样特别善于用“秋天”、“秋夜”象征自 己沉抑不快的心态。这座高密东北乡小村庄村民的精神状 态也比较糟糕:“老老少少的人从胡同里涌出来,汇集在钟 下,眼巴巴地望着队长,像一群木偶。”这完全是一副逆来顺 受的模样。然而,事情还不止这些,读者看到,处于这个乡 村社会最低层的是那个“墙角上站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 子,孩子赤着脚,光着脊梁,穿一条又肥又长的白底带绿条 条的大裤头子,裤头上染着一块块的污渍”,这番装束说明 了他在自己家庭中的真实景况,某种程度上他还是村里随 便什么人都可以开心的“社会弃儿”。我不知道莫言为什 么选择这个可怜的孩子当他小说的主人公。“我十三岁时 曾在一个桥梁工地上当过小工,给一个打铁的师傅拉风箱 生火。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的产生与我这段经历有 密切的关系。小说中的黑孩虽然不是我,但与我的心是相 通的。”③可这故意转移读者视线的自述仍然不能解开我的 疑问。我猜想是黑孩奇异感官背后的某种东西吸引了 莫言。 六七百字的开场把什么都交代清楚了,时代、阶层、环 境和乡村社会网络。然而黑孩要做什么,却是读者对小说 的主要兴趣。 二 黑孩的“世界” 1986 年初,小说发表刚半年,程德培就眼光独具地发 现了作者对“感知器官的表现力”,他注意到:“《透明的红 萝卜》中的黑孩,自始至终都表现出相当严重的不安全感, 一种精神上的焦虑,对特定的事件、物品、人或环境都有一 种莫名的畏惧。”“他得不到抚爱,便在水中寻求‘若干温柔 的鱼嘴在吻他;凡是他在这个世界听不到的,便在另外一个 世界听到,而且是更奇异的声音;凡是人世间得不到的欢 乐,他便在另一个梦幻的世界中得到加倍偿还。”④ 黑孩在家里毫无温暖。“爹走了以后,后娘经常让他拿 着地瓜干子到小卖铺里去换酒。后娘一喝就醉,喝醉了他 就要挨打,挨拧,挨咬。”在工地,他是事实上的“弱者”。刘 副主任站在大堤上向众人布置完任务,发现黑孩两根细胳 膊拐在石栏杆上正对远处过桥的火车愣神,羊角锤也滑落 到河中去了,“这个小瘦猴,脑子肯定有毛病”。他上前去拧 着黑孩的耳朵,侮辱性地大声说:“去吧,跟那些娘儿们砸石 子去,看你能不能从里面认个干娘。”黑孩为小铁匠当拉风 箱的小工,也成为后者泄恨的对象。这就是黑孩的“现实世 界”: 黑孩无精打采地拉着风箱,动作一下比一下迟 缓。小铁匠催他,骂他,他连头都不抬。钻子又烧好 71 名家视域·当代文坛·2 0 1 1 . 5 了。小铁匠草草打了几锤,就急不可耐地到桶边淬火。 这次他改变了方式,不是像老铁匠那样一点点地淬,而 是把整个钻子一下插到水里。桶里的火吱吱地叫着, 一股白气绞着麻花冲起来。小铁匠把钢钻提起来,举 到眼前,歪着头察看花纹和颜色。看了一阵,他就把这 支钻子放在砧子上,用锤轻轻一敲,钢钻断成两半。他 沮丧地把锤子扔到地上,把那半截钻子用力甩到桥洞 外边去。坏钻子躺在洞前石片上,怎么看都难受。 “去把那根钻子捡回来!”小铁匠怒冲冲地吩咐黑 孩。黑孩的耳朵动了动,脚却没有动。他的屁股挨了 一脚,肩膀被捅了一钳子,耳边响起打雷一样的吼声: “去把钻子捡回来。” 黑孩垂着头走到钻子前,一点一点弯下腰去,伸手 把钻子抓起来。他听到手里“滋滋啦啦”地响,像握着 一只知了。鼻子里也嗅到炒猪肉的味道。钻子沉重地 掉在地上。 小铁匠一愣,紧接着大笑起来:“兔崽子,老子还忘 了钻子是热的,烫熟了猪爪子,啃吧!” 相信看过这一幕人间惨剧的读者大概都会永生难忘。莫言 描写的“狠”,恰恰证明了黑孩命运的悲剧感,然而作者又 是从“局外人”的角度相当客观地冷眼去看这一切的,这就 使读者愈发被这强烈的人生悲剧氛围笼罩了。 我不得不说,这正是莫言大肆渲染黑孩另一个“梦幻世 界”的理由。熟读《透明的红萝卜》的人,相信都会对黑孩 感官能力的经典描写记忆犹新: 逃逸的雾气碰撞着黄麻叶子和深红或是淡绿的茎 杆,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蚂蚱剪动翅羽的声音像火 车过铁桥。他在梦中见过一次火车,那是一个独眼的 怪物,趴着跑,比马还快,要是站着跑呢?那次梦中,火 车刚站起来,他就被后娘的扫炕条帚打醒了。 黑孩的眼睛原本大而亮,这时更变得如同电光源。 他看到了一幅奇特美丽的图画:光滑的铁钻子,泛着青 幽幽蓝幽幽的光。泛着青蓝幽幽光的铁钻子上,有一 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 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 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 光芒。 “火车 /后娘”、“工地 /红萝卜”是对立性的词语关系,是现 实世界与梦幻世界的奇异组合,在这种对比关系中,我们发 现了在黑孩短短人生中激烈冲突后转向缓和的一个静场。 千百年来,痛苦尤深且万般无奈的中国农民包括他们的子 孙,只有靠这所谓“精神胜利法”的麻醉和心理转移才能快 活地活着。我们知道,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就是因 为“无视”着深渊般的悲剧才如此强烈地吸引读者的。莫 言在小说里用了一个更巧妙的办法:关闭。他关闭了黑孩 感官与现实世界接触的所有通道,后娘打他屁股不痛,“只 有热乎乎的感觉”,手指被石块砸破流出血来,他用一把黄 土捂上,而手被小铁匠火热的钻子烧糊,尖锐的痛感也完全 消失;但他的感官与梦幻世界的通道则被作者全部打开,这 就是小说中对“趴着跑”的火车、“金色的红萝卜”等等令人 惊讶的描写。而且“红萝卜”的红色也是一种暖色调,是充 满喜气、快乐、狂欢的人物心理的颜色,它证明黑孩在 1970 年代就生活甚至沉醉在这种自我想象与自我满足的色彩 里。读到这里,我们的心更被刺痛了;而那一种强烈到无法 调和的冲突,最终征服了人们的阅读感受———它无疑是 1980年代中国最好的中篇小说之一。 小说中两次出现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叙述。在第 一节,小石匠为争取黑孩“上工地”的权利,这样对公社刘 副主任说:“行了,刘副主任,刘太阳。社会主义优越性嘛, 人人都要吃饭。黑孩家三代贫农,社会主义不管他谁管他? 何况他没有亲娘跟着后娘过日子,亲爹鬼迷心窍下了关东, 一去三年没个影,不知是被熊瞎子舔了,还是被狼崽子啖 了。你的阶级感情哪儿去了?”这虽然是村里人之间在说笑 话,可也指出了黑孩生活的历史情景。小说没有直接处理 历史生活,可历史生活显然是作为一个“潜背景”存在着 的。这篇小说是可以作为“寻根”小说,也可以作为“历史 小说”来读的。黑孩的“不安全感”首先来自这以宗族势力 为中心的乡村权力网络,其次来自他的后娘,最后则是小说 的舞台“工地”了。而 1970年代的“社会主义”由于世事的 混乱,并没有为黑孩的生存提供制度性的环境,当然“社会 主义”的最终价值观却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 这被小说截取并加以艺术表现的“年代”意义上的“社会主 义”,被 1980 年代的“伤痕文学”作了最为彻底和深刻的反 思,在《透明的红萝卜》中,它却被作者巧妙地转换为北方 农民某一时期特殊的精神状态,它经历了“历史被情绪化” 的艺术的过程。 但是,有人在论及小说历史意义的复杂性时,也警告过 我们:“有一些作品确实同世界无关,而仅仅同文学语境中 的‘世界’一词有关,这就是在杂志上诞生、存在和衰亡的 作品,这种作品在当代期刊中连篇累牍,内容只限于自己的 小天地。这些作品毕竟仍需要以内容的认识和伦理因素为 艺术作品的构成因素,但不是直接从认识的世界和行为的 伦理现实中汲取,而是从其他艺术作品中汲取这种因素,或 者模仿其他作品。”“这里主要是此一作品同另一作品相接 触,辗转模仿,或者只不过是把另一个作品‘奇化’一下,使 81 颠倒的乡村 人从另一作品的背景上‘感觉到’它的新奇。”⑤这段话说明 两层意思:一是文学作品主要是存在于“当代期刊”上的, 研究者应该在“杂志”的范围内来理解它们;二是指出,“内 容的认识和伦理因素”虽然是“艺术作品的构成因素”,但 它并不一定“直接从认识的世界和行为的伦理现实中汲 取”,相反,它们可能是对某一特定时期“流行文坛”的“其 他作品”的“模仿”。我这样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不是推翻我在上面已经 作出的某些结论,而是想从这些结论中再跳出来,从“文本 分析”的角度再来看“黑孩的世界”。 在与人对话时,莫言直言:“我觉得写痛苦年代的作品, 要是还像刚粉碎‘四人帮’那样写得泪迹斑斑,已经没有多 大意思了。”⑥莫言说这话时是在 1985 年。他说的“刚粉碎 ‘四人帮’”是 1979年前后。这显然是两个明显不同的“文 坛”,如果可以将“文学期”用“文坛”来作为标志的话。也 就是说,如果说 1979年“伤痕文学”创作的发源地主要“是 直接从认识的世界和行为的伦理现实中汲取”的(即“文 革”记忆),那么 1985 年后,由于外国翻译文学的涌入、文学 自主性开始出现,这个时候作家创作最大的变化就是,他们 开始将“内容的认识和伦理因素为艺术作品的构成因素”。 因此,“有一些作品确实同世界无关,而仅仅同文学语境中 的‘世界’一词有关”了。《透明的红萝卜》也可以从这一层 面上来读解。 仍然是程德培,虽说“无意”,却显然在今天提醒我们 注意到了 1985 年前后“文坛”所出现的一个“普遍现象”。 他说:“莫言笔下的农村孩子都是或多或少患有身心障碍 的,他们常常和父母的关系不亲密”,“莫言作品特别多地 写到哑巴”,他的作品还“经常写到饥饿与水灾”⑦。我们不 能忘记,“身心障碍”、“哑巴”、“聋子”、“痴呆者”在 1985 年 后的寻根、先锋小说中几乎形成了一个长长的“人物谱 系”,像韩少功《爸爸爸》里的丙崽等等都是如此。 这就提醒我们,当我们从“一般小说”的角度细读《透 明的红萝卜》的时候,我们会对莫言关于“童年记忆”、 “1970年代”的说法深信不疑。然而,当我们将小说从这里 拿到“1985年文坛”上来观察,我们会发现它其实也是一篇 “文学杂志”上的“小说”。已经有很多人论述过,此间莫言 的创作深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启发和影响。⑧“应该 感谢加西亚·马尔克斯,感谢《百年孤独》的译者与出版 者。这部书打消了我们在文化上隐隐显显的自卑。你喜欢 这部书,甚至一反常态地几次在文章中流露出羡慕与景 仰。”“《百年孤独》爆炸了,为我们送来实证。为此,我们应 当向加西亚·马尔克斯致敬。”⑨这段陈村与王安忆在 1985 年五六月间的“创作对话”,深刻提醒我们什么叫“1985 年 的文坛”,同时提醒我们不仅仅应该从小说、也应该从“文 学杂志”的流行话题中重新细读这篇小说。我终于明白了, 黑孩不只是莫言家乡高密东北乡的黑孩,他小说的主人公, 还应该是“1985年文学”的黑孩。1985 年的文学需要推出 这么个感觉奇异的孩子,需要用他来彻底改造 1985 年以前 的“当代文学”。他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意义上的黑孩。 因此,痴呆、聋哑、身心障碍等等,都无非是对当代文学那个 以英雄为主体的所谓“正常人世界”的合法性的篡改。 在这个意义上,没有 1985 年的“文学杂志”,我们甚至 不能真正理解这篇小说的全部涵义。 三 莫言在做什么 要想了解作家写小说时的隐秘意图,还得从其中的一 段描写开始: 小石匠和黑孩悠悠逛逛地走到滞洪闸上时,闸前 的沙地上已集合了两堆人。一堆男、一堆女,像两个对 垒的阵营。一个公社干部拿着一个小本子站在男人和 女人之间说着什么,他的胳膊忽而扬起来,忽而垂下 去。小石匠牵着黑孩,沿着闸头上的水泥台阶,走到公 社干部面前。小石匠说:“刘副主任,我们村来了。”小 石匠经常给公社出官差,刘副主任经常带领人马完成 各类 工程 路基工程安全技术交底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工程量增项单年度零星工程技术标正投影法基本原理 ,彼此认识。黑孩看着刘副主任那宽阔的嘴 巴。那构成嘴巴的两片紫色嘴唇碰撞着,发出一连串 音节…… 人们究竟在这一场面中看到了什么呢?我认为是 1970 年 代中国乡村秩序的无常与混乱。这显然是作者莫言的视 角,因为这就是他心目中“1970 年代”的中国乡村。他安排 刘副主任、小石匠、黑孩在这里出场,是要用人物关系来暗 示那即将崩溃的年代。广大“公社社员”的精神状态已经 松散,“悠悠逛逛地走到滞洪闸上”,村民只能通过强制手 段,才肯离开村落去“出官差”,而且权力掌握者的形象也 接近虚拟,“他的胳膊忽而扬起来,忽而垂下去”……我们 就不得不问了,莫言这样写到底要做什么? 杜赞奇对中国乡村社会组织的精彩分析仍然能给我们 的研究某种启发,他说:“农业经济必然需要一定的组织或 权威,这便是习惯法产生的基础。习惯法即村民们在劳动 和生活中达成的一种默契或共识,是一种公认的行为规范 或惯例。为了使契约有效,签约时要有中人,而这一中人往 往由村中的保护人充任。在土地买卖和借贷关系中,因保 护人联系广泛,他可以将普通村民与外界人士联系一起。 在‘当面’关系为主的农业社会中,保护人所拥有的关系网 对促进非个人的商业活动便极为重要。同时,保护人也逐 渐建立起自己的拥护网,可在文化网络中为政治或名望目 的而加以应用。”⑩该书本节是作者专门用来论述“保护人 91 名家视域·当代文坛·2 0 1 1 . 5 和中间人”在几千年来中国乡村社会逐渐形成的“习惯法 中的权威结构”的,这些“保护人和中间人”有的产生于当 地,是村民的“熟人”,有的可能来自外地不远的地方,与这 些村民有这样那样的地缘亲缘关系。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 中村民达成了一种默契和共识,产生了被行为规范认可的 契约。这种契约支持着某种雇佣和聘用关系,如长工、短工 等等。然而,这一切“自然关系”在 1949 年的“土地改革” 中走向了终结。之后紧锣密鼓般出现的“互助组”、“合作 社”、“人民公社”等崭新的村社关系,则把中国农村彻底捆 绑在国家机器上。事实证明,将“村民社会”“国家化”的设 计是充满理想色彩的,几十年来激进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 义经验中最为失败的一种社会实践,人民公社的劳动形式 也是效率最为低下、人民的劳动热情最为低落的一种文化 形式。它最直接的结果,是导致了当代中国农村生产力的 严重滞后和农民的普遍贫困。正因为贫困,莫言对 1970 年 代最深刻的“历史记忆”就是“饥饿”:“1976 年,我应征入伍 当兵,从此,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便结束了。将来会不会再 次沦落到吃糠咽菜的地步呢?我不知道。”瑏瑡从这篇小说, 包括他后来的《生死疲劳》等许多小说看,他对这种“过于 国家化”的乡村是失望的,尤其讨厌那些作为“新的乡村保 护人”的乡村基层干部。这一历史观,直接带动了我们对 “传统”的“保护人和中间人”与“现代”的“保护人和中间 人”历史关系的比较性分析。 可以明确认为,小说中的刘副主任不是那种“传统意 义”上的乡村社会关系的“保护人和中间人”,他不是借助 “传统契约”这种中介因素与村民发生联系的,而借助的是 现代国家的“行政权力”。他是“干部”,是以高于村民社会 地位之上的“保护人”的姿态出现在作品里的。他并不是 杜赞奇所说的在“习惯法”基础上产生、经由在劳动和生活 中形成的默契和共识以及通过传统契约关系而出现的那种 被广大村民自然而然接受的“保护人和中间人”,而是一个 通过强势历史变动而强加给前者的文化符号。正是在他身 上,“人民公社”经历了由盛到衰的历史巨变,“饥饿”成为 他工作的某种副产品。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保护人和中 间人”由于与“当地人”那种近乎天然的地缘和亲缘关系, 所以他们与当地人的生产关系主要还是借助“契约”建立 起来的话,那么刘副主任这种“保护人”则是与当地人毫无 地缘亲缘关系(如外地派来的工作队等),因此,他们对当 地人的生产关系则主要体现为一种“行政性的强迫”。作 为小说中黑孩没有出场的“原型”,莫言对刘副主任之类的 历史人物可以说是厌恶至极的,他通过目睹传统村社关系 的被破坏,亲身体验了“饥饿”和没有尊严的生活,因此,他 才作为黑孩、小石匠等人的“代言人”对之表示了彻底的否 定。在他看来,正是这些现代意义上的所谓“保护人和中间 人”的出现,才导致了他和乡亲们几十年来物质与精神上的 “饥饿”,经历了“吃不饱穿不暖”的人间耻辱。 凡是了解 1970年代报纸对这十年连篇累牍“歌颂”的 人,就会发现作家这是在通过他的小说来重建“另一个” 1970年代。他要构建他自己亲身见证过的“1970 年代的历 史”。他是把被“官方舆论”颠倒过来的历史重新颠倒过 来。张伟栋曾提出我们应该重视“年代学”的研究,我认为 它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在“年代学”的历史框架里,我们才 能真正将研究与历史的关系有效地建立起来,深入到描述 那个年代的作家创作的作品之中。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引 用徐贲的观点来谈我的问题,“徐贲写道:‘哈布瓦奇的集 体记忆理论特别强调记忆的当下性。他认为,人们头脑中 的‘过去’并不是客观实在的,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回 忆永远是在回忆的对象成为过去之后。不同时代、时期的 人们不可能对同一段‘过去’形成同样的想法。人们如何 建构和叙述过去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理念、利 益和期待。回忆是为现刻的需要服务的。”瑏瑢我的意思是, 作家的写作一辈子都花在如何处理自己的“历史记忆”上, 不管他的写作又如何受到当时知识界、思潮和时代氛围的 影响。最近,李公明在他引人注意的文章《我们会回来——— 1960年代的多重遗产》中也涉及到这一问题:“遗憾的是那 个被掩盖的文化转型并没有珍惜它留下的价值和实践的遗 产———无论我如何坚持对中国文革的批判性,我并不赞同 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绝对的虚无主义。”瑏瑣《透明的红萝卜》除 了“寻根”、“先锋”文学的解读方式之外,其实也是一篇要 表达“我们会回来”之特殊历史情结的小说。作家带着我 们一起回到他的“1970 年代”,他通过故乡村民与新的“保 护人和中间人”历史关系的变化,让我们共同见证了一个 “真正的 1970 年代”。这个 1970 年代就是,被埋在社会最 低层的高密东北乡的黎民百姓,无法反抗强加给他们的“历 史”,反抗强派劳役的刘副主任,他们于是采取了中国农民 惯常“磨洋工”的软弱的反抗方式来表达自己可怜的尊严。 小说写道: “黑孩呢?”姑娘两只眼睛盯着小铁匠一只眼问。 “等等,他扒地瓜去了。你别走,等着吃地瓜。”小 铁匠温和地说。 “你让他去偷?” “什么叫偷?只要不拿回家去就不算偷!”小铁匠 理直气壮地说。 …… 女人们脸上都出现一种荒凉的表情,好像寸草不 生的盐碱地。待了好长一会儿,她们才如梦初醒,重新 砸起石子来,锤声寥落单调,透出了一股无可奈何的 02 颠倒的乡村 情绪。 我们再读读同样是反映 1960 和 1970 年代“农村火热斗争 生活”的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那里面“热火朝天” 的劳动景象与上面描写所形成的“历史差异性”,真的是令 人感慨,它更重要的价值是应该成为我们重新研究“当代文 学史”的对象。浩然显然是想告诉我们一个“一面之词”的 “历史”,而莫言则明确地要为这一面之词的历史提供“新 的证言”。 四 重新安排的“生活” 众多论者特别喜欢用“天马行空”来描述莫言不拘一 格、非常自我化的小说叙述方式。因为这样很容易将他的 创作与当时引进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思潮加以联系,并 为把他归入“寻根”或“先锋”文学之中找到“合理逻辑”。 这种说法本来没错,连作家也承认深受该思潮的影响。瑏瑤然 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除了“文坛结论”,作家采取什么叙 述方式还来自多种原因,其中之一就来自他对“故乡现实” 的深刻记忆。 这就为小说何以通篇使用大量篇幅描写黑孩的奇异感 官,寻找到另一条“理解小说”的途径。 他的手扶住冰凉的白石栏杆,羊角锤在栏杆上敲 了一下,栏杆和锤子一齐响起来。倾听着羊角铁锤和 白石栏杆的声音,往事便从眼前消散了。太阳很亮地 照着闸外大片的黄麻,他看到那些薄雾匆匆忙忙地在 黄麻里钻来钻去。 他双膝跪地,拔出了一个萝卜,萝卜的细根与土壤 分别时发出水泡破裂一样的声响。黑孩认真地听着这 声响,一直追着它飞到天上去。天上纤云也无,明媚秀 丽的秋阳一无遮拦地把光线投下来。黑孩把手中那个 萝卜举起来,对着阳光察看。 这条理解小说的途径告诉我们,作者感兴趣的不是叙述“故 事”,而是随心所欲地表现黑孩对大自然的“特殊感觉”。 我们还发现作品没有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那种贯穿始末的 “矛盾红线”,也不去组织人物冲突,黑孩的感觉占据了小 说的大部分篇幅,甚至淹没了人物和故事。这篇小说和很 多作家的作品不同,推动小说发展的不是情节,而是主人公 汪洋恣肆的感觉世界。这种莫言式的感觉“天马行空”,率 性而为,可以说毫无章法。当他后来的很多长篇小说继续 没有节制地使用这种方法时,人们也许会感到厌烦。但“天 马行空”的感觉表现在《透明的红萝卜》中却意义异常。因 为黑孩的感官对“现实”是“关闭”的,只对“现实之外”的幻 想世界打开。这种特殊感官对后娘的虐待、刘副主任和小 铁匠的欺负“毫无感觉”,但大自然却在它面前展现了自己 的极端之美,极端之自由。黑孩正是为这现实之外、处于幻 想之中的“自由”而活着的。在 1970 年代,这也是一种“活 着”的意义。 亨利·詹姆斯提醒我们:“在小说提供给我们的东西 中,我们越是看到那‘未经’重新安排的生活,我们就越感 到自己在接触真理;我们越是看待那‘已经’重新安排的生 活,我们就越感到自己正被一种代用品、一种妥协和契约所 敷衍。”瑏瑥人们在 1970年代,或许在更长的历史时空中所经 历的“生活”,实际都是被“重新安排”并要求他们接受的。 在 1950、1960年代大量出品的“红色经典小说”,所描述的 就是这种“已经”重新安排过的“生活”,它们是在帮助我们 建构对“生活的想象”。因此,前面开场时村民的低落情绪、 黑孩世界中的不安全感、村民与村社组织关系的变化等等, 用意也许还不止是要纠正浩然对中国乡村生活描写的“一 面之词”,它的真实企图事实上是告诉读者,随着这种“重 新安排”的“生活”的历史真实性色彩的最终剥落,生活在 这种“重新安排”的世界中的人们的生活其实也是毫无真 实性、毫无意义可言的。它同时也在暗示我们,应该到小说 中去寻找那“未经”重新安排的“生活”。《透明的红萝卜》 的结尾,进一步证实了我的判断,黒孩偷邻村队里红萝卜终 于被抓: 队长睡眼惺松地跑到萝卜地里看了看,走回来时 他满脸杀气。对着黑孩的屁股他狠踢了一脚,黑孩半 天才爬起来。队长没等他清醒过来,又给了他一耳 光子: “小兔崽子,你是哪个村的?” 黑孩迷惘的眼睛里满是泪水。 “谁让你来搞破坏?” 黑孩的眼睛清澈如水。 “你爹叫什么名字?” 两行泪水从黑孩眼里流下来。 “他娘的,是个小哑巴。” 黑孩不知道队长为什么要抓他,打他。即使他生活得这么 苦难、不幸、屈辱,但依他小小年纪,还不明白和理解这就叫 “现实世界”。所以我要说,从他眼里流出的是毫无设防的、 近乎天使般纯洁无瑕的泪水。正因为它是天真无邪的,读 者在这一刻才真正被震动了。最后,小说作者安排黑孩“钻 进了黄麻地,像一条鱼儿游进了大海”,那里有“秋天阳光” 照着。这段描写真是意味深长。它告诉我们什么呢?黑孩 的“世界”与 1970年代或许更长时段中的历史生活完全是 12 名家视域·当代文坛·2 0 1 1 . 5 一种“游离”的关系,他只生活在自己那种“未经”重新安排 的“生活”之中。作为这个小小村落中最没有地位、最为低 贱的人,作为那个年代的弱者,他无力反抗和改变被人“重 新安排”的命运。但他却用奇异的感觉悄悄给自己“重新 安排”了“另一种生活”。在这个意义上,黒孩就是代表了 千百万生活在 1970年代“边缘上”的人。他用“感官颠倒” 的方式,让读者在最近的距离中看到了被掩埋在历史尘埃 之中的小人物的生活真实。同样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透明 的红萝卜》既可以说是中国式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也 应该说是真正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 注释: ①⑩[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 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 – 11 页,第 128 – 129 页。作者经过对这一时期华北农村社会大量社会学、统计学的考 察,发现村民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各种权力的争夺、重组和妥协:“在邢 台县的水利体系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单位是‘闸’———它是用水者联合 组织的名称,可能与‘闸门’相关。这些用水的村民集团,我将其称之 为‘闸会’,其成员包括 2 至 10 村不等,控制着灌溉用水的分配。但这 并不是管理用水和控制水源的唯一集团,实际上存在一个多层次的等 级组织:从家庭、小集体到闸会、闸会联合,直至更大的单位———全河 流域灌溉区。用水户根据距离远近和不同需要等环境变化来参加不 同层次的水利组合体,换句话说,在水利体系中,不断出现分裂和组 合。”于是,“当闸会中某些村庄比其他村庄更为强大之时,这种倾向表 现得更为明显。有时,位置上的优势可能使某些村庄在闸会中处于主 导地位,而一旦得势之后,它又利用在组织上的主导地位来维护它对 其他村庄的控制”。但他同时承认,“集镇和强大的村庄能够利用其组 织资源控制闸会,这样,闸会的领导机构又能较好地发挥其领导作用, 从而维持闸会的内部安定并保护闸会利益不受外界侵犯”。(见该书 17– 18 页)恰成巧合的是,《透明的红萝卜》写的就是“滞洪闸”上的 乡村故事,所以,杜赞奇的著作对我们讨论这个故事与自己年代的关 系颇有启发。 ②⑥徐怀中、莫言、金辉、李本深、施放:《有追求才有特色———关 于〈透明的红萝卜〉的对话》,《中国作家》1985 年第 2 期。 ③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3 年第 2 期。没有作家愿意承认他就是小说主人公的“第一原型”,这是因为他 们怕作品在读者心目中失去生活的原生态和某种真实性,他们更愿意 用“虚构”手法使这一切显得扑朔迷离。 ④⑦程德培:《被记忆缠绕的世界———莫言创作中的童年视角》, 《上海文学》1986 年第 4 期。实际上,不光是程德培,众多批评家如季 红真、李陀、李洁非、丁帆等都对莫言小说极富想象力的“感官描写”大 加赞扬。 ⑤佟景韩译《巴赫金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81 页。 ⑧这些评论有:张志忠《奇情异彩亦风流》,《钟山》1986 年第 3 期;晓华、汪政:《莫言的感觉》,《当代文坛》1986 年第 4 期;李洁非、张 陵:《莫言的意义》,《读书》1986 年第 6 期;莫言、罗强烈:《感觉与创造 性想象》,《中国青年报》1986 年 7 月 18 日;李书磊:《文体解放与观念 解放》,《文论报》1986 年 12 月 21 日;雷达:《历史的灵魂与灵魂的历 史》,《昆仑》1987 年第 1 期;季红真:《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精魂》,《文 学评论》1987 年第 6 期,等等。 ⑨陈村、王安忆:《关于〈小鲍庄〉的对话》,《上海文学》1985 年第 9 期。 瑏瑡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3 年第 2 期。在作家很多回忆性的文章和电视访谈中,“饥饿”大概是出现频率 最高的“关键词”之一,这一方面说明他当时的生活状况,同时也可看 出他对 1970 年代历史的某种看法和态度。 瑏瑢引自拙作《“伤痕文学”的历史记忆》,《天涯》2008 年第 3 期。 瑏瑣李公明:《我们会回来———1960 年代的多重遗产》,《上海文化》 2009 年第 3 期。 瑏瑤参见杨庆祥《民间·先锋·底层———莫言访谈录》,《南方文 坛》2007 年第 2 期。可能是受到学者“民间理论”的影响,莫言近年在 许多场合大谈所谓“民间立场”,这种说法其实反映了有时候作家也会 受批评的影响,他们对自己创作的深层因素还缺乏自觉反思的能力。 瑏瑥[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 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5 页。在这本书里,我知道了“传统小说” 与“现代小说”的差别,同时,它也建构起了我“先锋小说”的艺术趣 味。这一“事实”,是需要重新反思和讨论的。 (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鄢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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