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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冠裳:洪武时期的服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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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冠裳:洪武时期的服饰改革 * 本文為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青年課題「元明之際禮俗變革研究」(項目號:KBH3801008) 階段性成果。承蒙多名審查人惠賜詳盡修訂意見,又得編輯先生是正文字,謹此致以誠 摯謝意;惟文中疏繆之處,概由筆者負責。 1 語出《禮記 ‧ 大傳》:「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 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鄭玄注:「服色,車馬 也。」孔穎達疏:「易服色者,服色,車馬也。易之,謂各隨所尚赤、白、黑也。」見《禮 記正義》,《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

重整冠裳:洪武时期的服饰改革
* 本文為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青年課題「元明之際禮俗變革研究」(項目號:KBH3801008) 階段性成果。承蒙多名審查人惠賜詳盡修訂意見,又得編輯先生是正文字,謹此致以誠 摯謝意;惟文中疏繆之處,概由筆者負責。 1 語出《禮記 ‧ 大傳》:「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 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鄭玄注:「服色,車馬 也。」孔穎達疏:「易服色者,服色,車馬也。易之,謂各隨所尚赤、白、黑也。」見《禮 記正義》,《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卷三四,頁1506。不過在後世 文獻的用例中,「服色」多理解為服飾之制。 2 服飾史方面的研究,可以參看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5年)、周錫保:《中國古代服飾史》(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4年)元明部分,以 及史衛民:《元代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陳寶良:《明代社 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中的服飾研究部分。 3 相較於明代後期服飾之變研究的豐碩成果而言(相關綜述可以參看林麗月:〈世變與秩 序:明代社會風尚相關研究評述〉,《明代研究》第4期〔2001年〕,頁9–19),學界對明初 〔下轉頁114〕 重整冠裳: 洪武時期的服飾改革* 張 佳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引 言 「改正朔,易服色」, 1 是中國歷代王朝開國必經的兩道程序,分別象徵對天道的順應 和對社會秩序的調整,用以塑造新政權的合法性。明代開國也未能自外於這一傳 統。在明初一系列開國制作當中,服飾制度改革幾乎貫徹洪武朝的始終,構成了禮 制重建的重要內容。衣裳冠履除去蔽體保暖、修飾容止的實用功能,還被附加上了 諸多文化內涵,「衣冠」幾乎成為「文明」、「文化」的同義詞。有賴中國服飾史和元明 社會生活史的研究, 2 我們對於元明時期蒙、漢各族的服裝式樣已經有了基本的瞭 解。本文的重點不在於考釋服裝樣式,而著意於回溯明初服飾改革的背景與過程, 分析其在當時的政治意義和影響。 3 本文嘗試指出:明初以去蒙古化為目標的服飾復 ICSJournal58_FA01_20Dec2013.indb 113 20/12/13 2:44 PM 《????????報》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58 - January 2014 ©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張 佳114 古改革,目的在於塑造明政權「承古先聖王之統」的正統地位,以期加強民眾對新政 權的認同;同時借助對胡漢服飾習俗的嚴格區分,刻畫一個異於「中國」傳統的「胡 元」 4 形象,以此反襯自身政權的正統性。明初通過對士庶日常服飾的嚴格規範,細 緻地刻畫了各個群體和階層(君臣、官民、良賤)的身份界限,建立起一套與社會等 級秩序相應的嚴整服飾秩序。 夷夏有別:洪武朝的胡服之禁 明代開國之初推行的各項「更化」措施當中,衣冠革新是極為重要的一項。《明太祖實 錄》曾對明初各項立法的社會背景與用意,有過如下概括: 元氏以戎狄入主中原,大抵多用夷法,典章疏闊,上下無等,……辮髮左 衽,將率而為夷。至元、天曆之時,雖稱富庶,而先王之制蕩然矣。……上 〔明太祖〕嘗歎曰:華風淪沒,彝道傾頹。自即位以來,制禮樂,定法制,改 衣冠,別章服,正綱常,明上下,盡復先王之舊,使民曉然知有禮義,莫敢 犯分而撓法。 5 《實錄》將明初禮俗改革中的「改衣冠,別章服」,與「制禮樂,定法制」並列,可見服 飾改革在當時人心中的地位。為了塑造新政權的華夏正統形象,洪武禮俗改革以「用 夏變夷」、「復先王之舊」為號召;去除蒙元遺習、恢復唐宋以來的中國禮俗傳統,是 當政者關注的首要目標。在此背景之下,禁革胡服,振舉華風,自然成為衣冠革新 的首務。明初的胡服之禁,直接針對的是金元以來胡風浸染、夷夏觀念消解的社會 〔上接頁113〕 服飾改革的關注尚不充分。林麗月對明代服飾文化有深入的研究,所撰〈衣裳與風教—— 晚明的服飾風尚與「服妖」議論〉(《新史學》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頁111–57)、 〈明代禁奢令初探〉(《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22期〔1994年〕,頁57–84)兩篇論文,對洪武 服飾改革的內容主旨做了簡要論述;〈萬髮俱齊:網巾與明代社會文化的幾個面向〉一文 (《臺大歷史學報》第33期〔2004年6月〕,頁133–60),則專門討論明初推行的「網巾」在 當時的政治寓意。巫仁恕簡要討論過明初的平民服飾與社會風氣,見巫仁恕:《品味奢 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116–25。張志雲對明初 服飾體系的內容有詳細描述,並指出其基本主旨在於「別華夷」與「明尊卑」,見張志雲: 〈禮制規範、消費時尚與社會變遷:明代服飾文化探微〉(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2008年),頁33–95。 4 本文使用的「胡風」、「胡化」、「胡服」、「夷夏」等詞,均是為了便於表述而使用的歷史詞 彙,並不帶有價值評判意味。 5 《明太祖實錄》,卷一七六,頁2665–66,洪武十八年十月己丑條。本文所用《明實錄》均據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臺北,1962–1968年)。 ICSJournal58_FA01_20Dec2013.indb 114 20/12/13 2:44 PM 《????????報》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58 - January 2014 ©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洪武時期的服飾改革 115 現實。衣冠革新的目的,不僅在於塑造正統形象,同時還在於勾勒和反襯一個與華 夏文化傳統迥異的「胡元」。當政者試圖藉此重新喚起民眾消泯已久的夷夏觀念,建 立對朱明漢族政權的認同。 6 胡風浸染與夷夏意識的淡漠 元代是一個疆域空前廣闊、多族群文化相互交融的時代。以往對元代族際文化交流 的研究,大多關注外來族群對漢族文化的吸收,而較少研究漢族所受到的外來族群 影響。然而,文化的交流互動是雙向的,是一個各族文化相互「涵化」(acculturation) 的過程, 7 其中不僅有少數族群的漢化,也有漢族的胡化。在金元兩代濃厚的民族混 融氛圍裏,漢族民眾的服飾風尚深受北族影響;胡漢間的文化界限日益消泯,儒家 士大夫所講究的「夷夏之辨」的傳統觀念也發生了變化。 北方地區的金元兩重胡化 在入明之前,北方地區經歷了金元兩代歷時兩個半世紀(1127–1368)的草原民族統 治,漢族民眾先後與女真、蒙古等多個少數民族雜居共處。與僅經歷了九十年蒙古 統治的南方相比,北方胡化程度無疑更深。 宋代之後北方漢族社會生活的大規模胡化,可以追溯到金初。和清初的情形類 似,金人曾在其佔領的中原地區,推行強制同化政策。早在全面攻陷中原之前, 6 范德(Edward L. Farmer)指出,明代開國建立在「準民族主義」的文化基礎之上。見范德: 〈朱元璋與中國文化的復興——明朝皇權專制的意識形態基礎〉,載張中政(主編):《明史 論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頁379–89;而促使明初當政者選擇「用夏變夷」、 「復古」等文化口號的誘因,乃是開國之初面臨的政權合法性困境。錢穆指出,元季士大 夫普遍夷夏意識淡漠,明代開國之時,新政權並未因其族群屬性而得到漢族士人的積極 支持。見錢穆:〈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載《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0冊《中國學術思想 史論叢(六)》(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頁101–224;〈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 集續篇〉,載同書,頁225–62。重拾儒家「夷夏之辨」命題,以此論證政權的合法性、爭取 士大夫的支持,因此成為明初政治的緊迫任務。 7 關於「涵化」(acculturation)這一概念,參看 Karl A. Wittfogel and Fêng Chia-shê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9), pp. 1–32;以及蕭啟慶對此的評述,見蕭啟慶:〈論元代蒙古人之漢化〉,載蕭啟慶:《內北國 而外中國:蒙元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671。然而迄今為止的蒙元社會 文化史研究,大多集中於少數族群的「漢化」,而對漢族在生活習俗上的「胡化」現象,卻 較少關注。關於蒙古習俗對漢族社會生活的影響,較為系統的研究參看李治安:〈元代漢 人受蒙古文化影響考述〉,《歷史研究》2009年第1期,頁24–50;Henry Serruys, “Remains of Mongol Customs during the Early Ming,” in Henry Serruys, The Mongols and Ming China: Customs and History, ed. Françoise Aubin (London: Variorum Reprints, 1987), pp. 137–90。 ICSJournal58_FA01_20Dec2013.indb 115 20/12/13 2:44 PM 《????????報》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58 - January 2014 ©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張 佳116 女真當政者即要求佔領區內的漢族民眾,依從女真習俗削髮易服。金天會四年 (1126),金樞密院以「即歸本朝,宜同風俗」的名義,命令河北、河東兩路新附民 眾「削去頭髮,短巾左衽」,如若不從,「即是猶懷舊國,當正典刑」。 8 天會七年 (1129),金人已在中原地區長驅直入,削髮易服令隨之全面推行,重申「禁民漢服及 削髮,不如式者死」。 9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詳記其事云: 金元帥府禁民漢服,又下令髡髮,不如式者殺之。……是時,知代州劉陶執 一軍人於市,驗之頂髮稍長,大小且不如式,即斬之。其後知趙州韓常、知 解州耿守忠,見小民有衣犢鼻者,亦責以漢服斬之。生靈無辜被害,莫可勝 紀。時復布帛大貴,細民無力易之,坐困於家,皆不敢出。 10 金人的強制胡化政策,一直實行到海陵王完顏亮(1150–1161在位)當政時期,11對華 北漢族生活影響甚深。南宋乾道六年(1170),范成大使金,在舊都開封所見居民衣 裝髮式,已無復華風:「東京,虜改為南京,民亦久習胡俗,態度嗜好與之俱化。 ……男子髡頂,月轍三四髡。不然亦間養餘髮,作椎髻於頂上,包以羅巾,……最 甚者衣裝之類,其制皆為胡矣。自過淮已北皆然,而京師尤甚。」 12 根據范氏所見, 北方民眾髡髮胡服已經相當普遍;而曾經是北宋文化中心的開封,居民胡服「尤 甚」,應該是金人著意管控的結果。 在金代,不但本朝人裝束要遵從時制,連古人衣冠亦不能幸免。淳熙年間 (1174–1189),宋使陳益道經滹沱河畔光武廟,「見塑像左衽」。13早在先秦時代,衣 衽的左右便被看作是華夏與周邊族群的文化區別,曾經中興漢室的劉秀竟然被金人 裝扮成胡人模樣,不由引得陳益賦詩感慨:「早知為左衽,悔不聽臧宮。」 14 更不可思 議的是,甚至連慶幸因有管仲的攘夷之功而免於「被髮左衽」的孔子, 15 千年後仍 然難逃左衽之厄。開禧二年(1206),岳珂跟隨宋軍北伐至漣水,見軍學宣聖殿「像設 8 金少英:《大金弔伐錄校補》(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306。 9 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證):《大金國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五,頁 84。 10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卷二八,頁560–61。 11 《大金國志校證》卷十三記天德二年(1150),「詔河南民,衣冠許從其便」(頁186)。 12 《范成大筆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攬轡錄》,頁12。 13 周必大:《二老堂詩話》,收入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 659,「光武廟左衽」條。 14 大將臧宮曾勸劉秀北擊匈奴,劉秀未從。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卷十八,頁695。 15 《論語 ‧ 憲問》:「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見《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 華書局,1980年),卷十四,頁2512。 ICSJournal58_FA01_20Dec2013.indb 116 20/12/13 2:44 PM 《????????報》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58 - January 2014 ©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洪武時期的服飾改革 117 皆左衽,相顧浩歎」。 16 上述記載出自敵國謀臣之手,難免可疑。但同樣的左衽孔子 像,甚至在經歷了洪武時代的胡服整肅之後,在北方地區仍有孑遺。永樂八年 (1410),給事中王鐸上言濟南府長山縣等處文廟「聖賢塑像衣服左衽」,上書請求革 正「前代夷狄之俗」。 17 宣德七年(1432),河南林縣訓導報告:「本學先師及四配十哲 神像服制俱左衽。」 18 直到正統十三年(1448),政府還在根據山西絳縣的報告,下令 「各府州縣儒學孔子像,在故元時塑有左衽服者,悉改右衽」。 19 這裏需要澄清的一點 是,左衽乃是金代服飾的特點, 20 元代男性公服為右衽。 21 而且明代發現的左衽孔子 像都在北方,應是金代遺制。左衽之俗影響之深,由此可見一斑。顧炎武讀史至 此,不禁感慨「夷狄之難革」。 22 由金入元之後,北方服飾又經歷了蒙古化的過程(詳 下)。與金代不同的是,蒙古統治者奉行因俗而治的原則,除官吏公服外,在服飾方 面沒有強加統一, 23 金代服飾習俗仍然得以保留。從今天保存的實物與圖像資料來 看,山西芮城九峰山純陽上宮元代呂祖漢白玉石像(圖一)、 24 山西大同馮道真墓奉 茶童子(圖二)、以及陝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墓室壁畫中的眾多左衽形象(圖三、四), 反映的應該都是金源遺風。 生活習俗上華夷界限消泯,思想觀念上夷夏意識念淡漠甚至顛倒,是華北漢族 士人在北族長期統治下的必然結果。至元十一年(1274)蒙元伐宋檄文,有「先謂弔 民而伐罪,蓋將用夏而變夷」之語,直指南宋為「夷」而尊蒙古為「夏」。 25 這種規整的 駢偶文字,顯然不會出自華化尚淺的蒙古人之口,只能是北方文人的手筆。無獨有 16 岳珂:《桯史》(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十四,頁163。 17 《明太宗實錄》,卷一百八,頁1399–1400,永樂八年九月丁亥條。 18 《明宣宗實錄》,卷九七,頁2190,宣德七年十二月戊戌條。 19 《明英宗實錄》,卷一六六,頁3221,正統十三年五月壬子條。 20 南宋「歸正人」張棣提到金人服飾說:「金虜君臣之服大率與中國相似,止左衽異焉,雖虜 主服亦左衽。」見《大金國志校證》,附錄二〈金虜圖經〉,頁598。西方傳教士魯布魯乞曾 特別提到蒙古服裝右衽,與其他突厥民族不同;南宋使蒙的彭大雅,也有類似記載。 參看陳高華、史衛民:《中國風俗通史 ‧ 元代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 頁71–72。 21 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卷七八〈輿服志一〉載:「公服,制以羅,盤領, 俱右衽。」(頁1939) 22 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卷二八 「左衽」條,頁1592。 23 關於元代的服飾政策,參看李治安:〈元代漢人受蒙古文化影響考述〉,頁41–42。 24 九峰山純陽上宮始建於蒙古憲宗二年(1252),塑像今存永樂宮呂公祠,圖片載山西旅遊 景區志叢書編委會(編):《永樂宮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卷首彩圖,相 關說明見頁18、30。 25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一,頁17。 ICSJournal58_FA01_20Dec2013.indb 117 20/12/13 2:44 PM 《????????報》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58 - January 2014 ©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張 佳118 偶,儒士徐世隆、孟祺在上給元廷的平宋賀表裏,也對南宋以「島夷」、「三苗」、「蠻 夷」相稱; 26 身為儒官的國子司業同恕(1254–1331),則鄙稱宋廷為「虜」。27同樣的 夷夏錯位,甚至發生在以理學自居的北方儒士身上。著名理學家劉因(1249–1293), 曾以蒙軍渡江伐宋為背景作〈渡江賦〉,對蒙古殺伐武功極盡誇耀之能事,其中有「蠢 爾荊蠻,何癡而狂」之句, 28 徑將南宋比作商周時代被中原視為蠻夷的楚國。對這篇 詞調高亢、主旨鮮明的〈渡江賦〉,後世學者的解讀竟然聚訟紛紜,衍生出「存宋」、 「哀宋」種種曲說。 29 究其原因,是後人無法理解,一個奉「周程張邵朱呂」之學為圭 臬的理學家, 30 如何會將與自己有相同文化傳統的南宋視為蠻夷?但如果回到當時的 歷史語境,便不難理解劉因右蒙抑宋的態度,其實正是金元時代北方士人夷夏觀念 變異的反映。 到明朝開國之時,華北民眾無論生活習俗還是思想觀念,都已深受北族影響。 因此在明初復古改革的過程中,當政者對中原地區在興建學校、簡選師儒等方面多 予照顧; 31 在冠服改革上,對北方也特加留意。洪武初年,尚賓館副使劉夏(1314– 1370)在陳言時政的時候,曾特別指出:「內中國而外夷狄,此天地之常理,人倫之 大義。今天下污染日深,雖學士大夫,尚且不知此意。今後中原府州司縣官,固當 用衣冠署事,又召彼土一二父老,賜以冠巾,使北方之人,漸知華夷之辨。」 32 從內 容推斷,劉夏上疏時中原地區還未完全平定。中原州縣「用衣冠署事」,是指任用儒 士治理地方,矯正元代州縣行政依賴胥吏的弊病。召見中土父老,賜以冠巾,則是 為了使北方民眾重新認識華夷的身份界限。不過,劉夏所感慨的「雖學士大夫」亦不 知「內夏外夷」之義,卻不僅僅是北方的問題。 26 徐世隆:〈東昌路賀平宋表〉,載蘇天爵(編):《元文類》(上海:商務印書館,1958年), 卷十六,頁201;孟祺:〈賀平宋表〉,載同卷,頁202。 27 同恕:〈王世英墓誌銘〉,見王久剛:〈西安南郊元代王世英墓清理簡報〉,《文物》2008年 第6期,頁65。 28 劉因:《靜修續集》卷二,收入《四庫全書》第119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頁672。「蠢爾荊蠻」一句,出自《詩 ‧ 商頌 ‧ 殷武》。 29 參看《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卷九一〈靜修學案〉附錄,頁3023–26。 30 關於劉因的學術背景,參看張帆:〈《退齋記》與許衡劉因的出處進退——元代儒士境遇 心態之一斑〉,《歷史研究》2005年第3期,頁80–81。 31 參看戰繼發:〈朱元璋與北方學校教育〉,《史學集刊》1995年第1期,頁34–39。 32 劉夏:〈陳言時事五十條〉,載《劉尚賓文續集》卷四,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26冊(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155。劉夏具有強烈的夷夏意識,這在士大夫夷夏觀 念普遍淡漠的元季,顯得與眾不同。關於劉夏的生平,參看楊訥:〈徐壽輝、陳友諒等事 蹟發覆——《劉尚賓文集》讀後〉,《中華文史論叢》2008年第2期,頁90–91。 ICSJournal58_FA01_20Dec2013.indb 118 20/12/13 2:44 PM 《????????報》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58 - January 2014 ©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洪武時期的服飾改革 119 南方士人對北族習俗的接受 與北方相比,南方地區並沒有經歷國家主導的強制胡化過程。蒙古統治者在國家治 理上奉行「因俗而治」的原則;江南漢族士人衣冠服飾沾染胡風,主要是出於仕宦需 要,自行攀附蒙古習俗的結果。德祐元年(1275),元軍渡江,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率 先投降,「首先削頂,三搭辮髮,領韃賊深入」; 33 元軍攻嚴州,守官方回(1227– 1305)「迎降於三十里外,韃帽 裘,跨馬而還」,也主動穿著蒙古服飾博取征服者的 好感。 34 南宋遺民鄭思肖(1241–1318)描述元初所見江南官吏,有「騣笠氈靴搭護衣, 金牌駿馬走如飛」之句, 35 騣笠、氈靴是北方民族慣用之物,搭護是一種便於馬上馳 逐的半袖蒙古袍。 36 詩中這位官吏的穿著已經蒙化,無復褒衣博帶的漢官威儀。 江南地區由宋入元之後,政治環境大變,儒家知識份子傳統的科舉入仕道路基 本上堵塞了。元代的選官制度,最看重「根腳」(家世背景)和族群出身,而南方士人 在這兩方面都居劣勢。為親近蒙古官長,許多漢族士人在衣冠髮式等方面,主動向 蒙古習俗看齊,以期被視作同類。鄭思肖曾感歎元初江南民眾熱衷於蒙古習俗:「今 南人衣服、飲食、性情、舉止、氣象、言語、節奏,與之俱化,唯恐有一毫不相 似。」 37 文士王褘(1322–1374)入明後,回憶元代江南士大夫的風氣說:「元既有江 南,以豪侈粗戾,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熏漬狃狎,胥化風成。而宋之遺俗,消 滅盡矣。為士者辮髮短衣,效其語言容飾,以自附於上,冀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 為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為之變。」 38 生活上盡量蒙古化,以圖獲得上司垂青, 對身屬第四等級的南人入仕確有助益。如無錫人錢世良便極力仿效蒙古習俗,「言貌 悉似蒙古,故太師帖木真兒見愛,遂以女妻之」,最終官至廣東宣慰司副元帥。 39 在 利祿誘惑之下,仿效蒙古習俗成為江南士人的一時風氣。明初方孝孺(1357–1402)在 一位儒士的墓誌中也提到,元代「世俗淪於胡夷,天下皆辮髮椎髻,習其言語文字, 33 鄭思肖:〈歐陽夢桂貞妾柔柔傳〉,載《鄭思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頁155。 34 周密:《癸辛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別集上》,頁251。 35 鄭思肖:〈絕句十首〉之八,載《鄭思肖集》,頁38。 36 蘇日娜:〈蒙元時期蒙古人的袍服與靴子——蒙元時期蒙古族服飾研究之三〉,《黑龍江民 族叢刊》2000年第3期,頁109。 37 鄭思肖:〈大義略敘〉,載《鄭思肖集》,頁188。 38 王褘:〈時齋先生俞公墓表〉,載《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第55冊, 頁618。按,此篇《四部叢刊初編》本《遜志齋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卷二二頁 二一誤收為方孝孺文,文字多有訛脫。本文墓主卒於「元至治四年」(當為泰定元年, 1324),墓表作於1370年,是年孝孺僅十三歲。 39 華公愷:〈故巡檢錢公壙志〉,載《慮得集》附錄卷上,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122冊, 頁289。 ICSJournal58_FA01_20Dec2013.indb 119 20/12/13 2:44 PM 《????????報》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58 - January 2014 ©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張 佳120 馳馬帶劍以為常」,唯獨墓主「長衣危帽,徐言雅步,操儒生禮不變」, 40 人皆以為異 類。從上述描述來看,效習蒙語,胡服辮髮,帶劍馳逐,是元代江南士人普遍的狀 況。 41 與北方情形類似,宋代尤其是南宋,為團結禦敵而努力強化的夷夏之防觀念, 經歷了九十年的蒙元統治和民族混融,也已消磨殆盡。元明之際的江西儒士劉夏, 對此有尖銳批評:「當其〔宋元〕革命之初,父兄耆老相與疑怪,以為異類。歲月既 久,漸及百年,後生子弟耳濡目染,精神心術與之俱化。故近年以來天下之士習, 斁壞彝倫,蔑棄禮法,丐求便利,狙譎無恥。於是士大夫皆有狄習。」 42 夷夏之防觀 念崩潰的一個重要表現,是士大夫對異族文化習俗由警惕戒備,到逐漸接受認同。 語言文字、衣冠服飾、禮儀容止等等,都帶有鮮明的族群特徵。歷代漢族王朝尤其 當外患嚴重之時,為了加強內部凝聚力,往往對社會上流行的異族文化元素深懷警 惕。這在中國有悠久的傳統,歷代正史《五行志》,無不把好尚胡風作為國家將亂於 40 方孝孺:〈盧處士墓銘〉,載《遜志齋集》,卷二二,頁二六上。 41 關於元代漢人的蒙化程度,學界有不同看法。李治安最近根據語言、婚姻、服飾、名字 等方面的研究認為,元代漢人蒙化不僅限於下層民眾,精英階層亦涉及其中。以地域而 言,北方漢人蒙化較深而南方較淺;以程度而言,並未達到《明太祖實錄》所言「悉以胡俗 變異中國之制」的程度,而是一種胡漢雜糅的狀態。見李治安:〈元代漢人受蒙古文化影 響考述〉,頁24–50。筆者總體贊同上述結論,但認為其中某些具體論述仍可商榷。例如 在士人衣冠上,李文認為元代政書《經世大典》與《元典章》的規條,反映的是「常態」,而 鄭思肖、方孝孺等人的見聞或回憶是「變態」或者故意誇大。然而,制度規條並不等於社 會現實。元代士人服飾的蒙化,實則在當時民間歌謠、繪畫圖像、時人目擊或追憶中均 有反映。另外,從元代的繪畫作品(尤其是文人畫)來看,漢人衣冠胡化的情形,似不如 文獻描述得嚴重。這種基於繪畫作品的研究有其局限,必須注意。首先,長期以來學界 關注的是少數族群華化,而忽略漢人胡化潮流,以致美術作品中的許多胡服形象,被徑 直認作少數族群(對陝西蒲城洞耳村元墓男主人族屬的誤判,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詳 後)。其次,繪畫作品往往有崇古傾向,或者受制於題材傳統,其中人物衣冠反映的未必 皆是時制。例如,李文引河北涿州元墓「備侍圖」證明「漢人仍然大量保留著原有服飾」, 便未必恰當。「備侍圖」是涿州元墓壁畫的主體,所繪僕役峨冠博帶、衣著華麗,顯係繪 者想像之作(元代女僕形象,參看附圖四、十三)。而李文未引用的本墓東南、西南兩壁 〈孝行組圖〉,其中人物衣著卻真實反映了元代特徵,如〈丁蘭刻木〉中著半袖對襟短衣的 婦女(見附圖二十)、〈劉明達賣子〉中頭戴四角笠子的男子(圖廿一)、〈王祥臥冰〉中剃婆 焦頭的王祥(圖廿二,可與圖六右後僕役比較)等等。繪畫受制於題材傳統的顯例,是康 熙中期焦秉貞所繪〈耕織圖〉(這是至晚從南宋開始的一種繪畫題材),其中人物都作明代 裝束,無一垂辮。若以此論證清初漢族仍保持明代髮式,顯然失之。參看沈從文:《中國 古代服飾研究》,頁585–86。 42 劉夏:〈上魏提舉書〉,載《劉尚賓文續集》,卷三,頁136–37。 ICSJournal58_FA01_20Dec2013.indb 120 20/12/13 2:44 PM 《????????報》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58 - January 2014 ©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洪武時期的服飾改革 121 夷狄的徵兆。 43 中唐以降,外患日深,正統保守的儒士大夫,對帶有異族色彩的事物 都極其敏感。宋初有一個極端的例子,南唐舊臣徐鉉(916–991)感慨中原服飾胡風未 替,寧可冒受嚴寒亦不肯「荷氈皮毳」,竟因此殞命。 44 北宋政府曾多次申禁民間穿 戴「釣墩」、氈笠之類的契丹服飾, 45 而南渡後面對金人巨大的軍事壓力,南宋朝廷 為凝聚民心,同仇敵愾,對胡俗的管控更為嚴格。紹興二十一年(1151),高宗下令 禁止市井娛樂中的胡服、胡樂:「都市為戲,加篦巾、批臥辣、執藤鞭,群吹鷓鴣 笛,撥葫蘆琴,效胡樂、胡舞,長跪獻酒。時狄患僅定,上念境土未復,將用夏變 夷,命有司禁止之。」 46 強大的外族對手虎視眈眈,讓兩宋政權時刻緊張,也使得士 大夫對異族文化元素極為敏感,夷夏之間的文化界限也因此被刻畫得極其鮮明。 入元後,外部軍事壓力消失,民族混融,北方民族的「異類」形象日趨淡化,華 夷之間的心理鴻溝也逐漸填平。南方士人對待蒙古文字和禮儀的態度轉變,很好地 說明了這一點。學習蒙古文字是漢族士人的出仕捷徑,鄭思肖謂「願充虜吏,皆習蒙 古書,南人率學其字」。 47 至順年間(1330–1333)福建建安再版的通俗日用類書《事林 廣記》,對蒙古文字專門有如下介紹:「蒙古之書,前乎學者之所未睹。今風化自北 而南,新學尚之。蓋自科斗之書廢,而篆隸之制作,其體皆古也,其後真草之書雜 行於世。今王化近古,風俗還淳,蒙古之學設為專門。初學能復熟此▢,亦可以為 入仕之捷徑云。」 48 作者把蒙古文字抬高為與漢字蝌蚪文、篆隸同類的古體,將其流 行視作「風化自北而南」、「王化近古、風俗還淳」的表現,宋代士大夫那種基於漢文 化本位而對異族文化的鄙薄,已經蕩然無存。元末金華學派的代表人物王褘,更把 蒙古文推崇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我元言語文字之傳,百王不能易矣,豈特為一代之 制作而已乎!」推許為「人面之域」所當通行的文字。 49 金華諸儒向以朱子「世嫡」自 居,但宋代理學家著力闡發的「夷夏大義」,在王褘、宋濂等金華後學的身上已經難 43 參看《日知錄集釋》,卷二八「胡服」條,頁1587–91;馬端臨:《文獻通考》(杭州:浙江古 籍出版社,2000年),卷三百十,頁2432–36。 44 故事 滥竽充数故事班主任管理故事5分钟二年级语文看图讲故事传统美德小故事50字120个国学经典故事ppt 見邱仲麟:〈保暖、炫耀與權勢——明代珍貴毛皮的文化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集刊》第80本第4分(2009年12月),頁556。 45 宋代的胡服之禁,參看劉復生:〈宋代「衣服變古」及其時代特徵——兼論「服妖」現象的 社會意義〉,《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2期,頁88–89。 46 《文獻通考》,卷三百十,頁2436。 47 鄭思肖:〈大義略敘〉,頁188。 48 《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續集卷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218冊,頁423。 49 王褘:〈鮑信卿傳〉,載《全元文》第55冊,頁565。本文作於元代,如果將這段頌美之詞 和王褘入明後對故元士習的嚴厲批評(見前揭〈時齋先生俞公墓表〉)略作對比,就不難發 現,王褘的夷夏觀念並非「原生」,而是入明後受政治風向影響的產物。夷夏觀念式微, 這在元代後期金華諸儒中是普遍現象,不獨王褘為然。同屬金華學派、被視為明代開 〔下轉頁122〕 ICSJournal58_FA01_20Dec2013.indb 121 20/12/13 2:44 PM 《????????報》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58 - January 2014 ©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張 佳122 得一見。福建將樂人楊時(1044–1130)是理學南傳的始祖,當地學者世代以此為榮; 然而繪有剃三搭婆焦頭、戴四角笠子、著交領小袖衣的北族裝束人物,竟然也出現 在楊時家族後人墓室壁畫中(圖五),可見即便在南方理學家族當中,華夷胡漢的心 理防線也不那麼分明了。 經歷長期北族統治之後,胡風漢俗相互混融,夷夏之防觀念消解,這是明初立 國時面對的社會現實。胡漢習俗的混淆,有悖傳統儒家「一道德、同風俗」的政治理 想;而華夷之辨的式微,無法讓以統治民族更迭為特徵的元明易代,獲得天然的合 法性支持。因此入明之後,當儒家思想重新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主流、朱明政權面 臨論證立國合法性的需要之時,以唐宋漢族禮俗來規範人們的社會生活,滌除「污染 之習」,在民眾的思想觀念中重新刻畫夷夏的界限,就成為一項緊迫的任務。 振舉華風:洪武朝的胡服禁令 洪武元年(1368)二月壬子,即位僅三十八天的朱元璋,他務未遑,首先便通令全國 衣冠「復古」: 詔復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 士庶咸辮髮椎髻, 50 深簷胡帽, 51 衣服則為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 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字為胡名,習胡語。俗 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厭之。至是,悉命復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髮於 頂。官則烏紗帽,圓領袍,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 〔上接頁121〕 國文臣之首的宋濂,在入明前所留下的大量文字裏,對元代幅員之廣、文風之盛稱讚不 止,對蒙古政權絕無不滿;即便入明後,也不肯視勝國為「夷狄」。明人好用的「胡元」一 詞,在宋濂的文字中是找不到的。那篇著名的標舉「驅除胡虜、恢復中華」口號的〈諭中原 檄〉,程敏政輯《皇明文衡》置於宋濂名下,但此檄明代各種版本宋濂別集均未收入,直至 清季方被輯補入集。參看羅月霞(主編):《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2216。筆者認為深有可疑。 50 在描述蒙古髮式時,宋明文獻有時混用「椎髻」、「垂髻」兩詞,而不加以區別。「椎髻」 本為秦漢時代的一種髮式(相關圖像參看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11年〕,頁282,圖62–20),後來逐漸演變為對少數民族髮式的泛稱。南宋 彭大雅最早用這個詞描述蒙人:「被髮而椎髻」(參王國維:〈黑韃事略箋證〉,載《王國維 遺書》〔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第13冊,頁六下),但二者形制其實並不相同。 從形制上說,「垂髻」描述蒙古髮式更為恰當。 51 《實錄》原作「深襜胡俗」(「襜」即蔽膝),文意難通。從前後內容推斷,此處言元代帽式。 《明太祖實錄校勘記》云此處「舊校改『俗』作『帽』」(頁103);又顧炎武《日知錄》、嘉靖《宣 〔下轉頁123〕 ICSJournal58_FA01_20Dec2013.indb 122 20/12/13 2:44 PM 《????????報》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58 - January 2014 ©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洪武時期的服飾改革 123 用黃玄。樂工冠青卍字頂巾,繫紅綠帛帶。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珠用 金珠,釧鐲用銀,服淺色團衫,用紵絲綾羅紬絹。其樂妓則戴明角冠,皂褙 子,不許與庶民妻同。不得服兩截胡服,其辮髮椎髻、胡服胡語胡姓一切禁 止。斟酌損益,皆斷自聖心。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矣。 52 洪武元年服飾改革,高標革除胡俗、恢復「中國衣冠之舊」的旗幟。不過,明初的衣 冠復古是有限度的,只以恢復唐宋舊俗為目標,在衣冠形制上並不追求只存在於經 典之中、缺乏現實基礎的純粹「漢制」。 53 按照當時人的說法,以唐代冠服作為新朝 典範,是因「陋胡人旄頭之制、草場簡便之風」,而「特慕唐朝尊重之俗」,希望藉此 引導天下士人「尊德義、重禮讓」,以「共成復古之盛」 。54然而作為典範的唐代衣 冠,理學宗師朱熹已經指出其文化血統不純。例如在詔書中列作官員公服的圓領袍 (朱熹稱為「上領公服」,唐宋元三代皆以之為公服),朱熹就認為並「非先王之法 服」,而是五胡之末傳入中國的「夷狄之服」;即便不是純粹的胡服,其中至少雜有 「五胡之制」。 55 明初制定服制的儒士大夫對此未必不知,但從唐代以來便已如此,連 朱熹也承認「以其便於事而不能改」,明初也不得不對現實做出妥協。明初胡服禁 革,清理的主要是北宋以後女真、蒙古習俗對漢族服飾的影響。下文從髮式、巾 帽、衣裳三個方面,試作分析。 髮 式 按照漢族傳統,男子幼年時在頭上兩側束髮為兩結,稱為「總角」(如圖二童子);到 一定年齡後,束髮於頭頂正中,舉行冠禮儀式,以示成年。出於「身體髮膚受之父 母,不敢毀傷」的孝道觀念,頭髮不能隨便剪除;相反,北方草原民族自古就有削 〔上接頁122〕 府鎮志》引本段《實錄》,皆作「深簷胡帽」(分見陳垣:《日知錄校注》〔合肥:安徽大學出 版社,2007年〕,卷二八,頁1624;嘉靖《宣府鎮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 ‧ 塞北地方 ‧ 察哈爾省》〔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卷二十,頁216),則「深襜」是「深簷」之形訛, 「胡帽」則因涉上文而誤作「胡俗」。 52 《明太祖實錄》,卷三十,頁525,洪武元年二月壬子條。 53 如元代江南儒生偶有穿用的「深衣」,就沒有進入國家服飾制度。經典中的深衣之制言人 人殊,可能是一個原因,但更為重要的是,這類服飾缺乏現實基礎,難以在民眾生活中 推行。 54 劉夏:《劉尚賓文續集》,卷四,頁155。 55 朱熹:〈君臣服議〉,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九,收入《朱子全書》第23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3351;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 1986年),卷九一,頁2328。 ICSJournal58_FA01_20Dec2013.indb 123 20/12/13 2:44 PM 《????????報》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58 - January 2014 ©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張 佳124 髮、辮髮的習俗。 56 髮式的差異構成了遊牧民族與漢族的重要區別特徵。早在南北朝 時代,南方漢族就因髮式之別,譏貶北人為「索虜」。 57 宋代以來相繼興起的女真、 蒙古等族皆薙髮垂辮,與漢族迥異。 關於蒙古人的髮式,宋人記之頗詳。曾經奉使草原的趙珙,在所著《蒙韃備錄》 中稱,蒙古人「上至成吉思汗,下及國人,皆剃婆焦,如中國小兒留三搭頭,在囟門 者稍長則剪之,在兩下者總小角垂於肩上」。 58 元初南宋遺民鄭思肖,對此有更加詳 細的說明:「韃主剃三搭辮髮,頂笠穿,……云『三搭』者,環剃去頂上一彎頭髮, 留當前髮,剪短散垂,卻析兩旁髮,垂綰兩髻,懸加左右肩衣襖上,曰『不狼兒』, 言左右垂髻,礙於回視,不能狼顧。或合辮為一,直拖垂衣背。」 59 鄭氏所描述的這 兩種髮式,在現今發現的蒙元時期的墓室壁畫、書籍插畫以及陶俑中,均甚常見, 可以作為元代文物斷代的標誌性特徵。例如,陝西蒲城洞耳村元墓壁畫與福建將樂 元墓室壁畫中的男子(圖三、四、五),留「不狼兒」髮式,雙髻垂肩; 60 而《事林廣記》 插圖中玩打雙陸遊戲的男子(圖六,前左)、重慶巫山元墓壁畫男子(圖七),以及西 安潘家莊元墓出土的男俑(圖八),則將餘髮合辮為一,拖於背後。 61 當然,元人薙 髮、辮髮的樣式很多,並不僅限於這兩種,元代文獻《淨髮須知》記載當時的髮式名 目云: 按大元體例,世圖改變,別有數名。還有一答頭、二答頭、三答頭、一字 額、大開門、花缽蕉、大圓額、小圓額、銀錠、打索綰角兒、打辮綰角兒、 三川缽浪、七川缽浪、川着練槌兒。還那個打頭,那個打底:花缽蕉打頭, 56 參看孫進己、干志耿:〈我國北方各族髮式之比較研究〉,載干志耿(編著):《探賾索隱集》 (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108–16。 57 「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 夷』」。見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一百,頁3343。 58 王國維:〈蒙韃備錄箋證〉,載《王國維遺書》,第13冊,頁十五下。 59 鄭思肖:〈大義略敘〉,頁181–82。 60 「不狼兒」,文獻中又作「博浪」、「缽浪」, 參看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頁537的考訂。 此類髮式的元人形象,還可見附圖五福建將樂元墓壁畫〈人物轎輿圖〉,載徐光冀(主編): 《中國出土壁畫全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10冊,頁92;濟南千佛山元墓 〈奉酒圖〉,載同書第4冊,頁190;重慶巫山大廟元墓壁畫〈聽琴圖〉,載同書第10冊,頁 133。此類髮式陶俑,可見負志安:〈陝西戶縣出土大量元代俑〉,《文物》1979年第4期, 頁17;馬志祥:〈西安曲江元李新昭墓〉,《文博》1988年第2期,圖版壹;王久剛:〈西安 南郊潘家莊元墓發掘簡報〉,《文物》2010年第9期,頁50。 61 這種髮式只有在人物側面形象中才能描畫出來,因此圖像較少。又可見附圖七重慶巫山 大廟元墓壁畫〈男侍從圖〉,載《中國出土壁畫全集》,第10冊,頁127;及西安潘家莊元 墓陶俑,見王久剛:〈西安南郊潘家莊元墓發掘簡報〉,頁47。 ICSJournal58_FA01_20Dec2013.indb 124 20/12/13 2:44 PM 《????????報》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58 - January 2014 ©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洪武時期的服飾改革 125 七川波浪打底;大開門打頭,三川缽浪打底;小圓額打頭,打索綰角兒打 底;銀錠樣打頭,打辮兒打底;一字額打頭,練槌兒打底。 62 上述種種髮式,除「缽浪」、「打辮」幾類外,許多的具體樣式今天已經難以確考。河 南焦作元墓出土的磚雕樂舞俑,展現了多種髡髮式樣,可惜難以和文獻記載的名目 一一對應。 63 漢族傳統觀念認為,毀傷髮膚是不孝的行為,髡髮甚至曾是一種示辱的刑罰; 但在元代,仿效蒙古風俗削髮垂髻,卻在漢族人中頗為流行。和前面提到的江西制 置使黃萬石一樣,許多降元的南宋官吏,也都主動改換蒙古髮式。周密《癸辛雜識》 有一個諷刺故事:南宋末年曾唯等六人附庸清流,時稱「六君子」;及至元軍南下, 六人「相繼賣降」,民間為聯語嘲之曰:「開慶六君子,至元三搭頭。」 64 入元之後, 上至官員,下至庶民,辮髮垂髻是普遍現象。明初葉子奇回憶元代髮式說:「其髮或 辮,或打沙練椎,庶民則椎髻。」 65 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計取和州,也令手下 士兵「垂髻左衽」,化裝成元方友軍。 66 即使江南儒生,也多有辮髮者。元末張士誠 有養士之名,時人所作諷刺「張吳王米蟲 67 兒」的小令,有「皂羅辮兒緊紮梢,頭戴方 簷帽」之句, 68 足證辮髮是元代士人中的常見裝束,也可證明前文引述的王褘、方孝 孺有關元代江南儒士多「辮髮短衣」、「辮髮椎髻」的描述,並非誇張虛造。 洪武元年的服飾復古詔,要求恢復漢族傳統髮式,「士民皆束髮於頂」。為申嚴 華夷之別,明初髮式禁令極其嚴格,某些與蒙古式樣相近的髮式因而受到牽連。《南 京刑部志》錄有榜文:「洪武二十五年〔1392〕九月十九日,為禮制事,榜文一款:內 使剃一搭頭。如有官民之家兒童剃留一搭頭者,閹割,全家遷發邊遠充軍。剃頭之 人,不分老幼,罪同。」 69 「一搭頭」之名見於上引《淨髮須知》所列舉的元代髮式名 62 《永樂大典》(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6年),卷一四一二五,頁9180。此處標點參照 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頁535–36。關於《淨髮須知》一書,參看鄧子勉:〈《淨髮 須知》、淨髮社及其他〉,《中國典籍與文化》1998年第2期,頁55–63。 63 相關圖片參看郭建設:〈意韻靈動,蒙元遺風:焦作元代陶俑及其藝術特色〉,《收藏家》 2011年第9期,頁6–7。 64 周密:《癸辛雜識續集》,頁135–36。「開慶」為宋理宗年號(1259)。 65 葉子奇:《草木子》(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三下,頁61。 66 王崇武:《明本紀校注》(香港:龍門書店,1967年),頁25。 67 宋代生員著白衣,故有「米蟲」之譏,見郎瑛:《七修類稿》(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9年),卷二六「襴衫」條,頁281。 68 瞿佑:《歸田詩話》卷下,收入喬光輝(校註):《瞿佑全集校註》(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0年),上冊,頁473。 69 轉引自黃彰健:〈明洪武永樂朝的榜文峻令〉,載黃彰健:《明清史研究叢稿》(臺北:臺灣 商務印書館,1977年),頁279。 ICSJournal58_FA01_20Dec2013.indb 125 20/12/13 2:44 PM 《????????報》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58 - January 2014 ©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張 佳126 目,但南宋人趙珙在描述蒙古「婆焦」樣式時,特以「如中國小兒留三搭頭」作比,似 乎說明「一搭頭」是古已有之的漢族兒童髮式。這種髮式剃光頭髮,只留額前一朵, 和蒙古髡髮式樣相類(圖九),這應該是其被禁的原因。榜文中允許「內使」也即內廷 宦官剃一搭頭,並非是給予宦官特權,而是一種賤辱的表示。明初宦官不少來自前 元舊宮,族群複雜,有相當部分是蒙古、色目、女真、高麗等非漢族人氏。 70 鑑於漢 唐兩代的酷烈宦禍,明太祖對宦官防範極嚴,只許承擔宮廷力役,不准過問政事。 71 命令內使保留此種髮式,當是為了顯示其「賤虜」的身份。 元代的髡髮辮髮習俗,在明初被視為夷狄的身份象徵。例如在宮廷宴享時所用 的、象徵四夷賓服的《撫安四夷之舞》中,扮演東夷的舞生「椎髻於後」,而扮演北狄 的舞者則「戴單于冠,貂鼠皮簷,雙垂髻」。 72 經歷了明初的胡服整肅,髮式再次成 為華夷在儀表上的區別,「辮椎」用作塞北民族的代稱。 73 巾 帽 《實錄》將「深簷」認定為胡帽的特徵,這與草原民族所處的自然環境和生活習俗有 關。雖然傳統漢族冠帽中也有寬簷的斗笠,但一般只作外出時遮陽或避雨之用,不 用作常服。遊牧民族長年在野外縱馬馳逐,可以遮沙蔽日的深簷帽便成了每日生活 之需。《元史》載有忽必烈皇后察必改進帽式的故事:「胡帽舊無前簷,帝因射日色炫 目,以語后,后即益前簷。帝大喜,遂命為式。」 74 元代圖像中常見的後簷帽(圖三 舞者、圖四男墓主、圖八男俑所戴),可能就是較早沒有前簷的舊式「胡帽」。明初葉 子奇回憶元代的習俗說:「官民皆戴帽,其簷或圓,或前圓後方。」 75 葉氏提到的這兩 70 陳學霖:〈明代宦官與鄭和下西洋的關係〉,《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48期(2008年),頁 164。元代規定宦官「其服從其國俗」(《大明集禮》卷三九,收入《四庫全書》第650冊,頁 198),可見其來源非一。權衡《庚申外史》稱元末「宦者多高麗人為之」(《叢書集成初編》 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9),而其時高麗亦流行蒙古衣冠髮式,參看蕭啟慶: 〈元麗關係中的王室婚姻與強權政治〉,載蕭啟慶:《元代史新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 司,1983年),頁250–51。明代開國不僅接受了元朝舊宮人,而且也多次向高麗索取閹 人。參看刁書仁:〈明前期明朝向朝鮮索徵的「別貢」〉,《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2009年第3期,頁62–63。 71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七四,頁1826;《明太祖實錄》,卷六 三,頁1206,洪武四年(1371)閏三月乙丑條。明太祖曾派遣宦官出使藩國,原因是明初 宦官多來自周邊,出使母國沒有語言隔礙。除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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