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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pdf

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

yelangxingkong
2014-01-18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pdf》,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

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王平主编书名: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作者:王平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期:ISBN:中图分类号I定价:内容提要本书参照西方叙事学的理论范畴研讨了中国古代各类小说的叙事特征研究对象涉及多个时代、多种类型、多部经典性作品。序袁世硕王平君多年来一直是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里尽心耕耘,前已先后出版了《聊斋创作心理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化研究》等多种论著,现在又推出了这本《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作为年辈略长于他的同行同事,我很欣赏他做学问的勤奋、执著和敏捷,读书快,领悟快,选题总是紧跟文学研究演进的锣鼓,脚踏实地却又似乎是不甚费力地做出新的成果来。叙事是人类使用文字最早的也是基本的一种行文之法,应用文字用之,史书记事用之,小说创作更是靠它演绎故事。中国自古有尊史的传统,史传文学特别发达,由史传文学蜕变为独立的文体的小说也堪称繁富、辉煌。在此基础上,我国古代的史论家、文论家、小说评点家,也早已注目并议论到叙事之道和叙事之法。如果说史论家限于史学的性质,所论主要在行文的层面,而小说评点家则进入了文学批评鉴赏的境界,触及到现代叙事学所论及的一些范畴、方法,但由于大都是粘缀于小说的具体情节里,颇多启发性,能将读者引入叙事艺术的审美愉悦中,却缺少综合概括,没有形成理论体系,所以也未能让人意识到叙事为小说的一个基本特征。西方的叙事学也是上个世纪中期方才建构起来的,是文学批评更加注目文本之创作行为和结构形式的结果,而这也正好抓住了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的基本特征和创作命脉。叙事学提出了“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结构”等多个范畴,揭开了小说作者与叙述者、叙述者与被叙述者、所叙之事与其事之原生态之间的错综关系,并总结出一些法则、范式。叙事学所提出的范畴、法则、范式,给解析小说提供了文体内层结构及叙述方式的思路和观察点,使解析小说文本超越内容而偏重注目于叙事行为,如叙事谋略、叙述方式方法的特征,从而也就超越了传统的感悟感知式的解说,变得更加精细了。但它是就西方近世小说总结的,不可能概括进小说叙事的全部问题和情况。近些年来,运用西方叙事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问题,已有多种论文和专著了,有的是论述一部或一类小说的叙事特点,有的是结合中国古代的叙事作品研讨叙事学的问题。王平君这本论著的特点是参照西方叙事学的理论范畴,研讨了中国古代各类小说的叙事特征。由于他在这个领域里已耕耘多年,凡所论述到的作品都是认真阅读过了,无论是综合论述,还是对具体作品分析,大都把握得比较准确。由于他参照西方叙事学的理论范畴,专就叙事的诸方面做分析、论述,所以书中多有已往小说史、古代小说论著未曾触及、论及的内容。我特别看重的是王平君不是机械地照搬西方叙事学的理论范畴,将中国古代小说装进西方叙事学的诸范畴、公式中,而是立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实际,做出符合实际的分析、归纳和总结。这一点,突出地表现于第一章对“叙述者”的辨析中。西方叙事学提出“叙述者”的问题,意在说明叙述者并不等同于小说作者,无论是隐形的还是显形的,都不过是作者出于叙事谋略而设定的一种视角、语调的投影。王平君没有受其限制。他就中国古代小说的实际情况,总结出四种类型的叙述者,分别称之为“史官式”、“传奇式”、“说话式”、“个性化”,并分析、论述了各自的特征。所谓“史官式”,是说中国最早的文言小说之叙述者与作者为一体,叙事方式一如史书,直叙其事,谁也没有意识到要特意设定一种叙事视角、语调。到了唐人“有意为小说”,这种叙事模式自然就被程度不同地打破了,变得复杂起来,重要的一点是叙述者也成了被叙述者,叙述者与作者开始发生裂变。所谓“说话式”,是指话本小说始发生裂变,话本小说中叙述者并不隐藏于叙述行为之后,而是以说书人的身份,置身于所叙之事外面,又时而在叙述中介入,做解释说明,发表评论,还像似面对听众,与读者进行交流,保存了说话人职业化的叙述特点。第四类称名“个性化”,虽然尚嫌笼统,但也反映出实际情况:小说成为作家个人的事业,由叙事角度、语调投射出的叙述者,也就失去了类型化、职业化的特点,随作家的性情、谋略而多种多样了。王平君的分析、论述,自然不免还有不足之处、可商榷之处,但他从研讨“叙述者”的问题,总结出中国古代几类小说的叙事特征,大体上还是符合实际的,也是有意义的。王平君的这本论著还有一个特点是,研究的对象涉及多个时代、多种类型、多部经典性的作品,在同一范畴中按时序逐次分析、论述,也就从共时性的研究通向了历时性的研究,具有了“史”的性质和意义。上述对“叙述者”四种类型的分析、论述,就表明了这一点:唐人传奇突破了“史官式”叙事模式,一些小说中叙述者也成了被叙述者,尤其是第一人称“予”叙“予”之事的作品,作者与叙述者不再是同体,正是“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突出表征,文言小说的演进之迹,清晰可见。其他几章也是如此,如第六章中辨析章回小说叙事结构的三种方式,由《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缀段式,到《金瓶梅》之辐射式,再到《红楼梦》之“网络式”,虽然叙事结构与题材有直接关系,叙事结构应以所叙之事相适应,但章回小说叙事结构的变化,也毕竟反映出叙事能力的提高。王平君的这本论著实际上也从叙事的角度,理出了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演进的历史轨迹,而这也正是已往的小说史所欠缺的。年月日目录绪论()⋯⋯⋯⋯⋯⋯⋯⋯⋯⋯⋯⋯⋯⋯⋯⋯⋯⋯⋯⋯⋯第一章叙事者()⋯⋯⋯⋯⋯⋯⋯⋯⋯⋯⋯⋯⋯⋯⋯⋯第一节“史官式”叙述者()⋯⋯⋯⋯⋯⋯⋯⋯⋯⋯⋯第二节“传奇式”叙述者()⋯⋯⋯⋯⋯⋯⋯⋯⋯⋯⋯第三节“说话式”叙述者()⋯⋯⋯⋯⋯⋯⋯⋯⋯⋯⋯第四节“个性化”叙述者()⋯⋯⋯⋯⋯⋯⋯⋯⋯⋯⋯第二章叙事角度()⋯⋯⋯⋯⋯⋯⋯⋯⋯⋯⋯⋯⋯⋯⋯第一节中立型全知视角()⋯⋯⋯⋯⋯⋯⋯⋯⋯⋯⋯第二节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第三节戏剧式叙事视角()⋯⋯⋯⋯⋯⋯⋯⋯⋯⋯⋯第四节编辑型全知视角()⋯⋯⋯⋯⋯⋯⋯⋯⋯⋯⋯第五节多重选择全知视角()⋯⋯⋯⋯⋯⋯⋯⋯⋯⋯第六节选择全知视角()⋯⋯⋯⋯⋯⋯⋯⋯⋯⋯⋯⋯第三章叙事时间()⋯⋯⋯⋯⋯⋯⋯⋯⋯⋯⋯⋯⋯⋯⋯第一节时距()⋯⋯⋯⋯⋯⋯⋯⋯⋯⋯⋯⋯⋯⋯⋯⋯第二节时序之一插叙和倒叙()⋯⋯⋯⋯⋯⋯⋯第三节时序之二预叙()⋯⋯⋯⋯⋯⋯⋯⋯⋯⋯第四节时序之三平叙()⋯⋯⋯⋯⋯⋯⋯⋯⋯⋯第五节频率()⋯⋯⋯⋯⋯⋯⋯⋯⋯⋯⋯⋯⋯⋯⋯⋯第四章叙事逻辑()⋯⋯⋯⋯⋯⋯⋯⋯⋯⋯⋯⋯⋯⋯⋯第一节基本序列()⋯⋯⋯⋯⋯⋯⋯⋯⋯⋯⋯⋯⋯⋯第二节复合序列之一首尾接续式()⋯⋯⋯⋯⋯第三节复合序列之二中间包含式()⋯⋯⋯⋯⋯第四节复合序列之三左右并连式()⋯⋯⋯⋯⋯第五章角色模式()⋯⋯⋯⋯⋯⋯⋯⋯⋯⋯⋯⋯⋯⋯⋯第一节主角与对象()⋯⋯⋯⋯⋯⋯⋯⋯⋯⋯⋯⋯⋯第二节支使者与承受者()⋯⋯⋯⋯⋯⋯⋯⋯⋯⋯⋯第三节助手与对头()⋯⋯⋯⋯⋯⋯⋯⋯⋯⋯⋯⋯⋯第六章叙事结构()⋯⋯⋯⋯⋯⋯⋯⋯⋯⋯⋯⋯⋯⋯⋯第一节文言小说叙事结构()⋯⋯⋯⋯⋯⋯⋯⋯⋯⋯第二节话本小说叙事结构()⋯⋯⋯⋯⋯⋯⋯⋯⋯⋯第三节章回小说叙事结构之一缀段式()⋯⋯⋯第四节章回小说叙事结构之二单体式()⋯⋯⋯第五节章回小说叙事结构之三网络式()⋯⋯⋯第七章叙事修辞()⋯⋯⋯⋯⋯⋯⋯⋯⋯⋯⋯⋯⋯⋯⋯第一节辞式之一对仗()⋯⋯⋯⋯⋯⋯⋯⋯⋯⋯第二节辞式之二排比()⋯⋯⋯⋯⋯⋯⋯⋯⋯⋯第三节辞转之一双关()⋯⋯⋯⋯⋯⋯⋯⋯⋯⋯第四节辞转之二比喻()⋯⋯⋯⋯⋯⋯⋯⋯⋯⋯第五节意念辞格反讽()⋯⋯⋯⋯⋯⋯⋯⋯⋯⋯第八章古代小说评点家的叙事理论()⋯⋯⋯⋯⋯⋯⋯第一节金圣叹的叙事理论()⋯⋯⋯⋯⋯⋯⋯⋯⋯⋯第二节毛宗岗的叙事理论()⋯⋯⋯⋯⋯⋯⋯⋯⋯⋯第三节张竹坡的叙事理论()⋯⋯⋯⋯⋯⋯⋯⋯⋯⋯第四节其他小说评点家的叙事理论()⋯⋯⋯⋯⋯⋯主要参考文献()⋯⋯⋯⋯⋯⋯⋯⋯⋯⋯⋯⋯⋯⋯⋯⋯⋯后记()⋯⋯⋯⋯⋯⋯⋯⋯⋯⋯⋯⋯⋯⋯⋯⋯⋯⋯⋯⋯⋯绪论运用叙事学理论来全面分析、探讨、归纳、总结中国古代小说在叙事方面表现出来的特征,是本书的任务和目的。因此,有必要首先搞清楚关于叙事学理论的一些基本情况其次还应关注一下国内外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现状最后当然需要明确本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以上三点便是绪论要回答的问题。一最早提出“叙事学”(Narratology)一词的是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他在年出版的《〈十日谈〉语法》一书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述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①假如以托多罗夫提出这一术语为起点,那么叙事学至今也才仅仅走过了三十二个年头,称得上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然而它尽管年轻,其影响却非常深远,已经成为当代西方一种①托多罗夫:《〈十日谈〉语法》,海牙穆通出版社年版,第页。重要的文学理论。关于叙事学的研究对象,曾经出现过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以托多罗夫为代表,认为“叙述学研究的对象是叙事的本质、形式、功能,无论这种叙事采取的是什么媒介,无论它使用的是文字、图画、声音,它着重研究的是叙事的普遍特征。尤其是故事的语法,即故事的普遍结构”①。另一种观点以法国著名叙述学家日奈特为代表,他认为叙事学“主要讲研究叙事文和故事之间的关系,叙事文和叙述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故事和叙述行为之间的关系”②。显然两种观点各强调了叙事的某一方面:前者强调的是对故事的研究,后者强调的是对叙事话语的研究。实际上二者都应当成为叙事学研究的对象。作为一门学科,叙事学有着自己的理论主张。首先,叙事学要求从叙事作品内部发掘关于叙事作品自身的规律,以小说为例,“叙述学研究将小说看成一个独立于这些外在因素的客体,努力根据一定的模式,用定量的方法来确定小说内部的各个成分,并且对各成分之间的关联进行表述。于是,主人公、叙述者、所叙故事、叙述行为等小说构成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往往成为主要的研究课题”③。简单地讲,叙事学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作品“说了什么”或“为什么这样说”,而是作品“如何说”或“怎样说”。其次,叙事学强调研究对象的抽象性,它的研究对象与其说是叙事作品,不如说是叙事作品的规律,是叙事作品的深层结构。它力图像语言学那样,从众多的叙事作品中归纳出某种模式。再次,由于叙事学要寻找出叙事作品的①②③见罗纲:《叙述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第页。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第页。叙事规律和模式,因此它注重的是共时性的研究,而很少考虑历史发展的过程。但在三十年的研究实践中,这些理论主张不断在发生着变化,并不断得到修正。我们知道,一部叙事作品是由作者、叙述者、故事、叙事话语、叙事方式、叙事接受者等几个部分组成的,叙事学理论也因此可以分为相互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几个层面:一是作者、叙述者与故事的层面二是叙事话语的层面,它包括叙事角度、叙事时间等因素三是故事的层面,它包括叙事逻辑、角色模式、叙事结构等因素四是叙事方式的层面,它包括各种叙事修辞手法等。叙事学之所以成为世纪小说批评理论的焦点,是因为这一理论超越了教条式批评和印象式批评的局限,突破了小说研究的旧有模式,并牢牢抓住了小说的本质叙事。小说之所以为小说,关键在于它必定要有故事,而故事必定要有其独特的讲述,因而只有以叙事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理论,才是最符合小说文体特征的批评理论。运用叙事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意义也正在于此。二由于叙事学理论直到世纪年代中期才被译介到国内,因此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率先引进叙事学理论的是几位国外的汉学家。美国学者韩南年在美国和英国出版的《中国白话小说史》①,是一部最早运用叙事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专著。正如此书的中译者尹慧珉所说:“韩南很重视叙述学的研究方法,在本书各章中都注意到小说中叙述者层次①韩南著,尹慧珉译:《中国白话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年版。的研究,在最后关于凌盉初、李渔两章里,分析尤其细致,在关于艾衲的一章里则等于是这方面的总结。这种研究方法也是新鲜的,值得借鉴的。”①但由于此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白话短篇小说,而且叙事学理论仅仅是研究方法的一种,因而还不是以叙事学理论对整个中国古代小说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美国的另一位汉学家浦安迪以年在北京大学的讲演稿为基础,撰成了《中国叙事学》一书②。这本书对中国叙事传统中的神话与原型,对中国长篇章回小说的结构、修辞、寓意等问题作了别开生面的探讨。他并不追求全面系统,而是以一位外国学者的独特视角,来观照中国古代的长篇章回小说,因此能够准确地把握住中国古代长篇章回小说在叙述方面的基本特点和主要规律,发他人之所未发。但由于篇幅的限制,对于文言小说、短篇小说以及其他一些有关叙事学的问题未能论及。国内学者有关这方面的专著还不是太多。有些论著虽然以中国古代小说为研究对象,而且也涉及到了叙事学理论,但或者不够全面,如董乃斌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③主要以宋代以前的小说为研究对象或者没有把叙事学理论作为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研究方法,如石昌渝的《中国小说源流论》④主要探讨的是小说的文体问题。有些论著虽然探讨的是叙事学的问题,但其研究对象则不局限于中国古代小说,如赵①②③④韩南著,尹慧珉译:《中国白话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译者说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三联书店年版。毅衡的《苦恼的叙述者》①分析了中国白话小说各阶段的叙事学特征,再如杨义的《中国叙事学》②更多地涉及到了历史著作和中国现代小说等。运用叙事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某一部小说的专著,有K·Wong的《〈红楼梦〉的叙事艺术》③。可惜的是至今没有机会拜读全书,只能见到节选的一部分第三章和第四章④。这两章主要探讨《红楼梦》的作者和叙述者的问题。除了上述著作之外,有一些单篇论文值得充分注意,如高辛勇的《〈西游补〉与叙述理论》、罗德湛的《〈红楼梦〉的写作技巧》⑤等等,也是就某一部小说为对象进行叙事学的研究。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运用叙事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不仅切实可行,而且亟待深入和加强。三本文试图全面系统地运用叙事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所谓“全面”,并不是要把所有的中国古代小说都列为研究对象,这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这里所说的“全面”,是指我们的研究要涉及到中国古代小说的各个发展阶段,尤其是那些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些作品虽然代表性不强,但从叙事学角度来看,有其特殊的意义,也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前面曾经说到,叙事学理论力求挖掘出叙事作品的深层结①②③④⑤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年版。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年版。K·Wong:《〈红楼梦〉的叙事艺术》,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见宁宗一、鲁德才编:《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南开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同上书,第、页。构和某种模式,主张进行共时性的研究。我们的这种研究设想是否与叙事学的理论主张相违背呢叙事学理论的重要来源是结构主义语言学,那么我们不妨以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某种具体语言研究的关系为例做些分析。结构主义语言学把语言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组成这个系统的各个成分在性质和意义两个方面,都受制于这个系统本身的一套规范。例如不管是英语、日语还是汉语,都有大致相同的语法规则,一个句子都由主、谓、宾等成分构成。但搞清了这些规范和法则,并不等于就解决了某种语言的具体语法问题。如果真是这样,那学习外语就成了一件最轻松不过的事。然而实际情形却远非如此,尽管有这样一套系统的理论法则,但具体到某一种语言,则千变万化,错综复杂。规范和法则等深层结构使各种不同语言的交流成为可能,但却不能取代某一具体语言的特殊规则。同样的道理,叙事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的规范和法则,如叙事角度、叙事时间、叙事逻辑等等,但具体到某一叙事作品,却有着不同的表现和功能。西方叙事学是建立在西方叙事作品的基础之上,能否拿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特征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就像我们运用西方的语言学理论来研究古代汉语、运用西方的美学理论来研究古典诗词一样,并不存在生搬硬套的问题。例如我们运用谓语和宾语的理论来分析古代汉语的宾语前置现象,谁也不能说这是生硬地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我们运用叙事学理论分析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特征也是同一个道理。或许有人会说,西方的叙事学理论只适用于分析西方的叙事作品,中国应当有自己的一套叙事学理论。这就好像要求我们应重新建立一套自己的语言学理论一样,实际上等于否定了语言的深层结构和普遍模式。叙事学理论主张对叙事作品进行共时性研究,也就是说叙事学理论认定只要是叙事作品,无论它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有着相同的深层结构和规范法则。这种观点从理论上说是正确的,就像汉语一样,无论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其句子成分都由主、谓、宾等组成,人们的研究都可以从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几个方面入手。但是我们也都承认,现代汉语的研究不能取代古代汉语的研究,反之也是一样。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也是如此,文言小说、白话小说、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笔记小说、传奇小说等等,都可以从叙述者、叙事角度、叙事时间、叙事逻辑、角色模式、叙事结构、叙事修辞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它们彼此之间尽管有联系,但却不能相互取代,因为在这些方面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功能。但共时性的原则对我们还是有启示的。在研究中,我们不过多地去做史的回顾和考察,例如叙事作品为什么采取这种而不是那种叙事角度,为什么多运用插叙而不是倒叙,对这些问题,一般我们不去做追根溯源的探讨。因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综合的、多方面的,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即使力求解释得尽量全面,也难免挂一漏万。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目的不在于此,我们的研究目的是要把中国古代小说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上有代表性的作品的叙事特征及其功能揭示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是要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小说在叙事方面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至于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们则暂不追究。所谓“系统”,一是指研究对象的系统化,一是指研究方法的系统化。研究对象力求系统化,即要体现出中国古代小说自身的系统性来。大体上说,文言与白话两个系统,短篇与长篇两个系统,它们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在研究中都要兼顾。至于中国近代章回小说,因为与古代章回小说的联系非常密切,也可以放到这一系统中一并研究。研究方法力求系统化,即要体现出叙事学理论自身的系统性来。这就是说,叙事学理论的几个层面如叙述者、叙事角度、叙事时间、叙事逻辑、角色模式、叙事结构、叙事修辞等等,都是本文的组成部分。古代小说评点家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黄周星、冯镇峦、但明伦、脂砚斋等,虽然没有提出系统的叙事学理论,但在他们的评点中包含着丰富的叙事学思想,应给予充分重视,所以成为本书的最后一个研究内容。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参考借鉴了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除在文中一一注明外,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第一章叙事者我们习惯上总爱说某部小说的作者是某某人,这位作者有可能就是小说中的叙述者,但也可能不是小说中的叙述者。这是叙事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必须给以必要的说明。对于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关系,中外的许多叙事学家都做过精辟的论述。英国学者M·比尔兹利认为:“文学作品中的说话者不能与作者划等号,说话者的性格和状况只能由作品的内在证据提供,除非作者提供实在的背景或公开发表声明,将自己与叙述者联系在一起。”①我国学者赵毅衡也说道:“小说叙述文本是假定作者在某场合抄下的故事。作者不可能直接进入叙述,必须由叙述者代言,叙述文本的任何部分,任何语言,都是叙述者的声音。叙述者既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他就拥有自己的主体性,就不能等同于作者,他的话就不能自然而然当做作者的话。”②①②M·比尔兹利:《美学》,纽约年英文版,第页。转引自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年版,第、页。作者与叙述者之所以要区分开来,是因为二者对叙述所采取的态度、语调及价值观念很可能并不一致。叙述者是作者虚拟出来的一个人物,他说的话不一定是作者要说的话。在不同的小说作品中,叙述者与作者的关系有所不同,叙述者与读者的关系也有所不同。另外,叙述者声音的强弱程度也存在着许多差别。如果我们对魏晋南北朝以至于明清以来的古代小说做一番考察,便可以发现叙述者变化演进的轨迹,以及古代小说因此而不断发展的历程。第一节“史官式”叙述者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源头是史传文学。史传著作的叙述者,遵循的是“无征不信”的“实录”原则,作者与叙述者基本上是同一的。被视为“稗官野史”的小说尽管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①,但叙述者却总是以“史官”的标准限定自己,按照历史的叙述法则进行着小说的叙述,这在早期的志怪与志人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就曾指出:“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从来尚矣。”②明代学者胡应麟也说道:“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③所谓“传录舛讹”,就是把虚幻的故事当做真实的事件传播记录下来,于是便成为了志怪小说。日本学者冈崎由美曾“把志怪小说对事件进行记述的叙事①②③班固:《汉书·艺文志》。刘知几:《史通·杂述》。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方式,归纳为‘解释性的叙述’、‘地理博物志体的叙述’、‘五行志体的叙述’、‘纪传体的叙述’和‘故事性的叙述’等,并指出,除了‘故事性的叙述’之外,其它的记叙模式都导源于历史著作”①。在这五种叙述方式中,显然“纪传体的叙述”和“故事性的叙述”最符合今天的小说观念。“纪传体的叙述”固然与历史著作相一致即使是“故事性的叙述”,从叙述者的角度考察,也与历史著作基本相同,其叙述者可以称为“史官式叙述者”,其叙述者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史官式”叙述者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便是作者与叙述者相同一,因而对于所要叙述的人或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不仅可以知道每一个人物的姓名籍贯、家世交游、气质性情,甚至还能够深入到人物的内心,讲述出他的意愿、欲求,乃至于潜意识中的梦境。重要的在于这种叙述不需要借助任何中介,完全由叙述者独自完成。《搜神记》是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我们不妨以其中的某些篇章为例做些分析。在“干将莫邪”中,叙述者告诉我们,干将莫邪是楚国的一位铸剑工匠,因为楚王嫌其铸剑费时太久且隐匿雄剑未献而将其杀害。这位工匠临死前嘱咐其怀孕的妻子,若生一男孩,待其长大后要让他为父亲复仇。其妻果然生了一个男孩,取名为赤。赤长大后从母亲那儿得知了父亲的怨情,便日夜想着为父报仇。叙述者在讲完这些情况后,换了一个角度,说楚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仇”。楚王的梦,①见宁宗一主编:《中国小说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叙述者何以能够得知叙述者并未做任何解释,而且他似乎认为根本就没有必要做什么解释。认真推敲起来,楚王的梦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必须将此梦告诉叙述者,叙述者才有可能转述出来。然而这里并未做这种交代,叙述者的“全知全晓”便可说明一切。“韩凭夫妇”中,韩凭的妻子何氏“密遗凭书”及“阴腐其衣”,都是极其隐蔽的行为,他人无从得知,或在事后方能知晓。然而叙述者却在事前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且言之凿凿。“吴王小女”中,紫玉与韩重“私交信问,许为之妻”,应该也是极其隐蔽的交往,但叙述者同样叙述得清清楚楚。尤其是紫玉的灵魂与韩重在墓中“尽夫妇之礼”,应当由韩重说出才符合情理,但叙述者却一概由他自己包办了。比《搜神记》略晚的志怪小说集《幽明录》,其叙述者依然如此。如其著名篇章“刘晨阮肇”,写刘阮二人入天台山逢神女之事。如此飘渺玄妙之事,应由当事者本人叙说才真实可信。然而叙述者却自始至终只让阮刘二人相互间说了一句无关紧要的话“此必去人径不远”。相反,那些神女却谈笑风生。那么,神女的话又何从得知呢小说的结尾又说道:“至晋太元八年,忽复去,不知何所。”叙述者既承认小说中的主人公“不知何所”,却又能以知情者的口吻讲述他们的故事,显然自相矛盾,然而叙述者并不感到有任何不近情理之处。《幽明录》中还有一名篇“卖粉女子”,叙述者先以既知者的口吻讲述了这对青年男女的私相爱慕以及男子因情而死的情形。男子的父母发现了胡粉,并以此为线索找到了卖粉女子。“女闻呜咽,具以实陈。”如果是合乎情理的叙述,应当在这时让女子讲述出她所知道的原委。紧接着,女子又将那位男子哭活,“男豁然更生,具说情状”。那么,还可以在这时让这位男青年说出一切。因而最理想的叙述方式便是采用倒叙:男青年的父母忽然发现自己的儿子不明不白地死在家中,又在儿子的遗物中发现了百余裹胡粉,循此线索找到了卖胡粉女子。女子听到此讯,悲痛异常,讲出了她所知道的情形。男青年的父母不相信,告到官府。女子表示愿到男青年家临尸尽哀,结果将男青年哭活。男青年复活后,讲出了前前后后整个过程。于是真相大白,女子的冤情得以洗清。然而,叙述者却没有采用这种叙述方式,因为叙述者以史官的身份自许,他能够不通过任何中介知晓一切。与志怪小说相比,志人小说的人物对话明显增多。但是叙述功能依然由叙述者全力承担,在这一点上,与志怪小说并无根本的区别。因而其叙述者仍然以史官的口吻叙说着他们的故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的代表作,我们不妨选一些叙事成分较多的篇章做些分析。“雪夜访戴”虽篇幅不长,却生动地表现了所谓的“魏晋风度”,兹将全文引录于下: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不难看出,此篇讲述的是王子猷个人的事情。然而叙述者却似乎了解一切:他知道王在大雪之夜从梦中醒来,让仆人酌酒知道王见雪彷徨,吟诗思友知道王用一夜的时间从山阴来到了剡县,却打消了见朋友的念头。这一切,叙述者都不需要王子猷本人讲述,也不需要其他中介。只是在最后,才让王子猷出面回答了别人的问题。再如“王蓝田性急”一篇: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嗔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犹当无一豪可论,况蓝田耶”王蓝田吃鸡蛋,完全是他个人生活中的一件琐事。如果没有人将此事传出,叙述者则无从得知。然而叙述者并未依赖这样一位中介人,他以无所不知的口吻讲述了这件他人难以得知的生活琐事。若按照后来文言小说的写法,则一定要交代出此事闻之于某某,这里不过据实而录,如唐传奇及《聊斋志异》等便无不如此。二历史著作的编撰者在进行叙述时,其心目中的读者是极其广泛的,不仅包括当时的人们而且还包括后人,不仅包括帝王统治者而且还包括士子文人。“史官式”叙述者的第二个特征便与此相似:叙述者在进行叙述时,心目中并没有确定的读者群。因而,叙述者几乎不向读者提问,不与读者交谈,他只是真实客观地把某人某事讲述出来,有时偶尔对某些问题做极为简洁的解释。这一特征可以说完全与历史著作相同,只不过志怪或志人小说的叙述者所认为的客观真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叙述者的主观想象罢了。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从《左传》、《史记》及志怪、志人小说中分别找几个例子做些比较。“郑伯克段于鄢”是《左传》“隐公元年”中的一段,文章开头先交代了郑庄公母子、兄弟不和的起因,由此引起了郑国内部的一场政治危机。应当说叙述者交代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叙述者并非为了针对某类读者而做这番交代。他只是在尽一位史官所应尽的责任而已。因此,叙述者所用的叙述语调非常之冷静客观:初,郑庄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这一段中的“故名曰寤生,遂恶之”,显然是一种解释的语气。叙述者大概也感到读者对亲生母子为何会反目为仇难以理解,所以有上述解释。那么,武姜氏厌恶长子、溺爱次子,并想废长立幼的做法对还是不对,叙述者却不再做任何解释,也不与读者进行这方面的交谈。《史记》的篇章一般都比较长,限于篇幅,我们仅选《留侯世家》中的“圯上进履”一段:良尝间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接下来叙述者向我们讲述了这位奇异的老人如何把《太公兵法》赠给了张良。显然,这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读者对这位老人肯定具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但是,叙述者似乎对读者的这种好奇心丝毫不予理会。志怪小说叙述者讲述的目的主要是“明神道之不诬”,他们要向全社会证明其所讲述故事的真实性,因此他们心目中的读者也十分广泛。为表明其权威与可靠,他们也极少与读者进行交谈。如《搜神记·韩凭夫妇》中的一段: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今睢阳有韩凭城。其歌谣至今犹存。这段中的最后几句显然是向读者做出的解释,但并不是用与读者交谈的语气,而是叙述者为证实此事的真实性而举出的证据。再如《搜神后记·白水素女》的最后几句:“于是乡人以女妻之。后仕至令长云。今道中素女祠是也。”《拾遗记·薛灵芸》的最后一段:“夜来妙于针工,虽处于深帷之内,不用灯烛之光,裁制立成。非夜来缝制,帝则不服。宫中号为‘针神’也。”这些解释都是为了向读者证明怪异之事或奇异之人的确实存在,但并没有明确的针对性。志人小说以记录人物的轶闻琐事、清言逸行为目的,似乎专以文人士大夫为读者。但受到历史著作的影响,叙述者也很少与读者交谈,甚至不做解释。如《世说新语·新亭对泣》: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惟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这些渡江南下的中原士族,为何要在新亭饮宴,周侯为何感叹,王丞相为何变色,叙述者都未做任何解释。在叙述者看来,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事。即使偶尔做些解释,也异常简单,如《世说新语·周处》中的一段: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檀迹虎,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惟余其一。蛟龙、猛虎再加上周处,这是义兴人所说的“三横”,其中周处又为害最烈。这些情况有必要做些解释,否则下文便无法继续。但我们可以看出,叙述者并未与读者进行交谈,他心目中没有较为确定的读者。三受孔子修《春秋》的影响,史官们在修史时,往往采取“不隐恶,不溢美”的客观公允态度,叙述中一般不直接进行道德的评价和主观的议论。或许后来的史官们感到这样做无法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便开始在篇末以史官的身份做简短的论赞。《左传》便遵循着这一原则,如前所举“郑伯克段于鄢”,正文中叙述者没有做任何的议论,但在结尾处却论道: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自司马迁而后,几乎所有的历史家们都基本上按照这种方式来修撰历代的史书。由此便决定了“史官式”叙述者的第三个特征,这就是叙述过程中不直接由叙述者对所叙述的人或事做出评价,仅仅在结尾处偶尔发些议论或做些解释,早期的志怪、志人小说都是如此。比如说《搜神记·干将莫邪》中的赤具有反抗暴君的英雄气概,那位客具有舍己为人、伸张正义的优良品质,楚王则是一个残暴凶狠的君主。然而叙述者对此都未置一词,而且结尾也十分客观:“三首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县界。”再如“吴王小女”中的紫玉、韩重,他们真挚相爱,甚至逾越了生死吴王夫差则阻挠破坏了这一美好的爱情。对此叙述者并没有表示自己的态度,结尾也更为冷峻:“夫人闻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李寄”中的少女李寄斩杀大蛇为民除害,是一位少见的少年女英雄。她有勇有谋,胸有成竹,以自己的行动反衬了官吏的怯懦无能。但是叙述者并未大加赞美,只在结尾处非常含蓄地表达了钦佩之情:越王闻之,聘寄女为后,拜其父为将乐令,母及子皆有赏赐。自是东冶无复妖邪之物。其歌谣至今存焉。与志怪小说相比,志人小说更为客观,甚至在结尾处也不做任何评论或解释,如《世说新语·桓玄田猎》:桓南郡好猎,每田狩,车骑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骋良马。驰击若飞。双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阵不整,麇兔腾逸,参佐无不被系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时为贼曹参军,颇敢直言。常自带绛绵绳著腰中。玄问:“此何为”答曰:“公猎好缚人士,会当被缚,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人们并不难看出,叙述者对桓玄的骄横残暴给予了讥讽,对桓道恭的直言巧谏给予了赞扬。然而全篇都是客观叙述,甚至在结尾也未加任何评论。再如《殷芸小说·孔子占鼎》:孔子尝使子贡,久而不返,占之遇鼎。弟子皆言无足不来颜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笑,是谓赐必来也。”因问回:“何以知赐来”对曰:“无足者,盖乘舟而来,赐且至矣。”明旦,子贡乘潮至。颜回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他的聪明才智远远超过众弟子。叙述者虽未置一词,但赞美之情却溢于言表。除了上述特征之外,“史官式叙述者”还有一个显著特征,这就是叙述者与小说中的人物基本上没有直接关系,也很少让小说中的人物承担叙述的任务。上述特征在早期的小说中最为显明,后来的小说虽然逐渐发生了变化,但仍然可以看出其影响。第二节“传奇式”叙述者明代学者胡应麟在比较六朝志怪与唐传奇时,曾指出前者“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①。这些“变异之谈”明明是些虚幻之事,而且作者也深知此点,却又一定要说明此事闻之于某某。这就造成了作者、叙述者与小说中人物的不同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故事的叙述者是故事中的主要或次要人物,是他向作者讲述了这个故事,作者以记录者的身份记录了下来叙述者虽不是故事中的人物,却是故事的传播者或知情者,是他向外界讲述了这个故事,作者则据此创作成了传奇作品。这应该是唐传奇与志怪、志人小说在叙述者方面最大的不同。当然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或许叙述者已经对故事进行了虚构加工,作者确实仅仅起到记录的作用或许作者在记录中又添加进了自己的再创造。还有一种特殊情形,即作者就是叙述者,但不是小说中的人物,是他自己搜集素材,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口吻讲述出来。对于上述几种叙述者,我们统称之为“传奇式叙述者”。唐代以后,文言小说作品中的叙述者基本上不外乎这几种类型。一《任氏传》即属于第一种类型。它的作者是沈既济,但该篇的结尾处又写道:“大历中,既济居钟陵,尝与盋游,屡言其事,故最详悉。后盋为殿中侍御史,兼陇州刺史,遂殁而不①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返。”韦盋是《任氏传》中的人物之一,沈既济从韦盋那儿听到了狐女任氏的故事,才创作了这篇小说。从沈既济所介绍的情况来看,确有韦盋其人,但《任氏传》所讲述的狐女之事,又实在难以让人相信。因此,我们有理由认定,韦盋是《任氏传》故事的叙述者,其中不乏韦盋的虚构和想象。沈既济则是这一故事的记录者,也可以称为作者。当然,也不排除沈既济在复述过程中又加入了自己的再创造。《莺莺传》中的男主人公张生,一般都认为就是作者元稹自己的化身。但从小说所交代的情况来看,其叙述者也应该属于此种类型。小说中写道:“张生发其书于所知,由是时人多闻之。所善扬巨源好属词,因为赋《崔娘》诗一绝云⋯⋯河南元稹亦续生《会真》诗三十韵⋯⋯张之友闻之者,莫不耸异之,然而张志亦绝矣。稹特与张厚,因徵其词。张曰:⋯⋯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予尝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小说中说得很明白,由于张生把莺莺写给他的书信拿给朋友们看,致使“时人多闻之”,许多朋友包括作者还写了诗。这就是说,张生是故事的叙述者,作者元稹是记录者。当然,我们不否认元稹很可能就是小说中的张生。如果这一点成立,那就意味着作者元稹就是张生也就是叙述者。元稹之所以要绕一个大弯子,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柳毅传》也属此种类型,只不过叙述者薛嘏是小说中的一个极为次要的人物。作者李朝威在篇末说:“嘏咏而不载,独可邻其境。愚义之,为斯文。”据作者交代,这位薛嘏乃是小说主人公柳毅的表弟,开元末年经过洞庭湖时,曾见过柳毅。“嘏常以是事告于人世。殆四纪,嘏亦不知所在。”这样看来,薛嘏是故事的知情者,李朝威有可能直接从薛嘏处听到这一故事,但也有可能是根据社会上的传闻写成。《李娃传》的情况比较复杂,作者白行简开头便称:“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倡女也。节行瑰奇,有足称者,故监察御史白行简为传述。”这样看来,叙述者应是白行简了。但作者在篇末又说道:“予伯祖尝牧晋州,转户部,为水陆运使,三任皆与生为代,故谙详其事。贞元中,予与陇西李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从这段话来看,第一位讲述这个故事的应是小说中的主人公荥阳生,白行简的伯祖又把这个故事讲述给了白行简,白行简再将此事讲述给李公佐。在李公佐的促使下,白行简创作了这篇小说。《离魂记》的故事显然为虚幻之作,作者陈玄在篇末说道:“玄少常闻此说,而多异同。大历末,遇莱芜县令张仲规,因备述其本末。镒则仲规堂叔祖,而说极备悉,故记之。”作者之所以做这番交代,显然是为了证实故事的真实性。同时也说明,第一位叙述者应是小说主人公倩娘的父亲张镒,是他将此事告诉了侄孙张仲规。张仲规又讲述给了陈玄,陈玄则仅仅是一位记录者。以上所举作品,由今观之,《莺莺传》、《李娃传》或许现实中确有此事但《任氏传》、《柳毅传》、《离魂记》则纯属虚构。然而由于叙述者是小说中或主或次的人物,自然就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作者虚构的痕迹也就随之减弱。作者对故事所进行的议论,也就显得非常公正客观。最显著的例子可举《莺莺传》,作者议论说:“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予尝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是元稹在为自己开脱。还有《东城老父传》,作者巧妙地借东城老父之口,表示了对当时政治的不满。二皇甫枚的传奇集《三水小牍》中某些作品的叙述者比较特殊,他们虽不是小说中的人物,却是故事的知情者或传播者,作者则根据他们的讲述创作出这些作品。如《王知古》的篇末写道:“三水人曰:‘嗟乎王生,生世不谐,而为狐貉所侮,况其大者乎。向若无张公之皂袍,则强死于秽兽之穴也。余时在洛敦化里第,于宴集中,博士渤海徐公谠为余言之。岂曰语怪,亦以摭实,故传之焉。’”从这段话来看,徐谠是故事的叙述者,但他并非故事中的人物。他是否与王知古相识,也不得而知。作者之所以强调是从徐谠那儿听到了王知古的故事,意在证明“岂曰语怪,亦以摭实”。《三水小牍》中的《飞烟传》也是如此,作者在篇末说道:“远后调授汝州鲁山县主簿,陇西李垣代之。咸通末,予复代垣,而与远少相狎,故洛中秘事,亦知之,而垣复为手记,故得以传焉。”这里所说的“远”就是小说中的主人公赵象,他与飞烟的婚外恋情被发现后,“易名远,自窜于江、浙间”。从作者的这段话分析,赵象似乎曾将其“洛中秘事”告诉过作者但陇西李垣应该知道得更为详尽,他甚至做了手记。所以李垣应为故事的知情者,也是故事的叙述者。李公佐是唐传奇的重要作者之一,从叙述者角度来看,他的《古〈岳渎经〉》是一篇非常独特的作品。该篇开头说贞元年间,自己泛潇湘、苍梧时,偶然遇到了杨衡。俩人在古寺中“徵异话奇”,杨衡向作者讲述了楚州刺史李汤见渔人从水中捕获白猿的异事。元和八年冬天,作者将此事讲述给了几位朋友。第二年春天,作者在洞庭湖畔的灵洞中得到了古《岳渎经》第八卷。作者与道士周焦君“共详读之”,以下便引述了《岳渎经》的原文。最后作者得出结论说:“即李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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