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巨著《推十书》的作者刘咸炘

文化巨著《推十書》的作者劉咸炘 劉伯穀 朱炳先 一 劉咸炘，字鑒泉，別號宥齋。清光緒丙申年(1896)11 月 29 日出生於成都純化街“儒林 第”祖宅。祖父劉沅，字止唐，父親梖文，字子維，均爲蜀中知名學者。 劉咸炘五六歲時，先後從兄咸滎和父親學習。9歲時，更加篤學好問，每天讀書達數十 冊。 1914 年，他 18 歲，其父卒。乃就從兄劉咸焌受業，開始研究古文的格調並詳細研究班 固的《漢書》，隨後又研讀章實齋的《文史通義》，於是更知道著述體例綜合的原則。22 歲 時，寫成《漢書知意》四卷。是書於昔人譏評班固之語，糾辨甚詳，發明《漢書》的義例甚 有創見，這是他史學評論的開始。後來，《太史公書知意》、《後漢書知意》、《三國志知意》 三部書，都是照此書體例寫成的。1918 年後，任尚友書塾塾師。尚友書塾是劉咸焌創辦的， 成立於 1918 年，前身爲明德書塾，地址在純化街延慶寺內，是解放前成都最有名的書塾。 當時，劉咸焌任塾長。教學課程和書塾章程則完全由劉咸炘制定，分幼學、少學兩個班，學 生數百人。又設有研究班，從少學中攷取成績優異者肄業。從開辦到 1932 年先生逝世，此 15 年爲蓬勃發展時期，有《尚友書塾學報》刊行，造就不少國學人材。 二 先生的讀書方法可分爲三個階段。初作劄記零條，15 歲時讀《文心雕龍》才大膽作劄 記，20 歲前所讀的書，都有劄記。每閱一部書，即置一劄記本，寫心得於上，或者在書眉 上用朱、墨筆加校語、評語、批語、識語，短的幾個字，多的到數百字。他遺留的中西藏書 有 23000 多冊，現藏四川省圖書館。每冊書中的書眉、副頁上都有批注。任尚友書塾塾師後， 遍翻我國經、史、子、集四部的主要書籍，旁及歐美的譯本，閱讀勤奮，識見銳敏，綜貫會 通，寫下精辟的論文，繼乃會集成專書。如《中書》、《左書》、《內書》、《外書》、《右書》就 是這樣寫成定編的。他曾說：“我現在的著作，還很粗率，將來尚需按學之系統，刪繁就簡， 納支入幹，化數小種爲大種”，不幸他早逝，這個志願沒有完成。他在 30 歲時，寫了一篇《宥 齋自述》，文中說：“吾之學，《論語》所謂學文也。學文者，知之學也，所知者，事物之理 也。所從出者，家學祖攷槐軒先生，私淑章實齋先生也。槐軒言道，實齋言器；槐軒之言， 總於辨先天與後天；實齋之言，總於辨統與類。凡事物之理，無過同與異，知者，知此而已。 先天與統同也，後天與類異也。槐軒明先天而略於後天，實齋不知先天，雖亦言統，止明類 而已。又止詳文史之本體，而略文史之所載，所載廣矣，皆人事之異也。吾所究即在此。故 槐軒言同，吾言異；槐軒言一，吾言兩；槐軒言先天，吾言後天；槐軒言本，吾言末而已。 實齋名此曰‘史學’，吾則名之曰‘人事學’。其範圍詳於《一事論》中，而最重者爲遺傳、 土風、時風，要之爲氣質與風俗而已。”這段文章敘述他的學術宗旨，簡要明白。 先生治學，先從校讎目錄學入手，着重“辨章學術，攷鏡源流”。他說：“原理方法，得 之章先生實齋，首以六藝統群書，以道統學，以公統私。其識之廣大圓通，皆從浙東學術而 來。所謂校讎者，乃一學術方法之名稱，以此二字代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讀書辨體知類之法而已。”他留心於 1 史學的研究，擴充章實齋“六經皆史”的論點，深入發揮。他說：“吾之學，其對象一言以 蔽之，曰史。此學以明事理爲目的，觀事理必於史。所謂史，不僅指紀傳、編年各史，經書 亦包括在內。子之言理，亦從史出，周秦諸子，無非史學而已。橫說則謂之社會科學，縱說 則謂之史學，質說、括說則謂之人事學。”又說：“能知《尚書》、《春秋》、紀傳三者嬗變之 故，即可窺史迹之變化交互。必有變化交互之史，乃能文如其事，而史之良者，尤在能推見 至隱，原始察終。後世史家重朝政而輕民風，詳實事而略大勢，史識所以狹也。”他對地方 志特別重視，認爲地方志有自己的精神、體例，與國史不同。他說：“一代有一代之時風， 一方有一方之土俗，一縱一橫，各具面目，史志之作，所以明此也。國史紀注之上，更有撰 述，撰述之上，更有貫通之識，爲文之主而存於文外。自章先生出而撰述之道大明，貫通之 識，亦有端緒，惟方法則粗有記注之法。章先生所撰，誠撰述矣，而貫通之識，仍未之見。” 爲了實踐他的論點，於是寫了一部《蜀誦》，用政事、土俗貫通立論，敘述四川地方史古今 變遷的大勢。他這種識見，比章實齋更進一步。 他對先秦諸子的研究，別具卓識，推崇孔丘、孟軻，認爲孔、孟的根源是老聃，老聃爲 孔子所師。他衡量諸子學說，用儒家的“用中”，道家的“觀變”，評定諸子的純正與駁雜。 他說：“諸子之學有二類，一曰人道，二曰群理。人道論爲人之本而究及宇宙，群理則止及 治群之術而泛及政事。如道家、儒家皆主人道，而墨瞿、商鞅則惟及群理。” 他喜歡評論文學，主張寫文章要先有內容，然後講求形式。他所處的時代在本世紀初到 30 年代，當時寫古文的人，多承清末文士的習慣與風格，摹仿唐宋八家或者高談漢、魏、 南北朝八代的文體，寫作文章，俗調庸腔，淺陋已甚，文字的用途日趨狹隘，於是他寫了一 篇《辭派圖說》來批評這種風尚。文中說：“文集盛於東漢。東漢作者皆工詞賦，承子政(劉 向)之法而加枚(臯)、鄒(陽)、東方(朔)、司馬(相如)之辭采，施之諸文，乃成東漢之體。 剪裁齊整，下開魏、晉、齊、梁，藝盛辭濃、文質彬彬。遠祖荀(卿)、屈(原)，近稱子政， 大家如班(固)、蔡(邕)、曹(植)、陸(機)，所謂不分駢散之古文也。能擇數家而熟玩之，即 可俯視一切。然必先具子、史之識乃能探文辭之妙”。更值得提出的，就是他對白話文評價。 1919 年“五四”運動興起後，提倡寫白話文，當時復古守舊的人，皆持反對意見。先生認 爲這些意見是錯誤的，於是寫《白話文平議》來糾正，1924 年，先生還用白話文寫著作， 如短篇故事《瞽叟殺人》、《孟子齊宣王章說話》、宣講本《該吃陳飯》、白話翻譯《夢溪筆談 •杜五郎》等及其他白話文，集成一冊，名《說好話》。可惜這些文章後來散失，沒有刊行。 他論詩的主要著作有《詩系》7 篇，敘例說：“鍾氏《詩品》，根據《詩》、《騷》，扢揚 文質。探源循《七略》之法，立統以三系(小雅、國風、楚辭)爲歸。觀其力杜險俗，舉鮑照 爲濫觴；高標極界，附阮籍於小雅，豈徒以評品片言取稱雋永哉!宋世既疑其義駁，明人徒 取其詞工，會稽章實齋獨稱爲有本之學，而不解其說，但付闕如。學士雖或征引，徒資談助， 無能識其旨歸，得其條理，蓋詩道之湮久矣!蒙竊不自揆，發明三系之說，立以爲統，和合 顧寧人、張翰風、王而農三家之說，窮源竟委，上起於漢，下斷於唐，宋以後雖略，不無偏 畸，但所標大旨，則仍相同。”可見他的主張，是強調詩要有內容，不專尚詞藻的。他又寫 了一本《詩初學》，序中說“詩以言志，唐以來之詩，十九皆非真詩，故詩不可輕作；詩以 陶情，故詩不可不讀；勞者有歌，苟無以範其情，恐漸流於邪僻，故詩不可不學。不輕作乃 可作。有蒙求問我下手之階，則無以應也。前歲撰《詩系》成，於故紙中撿得大父手書曰： ‘古詩甚多，難以盡讀，將古詩十九首緩緩讀完，復選白樂天等淺顯古詩與讀，便令其學作 可也’。私幸主張宗風，不背先訓，因復本此意，選錄一目，以授初學”。這是他教初學入門 的好辦法，對青年是有用的。 他又善書法，15 歲時就以方法教人，尤精篆書與隸書。他寫了一本論書法的專著《弄 翰餘瀋》，提出“華夏藝術，書畫並重，而書之變化尤多”。“書之多變詩文同，故其派別風 勢亦可以論詩文者論之”。慨歎“畫學有史，而書學無史，畫科盛行，而書科不盛”。主張寫 2 書法史。書中對包慎伯的《藝舟雙楫》，康有爲的《廣藝舟雙楫》，葉鞠裳和翁潭溪的尊尚唐 碑，皆提出糾正與補充意見。對大篆、小篆、分書、隸書、真書、草書、行書的發展變化， 都有精辟的論述。並且對歷代書法家如魏晉的鍾繇、衛恒、王羲之，唐代的顔真卿、歐陽詢、 褚遂良、虞世南、柳公權，宋代的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元明的趙孟頫、董其昌、文 衡山，清代的鄧完白、何子貞、伊墨卿、包世臣、王文治、劉石庵等，以及近代的吳昌碩也 有評論，不主張一家之言，詳論各家的得失。提出“凡文字一代自有一代之風氣，舉全風氣 而論高下，則此代有不如彼代者。而一風氣中亦自有高下，高風氣中之下者，或不如下風氣 中之高者。此風氣與彼風氣之高下，未易確定。若各風氣中之高者，則可以普遍之價值定之， 此論藝術者之所同也。漢賦、唐詩、宋調、元曲，固無由比較高下。即同一詩也，必謂六朝 詩勝唐、唐詩勝宋，亦已非通確之論。即使通確，六朝亦自有惡詩，舉六朝惡詩以加諸唐佳 作之上，豈爲通耶？論詩文者多蔽於是，論書亦然”，他這種見解，是很卓絕的。 三 先生著述很多，計已成書的共 235 部，475 卷，總名《推十書》。已刻印的有十之七八， 其餘的手稿，有些散失了，有些現存於四川省圖書館。“推十”是先生書齋的名稱。茲將《推 十書》主要部分分述於下： 總絜綱旨的有《兩紀》、《中書》。辨天人之微，析中西之異的有《內書》、《外書》；《左 書》知言，如《孟子章類》、《子疏》、《學變圖贊》、《誦老私記》、《莊子釋滯》、《呂氏春秋發 微》都屬此類，這是先生研究諸子學的著作；《右書》論世，如《太史公書知意》、《後漢書 知意》、《三國志知意》、《史學述林》、《學史散篇》、《繙史記》、《蜀誦》、《先河錄》都屬此類， 這是先生的史學著作。關於校讎目錄之學，則有《續校讎通義》、《目錄學》、《校讎述林》、 《校讎叢錄》、《內樓檢書記》、《舊書錄》、《舊書別錄》等；關於文學的著作，則有《文心雕 龍闡說》、《誦文選記》、《文學述林》、《文式》、《文說林》、《言學三舉》、《子篇撰要》、《古文 要刪》、《文篇約品》、《簡摩集》、《理文百一錄》、《詩評綜》、《詩本教》、《詩人表》、《一飽集》、 《從吾集》、《風骨集》、《風骨續集》、《三秀集》、《三真集》、《長短言讀》、《詞學肄言》、《讀 曲錄》等；書法專著有《弄翰餘瀋》；論說治學門徑的著作有《學略》、《淺書》、《書原》、《論 學韻語》、《治記緒論》、《治史緒論》等。以上所列書籍，尤其是文學選集，多爲排印、油印 本，沒有刻入《推十書》中。 先生著書，本着章實齋“言公”的宗旨，凡主張一個義理，前人已經說過的，必定把原 文引在前面，不足之處就發揮引申或者加以補充。所以他的識見是精核宏通，出人意表，自 抒心得，資深積厚。讀他的書，如進入深山採礦，潛泳海底求珠，使人尋繹不盡。他曾向門 徒說：“有人問我的學問是什麽內容，我說可以附列在儒、道兩家的後面。”又說：我不過是 “骨董行中識貨人”罷了。與他同時的國內有名學者，如浙江張孟劬，也是研究章實齋的， 見到先生的著作後稱讚說：“目光四射，如珠走盤，自成一家。”广西梁漱溟曾對人說：“余 至成都，唯欲至諸葛武侯祠堂及鑒泉先生讀書處。”並把先生《內書•動與植》這篇文章轉載 入《中國民族自救運動最後覺悟》中，作爲附錄。修水陳寅恪在抗日戰爭時期來成都華西大 學講學，到處搜訪購買先生的著作，認爲先生是四川最有識見的學者。鹽亭蒙文通和先生私 交最篤，隨時過從，研究學問，曾經慫恿先生重修宋史。蒙在《四川方志序》中評論先生說： “其識已駸駸度驊騮前，爲一代之雄，數百年來一人而已。”江津吳芳吉對先生極爲敬佩， 書信往來，討論文學詩歌，自稱“半友生半私淑之弟”。華陽林思進曾在《劉豫波先生家傳》 中說：“獨惜君從弟鑒泉年未四十，所著書數百卷，其於校讎攷訂之學，精核微至者，殆不 可朽。”華陽李劼人挽先生的聯語有“實齋著述有傳人”之語。華陽龐石帚挽先生的詩說： 3 “不分淡交得真概，知君恨晚十年游。”先生從兄劉咸滎挽聯說：“半生心血百城書。”1924 年先生編寫《蜀誦》定稿後，送請四川省通志館館長宋芸子(育仁)先生閱讀。宋先生看後， 大爲贊揚，即將稿本交通志館全體人員傳觀，以此爲楷模撰擬《四川通志》。解放後出版的 史學及目錄學著作引用先生的論點或書目很多，茲不一一列舉。1982 年日本學者曾到四川 省圖書館查閱先生的著作。繼後，西德的學者也托人到圖書館查詢。由此可見，先生的學術 已産生了世界性影響。 四 劉咸炘先生對人謙和，無半點驕矜的氣味；與人討論學問時，亦不宥於門戶之見。 他一生研究學問，不喜仕途奔競。北伐勝利後，吳佩孚失敗逃至四川，企圖東山再起， 積極網羅人材。曾經函擬親至先生家門造訪候教。先生婉言推卻，只約在草堂寺一晤。晤談 中，只談學術問題，不涉政治。結果吳只贈送親書對聯一副，摺扇一柄，始終沒有談及政事。 1930 年，川督劉湘曾約先生出任二十一軍軍部秘書長，他亦婉言謝絕。可見先生的志趣是 不同於流俗的。 先生自 1926 年到 1932 年逝世前，先後任敬業學院哲學系主任及成都大學、四川大學教 授。這些學校的師生都敬佩他的學問。他講課時，聽講的人很多，教室坐滿了，門窗以外還 圍立幾層人傾聽。現在有聽過他講課的人，還津津有味地敘述當時的盛況呢! 先生教誨學生循循善誘，誨人不倦，歎惜人才難得。先生主講尚友書塾時，有許多大學 的學生要求到塾內聽課，他特爲這批人在星期天講課，稱爲“塾外生”。學生中凡有成績的， 不論大小，他都要加以獎勵。資質下等的，他更是盡心誘掖，耐心扶持，希望得到長進。在 尚友書塾讀書的學生，凡家境貧寒，無力就學者，都免繳學費，並供給伙食，不使廢學。先 生還曾爲使學生能深造有成，籌集經費，就書塾設研究班，按季發助學金，以贍膏火。開辦 時，招攷了 12 名學生，計劃作爲重修宋史的助手，並已經着手收集資料，組織班子，寫了 一些有關宋史的論文(收入《右書》中，最重要的是《重修宋史述意》)，不幸他大業未成就 去世了。 先生平時含默寡言，少與人爭論，遇學術界知交，則清談娓娓不絕於口。喜歡望月飲酒， 每當月白風清的夜晚，購買幹果酒脯在塾中和學生一邊看月，一邊討論學問，上下古今，暢 談暢飲，直到深夜。 先生在 1930 年以前沒有離開成都。到 1931 年至 1932 年，兩年之中，始游青城，再游 峨眉，並在 1932 年夏天，游劍門，登豆圌山，都有游記和詩歌。他喜愛劍門的雄險，用易 經坤卦“直、方、大”爲劍門關題詞。先生游劍門時，受了暑熱，回成都後就染了病，不到 一個月，於 1932 年 8 月 9 日不幸咯血而逝，年僅 36 歲。葬雙流蘇碼頭蔣家店祖塋。親友生 徒，莫不歎惋。 （原載《四川近現代文化人物》，四川省文史館、四川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