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学术史

先秦学术 此一时期天下混乱，原有的社会走向崩溃，周朝文化遭到巨大冲击，新的学术在产生统一学术之前，处在一片争鸣之中。此时覆亡的不仅是整个周礼，周天子的权威，儒家对社会整个的建构带有复古之色彩，多为人所耻笑。作为周朝的核心典籍之一的《周易》此时也进入一个衰败期，那个时代很少有人用它来预测，即使预测了，也不信，更多的在于人为之德。儒家的核心思想即是此。伴随《周易》预测地位下降，原有的农业在气候与工具改良而进入新的时代，经济极大之繁荣，此时历法天文必定获得了极大发展，晋卜偃、鲁梓慎、郑裨灶、宋子韦、魏石申、楚唐昧、齐甘德、赵尹敖诸人，在原有基础上此时天文历法获得了极大之繁荣，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甘石星经》。此时历法星象之学的进步还带来了占星术之发展，成为预测手段之新方式，除此之外用历法进行择吉从而为行动寻找指导，此时之专门学问乃是阴阳家，此一派对术数之哲学贡献。《周易》地位下降到了汉朝才有上升，而此时又与历法相结合，此汉易之特色，李零在《中国术数史》一书中也主此说。后世出图之日书，通过民俗可观时人之思想观念，对圆之崇拜，对时数之关心，此等学术渐成一哲学，并成为一种思维，最终和道家汇通成为中国之思维，以此构建一个完整的体系初步于齐国稷下学派 ，完成于《吕氏春秋》，在董仲舒而和儒学更加融合，到《淮南子》而进一步发展。由此构建的汉朝学术之思维，言天而言人，打通天人，由此进一步走向神秘主义，而最终覆亡。到唐而无存。 正是此等学问，此等思维，对天之关注，促成了天文星象历法之繁荣，各种风角占卜望气等之发达。最终有天而构建人学，阴阳家之法天在此走到极致，法天之基础在于天影响人，谓之天人感应。中医周易皆是历法之产物，数学亦是历法之工具，以历法来构建整个伦理道德，国家政治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重天而不重人，重外不重内，重实学不重心性之学，此中印之核心差别，而后佛教之入侵，儒家开始重心性而实学废，自隋唐始至宋而成至明末而反动在清而延续，清末心性之学彻底衰落，科举废，西学兴，实学由此更盛以至今日。真消长之趋势。 中国哲学之核心乃是对农学之深化，对时之关注，由此构建的二分之圆，加上气，乃是整个哲学之基础。此二分之圆乃是数，而数又在于时，时又是运动变化之反应，而运动变化又在于势，对势之研究无过于《孙子兵法》，此书以战争双方力量之对比之转化反应整个战局的变化，而洞悉势，势之关键不过阴阳消长，由此深的阴阳五行之变化，与邹衍相近，而范蠡亦是，深思天地四季变化而分析吴越之强弱变化。老子也是在于阴阳矛盾。《管子》一书汇百家而用于治国，又在于农业，深思农时，洞悉天地造化，又法天地而构建人体。远较《吕氏春秋》更深刻，《吕氏春秋》核心在于给出一个国家治理架构，其基本思路就是阴阳家之做法，所谓月令政体，近于《周礼》《礼记·月令》等，其可取之处在于《圆道》一篇。 吕文郁的《春秋战国文化史》对民俗方面介绍很详细。 1，春秋战国之地域文化 齐国为最盛，郭沫若主此观点，稷下学派为中心，而其传统又在于姜太公、管仲诸人之提倡，对经济之关注，对权术兵法之把握，而经济则商业手工业农业，其手工业《考工记》，能工巧匠之哲学，商业则经济学甚发达，农业则对农时之关注，历法之繁荣，由此阴阳家道家本体论之发达，生活安逸而神仙方士之流甚多，由此成为不仅促成了黄老道家之发达，齐法家之形成，兵法尤盛如孙子孙膑司马穰租等，甚至成为汉学之基础。 三晋多法家，秦多巫，医学尚可。楚文化在在春秋末年成为中心，气候转暖南方之开发，政局安定，伍子胥范蠡大夫仲等，楚国巫发达而文学盛。并成为道家重要地区之一。清人洪亮吉《春秋时楚国人文最盛论》一文做了详细阐述。 鲁国主要在于儒学，源头当在周公，故经典保留完好，应该是周朝传统文化保留最充分的地方，而发达的卫中山乃至宋，乃是最先进，传统最薄弱。 2，学术之形成传播 此时伴随社会控制的崩溃，学术之传承也自由，私学甚盛，《春秋战国文化史》论述很详，邓析等人在孔子先，而孔子成就最大，墨子等人亦是如此。直至唐科举，开启了民间学术研究与传承。 此一时期政府对各方面的政治人才之需求甚迫切，由此鼓励这些学科之发展，如法家、兵家、外交纵横家，还有其他奇人异士，对农业经济重视催生的农学等，由于没有规范的社会制度使之纳入到制度范围之内，基本都是游说方式。除此还形成了养士之风，并形成了相应的忠信轻死的伦理，游侠之风鼎盛，构成了游离于政府宗族之外的群体，成了后世江湖文化帮派文化之源头。 3，法天数之思维 此时期盛行的一直延续到汉朝，在相关实用领域一直延续至今的就是法天，而法天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发天数。内容包括人文之物的一切领域，从建筑服饰到礼仪制度，从各种器物到休闲娱乐音律。器物如车轮，在《考工记》中论述，轮之制作乃是法天之三十。相关的礼数也是按照数来制定，就连三公九卿诸如此类的政府制度也是按照天数来制定，当然风水建筑更是如此。《通典·礼一》中“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令，其居人曰义。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圣人以礼示之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周礼》分天地春夏秋冬。尊天法地的官制文化 在服饰上，比如祭服之六冕，冕板前圆后方，以象天圆地方；冕板前后各垂十二毓，每毓十二玉珠，长十二寸，穿玉的丝为五色，上衣玄，下衣黄。 4，星象学 《甘石星经》候吉凶。 此时期之中医 1，扁鹊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闲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 下面是扁鹊的史书记载：当晋昭公时，诸大夫彊而公族弱，赵简子为大夫，专国事。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於是召扁鹊。扁鹊入视病，出，董安于问扁鹊，扁鹊曰：“血脉治 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学也。帝告我：“晋国且大乱，五世不安。其後将 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於殽而归纵淫，此子之所闻。今主君之病与 之同，不出三日必间，间必有言也。” 居二日半，简子寤，语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於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 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兒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 姓将大败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书而藏之。以扁鹊言告简子，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 其後扁鹊过虢。虢太子死，扁鹊至虢宫门下，问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国中治穰过於众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气不时，交错而不得泄，暴发於 外，则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气，邪气畜积而不得泄，是以阳缓而阴急，故暴蹶而死。”扁鹊曰：“其死何如时？”曰：“鸡鸣至今。”曰：“收乎？”曰：“未 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齐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郑，未尝得望精光侍谒於前也。闻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无诞之乎？何以言太子 可生也！臣闻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洒，鑱石挢引，案扤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 胃，漱涤五藏，练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则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婴之兒。”终日，扁鹊仰天叹曰：“夫子之为方也，若以管窥天，以 郄视文。越人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病应见於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不可曲止也。子 以吾言为不诚，试入诊太子，当闻其耳鸣而鼻张，循其两股以至於阴，当尚温也。” 中庶子闻扁鹊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挢然而不下，乃以扁鹊言入报虢君。虢君闻之大惊，出见扁鹊於中阙，曰：“窃闻高义之日久矣，然未尝得拜谒於前也。先 生过小国，幸而举之，偏国寡臣幸甚。有先生则活，无先生则弃捐填沟壑，长终而不得反。”言末卒，因嘘唏服臆，魂精泄横，流涕长潸，忽忽承镴，悲不能自止， 容貌变更。扁鹊曰：“若太子病，所谓“尸蹶”者也。夫以阳入阴中，动胃繵缘，中经维络，别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阳脉下遂，阴脉上争，会气闭而不通，阴上而 阳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绝而不为使，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破阴绝阳，色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太子未死也。夫以阳入阴支兰藏者生，以阴入阳支 兰藏者死。凡此数事，皆五藏蹙中之时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 扁鹊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有间，太子苏。乃使子豹为五分之熨，以八减之齐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太子起坐。更適阴阳，但服汤二旬而复故。故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扁鹊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谓左右曰：“医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为功。”後 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不悦。後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肠胃间，不治将深。”桓侯 不应。扁鹊出，桓侯不悦。後五日，扁鹊复见，望见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问其故。扁鹊曰：“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 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後五日，桓侯体病，使人召扁鹊，扁鹊已逃去。桓侯遂死。 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於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 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 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兒，即为小兒医：随俗为变。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 此人饮上池之水，成为后世医家学医的最高追求，扁鹊是全面医生。应该说中医到扁鹊那里已经是一个体系了，但是到了张仲景那里再次形成另一个体系，从而形成了六经八纲，用药组方也形成传统。直到温病用卫气营血三焦辨证形成另一个体系为止。扁鹊的医学体系，主要在《难经》中，此书是天人合一的最好说明，书中从根本上界定了中医，那就是观气，不是简单的观形，这个是中医之所以为中医的关键，在气的理论体系中，形成的经络系统，针灸法则，脉诊，而气的运行关键就是法天，《难经》中处处论述人体气的运动每天的每年的运行，提出四季平脉，分析病脉、死脉，并把四季和四脏相对，运用五行理论，并且根据五行生克承制来分析脏腑，提出“泻南补北”的法则，也就是泻心火补肾水，开了后世心肾辨证关系，也是养阴派的祖师。中医整个脉学体系奠基于此，中医望、闻、问、切的四诊也是奠基于此，他的学术最终经过淳于意而流传。根据扁鹊为蔡桓公分析病症，可以看出他的医学体系：先是皮毛之表，然后是肌肉之中，最后是骨髓治理，基本也是由表至里，并把表里分为三个阶段，和三焦基本一致，心肺气血之表，脾胃肌肉之中，肝肾筋骨治理。 分析的基本是张仲景的表里辨证并结合脏腑三焦，从麻黄桂枝发表，到白虎汤清里热，再到真武汤等如下焦。后世温病基本就是这个体系。只不过张仲景再参以六经。其实华佗的分析思路也是扁鹊的，和张仲景不一样，张仲景还是受各种阴阳术数影响比较大。 有人提出有一个扁鹊医派，等到黄帝医派起来后就灭绝了，并举了北宋窦材辑较的《扁鹊心书》做例子。这种观点甚是鄙陋，扁鹊曾经在赵国行医，显然是战国时期的人，此时托名黄帝是整个思想界的潮流，《黄帝内经》也是这个时期形成，这个也是学术界的定论，后来出土的文献也证明了《黄帝内经》是一个集合前人著作的书，显然作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医家，也是整个中医的奠基人，他的理论一定会被《黄帝内经》所采纳，如果《黄帝内经》成书晚于扁鹊，扁鹊为什么不知道这本书？况且从《黄帝内经》看出，书中的很多思想理论都远远超过了扁鹊的《难经》，《难经》只是奠立了基础，但是把这个理论进一步推向更高的层次那就是《黄帝内经》，《内经》对伤寒的论述和《难经.》非常相似，各种脉的分析也很相似。而且从《文子》《管子》《吕氏春秋》中找到很多与《黄帝内经》相似的地方，比如《文子》一书中对梦的介绍，和《内经》很相似。《管子》对四季与脏腑相配，对水土的崇拜，都和《内经》相通，《吕氏春秋》几乎大段的引用，和《运气七篇》几乎一样，到底谁引用谁呢？首先《吕氏春秋》是部杂书，是对前人的总结，这一点足说明问题，除此而外，《内经》作为专业类书籍，是一门医学专著，其中对人体的研究毫无疑问只能来源是实际，来源于专门医家或医书，绝不能来源于一门政治书中，由此可知《黄帝内经》成书不会晚于《吕氏春秋》，也不会早于扁鹊，实际上到了淳于意就开始了对黄帝的崇拜，传记中论述他得黄帝术。 实际上整个战国都弥漫在黄帝的崇拜中，并将黄帝和老子相结合，成为中国那个时期特有的现象，尤其盛行在齐地，估计《黄帝内经》应该是在齐国成书，而且那个时候也完全可以诞生那样的理论，前文也分了《黄帝内经》的理论准备，在相关重要典籍中都找到了原文，那些书多半和道家有关，可以进一步肯定，《黄帝内经》显然和道家也是密切相关。而且《庄子》一书中对天地的研究，对养生的关注，都是极有可能给《黄帝内经》影响，事实上有人将庄子的道概括为养生之道，并成为区别于老子之道的依据，《庄子》一书中通天下一气，和《黄帝内经》的理论核心一致，《黄帝内经》也是这样论述天地论述人体，而且《庄子》一文中论述天地之气上下往来，这个也是《内经》论天地的观点，并用来分析人体的气的上下往来，成为气的升降的经典分析，可以这样不夸张的说，整个中医理论就是气机升降。这说明《黄帝内经》是一部诞生在黄帝崇拜盛行的战国中期，大量吸收了道家理论的集合著作，而且广泛吸收了《难经》的思想。由于《黄帝内经》不是单纯的医学，而是大量的论述了天地气候，自然万物，日月星城，甚至还有各种风角、三式等，书中的很多理论观点都应该对那个时代盛行的理论做了广泛的吸收，尤其是那个时代的哲学思想。《内经》的五运六气理论显然可以追溯到医和，而情志治病，文挚在给齐闵王治病也用到了，并被后世张从正所发扬光大。既然成书于战国，但是淳于意为什么没有提到这本书呢？只是说“并从公乘阳庆学黄帝、扁鹊脉书”呢？很简单，淳于意也只是说扁鹊脉书，没有提到《难经》，那么他提到黄帝，应该也是学习的《黄帝内经》，如果他学习的是《黄帝内经》，那问题就简单了。 2，其他医家：医和，医缓，文挚 医和在《左传·昭公元年》中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应该说这是最原始的五运六气，由此也可以看出五运六气的古老，也说明了《运气七篇》是有来由的，并非王冰随意加上的。同时还说明了天人合一，人体一天地这一中医关键理论。 医缓在《左传》中有记载，《左传·成公十年》：“公（ 晋侯 ）疾病，求医於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这就是病入膏肓的由来。 文挚在《吕氏春秋》中详细记载，“ 齐王疾痏，使人之宋迎文挚，文挚至，视王之疾，谓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虽然，王之疾已，则必杀挚也。”太子曰：“何故？”文挚对曰：“非怒王则疾不可治，怒王则挚必死。”太子顿首强请曰：“苟已王之疾，臣与臣之母以死争之於王。王必幸臣与臣之母，愿先生之勿患也。”文挚曰：“诺。请以死为王。”与太子期，而将往不当者三，齐王固已怒矣。文挚至，不解屦登床，履王衣，问王之疾，王怒而不与言。文挚因出辞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说，将生烹文挚。太子与王后急争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挚。爨之三日三夜，颜色不变。文挚曰：“诚欲杀我，则胡不覆之，以绝阴阳之气？”王使覆之，文挚乃死。夫忠於治世易，忠於浊世难。文挚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获死也，为太子行难，以成其义也。” 这个齐闵王是齐国十足的昏君，是齐威王的孙子，齐宣王的儿子，此人在任期间残暴好战，终究导致齐国被乐毅攻破，这个昏君被苏秦玩于手掌。就是这个昏君成了历史上杀良医的先例。应该说文挚的医术很高明，他的治疗手段也是不拘一格，这一点和后世的张从正相似，而且善治情志类的疾病，显然他已经知道五脏对应五种情志，并根据相生相克来进行治病。此时正是齐国稷下学宫鼎盛时期，齐国文化极为繁荣，作为宋国人的文挚应该对那个时代的学术很了解，对稷下学宫有交往的，只是找不到相关资料。 以上是中医的具体情况，由于历史久远，资料匮乏，但是作为中华文明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各种思想都获得了极大发展，中医自然不会例外，所以也出了很多名医，中医的很多理论都是来源那个时代，尤其是集那个时代大成的《黄帝内经》。 3，唐举，许负二人皆擅长相术 伯乐相马，宁戚相牛 《荀子·非相篇》“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举，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 《史记·卷七十九·蔡泽列传》“蔡泽者，燕人也。游学干诸侯小大甚众，不遇。而从唐举相，曰：「吾闻先生相李兑，曰『百日之内持国秉』，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举孰视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吾闻圣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泽知唐举戏之，乃曰：「富贵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寿也，愿闻之。」唐举曰：「先生之寿，从今以往者四十三岁。」蔡泽笑谢而去，谓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齿肥，跃马疾驱，怀黄金之印，结紫绶于要，揖让人主之前，食肉富贵，四十三年足矣。」”后世言相面必称唐举。 许负在秦始皇时代就出名，此人姓名取负，是他父亲晚年得女，因此女异象而成祥瑞，史书记载“手握玉块，玉上有文王八卦图隐约可见。此女出生仅百日，即能言，实属神异。始皇闻讯，亦以为吉瑞之兆，令赐许望黄金百镒，以善养其女。”他父亲感恩秦始皇，故而取名“莫负”。她预知秦将乱而不去给秦始皇看病。预言刘邦是真天子。 下面是她的一段话“易有三易，曰：《连山》和《归藏》、《周易》。先生仅知《周易》，却不知《连山》和《归藏》。《连山》又称《艮坎》；《归藏》又称《坤干》。‘艮’为土，土育万物；‘坤’为女、为阴、为母。《连山》和《归藏》将‘艮’和‘坤’置于卦首，表明对“后土”和母性的重视。有土，乃有万物；有女方有人类。所以，先生说只有男性方可成为一代宗师，太过偏颇。从我们祖先的观念来看，女人未尝不能成为一代宗师。” 到了刘邦更是被封为雌亭侯。他给汉初众多人物都算过相。尤其对周亚夫，说他纵纹入口必定饿死，邓通也是如此。郭解是其外孙。 其实相术是《周易》观象的运用。还是起源于农业，农业生产的需要，首先要研究气候变化，就必须关注各种变化的征兆比如鸟、虫、鱼、兽、草、树等，这个就是候的思维，也就是占候。 怎么才能种好地，这个问题很复杂。首先种地要天地人三才都要涉及。最终形成三宜说，天地物，种地要考虑天时，要考虑地理，还要考虑种子牲畜，天时就太复杂，要有星象，还要考虑各种气候变化，并观察物候，还要用到很多数学，既要考虑历法，也要判断各种短期的气候变化，这个有了各种鸟占，风角 ，相雨。对于地理就简单了，主要考虑一下土壤，考虑水利，考虑地气的冷暖，下面对种子牲畜的研究，就是各种相法，所以古代相牛相马相狗，《吕氏春秋·士容》中论述“齐有善相狗者，其邻假以买取鼠之狗。期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邻畜之数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则桎之。”其邻桎其后足，狗乃取鼠。夫骥骜之气，鸿鹄之志，有谕乎人心者，诚也。人亦然，诚有之则神应乎人矣，言岂足以谕之哉？此谓不言之言也。”判断各种种子，最后发展为相人。   至于对天时的研究，也就是历法，以及它的影响，就不必多说了，而判断气候的短期变化，形成的各种相占术，对后来以此推测人事，无疑是决定的，三式完全就是历法的翻版。所谓的神秘文化，无非就是这些，当然用这个推测国运才是最有回报的实践，各种国师的诞生，各种纬书预言。形成的庞大体系，古代的历法家，都是精通各种占卜，推测人事国运的人，当然还精通周易，命理，各种三式，三式择吉先秦有，而魏晋南北朝乃至汉都不多提及，到宋才流传开来，甚至五运六气都是如此，只能说是绝学， 然后考古发现吧，这个人大概主要就是陈抟老祖了。于是后代各种预测术分门别类就很具体了。 刘长林先生专门写过中国古代象的思维，并重点提到中医。 其实相术最早是开始于农业，相牛马，相风雨，然后才是相人的，如骨相、面相、手相等，到了唐朝女人身体各个部位都开始包括进去了。 伯乐 赵简子的御者，善相马，字子良，又称王良。他是春秋时代的人。另一种说法，此人是秦穆公时的人，姓孙名阳，善相马，春秋时郜国人，伯乐后来将毕生经验总结写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相马学著作——《伯乐相马经》。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出土了一部《相马经》帛书。《相马经》帛书上共七十六行、五千二百字，其中残缺五百字，其第一篇就写到“伯乐所相，君子之马”，并且多次延用相马“法曰”和“吾请言其解”的措辞，说明这部相马经即使不是伯乐相马经原文，也是传承、吸收和发挥了《伯乐相马经》的成就写成的。此《相马经》内容包括经、传、故训三部分。经文部分，用韵文写成，类似于描写诗或赋。它把相马法的要领概括为：“得兔与狐、鸟与鱼，得此四物，必相其余”。具体说就是：“欲得兔之头与肩，欲得狐周草与其耳，与其肫，欲得鸟目与颈膺，欲得鱼之耆（鳍）与脊。” 伯乐除了善于相马还会治马病，对后世兽医影响深远。由于伯乐在研究医治马病方面也不懈追求，成为春秋时期著名的畜牧兽医。有《伯乐针经》、《伯乐疗马经》、《疗马方》、《伯乐治马杂病经》等传世。在后世兽医学术的发展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下面是伯乐的一个小故事；一次，伯乐受楚王的委托，购买能日行千里的骏马。伯乐向楚王说明，千里马少有，找起来不容易，需要到各地巡访，请楚王不必着急，他尽力将事干好。伯乐跑了好几个国家，连素以盛产名马的燕赵一带，都仔细寻访，辛苦倍至，还是没发现中意的良马。一天，伯乐从齐国返回，在路上，看到一匹马拉着盐车，很吃力地在陡坡上行进。马累得呼呼喘气，每迈一步都十分艰难。伯乐对马向来亲近，不由走到跟前。马见伯乐走近，突然昂起头来瞪大眼睛，大声嘶鸣，好像要对伯乐倾诉什么。伯乐立即从声音中判断出，这是一匹难得的骏马。 伯乐对驾车的人说：“这匹马在疆场上驰骋，任何马都比不过它，但用来拉车，它却不如普通的马。你还是把它卖给我吧。”驾车人认为伯乐是个大傻瓜，他觉得这匹马太普通了，拉车没气力，吃得太多，骨瘦如柴，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伯乐牵走千里马，直奔楚国。伯乐牵马来到楚王宫，拍拍马的脖颈说：“我给你找到了好主人。”千里马像明白伯乐的意思，抬起前蹄把地面震得咯咯作响，引颈长嘶，声音洪亮，如大钟石磐，直上云霄。楚王听到马嘶声，走出宫外。伯乐指着马说：“大王，我把千里马给您带来了，请仔细观看。”楚王一见伯乐牵的马瘦得不成样子，认为伯乐糊弄他，有点不高兴，说：“我相信你会看马，才让你买马，可你买的是什么马呀，这马连走路都很困难，能上战场吗？”伯乐说：“这确实是匹千里马，不过拉了一段车，又喂（饲）养不精心，所以看起来很瘦。只要精心喂（饲）养，不出半个月，一定会恢复体力。” 楚王一听，有点将信将疑，便命马夫尽心尽力把马喂好，果然，马变得精壮神骏。楚王跨马扬鞭，但觉两耳生风，喘息的功夫，已跑出百里之外。后来千里马为楚王驰骋沙场，立下不少功劳。楚王对伯乐更加敬重。 《列子》载：秦穆公谓伯乐曰："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伯乐对曰："良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马者，若灭若没，若亡若失。若此者绝尘耶辙。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马，不可告以天下之马也。臣有所与其担缠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于马，非臣之下也。请见之。"穆公见之，使行求马。三月而反。报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马也？"对曰："牝而黄。"使人往取之，牡而骊。穆公不说。召伯乐而谓之曰："败矣！子所使求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也？"伯乐喟然太息曰："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皋之相马，乃有贵乎马者也。"马至，果天下之马也。 据说伯乐和鬼谷子有交往，苏秦的马被伯乐相过而高价卖出，也劝过庞涓无追求名利，曾送墨翟千里马。可见伯乐的相马技术之高超，他那种把相术发挥到极致，无疑是对物之理的探究，真正实现了穷神研几的境界。真是易学的发挥，也是中医望诊的境界。可见那个时代的水平。 宁戚（生卒年不详）：姬姓，宁氏，名戚。春秋莱棠邑人，早年怀经世济民之才而不得志。齐桓公二十八年拜为大夫，后长期任齐国的大司田，主管农业，为齐桓公的主要辅佐者之一。贩牛出身。《宁戚歌》：南山灿、白石烂，中有鲤鱼长尺半。生不逢尧与舜禅，短褐单衣适至骭。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著有《相牛经》一卷。此人贩牛出身，歌中很能体现出来，后来齐桓公任用他主管农业也是知人善用，估计正是他的作用，促进了牛耕代替人力，促进了农业养牛业的发展，他的学问传给了百里奚， 史书记载：宁戚欲干齐桓公，穷困无以进，于是为商旅，赁车以适齐，暮宿于郭门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开门，辟赁车者执火甚盛从者甚众，宁戚饭牛于车下，望桓公而悲，击牛角，疾商歌。桓公闻之，执其仆之手曰：“异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桓公反至，从者以请。桓公曰：“赐之衣冠，将见之。”宁戚见，说桓公以合境内。明日复见，说桓公以为天下，桓公大说，将任之。群臣争之曰：“客卫人，去齐五百里，不远，不若使人问之，固贤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问之，恐有小恶，以其小恶，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难全，权用其长者。”逐举,大用之,而授之以为卿。 作为相牛的圣经《相牛经》对相牛的总结如下：眼圆且大，眼白与瞳仁相通，脖长脚大股阔毛短者为佳。《相牛经》又说，母牛毛白乳红则多子，乳疏而黑则无子。母牛一夜粪三堆，一年生一子；一夜只有一堆粪，三年生一子。“上看一张皮，下看四只蹄；前看龙关广，后看屁股齐。 范蠡：之所以把范蠡放在这里，主要是考虑到他的农学成就。下面对农学做一个简要的概述。春秋的农学著作比较重要的在《吕氏春秋》中有保留，由农学形成的农家，主要代表人为许行，当然广义的农学，肯定也包括畜牧手工，伯乐宁戚范蠡肯定也算的，《考工记》也算这方面的著作。 许行（约公元前390-前315年），与孟子是同时代人，其事迹和主张见于《孟子·滕文公上》。他依托远古神农氏之言来宣传其主张，是战国时代农家的代表人物。从孟子骂他是"南蛮舌之人"和"自楚之滕"看来，他应是楚国人。《汉书·艺文志》有《神农》二十篇，当是许行的著作，可惜早已失传。关于农家的记载，见于《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和《爱类》等篇，以及《淮南子·齐俗训》。《汉书·艺文志》中“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 "所重民食"也正是农家的特点，尊神农氏。 许行有弟子几十人，他们生活极为简朴，穿着普通的粗布衣服，靠打草鞋、编席子为生。他们没有土地，过着流浪的生活。他们从楚国来到滕国，不是追求高官厚禄，而是希望得到一块土地、一间房子，以便定居下来从事耕种。许行的主张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以至使儒家的门徒陈相及其弟陈辛也抛弃儒家而拜许行为师。 从这一段可以看出，许行作为农家的代表，应该不是纯粹的技术性的学问，更多的是一个政治诉求，近于墨家，所以才遭到孟子的猛烈批判，基本上属于无政府主义，和那些隐士一样，自己早出晚归，勤奋耕作，何必需要帝王？这个就违背了孟子的分工学说，孔子的学而优则仕的追求，实际上否定了作为从政一派儒家的存在价值，有近于老庄，猛烈攻击帝王。既然许行的追求属于无政府主义，那么他的理论建树的根基就是自食其力，那就是农业。应该说那个时代都很重视农业，从法家的耕战思想，到孟子、荀子等都在书中论述了农业，并把这个作为政府治理天下的关键，也是民生的关键，是孟子的仁政，是荀子安定天下的关键。《管子》、《吕氏春秋》等都从政府的角度重视农业，并对政府提出不违农时，总结很多的农业理论。 那么许行想必在农业理论上很有贡献，他基本上是托古与神农，和墨家的大禹，道家的黄帝，儒家的尧舜，这一派是神农，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毕竟医家的理论托古于黄帝，而中草鱼则是神农。也反映了战国出现的托古的潮流，应该是对周朝文化在春秋战国被破坏而产生的反弹，这个潮流的t突出就是阴阳家邹衍的理论风行天下，无疑是对过去时代记忆的以此唤醒。再到秦汉，表现的就更明显，汉朝用的历法就是古代的，而不是当时很流行的鲁国，他继承的是周朝，春秋战国直接被跳过去了。 《汉书·艺文志》记载他写了《神农》二十篇，应该是农学专著，从《吕氏春秋》中可以大致看出来。 全文如下：士容论第六：一曰：士不偏不党。柔而坚，虚而实。其状朗然不儇，若失其一。傲小物而志属於大，似无勇而未可恐狼，执固横敢而不可辱害。临患涉难而处义不越，南面称寡而不以侈大。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节物甚高而细利弗赖。耳目遗俗而可与定世，富贵弗就而贫贱弗朅。德行尊理而羞用巧卫。宽裕不訾而中心甚厉，难动以物而必不妄折。此国士之容也。齐有善相狗者，其邻假以买取鼠之狗。期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邻畜之数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则桎之。”其邻桎其后足，狗乃取鼠。夫骥骜之气，鸿鹄之志，有谕乎人心者，诚也。人亦然，诚有之则神应乎人矣，言岂足以谕之哉？此谓不言之言也。客有见田骈者，被服中法，进退中度，趋翔闲雅，辞令逊敏。田骈听之毕而辞之。客出，田骈送之以目。弟子谓田骈曰：“客士欤？”田骈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弇敛，士所术施也；士所弇敛，客所术施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烛一隅，则室偏无光。骨节蚤成，空窍哭历，身必不长。众无谋方，乞谨视见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功。好得恶予，国虽大不为王，祸灾日至。故君子之容，纯乎其若锺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淳淳乎慎谨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悦，而心甚素朴。唐尚敌年为史，其故人谓唐尚愿之，以谓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为史也羞而不为也。”其故人不信也。及魏围邯郸，唐尚说惠王而解之围，以与伯阳，其故人乃信其羞为史也。居有间，其故人为其兄请，唐尚曰：“卫君死，吾将汝兄以代之。”其故人反兴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信而信，此愚者之患也。知人情不能自遗，以此为君，虽有天下何益？故败莫大於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用则戆陋之人从而贺之。有国若此，不若无有。古之与贤从此生矣。非恶其子孙也，非徼而矜其名也，反其实也。务大二曰：尝试观於上志，三王之佐，其名无不荣者，其实无不安者，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实也与三王之佐同，其名无不辱者，其实无不危者，无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贵於其国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贵於天下也，此所以欲荣而逾辱也，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燕爵争善处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区区焉相乐也，自以为安矣。灶突决，上栋焚，燕爵颜色不变，是何也？不知祸之将及之也。不亦愚乎？为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为人臣者，进其爵禄富贵，父子兄弟相与比周於一国，区区焉相乐也，而以危其社稷，其为灶突近矣，而终不知也，其与燕爵之智不异。”故曰：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尽乱，无有安身。此之谓也。故细之安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细大贱贵交相为赞，然后皆得其所乐。薄疑说卫嗣君以王术，嗣君应之曰：“所有者千乘也，愿以受教。”薄疑对曰：“乌获举千钧，又况一斤？”杜赫以安天下说周昭文君，昭文君谓杜赫曰：“愿学所以安周。”杜赫对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则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则周自安矣。”此所谓以弗安而安者也。郑君问於被瞻曰：“闻先生之义，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被瞻对曰：“有之。夫言不听，道不行，则固不事君也。若言听道行，又何死亡哉？”故被瞻之不死亡也，贤乎其死亡者也。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内矣。汤、武欲继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达矣。五伯欲继汤、武而不成，既足以为诸侯长矣。孔、墨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显荣矣。夫大义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务事大。上农三曰：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於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后稷曰：“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藉田，大夫士皆有功业。是故当时之务，农不见于国，以教民尊地产也，后妃率九嫔蚕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丝茧之功，以力妇教也。是故丈夫不织而衣，妇人不耕而食，男女贸功以长生，此圣人之制也。故敬时爱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当时之务，不兴土功，不作师徒，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众；农不上闻，不敢私藉於庸。为害於时也。然后制野禁。苟非同姓，农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农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粪；齿年未长，不敢为园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农不敢行贾；不敢为异事。为害於时也。然后制四时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泽人不敢灰僇，缳网罝罦不敢出於门，罛罟不敢入於渊，泽非舟虞不敢缘名。为害其时也。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国家难治，三疑乃极。是谓背本反则，失毁其国。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时事不共，是谓大凶。夺之以土功，是谓稽，不绝忧唯，必丧其秕；夺之以水事，是谓籥，丧以继乐，四邻来虚；夺之以兵事，是谓厉，祸因胥岁，不举铚艾。数夺民时，大饥乃来。野有寝耒，或谈或歌，旦则有昏，丧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任地四曰：后稷曰：子能以窐为突乎？子能藏其恶而揖之以阴乎？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士乎？子能使保湿安地而处乎？子能使雚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尽为泠风乎？子能使藁数节而茎坚乎？子能使穗大而坚均乎？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强乎？无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上田弃亩，下田弃甽。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今兹美禾，来兹美麦。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亩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间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泽，使苗坚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缓。草諯大月。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昔，杀三叶而获大麦。日至，苦菜死而资生，而树麻与菽。此告民地宝尽死。凡草生藏，日中出，犭希首生而麦无叶，而从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五时见生而树生，见死而获死。天下时，地生财，不与民谋。有年瘗土，无年瘗土。无失民时，无使之治下。知贫富利器，皆时至而作，渴时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尽起，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时未至而逆之，时既往而慕之，当时而薄之，使其民而郄之。民既郄，乃以良时慕，此从事之下也。操事则苦。不知高下，民乃逾处。种稑禾不为稑，种重禾不为重，是以粟少而失功。辩土五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垆，为其寡泽而后枯。必厚其靹，为其唯厚而及。饱者{艹纴}之，坚者耕之，泽其靹而后之。上田则被其处，下田则尽其污。无与三盗任地。夫四序参发，大甽小亩，为青鱼胠，苗若直猎，地窃之也。既种而无行，耕而不长，则苗相窃也。弗除则芜，除之则虚，则草窃之也。故去此三盗者，而后粟可多也。所谓今之耕也营而无获者，其蚤者先时，晚者不及时，寒暑不节，稼乃多菑。实其为亩也，高而危则泽夺，陂则埒，见风则亻厥，高培则拔，寒则雕，热则脩，一时而五六死，故不能为来。不俱生而俱死，虚稼先死，众盗乃窃，望之似有馀，就之则虚。农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适也；知其田之际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虚也。不除则芜，除之则虚，此事之伤也。故亩欲广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阴，上得阳，然后咸生。稼欲生於尘而殖於坚者。慎其种，勿使数，亦无使疏。於其施土，无使不足，亦无使有馀。熟有耰也，必务其培，其耰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坚。是以亩广以平则不丧本。茎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茎生有行，故速长；弱不相害；故速大。衡行必得，纵行必术。正其行，通其风，夬心中央，帅为泠风。苗，其弱也欲孤，其长也欲相与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为族，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后生者为秕。是故其耨也，长其兄而去其弟。树肥无使扶疏，树墝不欲专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则多秕，墝而专居则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养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秕。上下不安，则禾多死。厚土则孽不通，薄土则蕃轓而不发。垆埴冥色，刚土柔种，免耕杀匿，使农事得。审时六曰：凡农之道，厚之为宝。斩木不时，不折必穗；稼就而不获，必遇天菑。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据之容手。此之谓耕道。是以得时之禾，长秱长穗，大本而茎杀，疏穖而穗大，其粟圆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强。如此者不风。先时者，茎叶带芒以短衡，穗钜而芳夺，秮米而不香。后时者，茎叶带芒而末衡，穗阅而青零，多秕而不满。得时之黍，芒茎而徼下，穗芒以长，抟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噮而香。如此者不饴。先时者，大本而华，茎杀而不遂，叶藁短穗。后时者。小茎而麻长。短穗而厚糠，小米钳而不香。得时之稻，大本而茎葆，长秱疏穖。穗如马尾，大粒无芒，抟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时者，本大而茎叶格对，短秱短穗，多秕厚糠，薄米多芒。后时者，纤茎而不滋，厚糠多秕，<广走>辟米，不得恃定熟，卬天而死。得时之麻，必芒以长，疏节而色阳，小本而茎坚，厚枲以均，后熟多荣，日夜分复生。如此者不蝗。得时之菽，长茎而短足，其荚二七以为族，多枝数节，竞叶蕃实，大菽则圆，小菽则抟以芳，称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虫。先时者，必长以蔓，浮叶疏节，小荚不实。后时者，短茎疏节，本虚不实。得时之麦，秱长而颈黑，二七以为行，而服薄<禾羔>而赤色，称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泽且有力。如此者不蚼蛆。先时者，暑雨未至，胕动蚼蛆而多疾，其次羊以节。后时者，弱苗而穗苍狼，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时之穗兴，失时之稼约。茎相若，称之，得时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时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时者忍饥。是故得时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气章，百日食之，耳目聪明，心意睿智，四卫变强，<歹凶>气不入，身无苛殃。黄帝曰：“四时之不正也，正五谷而已矣。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那个时期的农学理论，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提出三才，基本上把天时，地理土壤都提到了，也提到了相关的农具，对于农时的把握，也是通过把握相关的植物来判断农时。应该说《汜胜之书》和这个比较相似。 范蠡范蠡 ，字少伯，春秋时期楚国宛地三户邑人。此人具有非凡才华，却行为放荡，被乡里人认为是疯子，《越绝书》里说他“一痴一醒，时人尽以为狂。然独有圣贤之明。人莫可与语”“被发佯狂不与于世”。《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说他“佯狂倜傥负俗”。文种是他的伯乐，所以与文种相善，楚国政治黑暗，而和文种一起投奔越国，先是辅佐允常，然后是勾践，灭掉吴国从而名扬天下，之后远离越国，去陶地隐居经商。是道家-阴阳家，既有军事才华，也有政治才干、经商之能，被誉为商圣，南阳五圣之一。此人老师是计然，计然很有可能是文子，就是让老子著书的那个人，如果成立，那么从老子-计然（文子）-范蠡，由于范蠡到齐地附近，有可能深刻影响了齐国文化，成为齐法家、黄老道家的源头，和管仲一起成为稷下学宫的思想先驱。史书记载“后至齐，父子戮力耕作，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使为相。范蠡辞而不受，后迁往陶地，经商积资巨万，世称“陶朱公”。他自己会各种占卜，除了经商，还是养鱼的祖师。深受道家功成身退的影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而且三聚三散，积累至千金就散出去。政治上，他说：“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商业上，范蠡认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自己评价，说：“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 他写过《陶朱公养鱼经》引文如下：在越为范蠡，有之乎？”曰：“有之。”曰：“公任足千万家，累亿金，何术？”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所谓鱼池也。以六亩地为池，池中有九洲。求怀子鲤鱼长三尺者二十头，牡鲤鱼长三尺者四头，以二月上庚日内池中令水无声，鱼必生。至四月内一神守，六月内二神守，八月内三神守。神守者，鳖也。所以内鳖者，鱼满三百六十，则蛟龙为之长，而将鱼飞去，内鳖则鱼不复去。在池中周绕九洲无穷，自谓江湖也。至来年二月，得鲤鱼长一尺者一万五千枚，三尺者四万五千枚，二尺者万枚。枚值五十，得钱一百二十五万。至明年得长一尺者十万枚，长二尺者五万枚，长三尺者五万枚，长四尺者四万枚。留长二尺者二千枚作种，所余皆取钱，五百二十五万钱。候至明年，不可胜秆也。”王乃于后苑治地，一年得钱三十余万。池中九洲八谷，谷上立水二尺。又谷中立水六尺，所以养鲤者。鲤不相食，又易长也。 又作鱼池法，三尺大鲤，非近江湖，仓促难求。若养小鱼，积年不大。欲令生大鱼法，要须截取薮泽陂湖饶大鱼处，近水际土沙十数载，以布池底。二年之内，即生大鱼。盖由土中先有大鱼子，得水即生也。 这本养鱼经对后世还是很有影响的，书中有些部分多少有点荒唐，比如说鱼会飞去，文中对数字的注意，算是阴阳家禁忌的表现。文中提出为鱼筑一些土堆，无疑 很进步，但是无法理解鱼的来源，所以作为经验之谈，提到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但是有很多荒唐的思想，非常明显的术数学的影响。 范蠡论述兵法也是着眼于兵势，分析力量的消长的变化。他自己追求的就是法天地四季变化，这一点在他的商业投机中也是很好的应用了的。 计然，据说此人是范蠡的老师，有可能是文子，此人精通天文历法，深通农学商业之道，具有治国才干。《史记》记载：昔者越王句践困於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鬥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变名易姓，適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脩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可见计然本人深通阴阳五行，对星象也深有研究，所谓的金水木火应该是指五星，以此做气候预测，说明到此时，古代星相学已经很发达，开始意识到决定地球万物的是天上的星辰，形成的神秘化的天，由此开启了后世的星相学，真有点和泰勒斯相似，可见计然用该对历法数学几何应该也是有相当了解的。实际上文中体现了此人对六的崇拜，和拜火教相似，不过西方流行的是七年丰收，七年灾荒，这里变成了六，应该是对十二月的崇拜，如果《管子》是十月的遗留，那么此时十二月也开始盛行开来。应该说这里的商业基本都是投机，都是深得阴阳变化的奥妙。 猗顿，此人是范蠡的弟子，战国魏人，本是贫寒儒生，“耕则常饥，桑则常寒”，听说范蠡经商致富，不远千里去请教，终于成为一个商业农业专家。范蠡告诉他：治产积居，与时逐”“子欲速富，当畜五牸。“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 白圭名丹，战国时期洛阳著名商人，曾在梁惠王时做魏国相，并解除了大梁的水患，后游历齐国中山国，是商业之祖，鬼谷子的弟子，鬼谷子给他一本《金书》，核心就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世无可抵则深隐以待时。他把经商的理论，概括为四个字：智、勇、仁、强，他把自己的经营原则总结为八个字“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史记》记载：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穀，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穀；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提到他是为了说明当时除了种植业，畜牧业养鱼等都在大发展，背后是商业的繁荣，尤其是养牛业的繁荣，说明了牛耕的推广。同时从中看出不论农业还是商业都是非常重时的，都强调不肆意妄为，时的背后就是势，势就是变化，这个起源于农业在中国人的实践中几乎都得到运用。兵法如此。干脆就是法天地，就是四季在变化，即使现在李嘉诚也是深悟经济运动变化之道。看来生产实践不变，那些为生产实践形成的天文历法数学等术数，被推广到一切领域。时的作用真是伟大啊，也是打开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医气的流动也是时，所以中医能准确把握各种时间 做准确的预测，后人研究周易，把握时的关键，看来是对的，把历法作为术数的核心也是对的，用历法来指导活动真是对的，这种学问在春秋战国得到极大的发展，那个乱世比任何时代都乱，这种学问显然也是比任何时代都繁荣，只是没有资料，现有的资料已经很能反应这一点了。文中还是运用星辰来判断气候把握农业进而做商业投机，只是和计然不同，此处用的不是五星而是甲子，当时盛行的是用北斗指四方来断四季。这里应该是年周期，恰好是十二年周期。这里基本还是投机。文中强调时势，基本和《孙子兵法》中相似。 当然商业家还有孔子弟子《史记》记载：子赣既学於仲尼，退而仕於卫，废著鬻财於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於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於天下者，子贡先後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13 择吉日书 睡虎地秦墓竹简，九店竹简，天水放马滩竹简，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等 这些都是反映了那个时期的民俗及思想观念，这方面李零先生的研究非常透彻，他的《中国方术考》很有价值，对这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 日书相当于现在的老黄历，上面把每天的宜忌都做了规定，从生产的农事，在农事上《汜胜之书》中也有论述，哪些种类的农作物规避哪些时间，这个思想在《四时纂要》中非常详细。除了生产之外，还有生活，主要就是扒房、建房、婚丧嫁娶、远行、上学、升迁上任诸如此类。它的思想源头可能还是农业生产实践的影响，正是农作物的时间特性，使人们形成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