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三岔口”:身份、立场
和巴比伦塔的惩罚
田晓菲(哈佛大学)
京剧《三岔I-I》是一出武戏。里面二人摸黑对打,常常出拳打在虚空之
中。踢腿虽猛,但是没有踢到对手,反而踢到了桌子板凳。台下的观众虽然
心知肚明,但没有法子提醒台上人——因为艺术与生活隔着一道鸿沟;而
且,也不想提醒,因为会破坏看戏的乐趣。
阅读《中国学术》第二辑刊登的一组围绕着巫鸿教授《中国早期艺术和
建筑中的纪念性》一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的书评展开的文章,就像李零教授的评论里面描述东
西学者交流意见时所使用的比喻一样,不知为什么很有看 《三岔lr-I》的感
觉。之所以觉得这组文章像《三岔EI》,是因为每个人对另外的人都在进行
不同层次、不同程度上的“误读”,观众看在眼里,未免很想指手画脚一番。
好在这里不用真的像看戏那样顾忌艺术与生活的界线,所以,就算破坏了喜
欢看戏者的幻觉,却也说不得了。
我觉得,《中国学术》通过发表这一系列文章,在读者面前摆出了一系列
有趣而尖锐的问题:一,是文章内部所探讨和争论的艺术史、考古学问题。
二,是这些文章的不同写作视角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在我看来后者更重要,
因为它们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单纯的艺术史与考古学研究。对于我这个 “隔
岸观火”的人来说,几篇文章里最醒目的问题焦点,就在于“文化当局者和局
外人”的情结,而第一层的误读毫无疑问地首自普林斯顿大学贝格利教授的
书评。
巫教授在他的原书里,据我的记忆并没有使用过 “文化当局者和局外
人”的划分,而是曾经使用过“内部分类”与“外部分类”这两个概念,用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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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
— 碍 田晓菲
个概念来说明社会现象被分门别类予以归纳的两种不同方式。所谓内部分
类,是指同一社会内部的同期人士对社会现象进行的划分;而所谓外部分
类,则是由“外人”进行的,这个外人包括来自另一文化的人和后来人(《纪念
性》第18页)。换句话说,只有(举例来说)生产青铜器的同时人才是“内人”,
而后人——无论是唐、宋、元朝或是现代的中国人 (如生活在二十/二十一
世纪的巫先生自己)也好,还是来自其他文化的人(比如像贝格利这样的美
国白人)也好,都是“外人”。在这里,巫教授虽然用了内、外的说法,但是强
调的是知识的分类归纳(classification),不是归纳人的身份。但是,“内外”的
说法大概触动了身为“外国学者”的贝格利的神经,在他的文章里,他以他充
满本人偏见的误读,提出了“文化当局者”和“局外人”的说法,并且十分明显
也十分富于煽动性地暗示:所谓局外人就是“非中国本土学者”,而只有本土
学者才是自信有权对中国情况发言的“当局者”。但是,这种荒谬的“本土主
义”理论立场,是开明的巫鸿教授在这本著作里或据我所知的任何其他场合
都根本不曾采取过的,完全是贝格利本人的误读,也是他对读者的极大误
导。
巫教授在回答中正确地指出了贝氏的这一误读(他强调:是贝氏把学者
分成了“当局者”和“局外人”),但是,他却不自觉地把贝氏的错误逻辑(局外
人=西方的中国考古学学者,当局者=本土的中国考古学学者)推进了一
步,把贝氏的指责视为“西方考古学家”向“中国考古学家”的挑战(虽然巫教
授同时强调这两个群体都是“虚构”的)。我想,这种推论未免使得巫教授落
入了贝氏的逻辑陷阱,而构成另一个不同层次的“误读”。
作为评论者的李零教授也跟着跳进了这一逻辑圈套,因为巫教授的“误
读”,正好是令身为本土学者的李零教授最痛心疾首的地方。于是,在他的
评论里,他把一个或几个学者对巫鸿的批评,从西方考古学家/艺术史家对
中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家的批评,进一步演绎为“西方学者”对整个“中国学
术”的批评。因为,在李教授的评论中,至少是在字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中
国的学术界”和“西方学者”的对立。上述的这两种误读,很容易使得读者忘
记:我们看到的战火,只是一个美国的中国艺术史学者(不代表全部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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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三岔口”:身份、立场和巴比伦塔的惩罚
中国艺术史学者,更无论全体西方学者),针对具体的问题(一部中国艺术史
著作),在具体的语境里,对一个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华裔美国学者展开的批
评。
也许是杞人忧天,但我还是不由感到忧虑。简言之就是:一,如果《纪念
性》的作者和贝氏一样是一个白人,或者如果贝氏是一个中国本土学者,那
么,书评、回答和李零教授的评论是否就都会“面目全非”——甚至根本不会
引起这样的一场争执?换句话说,这场学术争论在多大程度上不是以学术本
身(即巫鸿著作本身)而是以双方的文化身份为基础的?什么时候学术上的
价值判断才能和文化身份与政治立场拉开距离?二,当我们把一个美国普林
斯顿大学的贝格利当成西方所有汉学家代表的时候,这种笼统的概括本身
到底说明了什么?如果我们要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产物的 “中西二元对立模
式”,只靠注意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理论活动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应该破
解这个所谓的“西方”本身,看到它内部的多元性、复杂性;同时,也意识到中
国的知识分子的个体主体性。换句话说,就是应该使得每个知识分子——无
论中国还是西方——还原其身份的独立性。如此,则中西二元对立模式——
尤其是人们赋予这个模式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则不攻自破。否则,只靠
注意非西方或者加强自己以对抗西方,虽然表面上是把二元变成了三元或
把西方当成批判对象,但是其结果还是陷于一种中西对立的基本思维框架
而无法自拔。
我想,贝格利的书评毫无疑问并不公平(顺便提一句:美国学术刊物里
刊登书评的规矩是由编辑约稿,而约稿之后,无论写成什么样子都必须予以
发表,而且不得出于自己的好恶而删改,所以发表的书评并不代表这个刊物
的观点,因此往往编辑会约来使自己想踢自己的书评但也必须原样刊登)。
但是,我正是因为读了他的书评,才专门去从头到尾地通读了和我的专业领
域不甚相干的《纪念性》。我个人的读后印象非常好,觉得巫教授的很多论
点都极为出色,而他对西方当代艺术理论的使用、对古今中外例子的广泛征
引都令人耳目一新。最强烈的感觉,是这本艺术史著作在博学与细密之下,
洋溢着一种极为浪漫的气质,好像它本身就是一个精心构造出来的艺术
囊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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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晓菲
品。读了原书再读书评,会觉得:第一,书评太过偏激,令人不适;第二,误读
与歪曲太多;第三,在不适之余,未免深感遗憾,因为贝氏的某些意见有其道
理,但是或者说得充满恶意,缺乏以学术至上、不受到文化身份的偏见所影
响的公正无私态度,从而缺乏建设性;或者说得不是地方,从而糟蹋了他的
道理。
比如说,贝氏在他的书评里一再指出“中国文化多样性”问题。这个说
法本身原是十分积极而且得到大众承认的常识:中国文化的确十分复杂,而
中国文化正是因为它的多元、它的善于吸收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才得以如
此丰富、广大、绵延不绝;文化不是狗与马,不是越纯种越好,纯种的文化根
本不可能绵延几千年。但是,贝格利用这一观点指斥巫鸿,未免好像《三岔
口》中的打拳——一拳打了个空。因为巫鸿根本就没有在书中强调一个“一
脉相传、一成不变”的中国文化传统,还屡次强调要破除所谓“一个单一的中
国的纪念性概念”(如第 14页)。作为原书读者的我,除了用贝氏过于敏感和
神经质这样的话来解释之外,实在觉得贝氏的指责莫名其妙。于是,一个好
的观点(即“中国文化具有多元性”)被一个对自己和他人的文化身份神经过
敏的学者糟蹋掉了,而正因此,这一本身无辜的论点被另一位对自己的文化
身份十分敏感的学者当成了“西方学者”对中国进行“瓜剖豆分”的表征。贝
氏固然咎由自取,但是被他错用的观点,未免牺牲得过于冤枉!
富有反讽意味的是,当李零教授在评论里谈起“西方学者对中国学术的
不满”,他认为第一条值得商榷的“西方学术范式”,即“时间上要讲‘同期史
料 ’,其实正是巫教授所提倡的“同期”视角——也就是“内部分类”。至此,
“三岔口”可谓越打越乱:巫教授提倡同期史料的原则并努力举同期史料为
例证,但是贝格利教授却又认为巫教授的史料不够“同期”(太晚了),到了李
零教授笔下,同期史料却又成了“西方学术范式”,而巫鸿倒是为了他的“中
国式的毛病”才受到攻击的!——这真是有点打糊涂了,再了得的看官也难
免头昏。至于所谓的“西方学术范式”第三条,“中国的传说时代都是汉代伪
造,‘三代’也是后人虚构(夏不存在,商是小国,周也没有多大)”,我虽然是
外行,但我觉得这好像不是西方独有的范式,因为顾颉刚先生早在1920年
中国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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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三岔口”:身份、立场和巴比伦塔的惩罚 _一
代就提出过。而且,我个人的印象是,好像没有人说“夏不存在”,人们在提
到夏时,总是谨慎地加上一句:“迄今为止,考古发现还没有能够确定夏作为
一 个大一统王朝的存在,”因为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时候,一笔抹煞或一口承
认夏作为大一统王朝的存在,确实都像李教授说的那样,“算不上科学态
度”。
这里顺便提一句:在李零教授的文章中,口气颇为不解地提到:“在感情
上,在心理上,我们的西方同行⋯⋯最能认同的就是顾颉刚先生。”李教授
没有进一步追寻这个思维线索,但我觉得上面引用的这句话很有意思。第
一
,如果这话当真,那么值得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一下:为什么按说如此轻视中国传统学术、
“没把咱们当回事儿”的“西方学者”最认同顾颉刚——一位出身于最传统的
中国士人家庭、从小饱受正统的传统教育、而且上承乾嘉考证派的中国旧知
识分子?有意思的是:李教授在强调“感情和心理”的时候,没有提到最重要
的一点:头脑和理论。“人家”和顾颉刚非亲非故,顾先生大概终身都未曾去
过美国,除了以他知性、智识上的伟力征服人心,何以能造成这种“感情与心
理上”的好感?(我个人觉得,顾先生的贡献在于他极为聪明锐利的思想方
式。换句话说,他的许多结论可能会由于更多的考古发现而被推翻,他的很
多假设可能并不成立——他自己在世时,本人就曾自己否决过自己的假设
和结论——但是,他的思维方式却具有永久的有效性。)第二,二十世纪初
叶,正是中国最危险、最风雨飘摇的时候,为什么在那样的关头,顾颉刚苦口
婆心地展示中国文化的变化性、多元性、早期的非大一统(李零制定的第二
条“西方学术
规则
编码规则下载淘宝规则下载天猫规则下载麻将竞赛规则pdf麻将竞赛规则pdf
”),甚至以讽刺的口气提到当时“五族共和”的政治口号,
但是,既没有人指责他用心险恶,中国也没有因他而分裂或灭亡,而中国历
史学界还极大地受益于他的学问与治学方式。这一切,不能不让人深思。
在美国的中国艺术史界,巫教授的学术地位是众望所归的,没有人因为
贝教授的一篇如此偏激的书评而对于巫教授对中国艺术史研究做出的贡献
感到怀疑。在《纪念性》一书的书后,有来自三个不同书评的引文,全都对该
书赞美备至。这三篇书评分别发表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新亚太评论》
和《选择》,其中《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在欧美知识界拥有极大的权威性,就在
第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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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霉 田晓菲
这篇书评里面,作者盛赞巫教授说:“巫鸿对 (★书中涵括的历史时期的。
— — 译者注)历史文本的把握,从青铜器铭文到历史文献,都是任何西方学
者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凡是对中国艺术史研究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巫
教授在他的“回答”里面也写得很清楚:巫、贝二人在治学方法上持十分不同
的见解。因此,“内行人”就更是会考虑到这一点而对贝氏的书评打一个折
扣。以我这个纯粹外行的人来看,并用十分简单化的外行语言来说,前者代
表了“语境派”,而后者则代表了“形式主义”派。具体而言,形式主义派认
为:青铜器上的花纹“就是花纹而已”,没有什么意义,也不反映时代、社会等
背景;而语境派则认为,(举例来说)这些花纹的产生是在一定的语境当中,
所以反映了它的文化、历史、社会、政治之“上下文”。而在这两种基本治学
方法里面,语境派蒸蒸日上,而形式主义派在美国艺术史界却越来越稀少、
越来越失势了。从这种角度看来,保存一个不同的声音——尤其当它好像是
一 种濒临灭绝的动物那样,不管这动物是否漂亮可爱——对保持学术界众
声喧哗的繁荣景象有其好处。此外,凡当贝氏提到“巫鸿的中国同行”,其实
都是针对巫鸿书中具体内容有具体所指,并不能视为对整体中国考古学界
的挑战;而贝氏当然也不能代表“西方考古学家”——更无论什么“先锋”。巫
鸿教授的回答里,这个“幻想中的‘西方考古学家”’的说法很重要(重点号系
我所加),因为“西方考古学家”和所谓的“中国考古学家”一样,都是经不起
推敲的“幻想”结构:每一位考古学家,尤其是那些有自己的独立学术人格与
独立思想的学者,都是充满个性的个体,不能笼统地归于“中国”、“西方”这
样的大旗之下。“许多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问的合作计划,已经把国与国的
界线弄得日益模糊”(巫“答”,第285页)。而李零教授笔下充满感情色彩的
“人家”(“他们”)与“我们”的对立,虽然对于李教授本人来说也许是一种很
真实的“对抗”,但是在事实上恐怕是难以成立的。至于说“西方汉学”到底
是可以属于“我们”的还是完全属于“他们”的这个问题(李文,第214页,注
2),也因为巫教授所说的事实——“中国学者”加入“西方学者”的队伍,又培
养出大批人材在欧美院校里面任教(页数同上)——而需要重新界定“我们”
和“他们”的这个已经十分模糊、而且会越来越难以分清的范围。不是说,中
中目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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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三岔口”:身份、立场和巴比伦譬的惩罚 _一 一
国和美国的学术界不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学术语言,而是说:操持两
种不同学术语言者的身份十分混杂,不能用“中外学者”来概括之。换言之,
巫鸿认为“以‘传统史学’和‘考古眼光’来划分中外学术”“非常荒唐”,是非
常正确的看法,并不像李教授所言:是巫教授在面向英语读者时才有意强调
的东西(李文,第213页)。因为,治学方式的不同虽然是客观存在,但是这不
同是学者本人的取向决定的,不是学者的族裔与文化身份决定的。我们不
能用“中外”的对立,来总结不同治学方式的对立。学者毕竟是学者,不是也
不应该做一杆大旗下面的士兵。
呋 呋 呋
如果层层“误读”,都源自对自己与他人的文化身份的过度敏感,那么最
后一层误读,则源于那个古老的巴比伦塔带来的诅咒:语言的障碍。
通过仔细的比较阅读,我感觉贝氏书评译文似乎是渗透了翻译者个人
见解的翻译。虽然李零先生提倡“得其神”的翻译,但是,个别译文是否真能
够反映出原文的神理,似乎值得商榷。比如说贝氏在文章的第一节第二段
开始,指责巫鸿“由于巫鸿大话连篇,却一个定义也不下”,核对原文,说的本
来是:“Offered an assortment of challenging comments⋯”,这里challenging
comments的直译是“富有挑战性的评论”,在英语中是十分肯定的说法,没
有任何贬义,当然绝对不是“大话连篇”。自然了,贝全文之“神”的确是充满
恶意的无情批判,不过,这种恶意如此明显,似乎根本就用不着翻译者再添
油加醋了罢。作为翻译者,似乎也没有必要把其中少数肯定的
评价
LEC评价法下载LEC评价法下载评价量规免费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
用极难
听的贬义词翻译出来,以加重或在本来乌有之处创造原文的敌对语气,从而
“煽风点火”,加深贝氏的错误和本土学者对他的仇恨。还有一些诸如此类
的扭曲,比如说原文的“没有给出资料来源”被译成充满蔑视的“毫无根据”
(第九节批注之三),完全改变了问题的性质(“没有给出资料来源”是可以修
正的小瑕疵,而“没有根据”则是在学术上根本站不住脚的大过失)。这里就
不一一赘述了。
有意思的是,刻意加重敌对语气的翻译者有时却又忽视了英语中含蓄
或不那么含蓄的讽刺。比如说,第八节第六段第一句:“另外,他还引用过一
笼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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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沁
田晓摹
位研究者,即五十年前写书的苏波的话。”原文是“But the one researcher he
cites⋯”直译为:“但是他引用的唯一一位研究者”云云。这里的重点在于定
冠词the的使用——暗自表示“只有一位”。换句话说,贝氏除了指责巫引用
资料陈旧,还在讽刺巫教授引用的论据不够多。而在第九节最后一段,贝氏
引用了一个巫鸿教授原书中的陈述:“战争常与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和文
化的兴衰相伴随,也许并不总是如此(第70—7l页)”。随后加了一句评论:
“Indeed!”中译文为:“但其实,经常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这里的误译源于
翻译者不知道这个“Indeed!”乃是出自强烈的讽刺口气,类似“可不是!那还
用得着说!”而巫原文 “It’S perhaps no coincidence that wars were often
directly associated⋯”的意思其实应该是:“也许,战争常与某种占统治地位
的权力和文化的兴衰相伴随,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贝格利的一句 “可不
是!”旨在(断章取义地)嘲笑巫鸿说一些不言自明的事实,因为“战争常与
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和文化的兴衰相伴随”在贝氏看来当然不是 “巧
合”。
此外值得提出的是对一些简单陈述的误译,比如第二节第二段接近结
尾的地方,贝氏说“石头不仅用于宫室,也用于陵墓和神道石刻”,其实原文
不是“不仅”,而是“不”——“石头并不用于宫室,而用于陵墓和神道石刻”。
也就是说,可能翻译者把“not⋯but⋯”的句子结构和“not only⋯but also⋯”
混淆起来了,但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倒好像原作者连这样简单的艺术史
事实都不知道。在两段之后,“the vaNous concerns of the living”不是“生者
对死者的各种关心”,而是 “生者的各种关怀”(或 “生者所关心的各种问
题”)。第五节第三段“商代、西周或汉代的贵族,无论是他们的思想还是他
们的行为,其实都很容易区分”,原文的句子结构是“neither⋯nor⋯”,也就是
说,应该译为“都很不容易区分”。第十节“它⋯⋯反映了对比较研究的全面
渗透”,这里“全面渗透”的原文是“a systematic evasion”,即“有系统的回
避”。
还有一些漏译之处,说明翻译者或是疏忽,或是没有意识到漏译的字词
的重要性。如第一节第一段中,“他在导言中讨论了夏商周三代相传的九
中田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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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三岔口”:昙l|份、立场和巴比伦塔的惩罚 琴—一
鼎”,这里翻译者在夏商周三字之前漏了“supposedly”(“猜想上,想像上,被
推测的”)这个字。这个字很重要:它告诉我们作者并不真地相信九鼎是三
代相传的东西。另外,第一段开始引用的古英语诗句:“当暴君的头盔和荒
冢历尽沧桑/你才会找到你的纪念。”“你才会”后面遗漏了“在此”(in this)
二字——而这二字正是诗句的诗眼,因为它意味着当黄铜做的头盔和坟墓
都已被时间所消磨殆尽(spent),这两行诗句将成为你的纪念碑。这是诗人
在强调文字和文学的不朽。正是因此,贝格利才说“纪念物⋯⋯可以像诗句
一 样虚幻”。这些细节看似微小,但往往会妨害整个句子的文意,甚至扭曲
说话人的论点。如果这样的谬误发生在关键的句子里,会完全掩盖说话人
的真实立场。俗谚云:“细节里面有神明。”不管是在翻译的时候,还是在阅
读或诠释本国文学作品的时候,我都希望我们能够细而又细,尽量不辜负作
者的“文心”。
李零教授的文章里面,提到有些中国学者会嘲笑西方汉学家“话都说不
利索、字都认不全”。其实,中国人自己也不一定全都能认识所有的中国字
和说利索中国话——再说也要看是哪里的中国话:青海?湖北?广东?四川?
(这是不是也是在语言上对中国进行“瓜剖豆分”?)《圣经》故事里面,人妄想
通天,开始建造巴比伦塔,于是导致了上帝对人类野心的惩罚:加给人类语
言的分歧,使得大家彼此不能沟通,而造塔的计划也就此破产了。换句话
说:沟通的困难是人类最大的障碍;而无碍的沟通,却是可以使人类通天
的。
于是,翻译在跨文化交流里变得至关重要。语言毕竟是最基本的交流
手段:如果想和“西方同行”做详细讨论,那么,似乎双方都应该首先把根本
的交流工具掌握好才行。翻译不仅要求对语言的精通,也要求对另一个文
化的精通,才能准确地传达出语言所蕴涵的内容,促成不受文字阻碍的文化
交流。不过当然了,在文字障碍之外,有千万种方式可以产生误读,导致误
解和仇恨,我想,巴比伦塔的故事里面反映出来的忧虑,毕竟还是太天真
了。
正是因此,我觉得《中国学术》及时地发表这一组文章是一件好事,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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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蝎
— 霉 田啊摹
它精炼集中地反映出了一系列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文化
身份,学者与学术的独立性,翻译,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作为读者,
我想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只是像《三岔口》的看客那样,沉溺于武打的精彩,
甚至自己也加入武打,而应该保持一种批评的审视目光,以冷静的头脑,探
察一个现象的知性内涵。
中重学术
2000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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