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null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1、研究对象 2、主要问题 3、分析框架 4、研究方法 5、值得关注的问题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叫魂》一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的直接研究对象是一次社会上流行的巫术恐慌，以及由此产生的叫魂案的审理过程。孔飞力通过对一个离奇、恐怖的叫魂故事的精细描述以及对叫魂恐慌发生的社会、经济背景、民间信仰、大众心态以及政治体制的分析 ，最后来透视中国古典政治中皇权与官僚的关系。 其理论分析的着力点在于专制权力如何利用叫魂案这个“政治事件”来控制其下属，这些在君主专制权威下摸爬滚打惯了的官僚们又如何应对。他通过这个民间巫术故事最终要告诉我们的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孔飞力将它概括为官僚君主制）运作这样一个“政治学”问题。null《叫魂》从专制政治、官僚体系、社会结构、信息传递诸方面的深入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叫魂案何以从民间的心理恐惧到社会恐慌再发展成皇上的精神恐惧的社会背景。孔飞力认为：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这个权力皇上用来检验官僚是否忠心，官僚可以作为晋升或打击政敌的机会。对嫉妒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对皇上弘历而言，他的精神恐惧就是要通过这样莫名其妙的疯狂来验证官员对他的忠心来克服。null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孔飞力利用叫魂案取得了乾隆盛世的一个切面，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各阶层在社会中的地位角色，彼此间的关系，信息的传播等等问题尽显其中，也都成为对叫魂解释的一部分。孔飞力所做的是通过帝国晚期的民众生活反观政治结构及政治运作。主要问题主要问题中国是不是一个专制社会？专制权力是什么？ 君主专制权力与官僚常规权力之间的关系？ null该书采取一种“大叙事”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图景, 其中特别关涉到三种有代表性的社会层次或称之为社会力量, 他们分别为不同的利益、动机所驱使, 从各自不同的社会角色与经历出发, 对于“叫魂”事件采取了某种各取所需的解读与因应方式, 书写出所谓“叫魂”事件的三种版本：null第一个版本关涉到弘历皇帝的人格特征, 中国传统专制及其表现形式, 满汉文化的冲突, 皇权与官僚体制的常规运作之间的张力等； 第二个版本关涉到百姓们对于某种未知力量的恐慌及由此所引发的骚动, 以及骚动的背后所隐涵的下层民众难以把握自身命运的危机感和对于社会权力的渴望； 第三个版本则关涉到立足于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和维护社会生活的常规运作的官僚们, 在“暴民的狂怒易变和君主的反复无常”之间的穷于应付。 三个版本之间并不是相互孤立的, 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切入一个共同的主题, 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权力的分配及其相互限制。null 震动全国的“妖术”事件, 原是发端于一种无事生非的造谣中伤, 而其背后所隐涵的则是某种冤冤相报的社会敌意：在叫魂幽灵的发源地德清, 慈相寺的和尚们为把进香客从与他们竞争的那个寺庙吓跑而欲图挑起人们对妖术的恐惧。更有甚者, 他们虚构了一个容易为人们所相信的故事, 即一伙石匠试图用妖术来加害于自己的竞争对手。……县役蔡瑞为从萧山和尚们身上勒索钱文, 也编造出了可信的罪证。而一旦皇帝与官府发动大规模的清剿, “妖术”马上就变成了某种“扔在大街上的上了镗的武器”, 因为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和陷害他人, 成为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以得到的权力。于是乎, 诬告、栽赃、不断扩大的冤狱、谣言与小道消息、官吏的腐败与公众的歇斯底里、私刑与公堂上的逼供、人人自危与人人自保、弘历皇帝确信“妖术”只是“谋反”的幌子等,“太平盛世”下的深层次的体制危机, 似乎给人们以一种灾难性的暗示。 研究方法：政治史、整体史、自下而上的历史观 ——历史学的视野 研究方法：政治史、整体史、自下而上的历史观 ——历史学的视野 把它当作历史学作品的人，看到了他解构传统政治史，用社会史的眼光来谈政治的意义，从而真正做到了“自下而上”看历史，即从普通大众的角度、从共同心态的角度、从社会深层结构的角度来重新解读政治事件、制度、权力和意识形态。把它作为人类学作品的人认为它反映了西方学术的变化：即在讨论民俗、宗教或思想的时候，过去探讨的是它们本身的历史渊源、思维逻辑、产生与发展的原因等，而现在则是要透过这些现象去捕捉国家与社会关系之类的大问题。null新政治史和整体史。有学者认为孔飞力所写的“叫魂案”首先是整体史关怀下的叫魂案。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各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因而“只有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孔飞力所叙述的叫魂案就充分体现了这一整体史的精神。孔飞力以叫魂案为线索展现了社会各阶层对于叫魂妖术的不同解释和行为。比如它在百姓那里，起初的确只是与人的灵魂观念相关的一种巫术；但在君主看来，则是一种“政治罪”，或者说是一种可以用以整顿官僚体制的工具。孔飞力还进一步分析了这些解释和行为背后所暗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如此互成经纬，构建了妖术恐慌得以遍布全国的整体原因。尤其表现在他能够从一件发生于民间的叫魂巫术事件中解读传统中国政治体制的学术眼光上 。null年鉴学派的整体史观认为没有什么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是仅仅通过“它们本身的历史渊源，思维逻辑”就可以完全说明的。从而提倡用社会的、整体的视角分析历史，在这种史观的影响下，新政治史中的政治不再是自成一统的、唯一的历史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也不再仅仅是经济基础的产物，而是在社会网络中受多方制约同时又制约各方的一个纽结。过去对政治、经济、思想的严格划分在这张社会网中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正如我们在《叫魂》中看到的，许多原来不属于政治史研究范畴的东西纳人了政治史的视野，传统的政治史研究课题也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孔飞力的研究是置政治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分析，是社会史视野中的政治史，是一种新的政治史。null新政治史更多的是一种方法和角度上的转换。新政治史与传统政治史有根本的不同，是以社会史为范式的政治研究，是一种以总体史观和从下往上看的研究方法为指导的政治研究。因此，《叫魂》没有从政治制度中去分析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的消长，而是选择了一桩涉及民众、官僚和皇帝等等各方面的叫魂事件，展示两种权力的实际运作情况；从他们的心态和社会关系网络去解读这场被皇帝逼出来的妖术大清剿。 传统政治史是一种单纯的叙事史，而新政治史则是要解释“历史的意义”，而且这种解释立足于整体和综合。新政治史不再仅仅是描述的历史，而是分析的历史，解释的历史。从过程——事件中分析社会权力结构从过程——事件中分析社会权力结构传统政治史主要关注政治事件的描述和表层的分析，而新政治史则着眼于深入探讨掩藏于政治事件之下的社会关系。勒高夫在论及政治史的回归时曾这样讲到：“这是运用了新方法并且吸收了各门社会科学的成果而撰写的那类政治史的回归”，“新型的政治史在政治史的范畴内不再是政治的历史，而是政权的历史，不再关注那些大人物诸如国王和大臣是谁，而是探讨解释政权在何处，拥有权力的是谁，社会的权力在哪里。”null孔飞力认为，在清朝社会权力的构成中，普通民众处于一种无权无势的状态。这从人们施行妖术和提出妖术指控中可以折射出来。而处理叫魂案时，君主和官僚的不同态度则体现了官僚君主制内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的关系。孔飞力认为在中国制度下，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是很可能和平相处的，但二者往往都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君主一方面不得不用成文法规来约束官员，保证行政运行；另一方面又要尽量保持自身的特殊地位，超官员权力和自主性。中国中心历史观中国中心历史观进入八十年代以后, 美国方面的中国史和中国思想史研究至少有两个明显的转向: 一是由强调近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之间的断裂转向较为注重二者之间的连续性, 认为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及其走向说到底是与历史上中国社会自身的一些问题及其发展线索相关联; 二是由注重上层政治和精英文化转向较为注重不同社会阶层乃至不同社会区域之间的复杂关系。后一点与美国方面中国研究领域的社会史走向有关, 与此相联系, 有关研究中似乎更注重于历史事件的横向分析。 用孔飞力认为：这是一个看上去正值盛世的时代。但它的种种状况，是否已在黑色妖术的掩饰下发出了非如此便不能为人感知的关于未来的警告？时处十八世纪，倚仗武力而来的西方人尚未出现，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否已在为中国近代社会创造着条件？受困扰的社会（impacted society）受困扰的社会（impacted society）这是一个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並受社会道德不断堕落所困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怀疑他们可以通过辛勤工作来改善他们的境况。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令人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于是，人们会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並不惜牺牲他人，特别是弱者，来保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受困扰社会与专制政体受困扰社会与专制政体美国社会学者莱斯特．瑟罗认为，为反常的专制权力所搅扰的“受困扰的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已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加以解决，它需要的是“对损失进行分摊”。而对贫困的农业社会的人们来说，“损失分摊”是一种更为残酷的过程。孔飞力从一件帝国晚期发生的平常事出发，无情地揭开了“乾隆盛世”的伪饰，揭示其专制政治深处的严重危机，并且预示在这样的政治结构下，必将一次次引发更为惨烈的社会灾难和更为恐怖的社会疯狂。 而专制社会对信息传播的控制，又使得人们无法通过正常的信息渠道来作出自己的警示。专制对人的奴役剥夺，将产生这样的后果，即如毒品般难以解脱。因为很多情况下，习惯了无权无势的人只能靠“好”专制来维持。但是古今中外的无数事实证明，任何社会里如果忽略了个人的自由与权力，什么可怕的事都有可能发生。“没有什么能够伫立期间，以阻挡这种疯狂。”孔飞力在书的最后悲怆地断言。历史真是走得很快，也走得很慢！巫术在受困扰社会中的政治意义巫术在受困扰社会中的政治意义巫术这类东西长存于民间生活之中，构成日常活动的一部分，虽然它本身包含着某种颠覆性，但并不必然产生颠覆活动，只有在它被利用来进行颠覆现存秩序的时候，这种生活习俗才变成“超常”或“反常”的东西。为什么叫魂却偏偏引起了乾隆的大力清某些地方官的好大喜功要负一定责任，乾隆皇帝的小题大做是主要的原因，还有这一时期民间秘密社会的活跃也的确引起了统治者的警觉。作者发现，后来嘉庆朝和光绪朝发生的同样的事，却被统治者息事宁人地放过去了。那么为什么乾隆皇帝一定要实行这样的清剿呢？作者解释这是他把几次重大军事行动的失利带来的沮丧发泄到内部事务上的表现，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种对谋反和汉化的担优，以及对官僚体制运转失灵的愤慨。同时他认为，这次事件是“朝廷和民间的某种共谋”，因为“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使得满怀怨气的各色人等突然获得了一种权力、即利用“叫魂”罪名去恶意中伤他人。”由此，在这样的“受困扰社会”中，问题的解决需要“损失分摊”，即国家和民众都得分摊社会问题造成的损失。受困扰社会、民众信仰与社会权力配置的关系受困扰社会、民众信仰与社会权力配置的关系在孔飞力看来，叫魂故事在不同的阶层中有着几个不同的版本。在普通百姓中流传的是对妖术的恐惧。这种恐惧的产生首先是基于灵魂与躯体可以分离的传统观念，人们相信术师可以通过作法于其头发、衣襟、姓名等达到攫取其灵魂的目的。而对于妖术的信奉则又是同社会现实中的种种焦虑分不开的。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人口的向下流动。孔飞力指出：“一些晦暗不明的观念会伴随盛世应运而生，使人们把四处游荡的陌生人视作危险。”于是僧人和乞丐因其“污染”的特质和处于流动状态的陌生感而成为妖术指控的对象。而当君主把叫魂妖术上升到“政治罪”的高度并对此进行大肆清剿时，就在百姓中出现了大量诬告和冤案。孔飞力认为，这是“一个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里所遭到的一种道德报应”。“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的补偿’。 受困扰社会、妖术与民众的权力幻觉受困扰社会、妖术与民众的权力幻觉通过叫魂案，我们分明看到在盛世幌子下倍受因专制压迫、人口过度增长、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现实。在这样的社会里，皇上因权力的过分膨胀而陷于迷狂反常。而普通人则因权力的被剥夺而导致贫困匮乏，普遍处于一种无能状态，不相信也不可能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景遇。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的补偿。即使叫魂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人们依然普遍地相信，任何人只要有适当的“技巧”便可以通过控制别人的灵魂而招唤出阴间的力量。这实在是一种既可怕又刺激的幻觉，以之相对应的则是真实权力的或缺。 null妖术和妖术恐惧恰好触到了民间社会的这根神经。而官府发动的清剿则把作为一种潜在威胁的妖术恐惧变成了一种实在的生存斗争，把广泛弥漫社会的怨怨相报的相互敌视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相互攻击。下面这段精彩的引文就是这场全社会的歇斯底里的真实写照：一旦官府对妖术的清剿正式发动，人们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已经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强梁或懦弱，都可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成为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解脱。对任何害怕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任何想捞取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君主和官僚：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君主和官僚：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在传统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君主和官僚是同一制度中的两个方面。官僚的职责是维持帝国政治机器的日常运转，管理帝国的各级行政。官僚就其本性来说，倾向于按常规办事。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种倾向有助于政治的理性化发展，但其消极方面则是助长官僚主义的惰性。官僚制常规权力的发展必然对君主的专断权力造成威胁。在传统中国的制度安排中，君主的权力是专断的和绝对的，其职责是制定重大决策和对官僚机器进行控制。如果听任官僚制度朝常规理性（和惰性）的方向发展，君主就会逐渐丧失其决策和控制官僚的专断权力。成为官僚制度的傀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争论说，君主的专断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力是相互消长排斥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专制君主屈从于官僚理性化的常规。叫魂案与君主官僚制叫魂案与君主官僚制就对叫魂案件处理来看，其背景是维持社会治安、平息民众的“大恐慌”，或者是把乾隆帝自己臆测的可能发生的叛乱扼杀在萌芽时期，但它的实质内容还是皇帝对官僚的约束和控制。清代的官僚制度走到乾隆时代已经非常成熟了，在雍正帝时期，整顿财政体系，建立对边疆地区的行政控制，强化弹劾制度，并加强帝国通讯体系的机密性。经过一定的时间后，这些新举措再一次被充满智慧的官僚们敷衍得暮气沉沉。长久以来乾隆帝忧心忡忡的问题是官僚们正在被逐渐汉化、被江南毒化、被常规化，而这些会导致满族精神丧失。然而要想维持对官僚稳固、有序和可靠的控制，已经变得十分困难。 《叫魂》对皇权与官僚关系的反思《叫魂》对皇权与官僚关系的反思《叫魂》一书的主题是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的相互作用：官僚君主体制是如何利用在民间的事件来维持其自身的统治。孔飞力认为以往关于政治制度的研究把皇权与官僚权描绘成一种彼消此长的排斥关系，其中一种权力增长膨胀意味着另一种权力萎缩削弱，本书是通过揭示皇权如何使用政治罪使其权力凌驾于官僚常规权力之上，解释皇权与官僚权之间并非是相互消长的关系，他们自有和平相处之道。 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反思：官僚君主制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反思：官僚君主制“官僚君主制”表述的是中国历史上君主的专制独裁与官僚机器的常规职能之间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制衡、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从“专制”的意义上讲, 君主不是官僚机器的一部分；但是他又不得不依靠某些成文的法规来约束数目庞大的官吏和依靠官僚机器的常规运作来实行统治, 管理国家。那么, 君主又如何能够保持自身权力的自主性和至上性？如何能够做到在忙于处理大量的日常事务的同时, 避免自身“官僚化”？如何提防官吏们（特别是高层官吏）的上下勾结、串通一气、封锁消息, 使君主成为某种被架空的玩偶？这其中问题的关键似乎在于:：君主必须经常能够以某种非常规的方式介入官僚机器乃至打破官僚机器的常规运作。这些方式包括发展与某些官吏之间的个人关系, 培植心腹宠臣；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强化可以与官吏们（包括中层官吏）直接交谈的“陛见”制度；乃至于微服私访等。当然，最重要的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政治罪”的存在。 官僚君主制：皇权与官僚官僚君主制：皇权与官僚孔飞力描绘了皇权与官僚权的基本关系。皇帝用成文法规约束官僚，以确保他们在行政常规权力中办事，皇帝自身权力也容易被常规化。但是这套制度对官僚进行约束，同时皇帝也受到制约，即他也要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不可为所欲为。官僚正好可利用由法规赋予他们的行使权力范围的便利，为自己营造一座避难堡垒。也就是说，官僚按程序、规定办好份内之事，皇帝就不能把他怎样。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皇权因规章制度而萎缩，皇帝不得不时地启用专制权力对官僚常规权力堡垒进行冲击，迫使躲在其中的官僚按照皇帝的意愿兢兢业业为帝国服务，向皇帝效忠，而不是贪赃枉法，侵蚀帝国大厦的根基。 其他学者的研究其他学者的研究王亚南主要把“官僚政治当作一种社会体制来讨论”。研究官僚政治的经济基础、思想资源，以及对社会诸多方面的影响等问题。皇权与官僚权的关系在王亚南那里是一个不太受重视的问题。王亚南用经济基础分析法，探讨了皇权与官僚权的关系，并且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来形容这对关系：“中国皇帝的政治经济权力，一方面使他扮演为地主的大头目，另一方面又扮演为官僚的大头目，而他以下的各种各色的官僚、士大夫……就好像围绕在鲨鱼周围的小鱼，靠着鲨鱼的分泌物而生活”。王亚南认为皇帝和官僚本质相同，利益相同，所以并不十分关切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张力。 null  在《皇权与绅权》中，费孝通和吴晗就皇权是否有限有过争论。皇权有限与否的问题也可以还原成皇权与官僚权关系问题。费孝通认为皇权有两道约束：一是无为政治，使皇权有权而无能；一是绅士缓冲。但吴晗反对这种看法，他认为“虽然在理论上，在制度上，曾经出现过一套以巩固皇权为目的的约束办法，但是，都没有绝对的约束力量”。其实，皇帝和士大夫是否本质相同、利益相同，才是费、吴争论的关键。若不同，则有矛盾冲突，就会产生制约关系，如费孝通所言：“中国官僚并不分享政权的，他们和政权本来是处于敌对地位的”。若同，则无冲突，利益一致，皇权无约束。如吴晗所言：“士大夫是帮闲的一群，是食客，他们的利害和皇权是一致的。”而吴晗虽然未用经济基础分析法，但他的看法与王亚南的观点惊人的相似，认为皇帝和官僚是同质的。null皇权与官僚权的关系最终就形成了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以王亚南、吴晗为代表，认为皇权与官僚权没有冲突；另一种以费孝通为代表，认为两者有冲突。但随着对中国官僚政治体制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历代制度演变和行政决策等问题的逐步清晰化，后一种观点基本已被接受。同时两千年来专制社会的发展中，皇权与官僚权相比，是越来越强的。如周良宵在《皇帝与皇权》中特别指出：皇权在元明清时代有了极端恶性的发展。而郭成康也同样认为，清代“专制政体最大的结构性缺陷还是没有其他任何权力制衡的皇权”。因此，皇权与官僚权是有冲突的，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皇权逐渐压过官僚权，皇权越来越强。祝总斌认为，两千年的封建专制权力的发展是逐渐减弱的。他把皇权一分为二，一方面，“如就君主行使权力受到具体政治制度，特别是宰相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思想舆论的限制而言”， 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两千多年的总体趋势“是逐渐减弱”；另一方面，“至于君主专制权力，从一建立起，便是君主享有至高无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的权力。”这一方面两千多年来都一样，不存在增强与否的问题。祝总斌同样提醒我们，专制权力的运用与皇帝个人能力有密切关系，专制权力运用并不是常态。皇权与官僚权之间关系代有变化，不可一概而论。皇权对官僚体系的控制皇权对官僚体系的控制皇权对官僚的控制可分成常规控制和特殊控制。常规化的控制有：对行政失误制定明确的处罚措施；建立御史制度把所有官僚都纳入可被弹劾的范围内；实施三年考绩制度给官僚施政能力打分，藉此决定他们的政治命运。面对这种控制，官僚应运而生一套自我保护机制，他们凭借同党、同门、乡谊等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相互庇护，编织出一张保护网，结成利益同盟，让一切监督、弹劾失去力量。当皇帝无可奈何地意识到官僚制度中自己监督自己的举措已成画饼时，就必须亲自干预这项工作。他的办法可谓殚精竭虑：建立秘密特务系统，为自己提供多途径的信息渠道；与官员直接会面，对其进行现场考察；撇开吏部直接任命高级别官员，用个人关系（感情）笼络他们。这种专制权力的使用，最厉害的是把诸如暗含政治罪意味的叫魂案注入官僚行政体系中去，用它来冲击、激荡官僚体制中的种种“弊端”，重新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官场纪律。 “政治罪”与专制权力“政治罪”与专制权力对于任何一个王朝来说, “政治罪”都是与“谋反”联系在一起的, 而任何形式的“谋反”也都被说成是关乎社稷的安危。既然“政治罪”被定义为是旨在动摇和推翻整个王朝的根基（而不是如渎职和腐败那样只会影响该体制的运转效率）, 那么对于“政治罪”的处理就理应独立于官僚机器的常规运作之外。处理“政治罪”是君主而非官僚们的权力, 尽管它常常能够为官吏们的倾轧乃至更广大社会层面的排泄积怨提供可乘之机。在中国历史上, “政治罪”始终是君主手中的一张王牌, 后者得以利用、扭曲、夸大乃至于制造某些“事件”, 以“政治罪”的形式打破常规, 将整个官僚机器置于自己的威权之下。“政治罪”为专制君主提供了任意挥洒的舞台, 在这里官职的高低、能力的优劣、功劳的大小都难以成为官僚们自我保护的屏障。null在弘历皇帝那里, 1768年的妖术大恐慌正是扮演了“政治罪”的角色：弘历将各省官员们在缉捕妖首问题上的失职归咎于他们的怠惰、迟疑、对无能属下的姑息, 也归咎于江南的腐败以及官员们的忘恩负义。这些问题正是君主常年关注的焦点。叫魂案作为政治罪所带来的冲击, 为弘历创造了某种与官僚们直接摊牌的机遇, 我们看弘历围绕叫魂案写下的大量朱批, 这些朱批既关涉到对于所谓“妖术”的清剿, 更关涉到对于官僚的控制。在整个事件过程中, 弘历一直在抵制把政治问题化约为常规的行政问题。在他看来, 常规化与汉化是两个难以摆脱的幽灵, 而两个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问题, 因为对于满清政权来说, 常规化的官僚体制及其运作方式说到底是来自汉民族发达的江南文化, 历史悠久的江南官僚文化正是“腐败顽固, 朋党比奸, 懦弱虚伪”的罪恶渊薮。乾隆帝利用“政治罪”作为其随心所欲地运用“专制权力”的一种手段，借此机会摆脱“常规权力”的束缚，惩治他不喜欢的官吏以加强对官僚系统的控制。在处理叫魂事件的过程中，给了他一个整肃官僚系统的绝好机会。 政治事件与权力运作政治事件与权力运作 对叫魂这类案件的处理，一方面是帝国的职责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安排、规定人们在由关系构建的制度中的位置。君主需要这样具体的机会来强调他对官僚的支配，提拔他所赏识的官员，罢黜他认为不称职的。官僚也同样可以利用这样的事件驱利避害，使它们转化为新的权力和新的地位。如果没有把诸如叫魂案、水患、赈灾等等象征性事件当作燃料灌入帝国这部关系网络机器的油箱中，它就会停止运转，人们的权力和地位就要凝固。 专制政体下“治” 、“乱”循环的社会基础专制政体下“治” 、“乱”循环的社会基础总是试图通过某种非常的途径来获取“权力”, 这是一种缺少起码的社会公正和社会底层权力的极度匮乏所带来的病态社会。这种病态一旦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并找到了突破口, 就会酿成大的社会危机与动荡。问题在于, 就一般情况而言，“乱”并非如毛泽东所说成为社会改良和社会进步的必要手段, 而只是成为社会危机爆发和民众宣泄的一种形式, 因为人们于其中所唯一关注的似乎就是打破现有的权力结构与秩序。当然, 无论“乱”是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还是最终导致改朝换代, 也都会成为前车之鉴, 结果是中国历史就在民众造反和有人修复社会创伤或建立新的统治秩序这种“治” 、“乱”之间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