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不同政见者的政策和措施

政治與法律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06年8月號　總第九十六期 伴隨勃列日涅夫（A p e f m e b Kenmhd Hk|hw）執政始終的蘇聯持不 同政見者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人民群眾對政府的不滿和對改革的要 求，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黨和政 府工作中存在Z大量問題甚至是危 機。然而，蘇聯黨和政府卻把這些來 自社會的不同聲音看作是給社會主義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抹黑，是帝國主義思想顛覆蘇聯 社會主義制度的先聲，因此採取各種 措施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规划•建筑•景观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规划•建筑•景观软件质量保证措施下载工地伤害及预防措施下载关于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 壓制和打擊持不同政見者運動。 迫害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政策不僅嚴 重挫傷一部分公民的社會積極性，導 致蘇聯共產黨威信和社會主義吸引力 悄然下降，為蘇共喪失執政地位和蘇 聯解體埋下禍根，同時損害蘇聯和社 會主義的聲譽，為西方攻擊蘇聯社會 主義制度專制、獨裁、缺乏民主和言 論自由、侵犯人權提供了口實。 一　強化意識形態 　宣傳和控制 勃列日涅夫上台後，逐漸改變 了赫魯曉夫（U p sy e b Ml ` j h r ` Qepceebhw）時期的解凍方針，在意識 形態領域開始了加強控制的進程。在 勃列日涅夫等人看來，赫魯曉夫對斯 大林的批判以及他所發動的政治、經 濟改革削弱了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 念，導致各種反對社會主義的思潮萌 生，因而，加強政治思想宣傳工作和 高度強化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成為勃 列日涅夫時代的一個顯著特徵。 1966年11月，勃列日涅夫主持召 開了專門討論意識形態問題的中央政 治局會議。他在會上強調，應該清醒 地意識到過去十年蘇共意識形態工作 方面存在Z缺點，甚至可以說是嚴重 的錯誤。「我們都清楚地知道，在十 月全會前的十年以來，在這方面所犯 的錯誤並不比其他領域少，甚至還多 些。而最主要的是⋯⋯意識形態工作 中的缺點和錯誤可能給我們帶來無法 克服的危害。」1勃列日涅夫指出， 要盡快組織人員編寫一本代表當代最 優秀思想的歷史課本，作為教育人民 和揭示蘇聯社會美好前景的教科書。 他最後總結說：「對於意識形態工作， 對於宣傳工作，不能吝惜錢財⋯⋯也 不應吝惜時間和其他手段。」2 蘇聯對持不同政見者的 政策和措施 ● 郭永勝 勃列日涅夫上台後， 逐漸改變赫魯曉夫時 期的解凍方針，開始 加強意識形態領域的 控制，並採取各種措 施打壓持不同政見者 運動。這不僅嚴重挫 傷一部分公民的積極 性，也導致蘇共威信 和社會主義吸引力下 降，為蘇共喪失執政 地位和蘇聯解體埋下 禍根，同時損害蘇聯 和社會主義的聲譽， 為西方攻擊蘇聯社會 主義制度提供口實。 70 政治與法律 為了落實政治局會議加強思想宣 傳的精神，由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波 諾馬廖夫（Onmnl`peb）主編的《蘇聯共 產黨歷史》第三版1970年再版發行， 該書最突出的特點是刪除了1962年版 有關批判個人崇拜的主要內容，從而 為一步步恢復斯大林偉大統帥的地位 掃清了歷史障礙。蘇共中央除了要求 全社會不斷加強馬列主義理論學習之 外，在每次黨代表大會後都要展開強 大的宣傳活動。一向特別受到重視的 青年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在勃列日涅夫 時期也達到了它的頂峰。這一時期， 宣傳部門和一切有關的研究教學機構 出版了大量書籍，從各個角度不厭其 煩地討論如何在學生中加強政治思想 工作，甚至連怎樣在大學生宿舍中開 展思想政治工作都有人寫書論證。 從70年代起，大學的每個班級都設置 了固定的班主任，每個系每個年級配 備了專職的政治輔導員，每一所大學 都制定了自己的「大學生共產主義教 育綜合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對五年大學生活每一 周開展甚麼活動、由誰組織、由誰監 督、活動的具體內容等都有詳細明確 的規定。 在強化宣傳的同時，政府加大了 對意識形態的控制。「思想限制的範 圍擴大了，成為迫害對象的人數增加 了，社會的政治、精神和道德氛圍 明顯地變壞了⋯⋯在這一場仍在繼續 進行的政治思想鬥爭中，『合法性』的 界限和可以在體制內採取行動的範 圍變得愈來愈窄了，人們明確無誤 地知道不久前還准許說的話和曾在崇 高講壇上講過的話也被置於禁止之列 了。」3尤其是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 「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後，在意識形態 和文化領域開始實行「擰緊螺帽」的方 針，從國家安全委員會定期上報蘇共 中央政治局的報告能夠明顯地感到這 一點。 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謝米恰斯內 （B. Qelhw`qrm{i）在勃列日涅夫上台 不久就向政治局報告說4： 儘管蘇聯國內還不存在對現制度不滿 和建立有組織的反政府地下組織的現 象，但一些「反蘇份子」和社會大眾及 創作知識份子的聯繫大大加強了。反 叛者在廣大的知識份子當中獲得了同 情和道德上的支持，出現了有利於反 叛者發展的環境，很難把他們完全隔 絕或利用沉默的人牆包圍起來。 報告還進一步強調這些人不像以前的 地下活動者，他們具有更大的社會危 害，國家安全委員將加強對他們的監 控。 1968年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安德 羅波夫（^. @mdpnonb）在〈國家安全委 員會就青年學生的情緒呈蘇共中央的 報告〉中說，通過監控發現青年政治 思想工作狀況不容樂觀，黨的吸引力 明顯下降5： 對大學生來說，儘管有~各自不同的 特點，但是與黨格格不入的狀況是共 同的。黨對他們已不是最光明、最先 進的東西的化身。他們容忍這種黨的 存在，然而，呈現在他們面前的現實 卻完全不同。他們所接觸的周圍現實 中的共產黨員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 人，往往在才智和學識方面還不如一 般大學生，真正有原則的共產黨員很 少遇到。 1976年安德羅波夫在給蘇共中央 書記處的報告中則側重談了三年來監 控高校學生的情況6： 由蘇共中央書記處書 記波諾馬廖夫主編的 《蘇聯共產黨歷史》 1970年再版發行時， 刪除了1962年版批判 個人崇拜的內容，為 恢復斯大林的地位掃 清了歷史障礙。在勃 列日涅夫時期，青年 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受 到高度重視，宣傳部 門教研機構出版了大 量書籍，從各個角度 討論如何在學生中加 強政治思想工作，甚 至連怎樣在大學生宿 舍中開展思想政治工 作都有人寫書論證。 論蘇聯對持不同 71 政見者的政策 在青年學生中三年之內發生了 324次不良表現，參加的人有4,406人 ⋯⋯其中居主導地位的為高年級大學 生（三至四年級1,447人）。 文科學校的學生參與不良行為的 要比技術學校學生多。文科學校的學 生佔34%，技術學校的佔28%⋯⋯ 發表誹謗性、蠱惑性、修正主義 和其他政治上有害的意見，作為不良 表現的一種形式，在數量上和參與的 人數方面都是最普遍的。 報告還Z重指出，大部分政治上 有不良表現的學生直接受到來自國外 思想的影響，如收聽外國電台廣播， 閱讀走私報刊和書籍，與敵視蘇聯 的外國人通信和接觸，以及秘密閱 讀一些在國外流傳的蘇聯持不同政見 者的私下出版物等。報告提出，應該 繼續加強揭露並取締對青年企圖施 加影響的各種組織，加大力度預防犯 罪、預防政治上有害的不良表現的 發生。 與此同時，政府通過各種文化團 體和協會以及出版檢查機構來強化社 會監控的職能，黨領導的社團組織逐 漸演化為黨和政府控制知識份子的 工具。60年代後半期到80年代初期， 蘇聯黨和政府對知識界一些作家、 藝術家、學者和文化人士的處分往 往是首先開除出作協和其他協會， 然後才是其他處分。由於社會團體 和各種協會與黨的機構一起控制Z大 多數出版、評獎、出國及晉升的途 徑，它的權力是很大的。兒童文學 家利季婭（Q. Khrh_）因為公開聲明反 對審判在國外出版書籍的作家西尼亞 夫斯基（@. Qhm_bqjhi）和達尼埃爾 （^. D`mh}k|）而被作協開除，她在 最後一次出席的作協會議上痛心地 指出7： 今天你們對我的判決是對一個作家的 最嚴厲的懲罰——在文學中不復存 在⋯⋯你們有權讓一個作家不復存在 或從未存在過。報刊和出版社掌握在 作協主席團和書記處手中⋯⋯如有人 說話不符合當前的觀點，便被宣布為 反蘇份子；如果外國人批評我國不好 的地方，便宣布他干涉我國內政。你 們就是這樣領導的。 　　也正是這樣，索爾仁尼琴（@ . Qnkfemhv{m）才在〈致全蘇作家代表 大會的信中〉強烈要求「在作協章程 的二十二款中應該明確表述，作協將 保證為自己的遭受誹謗和不公正迫害 的會員提供所有的保護，保證杜絕違 法現象的再度發生」8。 從上述來看，勃列日涅夫時期蘇 共中央相當重視意識形態的工作，希 望通過正面宣傳和控制來削弱持不同 政見者產生的土壤，黨和政府制定了 一系列強化思想宣傳的措施和政策， 但收效甚微。這一方面與勃列日涅夫 執政以來恢復斯大林主義以及經濟長 期停滯和政治體制僵化教條有關；另 一方面又同思想政治工作缺乏針對 性，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盛行密不可 分。儘管政治局年年研究意識形態問 題，次次都強調它的重要性，但對社 會形勢和人們價值觀念趨向的變化卻 視而不見，一直拿不出一套切實可行 的政策和舉措，即使是通過的決議和 措施大多也沒有得到執行。「蘇聯科學 院社會學研究所對蘇聯部長會議通過的 決議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令人震驚， 實際執行的決定不超過十分之一。」9 勃列日涅夫時期，蘇 共希望通過正面宣傳 和控制來削弱持不同 政見者產生的土壤， 黨和政府制定了一系 列強化思想宣傳的措 施和政策，但收效甚 微。這一方面與勃列 日涅夫執政以來恢復 斯大林主義以及經濟 長期停滯和政治體制 僵化有關；另一方面 又與思想政治工作缺 乏針對性，形式主義 和官僚主義盛行密不 可分。有研究發現， 蘇聯部長會議通過的 決議，實際執行的不 超過十分之一。 72 政治與法律 二　「思想顛覆」罪名與建立 　 主管知識份子工作的克 　　格勃第五局　　　 持不同政見者運動是勃列日涅夫 執政時期一個久拖不決的重要政治問 題，黨和政府為了解決它費盡心機， 在強化思想意識形態宣傳和控制的同 時，積極展開所謂的「思想鬥爭」，即 反對持不同政見者的鬥爭。 勃列日涅夫就持不同政見者問題 專門指出bk： 他們進行反蘇活動，違背了法律，因 而在國內得不到支持，於是轉而尋求 國外的支持，乞援於帝國主義的顛覆 中心——煽動和情報中心。我國人民 要求把這樣的活動家——如果可以用 這個字眼來稱呼他們的話——當作反 社會主義份子，當作反對自己祖國的 敵人，當作帝國主義的幫凶，即使他 們不是真正的特務。 　　在實際工作中，黨和政府也總是 把持不同政見為完善社會主義而提出 的批評看作是反對社會主義的活動。 從蘇共中央政治局的絕密文件中我們 可以看到如下內容bl： 「持不同政見者」對社會主義的「批評」 實質上是否定社會主義，是同蘇維埃 社會主義制度、同共產黨人進行鬥爭 的一種方式。這種「批評」在行動上正 在變為有組織的、受帝國主義操縱的 反蘇活動。 同時，絕密文件還進一步論證 到bm： 「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和國際階級鬥 爭的發展密切相互聯繫還可以從下述 事實得到證實。在這些人中間，有一 部分是在60年代中期、也就是在帝國 主義推出「軟化」社會主義的口號的緩 和時期宣布自己是蘇維埃制度的各色 的敵人。他們在那個時候（包括現在）對 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提出的指責 正是資產階級的宣傳家們曾經和正在 提出的那些指責。他們的要求也和西 方國家「軟化」社會主義的要求相類似。 60年代中期，面對日益高漲的要 求民主和言論自由，保障憲法賦予公 民的權利能夠切實得到履行的持不同 政見者運動，蘇聯政府和安全部門迫 切須要利用法律措施來加大打擊力 度。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思想顛覆」 這個概念開始出現在俄羅斯聯邦刑法 條文的說明之中，主管知識份子工作 的克格勃第五局也應運而生。從1966年 6月8日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和蘇聯總 檢察長致蘇共中央委員會的絕密報告 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方面的材料bn： 最近幾年國家安全機構加強關於 注意和制止有損國家的犯罪行為的預 防工作，它的數量一年年在不斷減 少。在這一工作進程中，主要政權機 構不得不面對現實矛盾，一些活動具 有很大的社會危險性，然而，按照現 行刑事法律條文又不受懲罰。 下述現象就屬於此例：製作和傳 播沒有破壞目的，或者是削弱蘇維埃 政權的傳單和一些帶有污衊和攻擊蘇 維埃國家政權性質的書面文獻，而其 中某些形形色色的反社會份子還企圖 利用蠱惑性的藉口，組織集會、遊行 和公開講演，反對政府和社會機構的 個別措施。 ⋯⋯我們的法律沒有預見到這種 沒有破壞目的和削弱蘇維埃政權的故 蘇共中央政治局的絕 密文件指出：持不同 政見者的批評實質上 是否定社會主義，並 正在變為受帝國主義 操縱的反蘇活動。60 年代中期，面對日益 高漲的持不同政見者 運動，蘇聯政府和安 全部門迫切須要利用 法律措施來加強打 擊。正是在這種背景 下，「思想顛覆」這個 概念開始出現在俄羅 斯聯邦刑法條文之 中，主管知識份子工 作的克格勃第五局也 應運而生。 論蘇聯對持不同 73 政見者的政策 意活動的重要性，這具有巨大的社會 危險性。 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很 快就頒布了專門針對持不同政見者的 刑法增補條令bo： 增補俄聯邦刑法第九章關於反社 會秩序罪190條1；2；3如下： 190條1，傳播明顯的虛假謠言， 誹謗蘇聯國家和社會機構罪。 190條2，侮辱蘇聯、俄聯邦以及 其他加盟共和國國徽、國旗罪。 190條3，組織或者積極參加違反 社會秩序的有組織活動罪。 新增加的俄羅斯聯邦刑法190條 內容具有很大的伸縮性和模糊性，而 且，判罪的依據更側重於行動可能帶 來的後果方面，「任何批評、聲明或 者是出版物思想上對蘇維埃國家和 制度有害，就可以追究刑事責任。」bp 第190條第三款懲罰的依據不是因為 參與團體行為本身，而是看其是否 違反了社會秩序，不服從政府代表 人員的要求，干擾交通運輸和企事 業單位正常工作等內容，至於其是 否符合憲法要求則無關緊要。這樣 一來為執法機構隨意解釋法律條文， 迫害持不同政見者留下很大的空間。 俄羅斯聯邦刑法第190條還進一步規 定bq： 為了顛覆和削弱蘇維埃政權，進行危 害國家的罪行而從事的煽動和宣傳， 或者出於同樣的目的，書面散布誹謗 蘇聯政治和社會制度的謠言，以及傳 播、準備和保存有這種內容的文藝作 品。凡違反者將被判處七年以下監 禁，外加五年以下的國內流放。 以上這些內容不僅僅出現在俄羅斯 聯邦刑法中，其他加盟共和國刑法 中也有同樣的內容。正如科茲洛夫 （B. Jngpnb）評述的那樣：「中央政權 機構終於創造性地找到了在政治形勢 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對付人民不滿的 方法，因為這些不滿都是通過符合憲 法原則的要求表達的。」br 「思想顛覆」這一概念正是在說明 上述法律條文的蘇聯法律文獻和俄羅 斯社會主義聯邦刑法典中出現的。 「它是指那些用於人們的思想感情的 手段，其目的在於破壞、損害和削弱 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影響，在於削弱 和分裂革命運動、民族解放運動和社 會主義制度，並且是通過合法的或非 法的途徑利用誹謗性的、偽造的、或 者是帶有傾向性的材料去實現，以造 成意識形態方面的損失。」bs 為了加強同所謂的「思想顛覆」活 動進行鬥爭，反對持續不斷的持不同政 見者運動，1967年7月3日國家安全委員 會主席安德羅波夫向蘇共中央提出組 建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五局的請求bt： 在敵對的意識形態影響下，一部分政 治上不成熟的蘇聯公民，尤其是知識 份子和青年當中，正在形成不問政治 和虛無主義的情緒，這不僅有可能被 明顯的反蘇份子所利用，也有可能被 喜歡在政治方面胡說八道、煽風點火 的人所利用，以促使這類人採取政治 上有害的行動。有鑑於此，我們建議在 中央和地方建立一個國家安全委員會 的獨立部門，其任務是組織反間諜工 作並與境內的思想顛覆活動作鬥爭。 政治局批准了安德羅波夫的建議， 7月底克格勃的一個新部門——第五 局就組建完成。 1967年7月3日國家安 全委員會主席安德羅 波夫向蘇共中央提出 組建國家安全委員會 第五局的請求。政治 局批准了他的建議。 第五局初期大約有二 百多人，60年代下半 期，大量資金投入到 秘密政治監控之中。 1967年克格勃一年當 中招募了24,952個新 情報員，超過當年揭 露出的持不同政見者 人數的二倍還多。 74 政治與法律 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五局初期大約 有二百多人，但隨Z與持不同政見者 的鬥爭擴大，成員和組織機構不斷膨 脹。「60年代下半期，大量資金投入 到秘密政治監控之中。1967年克格勃 強化了自己偵察機構的工作，在一年 當中招募了24,952個新情報員，佔全 部情報員的15%，並超過當年揭露出 的持不同政見者人數的二倍還多。」ck 科茲洛夫在〈造反：蘇聯赫魯曉夫和 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持不同政見者〉一 文中，根據最新檔案材料推算出，在 60年代結束時期，「整個克格勃情報 機構大約有16.6萬人，這遠遠超過了 蘇聯人民所了解的克格勃情報員無所 不在的傳統想像。但只有這樣才能滿 足控制對當局來說有危險趨勢的社會 階層和團體組織。」cl而且，為了監督 人們的思想和情緒，黨的領導愈來 愈經常訴諸特殊手段進行這種調查 工作的專門機關。阿馬利里克（@ . @l`k|phj）在《蘇聯能生存到1984年 嗎？》（Will Soviet Union Survive Until 1984?）一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開始 時，當局花費很大的氣力迫使大家沉 默，不要公開表達自己的意見，而後 又花費大量精力去了解人們究竟在想 甚麼，以及他們想要甚麼。」cm這種調 查和控制的任務主要由國家秘密機關 安全部門來承擔，這一方面造成了國 家安全機構不正常的膨脹，另一方面 又使缺乏民主的現象繼續存在下去。 思想顛覆罪名的設立和俄羅斯聯 邦刑法190條的增補，以及國家安全 委員會第五局的成立，是勃列日涅夫 時期政府與持不同政見者作鬥爭的重 要舉措之一，它不僅為國家安全機構 懲罰持不同政見者運動提供了所謂的 法律依據，同時也為強力機關迫害不 服從的公民大開方便之門。 三　政治施壓、分化瓦解 和逮捕關押　　 由於持不同政見者的許多活動從 法理上講並不違反蘇聯憲法，這給執 法機構處理持不同政見者問題增加了 難度，特別是70年代中期《赫爾辛基 協議》簽署後，還面臨Z國際社會保 護人權的壓力，因此，國家安全機關 在處理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問題時，力 圖通過行政手段和一些其他措施，盡 量減少公開審判，避免激起國內外的 強烈反應。 政治上施加壓力、分化瓦解是政 府對付持不同政見者常用的辦法。持 不同政見者首先面臨的是開除黨籍， 開除出各種專業協會，開除工作的危 險。加蘭斯科夫（^. C`k`mqjnb）和金 茲伯格（@. Chmgaspc）這兩位大學生， 因為編輯和散發有關審判在國外發表 文章的西尼亞夫斯基等人的材料而被 政府判刑。「凡是在要求審判加蘭斯 科夫和金茲伯格時遵守法律的各種請 願書上簽名的人，在一個月內就有 15%的人被單位解僱，而且所有的蘇 共黨員都被開除出黨。」cn因為不同政 見而被開除公職的人，很難再找到工 作。因此，儘管許多人對政府鎮壓捷 克「布拉格之春」的政策不滿，但真正 敢於站出來公開自己主張的人畢竟還 是少數，至於到莫斯科紅場遊行示威 的人更是微乎其微。 政治上施加壓力的措施多種多 樣，除了開除黨籍、公職之外，收回 住房、取消莫斯科居住的權利，甚至 可以用「寄生蟲」生活方式（不勞而獲） 的名義把不同政見者遣送到邊遠地區 管制勞動二到五年。寄生蟲懲罰措施 「既可以消滅失業，補充邊遠地區的 勞動力，又可以清除城市中的『反社 由於持不同政見者的 許多活動並不違反蘇 聯憲法，國家安全機 關在處理持不同政見 者問題時，常常力圖 訴諸行政手段和其他 措施，盡量減少公開 審判，避免激起國內 外的強烈反應。除在 政治上施加壓力之 外，政府常用的辦法 是開除黨籍、公職， 收回住房、取消莫斯 科居住的權利等等， 甚至可以用「寄生蟲」 生活方式的名義把不 同政見者遣送到邊遠 地區管制勞動。 論蘇聯對持不同 75 政見者的政策 會份子』。這個命令也是一種方便的 手段，可以用來鎮壓不合心意的知識 份子」co。這是克格勃懲罰一些持不同 政見的自由作家和畫家常用的做法。 1987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布羅茨基 （Apndqjhi）就曾被列寧格勒法庭以 「寄生蟲生活方式」的罪名，判處強制 改造勞動五年。 對薩哈羅夫（@. Q`u`pnb）院士的 處理就是政治上施加壓力的一個典型 事例。薩哈羅夫是蘇聯氫彈之父，由 於支持和參加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 特別是1970年參與創建蘇聯人權委員 會後，國家安全委員會就進一步加大 了對他的政治壓力cp： 最近以來，西方的宣傳機構為了達到 反蘇目的愈來愈廣泛地利用薩哈羅夫 院士的信件和「專題論文」。薩哈羅夫 發表了他的意識形態上有害的論文 〈關於進步、和平共處和思想自由的 思考〉後在西方成了名人。敵人的意 識形態顛覆中心積極利用薩哈羅夫的 名字，把他當作蘇聯存在的所謂「反 對派運動」的最重要代表。薩哈羅夫 顯然對資產階級的宣傳工具這樣介紹 他感到高興，他一直不斷地為維護像 布科夫斯基（B. Asjnbqjhi）、羅伊． 麥德維傑夫（Pni. Ledbedeb）等反社會 的份子而發表各種抗議和信件⋯⋯薩哈 羅夫反社會的活動客觀上日益同敵人 意識形態中心的破壞活動結合在一起 了。在這種情況下產生了對薩哈羅夫 的行動作出公正反應的必要性問題。 1973年9月6日，蘇共中央書記處 通過了「關於薩哈羅夫反社會的活動」 的長篇通報，開始掀起大規模批判薩 哈羅夫的高潮。報刊上發表了大量各 行各業聲討薩哈羅夫的文章，其中尤 以四十位蘇聯科學院院士的公開信比 較著名cq： 薩哈羅夫近年來不在積極參與科 學工作，並發表一系列關於蘇聯政府 及內外政策的聲明。不久前在莫斯科 接受外國記者採訪並在西方報刊上發 表的訪談中，他竟然反對蘇聯緩和國 際緊張局勢並在全世界積極推進緩和 的政策。 這些觀點嚴重地危及追求進步的 全人類的利益，而薩哈羅夫企圖以嚴 重歪曲蘇聯現實狀況及未經證實的批 評社會主義秩序來自圓其說。他在自 己發表的言論中竟然表示擁護帝國主 義反動陣營反對我們提出的國家間和 平共處、科學及文化合作，以及推進 世界和平的政策。薩哈羅夫的言論已 經淪為帝國主義反對蘇聯和其他社會 主義國家的工具⋯⋯ 不僅如此，黨的機關還多次要求 科學院剝奪薩哈羅夫的院士頭銜並開 除其公職，但由於擔心無法通過按科 學院章程須進行的不記名投票而不了 了之。 1975年10月，薩哈羅夫獲頒諾貝 爾和平獎後，蘇聯政府在國內外再一 次掀起批判他的新浪潮。1979年12月 蘇聯入侵阿富汗，薩哈羅夫發表公開 信，希望「蘇聯和阿富汗游擊隊立即 停止軍事行動，並簽訂停戰協定⋯⋯ 在聯合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參與下 確保阿富汗的中立、和平與獨立」cr。 政府很快就發布了「關於把薩哈羅夫 從莫斯科驅逐到一個不能同外國記者 接觸的地方的決定」cs，把其流放到高 爾基城。 這種連篇累牘地迫使人們去批判 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行為，不僅在國 1975年，薩哈羅夫獲 諾貝爾和平獎後， 蘇聯政府再一次掀 起批判他的新浪潮。 1979年12月蘇聯入侵 阿富汗，薩哈羅夫公 開呼籲蘇聯和阿富汗 游擊隊停戰，很快就 遭到流放。而這種不 斷地迫使人們去批判 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 行為，嚴重地毒化了 國內的政治氣氛，扼 殺了文學藝術界、社 會輿論界、一般知識 界和一切善於思考的 人的積極性。 76 政治與法律 外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而且嚴重 地毒化了國內的政治氣氛，扼殺了文 學藝術界、社會輿論界、一般知識界 一切善於思考的人的積極性，使業已 惡化的政治環境更趨嚴重，被批判的 人和批判他的人同樣受到嚴重傷害。 阿爾巴托夫（@. @pa`rnb）院士曾痛心 地寫到ct： 對於許多人來說，甚至對於不是迫害 的直接犧牲者說來，同持不同政見者 作鬥爭意味~嚴重的人身傷害。通常 的做法是迫使著名的科學家和文藝活 動家簽署公開信，尖銳批評引起不滿 的科學活動家、作家和藝術家。拒絕 簽字的將遭到不幸——有時這等於是 罷黜他們的第一步。同意簽字的，則 會遭到同事和朋友的蔑視⋯⋯這些做 法更嚴重地毒化了社會空氣，毒化了 人們之間的關係。 逮捕審判和關押是政府懲罰持不 同政見者最常用的另一種方法，尤其 是在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初期，國家 安全委員會更希望通過這一措施起到 震懾作用。 1965年9月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 逮捕了在國外發表文章的西尼亞夫斯 基和達尼埃爾，分別判處二人七年 和五年徒刑。1967年又因為編輯並在 西方出版有關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 埃爾案件訴訟材料《白皮書》，逮捕 審判了金茲伯格、加蘭斯科夫、拉什 科娃（B. K`xjnb`）和多勃羅沃里斯基 （@. Dnapnbnk|qjhi）。而後又逮捕並 審判了發起聲援支持金茲伯格等人 的鮑戈拉茲（K. Ancnp`g）和李維諾夫 （O. Khrbhmnb），以及反對蘇聯鎮壓捷 克「布拉格之春」而遊行示威的人。每 一次逮捕審判持不同政見者總會激起 新的一輪抗議簽名，對抗議簽名者的 警告、開除公職和其他制裁，又引發 更大、更廣泛的社會反響，又有更多 的人參加到反對政府審判的簽名和遊 行示威活動中來。 一批哲學家在給蘇共中央的信中 寫到dk： 蘇維埃國家的歷史上，還從未有 過作家因撰寫和出版（在國內或國外） 反蘇維埃、反國家的文藝作品，被控 從事反蘇維埃、反國家的活動而遭到 逮捕和公開審判的情況⋯⋯ 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案 件⋯⋯給我們的制度，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意識形態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 造成的損害，遠遠超過某個私人的任 何反蘇作品，因為作品畢竟是作品， 而事實畢竟是事實。 一百五十名烏克蘭知識份子代表在 給勃列日涅夫的信中更直接指出dl： 被告被指控為有罪的言論和他們所捍  的觀點，絲毫沒有反蘇維埃的性 質，而僅僅是批評我國社會生活中的 個別現象或者批評明顯背離社會主義 理想和公然破壞正式宣布了的準則的 行為⋯⋯近幾年來進行的政治訴訟案 已成為鎮壓持不同政見者的一種形式， 成為鎮壓公民積極性和社會批評的一 種形式，因為這種批評對於任何社會 的健全來說都是必要的⋯⋯我們呼籲你 們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全部權力，使法 院和檢察機關嚴格遵守蘇聯的法律。 西尼亞夫斯基曾經回憶說dm： 俄國知識份子這種典型的內疚感使他 們意識到自己的責任，使他們有了說 逮捕審判和關押是政 府懲罰持不同政見者 最常用的方法，但每 一次逮捕審判持不同 政見者，總會激起新 一輪的抗議，引發更 廣泛的社會反響。一 百五十名烏克蘭知識 份子在給勃列日涅夫 的信中指出：被告僅 僅是批評我國社會生 活中的個別現象，或 者批評明顯背離社會 主義理想和公然破壞 正式宣布了的準則的 行為。這種批評對於 任何社會的健全來說 都是必要。 論蘇聯對持不同 77 政見者的政策 真話和獨立思考的勇氣。他們拒絕在 國家面前認罪，所以不再是忠實的臣 民，而只成了一個人，一個獨立的 人⋯⋯在蘇聯所有的重大政治審判 中，被告都認罪，已成了一種慣例， 被告稱自己為「人民的敵人」。持不同 政見者打破了這種壞傳統，證明人就 是人，而不能抽象地被分為「人民的 朋友」和「人民的敵人」。 而克格勃卻千方百計迫使他們承認自 己有罪。 1973年夏天，在公開的記者招待 會上承認自己有罪，而且出賣了近六十 名持不同政見者的克拉辛（B. Jp`qhm） 在其自白書《法庭》中記述了安德羅 波夫如何威脅利誘他和雅基爾（O . _jhp`）的情況：「你同雅基爾立了不 少功勞⋯⋯你們是否考慮一下在記者 招待會上在外國記者面前講講話？他 們寫了多少關於你們案件的謊言。應 該洗一洗他們的腦子。要讓西方知 道，你們在法庭上講的話不是被迫 的，而是自願的。」dn 最後克格勃的目的達到了，蘇聯 的報刊雜誌也進行了大量的宣傳和報 導，但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很少有人 相信雅基爾和克拉辛的悔過是真誠 的，大家都看到了他們二人和政府在 道德與政治上的骯髒性，甚至有人懷 疑他們二人本來就是克格勃的間諜。 一個在勞改營度過十年的持不同 政見者通過觀察，得出一個有趣的發 現do： 近年來大多數被送到勞動營的都是個 性比較脆弱的人，當局希望他們屈膝 投降，幡然悔悟。而實際上，當局往 往也能如願以償，他們沒有把那些被 認為是「死不悔改」的人抓進勞動營， 而是採用其他的鎮壓手段，近幾年來 主要是強迫這些人移居海外。 也就是說，克格勃在鎮壓持不同政見 者的措施上也總結了經驗，吸取了以 前的教訓，更多地在於防範或者採取 一些社會影響較小的懲罰方法。 四　精神病院和驅逐出境 為了避免公開審判所帶來的不利 局面，克格勃經常利用精神病療法迫 害持不同政見者，其做法主要有以下 幾種： 第一，把一些對政府不滿或者是 一些對社會沒有危害但是想法不切合 實際的人，直接宣布為精神病患者， 不顧本人和家屬的反對，強行關入精 神病醫院接受治療，從而迫使受害者 放棄自己的想法，不去進行所謂的反 社會活動。 第二，先把某些要迫害的人逮 捕，宣布他們違反了《俄羅斯聯邦刑 法》第70條或第190條的規定，然後由 法院起訴並立即進行精神病學鑑定。 通過精神病鑑定宣布該人為無責任能 力的人，這樣法庭就可以在被告人缺 席的情況下進行不公開審理，判決將 其送入精神病醫院強行治療。 許多這類案件的精神鑑定都是在 克格勃直接操縱下進行的，鑑定結果 完全取決於法院的需要。有時這類鑑 定甚至荒唐到法庭都不能認可的地 步。例如對拉托維亞集體農莊主席 伊．雅希莫維奇（H. _uhlnbhw）的鑑定 書竟然出現這樣的字句：患者「『把公 共的事情看得高於個人的事情』、『認 克格勃經常利用精神 病療法迫害持不同政 見者，主要做法有以 下幾種：第一，把一 些對政府不滿的人宣 布為精神病患者，強 行關入精神病醫院。 第二，先逮捕某些要 迫害的人，然後宣布 他們違反了刑法，再 由法院起訴並立即進 行精神病學鑑定，宣 布該人為無責任能力 的人。這樣法庭就可 以在被告人缺席的情 況下進行不公開審 理，判決將其送入精 神病醫院治療。 78 政治與法律 為自己應該把生命獻給共產主義的理 想』、『留大鬍子』、『認為盟國軍隊進 入捷克斯洛伐克是侵略』等等」dp。 蘇軍退役少將格里戈連科（O . Cphcnpemjn）案件是第二種鎮壓方式 的一個典型事例。1964年格里戈連科 因為組織「為恢復列寧主義而鬥爭聯 盟」而被關入精神病醫院。1965年出 院後，他不僅積極支持克里米亞韃靼 人返回家園的鬥爭，而且，還籌劃成 立人權組織。1969年5月7日他為此被 捕，法醫鑑定其為精神錯亂症，送往 神經病醫院接受「治療」。格里戈連科 對鑑定的公正性提出這樣的疑問： 「我相信，克格勃的影響遍及整個謝 爾比茨基法醫研究所的任何活動⋯⋯ 這就產生了這樣的問題：如果檢察官 和鑑定人都在一個人的領導下，而且 他們彼此又受軍紀的約束，一封精神 病鑑定書能夠客觀嗎？」dq 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安德羅波夫 完全了解格里戈連科的真實情況，但 公開審判他必然會激起國內外強烈的 反響，因此只好利用精神病藉口把他 關起來，進而勸其出國。正是出於如 此考慮，克格勃才不惜通過中間人勸 說不願出國的格里戈連科到美國其兒 子那5治病，1977年11月24日安德羅 波夫為此還專門給蘇共中央寫了一個 報告。 克格勃對若列斯．麥德維傑夫 （F. @. Ledbedeb）的迫害是按第一種 鎮壓方式進行的。若列斯．麥德維傑 夫在國外出版了幾本有關批判李森科 （Rpnthl Demhqnbhw K{qemjn）的書， 並對蘇聯生物學發展提出自己的一些 看法。60年代後期，他的兩本政論性 著作《科學家之間的國際合作與國界》 和《法律保護秘密通信》在私下出版物 上廣泛傳播，引起克格勃的注意。 1970年5月29日若列斯．麥德維傑夫 被從家5強行抓到卡盧加精神病院， 主治醫師利甫希茨（Khtsxhdq）認為 他有二重人格現象，「他是個生物學 家，可同時他又總是做許多和他的直 接責任完全無關的事情。再說，他總 是對某些事情感到不滿，總想對某些 事情進行鬥爭。」dr但由於國內外著名 科學家和文化界人士的強烈抗議，尤 其是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的抗議信 引起國內外一時的轟動，二十天後若 列斯．麥德維傑夫被釋放。 驅逐出境乃是制裁持不同政見者 的另一措施。70年代中期，尤其是在 「歐洲安全和合作會議」談判期間， 蘇聯開始迫使大量持不同政見者伴 隨Z猶太人移民潮流亡西方。馬克 西莫夫（B. L`jqhlnb）、涅克拉索夫 （B. Mejp`qnb）、戈爾巴涅夫斯卡婭 （M. E. Cnpa`mebqj`_）、阿馬利里克、 金茲伯格、西尼亞夫斯基、圖爾欽（B. Rspwhm`）、布科夫斯基、格里戈連 科、若列斯．麥德維傑夫等著名的持 不同政見者紛紛移居西方，以至於在 西方的蘇聯持不同政見者數目遠遠多 於蘇聯國內。阿爾巴托夫認為：「當 局這一手十分有效，因為流亡國外 的人實際上好像成為叛徒，不僅他本 人的名聲敗壞了，而且，他們的立 場、他們的著作、甚至支持他們的 人的名聲也都敗壞了。」ds對於一些 不願離開祖國的著名持不同政見者， 政府甚至不惜採取強行驅逐出境的 辦法，索爾仁尼琴就是這樣被趕出 蘇聯的。 勃列日涅夫執政後不久，就開始 了對索爾仁尼琴小說《伊凡．傑尼索 維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的批評。索爾仁尼琴 的長篇小說《癌病房》（Cancer Ward）和 驅逐出境乃是制裁持 不同政見者的另一措 施。70年代中期，尤 其是在「歐洲安全和 合作會議」談判期 間，蘇聯開始迫使大 量持不同政見者伴隨 X猶太人移民潮流亡 西方，以至於在西方 的蘇聯持不同政見者 遠遠多於蘇聯國內。 對於一些不願離開祖 國的著名持不同政見 者，政府甚至不惜採 取強行驅逐出境的辦 法，索爾仁尼琴就是 這樣被趕出蘇聯的。 論蘇聯對持不同 79 政見者的政策 《第一圈》（The First Circle）在國外出 版後，政府開始加大對他的壓力。 1969年俄羅斯聯邦作家協會開除了索爾 仁尼琴的會員資格。1970年10月8日， 當索爾仁尼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 公布後，蘇共中央和國家安全委員會 就開始討論如何處理索爾仁尼琴的問 題。 1973年秋天，克格勃在列寧格勒 搜查到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 1918-1956）一書的 大批手稿，當時國外報紙也在不斷報 導有關《古拉格群島》一書將要在國外 出版的情況。1974年1月7日蘇共中央 再一次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關於 制止索爾仁尼琴反蘇活動的措施」的 決議dt： 鑑於索爾仁尼琴進行惡毒的反蘇活 動，包括誹謗蘇維埃制度、蘇聯和蘇 聯共產黨內外政策⋯⋯並且把為國內 外反革命份子和敵視蘇維埃的勢力和 集團進行辯護的各種書稿、信件、訪 談錄交給外國出版社和新聞社的行 為，以及他粗暴地破壞日內瓦國際著 作權公約關於在國外出版社出版自己 文學作品的規定，追究他的法律責 任。 政治局會議之後，國家安全委員 會一方面加緊開展批判索爾仁尼琴的 運動，另一方面積極活動，為驅逐索 爾仁尼琴聯繫接收地點。1974年2月 14日《真理報》和《消息報》同時刊登蘇 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決定ek： 由於索爾仁尼琴系統地從事與蘇聯公 民身份不相符合的行為，而這些行為 已經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造 成危害，根據1938年8月19日通過的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國籍法》 第七條規定，茲決定剝奪索爾仁尼琴 蘇聯國籍並將其驅逐出境。 隨後，索爾仁尼琴被押解登上前往法 蘭克福的航班，開始了自己的流亡生 活。 總的來說，蘇聯政府對持不同政 見者運動的政策和措施是一貫的，那 就是一方面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強化意識形態控制，千方百計削弱持 不同政見者產生的社會基礎。然而， 墨守成規、不思進取和嚴重脫離實際 的政治思想工作內容，限制和壓制任 何不同於官方意識形態的做法，以及 僵化教條的工作作風導致政治思想工 作收效甚微。另一方面就是進行思想 鬥爭，即採取政治上施加各種壓力、 監督勞動、逮捕審判、關押判刑，甚 至不惜採取精神病療法和驅逐出境的方 法來鎮壓這些給社會主義制度抹黑的 人。在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前期，政 府更傾向於公開鎮壓，從1956-1980年 因為從事反蘇宣傳與散布「攻擊蘇聯國 家與社會制度的故意造謠誹謗」而被判 刑的人數統計，可以看出這一趨勢： 「1956-1960年因政治原因而被判罪的 蘇聯公民共有4,676人。1961-1965年 被判罪的為1,072人，其中1965年被判 罪的總共是20人。1966年為48人， 1967年為103人，1968年為129人， 1969年為195人，1970年為204人。 1976-1980年總共為347人。」el當然， 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材料所公布的 數字同持不同政見者的實際人數可能 有很大出入，因為許多持不同政見 者是按刑法一般條款審判的，而且， 被判處送精神病院或驅逐出國的持 不同政見者都不經法律手續。另外， 許多持不同政見者是通過行政、黨或 1956-80年因為從事 反蘇宣傳與散布「攻擊 蘇聯國家與社會制度 的故意造謠誹謗」而 被判刑的人數統計： 1956-60年因政治原 因而被判罪的蘇聯 公民共有4,676人。 1961-65年減至1,072 人，1976-80年總共 為347人。從數字可 以看出，蘇聯政府從 早期的對持不同政見 者的公開鎮壓，轉變 為採用更加多樣化的 方法。 80 政治與法律 別的渠道施加壓制的形式處理的。但 是，通過這一材料最起碼能夠說明 70年代以來，蘇聯政府盡量減少對持 不同政見者的公開審判，方法更加多 樣化了。 註釋 1256blbm　沈志華主編：《蘇聯歷 史檔案選編》，第三十一卷（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頁115；132；149；196；504； 502。 3ctds　阿爾巴托夫（@. @pa`rnb）著， 徐葵等譯：《蘇聯政治內幕：知情 者的見證》（北京：新華出版社， 1998），頁191-92；317；200。 4 　P C @ M H (P n q q h i q j h i cnqsd`pqrbemm{i `puhb mnbeixei hqrnphh), t. 5, no. 30, d. 462, k. 231. 7 藍英年：《利季婭被開除出作 協》（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頁24-25。 8dtek　@. B. Jnpnrjnb, Jpelkebqjhi q`lnqsd: qejperm{e dnjslemr{ Onkhra~pn n ohq` reke @. Qnkfemhv{me (Qanpmhj dnjslemrnb) (Lnqjb`, 1994), 46; 362-63; 447. 9 布爾拉茨基（Fedor M. Burlatskii） 著，易崇譯：〈勃列日涅夫與解凍的 破滅〉，《蘇聯問題譯叢》，第四期 （北京：三聯書店，1989），頁26。 bkbqdo　羅伊．麥德維傑夫（Pni. Ledbedeb）著，劉明譯：《論蘇聯的 持不同政見者》（北京：群眾出版 社，1984），頁43；26；25。 bnbo　VUQD (Vemrp up`memh_ qnbpelemmni dnjslemr`vhh), t. 3, no. 80, d. 433, kk. 75-77; t. 4, no. 20, d. 82, k. 50. bpbrcl　B. @. Jngknb, “Jp`lnk`: hm`jnl{qkhe b QQQP bn bpelem` M. Upsyeb` h K.Apefmeb` (On l`reph`k`l Bepunbmncn qsd` h Opnjsp`rsp{ QQQP)”, Qr`r|_ 2, N a y e q r b e m m { e m ` s j h h qnbpelemmnqr| (2002, 4), 71; 71-72; 72. bs L. O. Lhu`iknb, B. B. M`g`pnb, Hdenknchweqj`_ dhbepqh_－npsfhe hloeph`khgl` (Lnqjb`, 1969), 16. bt @. Jnjsphm, M. Oerpnb, “JCA: qrpsjrsp`, tsmjvhh, j`dp{”, Qbnandm`_ l{qk|. (1998, 2), 123. ck PC@MH, t. 89, oewemem| 51, dnj. 3, k. 7. cmcn　@. @l`k|phj, Opnqsyeqrbser kh qnberqjhi qn~g dn 1984 cnd`? (@lqrepd`l, 1970), 29; 23. co 阿馬利里克（@. @l`k|phj）著， 萬成才譯：《被迫的西伯利亞之行》（北 京：新華出版社，1981），頁15。 cp Lnqjnbqj`_ op`bd`, 29 h~k_ 1992. cq Op`bd`, 29 `bcsqr` 1993. cr @mdpei Q`u`pnb, Bnqonlhm`mh_ (Lnqjb`, 1996), 498. cs Pni. Ledbedeb, Mehgbeqrm{i @mdpnonb (Lnqjb`, 1999), 161. dkdl　Pni. Ledbedeb, Jmhc` n qnvh`khqrhweqjni delnjp`rhh (@lqrepd`l/O`phf, 1972), 181-82; 185. dm 西尼亞夫斯基（@. Qhm_bqjhi） 著，薛君智主譯：《笑話²的笑話》 （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 頁386。 dn B. Jp`qhm, Qsd (M|~-Inpj, 1983), 73-74. dpdr　若列斯．麥德維傑夫、羅伊． 麥德維傑夫著，錢誠譯：《誰是瘋 子？》（北京：群眾出版社，1979）， 頁176；33。 dq Cphcnpemjp, “N qoevh`k|m{u oqhuh`rphweqjhu ank|mhv`u”, Upnmhj` rejsyhu qna{rhi （《時事 紀事》私下出版物11期）. 31 dej`ap_ 1969 c. www.memo.ru/history/index. htm. el “Beqrmhj @puhb` Opeghdemr` PT”, Hqrnwmhj (1995, 6), 153. 郭永勝　1959年生，男，博士，內蒙 古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從事蘇 聯歷史和伊斯蘭教問題研究，先後發 表論文二十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