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的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_柿沼阳平

　　　　　　史　学　月　刊　　　　　　　　　　　 ２０１２年　　第 ９ 期 ·专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研究· 蜀汉的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 〔日〕柿 沼 阳 平 ［关键词］三国；蜀汉；货币；经济；布帛；钱币；黄金；物流；军事最优先型经济 ［摘　要］蜀汉政权自始至终坚持的“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其基础是诸葛亮、蒋琬、费祎等人分别同 时管理以尚书系为核心的朝廷和以将军系为主的军队，该体系在尚书令陈祗死后开始发生动摇。所谓蜀 汉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是指拥有总人口十分之一以上吏卒的蜀汉，对这些吏卒加以合理利用，以计划 性军事都市汉中为据点开展远征、绑架、屯田三位一体的活动体系。该体系是实现增强兵力、镇抚周边、显 扬国威的以军事为最优先的经济体系。其中，布帛起到主要国家性结算手段的作用，钱则是民间经济流通 的手段，两者分别作为蜀汉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的润滑油进行流通。由于蜀汉吏卒的人口性比率与优 先军事型政策在其他战时国家中最为突出，所以与其将蜀汉经济称做“战时经济”或“军事经济”，不如称其 为“军事最优先型经济”。另外，虽然蜀汉政府对民间经济的发展较为轻视，但其经济却并没有呈现出失 调、矛盾的现象，这也是蜀汉经济的结构性特点。 一　前　　言 ＊ 笔者曾经对曹魏的货币经济进行了探讨①， 其结论为，在曹魏，虽然五铢钱自东汉以降失去 了国家性结算手段的功能，但作为纯粹民间的经 济流通手段却得以重获新生；另一方面，布帛作 为新的国家性结算手段开始发挥作用。这一货 币史上的重大转变起初仅发生于曹魏国内，后来 由于接连发生了曹魏吞并蜀汉、曹魏禅让帝位于 西晋、西晋吞并孙吴等历史事件，从而导致其成 为自三国时代以降货币经济总方向的决定性因 素。 那么，在这一中原货币经济的转折时期，曹 魏以外的两大国（蜀汉和孙吴）中究竟存在何种 经济体系呢？相较于建立了中原主流经济的曹 魏和西晋而言，蜀汉、孙吴仅作为地方政权割据 四川、江南数十年，在这个意义上蜀汉和孙吴的 经济只不过是一种“亡国经济”。然而如后所述， 实际上，生活于“亡国”的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反复 进行探索，试图在三国间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取 胜，结果成功地孕育出独特的地方经济。在描述 魏晋南北朝货币经济的时代特点时，不能无视地 方政权的挣扎和他们思索经济的过程。 那么蜀汉经济具体有何种结构性特点呢？ 过去认为蜀汉经济的相关史料非常少②，但也未 必完全没有，如陶元珍、陈啸江、余鹏飞等进行的 基础性研究已对此做了细致的史料收集和考 证③。关于蜀汉的主要经济政策及丞相诸葛亮 的经济思想等也有很多论考，但是这些研究并未 对蜀汉经济的结构性特点进行总体的、系统的论 述。如笔者在后文所述，可以认为蜀汉是“军事 最优先型国家”，亦即，蜀汉拥有占其总人口百分 之十五的吏卒（参见后文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１），这个比率在中国 古代诸国家中最高，可见蜀汉比典型的军事国家 更为严格（以下称“军事最优先型国家”），但以往 学者几乎很少探究蜀汉是如何在经济方面支撑 其军事这一问题。例如，闵传超主张蜀汉只重视 ·８２· ＊ ① ② ③ ＊ 本文是２０１１年度松下幸之助纪念财团助成（研究课 题：中国南北朝時代における貨幣経済史の研究）的研 究成果。 〔日〕柿沼阳平：《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东京，汲 古书院２０１１年版。在引用日本研究刊物或论文时，如 果著者、论文名称、刊物名称的中文译名与日文原名一 样，省略中文译。 〔日〕村田哲也：《蜀汉政权成立前史———成立期刘备集 团の支配をめぐって―（蜀汉政权成立前史———围绕 成立时期刘备集团的支配）》，京都《东洋史苑》第７４ 号，２０１０年。 陶元珍：《三国食货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年版；陈 啸江：《三国经济史》，台北，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１９３６ 年版。余鹏飞：《三国经济发展探索》，湖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 军事而忽略了经济发展①；周一良则主张蜀汉经 济，尤其在诸葛亮执政以后发生了倒退②；上海 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张 诸葛亮出于军事目的维持经济，且一味地依赖四 川地区的丰富的资源，从而未着手进行经济方面 的改革，也没有推出特别值得称道的经济思想和 政策③。这些研究均对于蜀汉货币经济的存在 做出了消极评价。另一方面，刘静夫则认为蜀汉 立足于丰富资源，其立国的基础是小农经济④。 关于诸葛亮独有的经济思想，余鹏飞列举了农本 主义政策、盐铁和绢织物的生产、减免徭役和赋 税、力行节约和反对奢侈这四点⑤。但这些也仅 限于对相关史料的介绍及概说，既未论及经济与 军事之间的联动，也没有全面地描述蜀汉经济的 结构性特点。此外，高凯、郑发展、赵中祥认为由 于蜀汉对军事过于重视，造成人口失调，所以其 灭亡是必然的结果⑥。陈玉屏主张虽然蜀汉有 强大的兵力，但同时也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很 大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蜀汉没有发生大规模 的叛乱，乃是因为诸葛亮的道德精神对老百姓具 有深刻影响的缘故⑦。虽然这些研究把蜀汉定 位为军事国家是准确的，但其主题均非对蜀汉经 济的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没触及到经济问题的核心。另一方 面，周红指出蜀汉开展的几次远征给老百姓造成 了沉重的经济性负担⑧。王明前也指出诸葛亮 执政的蜀汉其基础是“军政合一”或“以军统政” 的“战时经济”⑨。这两个研究准确地关注到经 济与军事的密切关系并对其内容做了讨论，这方 面的研究并不多见。然而遗憾的是，周红与王明 前的研究都未深入，再加上 材料 关于××同志的政审材料调查表环保先进个人材料国家普通话测试材料农民专业合作社注销四查四问剖析材料 不足，解释也不 十分严谨，因此在很多问题点上笔者认为尚存值 得商榷之处。众所周知，关于蜀汉的史料不少都 缺乏可靠性，这就要求我们在基于以往研究的基 础上进行审慎的考察。另外，周红与王明前把蜀 汉经济看做战时经济，但他们却未对蜀汉经济与 其他中国古代的战时经济的区别进行说明。如 上所述，蜀汉吏卒比率在中国古代诸国中为最 高，基于这一点，蜀汉经济与诸国也应具有某些 不同的特质。蜀汉政府虽然是非常严格的军事 最优先型国家，有四十多年的命脉，但如后文所 述，蜀汉灭亡的原因并非是因为国内存在经济上 的问题，而是受到曹魏侵攻的缘故。因此，蜀汉 灭亡的直接原因不在于蜀汉内部（比如军事最优 先这一倾向、人口失调等）。我们与其在蜀汉的 灭亡的前提下试图寻求蜀汉经济上的缺陷，不如 通过对可靠资料的统计了解蜀汉经济的构造性 特质。在本稿中，笔者试以蜀汉军事和经济的关 系为中心阐明其经济的结构性特点，并以此揭示 蜀汉经济与中原主流经济（东汉经济→曹魏经济 →西晋经济）的区别。 二　刘备集团和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 １．入蜀期 如前所述，在讨论蜀汉经济的结构性特点 时，最需要注意的是其经济与军事之间的关系。 蜀汉开国皇帝刘备原本是军人，他在东汉末年的 战乱时期在河北起兵，其股肱之臣关羽、张飞等 也是地道的军人。他们作为佣兵军团转战各地， 名声逐步得以提升。其后，刘备通过“三顾之礼” 迎来诸葛亮，又经赤壁之战得到荆州的局部，此 后打出击败曹操、汉室再兴的大义名分，继续加 强军团的建设。可见，刘备政权从来都对军事十 分重视，而经济则从来都是作为军事的附庸存在 的。例如赤壁之战后，刘备将零陵、桂阳、长沙三 郡纳入囊中，交由诸葛亮管理，诸葛亮则将该地 的赋税用于“军实（军费）”。 　　Ａ．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先主遂收江南， 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 ·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闵传超：《诸葛亮再评价》，《历史教学问题》１９８４年第４ 期。 周一良：《论诸葛亮》，《历史研究》１９５４年第３期。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思想史研究室编：《三 国时期其他人物的经济思想》，《秦汉经济思想史》，中 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 刘静夫：《中国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版。 余鹏飞：《三国经济发展探索》，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版。 高凯、郑发展、赵中祥：《从人口性比率失调看蜀汉政权 之败亡———兼论刘备、诸葛亮为政之失》，《郑州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陈玉屏：《试论诸葛亮的道德风范及其对蜀汉政治的影 响》，《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四川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版。 周红：《论蜀汉兴衰的财政原因》，《现代财经》２０００年 第１１期。周红认为蜀汉的主要政策是“以攻为守”，这 看法是从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来的。但张大可（《论 诸葛亮出师》，《西北史地》１９８４年第４期）、李兴斌 （《诸葛亮北伐曹魏目的论析》，《门外谈兵》，齐鲁书社 ２００４年版）等批评这一观点。 王明前：《蜀汉政权的军政体制与战时经济》，《福建师 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其赋税，以充军实①。 当然刘备在运作政权时不可能将全部赋税都用 于军费，一部分也会用来完善其统治地区的基础 设施等。但史料中仍明确记载赋税用于军费。 诸葛亮早在《隆中对》中就提出了统一天下 之策②。他 建议 关于小区增设电动车充电建议给教师的建议PDF智慧城市建议书pdf给教师的36条建议下载税则修订调整建议表下载 刘备政权要先取交通要冲荆州 和经济资源丰富的要害之地益州，西和诸戎、南 抚夷越、外结孙权，在此基础上“内修政理”，乘天 下有变，自荆州、益州出兵打倒曹魏。这些政策 不仅仅是出于重视军队建设的目的，而是主张应 在“内修政理”（以下称“重视内政的体系”）的基 础上伺机出兵。这并不能表示诸葛亮对内政体 系持轻视的态度。他只是主张应该先重视以军 事为最优先的经济体系（以下称“军事最优先型 经济体系”），此后重新重视内政，并非完全忽视 内政体系。 入蜀前的刘备还只是占有荆州的局部地区， 所以首先必须建立为保持势力所需的军队。这 也使得刘备不得不在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下 优先加强军备和扩张领土。这亦是史料Ａ中所 述的将赋税主要用于军费的理由之一。即，相对 于“复兴民间经济”而言，刘备更加重视“复兴汉 室”所需的军备。这一点也如实地体现了刘备与 诸葛亮“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的政治取向③。 田余庆认为赤壁之战以后刘备政权的动向轨迹 很符合“隆中对”的计划，但他同时又提出，由于 诸葛亮当时尚未处于政府的中枢地位，基于“隆 中对”的政权运营实际上始于刘备死后④。不管 怎样，刘备一直重视军事这一方针跟“隆中对”的 理念基本吻合。 其后，刘备将军队推至蜀地。当时的四川是 极其丰饶的农业地带，因此，这一地区奢侈之风 十分盛行⑤，当地的刘璋政权便拥有着巨额财 富。 　　Ｂ．璋以米二十万斛、骑千匹、车千乘、缯絮锦 帛，以资送刘备⑥。 Ｃ．【建安】十九年，进围成都数十日，城中尚有 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⑦。 Ｄ．【先主入蜀时】璋增先主兵，使击张鲁，又令 督白水军。先主并军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甚 盛⑧。 据上引史料可知，原本无辎重的刘备军通过入蜀 战争取得了巨额财富⑨。到了成都入城时，其除 了分别向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赐黄金五百 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外，还赐予其他军 官、士兵以金银等物。 　　Ｅ．飞所过战克，与先主会于成都。益州既平， 赐诸葛亮、法正、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 五千万、锦千匹。其余颁赐各有差，以飞领巴西太 守瑏瑠。 Ｆ．【建安】十九年夏，雒城破，进围成都数十 日，璋出降。蜀中殷盛丰乐，先主置酒大飨士卒，取 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瑏瑡。 史料 Ｆ中记载刘备入蜀后向将士们发放“金 银”，似乎刘备发放之物仅限于金银。但在史料 Ｆ后段记载又有“还其谷帛”，史料Ｋ（见后文）中 也记载了发放“府库百物”。因此可以据此推测 出实际发放之物除了“金银”外还涉及到其他各 类财物。可以看出，刘备虽然尚未具有足以与曹 魏抗衡的领土，需要极力缩减财政开支，但是却 不吝于向长年追随的将士发放财物。这从侧面 表明，原本该用于政权运作及完善国内基础设施 ·０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 ９１５～９１６页。以下引用《三国志》时只举传名。 《诸葛亮传》，第９１２～９１３页。如内藤湖南所说，《隆中 对》的目标不是“天下三分”而是统一天下（〔日〕内藤湖 南：《诸葛武侯》，《内藤湖南全集》第１卷，东京，筑摩书 房１９７０年版）。 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刘后主志》，上海古 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４０９页。这是诸葛亮对滥发大 赦做的劝告，由此可见诸葛亮与刘备的政治态度。 田余庆：《〈隆中对〉再认识》，《秦汉魏晋史（重订本）》， 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 《董和传》曰：“益州牧刘璋以【董和】为牛鞞、江原长、成 都令。蜀土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 葬送，倾家竭产。和躬率以俭，恶衣蔬食，防遏逾僭，为 之轨制，所在皆移风变善，畏而不犯。然县界豪疆惮和 严法，说璋转和为巴东属国都尉。”（第９７９页） 《刘二牧传》注引《吴书》，第８６９页。 《刘二牧传》，第８６９页。 《先主传》，第８８１页。 《法正传》曰：“郑度说璋曰：左将军县军袭我，兵不满 万，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第９５８页） 《张飞传》，第９４３页。 《先主传》，第８８２页。关于“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 这句，《通鉴》跟《蜀书》一样，但《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刘后主志》作“取蜀城中民金银颁赐将士”（第３６７页）。 不过《资治通鉴》（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版）献帝建安十九 年条胡三省注曰：“公私所有金银。”（第２１２９页）任乃 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也把“民金银”一句解释为公私 的财物表示对胡注的肯定（第３６８～３６９页）。即，任乃 强认为其中的“民”是指刘璋、臣下、富商、巨室等，不包 括官库和一般民家。但笔者认为没收刘璋财物的人是 刘备，不是一般的士兵，且以后刘备把它又还给刘璋 了，所以两者完全不一样。笔者认为刘备允许士兵掠 夺的对象应不包括富家、一般民家而只是官库。即《华 阳国志·刘先主志》的说法有误。 的资产被优先使用于军功的褒赏方面。也就是 说，相较于民生而言，此时的刘备优先考虑的是 军人。 其结果自然是令国库瞬间告罄。于是如史 料Ｆ所述，刘备又令将士们将谷物和绢织物退 还国库，理由可能是因为谷物和绢织物是政权运 作所必须之物。事实上，从传世文献中散见的事 例可知，谷物和绢织物在之后的蜀汉是作为主要 的国家性结算手段存在的。 　　Ｇ．亮曰：“街亭军退，兵将不复相录，箕谷军 退，兵将初不相失，何故？”【邓】芝答曰：“【赵】云身 自断后，军资什物，略无所弃，兵将无缘相失。”云有 军资余绢，亮使分赐将士，云曰：“军事无利，何为有 赐。其物请悉入赤岸府库，须十月为冬赐。”亮大善 之①。 Ｈ．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 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 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 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及卒，如其所言②。 Ｉ．【建兴】二年春，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三年 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③。 可见，由于绢织物和谷物在刘备入蜀后是国家运 作的必需品，因此刘备禁止将其悉数进行发放， 而要求将士将其退还国库。那么难道谷物和绢 织物以外的财物就不是政权运作所必须之物吗？ 从下面史料可见，炎兴元年（２６３年）蜀灭亡时国 库中仍有少量的黄金等储备。 　　Ｊ．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 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米 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 余物称此④。 相比西汉拥有巨量黄金（王莽时有七十万斤）而 言，蜀汉的金银拥有量（金银各两千斤）实在是微 不足道。这个量大致等于入蜀时赐予诸葛亮、法 正、张飞、关羽的黄金总量，因此，其作为一国的 拥有量来说着实少得可怜。可见黄金应该只是 一种单纯的贵重品，而不是政权运作所必须的结 算手段⑤。 另一方面，钱又是怎样的呢？据上文的分 析，刘备在入蜀时很可能将除了谷物、绢织物以 外的财物全部发放给将士，而且，实际上，以下史 料中也明确记载了这件事。 　　Ｋ．初攻刘璋，【刘】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 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 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刘】巴曰：“易 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备从 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⑥。 其原因之一应该是由于刘备此时依然是汉臣，汉 代军功褒赏制以钱为主⑦，因此在军功褒赏时必 须发放钱。但他为什么没有像收回谷物、布帛那 样对钱进行回收呢。如果刘备认为钱是其后政 权运作中所必须，就不会在发放钱后不采取任何 措施。因此，很有可能刘备根本没打算在入蜀后 的政权中将钱作为主要的国家性结算手段（例如 维持政权所必须的发给将士及吏的薪资等）。事 实上，也找不到此后蜀汉大规模使用钱作为国家 性结算手段的史料。 ２．刘巴的名义货币政策 入蜀时众多大臣、将士都收到了钱作为褒 赏，对于他们来说，钱还是具有某种价值的。从 前揭史料 Ｋ可知，对于因入蜀时发放“府库百 物”而陷入财政困难的刘备，刘巴建议铸造一种 “直百钱（一枚相当于百钱）”的名义货币与以往 的五铢钱同时并行流通，以便从民间购买诸项物 资。同时他还建议首先制定官市掌控交易现场， 令吏对商人进行监视，使他们无法拒绝使用名义 货币或在五铢钱和名义货币之间进行选钱以平 诸物价，进而从民手中收购“百物”充实府库。这 个前提是在蜀汉的集市中仍然广泛流通着作为 “直百钱”基准的五铢钱。事实上，蜀汉古钱中确 有“直百五铢”、“五铢”等钱文，据传入蜀时铸造 的是“直百五铢”钱⑧，可解释为“值百钱的五铢 钱”。可见蜀钱作为民间的经济流通手段应仍然 具有价值。当然，既然此时蜀汉政府用钱从民间 ·１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赵云传》注引《云别传》，第９５０页。 《诸葛亮传》，第９２７页。 《后主传》，第８９４页。 《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第９０１页。 据《后汉书·郡国志五》建为属国条注曰：“诸葛亮书 云，汉嘉金，朱提银，采之不足以自食。”（中华书局 １９６５年版，第３５１６页）诸葛亮通过南征获取了金银， 但如本稿所述，蜀汉政府的黄金储备量比不上汉代。 《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第９８２页。 〔日〕柿沼阳平：《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第６章。 总论编写组：《总论》，马飞海主编：《中国历代货币大系 ２·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货币》，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版；王怡辰：《魏晋南北朝货币交易和发行》，台北，文 津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总论编写组认为“直百”、“太平 百钱”、“世平百钱”、“太平百金”、“定平一百”、“直百 钱”、“直一钱”均为蜀汉的钱，但萧清的《中国古代货币 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认为关于“太平百钱”、“定 平一百”等尚存疑问。 收购物资，钱作为国家性结算手段也被排除出 去。然而如前所述，很难断定蜀钱经常被用于支 付包括将士的薪资等普通经费，这一点上蜀钱与 汉钱之间存在很大区别。蜀汉政府为了从民间 收购财物，临时增铸了已经被民间广泛接受的 钱，而蜀汉政权运作所需的基本国家性结算手段 仍然是布帛和谷物。而且刘巴政策的前提是由 政权对“官市”中的商品交易和钱本身的信用进 行担保，反之，如果缺乏强有力的国家统制将会 引发钱的贬值和物价高涨。如果“直百钱”在“官 市”以外的集市流通则很容易使得钱发生贬值。 就算规定布帛和钱的固定比价以试图暂时维持 名义货币的价值也非易事。事实上，汉帝国也曾 试图使钱文偏离实际重量，但均以失败告终①。 也就是说，刘巴政策的首要目的仍然在于回收军 需物资，其优先考虑的未必是稳定民间经济。顺 便提一下，此时国库应该已经出现钱的短缺，短 期内也难以收集铜等原料。根据以下史料，为了 渡过这一难关，刘备可能通过熔化“帐”中的铜配 件等来铸钱。 　　Ｌ．上即位，〔崔〕祖思启陈政事曰：“……刘备 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② 蜀汉虽然实施了上述军事最优先型政策，但并没 有因此引发大的经济混乱③，原因之一应该是当 时多数有钱人是军人，是那些入蜀时的军功受益 阶层，而他们必须听命于政权的缘故。而且那些 因军功而受益的阶层在入蜀时受到购置土地的 限制使得他们无法成为地主④，而不得不依靠政 府。即便是首要的重臣诸葛亮也尽量回避蓄财 （史料 Ｈ），这无疑有助于约束其他大臣成为地 主⑤。但同时也促使非益州系大臣（来自别州的 大臣，以下称“非益州系大臣”）支持政权的专制 统治。另一方面，原来的益州豪族（以下称“益州 系大臣”）的领地得以保全，在这个意义上来看， 他们似乎比非益州系大臣更受优待⑥。而且，益 州系大臣并非是因入蜀战争的军功褒赏得到钱 从而兴起的势力，他们以原来的大土地所有作为 其主要财源，所以刘巴的货币政策应该并未使他 们受到足以丧失全部财产的沉重打击。这样一 来，刘巴的政策巧妙地回避了益州系大臣和非益 州系大臣双方的不满，从而得以顺利实施。那 么，蜀汉后来又是如何驾驭经济的呢？ 三　汉中争夺战和南征的经济意义 刘备在入蜀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即是进军汉 中。此时的汉中已落入曹操手中，刘备经过斩曹 操麾下勇将夏侯渊而成功夺取。由于此时汉中 大部分百姓已被移居北方，所以刘备实际得到的 是一座较为空虚的汉中⑦。但，因为这是刘备首 次直接对峙曹操而大胜，夺取汉中具有重大的意 义，因此，刘备于建安二十四年（２１９年）秋被推 ·２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日〕柿沼阳平：《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第３章。 《南齐书·崔祖思列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２年版，第５１８ 页。 关于曹操镇压汉中，《刘晔传》注引《傅子》曰：“【曹公】 居【汉中】七日，蜀降者说：‘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虽 斩之而不能安也。’”（第４４５～４４６页）这只不过表示因 为曹操镇压汉中，蜀汉陷入了暂时的混乱。实际上，谋 臣刘晔曾劝告曹操，从今起对蜀汉发动进攻也来不及 了。因为其推测取得蜀汉的消息需要几天，再加上攻 击蜀汉的准备工作仍需要几天，而到那时候蜀汉的内 情已经得以恢复。 《赵云传》注引《云别传》曰：“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 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赵】云驳之曰：‘霍 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 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 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 可役调，得其欢心。’先主即从之。”（第９５０页） 《姜维传》曰：“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 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 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 消尽……”（第１０６８页）这意味着姜维刻意避免私利和 积蓄钱财的态度。 关于益州系大臣和非益州系大臣的区别，参见〔日〕狩 野直祯：《蜀汉国前史》，东京《东方学》１９５８年第１６辑 等。该讨论目前进展到关于大臣的出身分类的问题。 〔日〕渡边义浩：《三国政権の構造と「名士”（三国政权 的构造和“名士”）》，东京，汲古书院２００４年版；〔日〕上 谷浩一：《蜀汉政权论———近年の诸说をめぐって— （蜀汉政权论———围绕近年的诸种见解）》，东京《东方 学》１９９６年第９１辑等都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但在本 稿不做讨论。顺便要说的是，关于抵抗刘备入蜀的人， 渡边认为是自刘焉以来的东州兵与“在益州本地不具 势力的人群”，而益州本地势力属于刘备。上谷对渡边 的见解做了批判并认为反抗刘备的人们之中还有黄 权、严颜、郑度等益州本地势力。〔日〕狩野直祯《蜀汉 政权の构造（蜀汉政权的构造）》（京都《史林》１９５９年 第４２卷第４号）认为，巴蜀豪族基于“保身”行动，但严 颜与张任被抓住喊一声：“杀我。”（《先主传》注引《益部 耆旧杂记》，第８８３页；《张飞传》，第９４３页）他们的行 动原理不一定是基于“保身”的。而且各人有相异的个 性和背景，按出生地来分为“名士”，渡边这样的研究方 式有探讨的余地。 《周群传》曰：“先主欲与曹公争汉中，问群。群对曰： ‘当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军，必不利，当戒臻慎 之。’时州后部司马蜀郡张裕亦晓占候，而天才过群， 谏先主曰：‘不可争汉中，军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 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第１０２０页） 举为大司马和汉中王，且在建安二十五年（２２０ 年）即皇帝位。由于蜀汉在此不久前刚失去荆 州，且刘备在即位皇帝后的夷陵之战中大败于孙 吴，所以没有理由放弃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 在刘备死后南蛮也相继发生叛乱，那么，诸葛亮 是如何在新皇帝刘禅面前处理经济事务的呢？ 诸葛亮与孙权结盟后，首先尝试远征南蛮。 其原因之一是因为刘备死后发生了益州豪族雍 闿的叛乱，另外，建兴元年（２２３年）也爆发了牂 牁太守朱襃、越嶲蛮王高定的叛乱。此外，南征 背后还有下述经济方面的考虑。蜀汉原本设有 盐府校尉（王连①）、司盐校尉（岑述②）、司金中郎 将（张裔③），并通过这些机构管理蜀汉的特产品 盐铁以补充军费④。当时盐府校尉王连特意请 来吕乂、杜祺、刘干等任典曹都尉，典曹都尉很可 能也参与了盐铁的业务。然而，如同汉代盐专卖 制造成为民众的负担一样⑤，国家对盐铁的管理 也可能给蜀汉的民间经济带来弊害。事实上，王 连的工作虽然一方面因“军资所恃，是辨是裨”⑥ 而受到肯定，另一方面也受到“苟作掊克，使百姓 疲弊，以致今日”⑦的批判。另外，在蜀汉，绢织 物也在“锦官”⑧的管理之下售往曹魏及孙吴，实 现了高额贸易盈利⑨。诸葛亮认为绢织物是“决 敌之资”瑏瑠，非常重视其在经济战争中的意义。 而且对上述史料进行仔细研读可以发现，盐铁及 绢织物作为蜀汉的军需工业受到相当的重视，其 目的并非是为了民间经济。蜀汉从一开始就有 丰富的物资，如果仅仅是为了维持地方政权的稳 定，诸葛亮没有必要亲自远征南蛮。可是正如前 揭“隆中对”可知，为了讨伐曹魏必须确保更多领 土、物资及平定南蛮，这就是诸葛亮必须大举南 征的原因。 但王连对此屡次提出反对，因此，一开始诸 葛亮并没有亲赴南征。在王连看来，只要能牢牢 掌控盐铁政策就没有开拓新的财源的必要，虽说 南蛮发生了叛乱，但就其重要性而言，也不足以 令诸葛亮冒着患风土病等危险亲赴前线镇压。 但建兴二年（２２４年）王连死后，第二年就开始了 南征。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刘备的服丧期已过， 另一方面，王连这一才华出众的官僚的去世导致 益州的盐铁进行得并不顺利，因此向南蛮开拓创 造新的财源也就转为必要了。这样一来，诸葛亮 没有在建兴元年（２２３年）立即进行南征，而是作 了两年的准备的原因以及王连相关史料就都能 解释得通。诚如以往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南蛮是 盐、铁、耕牛、军马、金、银、犀皮等物资的宝库，蜀 汉令南蛮人献上诸项物资用来做北伐的准备，这 无疑减弱了益州在北伐时受到的经济性压力，因 此使得益州系大臣变得不再那么反对北伐瑏瑡。 结果，蜀汉从南蛮人手中夺取这些物资的原 ·３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王连传》曰：“王连……迁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 甚多，有裨国用，于是简取良才以为官属，若吕乂、杜 祺、刘干等，终皆至大官，自连所拔也。迁蜀郡太守、兴 业将军，领盐府如故。建兴元年，拜屯骑校尉，领丞相 长史，封平阳亭侯。时南方诸郡不宾，诸葛亮将自征 之，连谏以为：‘此不毛之地，疫疠之乡，不宜以一国之 望，冒险而行。’亮虑诸将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连言 辄恳至，故停留者久之。”（第１００９～１０１０页） 《杨洪传》，第１０１４页。 《张裔传》曰：“先主以【张】裔为巴郡太守，还为司金中 郎将，典作农战之器。”（第１０１１页） 《吕乂传》曰：“初，先主定益州，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 利。后校尉王连请【吕】乂及南阳杜祺、南乡刘干等并 为典曹都尉。”（第９８８页）《太平御览·饮食部·盐》所 引《博物志》曰：“临卭火井，诸葛亮徃视之后，火益盛。 以盆贮水煮之则盐。后人以火投井中火即灭，至今不 然。”（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３８４０页）且《元和郡县图 志·剑南道下陵州·始建县条》曰：“铁山，在县东南七 十里。出铁，诸葛亮取为武器。”（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 第８６３页）说明也有诸葛亮直接采铁制造兵器的情况。 〔日〕柿沼阳平：《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第８章。 《杨戏传》附《季汉辅臣赞》曰：“屯骑主旧……军资所 恃，是辨是裨。赞王文仪。”（第１０８２页） 《廖立传》曰：“【廖】立计曰：‘军当远立，卿诸人好谛其 事……今弱世也……王连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疲 弊，以致今日。’”（第９９７页） 《初学记·宝器部·锦》引《益州记》曰：“锦城在益州南 笮桥东流江南岸，蜀时故锦宫也。其处号锦里。”（中华 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６５５页）“锦宫”是“锦官”之误。仲山 八郎《唐末までの蜀锦生产（唐末以前的蜀锦生产）》 （东京《一桥论丛》１９５４年第３２卷第４号）收集了蜀汉 绢织物的相关史料。 《太平御览·布帛部·锦》曰：“魏文帝诏曰：‘前后每得 蜀锦殊不相比适可讶。而鲜卑尚复不爱也。自吾所织 如意虎头连璧锦亦金薄蜀薄来至洛邑，皆下恶是为下 土之物皆有虚名。’”“环氏《吴纪》曰：蜀遣使献重锦千 端。”《太平御览·布帛部·锦》曰：“《丹阳记》曰：‘斗场 锦署平关右迁其百工也。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 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布于蜀，而吴亦资西道。’”（第 ３６２２、３６２４页）；《吕蒙传》说吕蒙在奇袭关羽时为了士 兵作商贾人服。根据这些史料，可以看出三国时代国 家间有一定的商业交流，其中蜀汉以高价出售布帛。 《太平御览·布帛部·锦》曰：“《诸葛亮集》曰：‘今民贫 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第３６２４页） 〔日〕渡边义浩：《三国政权の构造と“名士”（三国政权 的构造和“名士”）》，第１６５～１９４页。 产地，并对他们课以赋税和兵役①。另外，由于 贵重品等通过西南丝绸之路流入南蛮，因此蜀汉 可能将这些物资也纳入其管理之下②。 在压制南蛮后，蜀汉经济究竟发生了何种变 化呢？诸葛亮在南征后至北伐前给君主刘禅的 所谓《出师表》中提到取得了大量的军需物资，但 同时也表示“益州疲弊”③。乍一看两者似乎相 互矛盾，其他史料中也散见蜀汉当时拥有大量的 军需物资和关于益州疲弊的记载④。《出师表》 应该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同时需要注 意的是，南征的成果仅仅在于取得了充足的军需 物资，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蜀汉经济的全面提 升。南征虽然确如以往学者指出的那样，其目的 之一在于对南蛮实行经济上的剥削⑤，但严格来 讲，其对象是军需物资，丰富民间经济并非主要 的目的。当然，蜀兵及其家庭中也存在不少南征 的军功受益者，可是他们没有与民间经济直接相 关而是作为官方人士受益。可见，对诸葛亮而 言，仍然是军事优先于内政，所以在《出师表》中 同时存在阐述民间经济疲弊的“益州疲弊”和“获 得军需物资”的内容。 四　北伐的经济背景 １．蜀汉的人口比率和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 诸葛亮在从南征回师后的翌年起开始实施 北伐。按照前揭《隆中对》，原本北伐计划的前提 是占领荆州。但此时的荆州并不属于蜀汉，因此 无法过渡到重视内政的政策。曹魏和蜀汉之间 存在的国力上的差距已经难以弥补，如果仅仅是 端坐国内实施重视内政的政策，其后果只会使两 国间国力的差距逐步加大⑥。基于此诸葛亮才 决定，即使“益州疲弊”，仍坚持优先确保军需 物资，维持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断然实施 北伐。 表１　魏晋时期人口统计 国名 地方 年号 公元 兵数 吏数 户数 口数 出典等 蜀汉 蜀汉 刘备章 武元年 ２２１ 不明 不明 ２００　０００　９００　０００ 《晋书·地理 志》等。 刘禅建 兴五年 ２２７ ２００　０００ 以上 不明 不明 不明 《后主传》注引 《诸葛亮集》等。 刘禅炎 兴元年 ２６３　１０２　０００　４０　０００　２８０　０００　９４０　０００ 《后主传》注引 《蜀书》等。 曹魏 曹魏 曹奂景 元四年 ２６３ 不明 不明 ６６３　４２３　４　４３２　８８１ 《通 典 · 食 货 七》等。 国名 地方 年号 公元 兵数 吏数 户数 口数 出典等 孙吴 孙吴 孙权赤 乌五年 ２４２ 不明 不明 ５２３　０００　２　４００　０００ 《晋书·地理志 上 》等。 《通 典·食货七》以 户数为５２万、 口数为２３万。 孙皓天 纪四年 ２８０　２３０　０００　３２　０００　５２３　０００　２　３００　０００ 《晋 阳 秋》等。 《通 典 · 食 货 七》以 户 数 为 ５３万。 西晋 旧曹魏 及旧蜀 汉之地 益州 秦州（阴 平 与 武 都而已） 宁州 梁州 前四州 的合计 （旧蜀汉） 武帝太 康元年 ２８０ 不明 不明 ２　４５９　８４０　１６　１６３　８６３ 《晋书·地理 志》。《通志· 食货略》与《文 献通考·户口 一》以户数为 ２　４５９　８０４。 不明 不明 １４９　３００　５９７　２００ 口数按１户４ 口这比率来计 算。 不明 不明 ６０００　 ２４　０００ 口数按１户４ 口这比率来计 算。 不明 不明 ８２　４００　３２９　６００ 口数按１户４ 口这比率来计 算。 不明 不明 ８０　８００　３２３　２００ 口数按１户４ 口这比率来计 算。 不明 不明 ３１８　５００　１　２７４　０００ 口数按１户４ 口这比率来计 算。 ·４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方国瑜：《南中地方势力与蜀统治之争夺及相互利用》， 《方国瑜文集》第１辑，云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黎 虎：《蜀汉“南中”政策二三事》，《魏晋南北朝史论》，学 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等。 〔日〕宫川尚志：《诸葛孔明》，东京，冨山房１９４０年版； 〔日〕宫崎市定：《アジア史概说（亚洲史概说）》，《宫崎 市定全集》第１８卷，岩波书店１９９３年版。 《诸葛亮传》：“【建兴】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 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五年，率 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 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第９１９页） 《李恢传》曰：“南土平定……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 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第１０４６页）；《诸 葛亮传》注引《蜀记》曰：“晋初扶风王骏镇关中，司马高 平刘宝、长史荥阳桓隰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于时 谭者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 量力。”（第９１７页）；《谯周传》曰：“于时军旅数出，百姓 雕瘁，【谯】周与尚书令陈祗论其利害，退而书之，谓之 仇国论。”（第１０２９页）《旧唐书·张柬之传》曰：“诸葛 亮五月渡泸，收其金银盐布以益军储。”（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年版，第２９３９页） 方国瑜：《南中地方势力与蜀统治之争夺及相互利用》； 黎虎：《蜀汉“南中”政策二三事》等。 《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所载的《后出师表》曰：“然 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第９２３页） 梁玉文等《诸葛亮文译注》（巴蜀书社１９８８年版）把《后 出师表》认为是伪作，但《后出师表》确实是魏晋时期的 作品，所以它能够反映当时的实情。 那么蜀汉的兵力如何呢？从表１可知，其兵 员总数为十至二十万人。根据史料Ｃ、Ｄ，入蜀 时刘备军为三万人，刘璋军在成都有三万人（另 在雒城有一万人①），而刘璋投降时无损伤的成 都军三万人被合并入刘备军中。所以在入成都 后，刘备军已近七万（不含关羽的荆州军②）。而 且刘备在与曹操进行的汉中争夺战中进一步实 行增兵③。虽然后来蜀汉在夷陵之战中大败，但 如前所述，蜀汉通过南征再次得以增强其兵力， 且应该不会大规模的裁减兵力。表１的二十万 可能略有夸张，但北伐时的士兵人数应该比蜀汉 灭亡时多，估算有十万以上当是稳妥的。 关于蜀汉的总人口，从多种史料来看（表 １），估计其为一百万人左右应该不会有大的谬 误。事实上，太康元年（２８０年）蜀汉旧地的人口 也与蜀汉灭亡时的人口相似，两者之间相差并不 大。就蜀汉的总人口，高敏认为蜀汉的吏、卒、民 三者存在人口比率上的失调，《晋书·地理志上》 曰：“（章武元年）其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④ 《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曰：“（炎兴元年）领户 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可见蜀汉总人口在 大约四十年间并没有太大变化，造成这样的结果 或许是由于《蜀记》记载有误，也有可能是蜀汉政 府对其真正的总人口进行了隐瞒，蜀汉绝对不太 可能拥有十万兵及四万吏⑤。不过，如高凯、郑 发展、赵中祥所述，由于蜀汉连年远征，所以其人 口应该没有得到增长⑥。且《蜀记》是蜀汉灭亡 时向曹魏奉献的，所以没有必要对其进行隐瞒。 余鹏飞、蒋福亚指出，在巴蜀存在有地主经济， 上述人口统计是地主向中央政府申报的数字， 实际上应该还有众多民众在地主的管理之 下⑦。但不管怎样，蜀汉政权也掌握有一百万人 口、十万兵以及四万吏，其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基 于这些数字而对收支进行核对。这意味着每约 六七人中就有一人是吏、卒。这一比率按现代中 国来说相当于有一亿五千万以上的吏、卒，显然 不正常。 与汉代的人口统计相比较，蜀汉兵员总数多 这一异常现象更加明显。渡边信一郎认为，西汉 武帝时期的总人口为约五千万，包括约十二至十 三万官吏与一百五十万徭役劳力，另有负责地方 郡国的军役、吏役的甲卒（正）数十万，还有负责 边境、中央诸官府警卫的戍卒数十万，合计在平 时有七十万至八十万人。因此，渡边认为汉代拥 有非常庞大的劳动人口群⑧。按照这一比率，蜀 汉约百万人口，则最多只能动员约三万的徭役劳 力和约一万五千人的士兵。因此，上述人口比率 中蜀兵达十万人这一现象无疑不正常⑨。 那么，上述人口比率真的反映了当时的实际 情况了吗？蜀汉以外国家的人口比率情况又如 何呢？虽然曹魏的比率尚不明确，但从曹魏灭亡 后不久的西晋泰始六年（２７０年）正月的《河南南 乡太守郛休碑》中，可以发现存在军队过多的倾 向。 　　Ｍ．郡领县八，户万七千百卅。职散吏三百廿。 兵三千人。骑三百匹。参战二人。骑督一人。部 ·５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法正传》曰：“及军围雒城，【法】正笺与【刘】璋曰： ‘……雒下虽有万兵，皆坏陈之卒，破军之将，若欲争一 旦之战，则兵将势力，实不相当。’”（第９５８页） 〔日〕村田哲也：《蜀汉政权成立前史———成立期刘备集 团の支配をめぐって―（蜀汉政权成立前史———围绕 成立时期刘备集团的支配）》认为荆州军很少。但关羽 向北方越境入侵曹魏的樊城从而俘获了于禁的七军 （《于禁传》，第５２４页），这意味着关羽至少有几万人。 关羽在刘备入蜀以后对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加以继 承，对军队进行了增强。 《杨洪传》曰：“先主争汉中，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 以问洪，【杨】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 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 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时蜀郡太守法正从先主北 行，亮于是表洪领蜀郡太守，众事皆办，遂使即真。顷 之，转为益州治中从事。”（第１０１３页） 《晋书·地理志上》，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４１４页。 高敏：《关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数字的几个疑问 及试解》，《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５３～３５７页。 高凯、郑发展、赵中祥：《从人口性比率失调看蜀汉政权 之败亡———兼论刘备、诸葛亮为政之失》。 余鹏飞：《三国经济发展探索》。蒋福亚：《由户口变动 看蜀汉时期巴蜀地区的地主经济》，《魏晋南北朝经济 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日〕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の财政と国家（中国古代 的财政和国家）》，东京，汲古书院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３１～ １６３页。 “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 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后主传》注 引王隐《蜀记》，第９０１页）越智重明认为此史料的“人” 意味着“户”，所以蜀汉末年有户二十八万、兵户十万二 千、吏户四万。但据越智所引的史料，我们尚不能断定 “户＝人”，参见氏著《魏晋南朝の政治と社会（魏晋南 朝的政治与社会）》，东京，吉川弘文馆１９６３年版，第 １０３～１０７页。的确兵户跟一般的户籍不一样，但不能 便因此就认为“领户二十八万”不包括“带甲将士十万 二千，吏四万人”。 曲督八人。部曲将卅四人①。 户１７　１３０，如以１户４口计算相当于约七万人， 相比之下兵为三千人，西晋、曹魏军人总数占比 约为蜀汉的二分之一左右。这个史料中含有“骑 督”和“部曲督”这些词，这表明他们的兵马应属 于中央军，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应该给他们提供了 一部分资金用来给养。但曹魏的兵数还是比两 汉多。另外孙吴同样有军队过多的倾向（表１）。 所以，如果以军队的比率异常之高为理由怀疑蜀 汉的人口比率，那么曹魏和孙吴也有同样的问 题。关于曹魏和孙吴的情况，滨口重国认为曹魏 实行“兵户制（将士兵及其家人安排到一定地区， 给予其一定程度的生活保障，与编户民入不同 籍，对户内男丁世代课以兵役义务的制度）”，而 孙吴在皇帝即位以前实行“奉邑制（孙氏向主要 将领给予奉邑，用收来的租赋给麾下军队提供给 养的制度）”和“世兵制（由子弟继领父兄所用旧 兵的制度）”，“奉邑制”在孙权即皇帝位后改为了 “封爵制”。和曹魏、孙吴一样，蜀汉也实施兵农 分离的兵制，除中央军外，令土豪适当拥有部众 以维持治安。也就是说，曹魏、孙吴、蜀汉均实施 了广义的“兵户制”②。虽然这一说法在细节上 尚存异议，但三国存在兵户制本身是无疑的。所 以，曹魏和孙吴所谓异常多的兵力并非指实际在 军中的人数，可以理解为只是户口统计中的预备 兵户数。 但蜀汉在三国中的吏卒比率为最高，其实际 在北伐等地派兵人数达六至八万③，全盛期甚至 可能动员了十万人以上。也就是说，蜀汉具有可 随时派兵十万的经济基础。这表明，事实上，有 十万以上的将、兵、吏的家庭依赖于蜀汉政府的 俸给，并且暗示无法仅靠军队以外的纳税解决其 经费。所以，笔者认为，蜀军本身肯定通过实施 屯田等手段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外征时则只能对 国外物资进行掠夺。 其实，重新审视诸葛亮的北伐行动，可以发 现实际上其所有的军事行动均与经济情况有关。 亦即诸葛亮北伐的整个过程均伴有确保粮食和 屯田政策的问题。这一问题也发生在姜维断然 实施北伐时，尤其是在延熙十九年（２５６年）的北 伐中。原本姜维计划的前提是掠夺曹魏的小麦， 但由于被对手将计就计加以利用反而招致大败。 史念海认为南征和北伐的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军 粮④，不过这应该是言过其实。因为诸葛亮的接 班人蒋琬、费祎并没有进行北伐，而在国内也没 有因为军粮不足发生问题。相反，在蜀汉，由于 其为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因此军队本身在经 济上能够自给自足，通过在汉中等地的屯田、外 征时在敌地实施屯田及略夺、对外国人的绑架， 使其可以维持大军的开支。 ２．蜀汉的屯田政策和对外远征 在具体验证以上个人之见时，需要注意以下 曹魏的邓艾对屯田政策的建议。 　　Ｎ．时欲广田畜谷，为灭贼资，使【邓】艾行陈、 项已东至寿春。艾……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 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 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 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 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 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 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 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 ·６３· ① ② ③ ④ 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９，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第４５页。 〔日〕浜口重国：《秦汉隋唐史の研究（秦汉隋唐史的研 究）》上卷，东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３２６～４５６ 页。 曹爽在延熙七年（２４４年）越境入侵汉中时，蒋琬把蜀 汉军主力移到涪，汉中只有三万人而已（《王平传》，第 １０５０页）。据此，蜀汉主力一定超过三万人，延熙七年 之前，蜀汉主力跟汉中的三万人一起在汉中。假如蜀 汉主力有五至七万人，则蜀汉至少能动员八至十万人。 而且据《钟会传》，蜀汉灭亡时在乐城、汉城有五千人， 姜维主力有“步骑四五万”，诸葛瞻还有军队，即蜀汉北 面部队达到六万人以上。此外，关于蜀汉军队的规模， 除了《三国志》以外还有别的史料。比如，《诸葛亮传》 注引《袁子》，曰“数万”（第９３５页），《诸葛亮传》注引 《默记》曰“不满五万”（第９３５页）等。但它们并非簿籍 本身。而且笔者推测《袁子》是曹魏的袁准《袁氏正 论》，《默记》是孙吴的大鸿胪张俨的作品，亦即两者均 不是蜀汉的史料。另外，《后汉书·郡国志一》注引《帝 王世纪》曰：“景元四年，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 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又 案，正始五年，扬威将军朱照日所上吴之所领兵户，凡 十三万二千。推其民数，不能多蜀矣。昔汉永和五年， 南阳户五十余万，汝南户四十余万。方之于今，三帝鼎 足不逾二郡。加有食禄复除之民，凶年饥疾之难，见可 供役，裁若一郡。以一郡之人，供三帝之用，斯亦勤 矣。”（第３３８８页）但如越智重明的《屯田》（《魏晋南朝 の政治と社会》）和余鹏飞的《三国经济发展探索》所 述，这个史料中存在诸多问题。户籍相关史料本来属 于绝密，既然史料之间有矛盾，笔者认为以蜀汉的相关 户籍史料为依据似乎更为妥贴。 史念海：《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河山集》第１集，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６３年版。 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开 广漕渠①。 根据这个资料，在淮水沿岸，如果合计屯田五万 士兵且随时有四万人进行劳动，由于当地具有优 质的水资源和田地，所以预计可得三倍于“西”的 收获，扣除诸项费用后每年得到的军粮为五百万 斛。这样一来，六七年后即是三千万斛，这相当 于十万士兵５年所用粮食的总量。这项政策虽 然是以淮水沿岸的环境为前提的，但可以知道， 在蜀汉，十万士兵５年的所需粮食为三千万斛等 内容。这意味着在三国时期十万士兵每年需要 六百万斛军粮，即士兵１人每年需要６０斛、每月 ５斛、每天１．６４斗②。这个供应量超过了一个普 通士兵的范畴（笔者推测其中也许还包括有用谷 物计算的服装费）。事实上，据战国秦的《睡虎地 秦简·秦律十八种·仓律》第４９～５２简，即便是 刑徒的隶臣也能够每月获得供应禾２石（每天 ０．６６斗）③，这样看来，为士兵每天供应的１．６４ 斗并不算太多。正因为如此，才有了邓艾估计的 “十万士兵每年需要六百万斛”。 那么，蜀汉是如何确保维持十万兵所需的每 年达六百万斛的军粮的呢？如上面的史料中所 示，邓艾估计，在淮水流域每年有四万人劳动则 可得五百万斛，而“西”的收获最多只有其三分之 一（约１６７万斛）。这虽然是曹魏国内的统计，但 很难相信当时以肥沃闻名的汉中谷物产量会低 于曹魏西方地区，所以如果在汉中每年屯田四万 人，则最低应该也能收获１６７万斛以上。若蜀汉 当时有十万士兵，其六成以上在汉中，男女都参 加农耕作业④，多数妇女是士兵的妻子，因此，简 单计算，蜀汉应该每年有大约十二万男女屯田。 而且，由于蜀汉不断地从其他郡向汉中补充士 兵⑤，并且令南蛮的人们迁移⑥，再加上绑架北方 和西方的异族及投降过来的人⑦，所以实际上在 汉中应该有近十五万名屯田人员。刘备入蜀时 汉中本来就有十万户以上⑧，后来由于他们被曹 魏徙民至北方，因此广大的居住地、农地均为空 地。那么，即使汉中的产量相当于“西”，一年内 应该也能获得相当于１６７万斛的４倍，即六百万 斛以上的军粮。这和维持十万士兵每年所需谷 物储备量六百万斛相符。可以说，在蜀汉只要有 一年左右的军粮准备期，其在第二年度便可实施 大规模的军事远征。而且即便在远征期间，汉中 也有士兵的家人进行屯田，且成都等地也不断地 增产粮食，这也为蜀汉军的粮食供应提供了保 障。 而要完成上述屯田目标，当然需要有相关的 屯田管理机构，尤其是汉中。在刘备进入时没有 民，其